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1

乡村的凋敝、空心化早已不是新闻，反哺农村也成为当下比较重要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点缀在全国至少40余处土地上的乡村建设实验，大致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主导以及政府主导两种模式，这也是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两条线索。

回看民国乡村建设的那段历史，人们常常用“失败”这样的词汇来概括。今天乡村建设的再兴，说明了历史上那些“失败”的乡村建设只是暂时画了休止符，它是一场未竟的事业。

乡村建设这一概念是在“乡土中国”视野下诞生的，“乡土中国”则是随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视域中而催生的。“乡土中国”常常被想像成一个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概念，正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奔往农村的场景，也记住了晏阳初、梁漱溟、董时进、陶行知、黄炎培等名字。

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统计，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前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各地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包括阎锡山“用民政治”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涉及文化教育、农业技术、地方自治以及政权建设诸方面。可惜，这幅乡村建设蓝图未及从容展开，便因各种原因匆匆收卷。

再看今天的乡村建设，同样是在文化下乡、城乡商业互动、农民教育等方面下功夫，内核与当年并无太多实质的差异。

前些时间，有哈佛女博士质疑“碧山计划”依然是“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的，农民做农民的”。“碧山计划”在乡村建设中有多少代表性不说，知识分子和农民常在两个维度中做事却是常见的事实，这和梁漱溟当年所感慨的乡村建设者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如出一辙。

今天，面对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广西等地陆续蓬勃开展的乡村建设，虽然知识分子常常有着足够的真诚与热情投入其中，并不乏重现当年晏阳初举家搬离闹市、迁居定县的忘我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巨大的理念鸿沟是一直存在的。

百年乡村建设之路，大体上总是跳不出知识分子或政府主导、农民接受帮助安排的模式。 对此，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言下之意，乡村建设并非仅仅关涉乡村一维。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2

休闲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美国专家弗瑞戈比提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张惠娣(2004)指出“休闲文化是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指人在闲暇时间内，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构建的一种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通过渗透、融合、凝聚、熏陶、感知等多种形式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的动力源泉。张祺等(2009)提出休闲文化在大多数农村尚处于自发萌芽状态，但农村休闲文化蕴涵着强劲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因此应重点发展农村休闲经济，其包括休闲农业、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三个方面领域。吴建华(2009)认为乡村旅游文化可以分为健康的饮食文化、特色的田园文化、民俗文化及乡村市场文化。林雪涤(2013)认为农村休闲文化主要有四种类型：民俗民乐型、休闲娱乐型、农庄采摘型、主营经济型。因此，众学者认为通过各不同的休闲方式，激发并提高人的生活热情和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休闲文化就是人们在休闲时间所创造出的休闲观念、态度、方法和休闲方式。乡村休闲旅游能够强身健体、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农村健康稳定的发展、推动农民回乡建设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都有巨大的作用。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研究还可以从主体、客体与介体的角度来分类，从主体来看，包括旅游者休闲旅游的行为文化、消费文化、参与文化等；从客体来看，旅游产品文化、企业及经营文化、生态文化等，如浙江富阳的龙门古镇孙权故里，有老街文化、厅堂文化、弄巷文化、宗祠文化、古镇庙会、砚池文化等；从介体来看，包括民俗文化等，因此，在研究休闲旅游文化过程中，尤其是浙江省，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还有城市文化的冲击、杭派文化的熏陶、浙商文化的影响等。

二、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构成要素及特征

我们的社会正从信息时代步入智慧时代，新的应用技术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使对旅游者旅游信息与文化有更高层次的需求。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方式、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乡村旅游文化的体验都得以改变，因此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对于游客来说，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乡村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包括乡村的方言、着装特点、生产生活方式、老的建筑、特别的饮食、不同的节庆与礼仪、千奇百怪的禁忌等等，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最具的潜力的旅游资源。比如浙江桐庐的环溪村，作为三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坐落在著名的天山岗山麓，清澈的天子源和青源两条溪流汇合于村口，其素有“门对天子一秀峰，窗含双溪两清流”的风貌写照，作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古村落之一，拥有著名的爱莲堂、尚志堂、安澜桥、保安桥等众多古建筑。休闲旅游文化在智慧旅游时代将更深刻地影响着乡村休闲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旅游文化是乡村旅游业的精髓与核心，是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强大引擎，也是乡村旅游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乡村居民和旅游者也日益感受到文化要素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乡村休闲旅游的整个过程中，无时不渗透着文化因素。旅游的宗旨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不断追求与满足，没有文化介入、没有真正参与休闲旅游活动的休闲旅游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旅游。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不再是乡村旅游的附属品，而是决定着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和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对于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建设与宣传可以弘扬中华传统、传承优秀的乡村文化。

三、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宣传的重要意义

随着大众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在对乡村休闲旅游需求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的潮流下，游客越来越需要更加方便快捷的信息和文化服务，更多的乡村自驾、散客、个性游客将成为潜力较大的旅游市场，旅游产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相对密集型的产业，对信息查询和信息共享有着根本性的需求。智能移动客户终端的APP应用如客房预订、机票预订、线路预定已经十分普遍，随着现代无线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云技术、数据处理已经被运用到旅游产业的之中且越来越普遍，可见，信息技术是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智慧化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悉知，智慧乡村的概念也应运而生。智慧化的文化宣传不但有利于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更加方便于休闲旅游地形象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对于休闲旅游地的形象产业属性定位与价值提升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潜力。

四、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宣传平台建设

最早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率先引用数字化技术在古迹保护上，使用数字化产品，包括图片、文化场景展示、3D情景体验、互动游戏等。数字化是将各种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可以读取的数字数据，这样一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变得既方便又容易，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管理效率。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数字化，不仅能够方便了行政管理部门对文化资源的管理利用、也方便学者们的挖掘与研究，最方便的是能够促进乡村文化的本土性保护与传播。信息采集过程中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为了准确地采集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信息，必须建立本地专家团队和独立专家团队，以确保休闲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对各类乡村休闲旅游文化进行归类，包括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及介体文化。遵循保护文化原始性、科学性的原则来建立休闲旅游文化资源库，同时也必须明确这些文化要素的变化规律。乡村休闲旅游文化宣传平台的建设，首先要体现在设施设备方面，各乡村旅游地要建设乡村基础网络工程，包括无线宽带网络工程、室内WIFI覆盖工程；架设气象、交通、信息等旅游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电子宣传牌。基次是在软件技术方面，各景区及所在乡镇、村要建设乡村休闲旅游门户网站、并开通官方微信微博平台，除传统户外宣传牌、指示牌，配以电子显示器、电子讲解平台。官网应主要展现乡村地方历史文化、休闲旅游设施文化、特色乡村景观文化、休闲饮食文化、休闲娱乐文化等信息，其中节庆活动影像资料应该注意原创性、真实性，而景区景点文化介绍视频与音频资料要注意科学性、应用性。核心是打造乡村旅游地形象口号标识并配以图文介绍。民俗活动项目和相关文化性旅游项目的内容建应建立专门的链接网站，并做到网页内容实时更新。设计开发乡村休闲旅游App应用，支持微博、微信等视频信息的共享，让游客都能感受到智慧旅游带来的全新休闲旅游文化体验。通过引进人才、统筹规划、科学管理、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拉动文化资源信息共享。

五、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功能

(一)休闲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休闲旅游文化保护要突出乡村特色和当地民族特色。发展智慧乡村休闲旅游，就是要协调乡村文明、城市现代文明的和谐。文化宣传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重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同时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休闲旅游文化保护是是智慧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休闲旅游文化利用与共享的重要前提。休闲旅游文化保护性开发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战略措施。智慧乡村发展也要秉承“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构成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的理念。使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让人类更加理解智慧旅游能给环境和经济带来的好处，在感受高质量的休闲旅游体验同时保护后代的资源。借助智慧旅游发展的新模式，以保护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前提。智慧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减少游客对文化要素的不必要的破坏。

(二)休闲旅游乡村形象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

乡村旅游地的形象是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每一个乡村有其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旅游形象是向游客传达乡村品牌描述性和说服务性信息的高度概况，是用于向大众传递乡村信息和资源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所以对于在发展期、成熟期的乡村旅游地来说，有必要进行旅游地形象的定位和形象的传播，促进乡村旅游地得的发展。乡村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首先接触到的有关休闲旅游的信息，在目的地宣传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更是乡村营销活动组织过程中所离不开的中心。在旅游竞争日益激、旅游信息海量增长的今天，一个特色鲜明、意境优美、过目不忘的优秀乡村旅游形象，对乡村的休闲旅游发展来说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三)休闲旅游乡村产业属性定位与形象价值提升

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形象，是人们对乡村的综合印象和感知，是人们对乡村休闲旅游价值的评判，这其中包括诸多的文化要素，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活动项目等，综合各种要素特征并形成综合性的特定形象。乡村形象以其自然与人文景观特色为根基，也是乡村休闲旅游特点、文化及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乡村之所以存在某种层度上的注释，是一个乡村在人们心目中的具体印象、总体看法和全面评价。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诸多个方面。乡村形象定位是乡村形象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一个乡村的休闲旅游特色与内涵，通过塑造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特色，将乡村推向现代休闲旅游市场，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并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应该搭乘智慧乡村发展的快车，让更多的参与者通过云技术以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价值，智慧乡村文化传播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3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自我吸收；成都模式

笔者在2005年承担了成都市社科院委托的《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田野调查》课题，从县（区、市）、乡镇、村、农户四个层面分层抽样，在成都市所辖19个区、市、县中选择10个县(区、市)为样本区域，从中选择34个样本乡镇，按随机方法在各样本乡镇抽取3个村，得到102个样本村；再对102个样本村按随机方法各抽取10户家庭作为访谈对象，即最终得到1020个样本户。这样，共选择34个乡镇、102个村为样本点，1020个家庭为入户访谈对象，分别采用《样本点情况表》和《入户访谈问卷》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调查获得的数据使我们得以从总体上描述成都市这个超过1000万人口区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并分析其转移的方式和影响因素，以探求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律。

一、样本点农户基本情况

(一)农户人口基本情况

1020户农村家庭中，每户平均人口3.896人，男性占50.7%，女性占49.3%；其中，16―60岁的男性占男性总数73.64%，16―55岁的女性占女性总数69.93%；平均每户有2.7216个劳动力，各年龄段的男女劳动力比例见表1：

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平均每个劳动力的赡养系数为1.39，可见，现在成都农村的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每个劳动力的负担有所减轻。

(二)农民家庭土地情况

表2数据表明，成都农村的人地关系相当紧张，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1亩，大大低于2004年全国平均1.41亩的人均耕地面积数。这种人地紧张关系，既构成传统农业小块土地经营的强烈动因，又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大压力。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为了与通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衔接，又为了照顾调查对象的特点，便于分析，笔者区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Ⅰ型和Ⅱ型。农民外出打工或自我经营年平均累计超过6个月的，笔者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Ⅰ型”。农民外出打工或自我经营年平均累计超过6个月以及未超过6个月的，笔者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Ⅱ型”。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Ⅰ型转移率为31％，农村劳动力转移Ⅱ型转移率为39％，各样本区、市、县转移率见表3。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间长短分布

每年外出1个月的占2%，外出2个月的占5%，外出3个月的占3%，外出4个月的占4%，外出5个月的占2%，外出6个月的占8%，外出7个月的占1%，外出8个月的占5%，外出9个月的占4%，外出10个月的占10%，外出11个月的占8%，外出12个月的占47%。

总体来看，最近1年农村劳动力在外打工或自我经营累计超过6个月的超过80%，1年12个月都在外打工或自我经营的占转移总数的比重接近一半，说明成都市劳动力转移十分稳定。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分布

通常，人们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简单假设为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往往具体规定为向县城及以上城市转移，这对于一般表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似乎是可以的。但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非此即彼，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并未进入县城及以上城市却稳定地从事非农就业或经营。加之我们考察的成都地区由于特大型城市工业扩散效应以及发达的城郊型经济等特点，就无法用通常的劳动力转移地域内涵来概括我们的调查对象的转移情形。因此，笔者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A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B型这两个新概念。

“农村劳动力转移A型”，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本县内除县城以外所有乡镇范围内打工或从事非农经营。笔者认为该定义适合于表现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反映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中心城市周围区域分散转移，实质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的区域自我吸收。

“农村劳动力转移B型”，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本县城及本县以外所有区域范围内打工或从事非农经营。该定义与通常含义相吻合，主要反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转移。所有样本点中，农村劳动力转移A型占劳动力转移总数的比重为44％，农村劳动力转移B型的比重为56％。

所有样本点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分布状况为：乡内34%，县内其他乡镇10%，县城13%，省内县外29%，外省14%。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A型44％加上转移到县城的13％，县（区、市）区域自我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达到57％，这表明，从总体上看，成都市域范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部分是在当地，即在本县（区、市）范围内实现的。

就成都市域范围和成都市辖各县（区、市）范围不同层次看，呈现出中心城市辐射大小与区域自我吸收强弱的关系。各样本点相应数据见表4。由表4可知，离成都中心城区越近，A型转移率越高。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金牛区、锦江区、郫县、新都区、双流县的A型转移率都在50%以上，第三圈层的新津县、金堂县、邛崃市的A型转移率处于20―30%。①对于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农村来说，成都中心城区的辐射作用很强，带动这些区域二、三产业发展从而使人口流动半径缩短，使得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县（区、市）范围就近转移就业。对于第三圈层来说，尽管低一些的A型转移率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半径，但是，从转移出县（区、市）范围的农村劳动力的去向即省内县外29%和外省14%来看，由于这29%主要是在成都打工，就表明，大多数不过是把转移半径从本县（区、市）延长到整个成都市域，即在县（区、市）范围未能实现区域自我吸收的农村劳动力又大多数转移到大成都范围。换言之，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在县（区、市）范围内的区域自我吸收，第三圈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在大成都范围内的区域自我吸收。总而言之，从整个成都市域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表现为成都市域范围内的区域自我吸收。

(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者占66%，自我经营者占34%。这表明，一方面成都市农民自我经营的意识强烈；另一方面，成都市城乡统筹的就业安排为农民自主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行业来看，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分布前4位的分别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20%)，社会服务业(17%)，建筑业(13%)和制造业(12%)，前4位的总和占所有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达到62%，这些行业的基本特点是对劳动力的技能和教育程度要求较低，因而成为当前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几种行业。

三、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多因素分析

对于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即选择一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评估这些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选取的变量有：文化程度、年龄、家庭拥有的可耕种土地面积、性别、技能等5个。

分析中，因变量劳动力是否转移为虚拟变量，用数字1和0表示，1代表转移，0代表不转移。文化程度为定量变量，用数字0-23表示，各个数字代表其受教育的年限，即从没上过学到博士。年龄为定量变量，用实际年龄表示。家庭拥有的可耕种土地面积为定量变量，用实际面积数表示。性别为虚拟变量，用数字1和0表示，1代表男，0代表女。技能为虚拟变量，用数字1和0表示，1代表有技能，0代表无技能。

采用逻辑斯蒂分布函数对影响劳动力转移各因素进行回归，回归方程为：

其中Li表示某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其值要么是1，要么是0；Pi为某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的性别、文化程度、技能掌握、年龄和家庭拥有的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条件下实现非农转移的概率，其值介于0和1之间；X1i表示文化程度；X2i表示年龄；X3i家庭拥有的可耕种土地面积；D1i表示性别；D2i表示是否拥有技能；ui为随机误差项。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显著性水平”值可见，文化程度、年龄、可耕种土地面积、性别和技能所有5个因素的系数值都能够在1%的水平上表示统计上是显著的，即回归方程的结果较理想。②由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

（1）X1i的系数为正，表示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转移。X1i的系数为0.093，(e0.093-1)×100%的值为9.7%，意味着，教育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增加约9.7%。由于教育程度的1个单位代表着教育年限增加1年，因此，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将增加9.7%。

（2）X2i的系数为负，表示农村劳动力中，年轻人比年龄大的人更倾向于转移。X2i的系数为-0.064，(e-0.064-1)×100%的值为-6.2%，意味着，年龄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减少约6.2%，由于劳动力的1个单位表示1岁，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每增加1岁，其转移的概率将减少6.2%。

（3）X3i的系数为负，表示拥有可耕种土地面积越小的农户中的劳动力越倾向于转移。X3i的系数为-0.02，(e-0.02-1)×100%的值为-2%，意味着，家庭可耕种土地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减少约2%。

（4）D1i的系数为正，表示农村劳动力中，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转移。由于D1i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得到男性与女性两种情况下的回归方程：

女性（没有技能）：Li=ln([SX(]Pi[]1-Pi[SX)])=0.719+0.093X1i-0.064X2i-0.02X3i

男性（没有技能）：Li=ln([SX(]Pi[]1-Pi[SX)])=0.719+0.093X1i-0.064X2i-0.02X3i+0.524

根据逻辑斯蒂函数可以推出，农村劳动力在一定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拥有的可耕种土地面积等条件下转移的概率为：

Pi=[SX(]1[]1+e-(β1+β2X1+β3X2i+β4X3i+β5D1i+β6D2i)[SX)]，可以计算，当在文化程度值为8.11、年龄值为39.57、家庭可耕种土地面积值为3.8142③的条件下，没有技能的男性的转移概率比没有技能的女性的转移概率高44.65%，有技能的男性的转移概率比有技能的女性的转移概率高25.67%。

（5）D2i的系数为正，表示农村劳动力中，拥有技能的比没有技能的更倾向于转移。由于D2i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得到拥有技能与没有技能两种情况下的回归方程：

没有技能（女性）：Li=ln([SX(]Pi[]1-Pi[SX)])=0.719+0.093X1i-0.064X2i-0.02X3i

拥有技能（男性）：Li=ln([SX(]Pi[]1-Pi[SX)])=0.719+0.093X1i-0.064X2i-0.02X3i+1.132

可以计算，当在文化程度值为8.11、年龄值为39.57、家庭可耕种土地面积值为3.8142的条件下，有技能的女性的转移概率比没有技能的女性的转移概率高105.28%，有技能的男性的转移概率比没有技能的男性的转移概率高78.35%。

而当某劳动力同时为男性又拥有技能的情况下，其回归方程为：

Li=ln([SX(]Pi[]1-Pi[SX)])=0.719+0.093X1i-0.064X2i-0.02X3i+0.524+1.132

可以计算，当在文化程度值为8.11、年龄值为39.57、家庭可耕种土地面积值为3.8142的条件下，有技能的男性的转移概率比没有技能的女性的转移概率高157.98%。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五大因素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依次是：技能、性别、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面积。笔者认为，值得强调的有三点：(1)技能的影响最大，在各要素处于均值条件下，掌握某种技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比没有技能的增加78.35%或105.28%，可见在某一个区域，有技能农民的比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因此，提高有技能农民的比重成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手段。(2)教育程度的影响实际上更大。看起来，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只增加9.7%，其实，由于受教育程度与获得技能的短期培训不一样，是一个多年累积的因素，其影响就会累积增大。从普九和高中两种情况来看，在本分析中，完成普九的劳动力转移的概率比只完成小学的增加32.01%，而完成高中的劳动力转移的概率比完成普九的又增加32.01%，即完成高中的劳动力转移的概率比只完成小学的增加74.28%，还可以计算，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劳动力转移的概率比没有读过书的劳动力转移的概率高130.07%。显然，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起长期作用的根本措施。(3)性别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可忽视，它表明，一方面，转出地男性劳动力会过多地流出，另一方面，转入地社会因为有太多比例的男性，农民工会发生性比例失调、婚姻障碍等社会问题。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Ⅰ型转移率为31％，农村劳动力转移Ⅱ型转移率为39％，两者之差仅为8％，即转移劳动力中打短工的仅占20％左右，这表明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一种超稳定结构，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特色。

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自我吸收模式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A型。这种超稳定的区域自我吸收模式，可以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其典型特征为本地性和稳定性。

分析表明，所有样本点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有44%是在本乡镇和县内其他乡镇实现转移，有57%是在本县内实现转移，有80%左右是在成都市域范围内实现转移。就是说，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多数都是在本地实现的，即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绝大多数是在成都市域范围内自行消化。

简言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就是本地性与稳定性的结合。在这种模式下，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不轻易回流，不表现为阵发性的短期波动，而是形成一种稳定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单纯表现为大范围跨区域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的区域自我吸收，即在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之内的区域内移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宣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范围跨区域移动”时代开始结束，同时宣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形式将是在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之内的区域内移动，开启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时代，即城乡一体化的区域自我吸收时代。

反过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的形成，就是城乡一体化效应的表现。正是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区域自我吸收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显现了城乡一体化的效应。城乡一体化影响了社会发展的方式，它以城乡统筹与和谐发展形式给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和崭新的条件，以农民职业身份转换的崭新模式体现了城乡一体化的价值和前景。

注 释：

①第一圈层即中心城区，包括锦江区、青羊区、武侯区、金牛区、成华区及高新区；第二圈层即卫星城，包括双流县、郫县、新都区、温江区、龙泉驿区及青白江区；第三圈层包括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金堂县、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及崇州市。

②回归结果可能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判定系数R2值较小，仅为0.1左右。当然，在二分响应模型中，习惯计算的R2的价值是有限的。参见：[美]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39页。

③该三个数值为这次田野调查得出的农村劳动力各相应指标的平均值。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4．（5）

[2]李玉江，吴玉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及区域类型研究[J]．人口研究，1999（7）．

[3]王永作．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1996（8）．

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Labor Transferring Method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Chen Yongzheng1 Chen Jiazhe2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type I and type II of rural labor transferring methods, and then forms two new concepts: type A and type B.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s have a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 using the data from 1020 farmer households in 102 villages of 34 towns across 10 counties of Chengdu City. It finds out that in the short run, skill has the most impact on the labor transferring and in the long run, education has the most impact. The essence of “Chengdu model” of rural labor transferring is the “self-absorption”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rural labor transferring; “self-absorption” in the region; Chengdu model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4

关键词：汉唐 村落 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①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是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是指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此后，“乡土社会”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念。“乡土”合在一起则指特定地域范围及人们对此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亚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乡土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乡土社会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土地依赖

在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乡土社会中“‘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同寻求获得小块土地的佃户的交往中，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虽然斯科特讨论的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但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则是仍然适合于传统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聚村而居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农民对土地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聚村而居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居民的社会行动更多地受当地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支配；第二，由于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并因生产、安全、情感等需要相互依赖，从而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前者形成村庄的“礼治秩序”，后者形成村民的“乡土意识”。“礼治秩序”所展示的是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的巨大力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家族归属

在西方，“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比较模糊，在西方“家”概念以外，中国的“家”还可能包括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叔婶姑姨等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的其他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在多数情况下，“家”实际指的是家族或宗族。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从来都不是意志自由、行为自决的独立个体，庞大的“家”结构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完全纳入了家族的整体意义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家族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和家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依关系，各家族之间则相对独立。中国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研究指出福建和广东家族组织度比较完善的三个可能原因：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和边区环境。这种概括与费孝通对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的概括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和居民安全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许娘光通过中国、印度和美国家族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人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的处世观，他们“倾向于在家庭这个人类初级社会群体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林耀华则认为外界环境包括组织、物质、技术及家族内部主要成员更替是家族组织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在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强大的家族力量不但维系着中国的家庭稳定，也复制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每一代人都按照上一代人培养他那样教育他的下一代，这种对家的依赖和忠诚构成了中国人行为的意义基础。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离投入点越远，圈就越大，关系也就越远。费孝通由此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的核心就是居于中心的“我”，而一圈圈的波纹则是与“我”的不同关系。虽然表述方式和研究重点不同，但费孝通与弗里德曼、许烺光、林耀华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以“我”为中心的家族关系。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归属和对家族的依托使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不愿进行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终老之后仍然要以各种形式回归村庄，被称为“叶落归根”，这里所归属的是村庄，更是家族。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开启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现代转型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逐年加大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进城务工浪潮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乡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等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得“乡土社会”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贺雪峰提出“半熟人社会”来指称结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社会；陆益龙则提出“后乡土社会”概念；黄家亮等用“新乡土社会”来指称快速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本文以为，用“新乡土社会”来概括加速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明确地指涉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新特质，也表达了新乡土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连续性，比较贴切。因此，本文沿用这一

转贴于

表述，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就是从“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与上文所讨论的乡土社会的三个特点相联系，本文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家庭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新乡土社会”的特点。

二、新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地关系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国家的整体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持续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迫使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劳动收益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而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缓解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而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图1是1990--2010年中国乡村从业人员与乡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与乡村人口的减少相应，乡村从业人员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却逐年升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乡村非农就业的首选，其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到2010年，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38.37%。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重要形式，到2010年分别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8.08%和6.16%。图2反映了1990--2010年中国乡村非农就业情况。本文由收集整理

传统农业种植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和乡村非农就业人数的稳步上升反映了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重要性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乡村农业从业者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兼业行为，即通过家庭兼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以及在村庄、乡镇及周边地区“早出晚归”或短期外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这种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起促进了农民从传统的低效率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这不但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强经济依附关系，而且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促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实物收入减少。表1是1985—2010年以5年为间隔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

由此看来，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相应地，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农业和非农收入的重要性正在发生逆转。这表明，外出务工的工资收益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977元/人。由此看来。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种植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甚至全部收入来源的收入结构，从而使农民与土地的传统依赖关系出现了部分松动，土地不再是农民的唯一“命根子”。无论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山区、还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进城务工潮流，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收人结构变化必然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结构性变迁。

三、新乡土社会的观念结构：乡土意识的式微

传统乡土社会中，居民对村庄和家族的认同感构成了农村居民生活意义的基础。村民的村庄认同可分为两种类型：自愿认同和强制认同。前者是特定地域（村落）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自觉自愿的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是基于村落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强大压力而被迫表现出来的对村落的归属和依赖，是一种表象认同。当社会结构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认同方式村庄成员对外来文化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基于自愿认同的居民会对外来冲击产生排斥和疏离反应；基于强制认同的居民的反应则是对村庄的疏离和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这种认同差异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在乡土意识和家族归属感上的巨大差异。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地方话语权的代际转移，乡村的地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乡村居民对村落和家族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的降低。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现象出现以来，中国以农民进城务工的形式进行的城乡社会流动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虽然20年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统一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可区分为若干代，并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却几无争议。本文把中国的农民工区分为两代：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区分大体上以出生年代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动机、务工形式、务工待遇、务工去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转贴于

在外出务工农民中，第一代农民工是外在压力驱使的结果，其外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户家庭日益增长的现金支出需要同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的矛盾，这是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在现有的生产体系内无法生产出家庭经济支出所需数量的现金收入，是“硬预算约束”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逐渐成长起来并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第二代农民工基本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其“库存知识”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其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而是脱离农村。新一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个人权益保护、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创业知识学习需求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职业期望、融入诉求和个人发展期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一种经济生产行为；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务工行为则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可以承受城市的排斥与疏离，也可以承受城市生活的窘迫，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在城市立足，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四个城市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把农民工按出生年份分为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组别并研究了不同组别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发现农民工的出生年代与生存型动机负相关、与个人发展动机正相关。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大约有40%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这一比例在前两个组别中分别为6.7%和22.4%。谋求在城市中立足。获得个人发展已经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务工诉求。

新一代农民工务工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把在城市落脚、融入城市生活作为自己外出务工的基本目标。务工动机的改变直接改变了农民对传统村庄和家族关系的依赖关系，其个人认同的基础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传统的“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逐渐式微。虽然很难清楚分辨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民对乡土依赖程度的降低那个是因、那个是果，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并且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农村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四、新乡土社会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历史上，家庭一直是兼具生育、经济、政治、教育、情感等多重功能的社会基层组织，而且，家庭总是和家族、宗族等组织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结构调整和分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费孝通对江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表明，在1936年时。江村家庭中主干家庭和残缺家庭最多，分别为45.4%和27.6%；到1960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到35.5%和27.4%，核心家庭第一次超过主干家庭，占32.3%；到1984年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别占43.2%和39.0%，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36—1984年间，联合家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5%，1980年更是下降到0.4%，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中，大家庭一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认为传统中国户均人口数在4～6人之间。基本可以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以联合家庭为主的。

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口规模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1978年，户均人口为5.7人，和费孝通调查研究的30年代江村的家庭人口规模基本一致。到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0人，并在此后多年内一直保持这一数字。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来计算，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村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图3反映了这种人口变动趋势。

传统中国的家庭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的“细胞”，满足了家庭成员多种需要，也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与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家庭规模的缩小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变化。在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家庭原有的子女教育等功能逐渐被专业的教育机构承担起来。就目前来说，农户家庭的最主要功能是情感寄托、人口生产和经济核算等功能。人们在解释为什么两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游走却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了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这种“零风险资产”构成了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免于成为“绝望的群体”，从而降低了其疏离感和被剥夺感。对于作为“人性的养育所”的家庭的重要性却关注不够。实际上，农户家庭不但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细胞，承担着社会成员的情感寄托和人性抚育的重要功能。就目前的社会流动趋势来看，农民流动以青壮年男劳动力进城务工为主，其妻子、子女、父母则大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形成“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老人”，“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但他们代际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家庭承担着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社会的“安全阀”。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这种安全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五、余论

快速的社会结构转型推动了中国农村传统“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在社会实践层面上表现为一个渐变渐新的连续性。在社会实践结转贴于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6

19世纪，在工业化推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同古老的的碰撞中，中国被惊醒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资本主义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代表着文明，乡村意味着愚昧，土地成为屈辱的象征。在现代，“土”由名词转变成为了一个侮辱性和污名化的形容词。现代土、洋的等级关系代替和扭转了传统的华、夷秩序。一百年来，在中国一个最重要的词，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离开土地和“消灭农民”的过程。

1980年，通过高考，笔者离开了充满苦难和屈辱的农村。很多年以后，一位和笔者同一年考上大学后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同乡在回顾农村的生活时说：“如果不能离开农村，我就一头撞死。”笔者从其他人那里同样听到过类似的说法。笔者充分理解他的这种感受，当时许多农村青年内心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极端的情绪。1981年，路遥在他著名的小说《人生》中描述了农村青年知识分子高加林在城乡之间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沉浮。城市和农村构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分界线。“文明和愚昧的冲突”成为了城乡关系的经典表述。

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数亿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除了老弱病残，农村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的家乡。在新世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拆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景观。农村的空虚和衰败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从保守的、传统人文的立场出发，没有迎合主流经济学的方案。他们主张维持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正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态度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一样，实际上，贺雪峰和厉以宁对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是，贺雪峰和温铁军的“小农”方案是让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传统“糊口农业”中苟延残喘，以维持社会稳定。如果中国是一列高速的现代化列车，那么“小农”则是让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的路基。人类有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式，资本主义曾经受到激烈的谴责和攻击，社会主义也受到西方的质疑和诋毁，唯有现代化的信念一直没有被动摇和怀疑过。与我们所处的普遍的知识氛围相一致，人们对现代化依然怀着强大的信念：“现代化是必须的，中华民族数代人的梦想，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

海子的自杀被许多人赋予了象征和寓言的意义。海子以巨大的预感和极其纯粹的天才唱出了对于即将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的诗中充满了麦地和村庄等传统农村的意象。海子诗歌中蕴含的乡愁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共鸣。从根本上来说，海子属于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他也像那些浪漫主义的诗歌王子一样彗星般从天空闪过。浪漫主义是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初反应，是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回到中世纪” 成为浪漫主义一种重要的想象方式，“返归自然”成为浪漫主义一个有力的口号。

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乡愁也是一种重要的情绪，同时它也可以打动许多人。人们对乡村有着爱恨情仇的矛盾和复杂的感情：乡村既是逃离的对象，又是眷恋的对象。乡村曾经遭受了诅咒，然而，当人们进入城市之后，乡村被对象化，成为了相对遥远的“风景”，转变成为了审美和抒情的对象。

乡村和城市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现代的病态和创痛。人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弋徘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任何片面地赋予城市或乡村优先价值都是偏颇的。只有当乡村和城市获得和解，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被克服，人类才能重建健全的人性和社会。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7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但面对农村庞大的市场诱惑，可口可乐、宝洁、长虹等众多知名企业还是毅然做出了突围城市、进军农村的选择。既然农村是企业的大出路的大趋势已定，那么如何在农村开展行之有效的广告战呢?真正实现突破农村壁垒的广告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产品宣传上，重新为产品定位。找到概念明了、易于传播的产品概念，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者的理解记忆难度。本人听说过这样一件事，长虹彩电在一些农村市场就比TCL卖得好，因为“长虹――红双喜”是吉利的、喜庆的意思，而TCL的英文字母多少让农村消费者有点费解，而且无法深刻记忆。后来TCL也注意到这个产品概念的问题，于是企业的策划人员就在TCL后面加了“王牌”两个字，很有意思的是，许多农民就认了，因为在他们眼里“王牌”就是好的意思，结果不记得TCL，反而记得“王牌”了，买彩电点名就要“王牌”的。

二、在广告创意内容上，针对农民的消费心理设计文案，注重真情实感。传播学专家对农村消费市场的研究发现，农民一般具有以下两种心理：

群体心理。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和接触新事物较少，在购买东西时很多的时候会参考家人、邻居、朋友、亲戚的意见，形成极强的群体效应，所以在他们潜意识里，被别人认可的东西肯定不错，很少像城里人那样有着个性化很强的选择。

权威心理。在乡镇农村由于生活圈较小，他们群体中极易产生个别的“见多识广”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由于接触外界信息较多，有着相当的主见和影响力，他们成了农民眼中的“万事通，专家，能人”，农民消费上更愿意向他们看齐，把他们的意见作为选择参考。

当然，注重实效，讲究面子和讲究吉利等，都构成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显著特点。所以广告文案的设计要在以上几个方面下工夫，才能更好地打动他们。

另外，如果是做户外广告(墙体、车体、条幅、路牌)，直白、琅琅上口的广告词更能使人记忆深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真是做到了入乡随俗，它的广告语是“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田一边打”。如果是影视广告，更要在文案创意上下点工夫，因为农民的时间意识相当淡漠，他们已经习惯了慢节奏的生活，包括欣赏电视节目，在城市播放的15秒电视广告根本无法适应农村市场，所以在广告时间上应该长度适中，甚至带点故事情节的广告效果更好。

三、媒体选择上，应该“点面结合”，打好“组合”。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整合媒体，而且保持媒体宣传形象的统一非常重要。

电视媒体：农村主要是当地县市台和中央一套，县级电视台在农村收视率较高，且成本远远低于市台、省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调查显示，电视在我国农村的普及率已达到95.2％，61％的农村消费者认为，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所以投放电视媒体是快速启动市场的第一媒体选择；

广播媒体：在电视出现后影响力大大降低，但特定节目如评书、天气预报等仍然是很好的广告载体，而老年人爱听的“专家热线”也是很好的广播形式，目前主要是药品、医疗广告做得比较多，时间段基本上都是早上和晚上。

另外，也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媒体，比如说各个村口的高音喇叭，墙体，企业发行的小报都可以结合起来，形成媒体的组合优势。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8

内容摘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作为休闲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在对农村、乡村与休闲的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乡村休闲方式的内容、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和问题，以及乡村休闲产业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关键词：乡村休闲 农村 转型 经济发展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书林.发展我国休闲产业的必然性研究[J].苏州工职院学报，2008

2.袁镜身.中国乡村建设[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