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背景范文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1

关键词 中国乡村教育 文字下乡 文字上移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122-07

一、导论

百年来，中国村落空间中的社会教化经历了复杂而又艰难的结构性变迁，这种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和思潮激烈涌荡的大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理念、方向、目标、路径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内生命题从来没有被真正厘清：乡村教育究竟应该是“城镇化”①还是“守护乡土本真”？②究竟是“离农”还是“为农”？③究竟是“文字下乡”④还是“文字上移”？⑤这一系列有关农村教育发展的二元治理悖论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和决策者。真实而完整的乡村教育形态在多元化的理论博弈与实践探知中反而被彩绘化和碎片化，不同的研究者因其不同的观念前见、生活经历与理论视角而对乡村教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判断，这种判断唯一的底线共识即是“乡村教育出了问题”。除此之外，研究者对乡村教育的“病理诊断与临床治疗”很难达成有效的实质共识，甚至诸多相互通用的理论概念与主流话语，在言说和实践时都呈现出完全不一致的意义和内涵。例如“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教育统筹”等近几年有关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概念，稍作研究即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些概念内部差别迥异甚至南辕北辙的具体治理策略。“一体化”与“统筹城乡”作为近年来城乡教育发展的行政性纲领，其不同的理论解读和实践导向事实上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乡村教育发展之路。

二、“对立”还是“一致”？――中国乡村教育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

“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所使用的概念，文字下乡的背景是源于传统乡土中国是一个封闭内卷且彼此熟悉的“礼俗社会”，礼俗社会“面对面”的社群空间特征和“定型生活”的社群时间特征使村落共同体内部连使用象征意义上的语言都显得多余，更不要说作为间接接触而可能导致意义走样的文字。新学教育在村落社会中的嵌入一直伴随着私塾的抵抗和农民的反对，因为这本质上是一场有关“教化权”的争夺：需要持续深入到村庄中的政府性国家力量，注定要以“新学”模式瓦解以“宗族”和“家庭”为办学主体的“私塾”模式，前者属于“国家行为”，而后者属于“社会行为”和“市场行为”。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运动与行政推进，原初意义上并非乡土社会中人们主体性诉求的“文字下乡”，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布置实施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项目时，乡土社会早已是新式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教化权早已成为了国家一元主体控制的政治权力。在教化权国家主义控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教育的普及目标，同时节约教育开支、行政成本，又有利于国家教学的一维化管理，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核心的乡村教化重心上移推动了另一波与“文字下乡”似乎截然对立的运动形式：“文字上移”。

乡村新式学校百年来所经历的由“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复杂历程，表面上看二者相互对立与冲突，但细致观察则不难发现这实质上与国家权力对村落空间垂直下渗的意愿相关。“下乡”和“上移”实质上都是“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政治逻辑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一致性文化控制行为和治理过程，当国家需要通过单一的普遍性文化符号和教育仪式统一控制乡村文化空间时，“文字下乡”即成为必然性的教化选择，但当国家普遍性知识所能达到的控制能力足够标签和解构“异质性”与“冲突性”的地方性知识，或者地方性知识沦为国家权力可以有效预控的“类普遍性知识”时，“文字上移”自然可以使学校在国家“压缩财政开支集约式办学”和“高质量普及教育”的口实下轻易地从村落空间中溢出。事实上，新式学校最初在村落中的开设即体现了国家对地方性知识统一性控制和村落自为性身份主体解构的努力，以学校为载体，国家教化作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符号权力开始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强覆盖了村落的文化角落。特别是对新生代的农村子弟而言，封闭式的新式学校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对国家普遍性知识的文化认同与祛地方化意识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注定要离家出走的村落抛弃者，新式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日益明显且不断固化着的“人才抽水机”角色无疑使其沦为了与村落互不相干的“文化堡垒”，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文化堡垒”的植入与抽离在国家权力运转体系下会处理得如此轻松，迅速实现的“文字下乡”、随后迅速实现的“文字上移”，再之后即当下又迅速进行中的“文字留村”，似乎学校的存废本质上与村落社区无关。因此，与其说“文字上移”与“文字下乡”是相互对立的，不如说“文字上移”是“文字下乡”发展的新阶段，这决然不同于“文字下乡”之前中国乡土熟人社会中文字显得多余的村落古典时代。

三、“文字上移”何以成为可能？――中国村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

1.文化权力制衡结构的崩溃使“文字上移”成为国家单方面可操控的事务

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显然打破了“国家”“宗族”“乡绅”三层交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其中最直接受到严重破坏的则是“乡绅权力”。乡绅在传统中国村落中所拥有的最大权力是“教化权”，即作为乡村中“道德正统”与“文化贤达”的社会形象而具有法理层面上的正义认同感，这种正义认同感使村落中的宗族族人愿意将族内子弟送于乡绅开办的私塾中就读。显然，乡绅与宗族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一致性是维持村落文化保存与发展的基础，集聚于祠堂或民居中由乡绅所施授的教学本身就凸显了村落文化发展的公共性：一方面，塾师本身作为村落中一员，与农家子弟日常琅琅的书声互动本身就构成了村落公共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村落这样的“道德性”社区中，私塾教育本身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中举并扶摇入仕途的理想人生毕竟与村落中绝大多数人无关，故乡绅在村落中的私塾教育更多地体现为让一般族内农家子弟初通一些基本的文字和道德规训，能够应付日常的农家生活与礼仪之需，镶嵌于村落中的私塾，其功能更像是一个公共性的礼仪文化广场，是村落公共性文化兴起、传播与繁荣的“子宫”。

然而，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由新式小学起步，现代性的新式学堂逐渐将这种公共性文化的“子宫”从村落中剥离出来而迁至城市，同时逐步将乡绅从这个文化“子宫”中切除，村落中的教育从此不再是由宗族和乡绅在认同一体化的文化共识下举办，而是由政府为推广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遍性知识而单向度举办。尽管直至建国前，私塾还尚与新式学堂并存，但以新学推广为终极目标的文化教育体制机制内部变革则从根基处彻底动摇了村落公共文化得以繁荣的基本平衡点，“宗族”与“乡绅”被动性结构化退出使国家迅速全面控制了村落文化生存的脉搏，从此按照西方现代化话语哲学而建构起来的新式教育体系以其“标准化”“国家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特征很快适应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面对面”的“地方性知识”迅速瓦解或主动向国家需要的“普遍性知识”转化，施授于村落子弟身上的教化规训自此与村落日常生活无任何关系，地方公共文化的主体认同度自然在农家新生代中急剧下滑，以至于作为故乡的村落最终演变成为一个需要被农家子弟们努力奋斗而苦苦挣脱的生命藩篱。

2.建基于经济绩效上“城优于乡”的文化认同使“文字上移”具有价值合法性

如果说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使村落社会内部知识权力相互制衡的宏观结构从根基处崩溃，进而使中国村落公共文化逐步走向了解体，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为深刻的城乡社会结构性变迁和制度性转轨则使村落公共文化零星苟延的地方性空间也最终彻底堙没，村落地方文化从此亦步亦趋于城市附属而再无主体性和自为性可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生产要素改革曾使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出现过短暂繁荣，基于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乡村比较优势曾使新恢复和新创生的村落小共同体以及个体化农民对村落地方性文化葆有因经济绩效所带来的合理自信，但是随着90年代以来因乡村之于城镇比较优势的萎缩、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这种本应以维护地方性知识文化为己任的村落小共同体，其自信注定迅速让位于对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崇拜，城市崇拜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一套井然有序的城市符号编码的崇拜，其本身正是一套蕴含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知识，它迅速地将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厚重积累的村落地方性知识击垮，以至于村落地方性文化似乎天然要沦为其附属文化。事实上，建基于“经济绩效合法性”之上的文化优越性社会价值认定有着复杂的结构性社会根源：建国后系列化和同一化的政治改造和社会变革，使村落文化的古典性和地方性特质丧失殆尽，最终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只能通过一维化的经济统计方法来判断，经济优劣与文化优劣之间更为同质和顺畅的转换逻辑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被确立，并最终使中国村落地方文化难以避免地沦为拥有更强大经济绩效优势的城市的附属品而缺乏独立的主体性和自为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2000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涉及城乡事物的公共政策逻辑，无论是“城乡一体化”，还是“统筹城乡”，抑或“均衡发展”，无一不是强质文化自上而下单向度磨灭弱质文化的过程，而弱质文化标签式认定背后的根本理据则是“经济绩效”。故愈是强调一体化、统筹抑或均衡的城乡公共政策逻辑，则愈是在终结中国村落地方性文化，愈是对城乡天然异质性这一基本事实的背离。

3.底层发声的无力使农村精英巧妙捆绑群体诉求致“文字上移”具有舆论一致性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被更多理解为主要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孔令刚、孙自铎：《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江淮论坛》2013年第1期。正是因为精英作用被过度强调，才导致出现了新的乡村治理困局：“精英俘获”。“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是发展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或反贫困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精英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扭曲和绑架了发展项目的实施目标进而影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参见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探索》2012年第5期；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9期。由此可见，农民早已不是内在高度同一的同质性阶层，内部利益诉求的多元性和对立性成为常态，要防止“精英俘获”，核心是要重视分层化的利益主体表达，尤其是村落底层群体的话语表达。

事实上，传统村落社会公共性文化解体某种程度上也是村落社区中农民之间利益高度分化的结果，在农业生产被全面纳入城市市场轨道的同时，农民群体中的精英迅速结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这个资本网络体系内有权力、资本、媒介的共同交织，农民内部多元化利益诉求往往被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所左右，而广大的中下层农民群体则往往被排斥在社会资本网络之外，他们的主体性表达往往是无力、无能且无效的：一方面来自于底层农民的真实利益诉求在与上层农民诉求发生不一致时，往往被遮蔽在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诉求之中而难以独立发声，底层农民真实的主体性需求往往被以“少部分”的名义而轻易忽视；另一方面，真正的底层群体之所以很难发出真实的主体性声音，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发声，长期苦闷的日常生活早已使他们对底层生活适应而无从抗争，底层生活的被动性和琐碎性也使他们很少再去关心公共领域，日常生活的消极性也使他们不愿意去公开抗争。

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例，根据笔者在重庆市、四川省38个乡镇（其中重庆32个、成都6个）和吉林省D县4个乡镇的调研可发现如下现象：按照农民财富拥有关系划分阶层来看，分别占村庄10%左右的村庄富裕阶层和5%左右的富豪阶层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不关注，这可能与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选择能力可自主遴选教育服务有关；占70%左右的农村中产阶层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最大的关心点是“教育质量”，只要教育质量优异，孩子成绩有所提升，他们就支持调整，因为他们有充分的能力支撑子女因布局调整而产生的额外花费；而占15%左右的村庄贫弱阶层，也就是底层的农民，很明显更关心孩子“就学距离”，能否每天回家是核心，因为回家后至少可以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从而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是否发展校车”和“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助”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而不特别关注教育质量。参见李涛：《中国城乡底层教育公正的政策研究：基于社会分层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3期。可见，底层农民、中层农民和上层农民对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利益诉求截然不同，底层的诉求往往被屏蔽而沦为无声者的悄悄话，甚至当中层的诉求在与上层诉求发生冲突时也会被自动屏蔽掉。

2.“人员编制短缺”与“事权增加”的二元悖论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这里的地方行政部门主要是指县教育行政部门。县域内教育的日常管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日常行政管理；二是教育行政部门面向全县教育公共事务的日常行政管理，而本研究主要指后者。要明晰这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日常管理中的困难，必须要回归到对中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教育公共管理的变革中来理解。很明显，当今中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点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这与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财政拨付关系的结构性上移直接相关。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在30年的社会改革中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的乡村自给模式到“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和“各级政府共担”的公共财政保障模式的转变，陈静漪、宗晓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变革及其效应分析――基于“悬浮型”有益品的视角》，《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该转变之所以形成源于中国财政结构变革中的三重发展困局：一是1994年中央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逐年逐级上收而事权层层下放的事实；二是2000年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不足从而不得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公共管理的常规性运转；三是源于税费改革后，由于片面强调“以县为主”的财政供给，从而导致义务教育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矛盾突出。财权的上移意味着管理权力也从乡镇上移到县级政府，而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县级政府的直接业务部门无疑也在这种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事权，但事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编制的增加。以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为例，该县教育局在编在岗的公务员行政编制人员仅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长1人、副局长3人、副局级调研员2人、财务科科长1人、督导办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长1人，成职幼教科科长1人。而该县目前共有58人在局机关从事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教师编制，系从该县各类学校中借调而来，包括县政府总督学、基础教育科科长、局办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长、招生办公室主任等一批干部，及少数几位后勤人员，如司机、厨师属于合同制用工人员。这意味着在教育局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其实主要是隶属于各学校的教师，即便从各学校借调了大量的教师到县教育局工作，但相对于各科室日益复杂的常规和突发工作而言，人手仍显得捉襟见肘。据该县教育局局长的测算，如果要基本顺畅地应付当前该县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70人左右。该现象并非个例，这在笔者于2012-2013年曾调研过的江西、吉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县教育行政部门中也大量存在。一方面，在中央实施大部制改革从而精简机构和压缩编制的导引下，县级政府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另一方面，不断膨胀和事无巨细的教育公共事务，促使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从本系统内部的学校中借调大量教师来从事行政工作，即便这些教师部分已经成为局里的中层干部，但其身份依然是教师编制，晋级路径依然是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另外，这种行政权与身份权不对等的尴尬使借调教师也很难真正寻找到自我主体性，究竟是属于学校人，还是属于行政人，这种模糊的定位使得他们在日常行政工作中难免对原学校有所照顾和倾斜，而更重要的是，身份主体的模糊性难免导致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督的不力。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对日益复杂的常规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种临时性和突发性工作，面对行政人员编制不足的尴尬现实，不得不加快推进学校的集中化步骤：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在城镇中实行规模性集中，从而减少管理幅度和层级；另一方面，将从学校中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学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胃口。

五、结语和讨论

显然，当“控制生产要素流动”和“行政区划隔离管理”的传统体制一旦结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流动性资本无疑会创造大量的流动性就业岗位，从而导致数亿流动人口在中国版图上规模性和季节性迁徙，这种迁徙是中国过去30年城镇化洪流的根源：一方面，它使城乡分离的二元固化结构打破，造就了规模庞大的新移民，提升了中国的城镇化率；另一方面，快速的城镇化并非配套有公共服务等全方位的制度性保障，这种形式的城镇化率提高显然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城镇化。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人本化”的新型城镇化无疑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乡村教育必须要面对现实的社会变迁，其出路既不是回归乡土乌托邦的想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抛弃了鲜活个体而单纯从经济效益和统计意义出发的乡村教育城镇化，乡村教育发展绝不能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实下强调片面性的“文字上移”，从而把政府成本在所谓人民都满意的假想下转移给弱者，特别是那些村落底层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还无法表达，也不是要全盘回归到以前那种资源分散化且效率低下的村落学校时代。

面向当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乡村教育的唯一现实出路只能是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统筹城乡教育发展道路。该道路无疑富于系统性和层次性，但核心则是在促进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社会弱者和底层，关注阶层融入与适应，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和扩大阶层上升空间，而不只是从经济发展与政治成本角度去进行公共政策设计和实践。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为例，那种一味认为撤并农村学校，甚至消灭农村教育的做法显然是片面的传统城镇化思维，而非新型城镇化思维。“文字上移”总体上看确实具有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性，我们绝不能一谈到农村学校撤并就情绪化地认为是在破坏乡村教育，也不能乐观地认为是在促进乡村教育发展。事实上，这种对立认定的根本因素在于城乡文明框架内对二者不同的价值审视，前者认为乡村教育具有自为的合理性，后者则认为乡村教育天然具有落后性。作为真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教育行政部门面对现实的“文字上移”客观趋势，更应该有科学态度和行政魄力实施更为合理的教育布局改革，摆脱围绕刻意改革而生成的“发展综合症”和“创新妄想症”，使乡村教育发展真正回归“常识”，或许这才是乡村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所作为的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之路。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2

关键词：乡村旅游；民族区域；呼和浩特；桂林

一、呼和浩特和桂林区域背景的差异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自然地理特征，而且在区域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各个地方独特的地域文化，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同区域的地格和文格息息相关，因而各个区域的经济也同样具有地方烙印。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系统能够综合反映出一个区域的背景，这一复合系统是动态变化的系统，对于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一）呼和浩特的区域背景

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属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土默川平原的东北部，北靠阴山，南临黄河，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聚集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上历史、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的制约，造就和保存了许多原始、奇秀、古朴的自然山水和民族风情。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为乡村旅游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呼和浩特市绝大多数旅游资源位于城市的郊区和旗县区，不仅保存完整，而且类型多样，包括草原风光类、森林景观类、河段风光类、湖泊风光类、冰雪风光类、温泉类、文化遗址类、古城遗址类、长城类、古建筑类、古墓类、革命纪念地类、博物馆类、现代科技类、地方戏曲类、民间工艺类、节庆类等类型的旅游资源。

在“十一五”期间，呼和浩特市各旗县的农村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的 5308元到2010年的 8746元，2010年内蒙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529.6元，但远低于呼市城镇居民25174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呼和浩特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倍，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城镇居民到乡村进行旅游消费，农村居民以提供旅游服务来增加收入，是一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行策略。

（二）桂林的区域背景

桂林是国内外知名旅游地，其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反映出桂林有良好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背景，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具备发展城市周边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在自然地理背景方面，桂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并且雨热同期，气候条件十分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桂林在历史变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地域社会文化。古朴、多彩的民俗风情、特色的服饰、饮食、节庆活动、、甚至语言文字都蕴涵浓厚的桂林本土文化。广西大鼓、桂剧、彩调剧、“漓江画派”、三月三歌节、瑶族药浴、雕刻工艺、阳朔画扇、桂林米粉等众多带有桂林烙印的文化也是桂林社会历史文化重要的载体。

在经济发展背景方面，桂林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历史名城，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桂林也拥有微电子、橡胶、医药、食品类产业，并建立了桂林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推动桂林经济的发展。

（三）呼和浩特和桂林的区域背景差异

呼和浩特和桂林两地的区域背景不同，从两地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内的一些要素对比可以发现，桂林市域总面积比呼和浩特市更大，其市区的0.564平方公里大于呼和浩特的0.21平方公里；在人口方面，呼和浩特的城镇人口要远远多于桂林，保证了乡村旅游的客源；在人口的文化素质方面，呼和浩特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明显多于桂林；城市的经济水平方面，呼和浩特在人均GDP以及居民的人居收入都明显高于桂林，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决定了城市居民有较强的乡村旅游需求；城市的交通状况方面，桂林的道路建设、交通的便利程度更优于呼和浩特，特别是乡村公路修建大大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可进入”性，家庭汽车拥有量两地基本相差无几，保证了两个城市居民出游便利性；旅游发展状况方面，两地每年的旅游接待人数都比较多，都有较高的旅游收入，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源基础保证，但相比较，南方的旅游城市桂林在游客接待量上都更胜一筹。从呼和浩特和桂林两地的区域背景众多要素的对比结果来看，北方的呼和浩特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明显的优于南方的桂林。

二、呼和浩特和桂林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一）呼和浩特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呼和浩特市地处内蒙古中部的金三角，区位优势显著。包括四区、五县，四区是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和玉泉区；五县（旗）即武川县、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全市总面积 1.72 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乡村众多，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近些年随着呼和浩特旅游业的不断发展，通过重点指导、市场运作等多项措施，开拓了很多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地。形成了以回民区和玉泉区为代表的城郊休闲型乡村游。以新城区、赛罕区和林县为代表的农业观光体验型乡村游；以土左旗与清水河县为代表的风光民俗型乡村游；以武川县的五道沟、得胜沟、托县的一遛弯儿农家乐为代表的景区依托型乡村游。

呼和浩特市政府也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扶持。2008年全市旅游系统按照国家旅游局提出的相关要求，制订了与呼和浩特市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办法”，编制了《呼和浩特农家乐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推动了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的快速和健康发展。2009年到2010年，呼和浩特市旅游部门深入乡镇、农村，重点研究发展乡村旅游急需解决的难点问题，编制完成《呼和浩特市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指导土左旗、武川县编制《敕勒川哈素海文化旅游产业园总体规划》、《武川县域旅游总体规划》。

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乡村游接待150余家，农家乐接待示范户33家，在建27家 。在“十一五”期间，呼和浩特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45亿元，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以近20%的速度增长，是同时期呼和浩特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1.4倍。呼和浩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建设新农村探索了一条新路。

（二）桂林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桂林属于中等类的城市等级范畴，它是我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受到区域背景一些因素的限制，但其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且独特，凭借其资源优势，以及“桂林”的旅游品牌带来的市场效应，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范例，包括阳朔的山水风光游、龙胜民俗村寨游、恭城现代农业游等等，其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对其他中等城市的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目前，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不断完善了乡村旅游产品，形成更加合理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民族风情、观光农业、休闲庄园、餐宿村景、国际释站、乡村节事、山野风光、古村民居、红色史迹九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形式，进而满足了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近几年，桂林的乡村旅游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据桂林市旅游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1-5月桂林市乡村旅游接待都221.33万人，同比增长18.42%，比市区高出10.4个百分点，乡村旅游接待的国内游客也比市区高出5.92个百分点，初步估计桂林乡村旅游的总收入已占桂林旅游总收入的60%；2010年1月一 12月中旬，桂林全市农业旅游接待游客5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6亿元，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0.51亿元。可以发现，虽然桂林的区域背景优势有限，但其周边各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开发出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使得桂林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乡村旅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1]查芳.对乡村旅游起源及概念的探讨[J].安康师专学报，2004（6）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3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智能电网 农网

1 我国智能电网的建设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推动了电力事业的长足进步，智能电网的建设随之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所谓的智能电网实质上就是电网的智能化，它以双向通信网络为支撑，以智能控制为主要手段，兼具自动化、信息化、互动化的特征，涉及电力系统的各个环节，如输配电、发变电、用电及调度等等，覆盖全部电压等级，真正实现了电力流、信息流的高度融合。智能电网较为突出的优势为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环保、互动、开放等。我国的智能电网在推广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已建成3个全世界容量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交直流工程，累计送电量超过800亿千瓦时，并网风电的总装机容量也超过了6千万kW。（2）智能输电技术获得广泛应用，国内已有半数省份实现了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3）在64个城市的核心区建设了配网自动化系统，配网的运行水平获得了大幅度提升。（4）构建了大规模的AMI系统，实现了1.55亿电力用户的用电信息采集，提升了智能用电服务水平。（5）现已建成31个省级以上的智能电网调度系统，电网的安全运行水平显著提升。智能电网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这些成果中看，并未涉及农网的内容，而在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布局背景下，有必要加快具有智能电网特征的新型农网建设速度。借此，下面重点对城乡一体化布局背景下的农村智能电网建设体系的构建进行论述。

2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基层智能电网建设体系构建

在城乡一体化布局的背景下，农村智能电网的建设应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2.1 优化农网供电模式

按照不同地区农村的具体情况，构建适应各类典型区域配网的供电模式，积极开发智能配网辅助决策支持系统，运用满足农网负荷特性的预测方法，并对区域智能配网接线方式进行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多能源互补的智能配网供电模式。由新农村供电模式体系当中提炼出来的21种典型供电区域，提出三个层次96种供电模式，这些供电模式的确立，为电网布局、技术、基本功能、实施方法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有助于配网自动化的快速实施和配网系统的改造升级，而且还有助于系统中使用设备安全性及可靠性的提升。

2.2 运用自动调容技术

为进一步优化电网节点电压水平，有效降低电网损耗，可将在线监控功能纳入到电能质量监测中，建立并完善各级区域电网无功电压优化自动控制系统。输配电GIS系统是实现在线监测的技术基础，通过对电能质量监测系统获取的实时数据进行整合，再以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地展示电能质量情况。区域电网无功电压优化控制系统可实现闭环控制，通过采用分散协调的优化算法，在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利用配电自动化系统达到闭环控制的目的。由于农村电网负荷不稳定，存在着较大的变化，所以可采用配电网自动调容技术应对这一现状。若某用电片区的负荷发生较大变化，则配电网自动调容技术可在自动识别状况的基础上，自动调整供电设备容量，既保证电网运行的经济性，又满足该区域的用电需求。为实现智能化调容，可在电网上安装调容变压器，在线监测负荷变化，并采用自动控制手段进行容量调整。

2.3 应用智能化设备

电力设备的智能化是建设农村智能电网的基础，因此，应当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农网数字化变电站，并对站内设备的检修方式进行优化改进，合理运用智能化控制策略，实现站内主要电气设备全寿命周期的综合管理。

（1）应用智能开关。在农网中加装智能选相控制断路器，应用非平面接触结构的开关设备，同时，可以使用固体绝缘开关替代传统的SF6气体绝缘。（2）建设智能配电设备。采用智能配电柜和智能化箱式变压器，并运用智能配电台区自组织技术方案，提高配电台区的自适应能力。同时，制定智能配电终端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如下：配电台区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无功补偿远程控制、谐波监测、远程通信、智能抄表。（3）应用传感器技术。在农网中加装数字化传感器，借此来对电气设备的运行温度等工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电气设备运行状态图形化在线监测。

2.4 数据交换平台

建设数据交换平台，在该平台上实现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促使业务流与信息流相融合，具体包括各类自动化系统、营销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电量采集系统等。如，在数据交换平台上依据IEC 61970/61968标准定义的通信接口模型对接各系统，共享数据信息。以标准接口技术为基础，在数据交换平台上横向集成信息系统，统一整合信息流与业务流。

3 结语

总之，农网作为电网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在新农村的建设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必须加快农网智能化的建设速度，通过各种技术措施的合理运用，提高农网的智能化程度，使其为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为我国各地区农村的经济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所以，在构建基层智能电网建设体系的过程中，应当以试点为主，逐步向全国范围推广。

参考文献：

[1] 周建其，方景辉，朱晓峰等.智能电网与智慧城市的契合与研究[J].华东电力，2012（5）：140-144.

[2] 杨鸿宾.智能电网的信息化体系架构和相关技术研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2（5）：171-173.

[3] 马韬韬，郭创新，曹一家 等.电网智能调度自动化系统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3（9）：77-81.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4

乡村是指乡村地区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即村落或乡村聚落。乡村一般风景宜人，空气清新，较适合人群居住，民风淳朴。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小学乡村作文600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小学乡村作文600字1乡村是迷人的;乡村是独特的;乡村更是欢乐的!

清晨，一切是平静的，房屋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仿佛守护着正在睡梦中的人们。稻子也在朦胧之中，不时得挺着身子，伸个懒腰。溪水缓缓地蠕动，即使清早的风儿再调皮引诱，也难以让它打破内心的宁静。这一刻，全世界仿佛都停止的躁动，安静着。突然，“唧唧!唧唧!”几声欢乐的鸟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安然，阳光洒满了大地，一切都活跃起来，孩子们们也睡眼惺忪地好奇地看着“清晨跃动曲”的变化。

中午，极目远眺，宽广的稻田与无边的天际似乎相接一起，分不清哪一块是稻田，哪一块是天边。当然，这一切被苹果花、山楂花、梨花，还有山坡的野花们尽收眼底。如霞的深红、似雪的纯白，让人陶醉的浅粉，与稻田一起，组成了一副如画的风景。不远处，能看到坐落乡村的青砖瓦房，孩子们欢腾起来，有的爬树、练倒立，有的下水游泳，捉泥鳅，给阳光热烈的中午增添了一片欢乐的气氛。

黄昏，孩子们喘着粗气，满身泥渍地回家了，等待他们的肯定是劳累的妈妈一顿“口水”大战，或者辛苦的爸爸准备的一个“鞋底子”。这时，稻子也无精打采地弯腰休息，家家户户都在忙碌地生火做饭，一阵凉爽的晚风吹来，吹着孩子们蓬乱的头发，吹散乡村白天的喧闹。晚霞已经映上天空，千姿百态，一会儿像小姑娘跳舞，一会像歌星演唱，一会又乘坐几匹骏马飞走了……

夜晚，四周安静了下来，月光“沐浴”着大地。浑身都是“宝”的月亮给小河赠送无数的钻石和水晶。猪不再乱窜了，鸽子不再鼓动翅膀了，看门的狗儿安静了下来，花草也睡了，连老树上的猫头鹰也默默无言，乡村进入了甜蜜蜜的梦境。

乡村是一幅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唯美画卷!

小学乡村作文600字2我最喜欢乡村的姥姥家，不仅是因为乡村的村民对游客非常热情，而是因为那里四季的景色变化多样，非常迷人，让人流连忘返。

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小草从地里探出头来，东瞧瞧，西望望，好像在寻找什么。小花也绽放出她美丽的笑脸。小树苗也挺直了腰板，伸直手掌，准备长成茁壮的大树。“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乡村的春天没有几个人闲着，都去忙碌地插秧，播撒种子。

夏天，是个热情十足的季节。虽然天气十分的火热，但是并不能阻挡植物们茁壮生长的热情。小草们，穿上了墨绿色的外衣，挺直了腰板，茁壮生长。在远处的草地上，野花们一簇簇竞相开放，她们一起露出自己的笑脸。一眼望去，翠绿的大山仿佛穿上了彩色的花衣。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这并不能阻挡孩子们嬉戏的热情。清凉的小河成了孩子们唯一可以玩耍的地方，扎猛子，打水仗……而小溪也很欢迎孩子们。用浪花去热情的拥抱他们。

秋天，是秋高气爽，春华秋实的季节，农民伯伯们都忙着秋收。金黄的麦穗压得麦子弯下了腰，对着农民伯伯听微笑。高粱红得像火把在燃烧，将秋天打扮提更加美丽。秋天，野果飘香，微风中飘洒着那带着凉意的雨丝，更显出秋天那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

冬天，是白雪皑皑的季节。一个个雪宝宝给大地披上白装，给大树披上白色的外衣。晶莹透明的雪花飞舞着，像仙女散花似的从空中往下飞舞着。漫山遍野的一片白色，她们给大地穿上了一件晶莹如玉洁白无暇的外衣。你看成那树上的雪，就像无数朵银花绽放……

我爱乡村，我爱这里热情的人们，更爱这里的景色，因为这里四季变化多端，景色怡人，相信乡村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

小学乡村作文600字3乡村生活乐趣无穷，总使人魂牵梦绕。

春意盎然，乡下人家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豆角、玉米、白菜、萝卜和辣椒、土豆、茄子……稻田旁的大池塘里，还养着鱼，大堤后的长江里，还有味道更加鲜美的草鱼、鲫鱼……

鸡、鸭、猪，乡下人家总会养上几只或者几群。还有些人的家里，为了美观，种植了各种盆栽。就连他们的房前屋后的大树，都是高大挺拔的，它们守护着那些弱小的盆栽。

夏意正浓，阳光把江水炙烤着。水慢慢沸腾，蒸发出汽水来，就连江里的小鱼都快受不了了，扑腾地上下直跳。

夜晚，老奶奶们，坐在同一长廊上闲聊。老爷爷们则坐在端出的椅子上，围着棋桌下着象棋，天高地阔地谈论着他们各自的棋艺。还有些大人坐在安乐椅上，手拿蒲扇扇风。小孩子也没有闲着，他们则追逐着萤火虫，你追我赶地嬉戏打闹。

秋高气爽，麦田里麦子成熟，稻田里的稻谷也随之成熟了，一派丰收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

我在玉米田里追逐着小猫，它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让我产生不想再追的想法。结果，事实真如我所料，它一溜烟就早已不见了。

麦田里的麦杆，更是有趣极了。只需要把它两端清除掉，留下中间的部分后，再掏空里面的东西，这样，就大功告成了。然后，放在嘴里一吹，就会发出“鸣卟……”的声音。

隆冬时节，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家家户户老老小小的人们，都换上了棉袄和羽绒服。

大家肯定会想：冬天就不会有蔬菜了吧?错!我的家乡里有着超级大的蔬菜棚，里面相当温暖，种上一年四季的各种各样的蔬菜，都不成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去采摘些蔬菜来，做成美味佳肴。

乡村生活，春夏秋冬，都是那样的和谐、温馨……

小学乡村作文600字4云渡陌头秋枫染，飞絮一川烟隔岸。苔痕深浅流年暖，疏影摇落梦过半。

——题记

暑假，这其中蕴含了太多的童真和美好。在一个漫长又闲适的暑假，令我最难以忘记的并不是繁多的作业，也不是什么游览过的风景名胜，而是乡村中灿烂的暮野。

放假了，我去到乡下玩，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来车往，只有平凡朴实的田野。清澈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金色的流云，如同几尾灿烂可爱的鲤鱼闲适地游在漫漫天河里。乡村小屋的红砖黛瓦上细致地镌刻着岁月斑驳的纹路，高高的墙头上伸出数枝橙色的枫叶，两只玲珑的小鸟在枝头欢唱跃动，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改写的两句古诗：“满园秋色关不住，数枝红枫出墙来。”那两只小鸟突然一跃而出，展翼生风，凤凰似的消失在晴空之中。瞬间，我似有一种身处百草园之中的错觉。

安静的小河边绽放着绚烂的野蔷薇，霞光氤氲着斜射下来，将蔷薇瓣上的水珠映射得璀璨耀眼，使我想起徐夤的那句“流光堪在珠玑列”，虽是写大暑的词，但用于此处似乎也很应景。河边不知何时来了位驼背老人，“鸭儿喽喽，鸭儿喽喽……”老人唤着水中正尽情嬉戏的鸭子，手中挥着竹竿，打乱了它们调皮玩耍的节奏。于是小鸭子们就乖乖上了岸，用力地甩甩水，排着队，大摇大摆地走了。走向河岸不远处的一些小平房，小小烟囱里轻轻舞起一缕缕白色的炊烟，一丝一絮翩然弥漫到血色天空中。

老人漫步在鸭群的末尾，霞光温柔的映在他刻满沧桑的面容上，他头戴斜阳，用手中的竹竿画着流云，画着麦浪和野蔷薇，画着这片陪伴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美丽田野。“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荫”，待到秋深时，青碧色菜畦，高大皂英树，肥肥的黄蜂，齐齐涌进了梦中。

一树红枫一树秋，梦余满地未成忧。

小学乡村作文600字5生机勃勃的春天，惹人喜爱;荷花怒放的夏天，固然迷人;瓜果飘香的秋天，值得赞美;白雪皑皑的冬天，着实壮观。但我最喜爱的却是乡村的美景。

当太阳公公懒洋洋地把阳光洒向大地时，乡村的一切犹如一幅自然和谐的美丽的画卷，渐渐展开。田野里，绿绿的秧苗给大地换上了一套绿色的新装;山坡上，茁壮的玉米发出了新芽;果园里，各种各样的果子穿着绿衣裳，躲在茂密的枝叶下面，像害羞的小姑娘一样。山，显得更青了;草，变得更绿了;树木，变得更苍翠了。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傍晚时分，炙热的太阳慢慢地褪去，家乡的小河是那样的平静，在夕阳的照映下，河水变得通红，像一条很长很长的红绸带。在微风轻柔地吹拂下，河面泛起了一道道微波，几片落叶飘向远方，几位老人在河边悠闲地垂钓。在乡间的小路上，孩子们赶着牛羊，放牧归来了。他们调皮地坐在牛背上，唱着悠扬的牧歌，歌声回荡在小路上，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风景画。

田野在晚霞的映衬下变成了金黄色，劳动了一天的人们脸也更加红了，田野像一块块金色的锦缎，人们看着这金灿灿的田野，一天的劳累顿时消除了。

被竹子环绕着的农家小院，更是让你如痴如醉。老人们在大树下乘凉，小院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仿佛闻到了饭菜的香味。鸡鸭都回到了窝里。当最后一抹晚霞隐去，家家户户的灯光亮起来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衬托出乡村夜晚的安静和祥和。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5

思溪,始建于南宋庆元五年，至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因当时建村者俞氏取（鱼）思念清溪水之意，故而得名。几百年来,村人历代在江西、浙江、上海乃至湖南、广西等地经商，主要从事木材、茶叶、盐业等商业活动。经商致富的人多携资归故里买田置房，兴建书院，创建了大批府第楼阁、祠堂碑坊等。

思溪整个村落以明清古建筑为主，村落内以青石板铺地，古建筑群背靠青山，面临清溪和稻田，四周都是绿地，村庄与秀水青山的优雅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思溪村内的建筑大多为明末清初所建, 其中“敬序堂”大屋，建于清雍正年间。房屋由庭院、正厅、后堂、花厅、厨房、花园等组成，占地一亩多。客馆的建筑雕刻精细完美，厅内为长方形藻顶，古色古香，1987年拍电视剧《聊斋》曾把这里作为外景地。

思溪村的古民居，在外观上是大面积空白的一片粉墙，粉墙上嵌有几个高低有序的小小洞窗，形成整体与局部、面与点的对比效果，体现“道法自然”的意蕴。里外墙着重采用了马头墙、山墙的建筑造型，尤其是马头墙屋檐角飞翘，在蔚蓝的天际勾画出民居墙头与天空的轮廓线，增加了空间的层次韵律美。思溪民居建筑的显著特点是屋里都有天井，商业文化在天井建筑中得到完美体现。

思溪还是婺源的长寿之乡，满清年间思溪曾经有过43个百岁老人，皇帝专门下诏70岁以上的老人授9品顶戴，依次类推，到百岁就授6品了。因此，思溪敬老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从思溪到它的“姐妹村”延村有大约1华里的路程。延村处于山水怀抱之间，背倚“火把山”，思溪河流经村前，整个延村犹如一竹排依偎在思溪河畔。延村的古民居大多粉墙黛瓦，整体色彩效果是黑白相间，给人朴素淡雅的美感。在婺源，官宅与商宅的建筑有所不同，官宅讲究气魄，商宅注重财运。延村的古建筑处处体现着商人的这种祈祷。有的甚至把大门也做成一个商字形，在历来内敛的徽商们中，也算是张扬的了。大多数建筑格局是雷同的，比如在客厅的天井，地上的砖铺成高低不平的形状，正好组成一个凹形，其形似锁，意味着锁住钱财，而这凹下去的设计，正可以让天井里落下的雨水渗入地下。

思溪、延村景区是江南最典型的儒商古村落。思溪与延村除了众多的明清商宅成为游人的一大看点，“三雕” （砖雕、石雕、木雕）的艺术性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溪、延村“三雕”作品可谓俯拾即是，处处光彩闪耀，美不胜收，一宇之上，三雕骈美，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徽派民居的建筑特色，使思溪、延村整体上成为举世瞩目的民居艺术集大成的博物馆。俞氏客馆格扇门上，阳刻不同字体的“寿”字组成的“百寿图”，堪称“木雕精品”。思溪、延村景区儒风独茂，处处渗透着“诚、信、义、仁”的儒家文化精髓和博大精深的徽商理念。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可说是思溪、延村风景区的简约素描。这里不但可以领略徽商曾经的辉煌，也可感受自然与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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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的背景篇6

一、研究综述

旅游研究中的性别话题不断激发着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国外学者在旅游研究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 ，研究对象集中于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旅游目的地居民3大群体，不同研究对象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涉及旅游行为、旅游就业、旅游市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等方面。研究方法强调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解释和考察旅游。国内学术界对我国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认识极其有限， 大致尚只停留在基本的特征感知阶段。基于性别的研究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参与旅游业活动对女性社会地位、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方法主要为观察和问卷调查，以描述为主。

二、内容与方法

山东省规模化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已有3100多个。已建成旅游特色村907个，本文以山东女子学院旅游学院承担的《山东省乡村旅游“旅游送智下乡” 培训项目》为主要依托，以培训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乡村旅游中小型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研究，从性别角度上对乡村旅游创业动机进行解析，通过比较不同性别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创业动机，以增加对其创业动机的了解，这可弥补现有文献在上述研究的不足，而且性别研究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实质指导意义，可通过创业动机不同对男女创业者进行不同的动机诱导，对提高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壮大乡村旅游新业态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乡村旅游创业者经营项目囊括3大产业，范围可包括以下6项：农业观光园（采摘）、农家乐、渔家乐、度假村、休闲农场以及特色村。

三、数据获取

本次调研主要针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即业户，主要问题有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本地人，是否从事其他行业，经营时间，年收入，旅游经营的利润来源，商品价格定价影响因素，继续经营意愿，是否参加相关培训和考察，经营场地是否自有还是租赁，选择经营乡村旅游的原因。对业户的经营状况和影响因素做调查和访谈，发放问卷428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经观察未回收的基本是不认识字的老年人，因此在最后结论与讨论部分给予充分考虑，使得结论更贴近现实。本次培训多是针对村一级的单位，因此下到各个县区后，接触到的多是乡村旅游的个体户，占到培训的75%，只有25%的是员工超过10人的乡村旅游企业。

调查中有36.59%的男性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明显少于女性；学历初中以下仅有4.88%，高中/中专最多为43.9%，专科和本科分别占21.95%和29.27%；年龄多为青壮年20-29岁有43.9%，30-39岁有39.02%，40-49岁有17.07%，50岁以上的没有；多位当地人87.8%自己的房屋89.9%大部分有其他职业58.54%，从旅游经营中获得的收入1-3万的最多为43.9%，从事旅游经营时间较短。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以中年人为主，学历以高中中专为主，。实体基本上是家族性质（即由业主本人或与家人、亲戚共同投资经营），规模小，经营时间不长，主要以自有房屋或在自家经营田地上建造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初始投资较大，融资方式单一，业务以住宿、餐饮为主，员工以自家人、亲戚为主，管理水平低下，一般在旅游旺季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淡季从事其他行业或是家中女人独自经营，男人外出打工。培训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事时间都较短，均可视为乡村旅游创业者，而女性在乡村旅游创业中所占比重较大，通过访谈也可以看出女性在中小型乡村旅游经营实体中以领导者身份出现较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四、旅游创业者性别差异

乡村旅游创业动机问题采用填空题的形式，由培训者自己填写，然后再利用文本提取工具，提取归纳，得到以下答案：增加收入、利用资源、教育消费者、兴趣爱好、解决家庭成员工作、农产品收入波动、看到他人成功、交朋友、旅游市场的机遇、税收刺激、政府鼓励。利用spss21.0对不同性别的创业者动机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下表

由表2可以看出，所有创业动机女性均高于男性，增加收入和税收刺激占了最高两项（女4.00和3.75，男3.76和3.25），政府鼓励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分别为（3.50/1.58）（3.46/2.47）并且成相关性，教育消费者、解决家庭成员工作分别为（3.03/2.68）（2.86/2.33），看到他人成功、交朋友、旅游市场机遇、利用资源和个人兴趣爱好按照顺序动机递减，并且都成相关性。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哪个创业动机，女性均高于男性，且政府鼓励、农产品价格波动、看到他人成功、交朋友、旅游市场的机遇、利用资源和兴趣爱好，7个创业动机p值小于0.05，有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旅游创业者动机，尤其是目前中国乡村旅游扶贫背景下，女性创业者明显多于男性，并且呈现出家族化、本地化、快速化的趋势，通过本文调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存在形式-实质、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

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一定要抓住女性动机高于男性的特点，鼓励支持女性创业，实现乡村旅游的大发展。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7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28―04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

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自2005年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小学校由县统一布局管理。但在离土情况下的村落学校的撤并中，县级部门只管撤并后的中心校，无法触及到村落学校。而教学点的教育教学管理基本上下放到中心校，但中心校却因自顾不暇，对教学点的管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普九”的主角乡(镇)政府则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被逐步边缘化，实际上乡(镇)政府对村落学校管理缺位。因此，稳定村落学校教学常态就需要县、乡(镇)政府和中心校三者对村落学校的管理既分工，又要合作，形成管理合力。其中，县级政府应切实负起管理职责，避免机会主义管理行为。

数字乡村的背景篇8

一、说教材

《古诗词三首》中共有三首诗词，分别是《宿建德江》《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宿建德江》是一首思乡之作。诗人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想起了以往的事情，因而以舟泊暮宿作为自己抒发感情的归宿，写出了羁旅之思。第一句点题，也为下面写景抒情作了准备；第二句中“日暮”是“客愁新”的原因；最后两句，因为“野旷”所以天低于树，因为“江清”所以月能近人，天和树、人和月的关系，写得恰切逼真。此诗前两句为触景生情，后两句为借景抒情。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描写了诗人在望湖楼所看到的暴雨急来急去的壮观景色。诗人将一场变幻的风雨写得十分生动，前两句写了暴风雨急来时的景象，后两句描写了雨后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全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抒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

二、说教学目标

1.会写“德、鹊、蝉”3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和背诵古诗。

3.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中描述的画面，感悟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默写《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本课教学的重点；感受诗的意境，体会作者的情感，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是本课教学的难点。

三、说教法学法

诵读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方法之一，对于诵读的重要性，朱熹曾说过：“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其思维处于正在发展的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记忆力也最为活跃。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应要求学生加强诵读、品读从而达到对古诗词的识记。教学中让学生在朗诵古诗词的同时注入自己的感情，加强理解，真正了解古诗词的文化。

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采用“创设情境入诗境——想象画面解诗意——吟诵诗词品情感”的教学方法，注重图文结合，抓字眼、抓想象、抓吟诵。真正体现《语文课程标准》中“以读为本”的理念，让朗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读中感受古诗词优美精湛的语言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读中引领学生入情入境，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四、说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学生在之前已经学习过孟浩然的古诗，因此对这位诗人并不陌生。教师通过复习导入的方式，先请学生回忆一下学过的孟诗，从而自然引入新课的学习。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新词。

教师范读全诗，学生注意听准字音。学生借助拼音初读诗句，画出生字，多读几遍。教师利用多媒体出示生字词、诗句，检查生字认读、古诗朗读情况。对易读错、写错的字让学生交流识字写字方法，帮助识记、书写。

（三）学习《宿建德江》。

1.首先欣赏诗歌的插图，让学生说说看到了什么？

2.具体解释每个字词的意思，读懂诗句。

3.想象诗歌所描绘的画面，感悟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4.交流反馈：

（1）师：读完这首诗，你的脑海里呈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夜幕降临，江中小舟，烟雾迷蒙，孤身夜宿，身处异乡，旷野无边，天比树低，月与人亲）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孤独、凄凉）诗中哪个字最触动你的心？（愁）

（2）“愁新”就是新愁的意思，作者的“新愁”是什么呢？（思乡之愁）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从诗中哪一个字看出来的？（客）客是指谁？（诗人）诗人把自己说成是客，是因为此时他身处异乡。同学们，你们还记得王维的那首诗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思亲我们都能够理解，那此时是什么勾起了孟浩然的思乡之情呢？（日暮）

（3）诗人独自一人夜宿在建德江，他看到了什么？（空旷的原野和江面）如果你是诗人，你这时候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能和家人在一起多好啊；如果这时候有人陪我说说话多好啊）

（4）诗人满怀的愁绪向谁诉说呢？（月亮）独自一人，只有天上的月亮相伴，这是何等的苍凉、孤寂，让我们带着这种感受再读课文。

5.指导感情朗读，背诵。

（四）学习《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解题：请学生说说从诗题中得到了哪些信息？

“六月二十七日”是写这首诗的时间，此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经常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地点在望湖楼。“醉书”意思是在似醉非醉的情况下写的诗。

2.学生借助拼音初读诗句，给古诗划分节奏。

3.想象下雨前的画面，理解“翻墨、未遮山、跳珠、乱入船”的意思，学习前两句诗运用的比喻的修辞手法。

4.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语言描绘三、四句所描绘的画面。

（五）学习《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解词题。

一起读题目《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西江月”是什么？“夜行黄沙道中”又是什么？让学生了解：“西江月”是词牌名，“夜行黄沙道中”是词题。

2.注重点词句，解词意。

自由朗读，读完之后学生交流有没有不懂的字词。老师注意引导学生抓住“见”相机理解“茅店、社林、溪桥”，从而感知词句意思。

抽生说说自己喜欢的画面，师相机点评并指导朗读。

3.想象画面，景中悟情。

4.联系生活，内化感情。

请学生说说从“路转溪桥忽见”中感受到什么？

师相机引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面对困难、挫折，不退缩不畏惧，勇往直前，那么，前方将充满光明与希望。

（六）课堂总结。

这三首古诗词都运用了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宿建德江》中后两句是借景抒情，通过描写空旷辽阔的原野，倒映在清澈江水中的明月，表现出诗人孤寂、愁闷的心情。《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前两句诗人通过生动描写暴雨来袭时的景象，表达了赏雨的愉悦心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中词人从视觉、听觉、嗅觉三方面描绘了黄沙道的夜景，展现出夏夜乡村田野的幽美景色，情景交融，表达了词人对丰收年景的由衷喜悦。

五、说板书设计

最后我来说说我的板书设计。本课的三首古诗，都属于写景抒情之作。因此我抓住诗中描写的景物及表现的感情进行板书，提挈古诗内容，便于学生记忆、背诵。

黑云

像

墨水

雨之急、大

六月二十七日

望湖楼醉书

白雨

像

跳珠

大风

忽

吹散——去得快

湖水

水

如天——奇（景象）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景：以动衬静（迷人）

热爱大自然

情：说丰年（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