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研总结范文

劳动教研总结篇1

（一）测算方法20世纪60年代之前，度量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投入的方式基本上是直接核算劳动者的数量，就如同计算工厂中使用螺丝钉的数量一样。随着舒尔茨、贝克尔和丹尼斯等倡导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差异问题，劳动者生产率的异质性逐渐受到重视。为此，基于投入、基于收入、基于受教育水平和基于综合指数的各种测度人力资本的方法逐渐发展出来。基于投入的方法主要源于舒尔茨按照人力资本投入测算美国1929-1957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研究。此后，基于边际生产力理论和资产收益估价方法，一部分学者提出以劳动者收入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乔根森和弗洛梅尼即以劳动者终身收入折现的方法做了测算。另外，穆里甘和马丁用收入与单位人力资本所得收入的比值构造人力资本指数，对美国的人力资本进行了度量。与此同时，以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为人力资本变量的方法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萨卡罗普洛斯就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1985年的研究已包含了60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和发展数据。1993年，巴罗和李钟和提出用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由他们建立的数据库不断更新和扩展，截至2010年，该数据库已囊括全球146个经济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OECD）、亚洲发展银行（ADB）也主要使用了这种方法。国内已有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如蔡昉、王德文，1999；胡鞍钢，2002）对人力资本的测算基本都沿袭了这种方法。此外，陈钊等人(2004)的研究则通过动态预测的方法，填补了缺失年份的数据，形成了1987-2001跨期15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力资本度量而言，受教育年限是相对综合、全面的变量，它既体现了劳动人口受教育的强度，即教育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又考虑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层级结构，即各级教育的劳动人口比例。用受教育水平测算的教育人力资本包括总量和劳均两项指标，计算公式分别为：HT即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它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反映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人力资本总量是劳动人口与其相应受教育年限乘积的总和，作为劳动人口受教育时间长度的复合度量单位，教育人年表示1个劳动人口受教育1年，其人力资本总量增加1教育人年，以此类推。durj,t是j级教育的受教育年限系数，即t年教育程度为j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数；Lj,t是受教育水平为j的劳动人口数。ST即劳均受教育水平，是总量与劳动人口的比值，用以反映教育人力资本的均值。

（二）测算结果考虑中国人口统计的数据特性，将劳动人口的范围界定为15岁及以上的广义劳动人口，不考虑劳动参与率问题，使用人口普查和相关数据，按照公式（1）和（2）建立全国及各省的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经计算得到主要年份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与均值，如表1所示。

二、教育人力资本的盘存

（一）盘存方法虽然以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的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近似反映各省经一段时期增减变化的最终实存结果，但数据间隔期太长，不足以充分反映其具体变化的过程。以自然年度为统计周期的教育和人口统计为笔者通过永续盘存法建立盘存账户提供了依据。永续盘存法在资本账户的应用源自戈德•史密斯（1951）对物质资本存量的开创性研究[18]。国内相关研究也均以此为基础，如，张军（2004）[19]、钱雪亚（2004）[20]分别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行了永续盘存。本研究使用永续盘存的基本程序是：第一步，以实存账户的初始规模作为盘存账户的初始规模，保证二者具有可比性；第二步，对确定初始规模后一年中的人力资本形成和减损进行登记与计算；第三步，按照盘存公式计算出当年的人力资本规模增减变化量和期末结存规模；第四步，将上一年的期末结存规模作为下一年的期初规模开始新一存；第五步，对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年份进行逐年盘存，从而得到全国及各省年度人力资本规模。其中，Hi,t是i省t年初的教育人力资本规模，ΔHi,t是新形成的人力资本规模，ΓHi,t是减损的人力资本规模。t年期初存量加当年净流量（新增流量抵扣当年减损流量）便得到t年末的存量，也即下一年（t+1）年初的存量。虽然教育人力资本存量H是时刻变动的，但根据当前可行的技术，笔者只能假定H相对稳定，一年集中核算一次人力资本的流量，即新增的ΔH和减损的ΓH。其中，新增人力资本流量ΔH来源于各级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hj，即：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各级教育毕业生人数Lj及其累计受教育的年限durj。需要说明的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中未继续升学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部分既新增加劳动人口，又改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受教育年限durj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累计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各级成人教育的毕业生已经在其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记为劳动人口，因此，不计入新增劳动人口，只计算因接受成人教育而改变的受教育水平，即其新增的受教育年限。减损的人力资本流量ΓH来源主要是死亡人口、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和迁移三个部分。前两部分相对容易测算，迁移流动人力资本的测算则相对困难。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强，据估计，1978-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达1.18亿；1997-2000年期间年均增长1000万人；2003年末，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达1.69亿人[21]。然而，囿于统计口径和方法的不一致，基于户籍的人口统计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的盘存工作只能假设不存在人口大规模迁移，建立静态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由此，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不包含因人口流动因素所致的变动在内。

（二）盘存水平经过盘存，研究得到了1990-2010年全国及各省盘存账户中历年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均值和劳动人口规模。1990年是共同的起点，2000年和2010年则既包括通过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实存结果，又包括通过盘存获得的账面结果。通过对盘存账户的分析，笔者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第一，在静态增长模型中，如果排除人口流动的因素，只通过教育因素新增和人口死亡等因素自然减损，各省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水平会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第二，2000年和2010年的教育人力资本账户差异，有可能是源于盘存过程中的数据偏误，也有可能是因为盘存公式中没有考虑的人口流动等其它因素所致。第三，大部分省份的教育人力资本账户差异都较小，出现明显较大差异的主要是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河南、和青海等人口流动的频发省份。

三、账户平衡性分析

（一）实存账户与盘存账户的差值前文分析发现，在2000年和2010年，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与盘存账户存在差值。为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笔者计算了两个账户的差异度，公式为：账户差异度=（实存－盘存）/实存（7）由此得到的账户差异度是相对实存结果而言的，去除了人力资本原有规模的影响，能够较清晰地反映盘存与实存的差异程度。经计算，全国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高于盘存总量，二者之间的差异度在1991-2000年期末为2.62%，在2001-2010年期末为3.55%。由于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省际之间，全国账户中4%以内的差异应当可视为正常的误差；部分省份的账户差异度较大，超过容许偏误范围，则可能是由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等模型设定误差所致。表2报告了各省的账户差异度和经标准化处理的账户差异度标准分。

（二）账户收支的失衡依据标准化差异度，1991-2000年期间，全国29个省份（四川、重庆由于区划调整，不做统计）中，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超过盘存量的省份有11个，占到总数的37.93%；其中，差异程度较大（标准化总量差异度大于1）的是、广东、北京和上海。实存总量少于盘存量的省份有18个，占比62.07%；其中，差异程度较大（标准化总量差异度小于-1）的是青海和安徽。2001-2010年期间，31个省份中，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超过盘存量的省份有13个，占总数的41.94%；其中，差异程度较大的省份有4个，与前一期相比，仍然在列是、北京和上海，另外增加了天津，而且北京成为差异程度最高的省份，实存总量比盘存量多出了30.22%。实存总量少于盘存量的省份有18个，占比58.06%；其中，差异程度较大的省份分别是河南、贵州、湖北和安徽。综合来看，教育人力资本账户不平衡的省份数量和结构基本稳定，但部分省份不平衡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四、人口流动与账户平衡性

在实物资产的管理过程中，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之间的差异通常是源于没有在账户登记中及时反映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而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减不可能逐笔登记，出现一定程度的账户差异也就难免，但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正常盘存误差因素后，仍然出现显著的差异，就需要特别考察其原因。一方面，静态增长模型虽然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形成和减损过程中劳动人口的自然增加、死亡等因素，但近20年来中国大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却没有及时反映，上述模型遗漏了省际间劳动人口动态流动这个重要变量。因此，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力资本盘存存量和流量估计是忽略了人口流动因素的理论状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得到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1990、2000和2010）近似反映了实存状态。由此推知，除去随机因素的干扰，理论状态和实存状态的人力资本盘存差额就可以粗略地被视为主要由大规模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变动。对比分析标准化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的账户差异度（HSTOCK）、劳均受教育水平的账户差异度（HLEVEL）和劳动人口规模的账户差异度（MLABOR），可以发现，三者在变动数量和方向上都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以此为主要变量的回归分析，可以检验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两次账户平衡性分析的结果构成了两期面板数据。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FE）比随机效应（RE）估计的结果更好。然而，沃尔德检验证实了组间异方差的存在，即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笔者使用可行广义矩估计（FGLS）纠正异方差问题。回归结果详回归结果表明，就标准化账户差异度而言，劳动人口与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及劳均受教育水平均显著正相关，但效应量有别。其中，劳动人口账户差异对人力资本总量账户差异的边际贡献（0.890,p<.01）要远高于对劳均受教育水平账户差异的边际贡献（0.082,p<.10）。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增长有两个来源：劳动人口增加和劳均受教育水平上升。劳动人口的流动一方面直接改变人力资本总量，另一方面又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知识外溢效应等途径间接地改变劳均受教育水平。由于本研究集中关注由人口流动所致账户差异，因此，可以认为：人口的净流入（标准化劳动人口数量账户差异度为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均受教育水平的外溢；人口的净流出（标准化劳动人口数量账户差异度为负）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均受教育水平的损耗。

五、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省级教育人力资本收支的平衡性，通过建立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一方面，测算了各省历年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均值和劳动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对比这三项指标在两个账户间的差异。由于普查数据间隔期过长，实存账户无法捕捉人力资本的实时变化，而经过永续盘存法建立的盘存账户却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具体的盘存过程中，受中国人口统计的惯例所限，笔者无法精确推算各省由于大规模人口迁移与流动而致的人力资本收支状况，因此，在静态增长分析框架下，人力资本流量变化主要源于各级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以及人口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这两部分。

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对比分析的结果发现，在不考虑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各省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会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以及基本的账户平衡。然而，在消除统计偏误后，部分省份两个账户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省份多为人口流动频发地区。因此，静态模型遗漏了重要变量———人口流动，可能是造成教育人力资本账户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两期面板数据分析也证实了劳动人口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效应量有别。作为在现有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的经验分析，本研究测算了1990-2010年期间各省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变动态势，并证实了人口跨地区流动与迁徙对地区受教育水平总量与均值的影响。然而，本文仍然存在两个局限：一是，劳动人口范围界定较为宽泛，受省级人口统计资料所限，笔者无法将60岁以上人口剔除；二是，账户分析虽然提供了教育人力资本历年的理论规模和人口普查年份的实存规模，但人口迁移数据的缺失，笔者无法核算非人口普查年份的实存规模。

劳动教研总结篇2

关键词　劳动实践　综合能力一、本课题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

（一）研究现状述评

资源县瓜里乡大田完小2009年被正式确定为桂林市、资源县教育局劳动实践基地。劳动实践基地面积共有3亩，开辟了蔬菜种植区、育秧大棚区、苗木区、稻田、鱼塘、瓜架鹏区。今年又拟扩建花卉种植区，并增设蔬菜喷灌系统。其中鱼塘养殖草鱼、鲤鱼、泥鳅；稻田种水稻，套养禾花鱼；蔬菜种植区种植季节蔬菜；育秧大棚区培育菜种。劳动实践基地中的菜地主要按班分块管理，学生自带劳动工具，学校提供种子，肥料，鱼塘、大棚由学校具体管理。县教育局勤工办和中心校主管人员分类指导，学校领导和教师具体主抓，基地收入一部分用于基地扩建，一部分用于该校寄宿生生活补贴，花木用于美化环境，基地集中向小学生普及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知识，让学生了解与感触农业生产与科研概况，对拓展小学生知识面，开拓视野起到积极作用。

（二）选题意义

劳动是创造人类财富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劳动能力是每一个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和行为习惯。日本规定小学生每天参加劳动24分钟，英国为36分钟，美国是1.15小时，而我国不足12分钟。劳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人生教育的根本，是中小学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途径。卢梭曾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不爱劳动，不爱惜劳动成果，劳动技能和综合能力差的现象在现今农村小学生中还普遍存在。家长对独生子女的过度呵护，造成学生劳动上的依赖。严重的重智轻劳倾向，学生的劳动机会在减少，劳动能力在削弱。我们学校的学生虽然都是农村孩子，但由于家长的呵护，缺乏必要的劳动机会。为此，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学会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二、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一）研究目标

1.开展各种花卉、蔬菜、果树等种植，让学生了解一些劳动工具的简单使用方法，掌握一些植物栽培技术。

2.通过劳动实践，对学生进行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劳动工具和珍惜劳动成果教育，在劳动中发展各方面的能力，并进一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助人为乐的精神品质；

3.开发劳动实践校本教材，形成特色，打造品牌。

（二）研究内容

1.编写出一套既有学校特色，又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绿色蔬菜栽培技术》校本教材，激发学生劳动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

2.利用学校劳动实践学生开展季节性蔬菜的种植研究。如青菜、黄豆、南瓜、黄瓜、萝卜、大豆、油菜等，让学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学会一些蔬菜栽培的方法，培养劳动技能。

3.探索劳技教学新形式。实现传统种植与创新种植相结合；劳技教材与校本教材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三）主要观点

1.结合学生自身兴趣，掌握种植花苗、蔬菜、树木的一些基本知识，从生活中主动获取劳动知识，发展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品质。

2.以“劳动实践基地”为依托，让学生们在菜地里付出劳动的同时，积累知识，增长见识，体验到劳动生活的乐趣，提升适应能力。

3.通过“劳动实践基地”种植活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掌握简单的种菜方法，亲身感受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培养学生乐于帮助别人、尊重别人、与人合作的交往能力。

三、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1.以“学生终身发展”为理念，重视劳动技能的培养，传授栽培、种植技术，学做结合，掌握除草、浇水、避免损伤植物的根、茎、叶的正确方法。

2.以“劳动创造美”为主题。通过观看劳技录像、现场种植、菜地观察等形式，让学生初步接触栽培技术，感悟劳动之美。

3.以“劳动体验快乐”为主题。带领学生种植蔬菜、栽种树苗，让学生零距离接触劳动实践，体验快乐，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

（二）研究方法

1.实践法：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学生自身的劳动实践，收集信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2.个案法：通过研究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实践案例，激发学生劳动意识的形成。

3.总结法：通过各阶段成果研究，及时总结，提炼栽培技术，为编写校本教材提供依据。参考文献：

[1]天津教育出版社.关于中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培养[M].

劳动教研总结篇3

一、充分认识调研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

劳教调研宣传工作是整个劳教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中心影响中心，不是重点影响重点，不是全局影响全局，不是决策影响决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劳教制度创立至今，从劳教工作管理原则的确立、“三像”方针的提出到创办劳教工作特色、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至现阶段劳教管理工作改革、推行三种管理模式，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劳教工作都体现出了从制度不完善到完善、执行方式从不成熟到成熟、执行方法从简单到灵活多样的转变，使劳教工作能够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劳教工作的职能作用。这些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劳教理论调研工作的有效开展，通过理论调研，使实践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得以发现，从而结合实际解决矛盾和问题；通过理论调研，将实践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总结，使之转化为理论成果，从而推动劳教工作的全面发展。

当今社会已进入一个多层次、多单元、多主体的信息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党的劳教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给新时期的劳教工作带来了挑战。例如劳教工作的体制改革、劳动教养立法、三种管理模式的推行、教育工作科学化、劳动生产矫治习艺化等等，要解决劳教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我们埋头苦干，务实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劳教工作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让社会各界、上级部门和领导重视支持劳教工作，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因此，加强劳教理论调研和宣传工作是提高领导班子决策能力的客观需要，是顺应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做好新形势下劳教工作的迫切要求。

二、充分认识调研宣传工作中的差距

我所调研宣传工作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与劳教工作的发展状况、与上级部门的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是重视不够。一些人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和具体工作人员，认为调研宣传工作可有可无，不关大局，无关痛痒，思想上对调研宣传工作重视不够，标准不高，要求不严。

二是责任不落实。没有形成调研宣传工作责任制，没有将调研宣传工作的软任务落实为硬指标，没有一个成熟的激励机制，没有充分调动起相关部门及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时效不快，质量不高。往往错过最佳时机，发生迟报、漏报现象，甚至缺乏对信息的挖掘与加工、整合，缺乏对信息的综合处理和整体开发。

四是应用实际，指导实践不强。理论调研看不出有哪些创造性的措施和办法，没有创新，缺乏特色，存在应付差事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影响了我所调研宣传工作的质量。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从开创劳教工作的新局面扎扎实实做好调研宣传工作，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为工作大局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推动调研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要在队伍建设上下功夫。要高度重视调研宣传工作，切实做好“两个建设”，即调研宣传阵地建设和调研宣传队伍建设。目前需要努力的是，调研宣传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队伍的素质要进一步提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调研宣传阵地，形成所、科（队）并行的格局，努力扩大调研信息的来源和覆盖面；要进一步加强对调研宣传阵地和调研宣传队伍的管理。办公室要加强与各单位的联系，并根据工作需要分别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通讯员研究工作、学习培训、参观考察、努力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工作责任心；要加强对调研宣传阵地和通讯员的管理，使调研宣传阵地和队伍不断健全。

二是要在工作机制上下功夫。要建立健全调研宣传的激励机制。如表彰奖励、稿费制、通报制、成果制等。同时，进一步办好指导工作的内部简报，并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要把调查研究和信息报送工作纳入工作考核范围，要关心从事调研宣传工作同志的工作、生活、学习，努力改善工作环境，创造工作条件。

三是要在提高调研信息工作质量上下功夫。要在第一时间报送第一手资料，从报送工作经验类信息为主向报送调研信息与工作经验信息并重转变；从报送成绩经验类信息为主向报送成绩经验类信息与问题建议类信息并重转变；从报送一般零散信息向报送重要态势信息转变。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目前理论调研和信息报送比较零散、综合分析深度不够的现象制定的。我们必须下功夫提高工作水平，要明确理论调研和信息报送工作的目的就是为领导决策服务，为工作大局服务，要努力提高对调研信息的综合分析水平，努力从大量零散信息中发现规律性、普遍性的问题，从而找到对策，提出建议，提高工作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四、紧紧围绕工作的重点，着力抓好调研宣传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劳教制度创建50周年纪念活动。紧密结合劳动教养制度创立50周年纪念活动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书刊、杂志等各种载体开展劳教宣传工作，拓展劳教宣传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集中展现劳教工作在教育矫治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独特的社会价值。

二是紧紧围绕调研课题，完成调研任务。要结合我所劳教工作改革发展的实际，按照年度调研工作计划，明确调研工作重点，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开展调研，在年内完成一批政策理论性和业务指导性强，观点新颖、质量高的理论调研文章，力争在理论调研工作中有更大的突破。撰写调查报告要做到“新、短、真、快、活、强”。所谓“新”就是时间新近，内容上是新事，老事有新发展。所谓“短”，就是文章要短，只要把事情说清楚，文章尽可能的短一些。所谓“真”，就是内容必须完整真实，既要做到个别事例要真实，更要总体真实、本质真实。所谓“快”，就是指实效性，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所谓“活”就是语言上要生动活泼，有现场感。所谓“强”就是指思想性强，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调查结论要符合国家和上级行的大政方针。做好理论调研和宣传工作意义重大，要求很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清责任，自加压力，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推动我所理论调研和信息宣传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劳动教研总结篇4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企业成本；市场经济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176

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是每个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国企业家、经济学家及社会各阶层精英们从微观到宏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系此成果的延伸和发展而来。

1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问题

11企业用工工资与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企业劳动力用工成本一路看涨，有部分人认为与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有关，主要证据表现在中国有部分实体企业因国内成本高涨已迁出国内，到东南亚一带甚至到美国设厂。但是，企业用工工资上升，并不能等同于劳动力成本上升。

12劳动报酬与劳动力成本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2016年8月5日的《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认为，目前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与产能调整有关，也与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有关，但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在合理范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上涨过快，而是社会保障缴费过高，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的同时，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尤为突出。

13生产力与劳动力成本

近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明显超过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中国收入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即认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大幅增长，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力的增长，而是因为生产力下降的幅度大于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幅度。

14企业成本与劳动力成本

当今企业成本高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高；税负、税费高；劳动力的供给成本高（含“五险一金”的社会成本等）；高额的融资成本；能源成本高；较高的物流成本；相对高的土地成本；汇率成本高等，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制度性政策成本占有较大的比重。

15企业劳动力的相对成本问题

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成本问题。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所说的，降低劳动力成本，重要的不是降低工资，而是减少制度性劳动力成本，比如社保、住房公积金等。

2降低劳动力政策成本与提高经济效益关系

21提高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效益是衡量一切济活动的最终综合指标。[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获取效益[2]，最终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成本费用。构成企业成本的要素主要包括材料成本、加工成本、劳动力成本、销售成本及财务成本等。劳动力成本主要由工资、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可控的劳动力制度性成本构成。

22劳动力政策成本对提高经济效益的影响

（1）企业社保缴费比率偏高，社保负担过重。根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社保“五险一金”的缴费比率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其中养老保险缴费比率偏高，达到28%（单位缴费率20%，个人缴费率8%），住房公积金比率为14%～24%（单位和个人各7%～12%）。国家发改委官网在2016年8月也发表文章认为，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会保险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接近欧洲福利国家40%的缴费门槛，远超美、日、韩等国家，再加上各地10%～24%的住房公积金缴费，“五险一金”名义费率已经达到60%左右。

（2）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执行，以及物价的快速上涨，催生了企业的加薪压力和空间，对劳动力价格上涨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3）人口红利趋于衰退，人力成本上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以每年10%～15%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靠的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中国16～59岁的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即便再放宽5年，中国16～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也在2015年见顶。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正在大幅消失，人力成本上涨成必然趋势。

（4）劳动力结构性失衡。长期以来，传统密集型粗放型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优势，受教育产业化式扩张影响，劳动技能型人才培养明显不足，技术工人结构性短缺间接加剧劳动力工资收入上涨。

（5）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持续发展速度减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太少，与西方国家技术创新投入差距较大。至2015年，中国研发总投入（R&D经费）占GDP比例已达21%。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R&D经费支出国，但经费规模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面临转型挑战。

3降低劳动力政策成本的方法和措施

（1）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改善非当地户籍人员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待遇，打破劳动力市场区域分割，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竞争力产生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配置效率。

（2）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降低社会养老保险费率及住房公积金利率。在构成企业要素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从法律制度层面合理调整社保“五险一金”缴费水平，降低“五险一金”费率，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提高企业利润水平。

（3）落实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小微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低，亟须在政策、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应加快出台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促进小微企业健康良好发展。

（4）加快鼓励科技创新法规政策的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步下降、企业科技投入成本过低的趋势，政府应加大鼓励科技创新，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的法规实施细则及政策规定，鼓励科技创新，降低劳动力成本。

（5）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加强教育结构优化调整。鉴于目前我国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缺口较大，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也较大，建议在提高高校教育质量、优化高校学科设置、提高学生技能培养的同时，建立人才培养培训制度，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优化调整教育结构。

（6）引导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加大对传统行业企业技改的扶持力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坚持内需拉动经济的原则，制定相应的内销服务制度，引导企业以国内市场为基点向外扩散，扩大盈利空间。

4结论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毫无疑问会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企业利润水平，加大企业营运难度。合理调整企业劳动力政策要素成本，是推动劳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稳增长、促就业、调结构。

参考文献：

[1]杨保辉浅谈企业的经济效益[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8（12）：165.

[2]张志文论控制成本与提高经济效益[J].现代商贸工业，2007（12）.

劳动教研总结篇5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维度划分

    人力资本是指个人与生俱来或后天取得的智力与体力资产,包括知识、能力、技术、智慧与创新等,主要通过教育、训练、经验累积、终身学习以及劳动力流动等方式获取。在组织系统中因人力资本的发挥使得组织的竞争优势得以提升,并进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尽管人力资本被视作促进组织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但对人力资本的度量一直是研究的难点,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比如,胡鞍钢(2002)用人口受教育年数来表示人力资本,计算了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人口受教育年数,来分析人力资本增长情况。钱雪亚和刘杰(2004)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和卫生保健投资三层面构成,并将人力资本存量区分为“人力资本资源总量”和“人力资本运行总量”。周德禄(2005)以人口规模、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工作年限和平均预期存活年限作为群体人力资本的核算指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实证分析。朱平芳和徐大丰(2007)基于Casey B. Mulligan和Xavier SalaI-Marti的人力资本估算思想,借鉴教育年限法和收入法,构建了中国城市人力资本估算框架。李海峥等采用了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J-F法),构建了中国人力资本测度指数,并对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年度总量及相应的年度人均人力资本进行了度量。上述对人力资本度量的方法尽管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人力资本理论所阐明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工作变动与人口迁移等构成要素。

    本文综合学者们度量人力资本的层次与指标,结合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发展署、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在测度世界各国人力资本存量中所采用的指标体系,考虑到国际比较的通行性,将人力资本存量划分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维度共计16项测量指标,来对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与其它国家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总第437期

    孙东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商 业 研 究

    2013/09(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学者们开始采用定性分析与计量实证等多种方法对人力资本存量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enhabib和Spiegel(1994)基于主要发达国家横断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向国外的学习能力这两个中介变量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Engelbrecht(2003)对25个OECD国家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显着性的正向影响机制。Fleisher(2010)等对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提升中国经济效率和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灿平(2009)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内生理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研究了教育所引致的人力资本产出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微弱,而在短期来说,这种效果又比不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刘帆(2012)建立了以 GDP 为被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和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生产函数回归方程,利用1998-2010 年我国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统计资料,对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就业人员总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并不高,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除了从整体上研究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外,学者们也从人力资本存量所包含的各维度出发,研究了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教育性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贡献:一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提升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二是通过教育促使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观念的改进来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学校教育提供了劳动力进入社会之前的资本存量,而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则是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构建终身学习投资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健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也有正向贡献。Edward 和Wolff(2000)将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代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结果显示健康性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若将健康资本从人力资本变量中剔除,则会产生估计上的偏误。罗凯(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健康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正向关联,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在经济全球化与竞争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优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国家、地区以及组织间竞相追求的重要资产,从而带来了人力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全球性的跨国流动,由此劳动力流动成为新形势下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林季平(2005)对台湾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在1962-1969年间的劳动力流动与转移促进了台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921%的贡献,这表明流动性人力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段平忠(2007)对1985-1990年间我国分地区流动人口的素质状况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仅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约72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同时,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综合以上对学者们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是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总体效应上,还是在人力资本所包含的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维度要素效应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都大致具有正向的影响机制。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H1a:教育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H1b:健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H1c:流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三)人力资本存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除了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之外,人力资本各维度之间还存在相互之间的影响并由此形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和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

    1.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劳动力流动的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又与健康状况、学校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等密切相关。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传播借助于网络呈现倍增的全球化时代,劳动力自身养成终身学习习惯,通过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知识分享以及系统性的学校学习等多元化、弹性化的管道来不断吸取新的知识,累计自我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人力资本市场的流动效应,来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保值和增值,并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张利萍(2007)等认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已有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教育对劳动力流动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当前存在着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流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机会不相适应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流动。吴克明和田永坡(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提高了教育收益率23%。因此,提高教育收益率的有效途径在于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Makenzie和Rapoport(2007)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明显影响到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和方向。Judith和Gordon(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国际人才流动的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常常通过罢免低收入国家缺乏健康的劳动者来确保生产效率的稳定性;而那些健康且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具有高技术能力的人才,往往成为发达国家人才引进的主要对象。综上分析,对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显着正相关。

劳动教研总结篇6

[关键词]培训供给侧；培训体系；培训技术

1“培训供给侧改革”概念及内涵

11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改革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进一步整合供给资源，使供给资源能够更加有效率地配置，从而提升需求方的需要，提升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12培训供给侧改革

培训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培训供给方面的资源重新配置的一个过程，通过资源的更好整合，实现培训项目的整体效果的提升。按照培训的要素来说，就是通过培训方法、培训资源体系、培训制度体系、培训教学模式、培训考核体系等的改革来提升培训者的培训目标或提升培训价值。

2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综述

本次综述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工具，检索主题为“供给侧改革”和“培训”，Cnki检索共计返回58条结果。从其年份来看，基本都是2016年发表的，说明目前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21按月份研究分布情况

供给侧改革从提出到方案制订，时间主要在2016年1月以后，因此，所发表的研究论文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开展，从初期概念的研究，到成熟后的方法研究，呈现一个研究的基本线路。从分布图图1看，7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最多，有17篇，4月、5月、8月、9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次之，分别为：7篇、9篇、6篇、5篇。

22研究机构和作者情况分布

按照发文的机构和作者，对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其数量见表，其分析情况见下表。

从机构及作者发文情况看，目前，培训供给侧改革刚开始研究，发文的研究机构、作者分布比较分散，没有一个机构或作者发文在5篇以上。结合研究层次看，目前，主要研究聚集在行业指导、政策研究方面，行业指导、政策研究方面的有32篇。占总发文量的5517%，基础研究有16篇，占2759%以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有9篇，占1552%.

23关键词检索

从研究论文的关键词方面，出现2次以上的关键词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8次）、“职业教育”（3次）、“人力资源”（2次）、“经济新常态”（2次）、“劳动就业培训”（2次）、“要素供给”（2次）、“经济增长”（2次）、“工匠精神”（2次），为更直观地反映出研究的关键词分布情况，采用了云图进行展示，关键词（按检索排序取前20）的频次云图图2。

3研究综述

第一，从培训角度展开提出“培训供给侧”的概念、使用范围、作用等展开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阐述了培训对行业的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力Y源提升上的保障作用；对培训供给侧改革在一些领域的使用提出相应的见解研究；对培训供给侧改革的作用进行说明和总结，如邹智杰（2016）在“就”供给侧改革论教育培训行业升级”中提到供给侧改革如何促进培训行业升级换代；石克荣（2016）在《加大职业培训教育投入力度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中之处职业培训对供给侧改革提供人才保障；吕景泉、马雁等（2016）在《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到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文中提到当前职业教育如何在满足社会职业要求的情况下开展结构性改革；吴慕林（2016）在《驾培服务的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中提到服务行业在服务培训中如何进行服务培训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从培训的制度上谈培训供给侧改革，主要从制度建设、培训评估、风险评估等方面展开研究，如胡艳霞（2016）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培训评估》中针对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层面开展的培训供给侧改革评估体系的研究；瞿晓理，刘轩（2016）在《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LL〗优化的现实需求》主要从劳动力教育培训风险评估方面提出培训供给侧改革的风险评估的方法；苏彩玲，张普雷（2016）在《人民银行组织举办企业融资培训暨银企对接活动提升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金融支持方面培训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探讨式的研究。

第三，培训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应用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相比较来说比较多，如职业培训、函授、人力资源培训、劳动力培训、职工培训、专业技术培训的很多方面都有涉及。如赵瑞慈（2016）在《农函大培训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思考》提出农函大方面的培训改革；吕景泉（2016）在《论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到子啊职业教育中开展教育培训的供给侧改革；张永飚在《深化技工教育供给侧改革，大力开展在职职工学历教育――如皋市技工学校在职职工弹性学制学历班招生工作纪实》中谈到在职职工学历教育方面的培训改革；熊颖在《劳务承揽：助推企业转型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实践》提到的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实践中的培训改革等。

第四，关于培训供给侧改革中培训技术的创新模式、效果评价、培训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是结合以往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针对性不强、培训效果差、培训模式简单等问题展开的研究，是对于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的深入。如王晓波《基于供给侧逻辑的移动学习平台建设与运营》中谈到的移动学习平台的建设就是对于目前教育技术及培训技术的深入广泛使用的研究；王帆、魏本亚（2016）在《大型定制式区域教师在线培训模式与实现》中从定制式区域教师培训方面，结合管理学中订单式管理的方法，阐述区域教师如何通过定制式培训获取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冯晓英（2016）在“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的创新实践中提出教师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升教师专业的创新能力。

4培训供给侧研究总结

从综述的情况看，目前关于培训供给侧的研究内容上还处在研究初期，很多研究结果尚停留在概念、定义阶段，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鉴于提出的时间较短，未来一段时间内，大量的成果将进一步展现，尤其是培训改革方法、模式、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瞿晓理，刘轩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优化的现实需求[J].地方财政研究，2016（7）

[2]王帆，魏本亚大型定制式区域教师在线培训模式与实现[J].中国电化教育，2016（7）

劳动教研总结篇7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0-0045-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科技知识的贡献率占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增长的80%[1]。作为“知识生产工厂”的高等教育也更为直接地参与进经济发展中来。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要求高等教育能够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体系。经济发展与教育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经济功能的凸显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2]。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其强调按照职业分类，根据一定职业岗位（群）实际业务活动范围的要求，培养第一线实用性（技术应用性或职业性）人才。我国高职教育从无到发展壮大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时间，特别是近十年，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和本科院校已然相当，见表1和表2。高职教育立足于服务地方，与区域经济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教育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几种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丹尼森的计量模型等，可以通过对这些模型的修正，科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做出探讨和研究。

（一）模型的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 E.F）认为，劳动的构成因素不仅有质量方面，而且也有数量方面。教育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提高劳动力质量实现的，换言之，教育的作用就是在初始劳动力投入量的基础上成一定比例增加[3]。因此，可以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L分为不包含教育的初始劳动力L和教育投入E的乘积，于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形为：

Y=AKα（LE）β （1）

对此式两边去自然对数后，求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经过推导，得到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

Y=a+αK+βL+βe （2）

其中，Y代表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a代表技术进步的年增长率，K代表资本技术进步的年增长率，L代表不含教育质量的劳动技术年增长率，e代表教育投入量的年增长率。那么，通过这个公式单独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βe占国民经济年增长率Y的比重，则可以变形为：

Re=βe/Y （3）

这个公式是目前教育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计量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Re代表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增长率，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率，但在本文的实际计算中，我们用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来代替教育投入量的年增长率，这是因为教育综合指数是以劳动力受某一级教育为基准，根据一定的劳动折算系数所折算出来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它的年增长率与教育投入的年增长率呈正相关，更好地反映了教育投入的实际效果，所以，从理论上看，用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来代替教育投入量年增长率是可行的。

（二）β值的计算

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教育对经济贡献时，为了便于与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取β值为0.7，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走资本消耗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小，β值应该是低于0.7的。在本文中，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β值的系数值对模型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根据各省市数据重新计算出β值，以便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

Y=AKαLβ （4）

两边同时除以L，假定α+β=1，得

（5）

取自然对数，构造线性回归模型，

（6）

采用统计软件Eviews进行计算，得出α的值，从而再得出β的值。

高职教育从1999年扩招发展到2012年，只有14年时间，时间序列短，地区差异大，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都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因此，在计算各个省市的β值时，需要分析和比较横截面观察值和时间序列观测值结合起来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也称为时序与截面合成数据。因为面板数据模型综合利用样本信息，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it=αit+βit'xit'+uit（i=1，…，N； t=1，…，T） （7）

式中，αit为常数项，xit=（x1it，x2it，…xkit）为生变量向量；βit=（β1it，β2it，…，βkit）为参数向量，K是外生变量个数，N为截面单位总数，T是时间总数。随机扰动项u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

如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满足时间一致性，也就是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模型（7）可以写为：

yit=αit+βi'xit+uit （8）

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截距和斜率参数可以有如下两种假设：

H01：回归斜率系数相同（齐性）但截距不同，模型为：

yit=αi+βi'xit+uit （9）

H02：回归斜率系数相同和截距相同，模型为：

yit=α+β'xit'+uit （10）

判断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模型形式，可以利用协方差分析构造式来检验统计量。

（11）

（12）

式中，S1，S2，S3分别代表式（8），式（9），式（10）的残差平方和。

在零假设H02和H01下，统计量F2和F1Z服从特定自由度F分布，如果F2大（等）于某置信度（如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02，应继续检验，找出非齐性的来源；反之，利用模型式（10）拟合样本，在已确定参数存在非齐性的基础上，如果F1大（等）于某置信度（如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01，应该用模型式（8）拟合样本，反之，用模型式（9）拟合。

通常，我们称形式如式（9）的panel model模型为变截距模型（variable intercept），式（8）为变系数（variable model）模型，式（10）为混合回归模型。在本文中，判断所选取的样本究竟符合哪种模型，利用协方差分析构造式（11）和式（12）来计算F的统计量，根据计算，得到F2=22.037>F0.05（30，300）=1.6998，F1=29.375>F0.05（15，300）=1.479，因此本文采用变系数模型[4]。

不管是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都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横截面大，时间序列小，样本并不是总体的随机抽样，所以本研究不进行Hausman检验而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模型仅对各地区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研究，为减少面板数据造成的异方差性，在回归估计时选取“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即GLS方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B-G序列相关性检验和white异方差性检验，可以得出结论，在显著性水平0.05下模型没有明显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故模型拟合较好。

（三）β值的估算结果

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总产出指标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资本投入量K用固定资产表示，劳动投入L用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研究选取2001～2012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所有的数据都以1978年为基期，模型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面板模型。其中，R2=0.997，F=1486.2，DW=1.892，所有的t值都通过检验，因为本文只需要弹性系数，因而没有列出变系数模型的截距项。全国及各省市β值见表3。

表3 全国及各省市的β值

二、各地区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计算起始年到终止年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

本文将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高职高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在所收集的数据中，由于统计年鉴中并未单列出高职院校，只是列出了大专院校，根据国家近年来所出台的政策，要求现有的专科院校通过改革、改组和改制，逐步调整成为职业技术学院，因此，本研究采取大专院校的数据来代替高职院校从现实上讲是可行的。根据公式13和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别推算出2001年和2012年各省市人均受教育年限，2001年的数据根据《2002年人口统计年鉴》和《200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得出，2012年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①。根据我国目前各级教育的现行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高职、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3年、3年、3年、4年、3年。按下式计算出各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13）

其中，Hi为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年限，Ni为受各级教育年数，fi为受本级及其以上级别教育比重之和，计算结果见表4。

（二）确定从业人员的劳动力简化系数

受不同程度教育对劳动力质量影响肯定是不同的，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质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收入上，因此，本研究采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受小学教育从业人员年均收入为基准（劳动力系数为1），折算出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系数。2001年的劳动力系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开展的2000年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由2001年受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本科以上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元）为2683、3443、3692、4043、4866，推断出受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大专）、本科以上高等教育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倍数为1、1.28、1.38、1.81、2.20。这样就得出接受小学、初中、普通高中、高职、普通本科教育的劳动力简化系数为：1，1.28，1.38，1.81，2.20。2012年的劳动力系数根据范静波研究我国教育收益变动趋势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得到的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推算，劳动力简化系数为1，1.902，2.652，4.261，6.228。

（三）计算2001～2012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综合指数及年增长率

首先根据式（14）计算教育综合指数，其中，E为教育综合指数，Hi为各级受教育年限，Li为劳动力简化系数。然后利用公式（15）计算出各个省市的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丹尼森等西方学者的通行算法，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提高带来的劳动量增长率）用0.6折算[5]。由此得出各省市的教育投入劳动量年均年增长率e’，结果见表5。

E=∑（Hi×Li） （14）

（15）

表5 2001～2012年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

（四）计算各地区高职教育指数增长率占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的比例

在分离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本研究采用的模型是由杨毅、谭届忠提出的“指数增量法”[6]。通过对丹尼森模型综合教育指数及增长率计算方法与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决定各级教育占整个教育指数增长率的比例是各级教育的指数增量，因此，用各级教育指数增量作为确定该类教育占整个教育指数增长率的权数，既考虑了各级教育指数增长率，也考虑到了各级教育指数存量。其数学模型是

（16）

其中，γi为i级教育占总教育指数年均增长率的百分比，Ei为i级教育指数增量，等于i级教育指数增长率和教育基期指数存量的积，即

Ei=Ei×Eio （17）

其中，ei为i级教育指数增长率，Eio为i级教育基期指数。E为综合教育指数增量，等于各级教育指数增量之和。计算结果见表6.

（五）计算各省市2001～2012年GDP年均增长率

以本国货币价格不变计算的增长率称为实际增长率，根据2002～2013《中国统计年鉴》上各地区GDP指数（上一期=100），计算出2001～2012年各地区GDP实际年增长率。

（六）计算2001～2012年各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根据前面所推导的模型Re=βe/Y来计算各省市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结果见表7。

三、结论

第一，如表7所示，2001～2012年全国高职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0.36%，这个值是较低的，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β值的估算。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β的取值一般是采用丹尼森所计算出来的取值0.7，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走的基本还是以资源消耗来发展经济的道路，因此，劳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都低于0.7，况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也有差别，因此，β值决定了本研究的估算结果更切合各省市实际。

第二，2001～2012年间，相比于本科教育，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较快，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值更高。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总值为7.31%，其中高职教育占0.36%，本科教育占0.23%，高职教育明显大于本科教育。究其原因，是因为扩招，高职院校的数量及其招生数迅速增长，甚至一度超过本科，从而导致高职教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本科教育，2012年高职教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0.356，而本科教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0.205，进一步说明了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西部地区。说明区域高职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均衡性，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高职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区域化发展格局，东部、中部地区高职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综合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的总体情况，东部11省市的高职教育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0.61%，中部地区高职教育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0.50%，西部地区高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0.34%。东部地区省份高职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说明地区经济越发达，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力度大，而反过来，高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反哺作用也就越大，从而形成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劳动教研总结篇8

关键词：城镇劳动力；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反事实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71-08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劳动用工权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劳动力的就业受到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户籍制度的管制下，城乡就业市场分割，外来劳动力无法流入城镇就业市场寻求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大量外来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户籍制度的放松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依然被区别对待，他们在工资、福利、医疗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1]。

歧视的存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歧视使得同等素质、同等能力及经验的人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阻碍了价格信号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劳动力本身在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上就劣于城镇劳动力，歧视的存在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为了研究城镇就业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及其变化，本文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文献综述

户籍歧视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国内方面，许多学者对外来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姚先国、赖普清运用浙江省企业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对城乡工人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企业的差异，另一方面源于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户籍歧视，其中前者占到70%～80%[2]；章元和王昊进一步将城市劳动力样本区分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后发现，外来农民受到了565%的歧视，其中26%为地域歧视，305%为户籍歧视[3]。另一些学者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歧视，如邓曲恒在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0%应该归结于歧视[4]；谢嗣胜和姚先国运用BlinderOaxacaCotton模型对浙江省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特征不同导致的，而余下的552%则归结于歧视[5]。王海宁、陈媛媛对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城市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分位数分解后发现，两群体工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特征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形成的，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力资本特征[6]。王美艳在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了北京、长春、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后发现，其中的76%应该归结于歧视[7]，但是她在采用Brown分析法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资差异中歧视的部分只占到了4288%[8]。

国外方面，同样有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进行了研究。孟昕基于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农民工与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进一步的Brown分析则发现有超过100%的职业内工资差距是由歧视导致的[9]。而毛雷尔-法齐奥（MaurerFazio）的估计中歧视占工资总差异的比例只有2489%[10]。

上述文献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两个不足：第一，以上研究都是在某一时点上展开的静态分析，并没有分析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第二，上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平均意义上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没有研究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工资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征差异和歧视的大小及其随时间是如何变化的；第二，市场歧视的影响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差异，其变化趋势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着不对称现象。

二、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12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2063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5327人。2007年的调查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重庆、四川9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1474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8446人。

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第一、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只选取15～60岁的样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第二、将工资和人力资本数据不全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处理之后，2002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样本数目分别为9978人和3343人，2007年样本数目分别为6946人和6798人。

表1给出的是2002年和2007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从小时工资上看，两类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明显，城镇劳动力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外来劳动力，并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由2002年的276元上升至2007年的781元。

三、 工资决定方程的估计及结果

为了考察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工资上的差异，首先需要分别对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我们在明瑟（Mincer）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培训、地区本文根据调查对象工作的省份所在将地区控制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控制变量和职业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小时工资率作为工资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由于不同阶段的教育边际报酬率并不相同，我们摈弃了传统的以受教育总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做法，采用了阿兰（Alan）和斯科特（Scott）、阿萨姆（Asam）和巴里（Barry）以及张车伟、薛欣欣的做法[11～13]，采用各阶段实际受教育年限作为不同教育层次的变量本文将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受教育年限规定为6年、3年、3年。，这样估计出来的变量系数表示的是各阶段教育的实际边际报酬率，有利于在各层次教育实际报酬率之间进行对比。

表2给出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2002年和2007年工资决定方程的OLS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变量的系数和符号基本符合预期且都很显著，同时可决系数也很合理。我们运用邹氏检验对方程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2002年和2007年的F值分别为2615和1723，这说明2002年和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结构性差异。

四、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异的分解是在Blinder和Oaxaca框架下展开的[18～19]，该方法在收入歧视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将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由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带来的可解释部分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即歧视。具体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为：D—=lnwur-lnwim=（X—ur-X—im）′βur+X—im′（βur-βim）其中D—表示群体间平均工资率的差异，lnw表示对数小时工资，X—表示平均特征向量，β表示OLS估计的特征报酬率。上式中的下标ur和im别表示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由此，工资的总差异便被分解为由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即等式右边第一项，和由不同群体报酬率不同导致的系数差异（歧视），即等式右边第二项。

五、城镇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马查多和马塔（Machado and Mata）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进行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研究[24]。首先进行的是工资差异的反事实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然后基于反事实分析进行分位数上的分解。

本文采用的反事实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回报率获得工资的话，那么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将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F（y*|Xim，βur），其中Xim表示影响外来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βur表示影响城镇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在某个分位数上的报酬率，y*表示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报酬率获得工资的话其工资的数值。

从两条曲线的关系上来看，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整体上要小于2002年歧视总差异比，更加详细的讲，在第23个百分位数到第9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的歧视总差异比要小于2002年该比例，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所受到的歧视状况得到了改善。从第9个百分位数到第2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和2002年的歧视总差异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情况无明显变化。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9个百分位数以前和第93个百分位数以后的外来劳动力而言，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要大于2002年该比例，说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试图改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状况，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的措施主要是在中高收入者阶层发生了作用，处于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低收入者群体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对于少数极低收入者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另外，少数拥有极高收入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程度也有增大的情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六、结论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人力资本贡献部分和歧视部分，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歧视，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这占到总差异的6482%（2002年）和7592%（2007年），而本单位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导致工资差异的人力资本要素。

更进一步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将歧视的变化在整个工资分布上进行分解，分解的结果表明，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到第9个十分位数的广大外来劳动力而言，他们受歧视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发生恶化；另外，工资分布位于第93个百分位数以上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情况也出现恶化。

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有着丰富且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除了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结合近年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在逐渐降低，因此，政府在接下来应该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进一步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的水平。

第二， 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工资位于第23个百分位数以下的低收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并未改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这类劳动力的帮扶和照顾，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这类劳动力受歧视的状况。

最后需要注意，本文分析的歧视变化只是涉及劳动力收入方面，除此以外，外来劳动力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因此，实际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可能会更严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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