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1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6]陈柳钦：《风险之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j]，《科学决策》，2001年第9期。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2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版权所有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3

[关键词]国际经济　政策协调理论　金融危机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加强对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比如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问题就亟待深入研究。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贸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每年为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逾100亿美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贸易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3337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点，同比增长达10.5％。

在两国贸易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困扰经贸关系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美方的贸易逆差问题，二是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特别是当前因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在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下降，使中国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有些企业的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二是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和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债券。尽管因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大量的投资损失以及减值准备计提会影响经营业绩，也不利于主营业务的开展以及资产规模的扩张。因此，应该从宏观角度利用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货币政策协调手段，寻找改善和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措施，促使两国间贸易的双赢。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4

论文摘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对包括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等内容进行了部署,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第5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如何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治理结构,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怎样进一步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为此,本刊特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以及监管部门、基层农信社等方面的代表,对以上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以期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

2008年l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近5年来第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其中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部分，市场开放这一关键词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农村金融的市场开放也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开放一样，势如破竹般地展开，然而究竟如何有序、平稳的推进市场开放、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机构多元化，如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问题等等，还有许多问题巫待深人探讨。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与中国经济整体开放的背景一致。改革开放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与此进程一脉相承，金融市场化、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题，该主题展现的实际上是开放的内涵。追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就会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式与进程同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改革的步履略显跋姗，但是渐进式的方式是一致的，市场逐步放开的原则更是一致的。

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在1979年以来农村金融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农村金融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围绕这一基本框架内部的改革，包括农业银行商业化路径的选择、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定位、以及农村信用社产权模式、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已很难推动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就如经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绩效也呈现出递减态势。因此，通过开放市场引人新型机构成为了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制度逻辑。

因此，从近年来中央的各项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中，无不显示了市场开放这一导向，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加04一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组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等原本属于非正规领域内的金融机构(活动)有了一定政策依据。而从2006年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实践来看，包括“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公司的成立与发展、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农户资金互助活动、社区基金活动的发展等，一批新型机构已经亮相农村金融市场。2006年底，银监发[2006]90号文件的，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目标直接指向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各种渠道的资本被明确鼓励进人农村金融市场，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农村金融市场中以国家投资为主i的资本构成，农村金融市场大门正式开放。2007年10月，这一政策开始适用于全国所有省市区。由此，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已走上“华山一条路”。

据银监会相关资料，截至2007年10月，6个试点省(区)共核准2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1家，贷款公司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另外，还有8家机构已提出申请，其中3家已获筹建。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初步起到了将社会资金引向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作为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内容的第一个要点提出，这也昭显了政策层面对于市场开放的肯定态度。同时，一些早已存在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如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组织等如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也被进一步明确。这也表明了在市场开放背景下，政府向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各类资源的导向十分明显。市场如何开放:方式方法还有待探寻

确立了开放的方向，如何开放是下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银监发[2006]90号文件是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政策依据。根据该文件，各类资本进人农村金融市场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鼓励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与重组，二是可以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然而，从近两年来的实践看，相对于新型机构的蓬勃涌现，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怎样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起来，是巫待研究的问题。

市场开放条件下存量机构的改革与创新还有待深化。首先，存量改革不容忽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打破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近乎垄断的地位，无疑对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新型机构的资本金与原有存量机构相比都较少，资金实力相对有限，其业务也主要着眼于较小额度的信贷服务，解决的主要是农村地区较低层次水平上的金融需求问题。而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包含了多个层次，有农业产业化发展之后的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有兼业经营的农工商户、有较大规模的种养殖户、也有传统的农业经营者、还有部分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资金需求，针对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单一的机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

因此，在推进新机构的增量改革的过程中，存量的改革也需要同步进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供给主力军的地位不可能改变，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关系着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成败。

其次，“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存量改革方略符合农村金融业发展的现实。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存量改革的战略方针，特别强调了“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笔者认为，这既符合农信社多年改革的制度逻辑，同时也是在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一是农信社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性质已成为共识;二是金融组织模式的变动不宜频繁进行;三是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分散性、小规模性，需要与之接近的小规模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是市场选择的必然。

现有的新机构设立机制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贷款公司，虽然其资本金的要求较低，但是其设立对现有境内银行业机构的参与过分依赖，其要求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无疑限制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来源，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形成垄断。二是新机构面临“本土化”问题。从已成立的村镇银行及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构成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信社等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其运营和管理也基本由发起行负责。之所以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成为了这些机构地域扩展的方式。但是，跨地域发展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的机构尤其重要。多年农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成功向农村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广泛的人缘、地缘优势，依靠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来选择合格的贷款客户，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异域来客”而言，如何实现机构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三是草根金融正规化成本高。贷款公司与资金互助社事实上都起源于非正规金融领域，是草根金融的正规化发展。草根金融长期存在于非正规金融领域内，形成了一套适应非正规金融的运行规律。与原有在非正规领域内低成本的运营不同，作为正规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或者资金互助社，其都要求一定的硬件、运营、技术支持与培训，成本都很高，因此有规模才能有效益。而脱胎于草根金融的贷款公司、尤其是资金互助社，其规模通常较小。从已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来看，其资本金都在几十万元，少的甚至仅有十余万元。因此，如何在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就成为一个难题。

正因如此，在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试点工作”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在推进试点的过程中，更需要对市场开放的政策作出合理的修正与完善。

市场开放下政府更需积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开放，首先强调的是“市场”，强调培育市场，强调培育开放的市场。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市场失灵”必然存在，因此政府在市场的培育与开放过程中必然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政府需要为市场的开放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机制保障。

第一，强化政策金融机制。政策性金融不仅仅是政策性信贷，还包括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担保机制等。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第二，强化培育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形成合力的机制。比如通过“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来实现财政与信贷的合力。“加强财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对此在08中央一号文件别强调。

第三，完善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机制，保证监管的独立性和监管的有效性。尤其要“制定符合农村信贷业务特点的监管制度”。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类机构应实行严格的审慎监管，但是对社区性的资金互助组织、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只贷不存”机构，则可以实施一种非审慎的监管。

第四，建立农业保险机制。之所以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根源就在于风险较高，要转移与分散其风险，就需要一整套保险机制的建哪。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5

一、引言

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相继触发了泰国、印尼、韩国、中国香港及日本的货币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金融危机降临到亚洲及相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场危机与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引发的拉美金融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首先发生在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都迅速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染，都面临着短期投机性的国际资本侵袭，都经历着一个稚嫩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卡明斯基（Kamiky）和莱因哈特（Reinhart）的论证表明，1996年后的东亚和1993年前的拉美在资本流动构成上的差别已经消失。

对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的传统解释，大致有两类观点：一是把金融危机看作该国经济基础扭曲的结果，比如企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等，都可能引发货币贬值。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是受国际资本市场不稳定性的影响，当该国开放金融市场时，短期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入本国，刺激国内金融市场“泡沫”的繁衍，一旦这些资本撤出，则整个泡沫破裂引发危机。针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拉德莱特（Radelet）和萨克斯（Sachs）把东亚金融危机归结到一种不可预见的金融恐慌，它与一国的经济基础强弱无关。麦金农等人则强调，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必须采取正确的金融改革次序，在市场开放前培育起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内银行体系，并维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性。事实证明，那些较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性的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常常发生危机，而那些缓慢而有序地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则问题少得多，比如我国大陆及台湾省都成功地抵御了危机。卡明斯基和莱因哈特通过对1994年拉美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的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发现，国际资本市场的反复无常与一国脆弱的金融体系相结合，是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Chang等人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韩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自由化次序（特别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未设计好，再加上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和软弱无力，导致通过短期外债融资的私人部门过度投资、乱投资。

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主要有两个：错误的金融自由化次序与脆弱的金融体系。国际资本市场的易变性及短期外资的投机性只是一个诱导因素及强化因素而已。不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体系其实是同一个问题。Singh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及股票市场的相应扩张的确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抑制是有害的，而不恰当的金融自由化也是有害的。由于很少有发展中国家找到一个良好的金融自由化顺序，一种观点便是回归到以前的金融抑制状态。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只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那么适当的金融抑制自动转化成金融约束，政府通过金融约束政策可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的经验支持主要来自亚洲早些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经济增长来自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通过适度的价格控制和行业进入控制，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青木昌彦等人把这种看法称为“市场推进论”，在金融市场上，这种观点和金融约束论是等价的。

金融危机导致的普遍看法就是政府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管制，通过政府的直接介入来获得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需要的，但又必须审慎对待。本文感兴趣的是，这种众口一词的看法是否真正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显示，正是政府抑制金融市场导致了以租金形态表现出的金融资源损失，并同时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由于金融约束论坚持新古典的局部均衡分析，从而导致了似是而非的结论，不仅把金融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而且还会造成理论本身的混乱。我将分两个部分回答这些疑惑，首先用新古典范式本身来批评金融约束论，在此基础上用中国的经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背后的制度缘由，进而回答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范围。

二、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表面上看似乎得不到东亚经济发展经验的支持，因为在东亚，无论是居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韩国，还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赫尔曼等人据此提出了所谓“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论点是，给定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等前提条件，由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等组成的一整套金融约束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政府把实际利率控制在竞争条件以下，但仍是正的。

按照赫尔曼等人的看法，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里的租金不是指属于无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收入，而是指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这种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的、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具体地说，租金的创造产生了以下积极作用：（1）租金为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促使它们经营更加稳健，有更强的动力监督贷款企业，降低管理贷款组合的风险。同时，租金也促使银行有动力增加其存款基数，扩大中介范围。（2）政府将租金指定用于专项银行业务，这样就可以促使银行开展一些市场条件不利的业务，如长期贷款。（3）政府制订贷款利率上限，相当于向生产部门转移一部分租金，这会提高生产企业的股本份额，因为股本的变化可以向金融机构显示自身专有的信息，从而改善银行的贷款决策；同时，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还可以弱化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现象。（4）政府通过实施定向信贷政策，会在企业中间产生“竞赛效应”，从而更好地激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

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是不同的，对前者来说，政府干预的目的是在民间部门设立租金，由金融机构和企业分享，即政府把存款利率限定在竞争市场利率以下，产生出一块租金，由金融机构获得，同时把贷款利率限定在竞争市场利率以下，迫使金融机构向生产部门转移一部分租金，在这一租金流动过程中，政府不占有租金。而在后者，政府是通过干预来索取租金，即在金融抑制状态下，政府制订利率限额设立租金，然后以通货膨胀税等形式直接占有它。下面引入一个简单的信贷市场上的供给—需求模型，来讨论金融约束环境下政府控制利率作为一种租金创造机制的作用。在这个简单模型中，金融体系包括三个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居民部门、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部门，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部门。政府只起到监管者的作用。再假定居民储蓄对利率不敏感，而是对银行服务设施及质量敏感。

在图1中，S代表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D代表信贷市场上的资金需求；r[,0]为市场均衡利率；Q[,0]为市场均衡贷款水平。如果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控制存款利率，但不控制贷款利率，那么此时均衡贷款利率由资金需求曲线决定，若存款利率限额为r[,d]，均衡贷款利率则为r[,l]，差额r[,l]－r[,d]构成租金，由于假定政府只作为监督者出现，这些租金只为银行所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贡献为r[,0]－r[,d]，企业的租金贡献为r[,l]－r[,0]。

当银行占有一定量的租金后，就有动力和实力扩大营销网点，提高服务质量，从而使正式的金融部门逐渐一体化为非正式的民间金融部门，由于假定居民储蓄只对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范围敏感，正式金融部门中介范围的扩张及服务质量的提高必然提高社会储蓄水平，这就是储蓄的“租金效应”。如图1所示。

附图{图}

图1

这一“租金效应”促使资金供给曲线从S右移至S’。由于政府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r[,d]，那么储蓄水平上升后，均衡贷款利率反而下降了，与此相对应，均衡贷款水平扩 大，并超过没有政府干预时的均衡贷款水平Q[,0]。这意味着，尽管银行从企业和居民那儿占有了租金，由于租金效应，企业和居民的金融约束环境反而放松了，也就是说，金融约束政策促进了金融深化！

赫尔曼等人也注意到利率管制可能带来的福利损失。但他们强调，重要的是权衡损失与金融约束的好处。如果存在成本或市场失灵，则租金创造所产生的直接好处（通过减少中介成本）远大于福利损失。租金创造的福利收益可以用供给曲线的外移来表示。

若不考虑储蓄的“租金效应”，金融约束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是Q[,d’]线和S、D线围成的哈伯格三角形的面积，若考虑到“租金效应”，则福利损失表示为Q[,d]线和S’线、D线围成的三角形面积，显然，后者要比前者少得多。因此，金融约束带来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储蓄的“租金效应”直接增加了储蓄，提高了信贷市场上的贷款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约束的收益；另一方面，该“租金效应”又降低了贷款利率，减少了约束的福利损失。租金效应越大，金融约束的正效应越明显。

不过，赫尔曼等人特别强调实际利率不能为负，因为一旦实际利率水平过低，就会出现资产替代效应，从而抵消了租金效应。若没有或只有很小的租金效应，那么金融约束政策只能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才有效。

三、为什么金融约束论不可行？

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无非是要证明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对这一结论的经验支持来自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金融约束论成立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二是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从而确保实际利率为正且稳定。赫尔曼等人说，当这两个条件被满足后，政府直接管制利率可以产生所谓储蓄的“租金效应”，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仔细推敲金融约束论的逻辑，就会发现上述两个前提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结论的要求。如果要得到赫尔曼等人的结论，还必须假定：政府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且完全理性；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业充分竞争，生产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即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极低；金融资产单一，居民几乎不可能选择资产组合，或者说，金融市场只体现为信贷市场。进一步看，当同时考虑企业的资金需求变化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弹性越大，或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金融约束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就越小；特别是当银行业充分竞争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弹性越大，会导致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如果要确保一定水平的租金效应，就必须实行银行业垄断，而在垄断条件下，福利损失更大；同样，只要企业的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大于储蓄的租金效应，如果政府同时管制存贷款利率，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放松政府完全理性的假定，并考虑到政府并不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会降低。因此，考虑到以上前提条件无法满足，就意味着金融约束政策是无效的。特别是，给定银行和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价格管制和银行业充分竞争是不能兼容的，在一个有限竞争的金融市场上，内生出占绝对优势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体制不鼓励创新活动。

所以，金融约束政策必然伴随着外延式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正如克鲁格曼在批评“亚洲奇迹论”时所提出的，亚洲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其背后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集权体制的资源动员制度。可见，在图1中，即使存在均衡贷款水平的扩张，也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增长。

前面我们一直假定政府追求福利最大化，银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若放松这些假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很明显，若政府的目标与政府官员的自利目标分离开来，或者即使政府中不存在利益矛盾，但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的缺乏及建立与维持复杂的行政管理机制的困难也会导致政府能力的局限性。政府体制的不足使得赫尔曼等人所赖以维持的政府不占有租金的假设无法成立，而一旦政府占有部分租金，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大大弱化了。

不仅如此。假如银行和企业是国有的，其目标就是多重的，既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追求一定的社会收益。现代经济学证明，在多重目标的约束下，银行和企业存在大量的X低效率（或成本过高），结果，银行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存款，企业也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生产，换句话说，大量的租金转化成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

当有限能力且自私的政府与国有银行、企业相结合时，更危险的局面出现了，这就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追求一种量的扩张及非生产性资源消耗，迫使银行向其持续注资。由于企业效率低下，一部分资金便成了坏账，构成银行的不良债权。当企业亏损面与银行不良债权比重同时扩大时，整个金融体系便处于危机的边缘。笔者估算了1992～1997年间中国金融抑制的成本，仅这6年间，贷款损失就达12512.66亿元，总资金漏损达25795.83亿元。这种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当然，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也会带来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据最近的有关报道，截至1998年底，泰国商业银行3个月以上未能支付利息的呆账已占信贷总额的49.3％；印度尼西亚该比例为60％以上；马来西亚金融机构1998年12月底的呆账比例达14.9％；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已确定的不可能回收的坏账占三个月以内未能支付利息呆账的7.4％，比上年同期增长1.6％；新加坡大型银行1998年底的不良债权比重为8.2％，比8月底上升了2.1％；日本1998年的不良债权为76万日元。

所有这些数据均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新兴市场上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外延式发展战略及长期效率较低的企业。

四、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给定一系列的假定条件，金融约束政策即使取得了增长效应，也不过是一种量的扩张，即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来维持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路径有很多弊端，特别是缺乏长期效率。但是，我们也证明了，给定同样的条件，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的竞争及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带来的。赫尔曼等人只分析信贷市场，忽视了其他市场的作用，因而得出了过于天真的结论。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约束论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相匹配，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导致这一目的的政策手段上。麦金农一肖学派的观点类似于“亲善市场论”，这种观点强调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应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加以解决，政府的职能仅在于公共品的供给及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因此，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是选择一个恰当的自由化次序，由市场来决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否则，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约束论则类似于“国家推动发展论”，这种论调认为，市场失灵普遍存在，企业等民间部门和组织没有能力协调这些失灵问题，只有政府亲自介入市场活动，系统地人为扭曲价格，并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驾驭市场，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总是隐含地假定，政府比民间部门拥有更充分的信息和判断力，有能力直接协调经济活动，维持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

对比两种观点，争论之处仅在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他们都把市场和政府看作是一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只不过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只能替代市场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约束论强调，政府能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市场。但是，青木昌彦等人从不同角度发现了政府的新角色。他们认为，政府并不一定要替代市场，而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来治理和诱导民间部门的组织和行为，从而起到促进民间部门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增进论”。例如，政府制定专利制度就是一种增进市场的政策，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措施，发明人就必须自己采取措施来保障发明权益，这不仅增加了发明成本，而且也提高了发明风险，政府通过供给一种专利保护制度，可以强制性地替发明者设置一定期限占有发明租金的权利，这样就有效地刺激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动。

问题在于，当我们面对金融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时，仅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角度来权衡各自的活动范围肯定是不够的。政府干预市场的不良后果常常无法用政府失灵成本来解释，因为政府能力的局限性仅是这种组织内部交易成本 的体现，它代表着政府干预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政府管制利率不仅增加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上，而且阻碍了经济中民间部门的创新能力的发展。这些管制的不良后果可称为政府干预的外部成本，它代表着不恰当的干预行为引致的负的外部性。由于政府干预的外部成本是覆盖整个市场的，其影响要比当事人之间的协调失灵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当一项干预措施不能带来确定的收益时，宁可让市场来解决问题。另外，根据我们的市场制度结构理论，市场自身解决协调失灵的能力要比已有的认识大得多，一般讲市场失灵总是特指某一市场，但考虑到两个市场并存时，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弱化某一市场的协调失灵，政府的作用似乎更应体现在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机制上。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通过供给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安排，在经济中培养一种维持自由试验环境的能力，即保证新制度能自由地建立，以及允许现有制度不断地被那些更成功的制度所取代。具体地说，政府通过引入他国的成功经验，并总结别国失败的教训，制订出一些基本法规政策；或者从本国民间部门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规则，上升到基本的法规政策，然后把法规政策向全国实施。由于法规政策只是基本原则，可以允许当事人在一个有约束的框架中自主决策，这样既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当事人之间行为的协调，又维护了当事人的创新能力。当然，这些基本的法规政策并不是那些直接规制价格的政策，而是规制当事人行为的政策，政府通过调节当事人的行为来促进市场发展，而不是通过扭曲价格来驾驭市场。事实证明，后者总是无效的。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6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1、姜爱萍,武晓斐.金融企业集群：金融地域运动的新动向[J].西部金融,2008(6).

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3、隋庶.金融倾斜与区域金融中心定位分析[J].新西部,2007(2).

4、左科华,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开发[J].贵州商专学报,2001(9).

5、李新彬.转型期中国金融制度区域化创新研究[D].兰州大学,2007.

6、连平.中小企业融资之道：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N].第一财经日报,2008-07-23.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7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定位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6－0016－03

一、理论视角下的开发性金融

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理论范畴是现代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开发性金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与金融关系。开发性金融的定位、开发性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开发性金融机构（主体）之间利益与矛盾的协调等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认识。

(一)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

需求跟进型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是指真实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额外的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求而跟进的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发展。即现代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形成以及相应金融服务提供的水平和数量是由真实经济对金融的需求所决定。需求跟进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该理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需求跟进型的金融深化发展模式是长期以来金融发展的主流理论。该理论突出经济对金融发展的决定作用，金融发展在本质上具有消极性。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一理论是建立在金融的供给会随经济需求的变化而自动调节，即金融的供给反应具有高度弹性的假设前提之上。事实上，在真实经济中，金融服务对金融需求的供给不可能自动地、灵活地反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因为金融制度的限制、利率的控制以及市场机制的缺陷等因素阻碍金融的发展，使金融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缺乏有效金融服务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过程[1]。

(二)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

现代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是指金融机构的创建，金融资产、负债以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超前于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即通过金融的超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过程，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金融自身的深化和发展。显然，与需求跟进型的经济金融深化发展模式相比，供给导向型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主导性，通过现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对经济的渗透，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具有两个功能：一是转移资源的功能。通过金融的导向将资源从传统的或不具有增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单位或部门转移到现代新兴行业，加速产业的升级和换代，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二是孵化企业的功能。金融导向能为创业者提供投资机会和创造投资条件，促进企业的发展。供给导向型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金融对经济的引导作用，世界各地出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就属于典型的供给导向型模式。

(三)开发性金融的理论思考

从经济与金融关系的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和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不难看出，需求跟进型的经济金融理论是一种传统而成熟的金融理论；而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开发性金融理论。因为它改变了传统金融的从属地位，创新了金融服务的方式，特别是它旨在引导和改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加速推进经济金融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讲，开发性金融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是金融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完善。同时，应该从理论上认识到：

1．开发性金融理论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并非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它只是为新兴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金融方式（手段）。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落后，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配置资源能力弱小，金融行业自身对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开发性金融的运用缺乏坚实的基础。而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开发性金融运用的条件才相对具备。

2．开发性金融理论的运用是阶段性的。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主要在两个阶段：一是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更容易发挥作用。即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产业结构的升级阶段；三是社会发展目标转向阶段，即由专注经济增长向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目标转向。

3．开发性金融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传统金融理论是兼容并包相互促进的。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经济决定金融和金融开发经济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更可能是两种金融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在新兴的现代经济活动萌芽或处于成长的初期，供给导向型模式可以为其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催化和加速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旦这些产业或部门发展起来以后，供给导向型模式的作用就将大大减弱，转而由需求导向型占据主导作用。这两种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主导替出现，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开发性金融实践及困惑

根据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假设和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已经具备开发性金融产生的条件和作用的基础，而且，国家加速推进宏观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中部经济崛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等目标的实施，都属于开发性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传统金融理论对新时期所实施的新的发展目标难以提供支撑。因此，我国金融在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推进开发性金融的发展问题。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尝试开发性金融实践的探索，代表性的是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开发性金融在实践探索中遇到许多困惑，主要是由于开发性金融功能定位的模糊所致。

(一)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变是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积极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配合我国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促进市场性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先后由国家注资建立起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经过10年左右，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完成，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政策性金融作用的范围和空间变得越来越有限，政策性金融的效率不断下降。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形势较之政策性银行成立初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觉地拓展原有经营领域和范围，逐渐向开发性金融转变。国家进出口银行2005年批准的各类贷款和发放的贷款分别比上年增长73％和71％，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连续7年实现了不良贷款绝对额和不良贷款比率“双下降”；而农发行全年累放贷款2600多亿元，净增800多亿元，一举扭转了持续多年的业务萎缩局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2]。2006年2月初，中国银监会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办粮油种子贷款业务，这属于商业性贷款；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扩张速度更为迅猛，从l998年的5l31亿元增长为2004年的14095亿元，而且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领域已逐渐由原来的以基础设施融资为主向其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领域扩展。2005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是目前的一个主流趋势。央行人士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看，政策性银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的时机都已成熟[2]。

(二)开发性金融发展面临的困境

1．处理政府与市场的矛盾。由于在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初期，主要从事的是经济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性业务，开发性金融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或受政府信用支撑的国家金融机构，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必须依托市场、开拓市场，但不能破坏市场的游戏规则。国家开发银行就曾公开表示要将自己建成“有政府信用的市场银行，以市场实现政府目标的政府银行”[2]。但是在实践中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往往难以有效协调。政府不介入，商业性金融机构就无力或不愿从事风险性的开发金融业务；政府或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如政策性银行）过度渗透，又会因在投融资市场上的“挤兑”效应，引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反对。此外，仅仅依靠政府或政策性银行，也难以真正启动开发性金融。例如，在没有依托市场背景下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充实一直悬而未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500亿元人民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为200亿元人民币，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为33．8亿元人民币。由于政策性银行仅仅依靠政府注入资本金，拒绝外来市场资本，由此导致政策性银行难以得到迅速拓展。

2．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矛盾。我国现行的开发性金融是从政策性金融拓展、]变而来，政策性金融在成立初期承担更多的是财政性投融资任务，是政府实现财政性金融职能的工具。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开始出现模糊，不仅政策性银行之间从事的业务开始互有交叉，而且政策性银行也逐渐涉足商业性银行业务，此举引发了商业银行的反对和非议。一些商业银行认为，政策性银行利用政策优势和资金的低成本优势，与商业银行进行恶性竞争。此外，不但政策性银行的开发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市场上有冲突，而且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因业务的扩展也存在业务的相互交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现在的经营摩擦。

三、开发性金融的定位及发展思考

(一)开发性金融的特征――综合性

综合性是开发性金融的主要特征。所谓综合性是指开发性金融既具有政策性，又具有商业性和市场性等特征。政策性指开发性金融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缺陷，为了宏观和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代表国家和政府进行的金融资源开发与服务，国家为其提供信用支撑，并享受一系列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获取的政策倾斜。政策性金融活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具有补偿型属性；商业性特征是指开发性金融又具有普通金融活动的一般特征，它区别于财政性金融，具有预算约束，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和风险分析，内在具有扩充资本，增加盈利的要求，具有典型的盈利型属性；市场性特征应该是开发性金融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市场，开发性金融的重要使命就在于推动市场的开发和建设，体现国家的重大投资意愿和宏观目标。正如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指出，开发性金融主要是以融资推动等形式参与市场建设，是从社会建设入手来取得经济建设成效的，这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组织形式及其过程的独特内涵[3]。因此，开发性金融同时具有财政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特征，具有典型的综合性特征。

(二)开发性金融的定位――开拓性

传统金融发展主要定位于现有领域金融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开发性金融发展应该定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因此，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应定位于开拓性。主要包括：

1．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任何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进行的。经济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起着基础和支撑作用。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括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产品、制度创新、市场建设等范畴。经济发展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初设成本，传统的以追逐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性金融一般不愿意提供这类金融支持，政府的财力也十分有限。而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滞后，将极大约束全社会生产边界，对经济增长和扩张形成极大的约束作用。

2．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全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二者具有一致性，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但是，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别是资源配置受到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在商业性金融主导的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和服务更多地会满足于追逐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社会发展目标容易被边缘化。这种局面长期持续，将会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滞后的矛盾。落后的社会发展事业（例如，教育落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矛盾）反过来又会弱化经济发展基础，牺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资源与条件，激化社会矛盾，从而限制经济的进一步扩张，社会步入低速发展甚至是衰退期。

3．经济发展潜力的拓展。挖掘经济发展潜力，拓展经济发展领域，是开发性金融开拓性的主要表现。传统金融着力在现有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但很难有效拓展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经济发展潜力的拓展尤为重要。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一是资源开发。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特别是注重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引导；二是市场的拓展。既包括市场的外延，也包括市场的内涵。拓展市场的外延，主要指延伸市场领域，做大市场空间。例如，通过金融支持和服务，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海外市场。拓展市场的内涵是指建立与完善市场体系、创新市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三是促进技术创新。创新是增强活力和竞争能力，开拓新的经济发展领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开发性金融应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鼓励扶持技术创新，将资金投入到那些有增长潜力的新兴行业和领域中，或通过新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三)开发性金融的主体――多元性

从开发性金融的特征和定位可以看出，开发性金融强调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平台的搭建，同时注重“开发”、“拓展”、“创新”，由此导致开发性金融的投入和服务一般具有投资大、投资期长、投资风险高、智力支撑要求高的特点。中国经济处于快速转型、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上升时期，开发性金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国的传统金融业难以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如何促进传统金融向开发性金融延伸，谁是开发性金融的主体，各开发性金融主体之间如何协调等，这是开发性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1．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中起着主导作用。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在特定时期为促进金融体制改革而组建的。从目前来看，它已经基本完成历史使命。如果将其业务的发展继续限制在原有的狭小领域内，将导致其发展不断萎缩，融资效率下降，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政策性银行从自身的发展出发，有积极扩张经营领域的内在要求。同时，政策性银行由于是国家注资，享受国家信用支持和优惠政策，具备较好的承受风险和拓展能力，具备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功能的有利条件。因此，政策性银行符合开发性金融的综合性特征的要求。加快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的转变，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中的主导作用，是加快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有利条件。

2．商业性金融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策性金融相比，商业性金融最大的特征在于追逐赢利目标。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不能参与开发性金融活动。恰恰相反，商业银行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经济和金融资源的开发，没有商业性机构的积极参与都是很难真正取得成效的。只不过和财政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比，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开发性金融活动中开发的重点和参与的方式有差异。事实上，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时期，商业银行自身发展也具有强烈的开发需求。商业银行开发的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客户开发，主要是开发客户资源，重点在开发潜在客户，培育优质客户，拓展客户市场；二是市场开发，包括金融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降低信贷风险；三是金融产品开发，为满足客户的需求和市场拓展的需要，商业银行为提竞争能力，必须加大具有兼备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水平的投资与理财产品的开发力度。

3．财政性金融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支撑。开发性金融在投融资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导向性投融资的特点，特别是对市场投融资失灵的矫正和弥补，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属于政府投融资的领域。因此，政府的财政性开发金融应该为开发性金融提供重要支撑。主要表现在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国家信用的开发、特殊的投融资政策的制定等。

(四)开发性金融的机制――创新性

从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看，开发性金融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财政的延伸，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也是机构拉动阶段，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参与经济运行，推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第三阶段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阶段，随着市场的充分发育，各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信用与金融运行分离，经济运行完全纳入市场的轨道、框架，开发性金融也就完成基础制度建设的任务，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目前，政策性金融已走过初级阶段，正处于制度建设阶段。为弥补市场缺陷，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开发性金融在实践中必须具有创新性的运营机制，进而形成开发性金融活动与市场建设、机制转变、体制改革之间的良性循环。

基于目前我国的现行金融格局，应在加快政策性银行向综合性开发银行转变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以政策性银行为主导的诱导型开发金融机制，即政策性银行和财政性金融在国家信用的支撑下充当开发性金融的主力军，沿着市场路径，吸引、诱导社会资金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市场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创造性的发挥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发展功能。其实质也就是在政府信用支撑、组织协调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五)开发性金融的功能――导向性

开发性金融是在为了解决“物质”和“制度”两大经济发展约束瓶颈，完善市场投融资体制，推进经济金融化进程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具有特殊的战略导向功能。开发性金融凭借其特殊优势，运用组织增信手段，市场化的运作与管理，可对财政资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资本市场融资资金进入投资领域产生引导与示范作用。进而通过不同类型融资的引领整合，形成“合力”效应。由于开发性金融获得政府众多的政策倾斜，为防止在新市场领域开发引导后，出现与商业性金融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开发性金融不但要建立创新进入机制，还要有退出机制和转移机制。按照选择市场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选择市场出口三个环节，推动市场发育和制度建设。

开发性金融具有的政策性和财政性金融属性，决定其必然要承担巨大的改革、社会转型成本和获得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形成在现有金融格局中不对等的市场地位。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为市场其他金融机构起导向和示范作用，构建市场平台，分散商业性金融风险，增强商业银行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参与市场的运作。这就要求开发性金融在完成任务后，要以适当的时机和方式退出市场。开发性金融领域具有“现金流不均匀，收益不稳定，损益性不平衡”的特点，因此要求资金具有流动性。流动性机制主要是退出机制和转移机制。应当根据市场开发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当时机，将资金全部或部分退出，转移给其他投资者或再投入其他领域，保证开发性、导向示范的可持续发挥。

参考文献：

[1]谢家智．金融：羽化的经济[J]．农村金融研究，2004，（1）．

[2]王擎．定位，政策性银行头上的紧箍咒[N]．中华工商时报，2006－ 01－16．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篇8

一、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人们对西部大开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认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直接融资政策以及外资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认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推动。问题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

马润平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须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在该体系中，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他们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拓宽西部开发资金供给的渠道，可以优化资金投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导作用

戴小平认为，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导作用这种提法是过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视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确实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由于投融资项目的长期性、非盈利性，商业性金融和外资大举投资内在动力不足，应以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导；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后，商业性金融和外资才会发挥其资金融通的主导作用。除外，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肯定金融业支持西部开发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发挥要与金融领域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不对西部金融环境进行改革，金融将难以真正发挥对西部开发的支持作用。

(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

在分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为了发展西部，不少人认为必须根据西部地区实际，实施特殊的金融政策，为此提出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战略。如马润平等人认为：要推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途径有：①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②扩大再贴现和再贷款业务等。马洪波认为实行向西部倾斜的信贷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准备金率；②东西部差别贷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贷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认为，有效的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种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它是金融杠杆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他们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②适当提高西部利率浮动水平；③适当提高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等。

在这股要求实施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强大呼声中，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戴小平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着不同的货币政策，那将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因为主要是调控总需求，即使倾斜后对于结构调节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认为他所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倾斜，应是体现在实施具体的优惠利率和约束性管制的节制等两个方面。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底是多还是少?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张锖认为，“金融组织体系残缺不全，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区外部融资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她的根据是西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与资产总量远落后于东部，提出的对策是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等。人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谈到要对“机构准入政策进行创新，降低西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可见，不少人的观点是认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了，为此提出通过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标准等措施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

而戴小平则认为，在构建金融组织体系之前，应明白西部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西部的金融组织体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这时候过多增设网点，无异于自相残杀，引起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增强西部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他还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原因是三大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四)直接融资政策

发展西部金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西部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滞后。但许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资政策中关注更多的是西部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和秀星等人认为“应放宽直接融资的政策限制，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人行重庆营业部一个课题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的建议之一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张方等人对于直接融资政策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完善；二是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对西部企业上市给予倾斜和优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在西部发行区域性债券等。

戴小平却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角来谈直接融资政策。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内容：一是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应忽视货币市场的发展。理由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长期资本的融通问题，货币市场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两种市场对西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找准切入点，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更不能为上市而刻意破坏规则；在重视股票市场的同时注意发展债券和投资基金的市场。此外，吴跃云等人在论及货币政策融入西部大开发的难点时，谈到的一点是西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他们主要是从西部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来说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货币市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对外资(FDI)的政策

西部大开发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种渠道吸引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其中灵活的金融政策对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资政策的建议方面，人行重庆营业部课题组认为：实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马洪波认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资力度，必须从基于规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那些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必须及时清除。张锖对外资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间接利用外资方面，可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放宽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首先是人民币经营种类的放开)；逐步推行所谓“同步设点”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今后如要在东部增设分支机构时，必须相应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等。

简言之，人们关于外资政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为了吸引境外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以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其二是可以通过西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

二、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总结分析各方的观点，笔者得到的启示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理顺了，才能更好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长与稳定关系

金融业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稳健经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鼓励金融投；资西部大开发与维护金融业稳健经营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很有创新力度，但如果执行起来，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在鼓励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的稳健经营基本职责相违背。如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贷款条件、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金融业一旦置于稳健经营原则于不顾，大肆投资放贷，金融泡沫也就为期不远，到时不仅造成巨大金融风险，还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好西部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二)政策创新与维护关系

西部情况的差异性和西部大开发的紧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创新思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在强调金融政策创新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不仅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动的结果。金融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遵循金融创新的这种特性。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政府失败论是客观事实。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应过多地于预金融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活动，而主要以市场取向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设点”等措施实质上是强调·以政策的硬性规定(行政干预)来“迫使”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该政策可行性值得怀疑。②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该是在总结、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不应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张的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实行，则会否定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③相关金融政策的创新应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如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东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现象，具有合理性，但应注意的是，在消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同时不应该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产生。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属性之一，因为实现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寻求的目标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时无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在进行金融政策创新时应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准备金率等。

(三)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的关系

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落后是由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政策属于“一刀切”做法，这种做法忽视西部经济金融落后的实际以及对统一性政策给西部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入主张实行倾斜性的区域金融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地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本质是通过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的同时吸引外来资金的投资。笔者认为，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样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关系。因为该政策的实质是借助于人为力量将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的市场割裂开来，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潮流面前显得不是很合适宜。况且，这种区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会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带来困难。“原则上，为了区域发展目标，货币政策可以区域化，但由于货币系统的高度一体化，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较少用于区域目的的。”所以，该政策的现实性让人怀疑。人们在研究金融政策时需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同时考虑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统一性)与地区现实存在问题，协调好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滞后的状况，许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西部金融机构相关标准的要求，希望以此帮助西部地区金融业尽快发展起来。如，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率、适当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措施。人们可能对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实际上，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则是更深层次的方面。西部地区还属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造成地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投资环境不佳，可投资的有前景的项目不多，银行贷款回收、资产治理和风险问题因而也变得突出。这种状况下如果再降低有关标准，而不同时强调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那么可能的结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一哄而上，为了生存势必恶性竞争，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就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应始终强调投资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当局不可能对西部金融机构一放了事，与此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一项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环节，其中监控环节对于及时矫正政策偏差、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监管措施是一项金融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强调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金融当局对其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监控是其职责所在。总之，放松管制必须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在一起。

(五)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