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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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1
作为对2011年和2012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扩内需、促增长决策的响应和落实，我国早在2009年就已开始选择县、市，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进行重点扶持。由于前些年农村水利建设落后，很多县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久老化、失修减效，特别是其中多数桥涵，已基本不具备使用功能。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对择出县市的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改善与促进作用。小型桥涵建设在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中比例大，项目上的快、多。通过近两年周口市小农水项目桥涵建设实施过程中前期规划、设计与后期施工中的问题，进行阐述。
2桥梁在规划、设计和施工阶段存在问题
2.1前期规划阶段
近两年周口市小农水项目建设前期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是桥涵修建位置布置不甚合理，确实需要的地方没有布置，而可要可不要的地方却布置。这其中有项目中桥涵工程量控制的原因，也有相关规划设计人员的原因。二是桥涵规格与沟渠不甚配套，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小桥涵配大渠、大桥涵配小渠，甚至出现无渠布置桥涵的情况，部分项目区内桥涵修建位置布置过于集中。由于连年基层农水工作任务繁重，所以部分规划设计由市场上专业公司来做，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规划设计公司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乡镇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有一定关系。
2.2结构设计阶段
小农水项目中的桥涵在使用功能上应与普通水利、公路等桥涵有所不同。目前，项目实施中反映出结构设计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结构设计过于复杂，总量30m3混凝土的小桥结构竟与大型桥梁结构雷同，所有书本上有的部位都有了，导致预算增高、施工成本增加等后果。第二，不考虑具体单体桥涵使用功能，设计时盲目增加或减少工程量，单单套用统一图纸，以至于在后期施工时，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桥基础甚至不到渠底，桥基础超梁底1m，小梁上出现巨型桥台等现象。以上这些问题会导致项目资金的浪费，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2.3施工阶段
小农水项目小桥涵施工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出现质量及安全事故的几率相对较小，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擅自变更工程外观、瞒报减小工程量。一些施工单位认为工程地处偏僻田野，无大型载重车辆，便不顾监理与业主的反对而私自减小结构尺寸，在目前社会环境下，对其强制性的制约也有难度。二是不重视工程外观，屡屡出现蜂窝麻面、涨模等问题。三是有些施工单位，单桥结束后，对原有河道清理不到位，遗留建筑垃圾和土方，刚挖好的渠道就被堵塞。
3对策和建议
3.1前期规划阶段的建议
针对前期桥涵规划中出现的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第一，对规划设计单位严格要求，杜绝走过场。第二，对相关规划设计人员严格要求，加强指导，并辅之经常性进修、学习，提高业务技能，强化责任心。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工具辅助规划等。前期规划可谓整个项目的基础，规划不合理，出了偏差，势必给后续工作带来种种问题。所以，前期规划工作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2结构设计阶段的建议
对于结构设计阶段经常出现的问题，建议设计前，选择实力强、工作负责、社会信誉好的设计单位。设计工作很繁琐，个别设计单位简单应付，套图、搬方案现象严重，施工中甚至设计时都不到现场，只依据一些简单的调查数据、图表，照搬类似项目，便出炉设计方案。另外，监理应介入前期规划、设计。目前小农水项目中，监理方基本不介入设计工作。监理介入设计工作可以使三方相互制约，依靠制度化管理，以减少设计工作的失误，对设计部门形成有效监督。
3.3施工阶段的建议
对于施工阶段经常出现的问题，建议从招标报名环节就严格调查，选择信得过的正规施工企业，防止个人挂靠施工游击队进入小农水建设项目。施工中，督促监理方严格执行监理合同，按照施工规范认真监理，对施工方形成有效制约。对于有条件的，应引入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运作，用制度化来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错误。严格执行计量程序，手续及原始资料齐全方可按实计量。加强验收环节工作，对不能满足验收条件的要坚决不予验收，杜绝出现活未干完钱已付超等现象。
4建成后的管护和使用
已建成工程的管护和合理使用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比如常看护禁止超限车辆通过等）。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已建成工程的管理，使农民自觉积极管理，形成谁使用谁爱护的良好风气，延长工程使用寿命，使其发挥最大效益。总之，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工作很重要，是抗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生产、促增收的前提。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2
关键词: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
引言
我国的批发市场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全国已有47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和多类型的市场体系,成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枢纽和核心,承担着近70%的农产品流通任务。
但总体而言,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仍以外延扩大、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多数批发市场仅具备产品集散、价格生成等基本功能,对手交易仍是主要的交易方式,收取摊位费是批发市场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土地资源紧缺、消费安全问题突出、卖难买难现象频发的今天,如何完善批发市场功能、提升批发市场竞争力成为农产品批发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式发展型转变成为批发市场首要的任务。
本文在分析农产品批发市场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批发市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具体发展方式,以期为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现状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专门为农产品批发提供交易的场所和条件,并为农产品流通提供服务的组织机构。
我国现有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多形成于三种方式:一是在原有农贸市场或集贸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二是在原商业、粮食、物资、供销等流通部门的购销中心的基础上形成；
三是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较完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随着超市的兴起和发展,经由超市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份额逐年扩大,但批发市场仍是目前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据统计,目前多数城市消费的鲜活农产品80%-90%仍由批发市场提供。即使在消费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如北京,70%以上的农产品也经过批发市场流通。
总体来说,目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功能单一
现代化的批发市场应具有商品集散、资源配置、价格形成、交易结算、信息中心、主题会展以及综合服务等多项功能。但我国目前的批发市场功能单一,多数市场还仅具备商品集散等初级批发市场所具备的简单功能;摊位制仍是大多数市场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投资主体对市场的管理仅仅停留在物业管理的层次上,通过收取摊位费而维持市场的运转。因为摊位固定,批发市场一般通过扩建或收购兼并其他市场进行发展,通过规模的提升来增加成交量,提高经营收入。以数量或规模的增长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方式是目前批发市场发展的主要途径。
2.交易方式落后,交易主体地位不平等
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以及交易规则的确定和完善直接关系市场运行的效果和各方利益的平衡。而目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对手交易仍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内交易的主要形式。
交易双方的地位也相对不平等,一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者,一方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采购商。交易双方这种地位、能力的不对称,难以形成公平的价格,也难以体现农产品的真实价值。纵观荷兰、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拍卖已成为主要的交易方式,农产品流通链条中的主体均从中受益。
3.经营环境较差,产品质量难保障
正是由于摊位制管理的特点,目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很少也很难在改善整体经营环境上下功夫。平时路面不平、菜叶满地,下雨天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场景绝不是个别农产品批发市场才有的现象。这样的环境不仅使农产品采购者兴味索然,更重要的是,容易腐烂变质的农产品的品质更加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农产品的损耗率也因此增加,相反农产品的增值率却随之下降。这不仅影响农户/供应商的收入,而且由于品质降低造成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也影响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
4.经营设施不健全,服务功能难拓展
目前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多为露天或简易大棚市场,经营设施简陋且不完善,信息化的支撑手段更加缺乏。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相继配套了检测、储藏等设备设施。但总体来说,这些设施的普及率较低,配套设施(如冷库)的应用率也比较低,设施不足和设施闲置的情况同时存在。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有的市场虽然已有所开展,但多数也只是建立市场门户网站、所在市场农产品的价格等方面的信息。设施的缺乏也是造成农产品批发市场服务功能单一的原因,这对农产品的保鲜、加工增值、运输、食品安全以及为经销商拓展销售渠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二、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性
内涵式发展模式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等手段达到提高成交量、成交品种乃至成交金额的发展方式,即在不增加经营面积的情况下提高收入,即提高单位经营面积的投入―产出效率。内涵式的发展方式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
1.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批发市场转变增长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市场用地与城市功能用地的矛盾越发尖锐。在这种背景下,靠扩大规模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外延式发展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会降低城市的容量,削弱城市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由于批发市场带来的大量人流、车流,也会对交通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降低城市运转效率,损害城市形象。以“修炼内功”为特点的内涵式发展方式成为必然。
2.激烈的竞争,促使批发市场“修身养性”自上世纪90年代超市在我国兴起以来,经由超市流通的农产品比例逐年提高。近几年国家“农超对接”工程的开展,也为超市自营或联营生产基地提供了动力,超市到生产基地/合作社直采的比例与日俱增。这不仅对进入批发市场交易的农产品货源造成冲击,也使原本到批发市场采购的超市数量或采购数量相应减少。而且由于超市具有方便快捷、购物环境好、质量有保障等良好形象,吸引了无数终端消费者的拥趸,这也对批发市场的客流造成影响。此外,由于基地按超市的要求进行生产,能有效保障产品质量,加上环节减少引起的流通成本降低、损耗小等特点,能使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链条中的主体从中受益,供应链整体效益得以提升。
这些因素的出现再加上批发市场相互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竞争,使得批发市场必须摈弃以前的做法,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3.卖难买难问题的频发,敦促批发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近些年来,农产品卖难买难问题频发,尤其是卖难问题,已成为伤农害农的顽疾,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的丰产增收,也影响了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进而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作为当前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批发市场,掌握着丰富的进场交易主体的信息资源,如能在摊位管理的基础上扩大信息采集和服务范围,比如采集交易的品种、产地、价格、销量、购买者、交易时间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经过分析加工,在农产品出现卖难之前或初期传递给相关主体,势必对缓解卖难有很大帮助。同样,批发市场将生产者/供应商的信息传递给需求方(采购方),需求方的买难问题也会有所缓解。
三、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的具体方式
内涵式发展主要通过拓展批发市场的经营和服务范围、本质上提升批发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具体体现在经营理念的提升及技术手段的改进等方面,主要包括以下方式。
1.完善设施及功能
设施设备是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首先转变思想,创新管理机制,改变传统单一摊位制管理的经营模式,增加冷库、包装、加工、质检、物流、质量追溯等设施设备,提供冷藏、包装、加工、配送、信息等多种服务,促进农产品流通增值的同时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收入来源渠道,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造血机能”。其次,要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引入拍卖等新型交易方式和设施,创造一个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准确的、代表性强的价格信息,实现产品的真实价值。
2.加强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开展农村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手段和支撑。信息化的实施能有效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及时实现市场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共享,提高整个物流环节的协调性,以及有效解决农产品品质量追溯等问题。
批发市场的信息化建设需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相关的硬件设施是开展信息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软件方面主要包括综合管理系统、电子结算系统(不仅包括批发市场和入场商户之间的结算,也包括为交易双方提供结算服务)、拍卖系统、物流配送系统、协同商务系统、质量追溯系统以及信息采集和平台等方面。其中协同商务系统是指将批发市场置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其作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和主要环节的功能,在原有基础上充分采集市场信息,加强与入场交易的供需双方的联系,搭建供需双方沟通的渠道和平台,并吸引原未入场交易的主体利用平台信息达成交易,拓展供需双方的交易渠道。通过批发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开展,不仅拓展批发市场的服务范围,增加批发市场的收入和核心竞争力,而且能提高整个农产品流通链条的效益和效率。
四、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1.观念不到位
观念是影响行为的首要因素。受传统观念和经营理念的影响,很多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办者和经营者尚未认识到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内涵式发展的好处和前景,这影响了内涵式发展模式的顺利开展。
2.资金不足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一项投资大、回收期长的工程。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流动资金匮乏,运作成本昂贵,在巨额的投资面前往往望而却步,减缓了批发市场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3.农产品标准有待完善
由于农产品本身的季节性、多样性以及容易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特性,使得农产品尤其是果蔬类的农产品很难像其他商品一样实现标准化,这给农产品的拍卖式交易带来很大困难,也影响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开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还存在资金、认识等方面的障碍因素,但内涵式发展方式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农产品批发市场必将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作用,在提高农民收入、节约物流成本、保障消费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天天.批发市场发展的瓶颈.中国市场?商品交易市场,2008,(4).
[ 2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流通研究中心联合编著.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实操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 3 ]张荣华,刘洋.批发市场服务拓展型果蔬类农产品协议流通模式研究.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3
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基于“任何社会相对于过去的社会而言是现代社会”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对现代化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起来，形成了五大主要研究方向：一是以亨延顿为代表的政治学方向；二是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方向；三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方向；四是以英克尔斯为代表的人文学方向；五是以布莱克为代表(体制比较研究)制度学方向(黄抗生，2001)。这几个学派基本上从两个角度去定义现代化：一是把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来定义。塞缪尔·亨延顿教授认为，“现代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重要变化”(李秀林等，1990)；二是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把现代化作为结果或目标来定义，杨豫教授指出，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中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它广泛涉及到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技术进步等方面。
农业现代化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结合农业的特点提出，基本上也是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定义。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舒尔茨的理解，其应被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西奥多·w·舒尔茨，1987)。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人们对现代农业特征的认识因时而变，与现代化概念一样，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既有传统性的合理继承与发展，又具有现代先进性和合理性的特质。
(《中国农业经济学》编写组，1984)；4.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管理农业，要求具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章宗礼，1980)；5.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农业生产看成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技术系统组合成的综合系统，正是这三个系统之间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才得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这三个系统的最优化10.在当前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分散经营情况下，农业现代化应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及组织系统的现代化(张琦，1990)；11.现代化农业的经济形式，必须是高度商品化和社会化，贯穿农业再生产过程的.应当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使农业成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产业，其核心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武装设施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农民素质现代化(田魁祥等，1998)；12.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技术、生态在内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协调作用结果的表现，是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表现(谢永良等，1999)；13.从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考察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应该最终由人进行，而每一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因此，农业现代化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简小鹰，1996)；14.现代农业应在国民经济中成为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产业，所以现代农业是发达的科学农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现代组织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农业，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关系中最优的持续生产力的农业(施德堂等，1999)；15.农业现代化是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受实验科学指导的、产加销一体化的商品性农业产业，其一般特征是，普遍使用现代化的工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有很高的土地生产率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普遍实现了农业的企业化管理，相当多的产品和行业实行了产供销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有很高的商品率、总体效率和经济效益(牛若峰，1999)；16.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过程的现代化，还包括消费过程的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还包括农民的现代化(张仲威，1994)；17.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是建立市场化的农业运行机制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把农业建成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的过程，也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过程(顾益康，2001)。
上述观点表明，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明显不同，截止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仍缺乏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20世纪50---60年代，以“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从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理解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现代化或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这种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几个“化”的定义，只看表面现象，根本没有把握住农业现代化的本质。20世纪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即改革开放的初、中期，思想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延伸至经营管理现代化，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即应把农业的生产和管理逐步建立在生态科学、系统科学、生物科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在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广泛吸收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理论界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在三个方面：第一，以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第二，用现代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第三，认为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发展农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以区别于以往农业现代化等同于“石油农业”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和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被理解为商品化、技术化、产业化、社会化、生态化等多方面变革的集合体。这是从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经营方式和组织制度变革的角度理解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比前两个阶段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但实际上是讲农业经济现代化，把农业当作一个部门或一个产业，孤立地从农业自身的发展出发对农业现代化进行分析和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加入wto后国内、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强，许多学者认为，研究农业现代化要以“农民大国”为背景(靳相木)，重视对农村文化的研究(孙金荣)，跳出农业、立足整体国民经济研究农业现代化(钱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研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吕天军等，2000)。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从广义上理解现代农业及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吸收了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还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下应将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纳入农村这一大系统之内综合分析，从农村和农业与其他相关社会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农业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农业自身的现代化。笔者认为，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可表达为：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业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使农业在形态上成为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农业，其基本目标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现代化的标准
综合中外关于现代化标准的描述，大致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组织化、观念理性化、活动协调化、交往开放化、城乡一体化、环境平衡化和时间动态化(杨万江等，2001)。可以肯定，上述关于现代化标准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农业现代化，只是其适用的范围相对缩小而已。
三、农业现代化的特性
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涵义、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来看，在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应特别关注农业现代化的以下特性；
1.动态性。现代化农业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内涵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因而作为动态历史进程的农业现代化，只能有阶段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和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看，一般可将农业现代化划分为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阶段及发达阶段。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明确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与农业发展阶段，才能正确判断社情、民情、区情等的特殊性以制定正确的现代化建设方案。
2.区域性。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但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各国的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不同，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和技术时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本国农业生产的实际。
3.世界性和时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概念，具有开放性、历史过程性及与其他相关产业同步推进等特点。现在我们又正处在国际市场千变万化、科学技术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故应从全球经济化的角度来研究农业现代化，才能确保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其参照体系就是当达国家既有的最高水平。因此，不能单独强调本国特色，必须从本国情况及预期可能达到的水平出发，来确定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或自我判断是否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标准。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4
[论文摘要]公民意识具有复杂的内涵体系，其基本内涵包括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等。对农民进行公民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发挥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的进步。应一如既往地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公民意识在农村得以树立的基础；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观念灌输；将公民意识的培养落实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一段时期以来，农业与农村发展出现“瓶颈”，城乡差距拉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滞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妥善处理工农关系，使我国农村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变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能不能成功，关键看我们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的变革到不到位。“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1]同样，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依靠相应的思想认识来支撑；其中，对农民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
一、公民意识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内涵
公民意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公民意识首先是一种法律意识，因为“公民”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所谓公民，就是“具有某国国籍，并依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2]因此法律范畴里的公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于自己作为国家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定，以及在这种身份认定基础上产生的、对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自觉，并能通过个人行为将法律规定兑现的自觉。公民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意识，并且是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其实质是对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公民意识是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责任、社会基本规范的自我认识；他将自己和他人视为平等的、有尊严、有价值的人，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来源于对自身享有权利的要求。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意识“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3]然而我们都知道，像公民意识这样具有指导性、气质性的思想，它不可能仅仅体现在一个人的法律活动和政治活动当中，而是必然渗透到一个人社会生活的全部。公民意识与其它意识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的行为。因此，公民意识既可能来自直接的法律、政治实践，也可能来自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关注，还可能来自于一个人在参加其它活动时所带的思想观念。从这样的意义上判断，公民意识还具有社会伦理意识或道德意识的特征。
不同角度赋予了公民意识多重、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具有层次分化、自成体系的内涵系统；公民意识的内涵系统具有生长性，随着实践的进步不断演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提倡的公民意识，其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一）权利意识。所谓权利意识，就是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的公民，所应当享受的各项权利，并且具有将法定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的意识和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权利意识应当成为农民兄弟所树立起来的第一意识，因为，权利体现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只能通过人民享有的权利来得到体现。我国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并不是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没有为农民留下位置，而是指农民还不能完全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国家权利主体的一部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农民自身的法律、政治、文化素质不高有关；另一方面，更在于过去几十年中，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方式扼杀了农民权利意识养成的机会。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包办”，相关权利被架空；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更是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被掩盖起来。尽管现在政府对农村的管理已不再像那样层层控制，但农民依然被当作管理、控制的对象，其权利不受重视。长时间遭受冷漠对待，使得农民对自己的权利因麻木而淡漠。马克思说过“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不被意识到的权利，无助于农民实现当家作主。可见，权利意识是农民主人翁精神产生的最基本的基础。权利意识是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第一动力。
（二）责任意识。所谓责任意识，就是一个公民在享受了公民权利基础上，清楚了解自身对社会、国家、他人所应负有的职责，以及在未能履行好职责时所将承受的谴责和制裁。这种职责在有些情况下是法律上的，在有些情况下是道义上的，因此可以将责任意识近似的理解为义务意识。公民责任是公民对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的理性自律，公民在公共利益有可能受到自身或本集团利益“冒犯”时，应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在新农村建设中，在公民意识里明确责任意识，其意义在于向农民表明，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与本村有关的公共服务、共同事务的管理、建设。这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事业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吸引、鼓励农民参与集体事务建设，如修建村级公路、维护灌溉设施、改变村容村貌等，积极投工投劳，将起到思想准备的作用。不仅如此，农民还是对农村公共权力机关进行认可、授权、监督的实际主体。责任意识还意味着，一旦发现本基层组织或个人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或权力被滥用时，农民有责任通过合法手段和程序，对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对领导干部进行重新推选；并且能够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本村公共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害。公民责任同公民权利一样，具有不可剥夺、不可回避、不可转让的性质[5]（72）。
（三）民主意识。民主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所谓民主意识，就是一个公民在处理与自身有关的公共事务时，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后，一定要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并能够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真心实意地尊重、认同并执行多数人所作的选择，而不论这个选择与自己的最初意见是否一致。民主是现代政治最基础的理念内核之一，但不应认为它仅仅与政治相关，而应将民主的观念纳入人们共同的行为方式之中。民主意识的具备是社会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新农村建设对民主意识中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使农民认识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对村务公共事宜能够自由发表意见；这种平等的权利不受到年龄、性别、辈分、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等差别的影响。民主意识的普遍树立，就是要将更多的人吸纳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改变一部分农民认为的，整个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只是村里领导或一两个“能人”的事的错误思想和惰性；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全村百姓的事要全村百姓来管，并吸引他们真正行动起来。
（四）法律意识。法律意识一方面意味着，公民能够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以之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自觉遵守法律；一方面还意味着，公民能从平等的观念出发，要求他人和各类公共机关也遵守法律的共同约定，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法律意识的具备表明一个公民在正确处理自身与社会关系上的成熟。法律是现代社会一切正常生活的基础，法律意识是农村法制秩序建立的基础。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大都能够守法，不犯法，但乡风乡俗依然影响着农民认识问题的角度和行为方式的选择；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在，当乡风乡俗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甚至相背时，多数农民就会将法律放到次等的地位，这是传统问题，也是意识问题。这是我国某些农村在宅基地划分、土地使用权分配等问题上长期存在纠纷的重要根源。在这些问题上，即使国家权力机构介入此类问题后，也面临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捍卫国家法律尊严的两难境地。对此，应当看到，法治是我国社会生活的走向。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打破城乡分化，带动农村走入现代社会，法律取代传统成为农民的行为准则是大势所趋。法律意识的树立有利于农村社会的整体趋稳、有利于农民群众更好更快的步入现代社会大潮，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公民意识具有多维内涵，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仅仅是它的基本内容，在此之上还可以引申出许多新的内容，如参与意识、价值意识、协商意识、公共精神、独立人格等等。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些内容共同发挥作用，推动各项工作积极向前发展。
二、公民意识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实践中，公民意识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有利于”：
（一）公民意识的树立有利于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启动后，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就是要看农民能否发挥其建设主力军的作用。而主体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即农民能够真正把新农村建设当作自己的事情，自觉、积极、主动地努力去做。以往强调重视“三农”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利用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农民因农业发展而获得的实际收益十分有限，他们的积极性当然难以发挥。但如今，我国工业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能够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意识的树立可以帮助农民更加正确的看待当前存在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异，更好的对待和享受自己的权利，更加主动的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说，公民意识为新农村建设中，激发农民主体力量进行了心理准备。
（二）公民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农民主体力量的发挥，需要造就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千方百计，通过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素质，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效益，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面对我国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也必须通过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实现农村富裕劳力的转移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新型农民不仅应当是高素质的，而且应当具备新的素质。“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是“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型农民的基本要求，但我认为，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加快推进农村、农民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关人和人关系的深刻变革，从本质上涉及到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公民意识的培养能够让农民在如此深刻的社会化过程中，更好地适应现展要求对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公民意识是新型农民所应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
（三）公民意识的树立有利于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民主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同时，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柱石，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对于我国整体民主的推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到今日，依然在低水平徘徊，究其原因，在于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和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陋习。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注重加强思想教育，从认识上找根源，拔旧根，栽新苗。平等、民主、自由、理性等观念历来是对抗专制思想的最有力的武器，而它们都包含在公民意识之中。公民意识的树立能够激发农民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基层民主政治中来，享受管理权利，履行监督义务，促进基层民主的发展。
三、如何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
（一）一如既往地重视经济发展，巩固公民意识生根发芽的社会基础。公民意识的出现是以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为基础的，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能够从国家体制中独立出来之后，公民意识才会真正产生和存在。在新农村建设中，要进一步稳定、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成果，发挥市场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引导农民遵循市场规律，逐步适应并进入市场，通过市场为农业发展寻找出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必要的独立和自主之后，公民意识在农民中的树立才有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化有助于在竞争中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如果在生产活动中还是依靠政府来组织，公民意识就不可能在农民头脑中真正树立起来。
（二）较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观念灌输，建立起公民意识教育的机制。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较低，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在近4.9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 [5]。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法律知识、权利内容的接受和正确理解，从而难以形成基本的公民意识。文化素质不提高，其他一切素质的提高都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不断巩固和提高我国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实现比率，消灭新文盲；通过创办夜校、农闲学习小组等形式，加强对成年农民的教育，降低文盲数量，提高农村基础文化水平。在观念灌输方面，要将公民意识作为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当中，并通过孩子带动家长的方式，加强农村社会对公民意识的关注。还应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对公民意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宣传。
（三）将公民意识的落实体现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公民意识的养成，绝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任何自觉意识的产生都是从日常行为的主要体验中积累和提取出来的。在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及城市居民都应当对农民给予关注。社会各界应当共同携手，抛弃那种认为农村落后、农民愚昧、干农业“低人一等”等带有歧视倾向的错误观念，将农民看成和我们一样平等的中国公民，在他们追求公民权利的时候予以积极的回应，帮助他们共同树立自信心，为农民树立公民意识提供优质的社会环境。这既是为帮助农民树立公民意识的努力，也应当成为我们拷问自身公民意识的一次契机。
参考文献
[1]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4
[2]唐琮瑶，法律基础[M]海口：海南出公司，1992：81
[3]胡弘弘，论公民意识的内涵[J]汉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1）：7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5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光明日报2005-2-22.
[4]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5]张继焦。城市的适应[M].商务印书馆。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8][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6
1．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型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所具有的地位越来越高。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就在于要管理好农村经济，只有合理地管理农村经济，才能使农村经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实力地提高。那么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是什么呢？所谓农村经济管理，就是将传统的经济管理方法应用到农村经济的管理上，同时还要根据农村经济的具体情况，将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应用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农村经济管理包含层面有很多，首先农村经济管理包括建立农村财务和资金管理系统。所谓的农村财务和资金管理系统是指通过公开透明的方法，对农村的财务和资金进行管理，从而避免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发生资金贪污和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农村财务资金管理系统还能够对农村的资金和资产进行合理地分配和管理，这样一来对农村的发展就具有非常大的帮助。其次，农村经济管理的内容还包括对农村的土地资源进行管理。土地资源是农村经济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产，也是农村经济中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可以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生产和开发，同时还可以让农民了解到土地资源的转让、承包等相关操作的具体方法和细节，从而使农民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固定资产的增加。最后，农村经济管理还包括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农村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培养［1］。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完善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可以使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这样一来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注重对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培养和建设对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好坏，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与时展相结合，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此，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并且培养建设农村基层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便是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
2．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
现如今，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不仅是一个新的机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新型农村经济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做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才能使农村经济更好地发展，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可见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能够对农村资产进行更好地管理。农村资产包括农村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这两种资产是农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好农村资产，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只有对农村经济进行正确有效的管理，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能够拉动内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进行管理，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合理消费需求，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进而拉动内需。
3．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新农村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农村经济发展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好农村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做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这将会导致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没有良好的发展前提。只有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才能使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不能使用新技术新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涌现出来，只有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与新技术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进行管理工作。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管理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这导致在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这样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
二、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方法
1．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而且包括他们所掌握的管理学专业知识素养。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只有拥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才能够使工作顺利进行。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的学习和谈话，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胜任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组织专业知识培训，使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更好地进行管理工作。
2．将新技术与农村经济管理相结合
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将新技术与农村经济管理相结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出来，这对于技术的创新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当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效率，更能够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准确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
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第三个方法，就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那么将会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造成很消极的影响，这对于农村经济管理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打击。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完善健全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正常进行［2］。
三、结语
本文阐述了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及其存在的意义，并指出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方法。希望这些能够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帮助，为我国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卢红 单位: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办事处
参考文献：
［1］何亚玲．浅谈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J］．科技向导，2015，（06）．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7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现代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到农民自身的发展实际，都亟待对农业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和优化，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的需要财政的支持和保障，所以说惠农政策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财政政策，受到商业银行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影响，国家必须通过政策性金融导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从而实现"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得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文章分析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分析其功能和特征，以及结合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几点关于推动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措施。
1 农业政策性金融内涵解读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内涵
政策性金融也可以称之为国家金融，是指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支持，进行融资。这个过程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在一定业务范围内开展特殊性融资行为。从政策性金融的内涵看，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①政策性金融是金融行为，而非财政行为，在信用的基础上，具有金融机构特点的金融行为;②政府参与的金融机构，政策性就是强调政府在金融行为过程中的作用;③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是政府专门从事的特定政策性扶持项目，是为了完成某项或者整体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实施的金融行为。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对农村的政策性倾向越来越明显，国家也加大了对涉农项目的政策性扶持力度，也正在大力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繁荣。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
相比较其他商业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具有以下特殊的功能：
（1）农业扶持
我国农业发展，相比其他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这样的结果造成了许多突出性问题，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关系国计民生，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国家必须重视和提高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从农业扶持和保护政策看，首先稳定农业的供给，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动摇，其次，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最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经济的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
（2）农业调控
农业在经济市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给，甚至会造成农业在竞争中更加不利的地位，而此时，国家就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利用"有形的手"，对农业生产进行调节和保护，强调政府干预，利用经济杠杆，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效能，从而扭转农业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3）农业诱导
利用政策性金融，在加大政策性金融投资力度的同时，能够带动商业金融的进入和投资，从而盘活农业市场的金融秩序，推动更多的资金注入和支持，降低农业金融投资风险，提高农业经济的整体实力。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特征
上文中，根据农业政策性金融内涵已经简要的阐述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和特点，不难总结出以下具体特征：
（1）政策性金融的非盈利性
商业金融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但是政策性金融是政府对农业的政策性导向而建立的不以盈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国家对三农的重视程度日益凸显，农村金融问题也逐渐加剧，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对农业金融进行扶持和保护，是保护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只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管理模式，才能防止各种利益的诱惑，减少和商业金融机构的正面竞争。
（2）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导向
国家依据农业的发展实际，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政策扶持，对农业经济的内外部环境进行深刻研究，实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和维护，这也说明了政策性金融是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是国家为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3）政策性金融的独特优势
首先，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服务于特定业务和领域的金融扶持政策，具有特定目标，服务特定经济的金融服务项目。这就规定了金融服务的范围，防止资金的乱用，也说明国家对特定的范围的特定扶持，类似专款专用的形式;其次，由于是国家的政策导向，由国家进行担保和扶持，就不用担心资金安全的问题;最后，优惠性特征，商业金融的门槛高，需要的担保的硬性条件多，而国家政策性资金的贷款利息、属于长期贷款，不需要担心资金的短期断流，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2 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政策性金融。传统政策性金融是建立在特殊的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银行。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技术，这个过程是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施行的统一金融体制，这个过程中没有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之分，全部由国家的国家制定和实施。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之后，金融体制发展巨大变革，也在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开始逐渐成形，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正式成立，标志着新时期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开始建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不仅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也承担一定的商业金融服务，这种发展模式不利于农业发展银行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优势;第三阶段，农业政策性保险，农业政策性保险建立和实施和第二阶段的时间有所重叠，但新时期逐渐发展中壮大，是保障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中坚力量。
（二）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问题
（1）缺乏专业管理机构
从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经验看，完善的政策性金童体制都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保障政策性金融服务的正常，良性运营。但是目前我国并未建立和专业的政策性金融管理机构，导致政策性金融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结合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复杂性，政府应该建立专业的管理机构，指导和协调政策性金融的长远发展。
（2）服务内容单一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其服务内容还是以政策性信贷为主，对于政策性保险、担保以及补贴的内容涉及较少。并且在农业政策性信贷上，金融信贷的领域仅仅是粮食收购贷款上，农业政策性保险和我国农业地位不相符，导致农业发挥滞后，其导向性和保障性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导致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严重缺位。
（3）农业政策性金融缺乏法律保障
政策性金融需要法律的保障和维护，但是从我国金融立法对政策性金融的保障来看，法律基础相当薄弱，这也决定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安全性和制度性得不到保障，在发展的过程中，思想和方向摇摆不定，农业政策性金融缺乏持续性，功能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其他负面效果也不能避免。这也说明我国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不足，政策性金融原本的非盈利性，就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缺少政府的支持不可能实现其职能。
3 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措施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管理机构
从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建立来看，农业政策性金融具有渐进性特点，而这个过程中需要专门的政府机构或者部门进行组织协调，提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实施效果，保证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美国针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成立农业信贷管理局，以保证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和效果，结合国外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建立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管理局，对政策性金融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中国合作金融联合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政策性保险以及其他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二）完善立法保护，明确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律地位
根据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实际，出台《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权利义务、经营目标和经营范围进行明文规范，保护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创造和谐的法律环境，保障政策性金融的实施。
（三）加大国家政策扶持，保障农业政策性金融健康发展
国家应重视和提高对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首先，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只能，扶持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的形式，保证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其次，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充分相关政策优势，落实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力度，减少政府对政策性金融的行政干预，协调地方各个部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四）积极和商业金融合作，延伸农业政性金融功能
农业金融体系中，农业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二者甚至是互补的，政策性金融需要商业金融的配合和支持，对于一些地区，商业金融的触角并未涉及，政策性金融应积极拓展金融功能，和拓展金融机构职能。
（五）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担保等其他政策性机构
农业政策性保险是保障农业生产，也是国家实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形式，并且在农业保险领域，农业政策性保险发挥着主体作用，并且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有利于商业保险的带入，提高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推动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成立政策性信贷担保公司是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能够提高农业发展的借贷能力，为农业经济注入动力。
参考文献：
[1]高峰，王学真.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及改革[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
[2]郑巧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定位研究[J].世界经济情况，2008，（5）.
[3]钱凯.政策性银行改革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篇8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确权
今年2月份农业部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把承包地块、面积、合同、权属证书全面落实到户，依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各地各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先后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以下简称确权登记工作）。那么在农地流转背景下，确权登记工作的性质和实践意义究竟是什么？不同方式流转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更登记颁发是否存在法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又重新回归到要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关概念的内涵进行再探讨，因此，科学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极强实践意义。而在我国农村，由家庭承包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重最高，故本文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限家庭承包范畴，对其他方式承包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暂不作讨论。
一、学术界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的主要观点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一法定的、统一的称谓。目前学术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质上是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个性质的认可是统一的。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流转过程中是否能将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基于此现在主要流行以下几种观点：
（一）“三权分离”论
“三权分离”论是目前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持该观点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分解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基础上，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土地使用权）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根据此种理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就是指农地承包人将剩余年期的土地承包权再转移的行为，土地承包权转移的同时土地经营权也随之转移；转包就是维持原承包关系不变，即承包人保留土地承包权，转移的只是一定期限的土地经营权。
（二）驳“三权分离”论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完整的民事权利，将其分开不科学，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丁关良教授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按流出方其物权是否丧失或是否保有可分为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型流转（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或物权丧失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型流转（非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或物权保有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解释为流转部分或者全部承包地上的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是流转从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
还有一些学者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流转的观点，但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无论原土地承包关系是否发生变化，接包方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具有物权效力。这一点与丁关良先生认为的“受转包方享有债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观点有所区别。
二、几种观点的法理合理性及实践可行性评述
第一种即“三权分离”的观点认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发生了分离，目前虽然在实践中被广为应用，如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文件里都出现了“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类似语句，但在国家法律法规中从未出现过如此提法，也没有明确两权分开后各自的法律效力，可见现行法律仍旧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来诠释。笔者赞同孟勤国教授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后的承包权、经营权的权利性质不好确定。如果两者都属于物权，则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我国《物权法》第5条明确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而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这两种提法完全是由学者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自行创设的，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如果要其成立，必须修改调整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关的一切现行法律政策，而国家法律不是个人计划，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动辄之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确权登记的意义在于明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若照两权分离的观点理解，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既然是承包权，那么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不变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强化土地承包权的举措，这种解释看似行的通。但仔细分析，笔者不禁质疑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后仅仅获得土地经营权的接包方、承租方的法理利益又该何去何从呢？别说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了，哪怕是形式上的土地经营权证都得不到。既然国家政策是肯定农地流转的，并且提出要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就应该考虑平衡全体农民的利益，向着有利于流转的方向着想，不可能只加强流出方一方的利益而间接损害另一方即流入方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不应是国家政策导向之所在。
第二，以丁教授为代表学者们的观点，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完整的用益物权性质，他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形式，指受转包方取得的是从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即只享有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承租方创设继受取得债权性质的农村承包地租赁权。笔者对其驳斥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其分离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以及所谓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观点持有疑问。首先，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属于物权性质，但转包或出租后就改变为债权性质，在同一法律框架中已经被定性了的同一物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法理依据何在？第二，如果有充足的理由确定流转后的那部分权能为债权性质，那么承包方仅凭一纸合同就能坐收渔利，将变相成为有名无实的甚至是实际的“地主”，这样是否有损流入方的利益，不利于流转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界定的个人理解
基于对以上理论观点的分析，根据国家法律以及政策导向，个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不仅是国家法律规定的用益物权性质，而且在观念上可以看做是现代财产权的一种，甚至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无形财产。
在英美的财产法中，财产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无体物如债权、知识产权等，虽然我国法律上暂无明文规定，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观念上当做一种无形财产是符合逻辑且有理论依据的。现代财产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物权开始独立于所有权，并能在其效力射程之内对抗所有权人的侵犯。如果说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是明晰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那么“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些提法以及近期开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都是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独立性的种种政策体现，此外赋予农民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限制政府对流转进行干涉等都反映了对土地所有权人的对抗效力，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实越来越具有财产权的特点。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个人认为确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确定承包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是对一种无形财产而不是对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并且这种所有权可以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这之中的先后顺序是：只有明确承包关系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属于承包户，只有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才能得到土地承包权证。
用此种观点解释土地承包经营权按不同流转方式流转后的权利归属就比较容易了。如转让，是指承包人将对部分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或者全部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权的所有权出让给第三方，其结果是承包人和原发包方解除或变更原承包关系，失去对部分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或者全部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权的所有权，发包方与第三方（即受转让方）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获得原承包人移转的全部或部分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在此种情况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实际上最合理的办法应当是重新对原承包方和受转让方进行确权登记颁证，该变更的要变更，该颁证的要颁证。这样才能让明确权属关系，使受转让方真正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并行使权利。至于转包，则可以看成是承包方维持原承包关系不变，保留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特殊“财产”的所有权，将对这种“财产”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移转给接包方。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没有移转，那么能代表其所有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无需移转，实际操作正如确权工作中所遵循的“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另一方面，对接包方而言，他取得的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财产”本身，而是对他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即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占有、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法借此获得收益，在实际中就体现为对转包后的承包地的使用经营等行为。笔者认为这种权利在本质上既不是债权，也不是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而应仍属于用益物权性质，应具有其独立性，其具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不是所有权分离的结果，而是其本身就具有的权能。这种解释符合用益物权的独立性，并且同一标的物上同时存在一个所有权和一个他物权并没有打破“一物一权”原则。
这种理解的最大的好处是在理论上既保护了转包方的权益，又保护了接包方的权益，没有只偏向其中任何一方。承包方即转包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人，所有权是物权中最重要也最完全的一种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三个特征，这体现了对于承包方长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肯定和支持，符合我国政策精神；将接包方得到的权利性质视作一种用益物权，则有利于同时维护接包方的利益，因为用益物权具有优先于所有权的效力，同时也限制着所有权。通俗地说，在转包期限中虽然转包方和接包方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具有占有权利，但实际上转包方的占有是名义上的占有，接包方的占有才是实实在在的占有，在合法行为下出现冲突时接包方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占有权优先于转包方的占有权。其次，用益物权对所有权的限制也体现在所有人在行使所有权时，不得妨碍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具体政策文件体现在各地转包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条款中，如《湖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中约定：甲方（转包方）需“尊重乙方（接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不得干涉乙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当然要明确的一点是，用益物权的行使前提是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益，不得违背所有权社会化的要求，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所有权人可以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这种法理解释既确保了公平，不易导致前文所述的变相“地主”身份产生，因为双方都有限制对方的权利，又有利于保护流入方的积极性，从长远看有利于推进农地流转。
四、结语
笔者认为无论将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内涵参照哪种观点界定，不会动摇的是它必须从根本上体现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目的。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默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将有利于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内涵。这并不代表现阶段必须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财产，何况我国现行的是《物权法》而非《财产法》。但是可以借用这种思维去考虑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流转行为发生后转出方和转入方的利益平衡等等，这些也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尚待突破的瓶颈。
参考文献
[1]丁关良,阮韦波.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三权分离”论驳析――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保留（土地）承包权、转移土地经营权（土地使用权）”观点为例[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2]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4-74.
[3]房绍坤.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关系辨析[J].法学论坛,2003(04).
[4]蔡志荣.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综述[J].湖北农业科学,2010(05).
[5]陈祖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属性及其制度完善[EB/OL].cqdx.省略/theory/article.aspx?id=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