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范文

三农论文范文第1篇

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上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加以解决。

一、“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多数农民仍然只能通过种粮，散养家禽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都不高，如种植水稻，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等开支，每亩纯收入仅为160元左右。区2000-2004年的5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32.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平均增长率不到8%，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却不能分享其利益。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入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三是农民的文化素质得不到较快提高。由于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师资力量薄弱，拖欠农村教师工资问题严重。许多农村的培训机构由于受到高学历风的影响而处在关停并转的局面。农民教育培训滞后、培训面不广、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针对农民的科技服务滞后，服务难以深入。同时，随着对农民工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农民外出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难以转移到非农产业。

第二，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耕地少、分散，受气候的制约较大，交通不便、通讯困难、能源短缺等客观问题一直存在。农田基础设施大多数年久失修，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导致农业经济非常落后，农村人口贫困面大。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区虽然有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但多数项目带动力较弱，竞争力不强，规模不大，辐射面不广，特别是缺少农民参与的产业链条，农民能从中获益的不多。三是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沟通城市、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难以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第三，农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投入和教育“两基”投入等原因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这些债务大多是公益性支出，支出项目本身没有经济效益，难以通过项目收益和资产变现清偿。这样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要看到，“三农”问题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城乡经济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城镇化率低，且村镇极其分散，工业企业小而且少，缺乏产业群规模的大型企业的支撑，缺乏规模效益，与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的非农产业出路极其狭窄。三是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无法有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村容、村貌不堪人目。

二、“三农”问题的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新途径。今后，我们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调整区域发展思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农业，必须放到区域经济的总体思路之中，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努力形成带动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整体合力。区地处市区，土地面积740平方公里，只有耕地8183公顷。2004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174.9元，来自种植业、养殖业的仅占13.6％和39.2％。单纯靠农业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必须跳出“三农”圈子谋划“三农”，大力实施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龙头企业建设带动农业产业化，找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二是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从区情况看，农产品加工能力弱、产业链条短、工业化水平低仍是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围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着眼全局，牢固树立“工业立区、以工哺农”的发展意识，推进农业和工业的换位，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以工业化的思维抓农业产业化经营，追求效益最大化，实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是要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必须坚持“市场定位、资源取向”，善于从培育本地特色中寻找方向，构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区实际来说，区土地资源少，饲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产业有传统、有基础、有资源、有市场。鉴于此，要大力推进主副换位，在农业内部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换位，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

四是要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农村交通、通讯、供电状况和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农村信息网络的建设，让农民更多更快地了解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的行情，以趋利避害，多受益，少受损。加大农村科普教育的普及力度，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五是要抓好农民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业发展，当务之急是建设一支新型农民队伍。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使适龄农民成为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就业能力的新型农民或产业工人。同时，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既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

六是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首先，抓好区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区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调整劳动力结构，搞好“两个转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富裕农民的前提。要积极推进劳动力布局换位，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鼓励、支持农民从事民营经济，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建立健全劳务输出网络，努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尽可能多地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在小城镇建设中积极发展和培植专业市场、中介组织等多种类型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

七是要加强村屯规划，规范村镇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积极推进新村镇建设，搞好村镇规划，严格规划管理，严格执行新村镇“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的制度，做到科学布局、合理安排，力求反映地方特色、体现文化内涵、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集镇形象，不断提高村镇综合管理水平，着力整治农村环境，美化、净化村容镇貌，尽快改变农村的脏乱差现象，扎实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改变农村的各种生活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创造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

三农论文范文第2篇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当前正在进入对话的新阶段。本文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轨迹为切入点,探索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良性稳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效发展机制。

一、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全面直接控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这就需要国家通过获取和调配资源以迅速增强国力、实现现代化。而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经济、几乎是零起点的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远景,决定了国家对农村全面直接控制模式的形成,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逻辑:对农村资源的全面控制和提取。这一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前历时30年。国家通过、查田定产以及成立,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掌控。

(一)与国家权力在村庄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农民“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党和政府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通过工作队的派驻、农民协会权力的行使、阶级划分、大会小会的诉苦以及对地主的说理斗争等,使广大农民广泛参与了,接受了新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训练,国家权力、阶级意识、党的政治文化无形地楔入到乡村社会[1]。另外,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党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为后来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到1952年运动胜利完成后,国家权力取代了旧中国的地主、士绅这些“中介”,造就了与之直接面对的单个农户。

(二)查田定产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全面掌控

在进行的同时,国家还对各地进行了人口和土地的调查,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进行查田定产奠定了基础。到1953年,经过三年的查田定产,不仅彻底清查了土地数目,而且详细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产量和应缴纳税额,确定了新中国长期征收田赋的主要依据。查田定产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贯彻、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从而瓦解了传统宗族士绅的控制,建立起了一个更具权威性的管理公共资源的政治单位,使旧有的国家—宗族(乡绅)—农民的三元结构转化为国家—农民的二元结构。同时,查田定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在城乡二元制下,农民不再有不被政府知道的土地,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根本不可能离开合作社另谋出路,从而强化了农民对土地与集体制的依附。另外,为了推行查田定产,国家以政治标准培养锻炼了合适的基层执行者。由此,在农村,国家权力不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直接进入到每个人的整个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从而建立起了农民个体与国家之间“面对面”的关系。

(三)通过实现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在后出现的中农化趋势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以及由于均分土地而发展的小农经济,都与共产主义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单个农户在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需要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农户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后,全国立即掀起化高潮,建立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由于公社党委对全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行政机构也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这就使权力由政府向党组织集中。这种权力结构也使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生产队这一农村的最基层,国家权力不仅直接集中掌控农村资源,而且统一分配农民的劳动成果。

(四)统购统销与国家权力对农村流通领域的支配

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体制相适应的是国家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和支配。从1953年起,农村流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对农产品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的数量和价格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或批准。通过统购统销中的价格“剪刀差”,国家独享剩余农产品的控制权以及几乎全部剩余农产品的索取权,以便为工业化积累资源。这使农民负担十分沉重,生产积极性低下。同时,国家严格控制市场,农村生产安排完全听命于政府计划,致使农村更加封闭。统购统销与制度相结合,完全限制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权力借助于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通过、查田定产以及化,有效整合了农村资源,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巩固,也改变了农村结构和面貌,为迅速进行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农村、直接面对农民的过程,使传统社会中士绅地主的社会影响力和宗族派性的力量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农村民间精英也由此消失。国家权力不仅完全主宰着农业生产,也控制了农村和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时期,国家权力借助经济和行政力量通过全面直接支配农村社会。

二、通过“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这一经营方式成为全国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整个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权力逐渐从生产、销售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退去,代之以“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

穷则思变。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单个农户耕种,“明组暗户”。大包干后第一年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小岗村因成为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村落而闻名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自发创造的一种经营模式:生产队或生产大队通过承包合同把土地包给农户耕种,农户根据合同上缴一定的国家任务,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放权让利,承认每个农户有自主耕作的权利,鼓励农民多劳多得。这一模式因其明显成效被中央政府所接受,并被正式推广到全国。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包产到户。到1983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了99.5%。从此,大包干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方式。

与土地承包相适应,农产品流通领域市场杠杆的作用也日益显现。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国家对农产品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于是,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正式废止。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导致了体制的瓦解以及村民委员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委员会在有些地方开始自发成立。1982年,这一基层民主自治形式被正式写入宪法,获得了存在的根本法依据。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实施,乡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

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实施,使我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领导关系逐步转变为指导关系;二是村民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依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会议拥有了如同各地人大会议一样的自治权。例如,村民会议是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所组成的会议,决定村委会成员的撤换和补选,讨论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制定村规民约以及监督村委会工作等。村委会要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实践中,村民自治权的运行状况多样。以河南沈丘老城镇为例,村民自治权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18周岁以上的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另一种是由每户派代表参加的村民代表会议。调查发现,村民代表会议与村民大会的职权是相当接近的,由于其组织较小,能够经常举行会议,在促进村委会的自主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村民小组是村委会为方便组织群众而组成的下一级单位,但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权力、不规范的组织单位。

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村民自治都是一种农民基于个体理性而达成的集体行动。家庭联产承包制产生和普及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一种互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控制方式发生转变。而村民自治的有效运作必然使乡─村、国家─农民之间的行政联系减弱,导致国家权力在农村大为削弱。

(二)国家权力通过“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村民委员会在农村的位置与角色是相当复杂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从法律地位上看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由于农村税费是基层乡镇的主要财政来源,乡镇政府便利用各种途径控制村委会,进而控制整个村落。在实际运作中,国家权力通过“压力型体制”与“赢利性经纪”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第一,乡镇通过村党支部书记直接指挥村级组织。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作为村领导核心的村支书必须服从上级——乡镇党委的领导。这样,通过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管道,乡镇就可以直接指挥村级组织,下达各种指标任务。

第二,乡镇通过财政监控村级组织。乡镇以其作为本乡镇事物管理者的身份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一是直接或间接控制村干部的经济收入、福利待遇,二是借助“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国多数地区推行了乡镇对村级财务“双代管”或“三代管”制度,即“村财乡管”和“村账乡管”以及“两工乡管”,以遏制村干部贪污腐化之风,缓解了村庄内部的干群矛盾,但这一制度实质是乡镇权力的扩张,使乡镇对农村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我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各级政府组织之间实行指标化管理,指标层层量化和分解后下派,并根据下级组织和个人完成的情况对其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乡镇为了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各项指标,也把这种“压力型体制”复制到乡村之间。这样,原本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演变成乡镇政府的决定,致使村干部由服务于村民变成了面向乡镇政府。由于承担了乡镇分派下来的各项任务,村干部就被巧妙地纳入到行政考核的科层制当中。

第三,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诱致性控制。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掌握有公共权威资源,并以此来影响村的自治。一是对村级权力的认可和支持,以增强村干部的权威地位;二是乡镇通过减免税收、开发市场、争取贷款等为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三是利用容忍或默许村干部不合理的收入手段以激励和控制村干部完成各项任务,使村干部呈现“赢利型经纪”的特点,村干部和乡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借助于以上三种途径,国家权力通过“村干部”这个管道再次进入到农村社会,乡镇通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服从、财政监控以及公共资源的诱导,侵蚀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范围,乡村之间形成“压力型体制”。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首先,在经济方面,“交上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有了责任田,一年收入顶几年”,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农村改革的成功示范下,城市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其次,在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实施,致使国家权力主导的乡村一元化权力格局被打破。同时,村民自治的实施也使宗族组织迅速复兴,一些农村精英也不断成长,逐步形成了抵消国家权力的整合力。面对这一形势,国家依靠自身的权威和资源优势不断吸收农村精英进入村级组织,使村级组织成为准行政组织,村庄秩序由此处在相对平稳和均衡之中。农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新格局。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的发展,国家权力与自治组织在村落权力关系中逐渐产生了结构性冲突,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国家对于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压力型体制”向农村提取资源,也形成了村干部“赢利性经纪”的格局,最后导致杜赞奇所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2](P50),国家权力在村庄的整合能力和认可程度大大降低。

三、由支配走向对话及其相应机制的建构

(一)税费改革: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走向对话

面对农村社会的困境,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农村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底,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免征了农业税。农民负担从重转轻、从有到无,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农民在反差的比较中很快消除了过去因政府过度向农村提取资源所产生的对抗情绪,并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3]相对于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来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权力应对其在农村的合法性危机做出的一次自觉选择。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农村税费改革表明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走向对话。农业税的减免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农民收入增加。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三年超过6%,达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4]。

(二)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面临的问题

但免除农业税后农村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使得这种重建的合法性并不稳定、持久。一是农民原子化的个体本身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二是乡镇财政紧张,可能使得农民负担反弹;三是国家权力退出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按亲属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当今中国农村的个人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工具性差序格局”表现出来的,其实质是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利益目标。也就是说村民个人之间是一种“原子化”(atomization)的关系。

原子化的关系状态使农村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按照公共选择理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5](P2)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

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农民负担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出现“四个转移”:一是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例如,有的地方农民建房,在办理手续之前,要向水利部门上缴砂石费、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费,向林业部门上缴育林基金、特产税,向城建部门上缴城市配套规划费等;二是由乡村两级的统筹提留向乱收费转移;三是乱收费的对象由整体向部分农户转移;四是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6]。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基层政府来监督农民负担很有限。原子化的关系使农村社会合作的能力十分低下,而搭便车的心理使农民个体没有监督政府行为的欲望,这样,农民对滥收费行为以及自身负担反弹的监督和抵制就大打折扣。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建设发展所需资金匮乏。从改革的设计和初衷来看,两个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减轻和彻底取消农民负担,二是逐步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体系,不是靠向农民收钱,而是由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来负担地方的公共建设。由于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集资收费,基层政府收入开始越来越依靠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补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根据改革前的乡统筹为基础来计算的。而在税费改革前,大部分政府少报了乡统筹。[7]这样,转移支付就不能弥补政府实际开支的缺口,使得改革后乡镇出现了财力紧张,其自身工资、日常运转经费尚且紧张,对于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更成了无米之炊。

(三)走向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对话的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认可不是通过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上收就能获得。正如有学者在内地和沿海乡村调查所发现的:税费改革以后,较多的乡镇和村干部认为在缺乏执法能力和物质资源支撑的前提下,农村秩序管理是难以保障的;他们普遍抱怨国家忽视了农村基层管理的困境,而过于强化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3]。更深的问题是国家应如何看待农民、国家权力如何在农村这个场域中出场、何时出场的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通过其自治组织村委会体现出来。其实,《村委会组织法》中国家权力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农民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但实践中村委会更多扮演的是乡镇政府的执行者,其主体地位很难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特别是如果国家权力把“农村党支部书记”看作进入农村社会的管道的话,农民只会是国家权力的管理对象。从中国改革中农民的创造性来看,在以后的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国家应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农民“对话”。

第二,国家权力该如何在农村村落出场?理论上看,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即使国家权力机关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农村的所有信息。国家权力完全直接支配农村社会必将导致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改革开放前后整个“三农”状况的巨大反差证明了这一结论。信息不完全而且利用直接控制方式不可能、不恰当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来进行资源配置和作出其他的社会经济决策。这就需要国家提供人们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和基层政府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能达到集体目标。所以,国家应只是农村社会运行中的决策主体之一,国家权力只应为农村社会的运行提供一个宏观目标,例如“新农村建设”等,具体的行为应交由农村社会的各个主体选择,以实现各方主体的共赢。

第三,以依靠法律制度的整合体系取代原来的行政控制模式应是国家权力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优先选择。国家法律权威的影响力是农村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在涉及个人和国家、集体利益关系时,农民不会无视法律的规定。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国家法律规范尚未健全,国家法律缺乏威慑力所造成的。所以,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国家权力进入农村社会的前提。从当前来看,最为紧要的是提供农民价值判断、需求表达的机制,例如通过协商、选举等渠道表达民意,以便使国家及时了解农村社会的各种需求,使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真正是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共识的结果,而非悬浮于村庄实际的摆设。

第四,强化基层政府的执法地位,运用法律的威慑力来整合农民的失范行为。法律制定出来如果不实施,不仅浪费立法资源,而且最终损害国家权力的威信。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服务功能受到了质疑。从目前情况来看,应改革现行乡镇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府的执法能力,打击农村出现的非法行为。这不仅有利于村庄中平等对话的进行,也有利于全面提升国家法律层面上的整合能力。

第五,国家权力要不断监督和支持农村体制内精英的管理活动。由于村民为原子化的存在,集体行动困难,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当然,国家权力应通过法定方式入场,不可直接进入,否则村民自治将名存实亡。国家也要加强对农民思想上的引导,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演变过程,国家权力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如今,农村实践成果说明,以对话解决“三农”问题,以对话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对话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攻坚取得突破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陈益元.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J].史学集刊,2005,(1).

[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4]丁守海.农业税减免能持续提高务农收入吗——基于二元就业制度及劳动力返流的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8,(2).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6]项继权.农村税费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2).

三农论文范文第3篇

邮政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义务，在服务“三农”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邮政具有网络资源优势和良好的信誉，在服务“三农”方面大有可为。在众多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点的今天，海南邮政储蓄正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邮政行业优势，打造邮政服务“三农”的平台，为海南农业增效、海南农民增收诚信服务，努力促进海南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粮食直补资金业务

粮食直补资金是政府发放给广大退耕还林农民的粮食专项补助资金，在掌握粮食直补资金具有资金发放量较大、发放面广、发放点以农村为主的特点后，省邮政储汇局及时主动与省财政厅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得到了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与邮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退耕还林粮食补助改补现金发放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省邮政与财政部门合作发放农民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资金工作正式启动，我省邮储服务“三农”工作迎来了一个宝贵的发展契机。工作开展后，省储汇局及时制定并出台了粮食直补资金方案，对做好粮食直补资金营销工作和服务工作进行了专门的部署。随着粮食直补资金工作的全面开展，省储汇局将紧紧围绕服务好“三农”的工作要求，深入各市县局加强服务工作指导，确保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努力做到广大农民朋友满意，同时也为邮政、财政的长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2004年11月份我省邮政储蓄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工作开展以来，在各市县邮政局积极拓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乐东、东方、昌江、文昌等局已成功了当地粮食直补资金，同时，儋州、琼海局也与当地财政局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乐东、东方、文昌局均为全额，分别163xxxx元、78xxxx元和100xxxx元，昌江一期37xxxx元。

二、养老金业务

从1999年开始，邮政储蓄即在省社保部门的支持下，利用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在我省承担着各企业事业单位、农垦系统养老金的工作。良好的服务与稳定的网络优势相配套，促使邮政储蓄养老金业务每年以30的速度在快速增长，如今全省邮政储蓄每月养老金的量已达到1.0xxxx亿，获得了广大老年同志和社保局的充分肯定，目前绝大部分市县养老金已交由邮政储蓄，使邮政储蓄养老金业务在全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

目前邮政储蓄每月在农村地区发放的养老金有近300xxxx元，离退休职工遍布各农村乡镇、农林场所，给发放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在养老金的发放过程中，每月保证养老金按时发放和及时领取成了邮政储蓄个网点的第一要务。在委托邮政储蓄之前，居住在农村的离退休老职工往往要跑几十里地到县城的银行网点支取养老金，许多老同志苦不堪言。邮政成为农村养老金机构后，凭借遍布农村的20xxxx个邮政储蓄网点成为一条发放社会养老金的主干道，农村老人可以持折在邮政储蓄任何网点领取养老金。为做好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服务，邮政储蓄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层层落实责任。在发放的高峰期储蓄柜台还开辟了专门的养老金领取柜台，方便了老人养老金的领取。目前邮政储蓄社会养老金业务基本做到离退休职工、委托单位和社会保障局“三满意”，在老人中构筑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

三、其它代收付业务

海南邮政储蓄恢复开办18年来，一直以全省城乡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勇于创新，不断开发新的业务品种。为了满足各类用户的多种需求，2001年海南邮政储蓄启动了中间业务综合服务平台工程的建设，2004年又进行了平台的改造，旨在打造一个具有代收电信资费、

工资养老金、代扣水电煤气费、代收公用事业费、手机银行、存折炒股、pos跨行消费、跨行取款、代售国债、保险、基金等有着较为全面业务功能的个人金融服务业务平台。在此平台上，广大的农民朋友也能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邮政储蓄提供的各类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在我们重点发展的代收电信资费方面，每一个储蓄网点都成为各大电信运营商的收费网点，每月代收电信资费业务量达到了360xxxx元，在农村网点的业务量占三分之一左右，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朋友缴交电话费、手机费、寻呼机服务费等多种电信资费；邮政储蓄在近年来也在逐步扩大保险业务发展规模，尤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进一步加大在农村乡镇的业务发展力度，积极配合各家财寿险公司做好农村保险市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体系的建立等工作，利用邮政的网点和网络资源优势及时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商业保险，进一步增强我省农民抵抗灾害的能力，维护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

邮政储蓄在为全省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农村乡镇的业务拓展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海南邮政利用自身的服务优势为海南移动、海南电信公司开通代收营业款、商购卡款等款项业务，为×××烟草公司开通代收农村、乡镇烟草款业务，为海南有线电视开通代收有线电视服务费业务，及时为这些企业回笼资金，方便它们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兄弟生活质量。

四、邮政储蓄异地业务

这两年，海南邮储异地业务发展迅猛，在“三农”服务工作方面也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近年，为推动异地业务的发展，海南邮储突出抓好网络建设，并通过大力发展卡业务、增加布设atm、推行无折存取款等措施，不断提高异地业务交易量。特别是针对海南是典型的农业省份，各种瓜果菜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省外，储蓄异地业务需求量很大的特点，海南邮储积极贯彻国家局关于服务“三农”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做好本省“三农”的服务工作。不断加快农村网点建设，在2003年，全省33xxxx邮政储蓄网点全部实现了全国联网，其中21xxxx网点在农村乡镇，服务着一百多万农村乡镇用户，为广大农户和农产口批发商开展异地交易提供了便利的存取款条件。邮政储蓄同时还利用在农村完善的机构，服务农村劳务经济。针对海南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的实际，对使用邮政绿卡的农民工实行“三免一低”的政策，即免收开卡费、免收卡年费、免收省内异地交易手续费，跨省异地交易手续费低廉，使外出打工的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邮政绿卡全国通存通兑的便利，确保劳务资金的安全，解除外出务工农民的诸多麻烦，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凭借着这些服务优势，2004年12月份全省邮政活期储蓄异地交易总笔数36.xxxx笔，交易总金额为14.1xxxx元。2004全年累计异地交易笔数38xxxx笔，交易金额达150.32亿元。

五、邮政汇兑业务

2004年海南邮政汇兑业务全年交易量152.3xxxx笔，交易金额15.61亿元。邮政汇款主要面向农村服务，农村邮政汇款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党中央“三农”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为了提高农村邮政汇款的服务时限和服务质量，我省邮政汇款相继推出了加急汇款、实时汇款，礼仪汇款、回执汇款、附言汇款等丰富的业务品种，对“三农”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农论文范文第4篇

刚刚结束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新任务，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更高站位、更宽视角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全力推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切实把解决"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精神上来。总书记在深入山东、河南农村考察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卢展工省长从"三农"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不可替代、不可超越等三啊方面对"三农"的重要性作了透彻分析，并对做好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进收。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我市农村三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慢，产业化组织和中介组织带动能力不够强，农村发展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实现农民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等突出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转变观念，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个重点，推动农业结构向调高、调优、调强的方向发展，正视存在的问题，增强忧患意识，抓住薄弱环节，落实增收措施，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切实把解决"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是现实需要，也战略需要；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调查研究时，要深入到条件差、困难大的地方去，与基层一道研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和办法，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出（台重大改革措施时，要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心群众生活，多做农民满意的事；在安排资金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在配备干部时，要把政治上强、懂业务、熟悉农村工作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部门；在考核政绩时，要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成效作为检验一个地方领导班子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在检查工作时，要把中央和省、市党委政府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作为一个重点。

三农论文范文第5篇

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

第三，我们的许多改革也因农民人口增长更快而举步维艰。例如，我们呼吁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负担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且，这些农民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说了。

因此，我们应该废止农民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以“特权”，取而代之以对农民实行社会养老和只能生育一个子女。换句话说，在生育权上，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应该平等，农民不应该有“特权”。问题是，农民的养老基金来自何方呢？我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征收了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我们可以把这笔费用用作农民的养老基金。而且，由于农民不能再免费地生育第二个子女，国家省下了大量的生育权。如果国家将这些生育权拍卖，将所获得的资金可以用于农民的养老，那么，不仅人口增长相对以前是一样的，而且还可以减少低素质人口和农民人口的比重。当然，如果资金还是不够，国家财政可以部分弥补。在我的论文《中国计划生育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中，我对此作了一个初步估计，发现资金缺口不是太大。对于农民而言，尽管他们不能免费地多生育子女，但他们生活负担减少了，而且还额外地获得养老金，老来有所养，增进了其福利。对社会而言，农村人口增长减缓了，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自然就慢下来，推进城镇化、减小城乡差别也就更加容易多。只要社会经济在增长，三农问题更是一个时间性问题。在我的论文《福利经济学与生育政策》中，我用经济学理论对这种效率改善作了论证。

三农论文范文第6篇

一、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塑造新农民，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积累人力资本

建设新农业、新农村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因此，没有新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农民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农民素质也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时，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没有新型农民的塑造就根本谈不上新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技术素质偏低，不少农村地区一些文化、技术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或者在农村从事非农经营活动，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妇女、儿童、老人，这支劳动力队伍显然难以承担新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因而新农民培育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当然，最终能够将高素质农民稳定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进一步改善农业和农村的生产经营条件，完善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大有关农业补贴力度，逐步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水平，提高新一代农民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另外，随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配套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样需要塑造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了解市场经济知识及规律和拥有一定经营管理技能的新型农民。

综上所述，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三者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也只有同时开展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协同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步入现代化社会。

三农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农业物流的健康良性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文中详细阐述了农业物流分别对解决农民的权益问题、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和农产品的供给和竞争力问题的促进作用。在列举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发展农业物流的现有条件后，提出了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Abstract:Inordertoresolvethe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effectively,itisnecessarytogowithagriculturallogisticsofhealthiness.Thepaperexpatiatesthatagriculturallogisticscouldresolvetheproblemofrightsandinterestswithpeasants,theproblemof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andtheproblemofsupplyandcompeti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Thispaperbringsforwardsomeadviceonhowtodevelopagriculturallogisticsafterenumeratingthefactorsofrestrictionandtheconditionsofexistence.

Keywords:agriculturallogistics;agriculturalproduct;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logistics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篇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村的小康，开辟专门章节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农产品供给及其国际竞争力问题。

农业物流是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分销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信息传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执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农业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连接着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何有效地保证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开拓市场、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农产品的价值等，已成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发展农业物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善和发展农业物流是促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

1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把采购、制造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它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物理性流动的全过程，包括物资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

现代物流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我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比如失地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状况就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因为物流条件的限制，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特别是农产品运销不畅，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物流在农资、农产品的采购、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需要改造或建立一批诸如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为农民协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专业仓储公司等物流主体企业，而这些环节都可建立在乡镇一级，对农资和农产品进行货物的疏散和汇集，便于更好地配送和大批量干线运输，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能够就地消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减小了大量农民集中涌向大中城市带来的就业等负面影响。配合已经出台的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措施和农村子女上学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应该说，农业物流的良性有序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2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村问题的促进作用

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开展种子、农机具、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连锁经营；建立由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开办的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发展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帮助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依托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的拣选、分类、包装、保鲜、深加工等，形成农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制造业；通过建立冷冻、冷藏和仓储保管以及农产品的货代、配送和运输建立农产品储运企业。

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和运输人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收集和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通过以上非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农村县乡一级基本具备现代农业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而可以整合农业物流主体，发展多元化流通渠道。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壮大专业从事农业物流主体，使其在农业物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原有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改变目前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产品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和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依托，组织农产品运销协会，鼓励“生产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农户”、“运销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户”等模式的发展，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配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强农业物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通过农业物流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3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分散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格局，导致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农产品难以满足远距离大批量运输要求，造成生产和运输中极大的浪费，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农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矛盾，农业物流能够有效地协调农产品生产地域性与消费普遍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产品，通过农业物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解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农产品具有特有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让分散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进入物流系统，经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物流起到关键的联接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能使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及时化的需求，赢得市场和客户。

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物流的效率和减少在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中的货差、货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应积极开展农业物流的增值服务：第一，农产品分类与分类包装增值服务；第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后的小包装增值服务；第三，农产品配送增值服务；第四，特种农产品运输增值服务；第五，特种农产品仓储与管理增值服务等。农业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优势，对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现实的推动作用，没有高效的物流能力，我国农产品很难获得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4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现有条件

现阶段发展农业物流，在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政策方面存在着政策体系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物流市场存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人才方面，存在着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相对短缺，管理水平低、现有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物流主体企业不发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不足，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物流投资结构不够合理；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农产品的加工开发落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制约着农产品的物流质量，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物流发展缺乏整体规划。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物流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发展我国农业物流有很多约束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

随着《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国家发改委等9个部委联合《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的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物流统计及社会物流总量核算的试算工作的开展，多层次物流专业教育体系和培训、考试与认证的启动，政府对农产品与农资连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从政策层面为农业物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95％的行政村通电话的电话村通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县乡公路将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将达120万公里，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都将基本实现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物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1）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智能交通保证物流的高效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内部流程改造，积极探索物流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2）政府应重视软环境建设。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国情，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行业协调自律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提倡农资、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涉农商贸企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物流管理水平。

（4）发展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农业物流。供应链管理从系统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无缝衔接和协同运作，可以有效减少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农业企业间的物流合作，逐步建立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农业物流服务水平，培育社会化物流的需求基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

（5）加强科技投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物流规划和决策科学化，物流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

6结论

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现代物流的发展，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物流，对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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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培钧.我国现代物流发展要抓好七个整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陆江访谈录[J].综合运输，2004(8):22-25.

三农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内容摘要：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多年来，农民在我国一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这种弱势群体地位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判断某一群体是否处于弱势地位，不应该以该群体人数的多寡作为依据。农民虽然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其弱势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表现

面对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弱势。农业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产业，农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条件下开展生产；而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对水旱、台风、虫害、霜冻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还很弱。这使农民在自然条件面前处于弱势。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收集、运用市场信息的能力，难以灵活适应市场调整生产；农产品的难保存性、农业市场主体的多而分散等特点，使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小；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农民面临着更多的需求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产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正比关系；农业生产往往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积累速度慢，资金运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化、资本化、规模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我国农民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文化素质方面的弱势。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23%。在4.6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这种状况，使农民科技水平低下，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文化心理层面，农民普遍存在着逆来顺受的文化取向、消极认命的人生态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识等，折射出农民思维、行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农民博弈中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又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如基层地方政权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比农民要多，这些部门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压制农民对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法律的知情权，以实现自身利益；地位不对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眼中，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后者只能以服从为要旨。而长期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农民普遍存在着对政府机关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顺从；农民力量分散薄弱，难以形成一致的诉求表达和行动，在国家制定政策和方针的博弈过程中，鲜能反映其心声，而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得到有力、有效的保护；农民的退出刚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退出这一博弈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更多的只能选择承受。

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在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灾害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差。正是农民在自然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弱势，才使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难有作为。在市场面前，出现盲目生产、从众跟风等非理；坑农、害农、骗农事件屡屡发生并能得手。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农业参与国际竞争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农村普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在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机构庞大、冗员众多。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调查显示：小城镇党政机构一般都多达30～40人，远远超出编制。平均每个乡镇预算内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14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工资性支出(262万元)和公务费支出(144.4万元)。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乡镇干部的公款消费、损农肥私现象十分严重。数目庞大的财政支出、挥霍浪费，最终都被基层政权机关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乱收费、乱摊派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负担也难以反对。

政策缺乏科学性、公平性。农民的意愿、要求、反应缺乏迅捷有效的上传渠道，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能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现偏差；或者由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较少顾虑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做出不利于农民的政策安排。如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政策等抽取农业剩余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的政策执行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仍高达811亿元；这些缺乏科学性、公平性的政策，不仅损害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城乡差别扩大、二元结构固化。对于执政者而言，不同阶层是以不同的权数进入其效用函数的，其首先考虑的是某些强势群体的要求和支持。相对农民而言，官员、公务员、工人、商人等都是强势群体，这些群体多聚集在城市。从而，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约束权数相差悬殊。这是公务员能不断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1500元，而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却还要不折不扣地按人头地亩征收各种税费。这在客观上使农村发展陷入谬尔达尔描述的城乡扩散效应模型，城乡差别呈现扩大之势，二元结构出现固化倾向：1998-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农村社会稳定性较低。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扩大，农民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位置会越来越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部分农民因而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会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成为我国犯罪行为的主体，这些对农村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策略

既然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农业、农村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对于深化我国农村改革，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手段来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促进农业合作化与一体化。单个的农户面对自然、市场风险时，其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多个农户的合作则能有效的增强农户实力。当然，这种合作化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合作化的复制，而是适应新形势的产物：现代合作化完全秉持自愿、民主、互利原则，进退自由，从而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合作化应具有开放性，可以实现跨村、乡、镇的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于打破农村的封闭保守局面、扩大信息交流也是十分有效的。当前，国家应积极推动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形式的探索、推广。农业一体化，包括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目前已出现的模式有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主导产业+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开发集团+农户等等。它有助于在工贸业与农业之间、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销售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制约的制衡关系，农户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合同、协定等形式维护其合法权益。这能有效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对于农民积累市场经验、提高科技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等也是有益的。

建立农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在各发达国家，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奔走，如日本农民协会、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等等。这些利益代表组织不仅发挥着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而且扮演着政府施政载体的角色。如美国政府将美国农场主的利益代表组织——美国农场局视为重要的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中介，鼓励其开展活动。对于我国而言，设立全国性的农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及基层组织，对于国家和农民都是有益的。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并可得到专业的政策咨询，有助于其决策的科学化；对于农民来说，有利于其要求、反应等的迅速上传和有力表达，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出面，更能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消费者协会成立后对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可作为例证。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国外农业严峻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支持、鼓励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奉行民主选举自治组织（村委会）领导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务、民主监督自治组织领导人的原则。乡镇政府部门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是非强制性的协商、指导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有效措施。但村民自治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地区根本没有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而按照《村组法》运作的地方，由于村委会设在原生产大队一级，村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作息时间不一，使开会、议事行使民利成本很高，各项民利多流于形式，对村委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在面临乡镇政府机关压力的情况下，村委会往往倒向政府部门，为乱收费、乱摊派等推波助澜，不能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指向。为此，在大力推广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可以考虑对其也进行一些改革，将村民自治组织下沉到自然村（生产小组）一级，这样，村民居住集中，人口较少，行使民利等制度运转成本较低、相关信息也更为充分，能有效增强对村委会的监督约束力，促使其成为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农民对政策、科技、文化知识等的匮乏是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而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可以考虑在完善、健全农村已有的有线广播网的基础上，在省市一级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面向农民的农村频道，节目重点在于宣传、讲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推广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反映农民愿望要求等，以扩大农民的信息量；同时应该鼓励农民的合理流动，这些人能将新的思想观念、经营手段、科技知识等带回农村，对于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也是很有帮助的。

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当前，无论是农业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还是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都需要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规范。如在土地经营形式上，当前出现了转包、出租、抵押、全托等多种探索形式，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规范，这些形式难以存续和推广。又如基层政府部门通过随意调拨、调整土地，少补偿或不补偿的批租等侵害农民利益，也需要通过立法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收益权等。所以，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做好普法推广工作，依法行政，以维护农民权益。

此外，对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谋求各阶层在发展机遇、收入、财富等方面的相对平等，是现阶段国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念。国家对农业的扶持也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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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论文范文第9篇

一、减轻农民负担，落实农民权益任重道远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只有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农民才有积极性去发展农业，农村落后面貌也才有望较快地改变。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农民的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已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并且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不再出现反复，我们必须继续加大县、乡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继续大力精简县、乡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精简的原则主要有两个：1.依据政府转变职能后的工作任务，按照精简高效和工作量饱满的原则设置机构和确定人员编制；2.与当地政府正常的财政供养能力相适应。要贯彻这两个原则，应当特别关注乡镇一级机构及人员的精简。我们认为，中等及中等以上规模的县，保留四至五个区的建制，每个区政府安排不超过三十人编制就足以承担其使命和任务了。比较小的县可以考虑不设区乡一级政府。在精简机构和减少人员的同时，必须加快县及区政府职能的转变。县及区政府的任务主要有两条：1.认真贯彻中央和国务院支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为农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2.结合当地情况为促进农民科学种田（必须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并且政府不得借此牟利），解决农民在生产销售方面实际困难。只要我们实现了上述要求，那么减轻农民负担就有了比较坚实的体制保证。

其次，要加强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并以此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对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事项能够事先参与决策，执行过程中能够实施监督的制度。凡县及区政府将要出台的关系农民利益的政策，农民及其代表均应以一定方式参与其决策，并要有条件对其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进行监督。凡是大多数农民或其代表反对的，应当予以废止或重新研究，不允许强制执行。农民具体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方式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但是这种参与决策和实施监督的权利不容剥夺。

第三，除了继续下大气力减轻农民负担之外，我们还要下决心创造条件逐步落实农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即落实所谓“国民待遇”问题。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事实上存在着重视城市职工各种福利的完善，忽视农民应享有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问题。其结果是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农村的建设则往往无暇顾及；城市职工享有养老、医疗、住房、交通等涉及到各方面的福利补贴，生老病死基本上都有保障。而农民却依然是养老靠儿女，住房靠自己，医疗无保障。各种福利待遇方面的不平等，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首先要从农民养老及医疗保障这两方面工作做起。逐步实现农民千百年以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这是一项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当像抓粮油生产和农民增收那样千方百计地逐步加以解决。首先，各级政府要真正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并将这项工作搞得好坏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其次，政府要下决心拿出部分资金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各级政府宁可少搞一些工程，特别是不要搞什么形象工程，也要保证这部分资金的落实。在资金的使用上杜绝浪费和厉行节约。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要建立严格监督制度。只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就一定能将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事业很好地开展起来。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是涉及几亿人的事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因此，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投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见到成效的，需要作出规划逐步推行。如果我们用十年到十五的时间，能够将这项事业逐步开展起来，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对于我国到2020年顺利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将是极大的推动。同时，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方面差距较大，因此应当首先从相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做起，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新鲜经验，以推动全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自己最大努力首先在农民养老保障方面迈出步伐，由点及面，由少到多，逐步发展起来。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应当及时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促进这项事业更加顺利进行。

二、承认农民对所承包土地拥有占有权处分权是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农民只是承包集体的土地，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这种认识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首先，认为农民对所耕种土地只有使用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对土地经营缺乏长期打算，对土地长期投入如小型农田基本设施建设等缺乏积极性。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掠夺性经营的问题，例如许多农民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产量，而不考虑长此以往造成土地板结，土地和水源受到污染等不良后果。其次，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成为县乡等基层政府和村干部随意调整土地特别是低价非法征用农民土地的借口。

随意调整土地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经营的积极性，而随意低价或非法征用农民土地更使得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失去生活保障，成为影响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重要因素与影响我国安定团结大好形势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不管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看，农民对所耕种的土地不仅拥有使用权，而且应当拥有占有权和依法处分权。之所以这样说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从历史渊源上说，现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当初是由一个个农民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实行土地入股形成的。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此也予以明确肯定。既然如此，农民耕种属于自己所有的哪怕是部分所有的土地，为什么只能拥有使用权呢？过去农民租用地主的土地，由于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只能在交纳租金的情况下享有使用权。如今农民早已成为土地的主人，因而应当享有基于所有权基础上的占有权和依法处分权。第二，二十多年来，农民在所耕种土地进行了大量投入，包括土地改良和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土地，改造小型水利设施和建设温室大棚等等。就土地价值而言已远超过当年“承包”时土地的价值，而在增加的价值当中，其主要部分是农民的多年投入形成的。同时农民的这部分投入有多有少，有的投入还相当大，把这部分投入都记在集体的账上不利于农民对土地继续增加投入和合理经营。从土地增值的角度看，更进一步证明农民对所耕种土地拥有的不仅仅是使用权，而应当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占有权。第三，与国有企业拥有的财产权相比，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权利处于不平等地位。早在80年代，国家就通过法律规定，国有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企业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国家授予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既然国有企业对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可以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农民为什么对于属于自己集体所有的财产就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呢？相比较而言，农民与土地的权利关系更加直接，更加明确。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对其所耕种的土地同样应当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依法处分权。而且这种权利同样应当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农民对土地的依法处分权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农民对土地拥有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农民怎样经营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干涉。政府主要通过市场手段来调整农业种植及养殖结构。第二，在需要时，对其耕种的土地有转包转租的权利。根据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较多的情况，为使这部分农民在外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使宝贵的土地资源不致浪费，应当进一步明确农民对其经营土地有转包、转租并获得合理收益的权利。第三，有获得合法收益的权利。除了通过经营土地等获得收益的权利之外，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在土地被征用时获得合理补偿的权利。当按照法律法规需要征用农民土地时（不管是政府征用还是企业征用），农民应有参与谈判和要求得到合理补偿的权利。这种补偿包括货币补偿和为保证农民今后生计而予以各种保障（包括安排适当工作和养老保障等）。对土地拥有一定范围内的处分权是农民对所经营土地拥有占有权必然结果。肯定农民对所耕种土地拥有占有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将会大大激励农民加大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农民对小型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为农业特别是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长期稳定增产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对于保护农民正当权益和维护农村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也有十分重要意义。为了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民对土地享有占有权和依法处分权的问题应当尽快予以确认。并且在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通过立法使其成为法定的权利。

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要有新思路

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各级政府对这一问题都十分重视，并且为此作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已经有九千多万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大中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较之农村拥有的四亿左右的劳动力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据农业部测算，就经营我国农业产业而言，有1.7亿劳动力已经足够了①。这就是说仍然有将近两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实现转移。然而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大中城市在环境和就业等方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我国大城市为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污染严重、水资源枯竭和就业压力空前加大等被称作“大城市病”的各种问题所困绕；另一方面许多中等城市正在迅速地向大城市的队伍迈进，上述大城市病在这些城市同样存在。因而指望继续向大中城市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已绝无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快小城市和中心城镇（以下简称小城镇）建设方面寻找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我国小城镇建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过大浪淘沙，许多乡镇企业被淘汰，其中原因固然很多，然而许多乡镇企业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效益低下是其主要原因。因此要想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目标，乡镇企业的发展固然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乡镇企业自身缺陷和不足，仅靠发展乡镇企业是难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当前，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正在进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期。由于大中城市地价（地产）和水电等价格迅速攀升，中外企业间竞争日益加剧，劳动密集性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严峻，经营效益逐步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近几年许多农业后续产业盈利情况在整个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之下。其中如食品加工业、纺织业。

木材及竹藤棕草加工业的赢利水平排在最后几位。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上述企业向小城镇转移将是大势所趋。因为小城镇有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靠近原料产地和广大的农村销售市场的优势。而这些企业较之乡镇企业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经营管理水平也更高。

它们向小城镇转移对于发展小城镇，乃至发展整个农村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借制造业升级换代的东风，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是农业后续产业向中小城镇转移的过程。在加快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同时，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大规模转移，并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前实现这种设想的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首先，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小城镇的运输、水电供应等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如果各级政府再给予适当投资加以完善，那么解决大中型加工企业的运输、水电供应应当没有问题。其次，实现产业转移所需的熟练工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可以解决。通过给予优惠待遇和合理安排，可以吸引一批在原企业工作的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随着企业转移到小城镇工作，作为企业管理和技术中坚。同时，一部分经转移到大中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将成为这些企业的熟练工人甚至是中下层管理人员。加之各级政府和企业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农民给予适当培训，解决所需劳动力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再次，发展小城镇新兴企业所需资金也可以得到解决。国家可以对解决转移到中小城镇的企业所需资金制定适当的倾斜与照顾政策。

产业转移后由于经营条件改善和成本降低使得经营效益提高，更加容易得到商业银行的融资便利，并成为资金供应主渠道。近些年在农村涌现出不少通过从事现代农业和工商业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也将会成为在小城镇发展加工企业的现实的投资者。第四，产业转移后可以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企业工作，他们的收入水平将明显提高。而随着大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继续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民由于经营规模扩大，加之国家继续给予必要的扶植和帮助，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样会得到明显增加。这两部分人收入的提高，将使得他们成为转移到小城镇的企业的产品的现实消费者。这样，在实现农村劳动力较大规模转移的同时，产品销售市场也大大地得到了拓展，加之继续拓展大中城市的销售市场，向中小城镇转移后的企业将是大有可为的。

三农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局限在“三农”的圈子里，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把农村中小学集中到中心城镇，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质量，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适应性教育，促进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转化；发挥高校的辐射作用，开展远程农民教育，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如何有效地转移和转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把沉重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转化为优质劳动力，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对配套的教育措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农村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则成了研究的重心。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层面，配套的教育措施也不能局限在“三农”的圈子里。

一、降低办学成本．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压力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迅速提高教育质量，缺的是资金，少的是投人。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要求政府加大投人满足教育需求只能是难以如愿的美好愿望；加强制度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可以增加教育经费，但是因为体制与观念的惯性，也非短期所能凑效。所以，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大背景下，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压力，提高办学效益的有效途径应该是千方百计降低办学成本，用尽量少的钱办尽量好的教育。

(一)中小学集中办学，发挥规模效应

根据目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各个年龄阶段分布情况的分析，近年学龄儿童将逐年减少，这样，原有教育设施难以充分利用，甚至大量闲置。为了集中资金，提高办学效益，形成规模经济，减少重复建设，学校应适度集中，向中心城镇靠拢。农村居民分散，中小学生奔走于相距较远的学校和家庭之间，既浪费时间、精力，又不安全，推广寄宿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各个乡镇集中财力物力办好一所中学，二到四所小学，结合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精简管理层级，优化教育资源。这样，既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又能够提高办学质量。

(二)就地取材，大力开展远程农民教育

要改善“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农村太落后”的状况，就一定要加强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但农民教育经费太少，农民本身对接受教育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开展农民教育一定要考虑好三个方面的因素：要就近，便于农民学习；要成本低，农民不必掏多少钱就可以学习；要能学以致用，有很强的实用性。从降低教育成本的角度出发，应该就地取材，大力开展远程教育。教学场地就近利用村公所或者中小学校，如果学校白天不能给农民教育提供教室，就采用一校挂两牌的方式，白天学生上课，晚上给农民上课；教学方式采用远程教学方式，有远程教学服务网络的，进行网络教学，条件差一点的，利用优秀教师的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条件更差的，只需要准备一台电视机、VCD和几张光盘影碟，只需中小学的一个普通教师组织教学，就可以把优秀教师和技师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农民，大大降低教学成本。

(三)教材回收，重复利用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教材，通常回收利用五年以上，学生无须购买新教材，大大降低了入学费用，而且能减少因印刷大量教材造成的纸张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节约资源，减少费用；农村教育经费紧张，更应该回收教材，重复使用，降低学习成本，减轻教育负担。

二、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适应性教育并重，促进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转化

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一般在总人口的10％以下，而我国农村人口达70％左右，有9亿多农村人口。不改变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人均生产资料稀少的现状，就不可能达到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只有加快农村人口的转移和转化，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而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农村目前的富余劳动力，而忽视了学龄阶段的农村人口，要充分考虑他们数年后的就业和出路。这里讲的转移是指地点的变换，是指农民工进城；转化是指质量的变化和提高，进城不能只是城市边缘人，务农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耕作方式上。为此，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一)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有本土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的转型时期，“三农”问题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还没有得到充分转变，在抓紧时间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的同时，还需要尽力追赶第二阶段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大批熟练技术人员，要求职业技术教育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有本土特色的技术教育和培训。

1．为获取劳务输出收入，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技术培训。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全国有7800万农民工，据专家估算，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每年创造大量的劳务收入。据统计，2001年四JlI省出省农民工560万人，打工收入400亿。尽管进城农民工数量巨大，2004年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明显“民工荒”，但是缺少的主要是熟练的技术工，而不是初级的体力工。针对这一现象，政府要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需求信息，组织农民工进行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加强针对性，减少盲流。

2．农村成人教育要以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为重点。中国三个产业层次仍然是第一、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作用和影响还有限，解决“三农”问题，不能超越国情，更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套的教育措施要强调“科教兴农”，充分发挥农村成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作用。农村中小学可实行一校挂两牌，日校办夜校，成为乡村基层的文化、科技和教育活动基地。建设“高等学校农业科技网络联盟”，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培训作出贡献。

(二)推进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教育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是城镇化，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除了小城镇的吸纳之外，民工潮将成为另外一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途径。引导民工潮向良性方向运转，克服其给城市带来的弊端，除了改进制度性的因素外，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也很重要。提高农民自身素质除了职业技能培训之外，还要重视城市适应性教育。农民工进城打工，意味着他们再社会化，城市适应性教育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其再社会化的速度和水平。通过农民工培训层面、社区层面和工地文化层面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法规、良好生活方式与习惯以及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的教育与培训，改变其不良习惯，促使其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渗透，提高潜在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时代的发展，现实的需要，都要求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两只轮子同时转起来，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内容中，要适当增加职业技术的教育内容，以便学生中学毕业进入高职学校后能够很快适应。

(一)基础教育内容应与高中后教育相衔接

传统教育中，基础教育与高中后教育存在脱节的现象，学生高中毕业后，要么进入与以前教育很不连贯的高等学校，要么在毫无思想准备和毫无职业技能基础的情况下被抛人陌生的社会。因此，发挥我国基础教育较好的优势，更新部分教育内容，以便其更好地与高中后教育相衔接，如增设进行初步研究活动的选修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设绿色证书课程等。

(二)办学形式要多样化，全日制与半日制、日校班与夜校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按需开办

1．配合初中后和高中后分流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现有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广大民众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要求，甚至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初中毕业生升人普通高级中学，同时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也需要大批的高素质普通劳动者和技术熟练工人，因此全日制的高职专科学校既利于高中毕业生合理分流，又利于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

2．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开展现有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只要不学习，就会很快赶不上形势，知识技术迅速陈旧、老化，所以要不断接受继续教育，定期回炉。要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有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加盟。另外，还可以通过对现有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其技术等级，盘活现有人才存量，提升现有人才质量。

3．教育内容增强本土特色。虽然通过劳务输出能增加本地居民的收人，间接促进本地的发展，但人才的外流不利于本地人才直接服务本地，促进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教育培训内容应该紧密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强化本土特色。:

4．加强实践教育，丰富高教、职教的实习、实验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是当前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缩短学生的工作适应期，就要在教育过程中加强实践教育，使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准人才有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时间和场地，能够在理论一实践一理论的多次转换中，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缩短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适应期和磨合期，降低上岗培训成本。

四、建立智力与技术服务中心，加强高校的辐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