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范文
时间：2023-02-28 14:23:27
三农问题范文第1篇
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上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加以解决。
一、“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多数农民仍然只能通过种粮，散养家禽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都不高，如种植水稻，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等开支，每亩纯收入仅为160元左右。区2000-2004年的5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32.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平均增长率不到8%，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却不能分享其利益。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入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三是农民的文化素质得不到较快提高。由于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师资力量薄弱，拖欠农村教师工资问题严重。许多农村的培训机构由于受到高学历风的影响而处在关停并转的局面。农民教育培训滞后、培训面不广、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针对农民的科技服务滞后，服务难以深入。同时，随着对农民工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农民外出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难以转移到非农产业。
第二，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耕地少、分散，受气候的制约较大，交通不便、通讯困难、能源短缺等客观问题一直存在。农田基础设施大多数年久失修，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导致农业经济非常落后，农村人口贫困面大。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区虽然有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但多数项目带动力较弱，竞争力不强，规模不大，辐射面不广，特别是缺少农民参与的产业链条，农民能从中获益的不多。三是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沟通城市、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难以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第三，农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投入和教育“两基”投入等原因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这些债务大多是公益性支出，支出项目本身没有经济效益，难以通过项目收益和资产变现清偿。这样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要看到，“三农”问题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城乡经济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城镇化率低，且村镇极其分散，工业企业小而且少，缺乏产业群规模的大型企业的支撑，缺乏规模效益，与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的非农产业出路极其狭窄。三是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无法有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村容、村貌不堪人目。
二、“三农”问题的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新途径。今后，我们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调整区域发展思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农业，必须放到区域经济的总体思路之中，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努力形成带动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整体合力。区地处市区，土地面积740平方公里，只有耕地8183公顷。2004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174.9元，来自种植业、养殖业的仅占13.6％和39.2％。单纯靠农业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必须跳出“三农”圈子谋划“三农”，大力实施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龙头企业建设带动农业产业化，找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
二是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从区情况看，农产品加工能力弱、产业链条短、工业化水平低仍是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围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着眼全局，牢固树立“工业立区、以工哺农”的发展意识，推进农业和工业的换位，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以工业化的思维抓农业产业化经营，追求效益最大化，实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是要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必须坚持“市场定位、资源取向”，善于从培育本地特色中寻找方向，构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区实际来说，区土地资源少，饲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产业有传统、有基础、有资源、有市场。鉴于此，要大力推进主副换位，在农业内部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换位，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
四是要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农村交通、通讯、供电状况和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农村信息网络的建设，让农民更多更快地了解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的行情，以趋利避害，多受益，少受损。加大农村科普教育的普及力度，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五是要抓好农民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业发展，当务之急是建设一支新型农民队伍。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使适龄农民成为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就业能力的新型农民或产业工人。同时，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既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
六是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首先，抓好区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区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调整劳动力结构，搞好“两个转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富裕农民的前提。要积极推进劳动力布局换位，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鼓励、支持农民从事民营经济，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建立健全劳务输出网络，努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尽可能多地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在小城镇建设中积极发展和培植专业市场、中介组织等多种类型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
七是要加强村屯规划，规范村镇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积极推进新村镇建设，搞好村镇规划，严格规划管理，严格执行新村镇“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的制度，做到科学布局、合理安排，力求反映地方特色、体现文化内涵、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集镇形象，不断提高村镇综合管理水平，着力整治农村环境，美化、净化村容镇貌，尽快改变农村的脏乱差现象，扎实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改变农村的各种生活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创造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
三农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040－2
“三农问题”
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它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紧密相连。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的实现。故此，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特别强调。学界对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有幸逢阅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受益匪浅，感触颇深，诚然此作之说可为我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发行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魅力，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从现实出发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逻辑。通读此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主义情操，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深入农民的心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的学者。书中大胆采用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构建了“生存伦理”对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其规范性和道义，并实证了“安全第一”原则的决策性和普适性。正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的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2 启示――“三农问题”
透过此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启示重重。笔者认为“三农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也要深入农民的心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虽目前国家已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值，然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必须高度重视。笔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个人调查结果，依据现象学的部分理论，对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2.1切实发挥政府的援助机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个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虽然较为罕见)，都会帮助度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援助机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政府援助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置信，认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国家都能帮助农民生存下去。然而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总会有的话，也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理解，不管怎样，政府的援助还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国当前的社会而言，政府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和关心，但重视关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发挥其最基本的援助职能。然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问题，政府的资助己渐趋落实并明朗化，如农村教育、乡村交通建设及农税取消等等。话虽如此，但我们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建设新型农村并没有实现(只有小部分)，农民只是暂时满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广大农村，子女上学及医疗问题依然很严重，贫困依旧是农民的心病。总之，农民脱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致富就更不用谈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难之中，切实发挥其援助机制，尽可能地缩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脱贫，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援助机制呢?《农民》
在对“剥削”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时指出，“为了达到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阶层可以有极为不同的方法。虽然农民对任何此类索要都会感到不满，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剥削的最为严重的是那种最经常的威胁其生存要素的、最经常的使其面临生存危机的索要。在农民询问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问的是还剩下多少，他要问涉及农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从这段阐释我们可了解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归到政府的援助问题上来，我们发现农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简言之，政府保证了农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经常宣扬，现代社会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副业，创办自己的企业。然而，斯科特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民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并引用了生存农业经济著作的话作为解释，即“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如此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发动群众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创办企业，作为示范点。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纳技术人才，尤其是大学生，也就相应解决了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民看到创办企业的益处，也就必然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长此以往，毋庸置疑，整个农村的经济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
2.2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旱季作物、新种子、新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到前面的。”如此说来，农民需要进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风险的革新，但是“大量农民的革新行为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常见的怀疑主义谨慎态度”，因此，农民要通过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只要不是很大，农民就可以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风险超过预期目标就必然中途放弃甚至破产。在安全第一原则的限制下，农民不会去冒险，只会选择投资少而风险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鉴于上述一系列农民自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要设法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经济风险，在保证安全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农民的思维，达到投资少风险小的经济目的，同样需要政府
这一强大支柱。从长远利益考虑，解决本质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把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新的作物品种、新的行业选择等定期传授给他们(当然初期是针对农民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有对新事物的优先和乐于接受能力)，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如防虫、播种、育苗等技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减少风险，以增加利润。当农民真正看到教育带来的现实利益时，必然会全身心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如此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其形象也相应的提高了。并且，通过接受教育，农民的个人素质也相应提高，并更能深刻体会到知识的作用，这就对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环，相信我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会稳步、良好的解决。
当然笔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空想成分，这一政策要真正实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广大农民同胞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认为教育只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对农业知识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落实下去是很艰难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阶层首要接受，我们需要农民中的精英阶层的支持，然后再将其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农民。等农民看到了新技术的成果时，自然就投身于学习及实践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引用了S・爱泼斯坦的一句话：“贱民阶层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给予这种固定报酬的制度，是因为即使遇到灾年它也给予安全保障”。对农民而言，稳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场经济利润等重要，而土地就是农民最稳定的保障。因此，对土地的优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关键。当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家庭为主的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小块土地的效率低下问题。由于整块的地被分成若干个小块头，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本来大型的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由于地形问题或是面积问题，导致大型先进的机器作业很难实施，只能进行小机器作业，效率相对底下，而且耗时耗力。再者其农产品(如小麦)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时，必然会因为量少且质不高而廉价出售，如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就明显降低，若遇上灾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农民觉得发展本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进入城市，摇身变为农民工，并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健康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土地对现代的中国农民而言已经不是最稳定的收入了(当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农民的本业――土地出发，对其进行优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样施行此项任务呢?笔者认为应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没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承包商，再由政府发给农民固定的生活补助(当然是要满足农民的生存)，这样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像产业工人或公务人员一样，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如此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务工，就可得双份的工资，社会上存在的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农民的待遇提高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再回到土地上来，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大机器作业，不仅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经过专业技术的指导(承包商有条件雇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随之提高。这种上下兼顾的政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综上所述，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转变，在保证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下，通过一定的援助机制及智力支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协助农村发展事业、推进农业进入现代化轨迹。
3 结语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这部力作对农民问题进行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分析，都本着客观的原则，聚焦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这种替弱者说话的个人主义情操实为可贵。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处理好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农民，满足农民的心理需求，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治“三农问题”之本。然该力作是以东南亚农民为例进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尚存争论，但笔者认为其理论(如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是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所有农民的实际状况的。基于此，笔者在粗浅理解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4，5
三农问题范文第3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些种种的状况，与今日的中国现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改革出路，也就是尽快地推进制度变革，不断地满足农民的期望值，最终就是要做到相信农民、信任农民（党国英）。
三农问题范文第4篇
【背景材料】2010年12月21日至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谋划“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重点研究加快水利改革发展问题，全面部署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大兴水利强基础，狠抓生产保供给，力促增收惠民生，着眼统筹添活力。会议提出了明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继续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等。
【备考指南】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学科内的问题，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历史教材有众多的知识点与其有密切联系，如：中国历代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及对发展农业所采取的政策；历代统治阶级是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世界史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采取的土地政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负担（在古代主要是赋役负担）的情况，以及对农民负担的减轻和调整情况；中国历代推行重农政策的原因、措施及影响等。2011年的高考可能结合热点对教材中有关三农问题的重点、易错易混点等进行考查，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都可能出现。复习时注意从中外联系的角度全方位聚焦“三农”问题；历史学科与政治、地理有关三农的知识交叉点要重点掌握；注意将我国当代重视农业的发展、重视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等现实问题进行联系；关注2010年的中央经济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农村医疗等社会保障、“十二五”及2011年有关“三农”的热点问题等。复习时应注意如下知识：
【知识梳理】
1．先秦到明清时期
（1）农具、耕作技术。
①先秦：原始社会使用石器，刀耕火种；商周仅有少量青铜农具；春秋已在农业中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并开始使用牛耕，战国时得到推广。②秦汉：汉明耧车，耕犁开始安装犁壁。③隋唐：江东地区出现曲辕犁；④明清：施用饼肥，采用套耕。（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精耕细作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
（2）农作物的培植、引进和推广。
①宋元：江北广种水稻，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也传到江淮地区；棉花种植由福建等推广到长江流域。②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桑等作物被广泛种植；江南大力发展双季稻、三季稻。作物新品种如玉米等引入我国。③清朝：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
（3）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演变。
A．土地制度：①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所有；②夏商周：井田制；③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土地国有制。
B．赋税制度：鲁实行初税亩；秦朝按亩纳税，按人口征收户赋，捐税；两汉按资产承担赋税、徭役、兵役等；隋唐租庸调制和唐的两税法；北宋青苗法等；明朝按人丁和田亩分担；清朝丁税摊入田赋中，人头税废除。
2．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
（1）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产品分配，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由于主、客观上的局限，基本没有实施。（2）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规定“平均地权”：主张核定全国地价，现有地价归原主所有，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3）1931年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调动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同时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4）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双减双交政策。
（5）1947年解放区的制订《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
3．新中国成立后
（1）1950～1952年底的。
（2）1953年起：开展农业合作化，建立合作社，变农民土地私有为集体、国家公有。
（3）1985年片面强调生产发展高速度，化片面强调公有化程度，农村经济走向高度集中。
（4）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
4．世界史
（1）埃及•阿里改革、俄国1861年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有关的农业政策。
（2）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消灭小农经济，建立大农、牧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3）罗斯福新政：政府成立农业调整署，用行政手段调整农业政策，调控市场，为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以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防止农产品过剩。
（4）苏俄和前苏联：①颁布《土地法令》。②1919年实行余粮收集制。③1921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④推行了农业集体化运动。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的内容。
【跟踪练习】
1．2010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水利建设摆在了空前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古代社会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采取重农措施，注意兴修水利。其原因不包括（）
A．农民是国家赋税和兵役、徭役的主要来源
B．小农经济的稳定与否关系到国家对外贸易的地位
C．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广大农民对政权的人心向背
D．小农经济的稳定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政权稳定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六项任务之一是推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党关注“民生”，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在“民生”问题上，孙中山先生曾作过的贡献是（）
①“平均地权，家给人足”②“三民主义”必须落实“民生主义”
③“平均地权，节制资本”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A．①②B．②③C．①②③D．①②③④
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58年提出的“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材料二：“包字万岁！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永远不能富。”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郊区的宣传标语。
材料三：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大兴水利强基础，狠抓生产保供给，力促增收惠民生，着眼统筹添活力。会议提出了明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继续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
――2010年12月21日至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材料一中的口号反映在实践中出现了哪些失误？
（2）材料二中的口号反映出农村生产关系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3）结合材料一、二、三，谈谈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何启示?
【参考答案】
1．B对于统治者来说，稳定小农经济主要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古代中国经济属于内向型，对外贸易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且与工商业联系密切。
2．C本题考查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民生主义。“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不属于“民生主义”的范畴。
三农问题范文第5篇
21世纪，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2020年小康社会能否全面实现，关键还要取决于三农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解决。进一步讲，三农在农村，农村稳，社会稳，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这是中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点所在，而为三农服务则又是农村教育的基点所在，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直接关系8亿多农民切身利益，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学习需求的一件大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因此，我们在面临课改机遇的同时，也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如何使基础教育更好地为三农服务，是我们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间内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一、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注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必须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的综合功能，提高办学效益。这一大政方针已经为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村教育在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曾有过一段极为尴尬的经历。应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和选拔精英的教育形式，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而作为文化背景和教育资源与城市有着极大落差的农村来说，它的负效应就显得更为突出。
农村社会之所以发展缓慢，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劳动者素质差、人才匮乏，而根本原因则在于错误的农村应试教育价值取向。应试教育下“重点”培养出来的少数人才最后都离开了农村，不能为农村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而留在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的绝大多数学生，却因为生产无技术、就业没本领，无法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加快经济建设步伐，首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少数精英人才，更需要大量的有技术、观念新、懂经营、会管理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说，对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仍然是农村初中教育中的主要的职业教育内容。根据农村基础教育的“发”不可分离性的基本规律，使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初中阶段引进职业教育的内容，正确处理文化课与职业技术课的关系，使学生在提高文化课水平的同时，能够掌握一定的农村致富实用技术、务工常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为学生日后分流就业打好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基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走文化基础课与农业职业技术课并行发展之路，是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二、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要重在启迪和引领
我们深知，农村的基础教育主要任务是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它的办学模式不同于职业高中或其它技术类学校。因此，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上，其主要任务还是重点完成文化课教学，不能本末倒置。但这并意昧着我们只是一昧地教授文化课知识，而忽略了专业课教学。这里，就需要我们要摆正二者的关系，因为文化课是专业课的基础，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就不可能学好专业课，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然而，专业课应该什么开，课程该如何设置，学生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等等，这就需要我们去定位，这是导向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既然我们不是专门的职业学校，那么我们在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这一块，工作定位就应该是“贵在启迪、重在引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学生加强“升学有基础，就业有技术”的教育。
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创业观，引导学生能正确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们知到，在农村，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除了有一少部分学生能够升入上一级学校继续学习深造之外，剩余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学生将要直接走入社会。这一大部分学生如果在学校没能树立正确的择业意识、就业意识，没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竞争发展的创业意识，那么他们走入社会就会变得平庸，无所适从，不能尽快地融入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中，从而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和盲目流动，若想适应社会、为了生存，甚至还要从头开始。因此，在学校对他们加强择业观、就业观和创业观的培养、启迪及引导，可以让他们在步入社会后少走弯路，能够尽快进入角色，适应生存的需要和发展，这是培养和确保较高素质的农村后备劳动力即后继农民、确保农村稳定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要教育学生摆正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要学好文化课，要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教育学生上目光要长远，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更要学好专业课，不要只为了眼前的四五年着想，要为未来的五十年打好铺垫。
其三，要引导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劳动的思想品质。学校在专业课的设置上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开 设一些符合当地生产需要、学生乐于接受的专业，如种植、养殖、园林花卉、温室栽培、农村机电等符合地方、农村、农业特色的实用技术，使各学科教学与当地生产经营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实践、应用、创业、就业的能力。此外，由于家用现代化机械的广泛使用，使大批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返乡的大部分学生，也将面临这一问题。所以，我们在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的同时，还要重点对学生加强劳务输出的教育，教育学生目光不要局限于本乡本土，要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到外面去闹天地，走出家乡、走向城市、走出国门。
三、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要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
农村教育课程改革要遵循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又要遵循农村教育的多样性、实践性和适应性，还要考虑与农村转型过渡、劳动力转移相适应的通用性和灵活性，这是新世纪农村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为了更好地为三农及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了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成才、成长、成功，我们充分调查研究了农村经济、社会进步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并结合九年义务教育终端——初中教育的特点，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即以为上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实用人才为目标，以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相结合为手段，采取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办学，使学生一口进多口出，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在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工作上，主要以分班组教学为契机，加强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利用和管理，重点开设以实用技术、劳务输出为主要内容的专业课程，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为真正突出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在充分完成分班组教学专业课任务的同时，结合我乡区域经济特点，加大了校本课程的开发力度。但我们深知，校本课程的开发与校本教材的编写是基础教育能否真正三农服务的关键所在，也是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相结合的难点，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分析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认真研究乡域经济特点，并且要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发出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建设、有利于学生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具有本校特色的校本教材。
在这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认真学习了国家有关三农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为工作的切入点，学校校本课程开发课题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对我省的两个小康示范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我们看到了小康村新貌，了解了当地的产业结构、经营模式、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对小康村的走访，给我们的震撼很大，以前只是在书本上对“小康”概念有个粗略的了解，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小康？怎样才能尽快实现小康？实现小康后如何维持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经过实地考察走访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我们的学生，我们乡的农民，他们对这些问题又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呢？答案很清楚，也是肯定的，就是两个字——“模糊”。那么，如何才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精选、加工、整理后编印成教材，然后下发到学生和农民手中，通过专业教师的讲解，使他们尽快了解小康、认识小康，转变思想，掌握技术，并立即投身到小康建设中去。
课程开发领导小组思想统一后，马上开始了教材的编写工作。我们将在小康村学到的先进发展模式与当地区域经济特点进行了比较，本着联系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的原则，然后从五个方面入手，编写了一本具有本校特色的校本教材——《小康之路》。该书从我乡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起笔，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本乡的自然和经济状况，然后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小康”概念做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将小康村新貌、生产和经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走向作了精彩描述；同时又介绍了我乡的经济能人、产业大户，用身边的事、身边的人现身说法教育和影响学生；教材的重点章节是农村致富实用技术、外出务工常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从整体看，我们的校本教材从其内容上看，符合学生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地方的经济建设。
教材的出炉，意味着我校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工作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而让学生真正学会、掌握，并且能够进行实践、操作才是教学的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本着“慢启动、小快步、先适应、后加速”的教学原则，有效利用地方课、综合实践活动课和分班组教学，由专任教师对教材进行具体讲解。我们从启迪、引导入手，让学生先了解家乡的自然及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再进一步对学生进行实用技术、务工常识等方面的教学。为了使专业课教学能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我们与本乡的产业大户联系，设置了多处学农基地，如岔河村的养鹿场，宝山村的养牛基地，石庙村的养猪大户，宝川村的温室大棚，学校邻近村的特色瓜果类种植地等，都成了学生实践实习的场所。为了便于学生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培养学生亲自动手的实践操作能力，我们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搬到各种学农基地，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实用技术的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劳动的思想品质。
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将有一大部分会返乡，成为新型农民，而这些学生不可能全部都从事农业生产，因为机械化的使用，大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使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所以，返乡的学生，除一少部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外，其余的人都要通过外出务工的形式，来增加收入。因此，我们的校本教材中有很大一部分重点讲解的是外出务工常识，从法律法规着眼，引导学生遵纪守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了解务工地的风土人情，寻找有利于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工种等。通过专业课教学，学生的务实精神和发展意识明显增强，并牢固地树立起了升学有基础、就业有技术的自信心。
为全面提高专业课的教学质量，我们重点加强了对专任教师的培养力度，要求教师要做正人、务正业、干正事，从不同角度组织教师参加进修、培训，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要以“人人是名师，堂堂规范课，育人有方法，教学有绝活”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在课堂教学上，要注重讲效益，注重讲怎么做，教学要活，但活而不乱，要把趣味性和实践性融入教学之中。
在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工作上，我们是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在课程资源的整合上还不到位，学农基地少，或者是离校较远，学生实践操作的机会还不是很多，理论与实践没能形成有机结合；对农民进行直接培训的机会少，校本教材对农民的影响不大；课程开发还属于起步阶段，对深层次的东西挖掘不到位；学生走入社会后，不能充分利用所学技术发展多种经营，前怕狼，后怕虎，创业意识和发展能力不强。
针对上述情况，下步工作还要重点对学生加强择业意识、就业意识、创业意识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树立长远的奋斗目标，使他们具有一股闹劲，具有冒险精神，步入社会后能立即投身小康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校本课程的开发力度，求真、求实、求精，向深层次挖掘，在对现有教材进行充实、完善的同时，要继续结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区域经济特点，陆续开发出有利于为三农服务的系列校本教材；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多建几处属于自己的、具有本校特色的实验实习基地，供学生实践操作用，使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得到有机结合；眼光不要局限于校内，要探索多元教学模式，向社会辅射，直接为农民服务。
三农问题范文第6篇
摘要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本文根据近期理论界的文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挑战和战略等三农问题的几个焦点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县域经济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__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__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
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
；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参考文献
[1]叶昌红．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经济的飞跃(j)．中国科技信息,20__,14(1)．
[2]董洪霞.解决三农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j)．商场现代化,20__,474(1)．
[3]：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重中之重(j)．农化新世纪,20__,5.
[4]马凯称解决三农问题是今年经济工作重中之重(j)．农机市场,20__,1.
[5]李昌平，贺雪峰．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看新农村建设[n]．中国证券报,20__,2．
[6]申端锋，刘国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评述[n].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__，1.
[7]白宇阳.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与战略选择(j).农业科技，20__,4.
[8]程春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杭州农业科技，20__,1..
[9]张建刚，杨艳.发展县域经矫加快社会蚕义新农材建设[n].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__，4.
[10]李泽民.论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z).维普资讯,20__,1.
[11]姜信治.论县域经济的发展(m).甘肃民族研究,20__,2.
[12]余明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z).学说连线，20__,7.
[13]阎增福.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与实践(j).湖北经济，1996,6.
[14]蔡社宝.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保证(z).维普资讯.
[15]杨先平.县委书记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领导科学，20__,21.
三农问题范文第7篇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参考文献
[1]叶昌红．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经济的飞跃(j)．中国科技信息,2005,14(1)．
[2]董洪霞.解决三农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j)．商场现代化,2006,474(1)．
[3]：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重中之重(j)．农化新世纪,2004,5.
[4]马凯称解决三农问题是今年经济工作重中之重(j)．农机市场,2005,1.
[5]李昌平，贺雪峰．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看新农村建设[n]．中国证券报,2006,2．
[6]申端锋，刘国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评述[n].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7]白宇阳.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与战略选择(j).农业科技，2005,4.
[8]程春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杭州农业科技，2007,1..
[9]张建刚，杨艳.发展县域经矫加快社会蚕义新农材建设[n].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6，4.
[10]李泽民.论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z).维普资讯,2008,1.
[11]姜信治.论县域经济的发展(m).甘肃民族研究,2004,2.
[12]余明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z).学说连线，2005,7.
[13]阎增福.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与实践(j).湖北经济，1996,6.
[14]蔡社宝.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保证(z).维普资讯.
[15]杨先平.县委书记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领导科学，2005,21.
三农问题范文第8篇
刚刚结束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新任务，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更高站位、更宽视角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全力推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切实把解决"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精神上来。总书记在深入山东、河南农村考察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卢展工省长从"三农"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不可替代、不可超越等三啊方面对"三农"的重要性作了透彻分析，并对做好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进收。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我市农村三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慢，产业化组织和中介组织带动能力不够强，农村发展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实现农民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等突出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转变观念，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个重点，推动农业结构向调高、调优、调强的方向发展，正视存在的问题，增强忧患意识，抓住薄弱环节，落实增收措施，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切实把解决"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是现实需要，也战略需要；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调查研究时，要深入到条件差、困难大的地方去，与基层一道研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和办法，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出（台重大改革措施时，要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心群众生活，多做农民满意的事；在安排资金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在配备干部时，要把政治上强、懂业务、熟悉农村工作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部门；在考核政绩时，要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成效作为检验一个地方领导班子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在检查工作时，要把中央和省、市党委政府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作为一个重点。
三农问题范文第9篇
1.1问题的提出: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总是放在一起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农民、农业和农村几乎总是被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工业、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候才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些概念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我们的农业经济学,不仅研究农业,也研究农民和农村;我们的农业部门不仅管农业的事情,也管农民和农村的事情。“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三农中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合并提为三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迟缓,农村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制约内需的增长。企图通过三农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讨论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而言三农,而是要跳出狭隘的三农领域[1]。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三农”思维定势[2]。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的农民并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具体的农业并不一定要由现有的农民来经营和主导;具体的农村也不一定只是供农民来从事农业活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①具体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联系是怎样被固化下来的?②三农困局是否与这种固化的联系有关?③这种被固化的联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联系能否破解三农困局?
2二元结构与三农的关联性
2.1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经济”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4]。
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并存着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系统,且这种并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应包括: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承载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地理区域。不同发展程度表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贡献,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出能力,以及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充分程度。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系统能够相对稳定的并存,说明必然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两个系统的要素相互流动。经济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如果人可以在两个系统中自由流动,二元结构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二元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了经济主体在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
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二元结构。①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经济活动的要素基本属于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关系较紧密,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障碍难以形成。③技术进步也以自主发展为主,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业的利润增长不需要来自于对农业进行剥削,而主要来自于世界市场,从而农业的发展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结构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战后才逐步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过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结构。这些落后的农业国是在世界市场已被少数工业国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的二元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独立需要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背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较多,经济活动的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动性,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国内经济自然发展引致,而是由于学习国外的发展模式,或接受外国投资而形成,从而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而非紧密的自然关系。③工业技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技术进步较快,同时大多数农业成为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原料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技术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压榨,从而便以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对农业进行剥削,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显著性各有不同。
2.2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联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二元结构是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而形成的。同时,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恶性循环的具体机理是什么,三农的关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1)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受到国际国内的双重挤压:出口部分的农业受国际寡头控制,利润极低,技术进展缓慢;国内与工业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贸易政策对农业极端不利,农业和农村缺少必要的发展资金。农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封闭性和分散型,而这一现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术鸿沟要求农业和农村保有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城市无法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业需要保有相当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的技术进展缓慢,那么农村人口比重就不会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工业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当有限,所以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3)传统农民滞留农村进一步阻碍了两类经济系统的要素流通,从而固化了三农的联系,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外来资本的进入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促使三农关联进入稳定的恶性循环状态。三农关联的恶性循环导致两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三农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农问题”就产生了。
(4)就三农内部来讲,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其实,从循环的过程来看,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农业的落后会制约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落后同样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的高低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循环过程来讲,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三农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业基于生产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进行,这样将始终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主体在相对分散的区域进行农业活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才能够为经济主体和生产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农业发展滞后对其经济主体和地理区域的发展将形成关键性制约作用。
综上,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基础,从而二元结构是以农业发展滞后为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这一类经济活动发展滞后,依附它的经济主体和承载它的区域必不能获得较多的剩余,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二元结构同时又是以三农恶性循环为现实基础,但二元结构的突破点却不是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农民在农村发展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成功的选择:①农民并不一定要从事农业才能够获得收入,强调或局限农民从事于农业,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②农业不一定要由农民来经营,限制农业只能有农民来经营,违背了要素优化配置原则。③农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农的独立性。
3三农的独立性与三农问题的破解
3.1三农的独立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并无本质区别,农村与承载其它经济活动的地理区域也无本质区别,现实中农民、农村和农业之所以被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基于历史延续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种紧密关联导致这些特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处在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这一紧密关联。打破这一关联的基础在于三农内在的相互独立性。
(1)农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民可以依据其禀赋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从农民个体来观察,农民和农业、农村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作为个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选择成为资本供给者、劳动者或土地供给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农民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选择成为任意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管理禀赋选择成为企业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使用权成为土地供给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成为资本供给者;也可以根据多种资源和禀赋成为上述经济主体的综合。农民个体选择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取决于每一种方式的收入和成本。农民的独立性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农民并没有也不应该打上先天农村和农业的烙印。
(2)农业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业尽管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农村进行,但仍可以依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选择参与的要素:包括经营者、劳动者和资本供给者。参与农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农业经营者、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供给者,而这些经济主体并非与现实的农民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农业活动的开展应当根据各要素的具体质量和数量所可能引致的农业活动效率进行优胜劣汰,而不能全部由农民来包办,这样不仅制约了农业,也束缚了农民。
(3)农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地理区域,尽管农村首先需要承载农业活动,但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据效率的原则承载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他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其他非农业经济主体的生活活动。
三农的内在独立性说明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在本质上他们分别与其他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并没有区别。他们历史地并相对稳定地成了农业经济主体、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地理区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的,这些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他们历史的特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3.2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
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是农民贫困、农业效率低和农村落后三个问题的改善停滞不前,但从本质上看,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捆绑在一起。三农被政策人为的捆绑在一起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而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拆解三农就是要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①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经营和劳动,也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从而还原农民的普通经营者或劳动者的本来面目;②农业可以由农民来经营和劳动,也可以由其他经济主体来经营和劳动,从而还原农业的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③农村可以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也可以承载其他经济活动和居住其他经济主体,从而还原普通地理区域的本来面目。
3.3拆解三农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农的实质就是要对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进行分别思考和解决:①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研究怎样通过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资源和禀赋来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来解决;②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研究怎样通过增加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质量来增进这类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民的发展来解决;③解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村作为一类地理区域,研究怎样通过聚集经济活动和居民,从而增加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投入来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来解决。
三农问题恶性循环自农业效率低开始,至农村落后,再到农民贫困,并周而复始,但要拆解三农却不能从农业开始。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首先开放农业经营,把农民强制推向大市场,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复杂和混乱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无业游民就是这样政策的结果。因此,拆解三农必须从农民开始。
(1)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目的,经济要素是资源,经济活动是手段。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农的核心和首要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由于三农存在相互制约的问题,所有需要优先考虑农民的问题。基于拆解三农并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所以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农的第一步。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方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解除农民的身份限制。农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对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会保障上与其它居民进行区别。这些限制和区别固化了农民和农业农村的关系,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阻碍了其他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5]。只有解除这些限制和消除这些区别,还原农民的普通经济主体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为最终解决这些经济主体的收入问题奠定基础。②解除农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自由就业却是一种能力,能力问题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够解决。获得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需要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低,要在不断变换的就业岗位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就业,需要相当的就业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预期,失业风险增大。农民的恋土情结(即尽管在非农产业或城市就业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是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就业的集中表现,而其中的根源除了农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业能力的限制,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岗位以极不稳定的体力劳动为主。解除农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径是对现有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以及对潜在农民———农民子女进行平等的基础教育。
(2)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必须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才能实现[6]。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保障能够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中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土地时,作为土地密集型产业的农业就可以摆脱由农民经营的束缚。农业只能由农民经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垄断,一种低水平的阻碍产业进步的垄断,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当农民不再需要用垄断农业(土地)经营来保障其生存时,农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便不是问题。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经营主体有利于农业经营的优胜劣汰,并进一步导致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关键在于在限制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
(3)把农村从承载农业和农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村产业和居民的多元化。随着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农村居民必将出现多元化。同时随着农业效率的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效益将增加,农业的必要土地保有量将随之下降,这为农村承载其他产业和非农业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随着农村产业和居民的多元化,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也将随之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农问题范文第10篇
一、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塑造新农民，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积累人力资本
建设新农业、新农村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因此，没有新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农民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农民素质也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时，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没有新型农民的塑造就根本谈不上新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技术素质偏低，不少农村地区一些文化、技术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或者在农村从事非农经营活动，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妇女、儿童、老人，这支劳动力队伍显然难以承担新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因而新农民培育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当然，最终能够将高素质农民稳定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进一步改善农业和农村的生产经营条件，完善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大有关农业补贴力度，逐步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水平，提高新一代农民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另外，随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配套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样需要塑造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了解市场经济知识及规律和拥有一定经营管理技能的新型农民。
综上所述，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三者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也只有同时开展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协同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步入现代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