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范文
时间：2024-01-11 17:30:09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1
三农问题论文4000字(一)：《新闻联播》对“三农”问题的传播策略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三农”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地位重要性的不断凸显，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从“基础地位”到“首要地位”，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到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表述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新闻联播》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通过其对“三农”问题的报道研究，发掘其成功的传播策略，以央媒和地方媒体为代表的党媒和各自媒体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传播策略；“三农”；新闻联播
一、非均匀传播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涉农新闻的分布不平均。有时，在一个月中，可能会集中出现涉农新闻占比高的几天，其余时候占比较低甚至为零。放眼全年，涉农新闻在春季和秋季占比较高。由数据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涉农新闻在农业生产关键期及某些节日前后会高频出现。
（一）与农业生产相关
首先，涉农新闻会在农业生产关键期高频出现。如图表1所示，1～4月和9～12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中均超过6%；除3月和4月，其余六个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超过10%；2月和9月的涉农新闻在当月的占比甚至在15%左右。1～4月是一年中播种的关键时期，9～12月则迎来了全面丰收的时节。在这些月份较高频次地报道与“三农”有关的新闻，可以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农民的亲切关怀和对农村、农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让新闻受众感受到田间地头、春耕秋收的魅力。
图表1
图表2
相反地，一年中的5～7月的涉农新闻相对较少。这段时间内大部分作物尚处于孕穗拔节期，直接报道作物长势的新闻不具有太高的新闻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农”议题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段时间内涉农新闻着重报道了相关路线、方针、政策及引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典型人物，但总的来说，处于“三农”传播的“低谷期”。一系列涉农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和一大批先进人物的奋发有为，是之后成效、成果显现的基础，因而不同时期的新闻其实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
（二）与相关节日相关
其次，涉农新闻会在某些节日前后高频出现。如2018年清明节前后，《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均以大篇幅报道了“三农”话题。4月5日的头条新闻从追忆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切入，后将视角引向其曾经创办的革命根据地横峰县。当地220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68个驻村帮扶工作队，深入大山腹地，帮助村民增收，村级光伏电站、万亩葛根、油茶等现代农业蓬勃发展；4月6日的头条新闻则以四川蒲江县明月村的“新村民”和邛崃市新民村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为例，讲述了四川通过推出一系列“人才兴农，人才强农”政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再如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后，《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更是直接使用了“三农”这一表述。9月22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紧接着，次日的头条新闻作为前日头条新闻的延续，报道了总书记的讲话在各地引发的热烈反响。
在节庆期间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全社会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话题，加大爱农、助农、兴农的力度，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提供更强大的合力。
涉农新闻的分布不平均一方面受到客观条件（如作物生长情况、节假日分布情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媒体的传播策略密切相关。媒体的传播策略应该适应客观条件的发展，并根据舆论需求、自身立场加以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取得更优的传播效果。
二、多角度传播
在《新闻联播》中，立足于央视部级的媒体传播平台，对“三农”问题，这个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传播策略。利用多角度的传播策略，央视《新闻联播》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在一个长时间里勾勒出一个相当完整的我国三农事业奋斗历程。大体可分为“人物”、“事件”、“物质”三个大角度。
（一）“人物”角度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类新闻以农民生产生活为中心，专门聚焦“人物”，出现的人物，根据身份划分，大致可划分为国家领导人、农民和基层干部。
“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按内容划分可分为国家领导人与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与农民、国家领导人与干部，这一部分以“上层建筑”为抓手，聚焦大方向、总任务；“农民”主要按身份划分，主要分为解放前革命烈士、果农、渔农、农牧民、和农民工，在“农民”角度当中，新闻联播以农业生产、农民的民生发展、农业现代化等为主要切入点，聚焦具体事件，报道产业发展；“基层干部”的新闻以一线干部事迹和干部培训为主，以新闻故事展开，体现出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其中不乏感人至深的故事，给人以感动和信心。
（二）“事件”角度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有一类新闻以农业发展为中心，聚焦“农业发展”“农业经济”。
在这一部分的新闻中，一类聚焦了农产品的进步，出现的往往是优秀的技术人才，比如以袁隆平院士为核心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云南师范大学的“超级土豆”团队等；还有一类聚焦了农业与其他国家战略的配合，如“雄安新区”的农业发展、与“美丽中国”国家战略的对接、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组合、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交叉和与非盟、东盟、欧盟、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贸易往来等；再有一类是聚焦农业生产的新闻，在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进行重点报道，如春耕、防疫、休渔期、秋收、牲畜出栏、假期等等，保证传播的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三）“物质”角度
《新闻联播》中的涉农新闻在涉农“物质”建设、改造上着了较多笔墨，报道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安排和成果。如2018年4月13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總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到了“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等部署安排，从较高层次谈及对农业方面的建设要求。又如在2018年5月6日的《新闻联播》中，“新时代新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这条新闻报道了宁夏吴忠加强农村生态治理，整治被农村垃圾包围的河流，让臭水沟变成村民受益的生态廊道。
由此可见，《新闻联播》从多角度报道了对涉农物质资料的建设、改造成效，既包括党和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决策部署，又涵盖了农村环境及每户人家的生活条件改善。这就从全方位阐述了涉农物质资料对“三农”发展的重要性。
三、多体裁传播
在《新闻联播》中对于“三农”所报道的形式非常多样，利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多样的叙事，达到传播的目的。在所统计的数据当中，占有很大篇幅的便是专题报道与新闻特写，这两种体裁以其充分的叙事，约占所有体裁的一半。
专题报道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和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人物、事件、问题、社会现象等，进行记录调查分析解释评述等，深入系统而又生动反映其发生发展和结果及影响的全过程，揭示主题的深刻意义。
（一）专题报道
“最美基层干部”就是《新闻联播》的一个典型系列的专题报道，其中有很多篇幅都给到了乡村干部，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一环便在于无数的乡村基层干部。
例如2018年5月5日的新闻，“最美基层干部——吴协恩：矢志乡村振兴谋求共同富裕”，讲述了江苏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带领村民勇于创新、奋力创优的同时，还努力带动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村富起来的故事。我们通过例文中的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看到了我们基层干部是如何带动帮扶农村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又如何授人以渔帮助农民们传递脱贫的办法。体现出了身为共产党员心怀百姓，身体力行的优秀品质，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的好公仆。
（二）新闻特写
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报道类型——新闻特写。它是新闻体裁中富有表现力的重要体裁，以描写为主要手法，"再现"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一瞬间"的形象化报道，它抓住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某些重要场面，或者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两个片段，用描法给予集中的、突出的刻画，将富有特征的真人真事"放大"和"再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们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例如：2019年2月2日的新闻“李克强在内蒙古考察”：
“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考察……。
……
在卧龙山棚户区，居民们向总理表达了出棚入楼的强烈愿望。李克强说，居住是民生刚需，要急群众所急，政府、居民各方共同努力，加快棚户区改造，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住上新居。他叮嘱当地负责人要全面排查棚户区居民医保、低保情况，保障他们基本生活。
李克强来到热电公司，强调冬季供热是北方地区基本民生。他感谢工作人员春节坚守岗位、辛勤付出，为千家万户送去寒冬里的温暖。
……
这则新闻特写就把李克强总理下乡考察，关心农民生活福祉的细节展现了出来，从农业收成，择业就业到生活保障，住房条件，子女上学，出行便利，李克强总理无微不至的体察到了农民生活所面临的的诸多难题，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注，还体现出了李克强总理对农民生活能否有所保障的关心。
结束语
专题报道与新闻特写，具有角度细腻、内容详实、情感真挚等共性特点，《新闻联播》以这两种体裁为主要传播手段，辅以消息、通讯、社论、跟踪报道、评论员文章等，充分利用各种体裁的传播优势，全面而真实的进行“三农”问题的传播、记录，能让人民真切地把握我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现状，感受国家进步与发展，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完成传播任务，达到传播目的。
三农问题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问题解决对策论文
摘要：该文从城乡振兴战略角度，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为农村改革发展进步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农村改革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历年来工作的重点环节。新时代赋予了“三农”领域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综合实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证。要想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做到“四化同步”发展，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这个短板，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想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就必让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通过优先配置干部，优先配置要素、优先资金投入，优先公共服务四个优先，提升三农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做到优先安排、优先满足，通过用高效实在的办法去解决“三农”问题。
（一）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建设优秀的人才队伍，为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大力引进外来的优秀人才，开发村镇内部的应用型人才，通过福利待遇和晋升空间保证人才的留任。同时也要加强乡村镇的人才培养，一要重视人才素质，二要重视品德建设。对于人才技能的需求，包括新型农业耕种技能、农业发展经营技能、乡村规划管理技能、乡村治理技能等，都是目前农村建设紧缺的能力。国内各大农业高校要不断加强专业建设，为国家“三农”问题的解决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要建设乡村自主品牌，提升乡村整体价值，推进农村新型智库的发展，建设农业人才高地。
（二）夯实农业基础
要加快农业技术发展，提升先进农业技术普及效率，提高农业科技的利用率，推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土地就是最好的粮倉，技术是最好的粮食，只要有技术有土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产出。不断加深农产品品质改革，推动农业建设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提升对农业支持的高效率供给，保障食品安全目标的实现。以东平县为例，近些年来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推广，通过提升农业质量，振兴农业发展。以建设具有绿色、优质、品牌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方式，实现“三农”问题的良性改善。
（三）改善乡村公共服务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先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能够做到普惠农民，保障基本，均衡收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方向，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全面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要加强在农村的教育、医疗、文化建设，只有农村人民素质和安全的提升，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发展。要加强道路的修建与维护，要想富先修路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一）贯彻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是保障农村粮食安全，其次是对于生态安全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城乡之间的流动屏障，保障劳动力、技术、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正常流通[1]。要建立城乡要素之间的互换机制，保障公平性，保证公共资源的均匀分配。比如成立相关的指标调剂交易机制等。
（二）贯彻落实城乡结合扶持政策体制
先发展带动后发展，利用城市高速发展对于基本生活要素的需求，对乡村进行带动。乡村的生产要素根据城市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改变，实现短渠道供应链，节约成本的同时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城乡之间也要根据彼此所具备的特点进行发展转变，突出特点，利用彼此在不同领域的优势互相结合帮助扶持。比如城市以旅游业为主，乡村就可以发展特色水果、粮食种植业，减少常规种植物的种植面积。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村内在生产动力的发展，如果自身的窟窿不补上，光靠外部资金的投入是永远无法解决发展问题。要坚持执行“三权分置”，让土地的承包关系能够一直保持不变，土地是集体的，这是所有权的根本。而农户对于土地的承包权，同样也是严格保护的重点。要放活土地的经营权，促进农户的收益持续上涨。加快推进各种产权的精准确定，实现流转交易平台的权威性，实现确权成果的尽快转化。对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要尽快深化改革，不仅能够确定所有权，还要赋予新的功能，实现土地活用活化的价值。同时还要保障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的安稳有序，实现体制的改革创新。
四、结论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5］郑有贵.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J］.党的文献，1999，（3）.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3
[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 医疗 心理
我来自农村，亲历农民生活的艰难，对农民工的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现尝试探索农民工问题的种种，包括：一，问题的重要性；二，农民工问题的诸多表现；三，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原因；四，提出几个解决对策。
重要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条件性。我们应当从联系的角度看待农民工问题。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并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其一，如果农民工长期遭受社会排斥，这说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使农民工及其家庭受益，社会依然是不平等的；其二，农民工的不利境况也难以保证城市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农民工的高犯罪比例就是证明；其三，如果农民工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城市实现了发展，而受损害的农民工被当成负担又摔回输出地和农村；其四，如果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那么在加快城市化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其五，如果不能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那么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会出现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而不是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包含部分，统帅着部分。农民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范畴之内，要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视农民工问题。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却提出，中国其实存在着“四农”问题，除人们常常提到的“三农”问题外，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肯定这一点，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而且党中央也提出了要“以人为本”。农民工正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的生存状况。
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认识感性和理性之分，认识对象有表象和本质之分，认识事物表象，获得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始。我们要探索农民工问题，首先得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
经济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然而，事实不容乐观。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8.7％的雇主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金，93.4％的雇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更有甚者，多数农民工不敢提出签订劳务合同的要求。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新华社记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农民工，其中竟有72.5%的农民工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在从业方面可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境况毕竟要好得多。
.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较窘迫。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其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他们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的是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多带几个钱回家。
政治地位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用反作用。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对其经济地位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而且，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社会地位
马克思主义站在宏观历史角度的高度，指出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由个人组成。同样，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也需要我们足够的关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巨额税收，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对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和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对农民工劳动权的歧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劳动休息权、工资报酬权和劳动保护权等方面的侵害上。城市职工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而农民工的惟一保障就是远在家乡的那片承包田。城市职工下岗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取得政府再就业帮助，而农民工则完全处于无助状态。城市职工患病、负伤可以享受医保，而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
精神状况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农民工们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少能光顾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等文化设施。长期和过度的精神压抑，不仅会使一些农民工患上精神类功能性疾病，有时甚至使一些农民工会形成某种直接导致过激行为的变态心理。近年来，一些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许多都与农民工有关。
原因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果联系是一种重要的联系。构成因果关系现象之间必须有内在的联系，即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掌握因果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找到某一事物的原因，在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先简单分析农民工问题产生的诸多原因。
尽管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原因方方面面，但长久以来户籍制度的划分造成社会的三六九等。这对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可以说户籍制度是导致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覆盖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农民工无法自由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即使被接纳，也只能被限制在“脏、险、累”的岗位中。
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诸多方面的不完善也有关。农民工无法与真正进入市场。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架构下，国民经济被分割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别运转。这种制度还远未被彻底打破，依然是阻碍进城就业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制度性篱笆。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还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它一方面开始容忍农民进城就业，同时又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
此外，由于农业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工的地位。还有中国国民的素质亟待提高，有不少人还对农民有一种歧视心理。
对策
认识的目的在于回到实践中去，既接受实践检验，有能动地指导实践活动。现基于以上分析原因，给出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为农民工兄弟探索出一条康庄大道。
（一） 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标志，还是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及进步的源泉和内在根据。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经济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二） 完善户籍制度。加快清理和取消农民工进城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要建立各个层次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在全国形成一个针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网络。
（三） 需要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向农民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对农民工加强培训（培训不应仅包括技能培训，还应包括法律、卫生、城市生活知识等），为农民工提供恰当的服务设施（如廉价的住房、医院、学校、娱乐设施等），设立农民工的服务咨询机构（可聘请专业人员为其进行就业、生活方面的指导），成立农民工组织（提升组织资源，增加农民工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一刀切”。各地应当结合自身实际，给出具体方法。
（四） 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职业介绍领域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规范企业招用工行为。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延长工时、使用童工和劳动环境恶劣损害人身健康等问题。
（五） 重视文化设施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出，精神文明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内涵。重视农民工精神状况，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物质，政治与精神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所以，搞好这一点，也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结言
国家承当着组织经济文化建设和管理市场，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公用事业等多方面的职能。我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理应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同时，整个社会动应当行动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相互创造，相互转化，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统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让这个社会充满关爱，不管上农民工还是其他人，都能共享社会主义的阳光。（2）李培林等著：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张忠法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进程政策建议，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2003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4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危机决定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政策，农业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农业立法与执法实践，以至反过来又严重影响我国农业法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学科产生之初依存环境所导致自身特性不明确、地位不清楚等问题，也有人们对其研究热情不高、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
首先，农业法长期屈居经济法篱下，造成农业法学难以跳出经济法学桎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法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规范，是农业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活动指南，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因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兴起之时农业法被一些学者划入经济法的范畴，从此我国农业法一直生长在经济法巨大的阴影下。几十年来学界对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何命名问题的认识十分混乱。据不完全地统计，每当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表示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时，有用“农村经济法”的、①有用“农业经济法”的、②有用“农业和农村法制”的、③有用“农业法律”的、④还有用“农村政策与法规”的。⑤显然，不管是“农村经济法”、“农业经济法”，还是“农业和农村法制”、“农业法律”、“农村政策与法规”的说法，都存在涵盖范围过窄、命名不尽科学、称谓词不达意或混淆概念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误导了人们对这类法律法规的理解。尽管《农业法》的颁布使“农业法”不再局限于农业产业法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农业法研究领域由此得到极大拓展，但“农业法”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法律属性、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等基础理论都很不清晰，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至今还是将“农业法学”限定在“农业经济法学”的界域内，并视其为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⑥农业法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其研究方法和思路缺乏创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难以突破，许多重要概念无法明确，制度设计局限于经济法体系的框架。
其次，法学界对农业法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从事农业法学研究的法学家甚少，以至于难以形成一门学科健康发展应有的学术氛围。在形式上重视三农，实质上忽视三农的社会大环境下，法学界缺乏对农业法的研究热情，表现在：（1）与农业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方面不仅从事农业法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法学研究者愿意以农业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即使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只是局限于农业税法、农民权益保障、农村土地流通的法律问题等方面，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法学视野下的研究。所以有关农业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综合性或经济类杂志，发表于法学类杂志的少，而其中真正属于“农业法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2）绝大多数法学院校没有开设农业法学课程，某些农业院校虽然开设了《农业经济法概论》之类的课程，但一般设置为选修课程，授课目标主要定位于对现有农业法律制度的教授，而非研究性质。（3）我国农业法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官方主办主管的研究会、法学会下设的农业法研究会、学校与官方共建研究机构、学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几种，尽管这些年各地农业法学研究机构在农业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总体上看，研究机构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我国泱泱农业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合。⑦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实际部门对夸夸而谈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进而对农业法学研究亦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法学研究基本分为院校专家的研究以及农业实际部门研究两类。学者们对农业法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缺点）是往往只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与农业实践相距千里，故被称为是经院式、隔窗看景式研究；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属于纸上谈兵，缺乏学术远见和可操作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有时甚至与实践产生很大矛盾与冲突，使相关部门与人员无所适从。农业法实际部门-----主要是农业部（厅）的政策法规司（处）-----的研究多滞留于行政法学层面甚至是部门行政的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存在执法研究多，立法等法理方面研究的少，泛泛而谈的多，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少等问题，研究的质量与依法治农的要求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农业法的定位、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农业法的特征、农业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农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有限甚至是真空，一方面立法和执法机关因缺乏理论的基垫而对如何设计、完善、执行农业法存在很多困惑，另一方面一些言而不实的研究成果只能束之高搁。
第四，学术底蕴不足，难以产生一定规模的、多角度综合研究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具备自己的基础理论。然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矛盾冲突的综合体现，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生活又是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因此农业法学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不变的学科，它必须借鉴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而不断发展，以便适应客观需要。如在法学方面，农业法学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农业法学应该善于充分发挥各个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而现实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一方面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和有自身特色的基本范畴，缺少领军人物统领指挥和权威性观点的基垫，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为自身提供养份。如很少有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研究三农法律问题，也少有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开拓农业法学研究领域的。有些研究虽然能从经济法的角度强调农业这一特质产业的重要性，规制农业市场行为以及进行宏观调控，但从现代农业发展客观需要看，我国农业法学在农产品市场规制法、农业规划法、农业产业法、农业财政税收法、农业金融保险法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无人涉及。
二、农业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观各发达国家，均以完备的农业法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如尽管美国政府历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从未放松过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而且其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土地调整、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农业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农业技术推广、种子立法、渔业立法等一整套法律制度。同时，美国的农业法学研究和教育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法的发展，早在上世纪60年代，衣阿华法学院就创立了“农业法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中西部的多数法律学校都开设了农业法基础课，1980年阿肯色大学还首次设立了农业法硕士学位。此后农业法教育在美国迅速发展，华盛顿大学、堪萨斯和哈姆林大学还以实施农业法学研究计划而名声大振。[1]发达国家在农业立法及农业法学研究方面的做法提示我们，在传统农业走向全球经济竞争大环境的今天，加强农业法学研究对我国农业法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十分必要和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工商业领域在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部门如农业却按消费者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缩减。故“从18世纪末起，伴随着科学发现在工业上的应用，农业技术的第一次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相对衰退规律就已开始起作用了。”[2]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必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以及从事农业的农民和农民生活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并通过不断加强农业法学研究的手段为三农发展提供良好而完备的法律制度。
与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一样，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三农问题。而要综合治理三农问题，达到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形成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目的，防止再出现短期行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靠政策手段和增强行政管理并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固然重要，而法律保障作用更为重要。所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都只有纳入法治化轨道，三农发展才更具可靠性和稳定性。农业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国家对本国农业制度化和农业政策法律化的理论概括，是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三农问题干预调控、引导鼓励、保护支持、规制管理的经验总结，其直接来源和应用于农业经济经济社会的实践，故其应用性勿庸置疑。农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用农业法学予以理论说明，农业法学研究重点也在于对具体制度的解释与运用，而有关农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给具体制度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农业法学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的支持。而且，农业法特点决定了农业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农业法的产生与发展，为法的功能扩展延伸和法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使法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使农业法能够从不同的方位、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手段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而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方法，它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制度作出客观、深入、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跟踪评价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实施效果来促进农业立法与执法的发展。只有加强和深化农业法理论研究，才能够使农业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农业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明确具体，相互之间环环相扣且界域分明，也只有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农业法学理论，才能将农业法律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促进农业法立法、执法和守法活动。可以说，农业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农业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农业法发展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此外，农业法学研究是加强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力的理论保证。三农问题是现代各国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既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我国与世界农业的交流、合作、竞争日益广泛，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只是通过国内立法解决，而必须主动或被动地牵涉一些国际制度或他国的立法。所以加强农业法的比较研究，从法理上研究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农业立法制度对农业加以扶持，对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农业竞争国际规则的农业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我国农业法学研究的思考
农业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在农业法律规范中反映出来，以及法律规范如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问题。具体包括农业法本身、各个法律部门中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农业法的关系、农业法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律等。要完成以上基本任务，必须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等多方面强化农业法学研究。
第一、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扩展农业法学研究领域。根据农业法学研究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法律关系――复杂多样的特点，农业法学研究者既应当根据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当注意其整体性及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联性，在加强自身基本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发展，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在此，有必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农业法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法学学科，从法学角度看，它蕴涵了经济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等众多部门法的理论。换言之，由于农业法是邻近诸多部门法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所以农业法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它可以也应当以其他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背景，以减少研究成本，扩大研究视野，提高研究质量。其中，由于农业法长期被视为经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农业法学研究也一直不能脱离经济法学的羁绊，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农业法源于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调控，其制定和执行都是国家对三农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农业的法律，所以农业法中有关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的规定，与经济法一样都是我国宏观调控经济关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中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的确也是指导农业法学的研究和实践的主要理论支撑，从这一点说我国农业法发展之初依附于经济法的发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农业法》的颁布以及加入WTO之后，农业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调整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难以囿于经济法的界域中而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有必要将农业法学从经济法体系中逐渐独立出来。
目前农业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农业法从经济法中独立的基础条件、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业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等。二是农业法学与农业经济学关系。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而“法律是对经济的翻译，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3]这就决定了农业法学必然以农业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且充分吸收农业经济学中与农业法学内容相应的理论，使之与法学理论融为一体，作为农业法理论的基础之一。从学科关系上看，农业法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相同，其因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我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较农业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农业法学刚刚起步时有意识地合理借鉴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节省研究时间、加快研究进程，加之农业法学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农业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垫，农业法学中的各种理论观点，都需要运用农业经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作为其论证的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清楚认识到，两者是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所作的研究，研究领域、目的和意义不同，产生的作用亦各不相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故两者不可偏废。
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农业法学研究方法。农业法学的发展虽然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依赖于自身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所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运用法学原理与方法对农业法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法本身的基本范畴、原则与立法技术，提示农业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实施等一般性问题，它是农业法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没有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农业法学研究就难以向纵深发展，难以长久和独立。而从我国农业法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当务之急。过去我国法学界（括农业法学界）常见一种现象，即虽然学说众多，但往往缺少应有的论证分析，缺乏经过充分论证获得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观点。故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研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4]所以，农业法学要成为一门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法学学科，必须重视和加强论证工作，从某个角度说，论证比观点更重要。同时要保证论证的准确性、权威性，必须要保证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放到农业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问题作出深入、准确研究，并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跟踪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发展，从而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具体制度实施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但是，如果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具体问题”也是不符合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农业法学研究的意义还表现于对制度设计的应用，即在农业法律制度建立中的理论指导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农业法学自身出发，形成农业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农业及农业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个别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农业法活动，而从具体的农业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能使农业法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才能引导农业法学走向成熟。
第三、强调法学家参与农业法学研究的重要性，重视农业法学研究人才培养。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法研究人员主要是从事农业经济或农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士，少有法学家、特别是法学大家的参与，这恐怕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长期止步不前主要原因。我们之所以呼吁法学家参与农业法学研究，是因为法学家在参与农业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时，会有自己独立的、专业的、客观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一定与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乃至守法者的视角完全吻合，但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的视角更能把握问题的实质，而农业法学只有法学家参与的研究，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从法律角度进行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说，农业法学研究应当成为我国当代法学家的历史使命。法学家不能仅凭自己的使命感进行农业法学研究，还必须有责任感，即要深入三农实践，求教于农民，了解农村社会，为农业服务，所研究的成果要能够应用于三农实践，并有利于三农实践。为此，要加快农业法研究职业队伍的建设，使有关法学研究部门、法学院校和相关学者自觉地成为研究农业法理论，传播、推广农业法知识的主要力量，聚集和整合各地研究资源，挖掘和培养一批具有奉献和创新精神、学术能力较强的学者组成学术梯队，有计划地组织系统或专题攻关，对三农问题的各种法治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我国农业法的发展更上新楼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5
西方发达国家在三农问题的治理对策中，之所以如此重视第三部门的作用和地位，决不是偶然的。从法学的视域上看，在第三部门兴起的背后有其深层原因和机理。
（一）三农治理中的市场政府双失灵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在西方三农问题的治理对策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法学寓意。透过表象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法律发展链，即：“市场失灵——政府弥补”，“政府失灵——第三部门弥补”。正是在三农问题出现“双失灵”的法学背景下，第三部门兴起了。
第一，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弥补三农问题中市场失灵的法律之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天然地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正是由于三农的这些“天然弱势”，由于与市场相伴而生的各种市场风险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客观存在，在市场达尔文主义[8]的支配下，三农问题产生了。从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上看，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主体只有一种类型，即“个体型交易主体”，不管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品流通贩卖者，他们表现在法律上都属于自然人类型的交易主体，因此，又可称为“自然人型交易主体”。发生在这些不同的个体型交易主体之间的简单商品交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强势地位与弱势地位之差别。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个体型交易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更重要的全新类型的交易主体，即“团体型交易主体”。团体型交易主体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集团公司、垄断组织等为代表的法人，因此，这种类型又可称为“法人型交易主体”。现代市场经济中，单个的农民是个体型的交易主体，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在与团体型的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时，“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根本难以对抗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团体型交易主体，难以抵御市场风险，难以有效保护自身利益。而且，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而价格机制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使这些前提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况且，市场本身也不能解决长远的整体利益、社会实质公平等问题。另外，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发展到当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后，农民除了面临着上述的团体型交易主体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强弱悬殊的交易主体，即国外对进口农产品的反倾销壁垒。反倾销壁垒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而这些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决定着农产品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分散的农民作为交易主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弱势地位。于是，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产生了，三农问题出现了。[9]
第二，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弥补三农问题中政府失灵的法律之需要。
为了弥补三农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必须运用市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在传统的“二元结构”模式的法律框架约束下，人们把人类社会分成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市场，一是国家，即“市民社会（市场）——国家”的二元结构。当市场的无形之手出现失灵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运用国家的有形之手来对其进行弥补，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市场失灵——国家弥补”的法律链条。但问题在于：国家并非全知全能，政府在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弥补时，也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现象，结果，不仅市场失灵没有得到弥补，反而带来了许多弊端：（1）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实际上并不是公众所要求的理想化的“纯粹公务人”，他们也往往受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这样一来，政府不仅不能弥补三农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反而由于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其结果是农民的福祉反而受到损害，与政府干预的美好初衷背道而驰。（2）政府并不一定掌握着比私人部门更广泛、更精确、更有效的信息，因此，政府对三农问题中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弥补往往沦为一句空话。（3）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衡机制，政府对三农问题中市场失灵的干预在实践中异化为权力寻租、设租等腐败现象，扭曲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4）由于政府缺乏竞争机制，再加上政府的纯公共性之要求使得政府及其官员缺乏积极勤政的“利润动机”，这大大降低了政府对三农问题中的市场失灵进行真正有效弥补的积极性和效率。（5）即使政府有志于为三农问题的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但是，由于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够进行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生命实体，还必须通过具体的官员“”政府进行决策和执行，因此，在三农政策制定和施行的链过程中，往往偏离了“仅限于弥补市场失灵领域”的初衷，异化成了一种“政府规制俘虏过程”。
第三，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兴起是自身优势的法律发展之结果。
如上所述，既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存在失灵现象，那么，必须由一种全新的“第三种力量”来对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进行弥补。这种新兴力量，就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既像公权部门（第一部门）又像私人部门（第二部门）”，但却“既非公权部门（第一部门）又非私人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具有很多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新特点：一方面，与第一部门（政府部门）相比，它具有“民间性”，即与政府部门相分离，不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不受政府的非法干扰和控制。但是，它也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援助，接受政府的合法监管。另一方面，与第二部门（私人部门）相比，它具有“非营利性”，即它不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存在。但是，它也必须将市场机制引入内部运营才能得以生存。第三部门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1）它能有效地降低第一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成本。在第三部门出现之前，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要想对分散居住、人数众多、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民进行交流和管理，必须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样就造成了政府运行成本十分高昂，乡级政府机构臃肿，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而第三部门出现之后，可以简化农村管理程序，缩短农村管理链条，使之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精干有效的农村公共管理流程，从而能够降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成本。（2）它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参与到政府对三农问题进行治理的公共管理活动中来。农民囿于其千百年来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小农思想之局限，在对国家管理活动的参与中，常常表现为三种不良的消极心态：第一种是远离政府，“冤死也不告状”就是这种心态在法律文化上的形象写照。第二种是权力崇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此作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小农的自私、愚昧、对权力的崇拜等特性会阻碍历史的进步。“奴隶翻身成了奴隶主”就是这种心态的形象描述。第三种是结成暴力组织反抗政府，“皇帝轮流做”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而第三部门由于不是建立在政府公权力的强制基础之上的，而是农民自愿组织、自由参加、自
主管理的非政府非盈利民间自治组织，因此，它能在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利于实施有效的三农治理，从而避免上述三种不良心态和行为对社会以及农民自身产生损害后果。
（二）三农治理中的博弈论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之所以在三农治理中兴起，除了上述的市场政府双失灵之外，还源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博弈法律机制之变迁。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对三农问题进行治理，集中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家之间存在的博弈矩阵。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博弈矩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零和运动下的博弈解”，一种是“变和运动下的博弈解”。所谓零和运动，是指在博弈矩阵中，参与者的利益和损失是相对应的，一方得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或者说一方的效益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成本损失之上的，一方的获益是基于存量利益的转移而不是增量利益的创造，最终的结果，就是各方的收益与损失之总和为零，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增量利益。而变和运动则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共同创造出新的增量利益。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则国家与农民均能从中得到利益的增长，这是一种良性的博弈模型；而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则要么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建立在对农民利益的制度化剥夺基础之上的，博弈的结果是国家单方获利而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要么是农民的获利是建立在对国家赋税的偷逃抗拒之上的，博弈的结果是农民单方获利而国家的利益受损，这是一种非良性的博弈模型。
国家（第一部门）与农民（第二部门）之间为什么需要出现一个中间缓冲带（第三部门）？因为，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一方面，农民要求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权利、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为了达此目的，农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由国家代表农民来“集体行使”这些权利。但是，问题在于，农民让渡给国家的这些“单体权利”一旦脱离了单个的农民而通过法律形成了一个“集体权利束”，则它就成了一个独立于农民之外的“公共权力”，这些公共权力由政府及其官员负责具体的决策及执行，而公权力又往往具有“内在的扩张冲动”，因此，国家往往在权力扩张的冲动支配下，在三农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倾向于把最大限度的权力纳入自己的事务范围之内，这就表现出国家无时无处不在的“全能政府”姿态，而这种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过多过细干涉又会让农民丧失意思自治、私权自主的自由空间。这就出现了“诺斯悖论”，即对于由国家和农民构成的这一博弈矩阵来说，国家在法律制度的安排等领域的介入不可或缺，但一旦介入过多过深过细，又会遭遇到退出的要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要从国家手中“把让渡出去的权利重新夺回来”，力争把国家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侵害降低到尽可能合理的程度。但是，农民把这部分权利从国家手中重新夺回来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分散行使，还必须把它交给另外一个能更好地代表农民权利自治的组织来行使，这种组织，就是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扮演着一个“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缓冲带”的角色和作用。它把农民既不想让渡给国家、但单个农民又无法行使的这部分“准公共权力”承担了起来，为农民提供“准公共物品”。因此，在第三部门出现之后，三农治理中所需要的“纯公共物品”（如农村治安、农业税赋等）继续由国家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第三部门提供。第三部门之所以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得以兴起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是由其自身的优势所决定的：（1）更具适应性，在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对农村社会基层的需要能及时地做出比政府体制更灵敏的反应。（2）更具效率性，第三部门能承担起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任务，其办事效率比政府更高，有利于削减政府赤字。（3）更具弥补性，能弥补市场和政府运行机制的双失灵，有利于在三农治理中更好地实现实质公平。（4）更具创新性，能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凭借这些优势，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三农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的合理性还来源于公共物品的非国家化供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下面分别论述之：
第一，可能性分析。第三部门既不同于纯粹的第一部门（公权部门），也不同于纯粹的第二部门（私人部门），但又与公权部门和私人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指出，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着一个序列链式：“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根据萨缪尔森的这个链式，我们可以类推在纯粹私人部门和纯粹公权部门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链式：纯粹私人的部门、大部分私人的部门、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部门、大部分公共的部门、纯粹公共的部门。在这个链式的两端，就是传统“二元架构”分析模式之下所定义的纯粹私人部门和纯粹公权部门；在这个链式的中间，就是三种不同种类的第三部门的具体类型：“大部分私人的部门”是指公益企业类型的第三部门：“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部门”是指公共事业类型的第三部门：“大部分公共的部门”是指非政府公共机构类型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与公权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价值取向上看，公权部门是完全为了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纯粹的公益性，公平优先；私人部门则完全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具有纯粹的私利性，效率优先；而第三部门则兼顾公平和效率，为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2）从运行机制上看，公权部门是依靠国家权力来运行的，通过单方强制行为来调节；私人部门是靠市场机制来运行的，通过契约、竞争和价格来调节；而第三部门是靠协商来运行的，通过沟通、说服、互惠合作等方式来调节。（3）从作用范围上看，公权部门主要是提供传统的纯粹公共物品和一部分混合公共物品；私人部门主要是提供私人物品；而第三部门则是提供准公共物品或称混合公共物品。（4）从经费来源上看，公权部门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共财政下的税收收入；私人部门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市场运作中获取的利润收益；而第三部门的经费来源比较多渠道，包括政府资助、私人赞助、提供服务的适当收费等。
第二，必要性分析。不管世界各国，农村与城市都存在着差别，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居住集中、产业分工程度高、税赋易于收缴、便于统一管理，因此，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也较易于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来统一安排。但是，相比之下，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产业分工程度低、税赋不易收缴、统一管理较难，因此，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往往难以象城市那样由公共财政统一安排。即使政府有志于要象城市那样通过公共财政为农村提供完善的公共物品，但这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城市的一盏路灯作为一个公共物品，能为成千上万个城市居民提供公共的夜间照明服务，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身上的路灯费用能够全面摊薄，符合“公共物品的规模效益法则”。但是，在农村，同样的一盏路灯却只能为寥寥几个农民所共享，分摊到每个农民身上的路灯费用将极其高昂，以至于不管是农民还是政府都根本无力承担这盏路灯所耗费的高昂成本。况且，公共财政之所以称为“公共”财政而非“无偿”财政，也正是源于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来源和用途都必须与有关的居民相对应。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农民缴纳的税赋所得到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如城市多，如果再由政府统一为农民提供路灯这项公共物品，则就是“取之于民的远远小于用之于民的”，通过短期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扶贫，或许能够支撑一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将因此而陷入财政困境，是一种有悖于法学原理的 “政府超经济行为”，根本难以持久。况且，在围绕着有没有必要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这盏路灯之公共物品的决策上，农民也会权衡一下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表现为为了这盏路灯而缴纳给政府的税赋）和收益（表现为自己夜间享受这盏路灯照明而获得的利益）是否值得。或许，在权衡之下，农民认为并没有必要享受这盏成本远大于收益的路灯之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却往往可能在公权力的扩张之内在冲动下，替代农民进行这项决策，强行安装这盏路灯，然后再强行向农民收取高昂的费用。于是，关于这盏路灯的冲突就产生了。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冲
突？第三部门是一种全新的制度选择。通过农村中的第三部门，农民可以绕开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性而进行自由决策、自主抉择，如果决定安装这盏路灯，则本村的有关农民自愿负担一定的费用，同时，政府也进行一定的扶贫性质的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在第三部门出现之前，这盏路灯由于是由政府公权力部门安装的，路灯的直接支配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那么，有关的政府官员就可能在此过程中产生职务道德风险，安装一盏超过本村农民实际需要的豪华路灯，并从路灯供应商那里收取权力寻租的租金，而且，该官员还可能为了向电力公司收取更多的权力租金而让这盏路灯不分白天黑夜都一直亮着，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现在，由农民自愿组成的第三部门来安装并管理这盏路灯，路灯的直接支配权就掌握在了农民手中，就能在路灯的采购、安装、供电、控制等各个环节都做到决策最优化、最经济合理化，从而，这盏路灯的成本就能够大大降低。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8] “市场达尔文主义”是指把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淘汰法则移植到市场经济的领域中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的支配下，认为“强者恒强直至垄断、弱者永弱直至淘汰”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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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211.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6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素有“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说法。1997年，中国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汤安中教授的一本专着，书名就叫《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作者饱含深情的写道：“中国的无论哪一件、哪一桩风云大事均离不开‘农民’这个‘源头活水’”，故书名“颇合中国国情”。中国与农民的这种“鱼水”关系使农民问题始终成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作为一生始终站在“不断革命论者”立场上的革命家，毛泽东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首先便是以解放中国广大农民为目标。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关注农民和研究农民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论认识，达到了历代社会精英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他就中国农民问题所说过的许多着名论断，至今也令许多中外政治与学术精英为之倾倒或惊愕；他执着于为中国农民谋利益的事业，为解放农民奋斗不息，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富裕绞尽脑汁；他言行一致，敢想敢干，一往无前，全面而彻底地将历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付之于实践，成就了历代统治者想做却始终没能做的空前事业，同时，其实践结果的最终失败则彻底打破了他们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空想。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和丰富实践，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即使其“沉重的教训”也给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昭示了新的契机。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路，集中了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精英在此问题上的全部正确和谬误，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来者。也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认识农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果，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陷入的困境，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获得全部的说明与启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烙印！所以，研读毛泽东，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读懂毛泽东，是理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三农”困境的一把钥匙。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理论方面，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与农民改造的理论，主要论点有：“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是造成农民的“极端贫穷与落后”和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历代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得不到先进的政党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而成为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1]；“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要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中的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而充当“革命先锋”；作为****制度“对立物”的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农民那“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并“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或小商品生产者”，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积极性，作为私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表现出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稍微放松……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0]；因此，“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农民” 抛弃家庭经营的“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即“一大二公”）道路[11]。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上述基本观点与基本结论，都是当年教课书与主流媒体宣传的基本思想。当时，虽有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一批学者，在注意“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中，似乎展示了被认为是有别于主流认识的独特观点[12]，比如，在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基础上，批判农民根深蒂固“向上爬”和不断分化的“小私有观念” [13]；认为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是通过迫使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作某些让步”来“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14]；“农民本身是封建阶级”而“非革命阶级”[15]，不管是造反或革命都是“非自觉的”，不会发展成为“打土豪分田产”、“****地主
”[16]和“组织起‘苏维埃’”[17]，而“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18]；别“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19]，“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是个“需要领导”和“教育”的“落后阶级”[20]。但是，如果将上述所谓“独特”观点与主流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历史主义学派除了在挖掘农民那些愚昧落后意识的程度上和对农民落后意识进行执着而严厉的批判上稍进一步外，其与当年主流舆论集中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引导和推动农民追求集体化“政治目标”，即走向“一大二公”体制上并无质的区别。都是在证明：农民阶级是愚昧落后，不具备现代意义的革命性，即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必须通过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坚定地接受先进阶级的教育与领导；而当时所谓的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引导，实际就是要农民走“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即便其有细微区别的“让步政策”曾遭到毛泽东的“反攻倒算”论的严厉批判。如果再将两者基本思路和结论与毛泽东着作中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则同样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出处，实际论述的内容也还是毛泽东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注释版而已。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3、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洪家义：《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谢天佑：《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必须作阶级分层》，《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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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2]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7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作者认为，以赵丽生、孙祚民、蔡美彪、翦伯赞和董楚平等着名学者实际形成了一个历史主义学派。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5] 翦伯赞：《怎样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该文认为：农民虽然反剥削、反地主和坏皇帝，但不反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地主阶级。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8] 孙祚民：《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20] 蔡美彪：《再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11期；沙健孙：《是‘历史唯物论，还是经济宿命论’读后》，《光明日报》1964年7月15日。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着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其次，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革命作用研究上的深化与某些突破，这方面经济史和古代史学界着力最多。他们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民革命作用、家庭小农经济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农民意识的批判等研究上。如针对长期形成的农民战争是“真正发
展动力”说和农民起义“革命”说，学者们打破“暴力万能论”，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说和“修理工”说，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战争或起义只是充当封建统治的“修理工”，目的是建立“开明的新王朝”。对农民意识问题的研究，针对长期受赞赏的平均主义革命性，孙叔平、董楚平等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的失败，认为这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10]，是受到或利用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导致的严重危害，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11]；即认为毛泽东在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 “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或受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影响[12]；肯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和“农民革命领袖”就是赞赏农民平均主义而放弃对农民阶级的先进领导[13]，等等；将平均主义视为农民意识进行批判是此时的显着内容。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有的认为农民战争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并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14]；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认为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稳定的“板结体”，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黄宗智则以华北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为例，提出了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15]。显然，上述研究都还是对教课书已认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进一步解读与批判上的具体深化[16]。与此相反，白钢则提出“小农经济非封建****国家经济基础”的观点[17]：认为小农经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本身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地位和作用受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18]；邵达生等则认为，小农经济称为封建****国家的“剥削基础”更为准确[19]。非常清楚，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认识农民阶级的作用和农民意识，已是中国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尽管还没有看到对农民家庭小农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论着，但“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论的坚冰已经打破。反观当时的中国现代史与党史学界，翻阅期间上述学科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传统思维似乎还是陈陈相因，急需理论的引入、更新和运用的创新。
[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0页；毛磊等：《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见《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第27页；《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林蕴晖：《变变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矜持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着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控浅》（《求是月刊》1981年第2期）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 这种见解在视农民家庭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时就已经出现，其代表就是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派，在国外，则有舒尔茨、张五常、赵冈等人的观点。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19] 邵达生：《是经济基础还是剥削基础？》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集；谢天佑：《封建社会再生产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历史地位》，《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着，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990年，我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次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在导师魏宏运先生精心指导与组织下，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交流平台。期间，我于1991年初完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我就前述土地革命中有关平均分配土地、阶级划分、富农问题、查田运动问题、农村互助合作和农民的负担等等问题，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不同见解。1991年8月，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了由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的会议论文；并将出版社会议前夕送来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的样书分送给与会的国内外同行交流。论文在小组发言后受到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关注和“好评”，同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也意外地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着名中国现代史专家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对拙作抱有良好的印象，并给予了令我吃惊的评价，他希望我能同意将该书在美国翻译出版。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多年的研读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关注的开端。随后，我在《南开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等书刊上又先后发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再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政策转变的再探讨》、《变革封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等论文，完成了《平均主义与改造农民：试论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误》和《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论农村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等论文的初稿，并参加了我的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调查”的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冀东农村调查，是我真正亲近北方农村乡土，走进北方农民的土屋小院，坐上乡村大炕头；北方农民的敦厚勤奋、朴实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还先后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做了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些农村调查与考察，使我的研究走出了原有的狭小区域，为完成学位论文（即努力全面系统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我在南开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于1993年夏天回到我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并在1994年春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增补与修改，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题，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文根据1985年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撰写的初稿修改而成，于1991年提交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小组会发言。会后主要内容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全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着《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首先，拙着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书名，将毛泽东半个世纪左右（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他的逝世）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实践，划分为两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和集体化运动时期，以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界）四个阶段（走向变革阶段：1919－1927；土地改革与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阶段：1927－1953年春；走向“一大二公”阶段：1953－1960年；执着空想模式与继续探索前进新途径阶段：1961－1976年），进行系统而全面考察，从而将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的“理想与实践”“逻辑”为“按照他的设计和理想前进”的一个整体（拙着前言）。当时，毛泽东逝世已经近20年了，他推动的农村经济变革，在毛泽东及他之后的时代都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可是，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一生推动农
村经济变革的专着却迟迟没能问世（至少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那时能看到的有关论着中，学者对毛泽东推动的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均局限于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分析与考察，缺乏系统考察、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总是把毛泽东的理想目标与策略调整、或把理想追求与战略退却混为一谈，似乎毛泽东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接着又重复错误；导致不仅研究对象毛泽东的行为前后矛盾，而且研究者的“事后诸葛”也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拙着是在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性综合研究，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将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概括为：“有时循序渐进，甚至以退求进，有时高潮迭起，一个紧接一个；理想与历史契入现实，阶级斗争相伴始终……现实曾校正过理想，理想因此却变成了现实，历史树起了时代的丰碑；理想曾也发展为空想，空想又左右过现实，历史因此陷入‘停滞与徘徊’。功业也辉煌，失误也重大。辉煌的功业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重大的失误酝酿了新的历史性变革。”（前言）它将毛泽东策略艺术的高超与目标模式的错误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推动农村经济变革实践，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其前后的继承与发展都清楚而协调地展现在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之间。
其次，拙着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再次，拙着在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许多正确策略政策和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史实论证，对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在各阶段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价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农村阶级路线问题，不仅30年代初期对“地主、富农和中农成分的划分”“明显地存在严重的问题”（第25页），就是到50年代的土改中，对从事经营“做指挥管理工作而不直接参加农业体力劳动的富农，其成分的归属问题，因受到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最终也没有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表面涉及的只是富农的阶级成分问题，但实质上是怎样正确认识“剥削”与“劳动”的内涵的问题；它在当时虽无“大的不良影响”，但对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中“正确认识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正确把握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实践上与理论上将引发更为深刻的问题”（第30页）；而所谓“联合中农”的问题，实是“依靠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权威，掀起火热的阶级斗争，达到团结中农，这才是毛泽东联合中农政策中更为确切而实际的内涵”（第34页）；对依靠贫雇农“可能导致的盲动错误”，“史学界却长期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以致解放后也长期未能吸取下层贫苦农民说了算的经验教训”（第37页）。关于平分土地与富农问题；论证了平分土地的前提是没收一切土地，“不然，政府凭什么去平分一切土地”；“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同样都采取“平分土地”，实质并没有所谓的“原则的改正”[1]；它不但消灭了旧式富农，同样会损害中农的利益（第40-43页）；30年代开始毛泽东确立了“地权农有”思想，但它“只是”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打了折扣的”和“不完全的”的“土地占有权”，从法权上说存在“不严密”的“缺陷”，仅是革命策略性的“产权”，进而自然影响新富农保护问题（第60－63页）；当年曾有“削弱富农”、“限制富农”、“抑制富农”等提法，“实际内容都是消灭旧式富农之意”，至多是保护新式富农（第23页）；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则仅仅是实现平分土地的措施之一，不是什么“限制富农”（第45页）；废除“债务问题的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上，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社会观，也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水平”，“不能盲目颂扬”（第48页）；“抗日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推动了一场‘悄悄’的土地变革运动”，是“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和“全方位的经济变革”（第48-52页）。根据地农村劳动互助组织，是“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发展经济组织形式，创造了“‘大书特书’的奇迹”，但毛泽东在总结时出现了偏差：即“脱离具体环境”、将劳动互助当作集体劳动和与生产率大提高划等号，并将之“与追求‘集体化’理想目标相联系”，这导致他后来坚信“‘一大二公’和轻信浮夸风”（第77-80页）。对于集体化运动；针对不少论着认为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总路线是战略改变的即兴而为，提出并论证了这是“误解毛泽东整个农村经济变革战略”的观点（第116-120页）；针对党内不同意见最后都服从毛泽东的问题，认为不能单从毛泽东的****武断解释，比如，“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由于他们在追求的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就不可能从理论上来影响毛泽东，而只能在毛泽东迅速推进的合作化运动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第130
页）；针对史学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夏天为界，肯定前段，批评或否定后段，重点是批评后段的急躁冒进错误”的基本看法，认为“如果仅按急躁冒进错误来认识问题，上述阶段的划分是正确的，要是只允许从传统的集体化模式和姓社姓资的思维方法来评判这段历史，那么史学界的上述看法也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集体化（或合作化）运动分为前后二段来加以肯定和否定，是根本不科学的，与毛泽东的原意是相违背的，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集体化运动的失误，绝不是一个急躁冒进或快与慢的问题（第140－141页）；针对学术界将集体化运动的失误归咎于农民平均主义，通过对当年激烈阶级斗争形势下整个农村社会心理的分析，详细论辩这种观点的错误和导致亿万农民“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认为“人为地滥用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社会缺少基本的民主与法制”，才是导致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187-194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着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关于农民意识的特别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问题的研究，则还是传统观点一统天下，认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精神麻木，因循守旧甚至封建迷信，信天由命”[1]；“多数人都对新的生产技术的功效表示出怀疑、排斥、恋旧和冷漠等态度”；“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农民平均意识即平均主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天真地要求与统治阶级平分社会财富”，并发展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期望和价值观” ；“只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优势地位，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冒出来并左右其行动”；“普通农民最为欣赏的自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土改“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把“合作化当成了‘合伙平产’……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第二次土改”；建国后平均主义的“严重危害”，也被认为是“清楚地看到了……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显然，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意识等传统认识，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着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再次，关于实现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也是近十年农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杜润生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改革理论研究和直接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农民问题专家。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就注意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自我组织对农民的重要性；80年代中期，他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7]，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18]，并一直呼吁让农民组织起来；陆学艺、郭书田[19]、陈锡文、迟福林[20]、于建嵘[21]、李成贵[22]、盛洪[23]、赵立刚[24]、党国英[25]、蒲文忠[26]、程同顺[27]等都持相同观点，认为在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是造成“三农”
困境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的问题，改变农民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都主张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组织，以提高农民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当然，相反意见也很多，如有学者认为：农会是一种“革命组织”，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农民组织也可能被人利用[28]，或担心农民组织演变为“社会运动”，威胁现有政权[29]，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即便付诸实施，也会“沦为公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建立农会不仅“尚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30]；或从现实操作性角度提出建立农会在当下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31]；或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32]；等等。因而，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应该说，尽快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无疑切中了当前农民问题的要害；而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目前我国工会等民众社团组织的现状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估指数，持相反观点的一些意见也不无道理；至于现实社会最终没能接受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的建议，主要是因为没有准确认识谁是农民的主体。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思维所致，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农民就成天然的“造反者”、“革命者”，是暴民、乱民和刁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愚昧落后，总是被人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33]；因此，乡村干部怕农民，城镇市民怕农民，知识分子怕农民，政治精英也怕农民；持农民组织论观点者也没有能破解几个似是而非的农民组织危险论的观点。这样，九亿农民就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所以，理论界急需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区分谁是农民的主体，认清农民主体是社会建设者与社会稳定力量，还是社会破坏者与社会动乱因素，纠正对农民群体认识的误解，转变长期形成的农民观。
[1] 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05、133页。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另参见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1] 秦晖：《“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世纪中国》2001年4月4日。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3]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第36、38、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7] 肖 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2003年第2期，文章提到小平同志的回答是：“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19] 郭书田、陆学艺：《解决“三农”问题的十条建议》，载《中国经济时报》，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5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1] 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3] 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经济观察报》B2版，2003年1月27日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5] 党国英：《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8] 于建嵘在《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一文中提到学者们的三种担忧：“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成立了农民协会这种群众组织取代基层政权将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谁承担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等等”； “成立了农民协会，被坏人利用了如何办？”。见《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1 2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第四，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比如，“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即使不是‘杜撰的或误认的’”，起码也是被“不恰当地扩大了的”；当时农民“只可能”存在“自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急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毛泽东是“使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顺利地将农民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的[1]；有的认为合作化运动要解决的正是农民最缺少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具体的策略步骤虽多有创造性，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但综观全面，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解决经济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与“历史合理性”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合作化运动只是过急、过快、过粗、过于单一的“四过”框架还没有实质突破；甚至有的还仍然将其夸大为“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保守的、自我封闭的小农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对于中国农民的思想教育，却是空前的”；对农民“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 和“伟大胜利”。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准确评价毛泽东推动的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和正确认识与深化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史学界的研究还真是任重而道远，本质上同样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另外，我在拙着中论及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在最近出版的许多论着中，因没有把握共产党关于树立农村“贫雇农权威”和政策确定或允许“重新平分土地”（“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新平分”）等主要生产资料对富农、中农的实质影响，而空谈对中农乃至富农的所
谓保护问题，都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早在拙作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回顾与学习学界同仁相关学术成果，追踪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顺应时代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是我尝试重新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基本路径选择。如上所述，在进一步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关系到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问题，要解答农民的“毛泽东热”是否农民留恋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研究缓解“三农”困境途径应不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则要从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弄清谁是农民的主体和农民组织是否危害社会稳定做起；对农民意识“危害论”和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传统认识，则要从历史与理论上加以澄清；而对以救世主或以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无视或敌视农民家庭经济的传统意识，则要分析它为何总是挥之难去；等等。如何解答？如何弄清？又如何澄清？如何挥去？这些问题，则是我最近十年来期望进一步努力读出来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我十分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两次给予我的研究课题立项资助，使我能够以20世纪百年来的历史为时段，以曾是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为个案，继续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资助和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在该地区农村进行了多达近300天的社会调查研究，发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专着，使我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本书的《遗产与超越》一章中，正是在已有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述学术回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节展开专门的讨论：以“闪烁而耀眼的遗产”那“抹不去的记忆”与现代“三农”困境前后比较，阐明了“毛泽东热”是农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而非对“人民公社”的留恋；通过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谁是农民主体的问题探讨，分析了农民的主体在以下层或上层为导向，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论证了农民主体不仅是社会建设者，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回答了当前中国农民能否真正实现自我组织的问题；通过农民本质属性的探讨和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论证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而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和“一大二公”体制的瓦解者，而打造平等与公正，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阴影则是中国社会的应然选择；通过农民家庭经营所具有的自发激励功能、灵活适应转化功能和连接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基因分析，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非均衡”发展的经济经营模式，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小规模农业向与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适度规模农业发展，因而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适宜的因而也是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指出“私”无罪，“小”无碍，农民家庭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活水源头”；应善待农民家庭经营，让农民从“无产者”回归“有产者”，培育农民成为市场主体。最后，本书在结束语中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确认：自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与实践者。然而，对九亿农民群体来说，则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执政的共产党人只有让农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能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知晓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并将其综合与融入执政的正确决策与实践之中，真正实现对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全面代表。而在本绪论中，我力图对学术界长期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寄望能将本书研究的内容推到新学术的前沿。这些都是我为努力读出来所作的尝试。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着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着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着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着《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453页。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7
关键词：集体上访 政治参与 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扩大，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识增强，然而国家却没有给农民提供足够有效的利益表达空间。农民群众缺乏特定的利益表达组织，导致其利益被忽视进而受到损害，势必寻求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集体上访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农民群众最常用的利益表达方式，对农村社会发展同样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利益表达的视角看，农民集体上访并非高级、成熟的政治参与过程，而是一种被迫性的，问题性的低级政治参与,“农民并没有把集体上访作为一种政治目标来追求,而是把集体上访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农村集体上访正在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作为影响农村集体上访的首要政治因素——利益表达，更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点。
一、农民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
在我们国家，一般性的社会群体都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比如，知识分子群体有文联和社联等组织，工人群体有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地方工会等组织，但是农民作为我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始终没有完善的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组织。在历史上，尽管先后出现过农民维权组织、农民上访组织等等，但是始终没能发展成一定规模，大多数只是起到了摆设的作用，并未给农民的利益表达带来实际效用。缺乏组织性的农民群体，无法将重点问题集中化，给整个利益表达过程带来很多负担。
二、农民缺乏利益表达的权利意识
受封建社会的长期影响，农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非常薄弱，不懂得通过正常的利益表达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自身的权益在政治运行中受到侵害时，不能够根据实际问题自主的建立相对独立的利益表达集团，也没有能力通过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来反映自己的诉求。当然，这些问题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信息来源与交流不足也是息息相关的。
三、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我国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很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妇联、工会、、大众传媒等等。相比较之下，我国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却很少，目前主要采取的就是，然而农民过程又存在很多问题：机制不健全，农民反应的很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回复，使得农民对基层部门失去信心；农民对认识不够，不能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出现大量集体访、闹访事件。《新京报》就曾经报道过山东省新泰县一农民的上访事件，这位农民在赶赴北京上访时，被当地政府强行带回，关在精神病院20余天，被迫签下永不再访的保证书之后，才被放出。正是由于农民正常上访过程存在太多的问题，才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大规模集体上访事件出现。
四、大众媒体对农民利益表达具有选择性
我国媒体大多是商业性的机构，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所以通常会选择性的对农民利益诉求进行宣传。大众媒体主要对能使社会产生较大影响，能引起大多数人关注的事件进行报道，这也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利益表达过程的偶然性、临时性和不规范性。当前，大众媒体最重要的市场就是网络市场，然而农民群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网络知识更是匮乏，加之农村地区网络很难普及，所以通过网络这一重要的传媒对农民利益表达进行宣传更是不现实的。
针对我国农民利益表达过程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现实有效的解决对策，预防和控制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
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民组织。虽然我国曾先后出现过农民上访组织、农民维权组织等具有一定政治意义和用途的农民组织，但其实际作用却很小。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农民上访和维权组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政治运行中，完全可以代表农民的利益诉求。我们可以对照西方国家的上访维权组织，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的，能够代表我国农民利益诉求的上访维权组织。
其次，加强利益表达过程中农民的话语权。增加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民代表的比例，严格按照城市和农民实际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在生产、生活水平较高的东部农村地区开展试点，逐步向偏远地区发展。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农民群众可以及时提出自身的发展要求，避免不利于农民发展的决策产生。
第三，培养农民自主的利益表达意识，加强对农民理性利益表达的教育。①我们要在农民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权利观，使农民群众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面对，并且有能力通过正确的利益表达渠道解决问题。
最后，要加强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作用，保障农民的基本知情权。大众媒体可以在短期内传播最直接、最具影响的信息，为农民群众传达快捷的信息，开通高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此，应继续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加大对农民、农村问题的传播投资，使农民利益表达过程更直接，更透明，推动农民合理、合法化的利益表达。
农民集体上访事件数量居高不下，规模也日益壮大，给我国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集体上访事件，首要问题就是增强农民自主利益表达意识、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在政治运行上给予农民平等的待遇，在政策研究过程中顾及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给农民群众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等等，避免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的出现，进而在农村社会中构建一个和谐的政治参与环境与理性的农民政治参与群体。
参考文献：
[1]郑卫东.透视集体上访事件中的村民与乡村干部[J].青年研究,2004,（3）
[2]谭三桃.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妇女的政治参与：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学术论坛[J].2010, (1)
[3]石远福.处理农民集体上访的方法[M].领导科学，1994.
[4]杨蓉.城郊被征地拆迁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的社会学分析?[M].南京师范大学， 2007.
[5]薛艳.失地农民集体上访的动员方式[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6]李韦韦.集体行动的实践：农民集体上访的社会学分析?[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8
【关键词】农超对接；平价超市；绩效评价
1.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平价超市现有消费群体的问卷调查，根据顾客关系质量营销因素构成及其作用机理，从消费者角度探讨农超对接以平价超市这一具体形式在现实市场中的施行效果，通过绩效评价对目前施行方案中的缺陷提出针对性改进方法，从而更进一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为平价超市模式在全省范围内的推广提供策略建议。同时，目前有关平价超市现状的研究理论寥寥无几，因此对农超对接在平价超市施行效果绩效评价将具有一定研究意义。
2.国内研究现状
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针对各地区案例研究中的绩效评价方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多从农超对接整体宏观角度出发，对具体实行方案及效果进行目标、情况、意义方面的评估。如宋福生（2011）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超对接”效果评价体系初探》一文提到，“农超对接”效果评价体系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和做大做强；二是“农超对接”效率；三是“农超对接”社会影响。而对平价超市的研究大多落在其经营模式及如何扩大惠及面上。刘兵（2011）在《平价超市未来之路》一文提到，平价超市虽然能解决一部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但是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商品目录，也没有明确的扶持政策。因此较少学者将研究落实到“平价超市”这一具体施行平台，研究角度亦罕有从消费者出发。
3.研究设计
3.1 研究模型
本课题借鉴顾客感知的消费价值、关系质量、品牌资产等相关理论，结合平价超市经营特征，以顾客对平价超市的满意度（cs）、忠诚度（cl）、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三个方面评价平价超市经营绩效，针对现有顾客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绩效评价影响因素构成及影响大小。而本文集中探讨从潜在消费者角度出发的平价超市施行绩效评价。
图1 针对潜在消费者的推广策略模型
3.2 调查方法
3.2.1 问卷设计
在文献研究及对专家定性访谈基础上设计本文研究所用调查问卷，探讨分析未光顾过平价超市的消费者对平价超市的认识、对农产品信息获取渠道以及对平价超市产品购买偏好。
3.2.2 调查范围与调查对象
本文随机选取广州市天河区新供销百合超市、越秀区兴安平价超市、海珠区小鲜驿站等5家平价超市两百米范围内路人进行调查。
3.2.3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100份，有效问卷98份，其中仅有21人曾经光顾过平价超市，77人从未光顾过平价超市。因此，本文集中分析潜在消费者对平价超市的印象，及其知晓和了解农产品的渠道，从而对平价超市营销推广方面提出建议。
4.数据分析
（1）下表将统计出潜在消费者对平价超市各个了解程度及消费意愿程度的频数。初步了解其对平价超市的印象。
由表1可知，被调查的人群中对于广州市平价超市处于完全不了解和一般了解的人占比较高，因此超市宣传力度有待提高。
表1 对平价超市的了解程度
数据来源：问卷整理
表2 对平价超市农产品的消费意愿
数据来源：问卷整理
由表2可知，表示对平价超市光顾消费意愿程度不高的消费者所占比较多，原因将在下文进一步探究。
（2）接下来，我们从信赖度、便利度、安全感等方面对消费者对平价超市消费意愿程度不高的原因进行探究。最终发现，对比起时间是否方便、地点是否便利等因素，信赖度是影响消费者在平价超市消费的最重要因素。
表3 对平价超市的信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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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对平价超市农
产品价格的看法
数据来源：问卷整理
表5 对平价超市农产品质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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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3数据发现，67.6%的人对于平价超市值得信赖表示不同程度的不同意或者持中立意见，由此可知信任感是导致民众不愿光顾平价超市的重要原因。而导致民众对平价超市信任感不足的因素我们将在本文继续探究。
（3）通过剖析组成因素，我们继续探究潜在消费者对平价超市信赖度不高的原因。
通过表4，我们发现对农产品价格是否合理持相反意见的人群比例相当，一方面可能是每个消费者的标度不同，一方面可能是平价超市的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且本来价格较高，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表5说明48.1%的潜在消费者对平价超市的农产品质量持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对信任度影响较大。我们猜测其原因是农产品确实是没有保证或者是调查对象并不了解，但具体原因仍需探讨。
表6 对平价超市农产品来源安全性的看法
数据来源：问卷整理
由表6可知，潜在消费者对平价超市来源安全性信任度一般，近一半受访者对评价超市来源安全性持不信任态度。因此，此因素对信任度仍有一定影响。
5.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潜在消费者对于平价超市的了解程度并不深、光顾意愿不高，而阻碍潜在消费者光顾平价超市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信任感不足；（2）从价格、质量、安全性三方面对信任感不足来源进行探究，我们发现平价超市的农产品留给潜在消费者的印象除了价格便宜外，没有明显的关于产品质量及来源安全性方面的描述。
5.2 建议
（1）保证农产品的质量达到无公害标准，标明农产品的来源，让顾客放心，增强顾客的信任感；（2）利用自身的依托政府平台的优势，结合政府政策推广的媒体报道宣传，进行口碑营销，建立起平价超市价廉、质高、安全的形象，提高消费者信任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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