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时间：2023-12-29 17:08:23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1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2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政治经济学既不能抽象地、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机械地、牵强地联系生产力和经济运行来研究生产关系，而应当在以一定生产力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客观地、科学地研究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只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结果，而不是一定生产方式的前提或根据。并且，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或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正面”；二是人们在产品分配上的社会关系即分配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背面”或“反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武，一方面表现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因而属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不构成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绝不能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去研究从而以生产关系的研究代替与取消生产方式的研究。换言之，政治经济学不仅不应当只研究生产关系而必须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应当突出生产方式的研究并确立生产方式的统帅地位，以生产方式的研究来驾驭生产、交换、分配诸关系的全局。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3
【关键词】区域调控法 转型综改区 治理能力现代化 科学调整
【中图分类号】D922.299 【文献标识码】A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历史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理念，对于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科学调整在现代化治理包括区域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大前沿课题。本文从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中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尝试论述区域调控法律制度如何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科学调整。
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中的区域经济调控问题
关于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山西作为改革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要想走好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新路，最便捷和可行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转型综改建设成为包括山西在内的资源型地区省份的首要问题，也被地方政府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关于区域经济调控问题。地方政府为改善国家范围内经济的空间结构所制定的公共干预的准则及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共干预行为，它的作用对象介乎于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之间，属于区域经济调控的基本范畴。换句话说，区域经济调控成为宏观经济调控间接作用和影响到微观经济领域的关键环节，可以有效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①尤其对于解决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地区倾斜政策所带来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重要问题，区域经济调控更能最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因此，科学界定和规范宏观调控法和区域经济调控法的界限和区域经济调控的职责范围，更显重要。②一般来说，区域经济调控主要表现为科学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合理促进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以及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因此，正确处理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区域经济调控的关系，有利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区域经济调控主体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主要采用包括规划与产业政策、财税和金融等间接调控的方式，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调整和促进作用。③
关于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与区域经济调控的关系。区域经济调控理论为转型综改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转型综改也为区域经济调控实践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思路。连接两者的纽带就是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客观实际。山西省作为区域经济调控的主体，面对能源和资源大省的基本实际，要实现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向经济大省乃至经济强省的快速推进，实践证明，盲目照搬外省乃至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不可取。马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审议报告时提出，山西省要按照国家总体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一方面，坚持“以煤为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更加安全、清洁和高效的煤炭产业链;另一方面，坚持产业多元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升接续替代产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促进非煤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产业经济整体均衡发展。要实现这些转型综改建设目标，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要在宏观调控法的指导下，认真调查研究山西地区的发展实际，科学运用区域经济调控权，推动区域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区域调控法的宗旨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区域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需要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真正统一起来，使法律实现宗旨和价值。
区域调控法的宗旨。区域调控法，也叫区域经济调控法，区域经济法④，是国内经济法的分支部门法。区域调控法的宗旨就是区域调控法要实现的价值和目标，一般来说，就是要规范和保障区域经济调控行为，预防和克服市场失灵，实现区域经济总量的均衡和结构的优化，实现区域经济范围内物价平稳、就业充分和收支平衡，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增长，协调和解决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国家能力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包含国家社会关系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因素。⑤而国家治理能力与专制能力完全不同，后者中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相分离，国家治理行为与可持续发展无法保持竞合。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和社会彼此间的契合程度相关，两者的契合度越高、越广、越深，则国家治理能力就越强。同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为共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国家治理行为的民主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过程。根据政治学理论，国家机关要形成和追求特定的政策和目标，必须要由社会及公私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来达成，换言之，国家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不能像以往一样独立于社会或整体的制度环境，而要与社会整体制度相互契合和沟通。这一点，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秩序。其中，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核心价值和内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体现。换言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通过治理行为的民主法制化和科学化，推动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有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中，标准的核心是制度改革和创新，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下，法律制度尤其是经济法律制度的改革创新，尤显重要。而法律治理能力的高低，应当取决于法律制度的科学决策、有效执行与制度运作能力等因素。
再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体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更需要通过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科学化等途径，运用多种手段和渠道来实现。
最后，从调整和维护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区域经济调控法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是区域经济法宗旨得以实现的有力支撑。在对区域经济进行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区域经济调控法律制度来运行，这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区域经济领域的要求和体现。
区域调控法对山西转型综改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调整
在我国，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区域经济调控，归根结底，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是启动和制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区域经济调控有关问题是经济学和法学共同研究的重点课题，只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不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整体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即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而进行的旨在设立、变更、终止经济法律关系的行为。区域经济调控法科学调整转型综改建设，具体而言是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尊重市场本位的前提下，合理划分经济管理职能，运用法律制度规范政府综合运用区域规划、产业、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以及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本地区的市场进行区域调控和微观上的规制，从而把区位优势、产业改革和经济长期发展目标有机衔接，表现为一种带有预见性和规范性的事先调节，并且对一些市场失灵行为给予事后规制和利益弥补。
实践证明，转型综改区通过实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提升区位优势和推进产业改革，以及统筹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作法，需要区域产业规划、区域财税调控和区域金融调控等法律制度对转型综改建设中的政府经济行为给予科学调整。
区域规划与产业政策法律制度的调整。第一，转变投资模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投资管理模式，确立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通过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投资行为。
第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有序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同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权力、决策和监督等机构，并形成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⑥，改革国企管理人员和职工收入分配、福利待遇等制度。
第三，以能源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从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入手，科学规划煤炭行业发展，积极保护矿区生产作业安全，规范煤炭等能源安全生产。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试点制度，以动力煤为试点，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区域财税调控法律制度的调整。第一，加大政策支持，形成科学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加大对转型综改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以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支持经济转型。重新调整煤炭资源城市的市级财政，完善自我积累机制。完善地方税收制度，扩大财政收入，加大财政投入，利用专项基金和开发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从财力上确保转型综改建设取得成效。⑧
第二，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地方政府应当运用区域财税调控法律，积极整合和建立现行融资平台及其绩效评估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切实、有效的资产重组和后续管理机制。同时，规范地方政府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运用风险隔离带，免除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⑨。同时，构建融资主体约束机制以及责任倒追机制，完善债务偿还机制，防范融资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第三，尽快制定煤炭清费立税规范性文件，健全资源税构成要素制度改革。按照清费立税的规范要求，全面清理和取消涉煤不合理收费项目，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由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容易产生税负转嫁问题⑩，因此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可能出现、增加的资源税负通过产业链向区域经济其他部门传递，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继续推进“营改增”。以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目标，扩大地方财政流程比例，加大增值税、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的返还比例，推进“营改增”，降低转型发展地区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区域财税调控制度，通过精简增值税税率档次、进项抵扣项目的调整，充分考虑地区和行业间差异性，避免新税制带来的行业税负不公，注重“点面”结合，稳步推进，促进与国际税制管理的接轨。
区域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调整。第一，科学规范和创新银企对接模式，加大直接融资比重。要及时出台金融法规和政策，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循环经济产业、旅游业、信贷产品创新、实体经济发展等信贷政策指导意见，加大区域金融调控法律制度引导，科学规范银行和企业多种模式对接，扩大融资总量，重点支持转型建设项目。
第二，健全区域金融调控组织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格局。支持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广泛吸收民间资本投入，鼓励和引导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组织支持转型产业发展。
第三，加强和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力度，发展全方位服务转型综改建设的普惠金融体系。发挥区域金融调控法律的综合评估导向职能，加大对涉农贷款和新兴企业贷款支持力度，重点培育和支持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优化金融机构，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促进转型综改区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第四，优化金融环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金融机构要密切关切转型综改过程中潜在的各类风险，利用各种科研手段加强市场分析研究和信息监控，准确把握传统和新兴产业经济运行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在资产风险分类、准备计提、损失核销等方面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为转型综改建设打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综上，区域调控法对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的科学调整，就是要规范利用区域经济调控法的多种调控手段，促进山西省摆脱资源依赖，利用区位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等，通过产业转型实现产业多元化，通过多种途径发展非资源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确保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果。从法学和经济学层面分析和研究如何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转型综改治理体系，将解决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利于促进转型综改建设中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并对其他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
【注释】
①董玉明：“区域经济法律调整的二元结构解析”，《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董玉明，段浩：“论宏观调控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调整”，《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段浩：“区域经济调控权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徐孟洲：“论区域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
⑤彭博，杨志军：“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家自主性与治理能力重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⑥⑦杨紫@：《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6～137页，第540～541页。
⑧刘志明，张鹏F：“煤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⑨周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状、风险与防范”，《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4年第2期。
⑩黄燕芬，辛洪波，丁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研究”，《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6期。
刘燕：“基于税制改革创新的角度探讨‘营改增’的意义”，《财经界》，2014年第5期。
方瑶：“关于金融支持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调查与思考―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金融》，2013年第11期。
傅永贞，卫晓燕：“金融支持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升级转型探析”，《西部金融》，2013年第11期。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4
关键词：经济管理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 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制约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展开，大量的适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条例相继出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概述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内涵
经济管理自治权在有的教材中被称为经济发展自主权，。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权”字，“权”可以解释为权利或者权力，是以义务或责任相对应的概念，在这里一般指权力，是法律赋予一定主体行使某项职能的依据，其外在表现为某种职能，内在是一定的法律依据，经济管理自治权是一种经济权利，是多民族国家依照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的，少数民族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法律依据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些依据是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权力来源和法律保障。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2.依据自治条例
主要是依据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条例和自治县自治条例
3.以政策措施作为补充
除了自治条例以外，有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存在许多优势，但同时存在许多不足。
(一)政府行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1.行政效率有待提高、行政管理尚待完善
2.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认识有待深入
3.各项政策有待于更加深入开展落实
(二)贫困问题与扶贫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有其深刻的根源，更有其特定的机理特征，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的资本也不足。
虽然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中有关于扶贫的规定，并且各地也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扶贫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并且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贫困问题和扶贫问题是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一个问题。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问题是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种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的储存量也很大，但人均获得量还是严重不足，所以矿产资源开发后的补偿问题必须严格对待。
(四)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原生态自然风景区，对于这些地方的保护尤其重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方都存在污染现象。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也有补偿机制，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
（一）充分实施经济管理自治权所需解决的问题分析
要合理定位 “民族乡”的角色，要加强科学研究，要抓住各种机遇，要认清客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要认清客观的各种制约因素，要认清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差异。
（二）充分实施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方法
1.完善宏观经济环境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宏观经济环境良好，但这个宏观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还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和完整的修复，将极大的影响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微观经济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正常运。
2.消除市场制约
政府要主动管理市场经济，但不能强行干预经济的运行，而应监督市场的发展，引导市场向着良性循环的结构发展，消除市场制约现象。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自治州政府之间、各自治县政府之间以及县与州政府之间要相互协助和配合，不能相互排斥、相互设置障碍，要共同努力为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3.注重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有其客观必要性，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各种环境问题，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在此情况下，必须充分调动当地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的观念，加强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将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
4.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做到确定可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选择适合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并选择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部结构，统一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总结
充分分析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充分论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解决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开发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使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经济管理自治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发展形势下与贵州省客观实际相结合，也是贵州省经济腾飞的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1]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2]宋才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宋才发、潘善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及其法律保障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高韫芳：《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第12页。
[5]韩彦东：《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第51—64页。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自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它看作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制度创新与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绝不只是单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经济改革，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因此，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转轨，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这种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分析具有更科学的解释力与指导力。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绝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物质生产方式方面，要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而全面实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废除国有国营制度而实行企业自主经营制度，从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社会生产方式方面，要从公有制一统天下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形式转变为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新型公有制形式。生产关系方面，要打破以往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逐步确立自主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管理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突破单一按劳分配格局，逐渐形成劳动、资本、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型分配制度。上层建筑方面，要推进宪政改革，确立与保障公民权利，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方向既不是走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实行市场机制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机械“对接”的改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全面构造以市场化的生产方式为核心、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以民主法治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6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学说及科学世界观，是破解经济现象异化逻辑之历史根源的真正“实证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提供了极具超越性和前瞻性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当前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彰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价值意蕴，又为深化和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充分肯定和发展资本与市场，积极探索释放资本与市场活力、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引导资本与市场回归新制度安排和动力机制，最终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的客观必然要求，也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中国道路
现代中国正在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美好生活的新征程，这是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探索和实践。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日益为新时代共产主义实现的新形式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制度规划。改革需要价值引导，以此凸显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彰显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本色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直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现实和重大问题，尤为迫切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精神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深入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底蕴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义不仅仅体现为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着眼于构建另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基础上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
1．破解“资本统治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与劳动的真实历史关系的澄清，破解了“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神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不断造成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②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得以真正洞悉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质。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政治经济学家构想一套先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公式”不同，马克思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得出科学①。马克思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自我认识的科学，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②。18世纪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和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都力图寻求一条通往人类幸福和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圣西门把工业化生产和劳动视为解决工人贫困的根本手段，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主张。他把以改善人类命运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看作其全部学说的旨趣。傅立叶推进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认为劳动本质上应满足人类欲望的乐趣，提出了以协作合作社彻底解放人的欲望的构想。欧文通过废除私有制度建立共产制度作为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核心。总体观之，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论断有着惊人的预见力，他们都把实现公共幸福和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学说的核心旨趣③。但是，他们都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上来看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造成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没有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上升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实质的问题上，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普鲁东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伪善性，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现实中的形而上学，力图挽救政治经济学，并且最终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但是，他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陷入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成是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论表现④。普鲁东看到了以研究劳动和交换规律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陷入用资本自身批判资本的理论悖论。他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本身应该被消灭的资本⑤，没有理解私有财产对人类生存的积极本质，没有看到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普鲁东看来，劳动的价值与资本生产一样，都是一种“虚构”。他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切元素，劳动是使事物之间的价值可以彼此通约的工具。马克思提出了与蒲鲁东根本不同的劳动观。“劳动本身无价值”是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根本态度。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自然力即人类劳动力的表现，他进一步思考:为何劳动从作为人本身的自然力变成外在于人自身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涉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部批判的核心。“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劳动看成价值的唯一源泉，把一般劳动形式作为价值的源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抽象性，即把一切具体劳动的规定性抽象为交换价值。“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抽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固定了。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⑦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本质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普鲁东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专家。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蒲鲁东等法国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非历史性理解，即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这种理论态度反映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正历史起源，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工资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态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问题和核心要旨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破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探求解决工人贫困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历史道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及其所承载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思考，“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①。破解以往旧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即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研究去寻求。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统，他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一种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这也必然决定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是站在辩护资本立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为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把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和剥削关系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因此获得了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先天话语权。
2．解蔽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真正“实证科学”破解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认清资本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实质，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一场自我革命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批判，也不是直接面向社会历史本身的现象学还原，而是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呈现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门真正综合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把政治经济学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政治经济学用经济范畴把握经济事实，经济范畴只是生产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运用经济范畴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把资本理解为“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被经济范畴完全遮蔽。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其特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用生产方式这把钥匙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秘密，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的真正实质，破解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形而上学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范畴作为全部学说和思考问题的先验假设，马克思把经济范畴“作为生产方式的结构、层次和领域严格的确定下来”②。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本质和“观念实证主义”实质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性超越，真正破解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实证主义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日益被资本所殖民和同化，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已经被资本建构起来的市场意识和货币观念所统治。“观念实证主义”已内化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中，成为不可攻破的堡垒。资本具有个性，而人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逻辑”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极其明白和合理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把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看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观念实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它的核心要义是:揭示隐匿在经济生活背后的神秘面纱，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破解“观念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构建真正符合人类生活本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人的感性的彻底解放，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是被资本和货币建构起来的冷冰冰的经济生活。真正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个性应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深刻剖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经济范畴规定经济生活、用经济生活规定全部社会生活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①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方法论根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和抽象思辨式把握(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破除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变成可以理解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被全部揭示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变得简单明了，而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之所以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于:政治经济学只考察社会整体的相对独立的部分，而作为历史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把复杂的整体本身作为对象②。阿尔都塞认为，把认识的对象等于现实存在本身和把历史科学的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把社会现实等同于主体的想象活动恰是思辨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同时批判了以上两种看待历史现实的理论态度。“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③。与普鲁东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重新加以拯救，也并没有重新创立一门新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只能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真正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真正破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一定经济社会形态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本身只有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批判、否定和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从破解资本对劳动抽象统治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正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二、社会主义的转型与过渡: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直面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秉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探索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形式。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背离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思考的根本原则，而是为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除非社会主义描绘出主要的制度工具，运用这些工具能量可以被塑造、被传导;除非注意到剩余的抽取和分配方式、经济和政治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体系的内容，否则，对社会主义做出估计是毫无意义的”④。在新时代条件下，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探索共产主义新的实现形式和坚守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时代要求。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人士极力诋毁共产主义。他们提出告别共产主义和拥抱资本主义的口号。现今，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的左翼学者们仍继续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形式，这种共产主义将不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形态至今仍未真正形成。一般来说，可以用“后共产主义”来标示以上两种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探索及其共产主义本质精神的回归。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脱离资本主义现实运动抽象谈论共产主义的未来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解体和失败为共产主义未竟的事业增添了沉重的历史负担，但也为共产主义新的实现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和机遇。基于此，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急需转型和变革。后共产主义时代转型和变革意味着真正回归共产主义的价值旨趣:超越资本逻辑。当今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形式(政府主导)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代言人声称，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变革转向市场和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意味着共产主义全部危机的征兆①。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恰恰体现出了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创新，这为共产主义的原则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②。在探索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机制方面，西方左翼学者从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和政治民主(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展开了有益探索。正如拉克劳•墨菲强调:“政治空间的扩大和避免权力集中于一点，是每个社会真正民主变革的前提。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③
拉克劳和墨菲试图把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路径归结为激进的多元民主计划，这种激进民主计划充分利用国家对市民社会领域斗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民主规划和政治领导，极力消解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同时，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坐等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经济实证主义消极策略。总体而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现策略大大推迟了国家作为政治职能消亡的日期，其学说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复杂性，这势必影响作为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反抗资本逻辑的具体斗争策略。政党政治和政治民主成为他们思考社会主义实现策略的根本逻辑，这从其书名《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便可体现出来。与之相反，市场社会主义提倡者极力倡导经济民主策略。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路径归结为经济领域的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即对经济产品实现集体统一分配。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不在于政治民主的缺失，而在于经济领域的无效率，进而导致集体控制和分配产品行为的失败。他们极力倡导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中。“改革的利剑更多地指向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政治民主进程，而不是经济方面的非集权化和市场化。同时，这些国家向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痛苦转折，将被笼罩在追求民主判决的玫瑰色彩的碎梦中。有效的改革必须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是外部的基于了历史经验的经济分析，一是内部的、基于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对于个人的激励。这两个基础意味着，它们作为对立物只能存在于政治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混合经济中，这种混合经济的合理性在政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中是没有疑问的。这两个对立面相互结合的节点，恰恰是改革所要关注的焦点”④。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基础性研究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以来，同志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任务。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重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联系当代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现实国情，加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性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创新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对于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来说，基础性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确立首先就是建立在其基础性研究成果之上的。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揭示、对货币本质和价值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的科学说明，为无产阶级彻底告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今天仍然是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科学、最具有说服力和最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分析工具。同时，它也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探索如何建设各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基础性研究的分野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分水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理论体系。它既包括着逻辑意义上的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也包括着历史层面上的规定性与演化性。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在于，前者注重从现象的分析和动态的演进中揭示其多级本质，而后者则注重现象、静态和短期的规律与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其核心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决定了本质经济学在其中的主体地位。西方经济学主要将表象经济学作为研究视角，这决定了其在历史的演进中需要不断的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和修补。这一方法论上的分野，使得两者关于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直接体现为社会制度的抉择。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方法论出发，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
基础性研究为一般理论提供方法论的基础，是思想理论争论的前沿领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指导性。在经济学说史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攻击一般都是从基础理论下手的。例如用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取代劳动价值论；用自私经济人论取代利己利他经济人论；用一般契约论模糊雇佣劳动论；用资源稀缺、资源配置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用资本家的节俭、节欲论来掩盖资本积累的本质；用价值转型问题来质疑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平均利润率理论；等等。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底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就会大行其道，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经济观点和经济政策，就会远远地脱离经济社会的实践本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学者奉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委托―人”理论为圭臬，以“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为名，实质宣扬“资本家的企业理论”，以此论证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私有企业的高效率，而全然不顾西方社会中私有制企业委托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给我国的公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针对不断发展的现实加强基础性研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原；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上不断发展和创新，用新的理论工具分析、阐释新的现象和问题，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改革实践。总之，只有重视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才能有效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质疑，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中国答案，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的问题与目标指向
近些以来，我国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相结合等一系列难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宏观、中观和微观的高效结合等还没有彻底解决好，但受西方经济学“黑箱”理论的影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公有制内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形式、“自由人联合体”的论断，导致对公私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或劳动关系还缺乏具体而科学的分析。就连以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要不要这类理论和政策问题尚有激烈的争论，说明我国在学理面和政策面的基础性研究不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加强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交流和博弈，并研究如何通过宣传教育来逐步占据社会主流和实际指导作用，并通过批判性创新来把实践经验科学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概念体系、话语体系、规律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具有原创性和r代性的话语、概念和理论，这些都是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成果。不过，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结构在构建过程中存在着分散性和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建立，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化。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范畴还需要进一步抽象和概括。马克思运用逻辑抽象法，抽象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发展作了深刻而科学的揭示。而目前我国在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时，却缺乏这种抽象的概括。由于在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上，更多是来自于文件和时事新闻的表述用语，导致这种概括带有滞后性和总结性，弱化了经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把握能力。
其三，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各分支学科和专业方向上，还需要进一步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研究方法，发挥其全面统领和基础支撑作用。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假设和分析工具方面需要进一步创新，避免在分析复杂经济现象时过于借助一些含有片面性的西方经济理论。
基础性研究是理论体系的支撑，从根本上是为解释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服务的。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就是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就是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持续发展的目标。
基础性理论的创新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走向系统化和学理化，重点是要构建一整套的假设、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对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和经济规律作出说明并经受实践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重点之一是要在前提假设上不断总结、概括和创新，使之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体现出基础性效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包括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与需要双约束假说、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等，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同时可以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科学的诠释。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将来我国理论界可以在研究中不断提炼出更多适应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假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重视分析工具、学术话语的创新，要重视三类经济思想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重视分析工具的创新。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马克思关于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理论论述，尽管针对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关领域的现实，都具有具体性，但也有反映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只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对这些理论精髓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扩展，就能够很好地与各门应用经济学和交叉经济学进行理论互动，在共同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新概念和新观点。
学术话语是基础性研究的支撑点和核心点。时代在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也会变化，相应需要提炼出新的术语来界定、表述和运用。一般来说，每一门科学提出的每种新见解往往都包含该门科学的“术语革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过大量全新的术语，推动了经济学的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并根据现实发展不断提炼出新的、科学的、说服力强的术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许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地用术语科学地概括这些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重视三类经济思想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思想资源，简称“马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国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念。这是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思想资源，简称“国学”，这是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其中关于劳动、土地、人口、财政、税收、商品、货币、价格、资本和外贸等经济思想，大大先于和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是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源。三是国外各种经济思想资源，简称“西学”。它包括世界所有国家经济学研究取得的科学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营养。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x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程恩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政治经济学来源篇8
【关键词】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制度环境；经济后果
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是一个长期和广泛的现象，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现在中国的市场体制进化中的转型经济体中。西方研究学者Faccio（2006）认为，企业政治关联在经济实践中大量存在，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合法，对企业的内部的公司治理、管理模式、关系中表现出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了深入研究，（孙俊华等，2009）认为企业发展政治关系的目的就是寻求企业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分配，给企业的所有者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缺失和不完善，公司治理中委托关系不能有效解决内部的治理问题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企业一般积极寻找政治关联和社会关系来解决自身经营和发展中的困境，或者寻求新的机会，如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或者市场机制和法律保护难以发挥有效配置功能的环境下维护自身的利益。
一、政治关联的含义理论变迁
（一）政治关联界定
政治关联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当局的有关人士在政府机构曾经任职；或者这些相关人士与政府高官有私人关系，工作上的密切关系。（李维安，2010）这种界定主要视觉是现任的管理层中过去或者历史上是与资源的分配和权力持有者，或者与资源拥有者关系密切。其他的文献中关于政治关系也有不同的论述，如（罗党论、唐清泉等，2009）认为政治关系是指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的所有者（大股东）通过自身亲自参与政府机构的政策活动或者议政的权利而拥有的关系。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资源的规划具有不定性，政策的参与者能在制定过程中挟持自身个体的利益，从而影响政策的效用及特定的受益主体。
（二）政治关联的理论基础
由于企业政治关联的存在和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效用，其理论基础也有不同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社会资本理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体现出来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存在或潜在的资源集合，具体指企业拥有的政治联系以及企业通过关系网而获得资源优先拥有或者独占的权力。扶持或者掠夺之手是政府的目标和企业目标不一致而形成的有利或者损害企业经济利益的行为，通过形成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关系网络，企业可增加更多的收益或者获得优于同行的竞争优势，在政府损害其利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经济自由发展导致的不利经济后果。
（三）政治关联的分类
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构成有国有经济为主的国有控股企业（SOE）和民营经济两大部分，及其他经济主体。国有企业按其控制权主体不同，分为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控制和持股的央企和省级及以下的政府及机构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央企通常是大型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形式，无论是资产实力还是经营规模都比地方国企有竞争优势。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深化，一批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增强，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新兴经济领域。
具体来说，同为国有控股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维护自身集团和局部利益，中央企业扩大规模和战略重组布局中，同地方企业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同一地区相同行业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经营行业和经营区域上会经常博弈。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不能协调和解决时，企业会通过非制度方式，通过企业的政治关联来实现企业的目标。建立社会政治关联的途径主要有：一、企业可以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等政治关系渠道，与政府机构和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其二，运用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身份，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社会活动方式参与制定有利于本行业或者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实施重要影响。
根据近年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Joseph P.H.Fana，T.J.Wong，Tianyu Zhang，2007）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中关于CEO的政治关联，定义为公司管理层中有前任政府的官员或者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或者军队官员。由于中国政府机构拥有任命上市公司CEO的权力，CEO的政治关系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制度。据统计的790个公司详细的CEO和董事会的数据样本，从1993年到2001年间上市的公司，将最近全部IPO的73%的数据资料，表明这些公司中几乎27%的CEO具有政治关联。（罗党论，唐清泉，2009）专门对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公司进行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5到2009年中，民营企业中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是逐年增加，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也是在同步增加；同时论证了政治关系这种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取得额外收益的帮助，政府支持包括得到政府补贴、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以及投身于“暴利”的房地产行业。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主热忱于政治参与的背后利益动因。国外文献表明，企业与政治家的联系不仅保护了企业避免其被侵占的可能，而且这也是企业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的一个途径。
二、企业制度环境和背景
企业的各种行为必然受到当时的现实社会制度环境的限制和规范。企业行为与其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具有内生性关系。中国现实环境是市场化进程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垄断竞争的大环境下共同发展，国有产权的主体经济地位和制度基础存在，决定了非完全的市场化的资料配置机制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干预的历史传统依然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企业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大股东及其高管人员行为根本利益的最终体现，（Qi，2010）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关系是视为法律保护、政策稳定机制的重要替代品。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制度环境中的法律和政策两大要素具有不可预见性和非正常的一致稳定性。同时中国经济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相对巨大，在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省份或者地区，企业可以借助拥有的政治关系来应对政府的掠夺之手，特别是民营企业需要通过良好的政治关系来抵御政策偏向性和不确定带来的双重负面影响。（罗党论、唐清泉，2009）根据中国的民营企业研究的结果指出，在产权保护力度小、政府干预经济发展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认为企业政治关系可以作为免受市场机制和环境缺陷影响的有效替代保护机制，具有较强烈的动机与政府机构和高官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
Choi，C.J；Lee等（1999）国外学者从交易价格和资料配置的视觉分析，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统，企业的交易成本将十分昂贵，或者取得资源的成本巨大。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重要部分，政治关系在民营企业外部的各种关系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由于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以及过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环境因素和与企业政治关系的影响。
三、企业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
企业政治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在法律制度变化环境中利用其或者独特的经济资源或者投资机会，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在危机出现时，运用政治关系或者财政支持或者融资帮助。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
前者获得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获得垄断的资源和机会，在政策不透明或者制度变化，通常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地区，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一项有优势的资源和机会的交易成本异常高昂，使得企业的收益低于平均水平，或者无利可图。通过政治关系大大减少了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使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拥有优于竞争对手的经济优势。Claessens，Stijn，Feijen等（2008）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能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优惠的融资待遇，使得企业的负债率也相对较高。国内不少学者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导致的融资状况研究表明同样的发现，当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而言，企业政治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部资源，其为企业带来的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主要包括极佳的发展机遇（孙铮，2005），或者较多的银行借款及较长的贷款期限（余明桂，潘洪波；2008）。如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进入管制的行业，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和管制行业的渐进开放，先期进入的企业能够分得更多的实惠，带给企业巨大的增长机遇。正是由于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持，企业的业绩通常优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企业良好的盈利能力和社会声誉，同时促进了企业的市场价值提升和股东财富增加。
对于陷于财务危机之中的企业来说，拥有良好的外部政治关系，挽救和扶持企业的生存变得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在赋予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时候，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严重时候使得企业亏损甚至陷于财务和经营困境。如果拥有和政府机构及银行的政治关系，一般能够优先获得融资及财政补贴等支持，避免企业继续经营恶化。国外研究表明这些政治关系良好的企业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的途径（Shleifer and Vishny，1994）。Bertrand等（2004）证明了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上更能获得政府提供的照顾和帮助。
（二）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优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不断进化和改革以来，传统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体公司化改革，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基于传统的体制局限和所有权主体不明朗，国企虽然经历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产权改制，政府作为终极出资人，对企业的控制和干预并没有实证性的减少。从直接的行政管控到董事会控制和经理人控制模式转变，干预和控制方式逐渐市场化和政策化。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控股股东理论等，（潘洪波等，2008）新环境下政府干预行为主要体现为“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当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会与政府官员的任职目标发生冲突，政府通常运用其“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战略，最终会影响企业竞争优势。
对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国内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一种的观点，从整体来说，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具体分析高管不同的政治关联的政府背景后发现，企业具有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具有不平衡性和地区差异性，，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地域性比较明显，特别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和经济水平及地方财政目标的限制。（吴文峰等2008）认为，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后果，在政府干预市场严重的地区，高管地方政府背景能显著增加公司价值。而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具有政治关联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越能提高公司价值。主要因素就是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和关联有助于扩展地区经营规模，企业获得优惠的融资来源，和政策优惠及财政扶持。
对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司治理的基本建议：
（1）在企业制度规范和法律环境不断完善的转型时期，公司的经营业绩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良好的内部公司治理，外部约束机制不能正常解决公司困境时，借助于企业政治关联在短时期能够帮助企业脱离困境，但是同时也增加也给企业和管理层背上了增加企业预的风险，加大了企业的外部成本。
（2）现行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企业的经营外部环境是逐步完善。政府和监管机构主要目标是制定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制，合理引导和规范企业经营环境的外部框架，减少对微观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层的干预，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达到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无论是运用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在公平的市场规则下实施，有助于企业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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