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范文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三农"；问题；解决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要充分认识我国革命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为广大农民谋求幸福，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稳健发展。现阶段，我国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农民收入，农村民生逐步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文章围绕始终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站在现有的战略高度，"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要求这立足于我国国情以及农村的实际情况。除此之外，"三农"问题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然而，在当前社会建设过程中要考虑到人均收入、医疗卫生条件，其中农民收入是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仍未改观，然而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农民增收环境农民增收问题得到解决，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积极的开拓农村市场，改善农民生活，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局面。除此之外，"三农"问题它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之举。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要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执政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农民"三农"问题已经突破了经济层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重点围绕解决"三农"问题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经济战略的调整发挥农业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大力的培育主导产业，确保粮食安全，满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优化区域布局，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站在现有的农业经济角度，在推进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进而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实现增产增收【1】。

2"三农"问题的有关解决措施

2.1深刻理解内涵

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较为缓慢，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教育滞后"三农"问题仍然存在。目前，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要重点围绕功课，"三农"工作难题，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要深化"三农"工作，让更多的群众理解三农的丰富内涵。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进一步的深化了新世纪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围绕解决"三农"问题作出总的思路决策和目标要求，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树立全局观念，这样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开展的重点，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的重大战略任务成为惠民工程【2】。

2.2扣紧核心内容

"三农"问题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农民增收，需要紧扣核心内容着力建设持续赋予农民的长效机制【3】。为了进一步的完善农村劳动力，使更多的劳动力充分就业，加大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全方位的落实就业创业政策体系，拓宽人才渠道。对困难就业人员积极的帮助，落实六放政策，鼓励农民进行创业，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引导更多的农民进行合作投资，发展物业经济。重点做好被征地农民参与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企业在职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等，切合实际情况保证农民的生活水平【4】。

2.3寻找最佳结合点

强化"三农"工作需要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实现农村繁荣经济建设和谐农村进行结合，要坚持将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大力发展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促进高效生态农业建设，重点围绕提高农村产业层次产业水平为主，实现强村富民【5】。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型企业，以及农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实现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加工，妥善处理农村内部各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形成公平、公正的利益协调，保证农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6】。

2.4狠抓关键环节

实现农业快速发展和农村、农民共同进步，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推进五件实施建设。站在农村最紧迫农民最需要的事情做起，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环境差、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一系列的问题，加大农村道路硬化工程建设。此外，还需要大力实施农村教育培训工程，进一步的改善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条件，强化农村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7】。

3结语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2

“三农”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农民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低。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工作中的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打破，“三农”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

“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历来为我们党所重视。特别是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农”问题是什么

“三农”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民贫穷，主要是农民的创业能力低，就业渠道窄，非农收入少；农业不发达，主要是产业循环能力低，一、二、三产业脱节，工业和农业分离，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业链条短，农业效益不高；农村落后，主要是农村发展能力低，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当然，这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及二、三产业和城镇而言的。“三农”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决非是今天才出现的。古往今来，有许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站在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谋划解决“三农”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三农”问题在宏观层面上还仅仅是农产品的产量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过去经常讲粮食安全，不太全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吃饱饭，是1978年以后的事。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已经不仅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了，而是演变为以收入、消费、就业为重点，覆盖工农、涉及全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三农”问题。

把“三农”问题分开来说。

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穷只是表现，说到底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或者说是国民待遇问题，是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问题。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双重标准。而眼前农民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低。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尚未从根本上打破。

关于农业问题。农业是特殊产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既受土地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又受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受自然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受自然约束，是由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决定的，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农业投入不足，抗灾防灾的能力有限，结果一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就大幅度减产减收。受市场约束，是因为农业产业循环能力差，产加销分割，一、二、三产业脱节的问题较为突出，加之市场机制不健全，农业市场开发能力有限，大部分处在卖“原字号”产品的阶段，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差，结果一旦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就会出现产品卖难和谷贱伤农的问题。

关于农村问题。目前，农村相对落后，发展能力较低。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农村问题。未来的新农村（尽管是不断变化的）是什么样子？有关部门做过小康村的标准模式，叫小康示范村。但这种示范村花钱太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不是真正的发展方向。发达国家的农村，除了庄园就是乡村别墅。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如江浙一带的新农村，是按城市低标准的样子建设的。不管怎样说，有两条是肯定的，一是新农村一定要与城市相连接，尤其是与小城镇相连接；二是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我国人口多、土地少，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应该有一种新的模式。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城市差距过大，失学儿童较多，妇幼保健差，有病没钱看、因病致贫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农”问题当然远不只这些。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农民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低。影响农民收入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农民创业能力低，就业不充分。从农民本身来讲，主观原因是素质不高。但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大量的外部原因，重点是研究如何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并非我国独有，但在我国有其特殊性，这就是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形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期，更谈不到实现工业化，反而是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掠夺。这是新中国成立时接受的一笔最大的经济、政治、社会遗产。

我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长期、复杂、特殊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成因，最主要的就是同志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因此，“三农”问题要在短期内完全解决，是不现实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具体工作上就不存在问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的农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也确实有一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从思想认识上说，曾长期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认识不足，说的和做的有距离；二是一味要求“三农”作贡献，忽视对其大力支持与帮助；三是改革以后对“三农”的变化、取得的成绩估计过于乐观，对严峻的挑战认识不足。工作上也有一些教训：一是对“三农”取的多、予的少；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缺乏投资能力；三是长期城乡分治，农村难以得到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带动，更谈不到反哺。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三农”工作一个新的开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支农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这必将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历史性的机遇。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工作中的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打破，“三农”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版权所有

“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英国花了近百年，美国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既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国内“三农”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其重点是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不能牺牲“三农”利益，而是应该工业反哺农业。二是促进“三农”裂变，即大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分工分业的过程，就是“三农”裂变的过程。也就是说，要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裂变的说法或许夸张了一点，但比较形象。同时，应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三农问题;形成原因;对策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却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根本上也是农民问题。看待“三农问题”,需要既有时间意识,又有空间意识,时间上要看到改革开放年来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发生的巨大变化,空间上,要看到各地贫富差距还很大。

“三农问题”的成因

历史原因

一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三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政策原因

从发展上看,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后,出现了滑坡。一是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二是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三是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四是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五是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六是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七是税费体制不合理。八是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暴露。

.其他制约因素

一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以及农业结构不合理等都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自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不合理的负担过重以及深层次的体制等问题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市场衔接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三农问题”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决定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坚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最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益,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

.加快农民享受国民待遇的步伐

我国农村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有待完善,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截然不同。我国在实施全民医保以及在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的同时,要加快制定成熟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减轻农民负担

目前,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的隐形负担依然很大,特别是计划生育、宅基地等问题仍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县,这些问题仍然很严峻。政府应加快各项配套制度的完善,因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费改税等问题,主要还是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另外,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等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个方面,即良种基地的建设、农田水利的投入、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养殖等。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以增加农民收入。

伟.“三农问题”探析[J].企业技术进步,():-.

杨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4

摘要：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求农业也要实现现代化,8亿农民的增收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全部免除农业税后，虽然表面上会直接减轻农民的负担，但由于这涉及到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农业制度，废除之后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这又有可能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使三农问题更为严重，所以要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以便对今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也许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治本之路。关键词：三农问题；农业税；效率一、三农问题产生原因及免税后不良反应分析现代经济是生产力增长的经济，是农业小部门化的经济。农业小部门化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农业增长对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二是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系统总产出的份额不断下降；三是农业获取社会生产所需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25年间下降了一半，目前已降到不足15％。农业小部门化说明农业的“社会发展带动性”已被非农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所取代，农业的附属性增强，但农业的“生存保障性”却还没有其它部门可以取代。事实表明，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农业增长通常是缓慢的，但波动很小，而且在国民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引起经济增长受到较大波动时，农业增长往往还能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从而为系统维持稳定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和机会。因此，在经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对整个经济系统的作用是提供增长的基础，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保证系统增长的稳定性。由此可以认为，农业部门的“生存保障性”在经济工业化过程中转换成了经济系统的“增长保障性”，是系统稳定性的基础，其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同时，受报酬率递减规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影响，农业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受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农业资源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而外部资源却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进入农业领域。特别是中国农业发展还有特殊性，在可预见的将来，农业发展面临三个“不可逆”：一是人口增长不可逆，二是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不可逆，三是农产品(粮食)需求增长不可逆。这三个“不可逆”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这就使得三农问题长期存在,而且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有可能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农业的生产效率相对于工业部门来说不断下降，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就会不断下降，如果不加以保护他就会持续衰弱，那么最后萎缩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并且由于农业部门的生存保障性，对于维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具有稳定器的作用，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转移支付，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现阶段的支付能力有限,只能承担一部分费用,这就使得免交农业税会随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一)对乡镇和村财政及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影响税费改革以来，各地因减免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510亿元，2005年用于这方面的支出将达到664亿元。税费改革尽管有乡镇机构、农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财政缺口仍较大，乡村两级的财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正税除费”改革时，由于税率提高，农业税增加的部分留给了乡镇，受到冲击的主要是村一级。而免征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则彻底拆除了收费的平台，凸现出来的两大问题为乡镇和村两级自身的财力匮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问题。“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保证了教师工资的发放，但这项政策有可能将县级财政也一道拖垮。现在，乡村学校的日常运行费用、危房改造及历史债务的偿还等均没有着落。在我国目前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运作更多地是要求地方政府来负担，而县、乡两级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由于自身财政日益困难，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支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维护。(二)对村一级行政机构存在的冲击税费改革前，要完成农业税和非农业税费的“搭车”征收任务，单靠有限的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无法实现全面征收，乡村干部成为征税收费的主要力量。如果把他们算上的话，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收税队伍，也是税收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如果仅仅是减轻税赋，仍保留税种和税收任务，征税成本难以减少，乡村干部也得不到解放。免征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牧业税这几个税种，也就铲除了“搭车”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的根基和平台，免除了征税成本，把乡村干部从这一“中心工作”中解放出来，为城乡统一税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创造了条件，这一举措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得到了规范，农民负担得到了切实的减轻，税改使村委干部失去了的机会。但同时，村委会失去了筹集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一些村里的公共事务处于无人管理的荒废状况中，小学校舍没人修理，道路、水渠、涵洞无人疏通。如果税费改革的结果是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行，该履行的职能不再履行，该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背。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这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前各地普遍推行“村账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方式”。2005年6月初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中央再次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乡财乡用县管”的改革试点。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然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那么现在这种由“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财务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这种“反自治化”或“去自治化”的倾向，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衡机制的不足。(三)农产品价值链中高利润环节被垄断，免税后利益流向其它环节农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处在整个价值链的最低端,在农业生产中，农民只能参与农业生产链中增加值最低部分的活动——农田生产，而产前和产后增加值较高部分，却被权力部门垄断或被一些大型公司所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因为供货渠道和收购渠道单一。而且，农民只有生产自，而没有不生产自或者说退出的权利。即使无利或微利，也不能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所以即便免除了农业税，农民真正能得到的利益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和相应的部门加以保护，有可能全部转变为其它强势部门的垄断利润,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且当国家的监管比较滞后时,那么对农民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四)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许多地区都先后取消了农业税，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乡村两级收支不平衡，当年支出缺口巨大，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当前压力。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并不大，但这使得农业附加税征收没了根基，“三乱”得到了有效遏制。如果算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乡村两级每年可支配收入比农村税费改革前减少了约700亿元，而乡村两级的年支出有增无减，缺口可想而知。乡村债务越来越大，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严重不足，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压力。新乡村建设所需大量配套资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农民负担的重复压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农村制度创新和“三农”新政策的动力，我国新乡村建设事实上已由下而上广泛展开，但其资金必然要由农民负担一部分，这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农民负担反弹在免征农业税后有强大的反弹压力,如果国家不及时对相对应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免税后的农民的境遇还不如之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会是十分可怕的。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把钥匙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长期被阻滞在政策议程和政治制度建设之外。“三农”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凸显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诸如农村落后、农业停滞和农民贫穷问题更是从建国不久就已经显现，梁漱溟就指责城乡差别已经如同“九天九地”。但就因为特定的政治经济原因而未能进入政策议程或者未能列为优先地位，才导致解决“三农”问题长期没有进入高层视野。三农问题从制度的根本方面看主要是下面这三个问题。(一)公共决策的价值取向建国以来，虽然历届政府都承认农业的基础地位，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还只限于态度上。与工业的优先地位相比，除了围绕粮食产量引发的政策之争以及应急性的抗洪救灾以外，农业事实上是被排除在政策议程之外的。建国初期，我国仿效苏联模式采取政府主导下的赶超型战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工轻农的非均衡战略，是一种为了工业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下，政府不但利用价格上的剪刀差从农业汲取赢余，实行以农养工，还通过户籍制实行城乡分治，把农村和农民排除在现代化之外。在特殊的国情下，这一战略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实现了资本积累之后，应该及时反哺农业。遗憾的是，由于对发展和GDP的崇拜，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低的农业还是未能进入政策议程。希望在今后从中央到地方能形成一个正确的公共决策机制，以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二)对效率的强调压倒了对公正的追求建国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对效率表现出了强烈的偏好。从20世纪50年代的“”，到70年代的“洋跃进”，再到90年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贯穿始终的都是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成为社会的主导性逻辑之后，对公平的追求就完全淹没在效率优先的呼声中了。即使被誉为社会良心的学者也非常欣赏把蛋糕做大的说法，认为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所有目标群体都能得益；即使农民群体获利较少，但社会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却在增加。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多专注于GDP的增长，忽视了对公平的维护，主观上忽视了弱者的利益。(三)农民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的弱势地位一个阶层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对公共决策影响的力度。弱势集团不仅对决策没有影响力，在政策执行中也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鲜有的抵制也多受到政府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没有产生利益分化，但农民群体的利益始终置于支援工业的前提下，农民是事实上的弱势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严重，农民阶层在陆学艺所划分的十个社会位阶中仅居第九，占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比较少，是利益受损的弱势阶层。与其他强势集团相比，农民既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又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在体制内，农民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注：横向来看，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中，城市市民与农民的比例是4:1；纵向比较，从第一届全国人大到第九届全国人大，农民代表在总代表数中的比例由20%下降到8%。参见胡鞍钢等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部分第15页、16页。）体制之外，农民又缺少全国性的农会等机构来进行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这样，在公共政策的博弈中，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却被严重地边缘化了。所以虽然免除了农业税，但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且可以说，现阶段还只是在表面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还要看制度层次这三个问题的解决程度。免除农业税说明了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说明了国家高层对三农问题真正引起了重视，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工业现代化得到发展后，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如果不针对上面三个制度方面的不足去解决三农问题，不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去解决，即使国家财政对农民补贴再多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制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也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对粮食生产的重点地区（主要产粮区）、重点品种（如小麦、稻谷、大豆）、重点人群（种粮农民）免除农业税，进行补贴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把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措施，显然行不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少数人补贴多数人不现实。即使具有现实可行性，实行这种补贴也只会导致政府经济政策错位，似乎政府只是施主，单纯以国民收入再分配来拯救低收入的农民，忽略了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作用。所以政府的宗旨应该是运用经济政策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大面积地补贴农业生产，农民生产粮食和各种农作物的积极性会提高，产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低，结果是农民增产不增收。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即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而这个最重要的是真正地采取措施将本该属于农民的许多国民权利返还给农民。而我国现在制度方面的不对等，城乡二元化结构，以及建国以来实行的各种对农民歧视的政策都是在取消农业税后解决三农问题的绊脚石。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最根本是要消除户籍管理政策中歧视农民的做法，按照公平的原则，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认同进城农民工为城镇居民（给其以国民待遇），既是对现实的承认，也是城市作为带动农村发展的火车头的时代责任；农民变市民，是企业稳定员工队伍的重要条件，因而也是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就业、收入为依据申报城镇户口的政策，实现农民工向稳定的城市市民的转变；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例如，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使买房或租房不受户籍和身份限制，消除就学制度中农民工子女的户籍歧视，对农工民的社会保障逐步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等等，使城乡居民能够平等地享受社会福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用以城带乡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之后，我们许多地方官员认为三农问题已经在根本问题上得到解决，剩下的问题只是一些小的问题，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只有在制度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才可以说三农问题真正可以得到解决，而我们还任重而道远。三、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免征农业税后，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的村镇级机构的功能有可能退化，所以在这之后的三农问题需要更强有力和更关心农民利益的组织出现，要建立更为可靠，更积极的机制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下面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一)建立以县为单位解决三农问题的执行机制本质上讲，县乡两级政府作为政府的执行层是决策层的“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部分或全部地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在乡镇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又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对三农问题的实际运作应该“以县为主、统筹协调”。这在当前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村级组织和镇政府基本失去了原有职能,而县必然要接管,一旦这中间有真空地带,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必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县作为行政单位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自秦以来，县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行政区划。虽然朝代变迁，辖县的上级机构经历了郡、州、府、道、省，县本身却相对稳定。这种地缘上的稳定性为政府的实际运作提供了最稳固的社会基础，具有交易成本优势；县级政权作为实施政策的调控主体，在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和兼顾县、乡、村三个层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5年中央1号文件在把发展的目标定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同时，提出了调动农民群众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减免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对地方政府由于减免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安排专项转移支付，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这种制度安排显然充分考虑了县级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面临的财政约束，加大了对县级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激励。这种激励机制应该推而广之，贯穿于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全领域、全过程，并形成财政激励与政绩考核激励相结合的激励结构。其前提是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防止执行层对需求层的挤压。目前，决策层对政府工作的实际绩效的约束主要来自决策层对执行层的工作检查。理想的约束是形成需求层(也就是农民整体)对执行层的倒逼机制。毕竟，农民是政府三农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这有赖于决策层对其反哺供给信息的有效传导，取决于需求层在各种制度力量博弈中的能力结构。(二)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成立代言农民的民间组织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现阶段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对农民提出建立农会的要求，如果引导得当，就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行政体制进一步改革打好基础。分散弱小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正规组织，在正式政治舞台上，正当地表述自己的意愿，在利益攸关问题上对国家决策发挥重要影响，以与其他集团相抗衡，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为与市场经济多元化的经济格局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所需。中国社会客观上已经处于从工农、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过渡到工农并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发展阶段；农民已经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具备了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广泛产权基础；中共十六大形成的新的领导核心已经意识到“三农”问题的全局根源及“三农”兴盛的全局影响，并决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赋权于民众，促进民众广泛的参与，让增长的“繁荣”成果广泛为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的所有阶层所分享，是新世纪的世界性潮流。而这一要求在国家免征农业税后显得尤其紧迫，如果没有相应的代表农民本身利益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能通过顺畅的渠道达到国家上层，从而使得任何一项国家对农民有利的政策都会相应产生一定的时滞性（而这在我国现阶段的体制下是十分严重的），这样农民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公正。而只能使得其他利益集团以各种理由来侵占农民的利益。四、结束语要加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要看到它的长期性，要从农业的根本特点来看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在免除了农村的农业税以后，就认为三农问题已经解决，或认为农民的负担已经解除，而没有从农业本身的特点，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待免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影响。可以说免除农业税之后，国家在三农问题的解决道路上才刚刚跨出了有意义的第一步，但这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将来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势必会触及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利益集团（我国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许多场合都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利益集团有过论述）的既得利益，而现阶段可以说为农民代言的组织还没有一个也使得他们的声音不能穿过各个层次而最终达到高层。所以我们今后既要在财政方面给农民以补贴，但更要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真正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话语权，建立真正为农民争取利益的组织，才有可能使三农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参考文献：［1］于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N］.人民日报，2004-02-17.［2］王景新.村域经济转轨与发展——国内外田野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李树基.“三农”问题研究综述［J］.甘肃社会科学，2003，(04).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经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0-01

引言

“农民、农村、农业”就是通常所讲的三农问题。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第一产业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几年，中央更是明显加大了“三农”工作的力度，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一、“三农”问题在探索中前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和民主建政的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上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成为以后农村的主要问题。从1953年到1957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新的改革尝试：给农民自，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我国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非常成熟，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时进一步探索降低成本、快速实现目标的方法。

二、审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

1.农业具有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双重特性

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中，农业文明曾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农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和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当代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不断增加，农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似乎存在着不断下降的趋势。实际上，由于农业部门的特殊性，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不但不会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突出了。因为无论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都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

2.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始终都把农民问题作为一项十分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来加以对待。原因是在中国总人口中农民占绝对多数，农民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农民问题解决了，整个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3.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农村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农村社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农村社会经济保持稳定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局面。如果农村社会经济不稳定，那么整个社会经济就不可能保持稳定和发展，甚至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或倒退的局面。

三、“三农”问题的分析

1.“三农”问题的原因

“三农”问题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和技术原因又有制度原因。之所以难以解决还与农业产业自身的特殊性有关。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生产成果是由自然气候条件、农业生物生产力和人的生产活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

2.解决“三农”问题的条件分析

良好的制度对于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制度通过界定产权、确立社会交易规则、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规范分工与合作、塑造有效的经济机制、影响信息和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等形式，来改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状况，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良好的法制环境条件对解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现代商品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法制来维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条件，即使有一个好的制度，也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农村社会经济能否全面发展，还有赖于是否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条件。

文化环境条件是在社会经济的长期演进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而一旦某种文化环境条件形成，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依靠农民来实现，而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又是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当前的首要工作是要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其次是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利用相对先进的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来影响和诱导农业文化的变迁。

3.“三农”核心问题及解决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问题，必须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突破口来带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在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中，农业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农业问题解决了，才能够为其他问题的解决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主要应当从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加大对农业机械科研开发支持的力度，以研制开发出适应不同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需要的适用型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积极鼓励各类社会经济组织从事农机燃油生产供应、农机零配件生产供应和农机修维等方面的服务工作，保证满足农民对农机服务的要求；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和农机生产经营监督管理，保证农机产品质量和农机使用安全；建立健全农村的农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以提高基层农机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农民的农机操作使用水平，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必须大力推动外向型农业发展，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农业技术交流和农业生产合作，提高农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同时从多个方面进行考量，转变政府职能，做好服务强化管理，突出引导示范作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集约化经营。深化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制改革，鼓励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农”问题解决与否的主要标志是是否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来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实现农村现代化，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出现质的飞跃，工农矛盾和城乡矛盾才能够真正地得到解决。实现农村现代化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但是如果从发展的角度讲，其核心内容是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村管理现代化和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显然，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必须采取系统的综合性的措施来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就现阶段来说，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解决措施外，主要应当从改革和完善农村管理体制、推进农村工业发展、加快农村小城镇发展、搞好农村村镇发展规划与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全面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解决的难度非常大，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拿出多个富有针对性的措施，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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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2010.

[3]谭洪江.我国农业制度变革的根源与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02（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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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永刚，黄世清，张淑会.专家挣了钱农民增了收[N].河北日报，2002-10-16（7）.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6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

（一）中国政策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不均衡发展战略，不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发展不平衡的同时，也造成了行业的发展不平衡。建国以后，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不惜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两种形式，从农业中抽取大量的资金发展城市。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城市大工业，国家又不得不建立一套排斥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市二元结构态势逐渐明显。“城里人”“乡下人”两者之间逐步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城市、农村在政策的照顾和社会资源的占有上有了先天的不平等。

（二）中国文化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果非要对我国今日的农民进行褒扬的话，应该有两个词最为贴切：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听到“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甜”的苦训，他们为了生存，一辈子埋在土里，天天重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会仰起脸来看看前方，欣赏一下美丽的天空，他们经过千年封建思想的洗礼，已经形成了目光短浅、思想保守的典型老农形象。因而，二十几年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至今还没有把他们吹醒，一些腐朽的封建思想仍然束缚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三农问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解决“三农问题”要认清我国现在所处的阶段。从“三农问题”的成因来看，“三农问题”是政策性问题、是历史性问题，也是传统性问题，因而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应把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使之与时代的发展阶段相一致，与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做到与时俱进。

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是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更详细地讲是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业化中期，处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我们正在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由内向型经济向内外向型经济并举的方向转变，在社会文化方面，我们正在完成由单位制向社会制、由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变，因而我国正处在一个全面的转型期。

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阶段，才能全面认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才能明白为什么国家的财政对农业的减税补贴和国家保护价收购农产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现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转变的时代潮流。

（二）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转变农民观念，解放农民思想，并且适时地以法律作保障。新中国成立，已经有了几十个春秋，但是众多农民的思想仍然受到封建腐朽思想的束缚，不能全身心地融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他们的思想是苦日子忍着，穷日子省着，他们不敢去冒险，终日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敢去探寻新的致富门路，对他们来讲，省钱就是挣钱。因而，转变农民观念，使农民手中的钱流动起来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

其次，要解放农民思想，对于一些遗留的封建思想和农民的一些不良传统重拳出击，坚决制止，不搞形式主义。在众多地区，大办红白事的恶习没有丝毫改变。据调查在山东的某些地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人去世以后实行土葬，九十年代以来政府为了打击大办白事的恶习，强制火葬；可现在呢？当地农民接受了当地政策，亲人去世了，先拉进火葬场火化，而后再把骨灰带入村里，把骨灰放入棺材，进行土葬。较以前大办白事的习惯相比，农民还要支付数千元的火化费用，可政府为增加税收，对此视而不见，以至于大办红白事的恶习日益加重。因而，解放农民思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三）解决“三农问题”要大力兴办新型农业。众所周知，农产品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它有量大价低、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不易保存的特点，我国传统农业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特点的制约，因而打破这些约束，兴办新型农业，建立规模化、节约化、规范化的新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谈到新型农业，山东人都会想到山东的“菜篮子”寿光、烟台的苹果，等等。但是在山东还有一些贫困地区，他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展新型农业，现在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城里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九十年代中期山东济宁的金乡县开始大面积地种植大蒜，历经十年，金乡县的大蒜几乎已经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城镇的每一个餐桌，并且他们大量出口，远销韩国、日本，金乡县农民的年均收入已经从起初的几百元上升到现在的上万元。因而，兴办规模化、节约化、规范化的新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解决传统农业的消极特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它符合我国现在所处的阶段，又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应该是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四）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快农业信息化进程。十几年前，“要致富先修路”几乎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可时至今天，当众多省市的众多地区村村通公路工程已成为历史昨日话题时，为什么农民手中的产品仍然囤积粮仓，找不到出路？原因就是今天的产品不是运不出去，而是找不到买家。因而，与时俱进，加快农业信息化进程，建立联系地区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工厂的供需专网，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五）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快中小城镇建设。中小城镇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意义重大：（1）中小城镇有中间传导作用。它可以传递大中城市向农村的辐射，加大城市与农村的物质和信息交换。（2）中小城镇具有低门槛、低成本的创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在大中城市一个普通商铺大概需要资金40万元，而在中小城镇仅仅需要2～3万元。（3）中小城镇具有引导分流的作用。1978～1999年农村人口有1.4亿涌向城市，其中中小城镇吸收了8000万的农村人口，占了总数的60%。这也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战略。中小城镇还具有示范作用，是农村资源、人才的相对集中地。因而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加快中小城镇建设。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7

一、以邓小平为核的领导集体，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搞活农村，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三农问题面临的形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己实现了全面的机械化、现代化，而在这一时期，我国三农问题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首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民经济已频临崩溃的边缘，农村、农民处于极端困苦之中，当时农村有2.5亿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其次，农业生产中大集体的生产机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再次，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当时，我国农村经济局限于农业，农业偏重于粮食生产。农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情和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1)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重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几年里，我国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一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和赞赏。

(1)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针对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的壮况，邓小平认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

农村工作有一个因地制宜问题，“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1](P238)。邓小平的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农业观念，确立了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各业相互促进的大农业观念，为改变传统的农业结构指明了方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决定将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执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显现了丰硕的成果，仅几年时间，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农业方面的内部搞活取得了显著成效。

(2)发展乡镇企业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由此引起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如何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他说：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事实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中央对发展乡镇企业给予了政策、贷款、税收、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使乡镇企业以每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飞速发展，从而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新局面。

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人，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和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重视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强调要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立科技兴农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行农科教一体化，加强农村教育，用科技武装农民，注重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人，切实抓好农业科技攻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亲自领导和过问了一系列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如“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丰收计划”等。

邓小平关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的思想，对于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意义重大，深深影响着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认识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其思路和措施的着眼点在于改革旧体制，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搞活农村，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活跃农村经济。并顺应时代趋势提倡科技兴农，通过努力，在三农方面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也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承上启下地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举措。

在三农问题上面临的形势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因此，在这一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很大成就，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产生了一些新的与现代化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向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虽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提高，但农产品的流通和转化加工却远远滞后；在农业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忽视农业生产的苗头等等。

2.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三农”思想，针对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从而使我们党对解决5农问题作出了新的贡献。

(1)落实增收减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江泽民指出，“农民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加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

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江泽民多次强调要保证中央已有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及时到位，保证农民增产增收。为落实减负，自2_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试点，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通过改革，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2)建立健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江泽民认为：“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保护和补贴本国农业的法规与政策。我国农业还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更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我们也应该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90年代初步建立了农产品收购最低保护价，粮食专项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等。实践证明，这些制度的建立，对稳定粮食供求、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利益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继承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推动农业产业化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代表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为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的基础上，适时地总结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经验，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在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指出，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人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已使新型的经济联合体蓬勃兴起，使农户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更为明确，也使整个农村经济步人市场化运行轨道。

(4)强调科技兴农，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江泽民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的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广泛应用。“推进现代化农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农民要富起来，还得走科技兴农的路子”。

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农村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增长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这一决定，充分借鉴了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具体路径。

以上这些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对于指导我国的农村改革，实现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以及农民收人较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我国仍然实行向城市倾斜和向工业化倾斜的政策，受这种宏观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就如何搞活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人、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

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系统提出了关于解决“三农”的战略思想，将三农实践推进到全面解决的新时期。

1.新世纪初期我国三农问题面临的形势

进人21世纪，我国已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农”问题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难题。

首先，加人WTO以后，我国面临着国外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在规模化生产、集团性流通等方面都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严峻的国际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调整“三农”发展战略，要建立健全适应世贸规则的农业支持体系，提升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安全保障，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诸如，农民收人增长缓慢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城乡差距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人均耕地面积减少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以及生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了不利影响。

2.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针对三农问题的新形势和新情况，2003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重要思想。也采取了许多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反哺”思想

熟悉新中国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我国在建国后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客观地说，这种做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为实现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长期存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工业就得“反哺”农业。

目前，我国已进人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从国内实际看，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在经历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农业支持工业后，客观上需要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

基于这种情况，十六大已提出了城乡统筹的主张。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几年公布一号文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十一五”规划又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措施。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代表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重大变化。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重大机遇期的到来，表明党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安排，胡锦涛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主要丁.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用15到20年时间，让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使农民收人有大的提高，城乡收人差距明显缩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反映了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走向的根本转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体现了党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

(3)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增加农民收人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力争实现农民收人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中央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多予、少取、放活”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S的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策略。

多予，就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人，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少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放活，就是搞活农村经营机制，消除体制束缚和政策障碍，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激发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

(4)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2006年，我们党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并初步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思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发展现代农业的总思路，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_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一届领导集体关于“三农”的战略思想，集中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深刻丰富了我党关于“三农”问题的认识，具有要的理论价值。

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2004年至2010年，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軍:大举措。包括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制度；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加大农业投人；全面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等。这些支农惠农的政策和措施，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农业稳定发展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叶凤刚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篇8

一、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总体经济特征的必然选择

1.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水平的重要方式。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多农民，只有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了，才能让社会更和谐，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三倍还多，许多不利于农民的因素是农民增收困难，农民的贫困，使得社会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现在党中央大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给予农民的优惠政策，是农民能更好的增收，只有农民富裕了，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了，才更加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否则，只有城镇人口富裕的社会，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是一部分人的小康，大部分人的贫穷。

2.解决三农问题是由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经验得出的选择。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赢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二、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目前“三农”工作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此，总书记深刻分析了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农村安定和谐面临许多压力，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农村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的内在活力不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可能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产业断裂、城乡脱节，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影响到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实现。

3.抓住关键环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这五条要求，是党对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统一。根据这一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们要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把农民增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措施，把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把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推进和谐农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

4.牢牢坚持尊重农民意愿这个第一原则。把尊重农民意愿作为第一原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体现，也是从我省长期农村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要把农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造农民自主创业的宽松环境；要加强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要让农民知情，请农民参与，使农民认同，受农民监督，使建设新农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