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范文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1

关键词：环境正义 公平 和谐

中图分类号：X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111-01

正义是法的价值追求中的永恒目标，“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目前人类生存环境面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而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公平正义又是共同努力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在人类与自然关系发展和谐发展变化过程中，在人类面对生态危机寻求解决之道时显得尤为重要。

1.“环境正义”的本质和内涵

什么叫正义？通常是指事物以及事情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处理，即称之为正义。如果人们可以得打其应有的待遇，就被视为体现出社会正义。所以，对正义的具体理解可以看成是分配意义上的正义，严格意义的理解则是指承担与利益的适合。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环境正义的内涵是指一切人，不分时代、性别、种族、文化，不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享有安全、健康、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的权利，它包括生物性、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美学性及经济性环境。[2]环境正义要求上述权利能够通过自我实践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的方式，被自由地行使，藉此个体和群体的特性、需要和尊严得到维护、实现和尊重。环境正义的核心内涵即是环境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

2.环境正义的外延

一是代内公平（正义）。代内正义是指同时代的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以及享受清洁和健康的环境这两方面的利益都有同样均等的权利。它既包括一国内部人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也包括当代现有国家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代内正义既包括分配利用自然资源的公平、发展自身经济的机会公平、还包括对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公平。

二是代际公平（正义）。它又称为“世代间公平（正义）”。最早是由美国魏伊丝教授提出的。她从国际法角度提出的“环境的世代间衡平”理论，其中指出“作为物的一种，我们与现代的其他成员以及过去和将来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的自然、文化的环境。在任何时候，各世代既是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将来世代地球的管理人和受托人？[4]

三是生存正义（公平）。生存正义应该是人类得到一次次惨痛教训之后才发现的一种正义。它是指人类应当尊重其他各类生物种群的生存权利，寻求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群在同一星球共同生存的和谐与公平。人类要在对人的价值承认的基础上，承认地球上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和保护其他物种的繁衍生长环境。

3.目前我国环境正义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在环境利益的使用和保护上存在诸多难题，存在一些环境正义问题。

3.1国内问题

1、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不同引发不正义。我国各省市地区之间因为地理位置、大气条件、生物种类、人口密度和其他自然条件的不同，致使各地占有环境资源不均衡和各地承受环境负担的不正义。

2、地区间工业化水平不同引发的不正义。我国东西部工业格局的分布不合理，各地工业化水平不同，污染工业密集的环境污染显然比污染工业少的区域的环境差，居住这些地区的人们承受了更大的环境负担，由此而产生环境不正义。

3、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不正义。富裕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更有能力获得更多的经济技术和物质资源来改善地方的环境，贫富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这种分配的不正义。 [4]

4、环境法治水平不高引发的不正义。中国虽有统一的环境法律体系，地方立法仍有权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制定地方环境法规和排污标准。不同的环境标准区域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

3.2国际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转嫁污染，将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境内，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与保护不平等的博弈，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出现环境不正义。

4.我国环境正义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环境正义的构建，应依托于环境法律立法不断完善、执法严格到位和所有普通民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正义在构建过程中，可以借鉴和遵循这些原则。一是人人共享、人人有益的原则；二是相互尊重原则；三是机会平等原则；四是公平合理、统筹兼顾的原则。[5]在环境正义的构建上，我们要将这些原则融入环境立法、执法和民众观念的树立上。

1、立法方面。要加快立法，使得环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有法可依，体现环境正义。

2、行政执法方面。切实强化环境行政执法力度。孟子曰：“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监督执行要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的执行，建立科学的行政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把环境法的价值、目标落到实处，实现环境正义。

3、民众意识方面。应更新观念，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的环境保护和责任意识。把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化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将保护环境与子孙后代福祉联系起来，在全社会形成遵守环境法规，自觉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5.结语

环境问题的日益显著，也体现出环境正义的日益重要。环境正义旨在解决环境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问题，强调环境问题中有差异的主体，重在保护人们环境权益及平衡环境利益和负担。面对世界性的气候问题，利益和责任的博弈导致全球气候格局纷繁复杂，气候环境正义的道路仍然漫长，我们的环境正义之路也十分漫长。我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要充分考虑环境正义，从本国到世界，从现在到将来，跨地域、跨时空地考虑环境问题，强化环保责任意识，提升环保水平，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9

[2]韩立新.环境价值论[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3][美]温茨.朱丹琼，宋玉波译.环境正义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7

[4]Anne Lonsdale.东西方环境观的追溯比较[A]，世界环境[C].2001（04）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2

一、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是强化市场监管执法的需要

(一)市场监管执法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过去监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看，我们在监管工作中比较容易犯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管死。一旦强调监管，就从各个方面从严，片面地死搬硬套条款，简单机械地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不越雷池半步，对监管工作总是习惯于“管死”或简单地认为是查办案件等，以限制为主，即使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也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大胆的让被管理对象去试、去闯。二是乱放。一旦强调发展，就重发展轻监管，政府或企业要求什么就放什么，一些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基本条件也可以放，认为管严了，环境就差了，发展就慢了，待发展后再来逐步规范，执法的随意性较大。其结果，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得不到较好地维护，导致外部干扰较多，与被管理对象矛盾突出，监管失控，监管工作只能是被动应付式地开展，也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开展市场监管工作中，没有真正掌握和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没有做到在严格依法行政的执法原则前提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树立非禁即允及人性化、创新性、探索性的执法工作理念，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是解决、克服我们在监管工作中易犯“管死”或“乱放”两个方面错误的有效方法，也是对我们以前的监管经验和教训的客观总结，使我们能更好地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职责。

(二)应对法律法规滞后性的需要。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的相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是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运行状态的不定型、不稳定，使得法律法规难以面面俱到。为此，我们在开展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遇到有些经营行为和服务行为不能找到相应的规定来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对这些行为的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二是现行法律法规滞后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虽已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仍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对市场主体的管理比较注重资质的事前审批，导致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存在手续繁锁和复杂，而对企业经营过程和经营行为的管理存在相对较弱的现象。三是现行法律法规带有部门色彩。在现行法律法规中不仅带有部门利益的色彩，而且法律法规打架的问题也屡见不鲜，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服务行为带来了不利。四是现行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仍需进一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现行法律法规其本身也不能有效地调整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对这些矛盾问题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只能是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进行适当的管理。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的相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导致了我们的行政执法工作产生了执法难、到位难等问题。

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的相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给我们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带来的弊端，决定了我们在开展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时，既要研究考虑如何严格依法行政及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规范执法行为，又要研究考虑如何放宽搞活、支持市场主体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要解决和处理好这些矛盾、问题及关系，说到底就是要坚持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遵循法律法规原则性、严格性的前提下，克服强势执法、执法就是执罚、监管就是查办案件等简单片面的行政执法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树立人性化、创新性、探索性、非禁即允的行政执法工作理念，实事求是地对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和恰当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弥补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的相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给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带来的矛盾、问题和不足，我们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

二、“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国家主管市场和行政执法的重要职能部门，在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我国社会系统赖以存在的环境来看，经济环境、生活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从目前看。由经济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所引发的社会不和谐现象非常突出。因此，构建好经济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的和谐，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由此也必然成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要责任。一是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属于经济环境，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不和谐问题都是由经济环境中的不和谐因素所引发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管机关，营造好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我们必须全面高效地履行好法定职责，才能为市场主体提供透明有序、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实现好经济环境的和谐。二是营造安全的消费环境。生活环境常常与市场环境纠合在一起而呈现出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影响着社会和谐。消费环境是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环境，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并且最终影响社会环境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充分履行好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职责，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好生活环境的和谐。三是营造绿色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问题与所有人的生存空间、生存质量都有着直接关系，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保护好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影响到环境和资源的产业或经营行为进行抑制，维护好自然环境安全，实现好人与自然的和谐。

经济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营造好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安全的消费环境、绿色的自然环境是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应尽之责。而构建好经济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的和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其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可供操作性也不强，也没有现存的做法和经验可借鉴，为此，在市场

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肯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对这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仅用我们现行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是难以调整、克服和解决的。为了较好地克服和解决好这些新矛盾、新问题，达到经济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谐之目的，“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就是要求我们在开展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严格执行依法行政的执法原则前提下，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克服执法就是执罚、监管就是查案等简单僵化及随意执法的思想，做到全面履行好法定职责、规范执法行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树立人性化、创新性、探索性的执法工作理念，研究考虑和正确处理好严格依法行政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系，辩证地认识行政执法工作中面对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实事求是地对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作具体分析、恰当处置，从而实现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要求

(一)以“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恰当处理市场监管执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面对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不能简单地说“不”，也不能用老眼光及传统习惯做法来认识和对待，不能机械地死扣条文或简单地照抄照搬照转法律法规规章来处理，要以“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努力克服死扣条文、照抄照搬照转法律法规及限制为主的传统习惯做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做到非禁即允，树立人性化、创新性、探索性的执法工作理念，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和恰当处置，方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在以“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的具体实践中，区别执法的灵活性与随意性。“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所要求的执法灵活性，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在遵循法律法规规章的原则性、严格性及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和规范执法行为前提下的灵活性，并不是随意突破法律法规的界限的个人随意表态或随意处置。

(三)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将“摒弃五种思想、树立五个观念”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与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行政执法工作中要时时、事事、处处多作换位思考，克服“管”字当头的强势执法、执法就是执罚、监管就是查案等机械片面的行政执法思想，树立人性化和先教后处的执法工作理念，重视、加强对管理对象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努力提高管理对象的素质，真心诚意地为管理对象服务，改善与管理对象的关系，把教育、引导管理对象遵纪守法和减少管理矛盾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并抓实抓好抓落实，达到与管理对象和谐的目的。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3

论文摘要：工程建设既是经济强大的重要手段，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关照对象，而环境保护又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具有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互动依存发展关系。在理清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索工程建设中应有的环境伦理思想，通过将环境伦理观念深入工程建设的途径，来实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以期达到工程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建设，能源却十分紧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给自然资源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显然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环境健康的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思考工程建设中应具有如何的环境伦理学思想。

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要建设，大兴土木，大搞工程建设在所难免;一方面，要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得不得不重视环境的保护。两者皆不可偏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工程建设中应具有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清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只要是工程建设，势必需要环境作为其支撑，可以说，一项工程，就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活动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过程。另一方面，没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果不保护环境，工程建设就没有了其赖以生根的基础，也丧失了其建设的物质来源。可见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是密不可分的。

从工程建设所需要的环境支持来看，首先，如果没有既定的环境，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工程建设将变得无立锥之地。其次，工程建设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源，无一不是从环境索取。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没有工程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可能为正，也可以为负。一旦环境被严重的损害，被掠夺。那么被掠夺的环境反过来又可能对工程系统的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

就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而言，不可能象西方深生态学所推祟的那样，采取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完全抹杀人类与非人类的界线，不管是否对人类有利或者有害，人只能盲目的服从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保护政策，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无论如何，发展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问题。因此，我们的环境保护，不可能离开建设来谈保护。我们要在积极建设的前提下，再来谈保护。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当是共生共荣、一损俱损、互动发展的。

二、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胜循环

要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环境伦理意识，以良好的环境伦理意识来促进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建设中所需要树立的环境伦理意识，不应当仅仅是照搬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概念，盲从于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念，而应当结合中西环境伦理方面的有利成份，选取其中符合中国建设现状的部分作为我们采取环境保护行动的理论指导。我们不能因为要建设而不要环境，同时，也不能因为要环境而不搞建设，因此，一方面要看到并重视环境自身的内在价值，要尽我们所能的保护它，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工具价值，要充分的开发它，利用它，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以消极不作为来保护环境，象西方深生态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也不能只要发展而不顾环境，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之初所行为的那样。我们所应当追求的是: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要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是有生命的，是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体，不能以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去开放利用我们的环境。同时，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有所取舍，深生态中心学如环境法西斯主义一般的停止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显然不可取的，反之，浅生态中心学的自然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并重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再者，中国传统的生态思维中也不泛足以让现代人引以为鉴的成份，如道家所提出的遵循万物演化之规律，维护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就要求我们按自然规律办事，比如说都江堰，它对于洪水采取了引导疏通，而不是围堵拦截的方式，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古老智慧。因此，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最好的环境伦理便是能够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三、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环境伦理观

我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而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的工程环境伦理学，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标准，也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对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这些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就以深生态学的环境法西斯主义般的不作为主义为例，如果是在自然被开发之前的早期不作为，人类恐怕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史前的蛮荒状态;如果是今天的自然被开发之后停止作为，那么已经被破坏的自然就得不到应有的修复。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环境伦理观应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二是要实用。我们所关心的重点不在于是否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包括所有的生命，因为，这样不能解决任何现实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照搬西方的某些环境伦理观点，尤其是深生态主义，那么三峡工程就是一项对环境伤害极大，极少考虑非人类生物权利，毫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工程。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之间的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已经基本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的，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问题，这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三峡工程作为一项能够提供巨大建设能源的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势在必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环境伦理观，其主旨是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的工程环境伦理观是应用型的伦理观，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因此，无论是动物权利保护主义、生物中心主义或者是生态中心主义，只要是对发展国家经济有实用价值的成分，我们都应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矛以取舍。例如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并重的环境伦理观、泰勒的自卫原则及补偿原则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积极因素。

综合一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二要实用这两方面的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环境伦理观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伦理学思想。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一方面，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承认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 自身，而提高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性质。这样，由于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不仅是人类、还有自然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承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所特有的“能动作用”，承认人类在这个统一整体中占有的“道德人”和环境管理者的地位。这样一来，在中国式工程环境伦理观中，我们既要重视保护自然，但又并非是无所作为的“保护”。我们所倡导的保护，是建设中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包括，到二o二o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在2005年3月12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明确要求: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4

一、从主观工具价值论到客观内在价值论

传统的价值理论强调只有“人”才能成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尺度，它对大自然的价值的认识所持的是一种主观工具价值论。主观工具价值论对大自然的评价以人类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对人类来说的功用性是判断大自然是否具有价值的惟一标准，由此判定大自然具有某些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但决没有以自身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大自然只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源和工具，不能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

罗尔斯顿认为，“要‘自然仅是资源’的范式，我们就需要一个涵容更广的、非人类中心的价值理论”［2］(P208)。这种价值理论认为，人的利益不是万物是否有价值的惟一衡量尺度或评价尺度，人也不是惟一的价值主体和评价者。这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不谋而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P274)这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除了人类自身的内在尺度(对非人存在物来说这是外在尺度)外，存在着其他非人存在物自身的内在尺度;其二，人类能够也应该运用两种尺度。关于人类运用非人存在物及大自然的内在尺度，以往我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掌握自然的尺度和自然规律，以便更好地改造自然;现在我们更需要强调另一方面，那就是承认自然的内在尺度，人类不只是以自己的尺度去规划、宰制自然，还要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尊重自然以其自身的内在尺度所衡量、呈现出来的自然之所是。能够体验、能够对事物表现出兴趣，只是评价方式之一而已，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存在物有着各自独特的对自身、对外界的评价方式，也就是说，评价对每个存在物的存在来说都是内在的，自然有其对于自身来说的有用性、好或目的，我们把这称之为它的内在的价值，即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以自身内在尺度为评价标准的、独立于人类评价的、非工具性的价值，这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是”和实然，也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内在善和存在目的。

人类遵循大自然的含义之一，就是在评价自然时，不以人类自己的内在尺度为惟一尺度，而是同时能以自然自身的价值、善或目的为尺度，是为了大自然的存续而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仅仅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利用自然规律。当我们不破坏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善、而是遵循大自然的实然之道时，我们就是在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了，这是我们对待大自然的“应该”和应然之道。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认为，坚持自然自身的内在尺度，可以使我们在对自然进行评价时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把自然价值的所有权归还给大自然，这是对以往认为自然价值完全是人的主观投射的价值上的唯我论的修正，是一种客观内在价值论。“价值并非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同时也存在于现实世界，……并非只是我们将价值赋予自然，自然也给了我们价值”［2］(P175)，以往的主观工具价值论不过是人类一味地站在自我的立场上评价大自然而已，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和狭隘。同时，自然价值既存在于作为结果的后续事件(生命、人类心智)中，也存在于作为前提的前导事件(能量、物质)中，不能说价值是自然进化到人类阶段时突现出来的，事实上，价值在自然进化的整个过程中是一直存在的，因此不能只从结果中去寻找、确定价值，亦应关注过程中的价值，罗尔斯顿对此打了个比方说，一个演员不能偏狭地认为一部剧只是因为他的出场才有了价值，这样未免“断章取义”和过于主观自我。在我们对世界进行构建的同时，世界自身也进行着自我构建，在这两个构建过程中都有价值产生。其实，无论是由人类意识带来的价值，还是由人类意识发现的价值，都是人类置身于自然共同体中、置身于存在的敞开之中才能体认到的，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框架后才能体认到的。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突破了以人类的自我利益为中心、以人类的内在尺度为标准的主观工具价值论，但并没有全然否定价值关系说，并没有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事物的属性，而是扩展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价值主体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动物、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相应地，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就不仅是人类的标准和尺度，还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非人存在物的标准和尺度，而价值主体所评价的对象都可以成为价值客体，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价值主体自身也同时就是价值客体。所以说，“广义的价值概念仍然指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性质，不过这个主体推展到生命系统，这个客体的类也可以包括主体自身。所以，广义的价值概念并没有背离传统的价值概念，而是推广发展了传统的价值概念，从而可以包含或推出传统的价值概念。”［4］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客观性在于它突破了单一的人类的价值尺度，而承认所有的存在物都有不以人的主观偏好为转移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目的，对自身和周围环境有着各自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方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种评价主体、评价尺度和评价方式都是客观的。

当我们为了人的利益而保护自然物和生态系统时，我们还仍然停留在人类主观的价值参照系中，而从“请把花留给别人欣赏。”到“让花活着!”，虽然都是为了使花不被采摘，但后者却进入了以自然物本身存在为目的的客观参照系。客观参照系便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本身。如果我们在存在论层面把世界界定为某种由于人才存在的东西，则无法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本质需要以世界本身的存在为参照系，而不是任何主观性的前提。海德格尔认为，主体性统治下的人的语言遮蔽了自然事物的显现与存在，使我们隔绝了世界本身和生活意义。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客观的参照系，使人的语言以包含客观信息的自然的语言为本源，即“人必须先让存在又对自身说话，然后人才能说”［5］(P364)，人的语言只有先倾听自然存在，才能真正说出自然存在，这样的语言即“诗化”的语言、超越了主体性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是对过分张扬的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和超越，是让人回归本体存在去体悟世界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人是最高目的、人的主体性、主客二分、内部外部、甚至人类中心，这些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应该都是可理解和可接受的;但是，在存在论层面、在宇宙观的意义上，这些则是应该被批判和被摒弃的。环境伦理学说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即是一种广义的存在价值论，认为我们必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然和自然的价值。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资源，更是人类的根源，对自然的这种根源性的理解，即是一种存在论的理解。罗尔斯顿在谈到我们对世界的构建和世界自身的构建时说，“把认识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构建等同于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构建，把认知的秩序等同于存在的秩序，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6］，而这种混淆使我们不能认识到自然具有与人类目的互补的自在目的和内在价值。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价值范式的存在论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获得了对自然价值的存在论理解，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的本质，而这时“人到达了存在的境地，比动物的生存更为深刻”［7］(P310－311)，存在的境地是对生物性和物质性的超越，这时的人才真正成其为人。动物的生存是为我的，达到了存在境地的人的生存除了为我还能为他;动物的生存是由生物性主导的，人的生存则须由精神性和道德性来主导，否则不成其为人。

另外，罗尔斯顿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自然是无价值的领域，西方文化也不是从来就认为自然没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只是“随着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到来，自然才被视为无价值的领域而被机械的因果性力量所支配。价值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利益和偏好，自然则只是人类的自然资源”［8］。也就是说，“自然仅是资源”、“自然是无价值的领域”这些断言只是文化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产物，它不仅没有终极性，也没有真理性。

二、从个体主义到环境整体主义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认为大自然具有价值，其中最根本的价值就是自然创生万物的过程。生命之河将“实在和潜在，自我和他人，人与自然，现在与历史，以及‘是’与‘应该’都融会到一起了。……将个体视为浮在整体之中向前运动”，在这里“个人主义的伦理学目光短浅，需要用集体主义的观点来加以矫正”［2］(P96)。罗尔斯顿非常明确地将整体主义限定在人对自然的环境伦理当中以及与环境事务相关的人际伦理之中，所以我们称之为环境整体主义。

如前所述，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拥有自己的“好”、自己的善和自己的存在目的，但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具有联系性、外显性和集群性(或整体性)的，每个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是与其他个体的内在价值相联系而存在的，并在这种关系性中体现出来，离开了他者和整体，个体的内在价值无法存在、无法体现，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每一种内在价值在其前其后都有一个‘与’，指向它所由来的一些价值和它所朝向的一些价值”，“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在一个整体中体现它的善的”［2］(P190－191)，这使得每一个个体相对于其邻居和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又具有工具性价值，关系性和整体性是最重要的，内在价值是深深扎根于其环境中的价值，因此要适应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伦理———人际伦理也好，环境伦理也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把关心的焦点从个体自我转向共同体和共同体中的他者。从系统的角度看，一方面，个体的内在价值往往是由其在系统中的工具价值来体现的，内在价值与它对他者和系统提供利益的能力是不可分的，内在价值须在整体性和联系性中体现。另一方面，在大自然的三种价值———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中，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内含于、统一于系统价值，它们共同从属于系统价值，即整个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同时也为系统价值所支持，“自然系统这个生命之源将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结合到了一起。”［2］(P231)这种结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生态系统将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统一起来，使之从属于系统价值;二是系统价值本身也是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从生态系统创造出“内在价值之放置点”［9］(P256)的个体的角度来说，系统价值包含了内在价值，且系统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从生态系统为生物个体提供了生存环境的角度来看，系统价值也兼备了工具价值的作用。内在价值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孤立的，它要在关系性中发挥对他者、对整体的工具价值功能，它还要在整体性中使个体的内在价值与系统的内在价值保持一致，最终在关系性和整体性中实现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统一。

自然生态系统中这三种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化为生物个体与生态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是:整体优先于个体，个体的善要适应其生态位的善。个体的善要放在生态系统这一整体的善中来理解，个体的善汇成整体的善，又只能在整体的善中传递、提升。但是，生态系统优先于个体生命，并不是完全无视个体生命，而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性的出现，并以偶然性和历史性来表现个体的独特性，创造出决不相同的个体，“共同体的美丽、完整和稳定包括了对个性的持续不断的选择”［9］(P253)，只是这种选择是以有利于共同体的存续为标尺的，这决定了环境伦理中的整体主义原则。罗尔斯顿通过生物个体、物种、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具体表明了其整体主义思想，“我们有理由主张:没有正当理由，一个人不应该屠杀生命个体;我们更有理由主张:没有超级的正当理由，一个人就不应该超级屠杀物种。”［9］(P198)整体性的物种的生命价值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相对于屠杀个体生命，屠杀物种是一种超级屠杀。人为灭绝物种之所以是一种超级屠杀，是因为“它不仅杀死生命个体，还毁灭生命形式(物种);不仅杀死生命的‘存在’，还毁灭生命的‘本质’;不仅杀死生命的‘肉体’，还毁灭生命的‘灵魂’。这不只是个体性杀戮，更是群体性屠杀，它灭绝的是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10］，因此，我们说物种的善高于个体的善，是因为物种的存在为个体生命的涌现保存了生命的形式、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灵魂，只要生命的形式、本质和灵魂存在，就意味着个体生命虽有死亡，但永远不会彻底消失，会有后续的个体生命不断地来接续生命的历程，物种的存在是个体生命延续的基础、条件和保障。而物种的善又从属于生态系统的善，“物种的完整性要适应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我们想保护的并不是物种，而是生态系统中的物种。”［9］(P208－209)其实，失去了生态系统，物种也无处安身，所以，从工具的角度讲，物种是个体生命存续的保障，生态系统又是物种和个体生命存续的保障;而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物种是个体生命存在的逻辑前提，生态系统则是物种和个体生命的存在的逻辑前提，生态系统具有最终的根源性和逻辑先在性，因而其价值最高，这就是环境整体主义的意蕴。

注重个体、对个体自主性的尊重是西方哲学伦理学的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要标志，这也是环境整体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它会不会带来集权主义专制?会不会导致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倒退?罗尔斯顿认为这种担心是一种“思想混乱”和“范畴误置”，他通过区分两个共同体中个体与群体关系之不同来说明这一问题。文化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是两类有着天壤之别的组织模型，人际伦理与环境伦理有着质的区别，两种伦理中的是非善恶标准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推导和相互论证，文化共同体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同自然共同体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混淆，必须分别加以分析。在这里，罗尔斯顿的结论似乎是:文化共同体中个体的优先性与自然共同体中整体的优先性是不矛盾的，因为这里的个体和整体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没有相互对应性，也就不会发生冲突。

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回避掉环境整体主义对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挑战，或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整体主义的质疑和反对，因为正如罗尔斯顿本人所说，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无边界性决定了环境问题和环境事务的整体性和公共性，那么在处理整体性和公共性的环境事务时，只能奉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利高于私利的原则。另外，由前述分析也可以明了，罗尔斯顿的环境整体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大自然内部系统价值统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个体善从属于整体善;二是在环境事务中公共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环境整体主义也要进入与环境事务相关的人际伦理关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文化之所以反对整体主义，在环境整体主义的第一层含义上，是因为整体主义动摇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在第二层意义上，是因为在环境事务中强调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触动了西方社会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况且，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整体性和公共性的社会事务决不仅仅限于环境事务，那么，在所有的公共事务中均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这无疑是对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性挑战和颠覆，这也正是环境整体主义的革命性所在。所以，罗尔斯顿试图以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是不同的组织模型、人际伦理与环境伦理有着质的区别为理由来说明环境整体主义不会冲击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试图把整体主义严格局限在环境伦理范围内也是难以奏效的。

环境伦理学之所以要走向荒野，人类之所以要用道德维度观照生物个体、物种和生态系统，并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更不是臆想、幻想的产物，而是有其现实的经验性基础的。用罗尔斯顿的话说就是:“应该意味着能够。”(Oughtimpliescan．)［11］用康德的话解释就是:“应该”暗含着经验可能性，具有客观实在性。［12］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5

关键词:绿色设计;当代功能主义;以人为本;拓展;契合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185-03

一、绿色设计是当代设计领域不可违背的原则

(一)绿色设计概念提出的背景

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这场革命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人类的进步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这场革命中,工业设计也应运而生,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助推器。因此说,工业设计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同时也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二百多年的工业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由于产品生产的需要,大大加速了资源及能源的消耗;其次,工业生产也引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以及诸多全球性环境问题。如:以碳经济引发的温室效应,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使人类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再次,随着消费品的大量普及,新产品源源不断地推出,特别是工业设计的过度商业化,使设计成了鼓励人们无度消费的重要介质,如:“有计划的商品废止制”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产物,产品的生命周期因此而日趋缩短,这大大增加了所谓“废旧产品”的数量,特别是家电消费类商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工业设计师们不得不考虑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在拯救地球的生存中的职责和作用,“绿色设计”的理念也就随之产生了。

20世纪60年代,美国设计理论家威克多・巴巴纳克在《为真实世界而设计》一书中,强调设计工作的社会伦理价值,认为设计师应认真考虑有限地球资源的使用问题,并为保护地球的环境服务,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绿色设计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当时维克多的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人类越来越意识到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可利用资源的日趋枯竭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的繁衍,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首先掀起了“绿色消费”的浪潮,继而席卷全球。无氟冰箱、环保彩电等绿色产品不断涌现,广大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也越来越崇尚。到了20世纪90年代,绿色设计成为设计技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绿色设计的定义

绿色设计(Green Design)是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兴起的设计思潮之一,总体上属于理性主义设计理想中的一环;是当今世界的“绿色环境”命题,是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在产品设计、生产、流通领域的表现。

绿色设计也被称为生态设计(Ecelogical Design)、环境设计(Design for Envila3nment)、环境意识设计(EnvironmentalConscious Design,ECD)等;是建立在产品周期理论上以绿色产品作为绿色设计的最终体现,即在产品及其寿命周期全过程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产品功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的同时,优化各种相关因素,着重考虑产品环境属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在满足环境目标要求的同时,保证产品应有的使用功能、使用寿命和造型等。绿色设计的基本思想旨在将环境性能作为产品的设计目标和出发点,创造出符合生态环境良性循环规律的设计系统。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理解“绿色设计”,可以将其视野扩大到全社会的绿色服务意识、绿色文化意识及整个环境系统的要求上来。

就工业设计而言,绿色设计的核心可归结为“3R”原则,即Reduce少量化,物尽其能;Reuse再利用;Recycle资源再生。不仅要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要使产品及零部件能够方便地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重新利用。1994年,菲利普・斯塔克为沙巴公司设计的一台电视机,机壳采用了一种用可回收高密度纤维模压成形,其暖调的色彩,使人产生一种很自然的亲和性,该设计开创了电器绿色设计的先河(见图1)。

(三)绿色设计的特征

由绿色设计的定义可以看出,绿色设计是以绿色技术为原则所进行的产品设计与服务设计,它是针对传统设计的种种不足而提出的全新设计理念与方法。这种理念与方法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功能全程性。绿色设计将产品的生产由传统的“生产一使用”过程扩展为“生产―使用一回收处理”的过程,也就是“从摇篮到再现”的过程。这种被贯彻以新功能和价值认识的设计思想与策略便于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全面理解和掌握相关的环境问题,以及材料的循环、利用和废弃物处置等。只有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总体考量,才能进行绿色设计的整体优化。

2.环境亲和性。绿色设计有利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设计过程中对产品环境需求的分析考虑是辨别绿色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就要注意使用再造加工技术或是废弃物管理方法来协调产品设计,使零部件材料在产品达到寿命周期时,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再生值回收、利用,从根本上解决设计与环境的矛盾问题。

3.价值创新性。绿色设计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价值创造,概括地说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1)在结构与零部件设计中体现的结构技术与产品设计的层面;(2)在材料与工艺选择中体现的污染防范技术与产品设计的层面;(3)在人与环境整体关系中体现的创新技术、提高产品总体价值的层面。

(四)发展绿色设计的意义

1.绿色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重要战略思想,它强调人类的发展要保持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当今人类面临着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人类对地球无节制地开发利用、日常生活中制造的大量垃圾,给自身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危机。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开始意识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创造业大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策略,正是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正如本文所述,绿色设计是当代设计领域不可违背的原则,它从设计的根源上引导生产向可持续、无害化的方向发展,成为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点。

2.绿色设计引领绿色消费。绿色消费理念的产生,是对传统模式深刻反思后的创新,也是人类经过理性选择和道德自律的结果。绿色消费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调查显示,中国71.3%的消费者认为,发展环保产业、开发绿色产

品对改善中国环境大有好处;53.8%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如绿色食品、绿色建材和绿色家电等绿色产品……。

由绿色设计引导形成的绿色消费理念,是有利于人类生活向良好的环境发展的一种消费理念,因而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绿色设计成为当代设计领域重要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功能主义对绿色设计的拓展

(一)当代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设计思想形成于20世纪,是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设计思想。早在18世纪时,功能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名词就已出现。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设计史上的巨大变革,功能主义也随之被赋予新的意义。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核心理念,功能主义要求设计要注重产品的功能性与实用性,简而言之就是功能至上。虽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是过于理性化的设计却存在着一定的弊病:设计忽视了产品的审美性,也就忽视了人对产品的情感因素;过于单调的设计使人的情绪得不到释放,越来越多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到了当代,设计的功能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更为强调“以人为本”的功能性理念。这种理念使“人性化”成为产品设计的焦点,将“人”放在了产品设计的第一位,强调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产品是为人而设计,设计应满足人的需求。进入21世纪,人们的要求已不再是单一的层面,人们更需要人性的关怀。产品设计是与生活紧密相联系的,只有从感性的、生理的到关心心理需求的设计,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正如马斯洛所说,人的需求是一个从生理需求不断上升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的过程。满足功能只是最基本的需求(见图2)。

(二)当代功能主义设计目前存在的误区

当代功能主义设计的核心可以简言之“以人为本”。但这里所指的人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体,更是一个集合。确切地讲,这个集合包括“社会”、“环境”、“人”等诸多因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产品设计中,由于过分强调设计所针对的个体,却也忽略了人的宏观概念乃至社会和环境因素,从而导致诸如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种种问题的出现。因此产品的设计应该是在满足人(个体)的需求(包括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审美性等等)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协调各个因素问的关系。这也许正是目前功能主义设计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产品,虽然在功能性、美学性上实现了设计的目标,却在生产或使用的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破坏,对于这样的产品我们又怎能将它算作是当代功能主义真正意义上的产物呢?

(三)绿色设计的理念与当代功能主义思维的有机结合

1.将绿色设计的理念融入当代功能主义思维。产品设计中的“绿色”理念涵盖的内容十分广阔。其不仅要利用绿色技术解决好产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人与产品、产品与社会环境、人与环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真正实现“人―机―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绿色设计思维的不断深化扩展。人们逐步意识到绿色设计不仅仅是针对产品结构的易拆卸性:清洁的生产过程以及废弃后回收的优化设计,而是应该从根本上利用设计引导消费者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发展。就此而言,工业设计师们显现出较其他专业所独有的优势,这种优势通过产品对使用者“消费行为”、“使用行为”及“态度”的影响表现出来。因而,将绿色设计理念融入到当代功能主义的思维中,作为对当代功能主义的思维的补充,将当代功能主义设计的概念进行拓展。通过对产品“以人为本”的设计研究来引导绿色消费,引导消费者转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2.绿色设计理念与当代功能主义思维的契合点。虽然将绿色设计理念融入到当代功能主义思维是对当代功能主义思维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拓展,但有时两者在产品设计中融合时会产生矛盾。那么为了消除这种矛盾,我们就应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使产品在以人为本和绿色保护之间获得最佳的平衡点。如何消除这种矛盾呢?首先设计师应在产品设计之前深入研究目标群体的需求层次;然后在以人为本设计的同时进行产品的环境兼容性分析,并在不影响产品使用寿命的前提下,通过对产品造型的适当简化、材料的合理选择以及是否循环、组合设计的巧妙运用,使产品在以人为本和环保之间获得最佳的平衡点。此外,设计师也有责任通过设计不断向人们展示绿色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美,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从而间接促进以人为本产品的环境协调性。1996年,威利姆・比尔・斯登夫和顿・晗・维克共同开发的一种用于办公的座椅,以人的足、膝、腰三个部位为轴心,配合入的坐姿的变换,设置了手动调节装置,以便随时调节座椅的形态,使之增加座面和靠背对人体的合理、有效的支撑点,采用具有弹性、透气性和触感均良好的织物绷面,使人感到舒适。座椅靠背和框架采用强化聚酯,扶手和椅子的腿、支架等部分采用高强度特制铝合金制作,不仅结实耐用,方便组装、拆卸和维修,而且节省资源,有利于回收,不但对人是一种关怀,对环境也体现了深切的关注,实现了当代功能主义与绿色设计统一。这也将成为功能主义在新时代的新的发展趋势(见图3)。

三、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绿色设计理论不断成熟,特别是将其与当代功能主义思维的有机结合,使设计能够为人们提供更为宜人的产品,这不仅让消费者受益,同时也能促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可持续不仅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还应该是包含人类情感世界的可持续。设计被视为一种兼具理想主义色彩与强烈社会责任的工作。因此,当代设计应该是具有一定伦理道德观念的行为,不是只满足某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需求就可以了,而是要符合大部分人群的心理需求甚至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将绿色设计的理念融入到当代功能主义思维,寻求到一个两者间的最佳契合点,从而促进产品进一步满足人类更深层次的需求,体现出设计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把绿色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促进绿色设计与当代功能主义的融合,真正实现“人―机―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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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6

涉法涉诉信访是指已经由执法或司法机关受理，或者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由于当事人对于执法或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信访途径。近年来，环境领域的涉法涉诉信访大量增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连续不断的环境信访是一个严重影响建设生态文明的不和谐因素。环境信访对信访人、被信访者、社会都会造成与构建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负面影响，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增加社会安全成本。

一、涉法涉诉环境信访的发生机理

环境污染损害大气、水体、土壤等生存必备条件，造成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沙漠化、产生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等严重危害后果，并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危及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导致人们无法正常生活，因此，公众高度关注环境污染的预防、监控和治理措施。面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恶化趋势，市场和政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两只手”，曾经在环境保护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环境保护也会同时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市场要发挥其最有效率资源配置方式的功能，必须具备两个起码的条件：一是产权明晰，经济人才有动力进行市场博弈；二是竞争充分，没有垄断，但是环境资源的公共品特性无法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环境资源无法明晰产权，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无法象计算其经济价值那样精确，环境资源也无法公平交易，环境资源高度垄断于政府手中，环境资源市场存在无市场或薄市场，这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存在表明，如果政府能比市场做得更好，那么政府是可能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作用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对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很难进行产权界定时，需要政府进行国家干预。

政府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成为环境公共物品的受托人，政府凭借“看得见的手”，把环境保护的经验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环境法是政府管理环境的依据，但是政府是由具体的政府官员组成的，也存在经济人的本性，也有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也会利用政府权力进行权力寻租，或者政府在污染企业的利诱和压力下，“机构俘获”，无法忠实的履行受托义务，这是环境保护的政府失灵。

环境保护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要求第三种调整机制的出现，即以公众参与为主的环境法实施机制。环境信访实际就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形式是一种在环境污染损害已经发生后的被动形式，是在信访人认为环境行政权缺乏公定力、公信力之后的一种自我救济途径。一般认为，信访是信访人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的一种事后救济方式，环境信访是环境信访人在环境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的一种事后救济方式，但是这种救济方式是采取与国家权力或者地方权威对抗的方式，信访人和政府处在对抗的两极，两者之间的矛盾达到极为激烈的程度，地方政府甚至采取强硬措施阻拦信访人的利益表达，使得信访人和政府造成无法调和的矛盾，最终不得不形成涉法涉诉的信访。涉法涉诉的环境信访是在环境保护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前提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信访人、公众和政府是有效解决涉法涉诉环境信访问题的三方当事人，他们秉承的环境信访理念对于解决涉法涉诉环境信访问题至关重要。

按哲学观点，[2]理念是事物的共相，理念是通过对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普遍共相，亦即事物的类概念或本质；其次，理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个别事物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成为这一事物的，离开了理念就没有事物；再次，理念是事物摹仿的模型。理念是事物之完满的模型，事物则是理念的不完满的摹本，事物是因为摹仿了它的理念而成其为事物的；最后，理念是事物追求的目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存在的目标就是实现它的本质，从而成为完满的存在。从理念对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度，环境涉法涉诉信访的根本原因是环境信访机关没有按照法治进路解决环境信访问题，其根源在于信访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环境信访法治化的复合理念，是在法治语境下形成一系列全新理念的集合体。

二、确立环境信访的环境法治理念

长期以来，我们把信访定位于一种人治色彩很重的制度设计，以领导批示代替法律规范，体现了权大于法的人治特征。“信访制度不是一种司法程序，其权轻责重，处理结果是否迅速、得力，取决于掌权的“清官”和“好人”的态度，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很难变得完善。”[3]在环境信访领域，注重依靠主管领导的责任心、事业心解决环境信访问题，如对解决环境信访问题，有学者认为，领导要重视，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污染信访问题，党政一把手要把环境信访案件的查处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并且要定期研究布置和检查信访工作，确保环境信访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目标明确，措施到位；[4]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必须提高领导层的环境保护意识，处处维护基本国策的重要地位，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评价政府工作和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制定考核奖惩办法，健全环境保护工作考核奖惩机制。[5]

实际上，环境信访是法治国家必备的制度建构之一。与我国的信访制度相似的制度在国外被称为所谓的申诉专员制度，申诉专员制度起源于1806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申诉专员”一词源自瑞典，意思是“人民的保护者或代表”，南非共和国公共监察专员署根据宪法设立，南非宪法规定：公共监察专员是独立的，对国民大会负责，公共监察专员有权对国家事务或任何级别政府公共管理中被指控或被怀疑的行为展开调查并提出报告，采取相应的补救行动，但对于法院判决的调查不属于公共监察专员的权力范围。[6]澳大利亚的申诉专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受理公众对政府公共行政服务的投诉，澳大利亚法律规定联邦申诉专员由国会直接任命具有资深法律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担任，依法享有调查权、建议权和报告备案权，可以对政府的工作进行调查并提出具体建议。[7]香港的申诉专员制度成立于1989年，其目的是为一般香港市民提供和增加申诉、投诉的途径，申诉专员是代表人民的监察者，其职责是监察公营部门有没有行政失当。[8]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都道府县要设置公害投诉相谈员，其任务是接待居民的公害投诉，调查公害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帮助、斡旋、指导；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设置专职人员，处理公害陈情，对公害陈情做调查，指导陈情人申请调处或裁决。[9]我国自从实行依法治国以来，对环境信访工作也纳入法制化轨道，中央政府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确定了环境信访制度。[10]

（一）从环境信访的实体依据角度，环境信访有丰富的环境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草原法律法规、保护草原的义务，同时享有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破坏草原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在多部环境法律中都明确规定，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任何人都享有检举权和控告权，检举和控告在信访领域有严格的界定，所谓检举，是指非受害人向纪检机关和行政监察部门反映党员或党组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人员违法乱纪或不正之风问题的行为，所谓控告，是指受害人向纪检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反映党员或党组织、行政人员或者行政机关违法乱纪或不正之风问题的行为；在环境信访领域，检举是指信访人之外的非受害人向纪检机关、环境行政机关反映党员或党组织、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违反环境法的行为，控告是指信访人向纪检机关、环境行政机关反映党员或党组织、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违反环境法的行为。

（二）从环境信访的程序运行角度，环境信访有坚实的法律法规依据。

环境信访运行的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环境信访办法》，《信访条例》第 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环境信访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环境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活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地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合于本地特色的环境信访办法。如天津市制定了《天津市环境保护局环境法制信访办理规则》，而天津市静海县又依据上位法，即《信访条例》、《天津市信访工作若干规定》和《天津市环境保护局环境法制信访办理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天津市静海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访办理规则》；山东省环保局办理环境信访的程序法律法规依据有：国务院颁布的《环境信访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山东省信访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环境信访办法》、《山东省人民上访程序（试行）》、《山东省人民群众环境保护上访程序》。可见，环境信访的运行，有充分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依据，其实体法依据体现在环境法律赋予的实体意义上的信访请求权；程序法依据体现在环境信访程序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赋予的信访程序权利，信访请求权和信访程序实施权组合在一起，构成信访救济的法权体系。

三、确立环境信访的程序正义理念

对于信访制度性质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信访救济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救济，它追求的是一种实体正义，对于困于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社会是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和矫正机制，然而信访救济在追求实体正义时罔顾法治的要害所在—程序正义，因此，其认为信访救济体现了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11]综观环境信访的发动和运行的全过程，信访请求权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且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法律层次的位阶，而信访程序权利则具体规定在以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信访办法》以及大量地方性的环境信访地方性行政规章、环境信访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法律以下的位阶，实体意义的信访请求权和程序意义的信访程序实施权处于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造成环境信访重实体权利的宣言式的赋予，轻程序权利的法定实施，这也是导致人们认为信访具有强烈人治色彩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涉法涉诉的环境信访，当事人需要的是权利救济的程序透明，信访机关需要的是通过程序公开，程序法定，给予信访人获得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和利益表达空间，实现程序正义，使信访人对信访机关通过法定信访程序体现出来的信访工作给予认同和理解，相信自己的实体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最终达到息讼息访的目的。对于在司法上很难认定的环境信访事件，贯彻程序正义理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环境信访问题的证据容易灭失、污染涉及高度科技性的生化机理，污染者对生产技术实施过程可以涉及知识产权为由严格保密等原因，造成涉法涉诉信访者无法就自己的信访事实予以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为有效救济其权利，就更加需要程序上的完善弥补举证上的不足。

四、确立环境信访的环境正义理念

环境信访机关虽然时时处在利益衡量的两难困境中，是选择经济优先还是环境优先，然而，从解决涉法涉诉环境信访的角度，环境信访机关必须秉承环境正义的理念。所谓环境正义，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分配上的正义，基于对减少环境风险的不适当分配的考虑，即少数的集团接受了环境负担（environmental burden）的不公平分配，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享受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自然风险负担的合理分配。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角度来看，环境正义是指人们享有的环境权利必须与其承担的环境义务对等，体现了人们在利用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权利和义务、所得与投入的一种平衡。

环境信访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污染者试图逃避其应该承担的环境义务，利用其掌握的巨大经济实力，与环境信访者代表的环境利益进行博弈，或者试图对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机构俘获，而行政机关在市场条件下囿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导致的权力寻租，最终造成环境信访者因为没有获得合法合理的环境正义，不断进行涉法涉诉的环境信访。环境信访机关只有树立环境正义理念，以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一致性的基本理念处理环境信访问题，才有可能圆满解决环境信访人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才能减少环境信访转化为涉法涉诉环境信访的几率，决不能利用环境信息不对称，或者摒弃环境正义理念而追求经济优先的价值观。

五、确立环境信访的公众参与理念

根据《环境信访办法》的规定，所谓环境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活动。[12]该办法明确界定的环境信访是信访人向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依法救济，因此环境信访是行政救济，救济的主导权在环境行政机关。这种定位显然把信访发生的主要因素排斥在外，忽视了信访人在信访中享有的权利，导致在整个信访制度运行过程中，对信访机关的权利调控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信访人的权利保障缺乏第三方的强力介入。

应该确立环境信访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法定形式的理念。环境信访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众缺乏在环境利益诉讼上的话语权，受到侵害的环境利益缺乏法定的救济渠道，或者高额的环境诉讼成本，驱动信访人选择一条自认为成本较低，收效较好的解决途径，但实际利益评价结果与信访人的期待利益结果有较大差距，信访人不得不进行反复的涉法涉诉上访。针对环境信访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个事后救济途径，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施利益表达、化解环境纠纷、解决环境经济与发展矛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救济办法，应该把环境信访人与信访机关放在解决环境纠纷的视角下，搁置纯粹的地位差别，依法保障环境信访人的程序实施权利，保障环境信访人的环境知情权、申诉权，引入环境信访处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在环境信访过程中，对信访机关处理信访事件的全过程应该建立法定的公众参与程序化制度，赋予公众参与环境信访权，具体可以制度化为公众环境信访知情权制度、环境信访信息公布制度、环境信访公众监督制度、环境信访听证制度、环境信访联席处理制度等。

六、确立环境信访的预防性救济理念

目前环境信访的特点是集中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化学品污染等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损害环境公益的同时，也对信访人的环境私益造成严重损害，属于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共同受害，法律没有赋予公众环境公益诉权，因此实践中对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一般被法院驳回，而环境私益因为缺乏直接利害关系要件，也得不到司法的确认，这是引发环境信访涉法涉诉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解决环境纠纷的角度，环境信访的产生是基于环境纠纷引起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利益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环境信访对信访人、信访机关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非常大，交易成本很高，即便环境信访成本可能多数情况下低于环境诉讼成本，但是涉法涉诉的环境信访可能不仅仅是诉讼成本的问题，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连锁的负面影响和严重的生态后果，并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生态损害赔偿。[13]

另一方面，环境损害具有缓发性、累积性、潜伏性和复合性特征，一旦环境信访人的人身健康受到侵害，表明环境损害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恢复污染的环境为原生态环境很难或者费用高昂，难以承担。因此，应该树立环境信访的预防性救济理念，与事后救济理念并存，而以预防性救济理念为主。

总之，由于理念是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公式化想法或系统而确切的思想或观念，理念对人的行动起着支配和导向作用，在环境法治视野中形成的环境信访法治化理念，是在法治语境下有效应对解决涉法涉诉环境信访的前提，必须转变对涉法涉诉环境信访的传统支配性理念，确立环境信访法治化的全新复合理念，以有效指导环境信访机关、环境信访人和公众共同和谐解决涉法涉诉环境信访的两难困境。

注释:

[1] 张荣华、张丽敏著：《浅谈新形势下环境信访的主要表现及对策》，载《山东环境》2003年第2期，第21页

[2] 杨适著：《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3页

[3] 梁治平等著：《新波斯人信札一变化中的法观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4月第1版，第62-63页

[4] 张召文著：《环境信访案件的难点问题与对策》，载《云南环境科学》2002年第4期，第41页

[5] 杨育杰、陈德平著：《环境信访案件的产生原因及防范对策》，载《山东环境》2003年第115期，第29页

[6] 【南非】塞贝著：《监察专员在改善公共管理方面的作用》，载《亚洲监协第七次会议国外论文集》，源自mos.gov.cn/Template/article/display0.jsp?mid=20031216000123

[7] 上海市信访办公室著：《学习考察国外申诉专员制度—上海市信访系统赴澳大利亚、香港培训考察》，载《上海信访》2003年第12期，第14--16页

[8]【港】戴婉莹著：《申诉专员制度与公民监察权》， 载《亚洲监协第七次会议国外论文集》，源自mos.gov.cn/Template/article/display0.jsp?mid=20031216000107

[9] 【台】吴嘉生著：《环保纠纷解决之研究》，载《台湾中兴法学》1998年第9期，第53页

[10] 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国务院信访条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6年《环境信访办法》

[11] 应星著：《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62页

[1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4号：《环境信访办法》，网址：zhb.gov.cn/info/gw/juling/200606/t200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7

关键词：水电站；生态修复；生态环境；水利工程

1引言

水电能源一直被认为是可再生的、绿色环保的。但近年来，世界水电工程的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关系日益产生矛盾。如今对于小水电建设项目是否“环境可承受，社会公众可接受”日益成为相关各部门研究其能否大规模建设的关键问题。近年来，许多国外学者对小水电建设在对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建立与生态环境友好的小水电工程体系”，并指出“小水电科研必须广泛涵盖生态工程，并与环境结合”。目前，国内小水电站建设发展快速，小水电站周围区域的生态、环境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例如，本项目研究区域内一些水电站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现在需要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问题；一些水电站的修建存在生态环境方面问题，现需全面整改，在整改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措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修复问题；一些水电站现需保留，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修复问题。这些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2小水电站生态环境问题现状

经过对研究区已建小水电站的实地调研，发现研究区小水电站大多是引水式梯级水电站。这些水电站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如不及时进行生态修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2.1不满足生态流量要求。引水式水电站的建设，特别是梯级水电站首尾相连，致使整个河流存在较长的减水河段，导致河流下泄流量减少，河床，甚至导致河流断流，不满足水电站下游生态流量需求。如不及时进行生态修复，对下游水生生物的生存将会存在极大的影响。2.2存在安全隐患。经调研发现，研究区还存在一些年代久远、运行管理存权存在争执的水电站，这些水电站的运行存在安全隐患，危及水电站的正常运行及公共安全。如不及时进行安全管理，后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2.3存在水环境污染或水生态破坏。经调研发现，研究区一些建设中的水电站，由于施工组织的不利，施工弃渣场处理不当、建筑垃圾堆放不合理等，存在严重的水环境污染或者水生态破坏。如不及时进行相关施工组织措施的修正，水电站建成后会对河流水生态环境造成危害。2.4对周边生态环境存在严重破坏。水电站工程的施工，特别是引水式电站需修建相应的引水隧道，隧道的施工以及施工弃渣对周边山体破坏严重，致使山体，植被消失，严重破坏了周边生态环境；如果不及时进行生态修复会引发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3小水电站生态修复的意义及作用

3.1小水电站生态修复的意义。本项目根据研究区小水电站现状调查，分析研究区水电站的建设及运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影响生态环境的对象、影响的范围等，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减缓水电站建设对原始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影响的范围；并建立相应的工程措施修复周边生态环境；为后期小水电站建设中的生态修复问题提供一定理论依据。研究成果对于今后不同地区小水电站开发建设在生态修复方面起到参考作用；从而可以减少和避免生态问题对小水电站建设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水电站生态修复，使小水电站建设达到水利防洪、发电灌溉、保护生态、改善水质、美化环境等多重功效，为发展我国的小水电站建设提供参考借鉴。3.2小水电站生态修复的作用。3.2.1减少自然灾害。水电站的建设改变了原有的生态保护，在水电站周边造成地表水土流失，促使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水电站周边进行人工生态修复可以促使地表植被快速生长，以保持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在水电站上下游修建一定的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河流的自然流态，可以有效地减少和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由此可见，适时的对小水电站进行生态修复能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3.2.2提高水电站经济效益。小水电站的建好后，随着水电站的运行，以及对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控制，水电站周边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灾害接踵而来。这样河流水资源就会持续减少，而应用生态修复后，就可以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提高需水量，不但会使水电站的使用寿命有所增加，也会大大提高水电站的经济效益。

4生态理念水电站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由于水电站的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应该在水电站开发设计时就引入生态理念，树立环保意识，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加入生态设计理念，以达到在水电站开发建设运行工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在水电站施工过程中，树立生态理念、环保意识，采用适当的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在水电站建成运行后要及时对周边进行生态修复，使水电站工程可持续长久发展。4.1加强水电站工程边坡防护设计。边坡防护是水电站工程开发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整体建设质量具有直接影响。在传统的边坡防护设计过程中，主要是采用喷混凝土或者浆砌石护坡的方式，该方式能够起到一定的边坡防护效果，但不利于对植被的保护，会造成一定的生态破坏。因此，为了减少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可在边坡防护设计中采用喷混植被混凝土护坡方式，即达到边坡的防护，又能有效促进植被生长，可有效地预防水土流失。此外，还可将边坡防护与周边的自然景观结合，增加水电站工程生态景观的观赏性。4.2保持水电站工程周边水土。水电站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较严重的生态破坏。特别是引水式小水电站，修建引水隧洞，施工区域较长，施工时间也较长，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对地表进行防护，避免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刷，造成不必要的水土流失。在施工结束后对永久占地地表及时进行生态修复，以恢复植被。对于施工临时道路,应采取洒水等措施,以减少扬尘等风蚀危害。在施工场地的周边,应修建临时排水设施。以达到对水电站工程周边的保护，减少生态破坏。4.3优化工程结构设计。在传统的水电站挡水建筑物设计中，特别是对于小水电站过程，一般采用土石坝。但修建土石坝会对地表产生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所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在条件满足设计要求时，优化工程结构。例如，水电站挡水建筑物设计可采用混凝土坝，或者橡胶坝，或者挡水闸门等，以此减少土石开挖，降低水土流失。再例如，在小水电站施工过程中采用钢结构围堰代替土石围堰；引水式小水电站采用渡槽工程代替引水隧洞等。最大限度的对水电站工程进行结构优化，减少地表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小水电站工程的可持续发展。4.4树立环保意识。在小水电站工程开发建设的同时，应该从工程的开发建设到施工以及后期的运行，自始至终贯穿环保意识，以达到对水电站工程的生态环境保护，使得小水电站工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工程。首先，在小水电站工程的设计中加入生态环保理念，增加一定的水土保持生态设计，提高水土保持意识，可以有效地减少水电站修建对生态的破坏。其次，在水电站施工过程中树立环保意识，对于施工地表要及时进行覆盖，施工结束后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及时进行修复，以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再次，在水电站运行过程中，也要树立环保意识，要在运行盈利的同时对周边环境进行修复治理，最终恢复水电站建设之前的生态环境。

5已建水电站生态修复的措施

5.1退出类水电站。针对研究区退出类水电站，水工建筑物需拆除或者整改，以实现水电站所在流域的生态景观恢复；清除河道淤塞，提高河道的泄洪能力。这些水工建筑物在拆除的时候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必要的二次破坏以及发生一些安全生产事故等安全隐患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环境保护施工措施，以避免造成新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安全隐患。5.2整改类水电站。针对研究区未拆除的水电站，但是需要对其进行生态修复，提出相应的工程设计及施工措施。对于研究区不满足生态流量要求的水电站，需分析河流流量以及河流生态现状，提出相应的改造措施，确保下游的生态流量以保障下游水生物的生存环境；对于研究区存在安全隐患的水电站，需对其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工程改造措施，使其能够安全运行；对于研究区存在水环境污染或水生生态破坏的水电站，通过对水电站上下游污染水源的水质化验分析及底质化验，研究出相应的治理措施，使其水环境及水生态得到改善；对于研究区对周边山体存在严重破坏的水电站，需设计相应的生态恢复治理方案，积极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生态修复。5.3保留类水电站。针对研究区保留及整改完成的水电站，需要监督后期的生态流量问题。提出一些生态流量监管设施，确保生态流量下泄；以及下泄生态流量是否会导致水电站发电效益减少以及应对的措施等研究。

6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水电站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水电站生态环境如果不加以治理，将会使得河流流量不满足生态流量，对水电站下游河流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影响；还会导致水电站周围水土流失；还会导致水电站周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此可知，当前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需要通过生态环境修复来降低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逐步实现水电站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共存。针对研究区域小水电站工程的现状，对于不同的工程采用不同的生态修复措施；研究水电站工程设计及施工组织等的优化措施；对水电站周边环境生态修复加大投入，增加植被覆盖率；并进行综合恢复，重视土壤改良和植物配置；进而可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促进我国水电站工程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昌红.邱静.刘达.河流生态修复技术浅议[J].广东水利水电,2010(10):33~35+39.

[2]张彦文.白龙江流域引水式电站的环境风险评估及减水河段生态系统恢复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3]侯涛..黄滔.生态修复在水电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的应用分析[J].建材与装饰,2018(31):288~289.

[4]王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9(12):42+44.

[5]中国甘肃网.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水电站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的意见.[EB/OL]中国甘肃网,2019-04-09.

环境工程存在的意义篇8

关键词：文化；德育；影响机制

德育教育与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文化本身内含着德育要素，文化以“文”化人，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是实施德育的源泉；而德育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发展模式、活动规律以及所包含的价值观，必然会对德育产生根本性的深层次影响。肩负着育人重任的学校德育，其运作过程是一种文化和道德的传递与创新的过程。探讨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文化与德育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化与德育之间的潜在的、深层次的本质联系，进一步解读德育的本质，从而自觉完成新时期学校德育的育人使命。

一、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含义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德育教育，应该认识到，德育充分体现着文化所具有的化育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之义。德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学生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教育，德育功能的发挥根本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力量，德育内容的魅力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德育效果的彰显在于文化方法的正确运用。德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伴随着价值和价值追求的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这种双向建构过程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响。

研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主要是从宏观上更加侧重对文化与德育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在对德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及影响方式，更多地关注在此影响下德育的变化形态及其内在规律，通过深入研究文化对德育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进而认识和把握在文化的影响下德育所产生的变化及其规律。

由此，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可理解为：在文化与德育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文化对德育发挥的有规律性的作用，及发挥这种作用的过程和作用原理。

简要地说，也就是文化对德育的“有规律性的作用模式”。

从关于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概念界定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第一，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只能发生在二者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割裂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则难以认识文化对德育的影响；第二，这种影响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性的作用体现，重视对这种规律性作用的认识和把握是认识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关键所在；第三，这种有规律性的作用在其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原理，揭示相应的过程和原理应是认识和把握文化对德育影响机制的重点。

由于文化既存在于德育外部，又存在于德育内部，同时它还起着沟通德育内外部关系的桥梁作用，因此，一般来说，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在我们有关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机制的讨论中，重点是通过考察文化对德育的影响过程，了解在此过程中文化对德育的影响特点，以及在此影响下德育的变化规律。

二、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机制

文化是德育的“生态圈”。德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其中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校园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机制是指文化作为一种环境因素，通过一定的形式、渠道和媒介把信息传导给德育主体，不同的德育主体通过对文化环境中所含信息进行不同的理解与选择，进而产生对德育系统建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

（一）文化信息的传导过程及对德育的影响

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最基本的是信息传导，即社会文化环境与学校文化环境各要素通过一定的形式、渠道和媒介把信息传导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学校文化环境的信息传导主要是通过舆论监督、榜样示范、人际互动等环境要素来实现的。由于学校文化环境是教育者根据社会需求和育人需要有目的地设计和组织起来的一种道德教育环境，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即围绕培养人、造就人这一根本目标运转，因此，学校文化环境的影响作用相对集中、明确、深刻和持久，对于人们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具有可控性与系统性。社会文化环境对德育的信息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信息、思潮引导、公德规范、社会舆论等环境要素来实现的。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复杂多变，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其目标是模糊的、多变的，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往往是多元的、分散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互相冲突的，具有不可控性与非系统性，因此，应正确认识学校文化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对德育影响的不同特性，在发挥文化信息对德育影响的过程中，通过增强其可控性和系统性，强化其信息传导的针对性和导向性，保证文化环境影响的正效应，以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文化信息的选择过程及对德育的影响

文化环境具有层次性，不同文化环境层次和同一文化环境层次各要素，都会对德育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形成各自相对的接受主体。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由于不同接受主体的思想认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各有不同，因此，每一德育主体对文化环境中所含信息的理解与择取也是不同的。由于德育主体对信息的不同选择而导致的对德育的不同影响的过程，形成了文化环境对德育的信息选择影响。

当然，就学校文化环境建设而言，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德育工作者对来自各方面、各层次的信息，都有一个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过滤、筛选的过程，并有明确的存优去劣的指向性。而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相对缺乏这种明确指向性所决定的过滤与筛选。可见，文化环境相对于德育信息选择的影响同时具有组织性与非组织性两种特性。因此，应充分发挥学校文化环境所具有的组织性，并借此增强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指向性，为德育信息的选择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以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文化信息的重组及对德育的影响

文化与德育的本质联系决定了文化本身内含着德育要素。文化环境对学校德育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影响，其中重要的体现就在于对学校德育资源的影响。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具有广泛性、多样性、隐蔽性和弥漫性，使得这种文化环境对学校德育资源的影响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对于学校德育而言，德育工作者自觉根据其工作目标，运用经过鉴别和选择的来自外部的文化信息，对原有的德育资源进行重组，从而丰富学校德育资源，用先进的、正确的文化信息影响德育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德育工作者自觉对来自社会环境的文化信息进行鉴别选择，并在此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学校德育资源的过程，可视为借助文化环境对德育的影响所进行的德育系统优化。如果说社会文化环境相对于学校德育资源的正面影响尚不具有自觉性的话，则基于学校德育本质要求的学校文化环境建设较充分地体现出文化环境对德育资源重组影响的自觉性。可见，文化环境相对于德育资源重组的影响具有非自觉性与自觉性两种特性。因此，通过自觉加强学校的文化环境建设，不断丰富学校德育资源，优化学校德育系统，用先进的、正确的文化信息影响德育对象，并努力使这种影响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是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主要方面。

三、文化对德育内部有关要素的影响机制

文化对德育的影响最终要通过对德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影响才能真正体现。文化对德育内部要素的影响机制是指文化作为德育的母体，为德育系统的建构提供基本的价值导向及内容规范，这种基本的价值导向和内容规范，规定和制约着德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存在与发展。这里主要从文化对德育功能、德育价值、德育目标及德育课程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展开讨论，以引发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文化对德育功能的预设

文化对德育功能的预设，是指德育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其所依存的文化在德育产生之际对它将要发挥的功能已经预先设定，这种设定体现着文化对德育作用的相应规定，表现为德育对文化的功能要求的适应，并影响着德育的发展形态。就文化与学校德育的发展而言，文化作为德育的源泉，其形成无疑先于德育。事实上，正规的学校德育是文化积累和发展到较为规范阶段后才出现的，是随着文化的积累及文明形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为适应与满足一定社会和阶级所特有的道德文化的需要才出现的，应该说，这也正是德育产生之初的功能，即通过特定文化的传承从而实现其对社会和对个人的作用。因而，学校德育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社会认定了的文化要求，成为一种制度化了的文化传承方式。

重视文化对德育功能的预设，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观点，在强调德育对社会需要的功能的同时，注重德育对个体发展的功能，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就将抑制德育功能的发挥，阻碍社会与个人的发展。

（二）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

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是指文化在德育有选择地吸收文化信息过程中，通过信息整合与信息重组，不断地使自身所蕴含的价值与原有的德育要素相融合，进而使德育价值体系不断得到优化与丰富。

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受到来自文化的制约。和规定，德育的存在必须有着对生活和对生命的文化意义。德育的价值不是教人学会一些谋生的工具性知识和本领，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去探寻生命的意义，从而帮助人去生成有意义的生活，形成内在于人的有道德意义的世界。

从一定意义上讲，德育对人生活的指导和对生命的丰满正是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所致。然而，在单一文化时代，学校德育被赋予了社会文化的工具性特征，德育完全是按照已有的、被制度化的、外在的社会化标准的文化模式机械地训练人、加工人、塑造人，它不仅完全否定其内在的文化育人的品质，而且完全漠视、抹杀了受教育者个体的个性、主动性及自我建构性。这样，德育在文化的意义上便成为一个“虚概念”，它虽然传承文化，但却不是文化，扮演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的“传音筒”和“代言人”的角色，这是长期以来学校德育无自主性、无文化性的根本性症结所在，而缺乏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品质的德育只能是文化灌输式的教育形态。在当前的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化间交叉传播，使传统的一元的封闭的学校德育呈现出较多的开放特征，同时，不同类型的文化变迁使得学校德育开始反思对政治的单纯依附，重视文化对德育价值的建构。因此，德育在突出其本性特征即德育对社会、对人发展的价值作用的同时，应更关注对人类进步的作用，对人的生命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三）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

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是指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德育目标不仅是一个国家统治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文化规范及其价值的反映。严格说，国家的意志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直接影响着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德育的目标的内容和性质，同时德育目标反映着文化的实质及其结构。

从一定意义上讲，德育目标应该如何定位，价值取向如何，都体现着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德育目标的性质和内容是不相同的，但从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道德教育的本质意义上看，德育不仅具有社会，还具有个体，德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提高和扩展人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才能，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使人真正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为此，德育的目标应当定位在确立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这一基点上。然而，在传统的德育模式中，德育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是社会本位目标至上，往往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培养，与个体本位目标处于对立状态。强调德育目标的社会性要求有着它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伴随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的深化和文化对人民生活影响的加深，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价值得以珍视和确认，德育的人文关怀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强调对人自身的关注，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德育目标的重要内容。这一变化必然要求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德育在个人的关系领域发挥作用；必然要求德育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工具来培养；必然要求德育目标要体现坚持以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德育的出发点，把培养人的社会化人格作为归宿。总之，重视文化对德育目标的导向，必须依照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德育目标的价值取向进行正确定位，使德育目标的确立有利于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四）文化对德育课程的规范

文化对德育课程的规范，是指文化作为德育课程的母体，造就了德育课程，决定着德育课程的文化品性，并为德育课程设定了基本的逻辑规则及规范来源。德育课程属于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社会所积累的优秀道德文化是德育课程的主要源泉，抛开文化，德育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德育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其课程开设是传递、传播和创造道德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德育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文化对德育课程的规范，要求德育课程体现文化教育的本质要求。首先，要求德育课程以德育目标为主要依据，对与德育有关的文化信息进行选择，确定课程所需的内容。其次，要求德育课程对德育内容所蕴涵的文化因素进行优化组合，使之形成结构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内容体系，并体现知识的内在联系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相统一的要求。再次，做好体现文化内容体系要求的德育课程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其中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介入课程组织者的道德价值心态、审美活动等，即课程设计总是要受到一定的文化价值影响；课程实施是把设计好的课程变成现实的课程，其实质就是通过教学活动实现道德文化的传递。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对德育课程的规范，就是德育课程要体现文化教育的本质要求，使开展德育课程教学的过程真正成为德育文化传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