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3-12-27 17:15:42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1

关键词: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养老;现状;调查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天津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4万,占总人口17.91%。比2000年上升了0.07个百分点[1],老龄化水平在超过全国平均值的11个省份中位列第2[2],其中独居老人约占1/3[3]。相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天津市老年人口将达到333万,占全市总人口比例35.2%[4],其中90%利用居家养老,由此可见发展居家养老已迫在眉捷。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天津市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本文调查和探讨的重点所在。

1 文献回顾

20世纪40年代,日间照料中心起源于精神病医院,主要是为了帮助出院的精神病患者在社区继续接受医疗护理照顾,减少入院率[5]。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二战后的"反院舍化"运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认了社区日间照料的政策目标[6],20世纪60年代,日间照料服务开始从单纯的精神科转向其他健康保健服务。在此期间,美国各州开始设立成人日间照料中心[7]。随后,日间照料中心开始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盛行起来[8]。

我国的社区日间照料最早始于香港,1973年香港政府率先将"社区照顾"概念引进到社会服务工作,1977年香港政府又将安老服务定为社区日间照料的主要方向,希望尽量让老人能在社区内接受服务,从而减少对院舍服务的依赖[9]。大陆对社区照顾关注的较晚,较早的社区日间照料研究来自社会工作领域[10]。2008年之后,随着一些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照料问题也变得异常突出,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手段,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又得以发展,上海、深圳、天津、沈阳等地都开始大力加强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设[11]。

为满足不同自理能力及健康状况的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日间照料中心一般分为社会模式、医疗模式、特殊模式这三种模式[12]。其服务对象主要为健康欠佳或身体功能受损,日间需要照顾的老年人、痴呆患者、残疾人及其照顾者,是一种"白天入托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顾、膳食服务、社交活动、休闲娱乐、接载服务、护理服务、康复及治疗活动、健康教育与咨询、照顾者支持等。根据服务对象和内容的不同,日间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和配置也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是1个工作人员照料4~7名服务对象[13]。日间照料中心的营业时间一般是每周5个工作日的日间,有的也在夜间和周末营业。由于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服务内容存在差异,隶属机构及盈利性质不同,加之不同地区的福利和保险制度也不一样,所以服务对象需要负担的费用也各异[5]。

2 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基本情况及调查研究的方法

2.1天津市政府对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整体规划 从2009年起,天津市准备利用3年的时间,在全市107个街道和137个乡镇建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在社区和自然村建设300个老年日间照料服务站。同年3月,天津市民政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建设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站)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生活照料、老人就餐送餐、医疗康复、精神慰藉为主要功能,以生活困难、行动不便、空巢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体系"。同时,文件还对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的建设规模做了规定,规定其建设规模不低于300m2,并对休息室、配(就)餐室、文体活动室、健身康复室、医疗保健室、老年人学校的具体面积都做了相应规定[11]。2011年,天津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我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意见》,出台了针对居家养老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市财政对每个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给予30~5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福利公益金对每个托老所按每张床位1万元给予一次性资助[14]。截止到目前,天津市已建成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和服务站577个。

2.2调查研究的方法及情况 本研究从2013年9月开始,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形式,走访了天津市民政局基层单位和社区建设处有关人员,了解了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情况。随后选取和平区、南开区、红桥区、河东区、河西区及河北区6个市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作为调研对象,通过进入照料中心、入户访问的方式,共发放问卷186份,收回有效问卷161份,回收率86.56%。同时,运用座谈和个别访谈方式,先后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领导、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在被调查的161位享受社区日间照料的老人中,男性所占比例为53.13%,女性所占比例为46.88%;年龄在60~69岁、70~79岁、80岁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4.45%、45.17%和20.38%;文化程度方面,中专以下占60.94%,大专占28.13%、本科占9.38%,本科以上占1.56%;婚姻状况方面,独居的占58.24%,两人的占41.76%;子女数量方面,只有1个子女的占16.21%,2个子女的占45.46%,3个及以上子女的占38.33%。健康状况方面:身体状况良好占65.62%,身体状况中等占29.69%,身体状况差占4.69%;来日间照料中心的频率:1次/d的占26.56%,2次/d的占7.81%,1次/w的占20.31%,3次/w的占7.81%,不确定次数的占37.51%。

3 存在的问题

3.1社区居民和服务对象对其认识较模糊 根据调查,天津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有日托和居家2种服务形式。日托服务指的是生活能自理或部分自理的老年人,白天接受照顾,并参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在所调查的6个区中,采用这种服务方式的照料中心占98%。居家服务指的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家中无人照顾,将老年人送到社区照料中心居住,由照料中心来长期照顾。然而,在天津市2009年下发的《关于建设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站)的实施意见》中我们可以得知:主管部门把日间照料服务对象界定为生活困难、行动不便、空巢老人,并把其功能定义为集生活、用餐、医疗康复为一体的服务机构。但是,在天津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设施的配套、工作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中心并没有购置护理设备,如轮椅、康复设施等,有些设施的设计也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忽略了老年服务设施本应具备的防滑、防碰撞、防摔跤等功能,服务设施在布局上不合理。虽说所调查的市内六区的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老人来这里活动和接受照顾,但在谈到"照料中心的服务性质"时,普遍认为是以满足居住、吃饭、娱乐等起居性生活照料和日常娱乐为主的场所。与享受居家照顾的老年人谈起"医疗康复能否满足需求时",大部分老年人的回答是"没有配套的康复设施";在问及工作人员"日间照料和居家照料有何区别时"大多回答"不知道或是没有区别"等。

3.2日间照料中心开设很多,实际享受人数很少

3.2.1宣传不到位 在与照料中心工作人员的交谈中,当问及"是否宣传了日间照料中心时",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问及宣传方式时,大多回答是"通过文字方式宣传,例如黑板报和发传单,并未进行过入户宣传"。但与照料中心所在社区未享受过日间照料的老人交谈时,问他们"是否知道所居住的社区有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时",有53%的老人表示不知道,在这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59%,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8%,听力及视力下降的占62%。这表明宣传不到位,社区居民知晓度低。

3.2.2传统观念较重 在中国传统的养老文化中,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随着老年人在社会中角色的转变,使他们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60%的老人担心邻里之间的看法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20%的老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子女能够照顾他们,不需要到日间照料中心。进入日间照料中心对老年人自尊心的伤害,以及让邻里误以为子女的不孝顺成为入住的心理障碍。

3.2.3经济困难 虽然在过去的3年中,市级财政为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购买服务,投入资金近1500万元,1.4万生活困难老人受益。市财政和福利公益金投入资金近6000万元,为居住在家、白天无人看护的老年人开展日间照料服务。加上区县财政投入的资金,虽然绝对数量不少,但被200万的老人群体平均下来,投入到每个老人的数量就少得可怜了。所以大多数入住日间照料中心的费用,很大一部分需要老人自己支付,对于中高收入且需要照料服务的家庭,这样的费用可欣然接受,而大部分低收人且需要老人日间照料的家庭则认为负担过重。

3.3护理人员少且工资待遇低 调研中发现,有48%的老年人看重照料中心的服务质量,因为日间照料中心没有家庭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若无人陪伴更憋屈。但现实中由于社区干部没精力,居委会没财力,加之没有编制,社区根本腾不出人手专门负责看护老人。而有看护人员的照料中心,文化水平又普遍偏低,且未接受过与照料相关的培训,每日的工作也只是为老人提供一日三餐,且薪酬非常低。这与星光计划中提到的"三室一场一校"即日间照料室、文化活动室、医疗保健室、室外老年健身活动场和老年学校这些服务项目是相违背的,这就造成了社区老人能走能动的不愿来,不能自理的不敢来,资源闲置的现象。

4 对策

4.1明确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对象和功能 为使社区日间照料这种服务形式在天津市有理有节的发展,首先要明确日间照料的服务对象,它是针对身体健康状况处于自理、半自理状态,能支持自己的日常生活,但由于行动不便或者机能/智能有轻微障碍,需要别人适当照顾的老年人的一种服务机构。其次,要明确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内容和功能,除了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休闲活动服务外,还要为他们提供保健康复、体检服务、精神和心理慰藉服务等,尤其是有长期慢性病和失能的老人。同时,按照以上的服务对象和功能,建设居住场所和居住环境,配置运行资金和交通工具,配备服务和康复训练器材,尤其要建设和配备不同层次的服务人员队伍。

4.2加大宣传力度,整合社区资源,引入专业机构 从调查数据看,有53%的老年人不知道自己所在社区有照料中心这个机构。访谈中,有部分老人表示愿意到日间照料中心享受服务,这说明照料中心有一定的市场。为此,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①采用新的信息传播和宣传方式。随着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采取的工作方式应该积极地切合群众的口味,利用网络传递相关信息。例如,以发送微博及纸质宣传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来传递信息;②社区居委会可组织老年人以及家属,定期参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文娱活动等,消除老人子女的顾虑,倾听老人对日间照料中心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和完善服务。

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尽可能降低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的费用和开支。①对于半失能且行动不便的老人实行接送制。可以整合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资源,为老人的出行提供便利条件;②充分挖掘社区义工志愿服务;③充分引入社会资金。例如专业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物业管理公司[14]。

4.3适度提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待遇,强化其专业技能 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仅有硬件设施和一时的财源保障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服务内容和持久性。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文化知识和专业化服务技能,直接影响着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改善:①要适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待遇。提高工资待遇就是对她们心理减压的一种体现,也是对她们地位身份的一种认同;②要加强专业护理人员的培养工作,建立护工的考核与认证机制,根据技术等级来区分护工的职业级别,级别越高得到的工资越高;建议在天津大中专院校内开设护工班或设置陪护、护理专业,专门培养陪护服务方面高素质人才。

5 小结

天津市对日间照料中心这种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还要清醒的认识到问题与不足,就目前来讲,在发展机制,人员配备,服务标准这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社会、社区、家庭、市场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希望通过这些部门的有效协作,建立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养老服务长效机制,使更多的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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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鹏,刘宇,王敏.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开展状况及启示[J].中国护理管理,2013,13(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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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2

社区隶属于市区街道,位于城东城乡结合部,占地面积约0.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62户,5129人。其中在册的60岁以上老年人__人;70岁以上高龄老人146人,80岁以上老人118人。90岁老人4人,空巢老人120余人,约占辖区总人口数的28%。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理需求的人性化选择;是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顺应社情民意,利国利民。我社区是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试点单位,我们把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上级民政和老龄部门的指导下,我们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多措并举,积极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使居家老年人在生活上得到精心照料,在精神上得到关爱和慰藉,实践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了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和谐。

一、认真做好居家养老调查

我社区是居家养老的试点社区,我们积极探索开展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新模式,建立以社区主任挂帅的居家养老服务领导小组。积极开展专项入户问卷调查,摸清了社区中的老年人情况,为户籍在本社区的60-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建立了老年人档案,并从老年人的需求和需要开展服务等方面着手,对社区400多位60-100周岁的老年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问卷中,整理出了老年人的最需:一是家政服务,主要是有疏通管道,电力维修,代为购物,上门服务等。二是医疗服务通过摸底调查,详细的了解到了老年人服务需求。因此,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群,制订出了有所不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案》,全方位高质量的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

二、积极营造居家养老氛围。

我们首先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有关文件,派出专项工作人员参加上级部门举办的养老服务工作培训,提高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创新养老服务工作理念。同时利用社区市民文明学校、老年科普大学、墙报、宣传栏、黑板报等阵地,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有关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文件精神,在全社区宣传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使这项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而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推动作用,增强社会各界和社区居民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形成全社区关注、关心养老事业的浓厚氛围。

三、努力丰富居家 本文来自文秘站 ,转载请保留此标记。 养老服务

一是志愿者服务。我社区有一大批助老志愿者,为社区中的空巢老年人、困难老人服务。其中有为高龄老年人提供一些买菜,联系子女,照看关闭门户等服务的银龄志愿者;与社区中10对空巢的独居老年人开展一对一的爱心志愿服务的爱心志愿者;还有利用法律、医疗、便民等专业特长的专业志愿者。象社区中的医疗志愿者,经常为社区中的老年人看病,量血压。如东方医院退休的志愿者王仁医生,他经常上门为社区中的老年人看病,不分昼夜,义务出诊午;又如家住中国机械堪察院的空巢老人黄如泯,她家厨房的厨房溢满了水,老人急得是不知所措,她找到了社区志愿者,志愿者上门认真检查,发现是自来水管破裂,志愿者迅速拔通了社区发放的“便民服务卡”维修电话,修理工以最低的费用,上门给予了修复。一张小小的服务,不但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关系,也为老年人带来了最大的实惠。

二是精神慰藉服务。我社区辖内单位拥有西安市社会科学分院、省级重点中学83中学、西安财经学院、聋哑学校等单位,是知识分子相对聚集的社区。这些退了休的老同志,文化层次高,求知欲望强。根据这一特点,我社区在西安市老年科普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办了社区老年科普分校,努力开展老年教育工作,满足老年人老有所学的精神慰藉。社区老年科普分校学校的师资力量,完全由市科协安排,每学期定期为我们制定课程表,每周一课。我们根据老年人的需要每次课程的内容不同,先后开设了食品营养与健康、抗衰老从现在开始、西安历史文化、谈如何教育孩子、家庭教育、生活常识、谈修身养性、等等。社区内的老年人,可按照自己的兴趣前来听课和活动。目前,参加社区学校学习、活动的老年人有上千人次。社区老年科普学校成为老年人学知识、求上进、交朋友、进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再学习、再教育的大课堂。

三是法律维权服务我社区根据辖内居民的实际情况,以及生活当中涉及的问题,积极聘请专职教师,为老年人举办法律主题讲座,涉及到《妇女儿童保护法》、《老年人权利保护法》、《婚姻法》等内容。社区的老人们还积极踊跃的向法律老师咨询了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讨教如何解决的办法。法律讲座紧密贴近老年人的 生活,满足了社区老年人特殊需求,增强了老人们的维权意识。老人们高兴的说:有了法律给我们撑腰,我们说话就有了底气,可以自己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了。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3

关键词:生态移民;老年人;养老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60-04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我国少数民族多聚居于生态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区,人口与生态环境压力大,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将生活在恶劣环境条件下的居民搬迁到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由此产生了生态移民。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生态移民的理念很快引起共鸣,学者们开始对此展开研究。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已有文献中对于生态移民战略意义的分析、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生态移民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生态移民的适应性方面的研究较多,但是从微观层面或经验层次上关注生态移民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研究成果较少。我们知道,老年化的过程是一个随着生命历程的演进而不断累积分化的过程。累积源于早期生活经历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根源于生命历程的流动性与不可重复性。而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具有滞后性和后发性,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不容忽视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问题,是有其特殊的经济和文化基础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迅速到来,少数民族地区也必将面对这种变化,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通常,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群体被视为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老年移民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对此,本文将探讨生态移民中的老年群体搬迁后的养老情况。

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经常系统性地打断和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并通过社会分层的中介作用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区被誉为“中华水塔”,在全国的生态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5年下半年开始,生态移民项目逐步实施,移民按照“政府引导,牧民自愿”的原则搬入新居住点。不容置疑的是,此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使其生活状态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点分布较广、移民人数众多,格尔木市x村生态移民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从牧区到城市的安置方式,对其研究具有代表意义。

为了尽量保持个案选择过程中的偏好问题,笔者采用了访谈对象介绍的方式,接触了20名老年生态移民。同时,为了尽量使调查对象具有普遍性,尽量拓展访谈对象的多样性,涵盖了不同社会、人口、经济背景的老人。笔者选取了x村村长、低保户家庭、女户主家庭、子女同父母共同生活以及留守老年人等作为调查对象。此外,笔者还与一些村里的中青年人进行了访谈,作为资料的补充。本文无法将三江源地区所有老年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进行调查,而是选取一些富有代表性的生态移民。

二、老年生态移民现阶段的养老方式

(一)X村移民基本情况及生活现状

X村位于三江源区内,是纯牧业藏族村,这里高寒缺氧,气候极度恶劣,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2005年,此村部分牧民积极响应了“保护三江源”的措施,采取自愿搬迁的形式,迁入了现居住地。

X村移民中,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从年龄层次上看,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最大,这部分人的劳动能力较低,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较差。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移民的文盲率较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这对于外出找工作和与他人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障碍。同时,有68%的移民处于无业状态,就业问题十分严重,不利于增加经济来源。家庭结构以三世同堂居多,其次是两代人,说明这部分移民大多是举家迁移。老年移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强。在X村,80%的老人能够自理。搬迁到现居住地后,老人们虽然不再从事放牧等体力劳动,但还得做家务,例如做饭、洗衣、带孙子等,为家庭其它成员提供服务。这种状况与老人的观念、行为习惯(即只要自己能动就自己进行日常生活照料,包括劳作)有关,也与农村老年移民的低生活要求有关。

(二)X村老年群体基本生活现状及养老状况

1.被访者的基本情况

这些老年人,年龄最大有83岁高龄,最低的也有61岁。男性较多,有个别不会讲普通话,文化程度很低,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有的老年人甚至连数字都不认识,但是长期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处理生活琐事。有同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也有由于子女外出务工或返回原居住地,独自放牧、生活的留守老年人。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初始的累计因素,如家庭情况、性别,以及时间上的累计因素,如生活事件等都会对老年的生活产生影响。

2.被访者的养老状况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皮特·麦当劳(Peter McDonald)指出,家庭能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养老保障取决于五个因素:文化(或立法传统)、家庭成员在人口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和地理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和提供养老的意愿。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最终导致家庭养老的变化,而迁移正是导致这些因素出现变动的一个诱因。未迁移前,X村的大部分老年人都同家人居住在一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经济来源以牲畜贸易为主,搬迁到新居住地后,生计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与草原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本土文化已被打破,养老方式也受到了影响。迁移对其来说恰逢遇到了人生拐点,这些事件发生时被访者的生理时间(年龄)与社会时间(当时的社会背景等),以及他们在这些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与行动策略对其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按照一般理解,养老主要涉及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三方面内容,养老对象是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些已经在学界达到共识。下文将结合生命历程的相关研究,并围绕X村老年移民群体搬入新居住地后的经济来源、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情况,对现阶段生态老年移民的养老状况展开分析。

3.被访者的经济来源

生命历程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在时间作用下的相互影响。其中累积的优势与劣势,是个体在某些既定的特征上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系统性分化。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年移民群体的生活质量。众所周知,牧民们在牧区靠放牧为生,放牧的收入可以满足基本生活,且在牧区居住,生活成本较低,亦能满足日常的生活。搬迁后,生产劳动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进而引起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劳动收入和劳动人际关系的相应变化。根据调查得知,牧民原来的牲畜基本都已卖掉,其累计优势并不明显。同时,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年龄较大以及不会讲普通话等原因,外出打工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已无可能。村里老年人基本是靠政府补贴、子女供养和原有积蓄维持生活。

原来的牲畜都已经卖掉了,搬迁前就会放牧,从没想过会离开牧区,这一辈子只会放牧。原居住地的条件差,自从搬迁下来以后,条件是变好了,靠政府每个月补贴的钱过,子女们都在外打工,过年才回家,也不好意思问他们要钱,自己紧一点,不够花时,会跟亲戚朋友借一些,感觉虽然不用像原来那么辛苦的放牧,但是心里总是空空的感觉,没有寄托。(C1对留守老年人的访谈)

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也没有出去打工,也不能像有的人回去继续放牧,主要依靠政府的补贴过,但是还有医药费,日子过的苦啊!如果有适合的工作,自己真想去工作,可是听不懂汉话,年龄又大了,没人要啊。(C2对“五保户”的访谈)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原来卖牲畜的钱和政府每个月的补偿费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其累计因素的一部分。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他们并未获得如城镇老人所拥有的收入、福利以及健康等累积所得的优势。基础薄弱是不容置疑的。其他的收入如子女适当的经济补贴和工资等也是有限的。可以看出,政府补偿费这种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只能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如果老年人遇到重病等花费较大的情况时,会采取借账等方式。

现在花的钱大部分是原来卖掉牲畜的钱,今年儿子结婚花了几万块,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要赶紧还上,所以想叫孩子们出去打工。我们这些钱总有花完的一天,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真碰上大病的,真是没有办法了呢。(C4对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访谈)

日常生活消费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三江源移民的主体是牧民,移民后因为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引起了移民饮食结构的变化,主副食几乎完全颠倒。在牧区时,牧民们的主要食物都是牛羊肉及其制品,食物可以“免费”获得,可到移民点之后,所有的生活开支都需要“花钱”,移民目前的主要收入是国家的安置补偿费(生活补助费),当地的物价水平都较高,移民根本无法保证原来的饮食习惯,这一点在老年移民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日常生活开销中,衣和食都需花费许多钱。

迁移前生活在牧区的移民,主要居住于帐篷和临时定居点;迁移后,国家按照不同的标准给移民建立住房,基本都是砖混结构。现在,移民区内新修了路灯,还有运动设施,相对以前来说,移民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提高。

4.被访者的生活照料情况

性别与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结合决定了个体的社会性别角色,不同的角色负载着不同的社会期待和责任,从而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资料证明,女性在教育、收入等各个方面与男性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甚至持续到了个体的老年生活中。而在牧区传统社会观念中,男女没有浓厚的尊卑概念。由于牧区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牧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而并不完全受制于夫权,在配偶选择、婚居方式、财产继承等方面也拥有相当权利。家庭分工可以总结为:男子的劳动条件较为艰苦,女子的劳动负担更为沉重,家庭成员中最轻松的是儿童和老人。

搬迁后,多数老年人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子女有部分外出打工,有部分回到原居住地继续放牧,但老年人会担负起照顾孙子女或者亲戚家孩子的任务,基本生活能够自理。在日常生活中碰到麻烦时,老人会向他人求助,日常的生活琐事,就近寻求邻居等来帮忙。当遇到重大事情时,老年人首先寻找的是自己最亲密的人,如配偶、儿女等,然后才是邻居、村干部等外人。也就是说,在遇到小事时,老年人根据与自己居住距离的远近来寻求帮助,遇到大事则按照与自己的亲疏熟悉程度来寻求帮助。

我们认为,虽然老年人在遇到重大事情首先想到的仍是儿女及亲戚朋友,但是日常生活中发生小事比大事要多很多,老年人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子女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悉心照顾,在访谈中,很多老人都表达了这种想法:

我是很想孩们的,他们在山上放牧也不容易。半年才下来一趟,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了啊。平时照顾孙子、孙女,日常生活还可以,但是学习方面就不懂了,我们从来都没有上过学,很麻烦啊。平时有问题,可以请村里的年轻人帮帮忙,最害怕的就是生病了,村里有个老奶奶,90多岁了,一个人,真可怜,每隔几天都会有人去看看她的。(C3对女户主的访谈)

还是以前(跟子女)在一起住的方便么。(他们)有什么事情我也知道,也不用总是惦记我。(C5对妇女主任的访谈)

5.老年人的感情慰藉与社会交往活动

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非常需要通过与子女的生活交流得到感情慰藉。目前,子女多数只能在节假日上门关心父母,给予老年人一些心理安慰。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汉族老人,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群体通常都有自己的,他们会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宗教。涂尔干、马克斯·韦伯、鲁道夫·奥托(RodolfOtto)等宗教社会学家、宗教学家论证过神圣的概念与克里斯玛现象,指出宗教经验是一种直接而神秘的体验,它的重要内容就是关于终极性的问题。而宗教中的老年群体是比年轻人更有虔诚信仰的群体,他们从宗教获得了心理平衡感、安全感,成为虔诚的信徒。同时,老年人常常缺乏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他们更需要宗教的世界观。他们认为,通过表达信仰,苦难会变得能理解并能够接受。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通常会在自己家中进行宗教活动,包括自己念经、供奉佛像与贡品,佩带具有宗教意义的饰物。老年牧民以自己念经居多,他们一边不断摇动手中转经桶,一边口诵六字真言。

我希望有机会去拉萨拜次佛,但是现在没钱,不知什么时候能实现。(C4对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访谈)

当然,对于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来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交往活动。有时帮着看管小孙子、孙女。男性老人喜欢几个人坐在一起说古论今,听听收音机。每逢过节时,老年人还会和年轻人一起唱歌、跳舞(锅桩)。

我现在每天没什么事儿,女儿管理家务。因为两条腿有关节炎的毛病,我主要就是坐在家里念经,觉得闷了出门口转转,有时候附近家里的女人来串个门儿,我们聊聊天。(C6对老年妇女的访谈)

移民们从牧区搬迁而来,以前由于居住分散,村民们之间的交往频率不是很高。搬迁后,移民和原来的亲戚朋友的交往变化不大,目前的主要交往对象依然是本村人,和陌生人的交往较少,老年移民同其他人员的交往更是局限。

6.其他

不同于其他老年群体,异地搬迁使得生态移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不仅涉及到饮食、衣着、休闲娱乐方面,同时,传统的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方式也逐渐在转变。调查得知,现阶段,X村全部移民都缴纳了医疗保险,部分移民加入了养老保险,同时有80%的移民纳入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都有医疗保险了,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总之是好事,看病的时候方便很多。(C8对老年村民的访谈)

牧区老年移民的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此村很多老年移民都有疾病,健康状况不太好。即便这样,他们也很少去医院治疗,病情严重时就请民间医生看看,只有到了有生命危险时,才会去医院,但往往为时已晚,很难挽救老人的生命。现在,治病虽然可以报销一部分钱,但家庭仍然要承担部分费用,对家庭不太富裕的移民,尤其是经济来源更少的老年人来说,很是担心。

以上主要从老年人的基本情况、经济来源、日常照料和感情慰藉等方面对X村的老年移民群体搬迁后的养老方式的进行了描述,可以得出:政府补偿费和原来卖牲畜的积蓄是其主要的基本生活来源: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小事需要邻居、村干部等人的帮忙,重大的事务则要跟其配偶、子女等亲戚商量解决,表现出其社会交往圈的差序结构: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除了对子女的感情依赖外,对的依赖是寄托其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也逐渐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但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三、思考

移民中的老年群体从原来生活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搬到了现居住地。过上了类似城里人的生活,享受了相应的社会福利,虽然总体感觉生活比较困难,但是也能维持。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迁移在移民整个生命历程中有重要的影响。使其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移民事件的影响下。移民就此事件作出计划与选择。这些计划和选择构成其生命历程演进中的重要部分。当然这种选择既要受到移民的特殊情境和他们对该移民情境理解的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气质。在移民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中。移民个体的差异、生活历史与变化着的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了行为的结果和它们相互关联的张力。三江源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不适宜人类长期居住。搬到现居住地,自然环境有所改善,移民定居点的建设也较为完善,使这片原本无人居住的荒漠区,呈现出一片生机。目前,老年移民对生活的要求度虽然不高,但是他们将来的生活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依靠谁”的问题

x村的老年人首先要承受移民所面临如丧失土地、失业、边缘化等风险。养老问题也许并不是目前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老年人养老的经济基础不稳,子女经济状况普遍较差,经济支持中私人转移的可依赖性有所下降,同时,他们也无法像城市老人那样借助发达的商业、服务业、医疗保险等便利条件进行自我照料,同时年龄的增长也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恶化,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及各种费用开支增多,显而易见,他们的养老形势极其严峻。该地区老年移民所担心的最大问题便是等到补偿费停止,积蓄用完时。这些老年人靠什么来维持基本生活?

(二)“”能否代替“儿女的情感慰藉”

养老包含两个层次,物质保证是第一步要求,感情慰藉和日常生活料理则是更深层的养老要求。美国心理学家摩根曾对纽约的退休老人做过调查,发现经常得到子女及晚辈安慰、体贴的老人,要比那些与子女关系不融洽,得不到关心爱护的老人寿命长10-15年。不可否认的是宗教消除了部分老人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生活压力,弥补了家庭或社会对老人关爱的不足,增强了老人的生存信念。但是儿女对于父母的关心,是不能被取代的。藏传佛教的“孝道”思想与“因果报应”,深深渗透到藏族每一个家庭中,如子女不守“孝道”,不仅会受到邻里和亲族的谴责,还会担心因果报应,自己的良心也会不安。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年轻一代在更多更深入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观念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发生变化。移民群体搬迁到现居住地,尤其是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在现代社会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的潜移默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孝悌”观念、尊老敬老观念、家庭观念等开始出现淡化的趋势。

综上,本研究呈现的是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中老年移民群体搬迁到新居住地后现阶段的养老方式,当然,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下的移民老年群体面临的问题也不同。生态移民绝大多数属于非自愿移民,一般都是政府行为促使其发生的迁移行为,一旦迁入地的生活与生态移民的心理预期不符,则可能造成回迁。老年移民群体作为移民中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老年群体在安置区的幸福度对于移民工作的稳定和发展有很大帮助。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4

【关键词】城市社区;老年人需求;对策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177648705人,占13.26%。相较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了解和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以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作者以贵阳市花溪区的明珠社区为例,了解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分析老年人需求满足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与地点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明珠社区的溪北居委会、朝阳居委会和松山社区选取100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

(二)资料收集方法及分析方法

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收集资料,问卷及访谈提纲内容涉及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对养老服务项目的需求、对情感支持的需求、对环境改善的需求等。对定量资料的分析是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频数分析等,对定性资料的分析是采用归类-分析总结-分析-总结的方法。

二、明珠社区老年人需求分析

(一)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100名老年人中男性48人,女性52人。年龄分布:60~69岁28人,70~79岁38人,大于80岁34人。文化程度:33人没读过书,读过小学的13人,读过初中14人,有17人上过高中或大专,有23位读过大学。读过大学的23位老人都是在G大教过书的副教授或教授。婚姻状况:已婚有配偶的占68%,丧偶的占31%,未婚的占1%。生活自理情况:47%完全能自理,43%基本能自理,10%不能自理。在100位老人中,大多数是有退休金的(65%)。其次是靠子女供养(19%)和靠自己的积蓄(11%),靠领低保金的有4人,靠自己的劳动或老伴劳动的有1人。从数据可以看出对经济需求的老人不多,大多数老年人都有退休金作保证,即使没有退休金也有子女供养或者存有积蓄。在访谈中多位老人都表示自己能够凭借退休金很好地生活,对经济的需求不高,但是对健康保障、服务设施及场地、养老服务员、环境改善和情感支持的需求很高。

(二)健康保障需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老人追求的不再仅仅是温饱,也希望提高生命质量。老年人很重视身体健康,最希望得到康复保健和疾病预防的养老服务。对于养老服务项目,100位老人共做了220个选择,在这些选择中,康复保健被选择51次,占回答总数的23.2%,成为老人对养老服务项目需求的首选。其次是疾病预防,被选择27次,占回答总数的12.3%。再次是定时探望,被选择20次,占回答总数的9.1%。而按摩推拿、体检的被选择数也相对较高。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正如一位被访问的奶奶所说:“现在我们也没什么要求,只是希望身体好点,不要出什么问题。现在吃吃喝喝都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一旦生病了花钱花得多不说,自己还得遭很大的罪。”老人的身体状况远不能与他们年轻时同日而语,所以老年人也就更加重视康复保健和疾病预防,更加懂得健康的重要性。只有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安享晚年,才能让子女放心地去拼搏,才能让生命更有质量。

但是目前明珠社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项目有限,所提供的大多是代购商品、扫地、做饭等服务项目,并且只针对行动不便或身有不适的老年人。目前社区在疾病预防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溪北居委会和朝阳居委会设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免费为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健教活动、健教讲座、发放健教宣传资料;每年免费为辖区内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1次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含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血常规、心电图等)和健康指导;免费测血压、指导高血压保健及用药;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以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每年免费为辖区内残疾人进行全套健康体检1次(含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血常规、心电图等),提供康复服务。

但是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做的都是比较常规的检查。通过对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的访谈得知,卫生站能做的就是平常的输液和配药,要是病症稍微复杂一点他们就没法治。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老人去服务站寻求帮助,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很少上门对老人进行服务,究其原因,一是怕上门进行医疗服务会有纠纷;二是人手不够,设施也不齐全,比如上门输液,老人家里没有挂输液瓶的架子等。松山社区没有社区卫生服务站,所以老人没有从社区获得疾病预防等服务。

(三)服务设施及场地需求

通过调查发现明珠社区100名老人对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需求度最高(42.5%),然后分别是康复保健室(27%)、紧急救助设施(22%)、无障碍设施(3.5%)、日间照料服务中心(3%)和阅览室(2%)。可见,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一是能满足他们的娱乐和交友;二是能保证身体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三是能保证生命受到威胁时能有紧急救助设施。

溪北居委会有一个露天健身场所,但是由于居民不爱护加上维修不力,健身场所里的健身器材都已经上锈不能使用。朝阳社区和松山社区都没有老年人健身场所。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溪北居委会、朝阳居委会和松山社区既没有老年人活动中心、阅览室,也没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无障碍设施,更没有紧急救助设施和康复保健室。也就是说既没有能满足老年人娱乐及交往的场所,也没有满足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场所,更没有对生命受到威胁的老人进行紧急救助的设施。在对G大7位老人访谈中得知:G大北校区只有离退休处,没有专门的老年人活动中心,而且离退休处里面的娱乐设施也不多,只有几副手搓麻将桌、一副很小的象棋。所以,很多离退休老人只能自己找好棋友、牌友,在露天场所比如老朝阳村书报亭、G大礼堂旁边的石凳上去活动。

(四)对养老服务员的需求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员所具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护理知识、急救知识、老年生理学和老年保健学。对护理知识的需求最高(19.1%),其次是急救知识(16.1%),然后是老年生理学(15.7%)、老年保健学(15.3%)、老年心理学(8.9%)、家政服务能力(7.2%)、沟通能力(4.7%)、老年膳食(3.4%)及其他(9.7%)。但是溪北居委会、朝阳居委会没有专业的养老服务员,能对老年人进行服务的只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网格社工。而且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网格社工都不具有专门的养老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工作面向全居委会的人,不仅仅对老年人进行服务。所以对于护理知识、急救知识和老年生理学知识等所知甚少。松山社区不仅没有养老服务员,连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网格社工都没有。严格算起来,G大及家属区并不是社区也没有成立居委会,之所以成为松山社区只是为了警务管理上的方便。

(五)对环境改善的需求

溪北居委会与朝阳居委会的老人对环境改善的需求较低,但是松山社区的老人对环境改善的需求很高。主要集中在社区安全、路面维修和空气质量等。老人K说小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小区里面发生很多次偷盗事件,但是没有一件有结果。“有一次我抓到一个小偷,打电话让一个老头帮我报警,结果他磨蹭半天耽搁5分钟。小偷看我报警没报成,就慢悠悠地走了。我又打电话给110,结果他们问我住在哪里,身份是什么七七八八的,等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是5分钟之后,小偷早就跑得没影了。这真的是成问题啊。”可见社区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力保障。除此之外,老人H说他家住在老朝阳小区,在小区下面有间房子学校出租给别人开宠物店,但是法律明文规定不能在家属区开宠物店,这个事情老人反映很多次都没人管。“要是有老人或者小孩从那过被吓着怎么办,而且宠物店里面的狗有时候会冲出来。”

老人L也是住在老朝阳小区,他说在回家的路上有个地方漏水已有多年,但是一直没有管。“要是一不小心在那摔倒了怎么办。虽然只是小事,但是关乎群众生活的事就是大事啊。”同样在松山社区的刘奶奶对生活环境也多有抱怨:“哎哟,生活环境很不好,我们楼下的公共场地开了几家餐饮店,每天油烟味、煤气味重得很哦,窗子都不敢开呢。我们的要求不高,至少得有新鲜的空气,要不得病了怎么办。还有公家的草坪被围起来养鸡,每次经过都是一大股的鸡屎味。”

(六)对情感支持的需求

传统的养老主要着眼于对老年人的物质赡养,老年人只要有吃、有穿、有住,就基本达到了养老的目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老年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年人不仅要有吃、有穿、有住,还要有精神上的享受,要有尊严,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老人都希望自己能尽享孝道和天伦之乐,作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一方不仅要让老人体面地活着,更要让老人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如果每天除了吃喝,没有精神上的交流、没有精神上的慰藉,老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可言。“我家是四代同堂,过年会聚在一起,等我把压岁钱发好了,他们就各干各的去了。打的打麻将,玩的玩游戏,也没人来陪我这个老太婆聊天。过年过得我压力还大一点,孩子们回来只会索取,从不会陪我说说话、聊聊天。自从老伴走了之后,我就特别孤单,我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精神上特别孤单。”老年人不愿意成为一种负担,会本能地产生自卑感,无形中变得脆弱,甚至精神崩溃。如果提供服务者不能从精神上关心老人,便不能真正了解老人。不论为老人提供服务者是其子女还是养老服务员,都应该孝敬老人。孝敬是比物质赡养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属于精神赡养。孝敬的重要内容是对父母的精神、心理、感情、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关心和满足,也可以叫做“精神赡养”。此外,来自邻居的情感支持也很重要,朝阳居委会熊奶奶在访谈中说:“现在的邻居很冷漠,东家不管西家事,见面很少打招呼。现在的人很奇怪,猜忌心太重,生怕别人接近你就是要图你的东西。”

综上所述,明珠社区的老人对健康保障、服务设施及场地、养老服务员、环境改善及情感支持都有很高的需求,但是目前社区提供的服务供不应求,不能满足老年人对健康保障和服务设施及场地的需求;缺乏专业的养老服务员及志愿者,不能满足老人对养老服务员的需求,而环境改善的需求也未得到满足。

三、对策建议

(一)社区注重整合资源

明珠社区所辖溪北居委会、朝阳居委会和松山社区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溪北居委会和朝阳居委会都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免费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和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而松山社区则没有。松山社区较为特殊,它是为警务方便而设,并没有居委会等。有老人说“我们有什么事学校不管,也没有居委会管,我们处在两不管的状态中”。明珠社区可以整合资源,让松山社区的老人可以在朝阳社区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去做常规的身体检查。同时,可以多举办老人联谊会,让溪北居委会、朝阳居委会和松山社区的老人一同参与到活动中来,分享人生经验,交换生活心得。有老人反映“可以让居委会的人组织社区的老人隔一段时间就聚一下,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互相帮助”举办老人联谊会,不仅可以促进居委会内部老人之间的交流,也可以促进各居委会之间老人的交流,提升老人的自助能力。

(二)丰富对老年人的服务内容

朝阳居委会与溪北居委会目前对老人的服务内容较少,要开发更多老年人需要的服务项目,如康复保健、疾病预防、按摩推拿,这些都是老人所需要的。有老人建议社区建一个老年食堂“我们没有太高要求,只要清淡一点,饭菜软和一点就好了”。 我们提供的养老服务必须要立足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想当然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否则就等于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却费力不讨好。

(三)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溪北居委会目前有网格社工,但是他们是为全居委会的居住户服务,对老人进行的服务较少,且目前的网格社工所受教育程度不高,掌握的老年生理、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不多。明珠社区毗邻贵州大学与贵州民族大学,两所大学都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巧,对老年人进行服务会做得更好更专业。明珠社区可以引进社工专业的学生与志愿者,更好地为老年人进行服务。

参考文献

[1] 奚志勇.中国养老[M].文出版社,2008(5).

[2] 姚远.从宏观角度认识我国政府对居家养老方式的选择[J].人口研究,2008(3).

作者简介:张松群(1989- ),女,贵州铜仁人,贵州大学2012级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区域发展;陆卫群(1960- ),女,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口健康,婚姻家庭和性别研究。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5

将外籍员工纳入我国的社会保险,确保了制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但该措施在讨论之初,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赞成的一方以人社部为代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首先,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立法,强制要求在本国就业的外籍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我国的社会保险法要求外籍员工必须参保,乃是同国际接轨。其次,将外籍员工纳入社保,也就在这方面给予了其国民待遇,保护了他们享受社会保障的权益。这样,也使中外企业能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中国企业在向海外派驻员工时,也通常被要求参加派驻国的社会保险,缴纳相应的费用。反对一方则指出,目前大部分外籍员工仅仅是在中国工作,退休后大都回自己的国家养老,而不会呆在中国。虽然《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允许外籍员工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并将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但如果大部分外籍人员都选择终止,将失去保障的意义。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认为,中国只有和外籍职工国籍国签订协议,对社保的缴费、转移、携带、分段计算做出衔接性规定,才能使外国人参加中国社会保险真正落定。在没有相应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强迫外籍人士加入中国社保。她甚至警告,强迫外国人支付保费,将会出现问题,即如果他们离开时不能拿回支付的保费,中国可能会面临一系列诉讼。从理论上讲,正反两方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是中国的政府和学者进行的分析的推测。而事件的当事人———外籍员工,究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双方却都没有提及。本文将就这方面进行一些弥补性的探讨,分析外籍员工参加中国社会保险的心态。

二、不同居留期间的外籍员工具有不同的态度

据了解,我国对外国人居留期限的管理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在中国居留半年以上、1年以下的,由公安部门颁发“外国人临时居留证”;一类是在中国居留1年以上的,由公安部门颁发“外国人居留证”,一般1年一签。此外,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副总级以上的外籍人员,和一些归国华侨可一次性申请一至五年的外国人居留证,但目前真正获得5年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并不多。居留的时间不同,外籍员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对参加社会保险最为迫切的是,获得外国国籍后返回中国长期就业的华侨。他们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参加社会保险使他们有一种安全保障感,和一定程度的归宿感。其次是在我国长期工作的外籍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公共机构的长期派驻人员,加入社保也是组织机构为他们提供的一种福利,使他们能够更加安心地在中国工作。中国日报的网上调查,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这一看法。报道称,来自英国的布莱尔,就对外籍员工参保政策表示欢迎。她在北京一家杂志工作。“我认为这项政策是好的,因为它将使在中国长期居留的外籍人士受益。”她说“:我不介意每个月缴纳保险费,因为它让我感觉自己在很大的意义上属于中国,不再仅仅是个外人。”但这类在我国长期工作的人员比例较小,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仅有一位在中国工作超过5年。对参加社会保险最不热心的当属短期居留人员,类似我国农民工对待社保的态度。他们绝大部分认为自己在中国不会呆多久,大部分回答最多工作二三年,因此对长期性供款的社会保险不感兴趣。一些被访者担心他们的工作环境将会因此恶化,因为缴纳额外的社会保险费,老板可能会降低他的薪水。如果成本上升太多,公司甚至可能聘请“打黑工”的来替代他们。对于他们而言,来到中国,主要是赚钱和增加经验,然后再次离开,基本不太可能长期居住。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社会保险。个别访谈对象甚至表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着眼于自己的居民,而不是给他们添麻烦。现在的问题是,这类人员占了外籍员工中的绝大部分,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占了80%以上。

三、商业保险的替代性

影响外籍员工参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商业保险提供的替代性。对于大多数受访者而言,因为仅在中国短期性就业,他们更加青睐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比较灵活方便,同时契约性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清晰,即他们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供款和能够享受的保险待遇。并且,双方都是基于市场关系上的对等主体,因此他们就有较强的选择性。这尤其对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美国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而雇佣外籍员工的很多公司,也乐于为他们购买商业保险,也是因为灵活方便。他们就不必为每一个非长期就业的外籍员工,一一办理手续繁琐的社会保险。而商业保险提供服务也非常便捷,受到劳资双方的好评。在我们的访谈中,90%的外籍员工都购买了商业保险,其中一半左右是由公司购买,还有一部分是由公司和自己各付一半,也有1人是自己购买。对于当前实施的《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多数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如他们根本不会在中国呆15年之久,因此退休保险无用处;他们也不会去在公立医院排长队等待,由此医疗保险也是一种浪费,同时公司大都给他们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这样他们就可以去环境更好,服务更便利的私立医院就医。就暂行办法条文本身而言,虽然其中规定了外国人参保后的所能获得的权益,但还是没能让他们搞清楚怎样才能获得这些权益,办法中有的条文不够详细具体,有的不够形象简化。这和我国的社会保险同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别有关系,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是现收现付制,而我国则实行部分积累的统账结合模式,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理解,确实有点困难。比如,办法中规定“:凡外国人在规定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前离开中国的,他/她的个人账户将被保留。如果重新进入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可以供款期计算累计;外国人在按中国政府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支付的外国人在他/她的个人账户的金额一次性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外国人死亡后,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中的剩余金额可以被继承……”在这些规定中,仅仅让外籍员工搞清楚个人账户是怎么回事,就挺费劲的。“供款期计算累计”“,办理手续一次性终止保险关系”,等等,就更是难上加难。再有,从参保的强制性来说,西方国家除了北欧及其他少数国家实行强制性原则外,大部分国家都采取自愿参保原则。当前,让外籍人员强制参保,而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不是很清晰,很容易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中国在巧立名目收费,目的在于扩充社会保障的资金,而非为外国员工在中国的社会保险考虑。美中贸易委员会(USCBC)敦促中国,“外派的员工应被允许选择退出,因为他们仍然受雇于海外雇主,是不可能享受的中国提供的社会保险的任何好处的,因为它们通常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员工应该被允许选择医疗保险,如果他们已经有了其他医疗保险,或者他们不需要中国提供的医疗保险”欧盟商会也提出,希望其员工能选择是否加入中国的社会保险。

四、不同的保险态度不同

我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五险”,其中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不需要员工缴费,这里仅就需要外籍员工缴费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进行分析。他们感觉最重要、必须参加的保险,当属医疗保险。“对我而言,健康保险是确定无疑最重要的”,很多被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购买的商业保险,也主要是医疗保险、健康保险或人身保险。但是,如前所述,他们更看重的是商业医疗保险,而不是社会保险。对他们而言,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前述排队和医疗环境方面的原因,更大的阻碍因素是语言。医疗方面的很多专业术语甚至会难倒一些公司的翻译人员,而各大公立医院也难以配备多国语言的专门翻译。然而,细微的语言差异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医疗事故。因此,外籍员工极少进入我国的公立医疗机构就医,我们所访谈的对象一般会通过商业医疗保险,进入当地的私立国际医院。而这些医疗机构往往是排除在医疗保险定点机构之外的,这就极大地打消了外籍员工参保的热情。由此,就进一步引出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退保,一是如何保持社会保险关系有效,并重新激活。谈到将来离开中国退保时,一位欧洲籍工作人员谈到,“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太低,并且部门复杂,我觉得想要拿回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我交了这些钱,就无所谓了,就让它进入中国社会保障部门的口袋吧”,另外好几个访谈对象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且,如果退保,无论是公司还是员工,都无法领回公司支付的统筹部分的缴费,这对他们是有失公允的。当前,所有的受访者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深层一点的问题,但是迟早会被人发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外籍员工离开时不终止养老保险,如何续保的问题。当前尚不明确的是,他们离开中国后,其社会保险关系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的有效期。据一个访谈对象介绍,如果希望保持中国的养老保险,他们离开中国后,需要每年向所在国的中国使领馆提交一份自己的社会保险材料,以确保自己的帐户保持有效。这对于他们来说,手续将不胜其烦。更要紧的是,他们绝大部分人不能确保能在退休前缴足15年的保险费,并且我国还规定了65岁后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就业,这样时间上也不能确保他们在中国累计就业15年以上。不过,当前我国允许退休前一次性补缴够剩余年限的养老保险费用,或许能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最后,即使缴足了养老保险,领取也是个问题,虽然可以委托代领或申请汇兑,但身份审查也将非常繁复。最后是失业保险,暂行办法也规定的外国人应该参加失业保险。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在中国没有了工作,他们将很快离开中国,而不是申请失业保险,很多访谈对象都这样回答。同时,如果没有了工作合同,他们的签证就变得无效,他们也就难以获得失业保险金。因此,缴纳失业保险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他们离开中国终止社会保险关系时,缴纳的失业保险也不会得到退还,这让他们感到尤其不公平。

五、双重支付与双边豁免协议

在与中国的谈判上,美中贸易委员会指出,要求外籍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计划将是“不必要的重复”,因为雇主已经为外籍雇员在中国购买了类似于社会保险的商业保险。访谈中,所有的受访者在都表示已经拥有了保险,包括在中国的商业保险或本国的社会保险。这就涉及双重支付与双边豁免的问题。新出台的暂行办法规定,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的社会保险协议的国家,其国民可以选择不参与中国的社会保险,只要他们能够提供自己在本国持续上缴社会保险费的证明。而没有签订协议的国家,其国民在中国就业时,必须参加中国的社会保险,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但是目前,只有德国和韩国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协议。2001年,中国和德国率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保险协定》;2003年,与韩国签署《互免养老保险缴费临时措施协议》及相关文件。也就是说,当前除了德国和韩国以外,其他国籍员工都必须参加中国的社会保险。在访谈对象中,由此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德国籍员工表示“:对中国与德国的双边协议都不是太清楚。但是作为德国人,对双边协议感到幸运,因为这意味着不用多交额外的费用了。”而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员工则显得愤愤不平,“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可笑,同样是外籍人,社会保险还要区别对待。我们在这里工作,付双份的税,还要付双份的社会保险费,而且还不一定能享受益处。”显然,只同两个国家签订社会保险双边协议,远远满足不了为数众多的其他国籍就业人员的需求。虽然,与人员数量最多的韩国签订了协议,但是位列第二至第七的美国、日本、缅甸、越南、加拿大、法国都还没有签订,来自这些国家的大量就业人员的双重支付问题,短时期内就难以避免。六、一些探讨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强制外籍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会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可能催逼外资撤出中国。其一,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险法出台后,我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和员工都要强制参保,导致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升,而外籍员工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而这也符合世界上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后,劳动者的收入、劳动保护措施和福利待遇等都会相应增长,否则社会将可能出现不稳定状态。其二,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升,包括外籍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加大,也不一定会导致外资大量外流。也许有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会撤出,以及一些外籍员工会流向其他国家,但是绝大部分外资还是会留在中国,原因很明显,他们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此外,外籍员工的用工成本增加,从某种意义上,对我国还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可能促进外资企业用工的“本地化”。即从用工成本上考虑,更多雇用和培养中国的员工及管理人员,而不是靠带入外籍人员,这将从某种程度上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和管理水平。当然,我们也得适当考虑外籍员工的合理诉求,对于当前意见比较强烈的社会保险措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调整完善。一方面,加强同相关国家谈判,适时签署社会保障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为避免两国企业及其员工重复参保缴费,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开展双边或多边谈判,签署社会保险互免协议加以解决。因此,我们可以向一些国家说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现状,并表达在此方面进行双方合作的意向,尤其是那些外籍人员集中的国家。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是双方面的事情,不是我们单方面就能决定的。美国已经与1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社会保障协定,日本也与13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定。目前,来自两国的员工分别占我国外籍员工总量的第二、三位,两国也有义务同中国协商并签署协议,以保护本国籍人员的利益。因此,当美中贸易委员会、欧盟商会及其他国家商会敦促中国,考虑其国籍员工的社会保险双重支付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敦促他们向本国政府施压,尽快同中国就社会保险互免事宜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就外籍人员反映比较集中的参保和赔付问题,可以进一步调整完善社会保险的相关措施,使外籍参保人员切实从中享受到实惠。如医疗保险中,可以考虑将外籍人员经常就医的一些国际医院的基本诊疗项目纳入医保范围。养老保险,如果外籍人员离开中国需要退保,进一步简化相关手续;退费时除了个人账户外,统筹费用也可适当退还一部分。失业保险中,如果外籍人员确实因失业而离开中国,可以考虑支付一定月份的失业保险金,如一至三个月。当然,这些建议的可行性如何,还有待深入探讨,谨此抛砖引玉。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6

[关键词]农村孝道;衰落;孝道工具化;兴盛

当前,在农村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孝道在衰落,孝敬老人的淳朴民风在消逝。一句顺口溜“爹住瓦房孙住楼,爷爷奶奶住地头”形象地反映出农村祖孙三代的代际关系和孝道衰落的现状。社会各界对农村孝道都予以了高度关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就自费普查全国农村孝道现状,并表示“乡村孝道调查让我忧心如焚”。

一、观点评析:当前农村孝道衰落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农村孝道衰落在学术界也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其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郭于华、阎云翔、陈柏峰和贺雪峰提出的。郭于华通过对河北农村养老的调查,认为

几位研究者对农村孝道衰落的分析都很精辟并给人以启发。郭于华关于代际互惠的观点,陈柏峰关于农民价值观的倒塌对孝道的影响,阎云翔的深入调查分析,贺雪峰的本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概念对农村孝道的解释力,都对农村孝道的机理有独到的解释。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完美之处。首先,各种观点互相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陈柏峰不同意阎云翔把孝道的衰落归为权利意识的增长,而坚持是农民价值观倒塌所引起;贺雪峰也不完全认同郭于华的父母积累财富给儿子就能获得更多回报的观点,提出农村现在普遍情况是子女心安理得地受惠,却不愿在赡养父母方面多花心思。那么,哪个研究者的分析更有解释力?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农村传统孝道维持机制,特别是孝道衰落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阎云翔在文章结尾用了简短的几句话提了一下就打住了。贺雪峰和陈柏峰的相关分析则散见于文章之中,不是文章的主题。第三,研究者没有真正找到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导致分析不够深入。这从他们对孝道衰落分析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来。郭于华认为是父母与子媳对交换的理解差异,事实上,父母和子媳年轻时生活所处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积累的财富当然会有差异。仅从经济方面而言,虽然父母因为贫穷无法体面地为儿子结婚和建房,但是他们为儿子付出了自己的所有,虽然儿子条件好,赡养父母的支出多,但也许这只是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即他们的相对付出是不一样的。贺雪峰同样也把孝道主要归结为经济因素,他观察现在有些父母在为自己养老积蓄一些资财,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农村,如果没有儿子的照料,他们老了行动不便就会造成有钱也无法买到东西的窘境。陈柏峰把孝道衰落的根源归于价值观的倒塌,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问题,如诚信问题、问题等似乎都可以归为人们价值观的倒塌和信仰的缺失。所以,他得出的结论过于宽泛,即使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孝道衰落的根源应该既具有引起一些社会问题所共有的因素,又有其独特性,否则就不会有强解释力。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几位研究者并没有界定孝道的内涵与外延,导致自己所用的概念与访谈对象所用的概念常常不一致,使得分析有些凌乱,影响了文章的说服力。这一点在郭于华的研究中更为明显,她用的概念主要是指赡养老人,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而访谈的老人则常常超出这个范围,常常指传统孝道,不但包括赡养与精神安慰,也包括老人在家里要有绝对的权威。从她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访谈记录都可以看出来。

在本文中,笔者所指孝道主要指两层意思,一是儿女尽其所能地赡养父母,使他们过上与自己同等水平的生活;二是尊老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础上使父母等长辈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不包括古代孝道意义中的不合理成分。为了区分两个概念,在本文中“传统孝道”一词,则既包括合理部分,也包括古代孝道中不合理成分。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地上,结合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分析我国农村孝道衰落的运行机制和动作逻辑,揭示其根源并找出救助之道。

二、反例:基于江西丰城市三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

从2004年至今,笔者一直对所居住过的老家村庄及旁边的四个村庄做失地农民问题的历时态调查。2002年底,这几个村庄被卷入到江西丰城市的城市扩张中,农民在一二年时间就全部失去土地,2005年政府把这五个自然村组成为三个安置区,并成立了三个居委会。征地前,这几个村庄的孝道也呈衰落趋势,和以上几位调查者调查的情况相差不大。但是,孝道却经历过戏剧性的变迁。从2002到2004年,失地农民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家庭纠纷剧增,且完全集中在父母与子媳之间,孝道急剧衰落。2005年进入失地农民社区时,令人惊奇的是孝道居然又重兴了,2005年以后再也没有因为赡养问题而出现家庭纠纷。

在分配征地款时,孝道急剧衰落,甚至有的父子反目为仇,其主要原因是,父母与子媳对父母的征地款归属与支配意见不一。按分配标准,一亩承包地能获得一万元左右的征地补偿,父母认为自己的钱应该归自己支配,而子媳认为自己尽了赡养义务,平时也是自己出钱赡养,且最终这些钱要用在父母身上,因此,钱应该归自己属有。经过争吵,有些坚持己见的父母虽然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补偿款,但子媳以父母已有钱为借口再也不给赡养费,有的形同陌路。当时,由于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媳闹矛盾的数量很多。在此仅举两例。

事例一: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有两个儿子。征地前,一个儿子一年出600元钱,200斤稻谷,生活比较安逸,儿孙也较孝顺。大儿子在同村居住,小儿子原来和母亲同住,但后来一家人到外地打工。在分田到户时,这位老奶奶的田分给了两个儿子,一人一半。小儿子出去打工不久就把责任田交还了村委会。2004年分征地款时,大儿子耕种母亲的一半田有4000多元的补偿,而小儿子耕种母亲的那一半田因为早就上交到了村上已不能分到补偿款。这位老奶奶在分征地款时向大儿子要属于自己责任田的补偿款,而大儿子认为,如果他要交出母亲的补偿费,弟弟也要交同样数额的钱,再说弟弟上交承包地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母亲的一半田交给自己?结果,原来平静的家庭争吵不休,大儿媳认为婆婆要钱就是要帮助小儿子,基本不理婆婆,大儿子也基本一样。

事例二:征地前,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一直和独子一家共同居住,经济不宽裕但家庭也算和睦,在分征地款时,父母坚持要自己管理属于自己的2万多元的补偿款,这样可以买平常喜欢吃的东西,而他们的儿子觉得自己平常也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父母的钱应该归自己管理。儿媳抱怨婆婆年轻时在家里作惯了主,还想抓住权力不放,儿子则担心母亲会把钱补贴已出嫁的妹妹,最后闹得分家,虽然同住一屋,但子媳基本不再搭理老人。

事例三是三兄弟与母亲创造了住房安置规则。2005年初,失地农民要搬入安置区,因为年老的父母基本无钱买房,也考虑到住楼房上下不方便,都面临着老年人和儿子居住的问题。居委会在分住房时提出了几个原则供失地农民参考:分房不具体分到户,由居民自邀关系融洽的住在同一单元;为照顾父母,多个兄弟最好居住在同一单元,父母原则上和楼层低的儿子居住。详细可行的方案则是由三个兄弟在安排母亲时自创的。这三个兄弟在和母亲协商和谁居住时,共同制定了一个规则,母亲和谁居住,安置费和补偿款就归谁支配,其他儿子一年出200元供母亲零花。在选择和谁居住时,他们先由母亲选择和谁居住,母亲不想得罪儿子,主动提出按居委会的原则。哪个儿子抓阄住低的楼层就和谁居住。当时,市政府为不买房的老人一次性补贴1850元,社区经济组织也能给每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1000—2000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就是说,和母亲居住的儿子基本照料日常起居就可以。后来,在实践中这三兄弟和母亲创造出的规则竟成了一条社区共同遵守的规定。父母与儿子,兄弟之间关系明显好转。比如,2005年后,在笔者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村庄和其他村庄(实际上组成了安置区,本人和其他居民都仍习惯这样区分)再没有发生过一起兄弟间因赡养父母而吵架,或者父母与同住子媳闹纠纷的事情。

经过访谈,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失地农民社区孝道的复兴。而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环环相扣。

第一,父母公平对待子女。在农村,子女间特别是儿子问对父母的不公平之举十分在意,有时兄弟姐妹长大后在一起聊天时还会说小时父母最喜欢谁,父母给谁吃的东西最多,虽是笑谈,但反映出儿女对父母是否一碗水端平很看重。成家后如果父母偏袒于一方,其他一方或几方就会在赡养问题上表现逆反心理。比如本文事例一。

第二,父母家务事和收入公开透明。公开透明的家庭常常在赡养问题上子女们容易达成一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一般较透明,由于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父母为孩子做家务也很少。因此,城市孝道比农村孝道要遵守得好一点,在赡养问题上子女们容易达成一致。而农村不一样,农村农活较多,家务事多,收入不多且不固定,这是造成父母很难一碗水端平的重要原因,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俗语的来源。面对难以计量的家务和隐性不固定收入,恐怕谁也为难。因此,这种情况就经常在农村出现:父母假如和一个儿子居住,其他儿子则认为父母为共同居住的儿子做了很多家务,甚至收入也补贴给了他,自己却要付同样的赡养费,进而感到愤愤不平;相反,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儿子则认为,自己平时照顾了父母,还要和其他兄弟付一样的赡养费,所谓“花了油不见光”,费力不讨好还落兄弟的抱怨。结果,谁也不愿意和父母居住。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笔者在失地农民社区调查时就发现,儿子们对父母要征地补偿款格外警惕,担心父母有钱会补贴自己喜欢的孩子,特别是小的儿子,在当地有句俗话“爷娘爱细崽”(爹妈天生爱幼子),而在农村父母有多少钱和钱花在什么地方,儿子们经常是未知的,即使这些钱的数额可能很小。

进入失地农民社区后,情况有所变化,家务劳动少了,父母收人已显化,这使得以前难以计量的家务基本消失,收入显化且可以计量了。情况和城市差不多了,这为父母与儿子的关系好转创造了条件。

第三,父母与子女平等协商处理家庭事务。在进入安置区时,不管父母与子媳平常有什么矛盾,都必须坐下协商解决。有的虽然经过不少次的协商甚至争吵,但基本都采用了前面论述的三个兄弟赡养母亲的方式。调查时,很多失地农民说,在赡养父母问题上也要“亲兄弟明算账”,吃亏没什么,但吃亏要吃在明处。本文事例二中的父母与子媳也最终达成钱由儿子管理和支配,父母零用钱从养老补助中支付的“协议”。其实,这对父母也认识到。没有儿子的照顾,老了不能动有钱也没地方花,甚至钱都拿不到。这对老夫妻就曾经因为身体不好和行动不便无法到镇里的银行取养老金,而不得不委托笔者父亲去办理。

总之,这三个失地农民社区在不长的时间里经历了孝道衰落到孝道急剧衰落,最后又到孝道重兴的过程。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家务越来越透明,采用 了平等协商解决家庭问题的方法。

三、理论深思:农村孝道维系机制的“凤凰涅??”

(一)农村孝道维系机制溯源及其崩解

维系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批判了传统孝道,同时保持其蕴含的精髓,但文化体系一般都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又由于传统孝道的维系机制太严密,文化的力量又非常强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的特点,使以中国传统孝道为表征的家庭文化体系在作出一些适应性变化后,很大部分仍一直延续至今,稳固地存在于家庭之中。

恐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不孝敬老人的中年人不去想自己老了以后儿孙会不会仿效自己的原因。那种谁掌握家庭权力谁就可以在家庭中任意发号施令,让家庭地位低的人俯首听命,唯命是从,不讲平等与尊重就成了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一代代传下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成了人们根深蒂固又不易觉察的意识。所以,虽然人们强调我们从不缺少孝道教育,但收效甚微,根源就在于此。我们家庭生活中长期缺少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民主协商精神,而人们价值观通常又不是靠教育获得,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习得的。孝道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愿望基础之上,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教育的奴化,使农民缺乏理性精神,结果,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 候,把孩子一起倒掉了,即现今的年轻人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守孝道。

(三)农村孝道的“凤凰涅??”:在衰落中兴盛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7

关键词:随机教育;家访;暗示教育

CL同学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广东打工,长期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成绩却是全镇最好的。

对于她的到户家访还得从HH说起,HH是那种很聪明但对学习不是很上心的男孩。如果哪段时间老师盯得紧,成绩可以窜到全年级第二;如果老师对他稍微有放松,他就一下子掉到二十名以后。

本着教育HH的目的,我假装不认识路,骑着摩托车请他当向导(他和CL同一个村)。一路上,HH全然没了在学校时的拘束,和我亲密地交谈着。

到了CL家门面对的是铁将军把门,邻居听说是老师家访来了,一边飞奔去田间喊正在栽油菜的CL奶奶一边大声介绍:“CL这孩子就是听话……”我还没来得及说:“还是我去吧。”她已经跑得很远了。这时候,我看到一位智力明显有问题的男孩子靠在墙根望着我们傻傻地笑着听说是老师来了,他居然跳了起来,嘴里模糊不清地喊着:“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对,是有点欢呼雀跃的味道。虽然智障,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对知识的渴望,一向喜欢恶作剧的HH居然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

不一会儿,老人家在邻居的带领下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当我坚持就着阳光就在门口坐会时,老人家拿出了一包在市面上应该是卖二十元的黄鹤楼来,颤抖着双手要拆开。我可知道农村人这样的好烟都会拿到小卖部换生活用品的,连忙阻止,再说我本身也不抽烟。但是还是慢了一步,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老人家的手怎么这么敏捷,可能是出于感动吧,不抽烟的我居然接了一根。寒暄了一阵后,我们就在门口坐下来,几个热情的邻居也在旁边不时地插话:“这孩子就是乖”“他从不乱跑”“她哥哥就听他的话”“学习之余还经常帮爷爷奶奶做事”“我们老人懂什么呀?学习全靠她自己和老师了”……

“等等,她哥哥听他的话?”我还是忍不住插了一句,乡亲们这才给我介绍刚才欢呼雀跃、现在在旁边安静地傻笑着听我们说话的智障孩子就是CL的哥哥,我想象不出,阳光、善良、聪明的CL还有这样的哥哥。

当我谈到CL同学的学习成绩时,夸老人家培养了一个好孙女,老人家一个劲地说:“我们懂什么啊?这全是你们老师的功劳。谢谢了、谢谢了……”老人质朴的话语让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美丽。

留守儿童的教育一直是学校最为头疼的问题,但从CL的家庭教育中我似乎看到了希望。只要人们都能用最质朴的人性去钩织人生,便会有最纯真的回报。

回家的路上,HH一言不发。我问了一句:“这次家访你有什么感想?”他答非所问地说:“老师,我以后会认真地读书的!”

谈谈对居家养老的认识篇8

“山谷”是黄庭坚的字号,诗中“山谷老人”即指黄庭坚本人。“欲知四休安乐法,听取山谷老人诗”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想知道“四休安乐法”,可以听一听我写的诗。“四休安乐法”,是一名“四休居士”提出的生活方法。“四休居士”是黄庭坚住在乡下的一位邻居孙君昉,后来两人成为好友。孙君昉曾做过太医,为士大夫发药,多不受谢。性格豁达,淡泊名利,晚年过着俭朴的生活。一有空闲,便在自家小园里看花赏鱼,邀请朋友品茗闲谈,自称“四休居士”。

“休”即罢休,停止的意思。黄庭坚问孙君昉:“何谓四休?”孙君昉笑着回答:“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两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三平两满”中的“三”指“衣、食、住”,“两”指“名与位”,即衣、食、住平平常常,对已有的名与位也很满足。黄庭坚听了孙君昉的回答后大为赞叹,随即作了《四休居士》诗三首,第一首:“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乐法,听取山谷老人诗。”第二首:“富贵何时润髑髅,守钱奴与拘官囚。太医诊得人间病,安乐延年万事休。”第三首:“一病能恼安乐性,四病长作一生愁。借问四休何所好,不令一点上眉头。”又加了序言说:“此安乐之法也。夫少欲者不替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四休家有三亩园,花木郁郁,客来煮茗,谈上都贵游,人闲可喜事,或茗寒酒冷,宾主皆忘。其居与余相望,暇则步草径相寻,故作小诗遗家僮歌之,以侑酒茗。”描述了四休居士的日常生活以及与黄庭坚交往的方式:知足常乐,家有三亩田园,打理得郁郁葱葱。常有朋友相聚,品茶饮酒,闲谈甚欢,以至于忘了茶与酒都凉了。黄庭坚的居所与孙君昉相邻,闲暇时经常从小路上走过去,作诗几首让家中的小仆人吟唱,借以助兴。描画出一群知足常乐之人,在世外桃源里生活的场景。

从黄庭坚的这三首诗中,我们看到对知足常乐、安乐延年、乐天长寿、自然养生的大加赞赏。孙君昉的“四休安乐法”主要提倡顺其自然,寡欲知足,不做非分的、无法实现的妄想,满足于有限的可以实现的愿望。不违背客观规律,不勉强,不矫情,平淡随意。在生活方面简常一些,能冻不到,饿不到,温饱无忧即可。在心态上,不奢求,不攀比,崇尚自然,淡泊无欲。这样要求愈少,就愈容易满足。心态平静安详、心情舒畅,知足常乐,自然健康长寿。

人生在世,要想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康长寿,不妨照着“四休安乐法”去做,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和心理平衡。人生活在世界上,免不了出现种种“心想事不成”的烦恼和不快,产生许多或愤世嫉俗、或怨天尤人的不良情绪,以致危害人的健康。善于保持安乐愉悦的心情,则可以减少心理压力,及早“化险为夷”,让不良情绪化解掉。在生理上,精神愉快可以促使人的气血流通、肌肉放松,有调节心血管、消化、神经等系统的作用,消除机体的紧张和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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