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3-12-19 17:29:22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1

大学社会实践团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助力环保,绿色生活,低碳看我行。7月14日,xx大学能源学院“xx中原”网络舆论服务团来到xx市xx公园北门广场,开展社会实践环保宣传调研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调查问卷与队员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意义,以及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为宣传美丽xx,建功“四个河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下午,实践队员们本着为社会多出一份力,共建和谐美丽xx的实践原则按照原定计划来到xx市xx公园,在做好相关准备后,开始了“健康生活,绿色环保,低碳出行”的社会实践宣传调研活动。活动中,队员们拉起了“助力环保,绿色生活,低碳看我行”的宣传条幅,以小分队的形式在广场周边发放调查问卷,在了解不同年龄段公民对绿色环保认知程度的同时,大力宣传“低碳出行,健康生活”的环保理念。在宣传过程中,队员们还意外问卷调查到前xx市副市长郭xx和一位市政机关退休干部,其中,郭副市长还表达了对同学们大力宣传环保理念、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大力支持,并鼓励队员们能够再接再厉,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为宣传美丽xx,共建美好家园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许多热心市民也积极配合到队员们的宣传工作中来,与社会实践队员们亲切交谈,在问卷调查中畅谈自己的环保经验。

此次“低碳环保”社会实践宣传调研活动的成功举行,对提高公民环保意识,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增强大众对低碳环保的认知程度,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让队员们深刻理解到了解公民认知、宣传环保知识的重要性,为暑期“三下乡”绿色环保宣传社会实践活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2

【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低碳意识;策略

一、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低碳意识”意义

1、积极响应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

新课程标准颁布实施后,全国积极响应。在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第二部分的“课程目标”中提出的总目标指出“本课程以加强初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为主要任务,帮助学生提高道德素质,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树立法律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弘扬民族精神,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好公民奠定基础。”而在初中生的思想品德教学中有意识的贯穿“低碳”教育,不仅有助于初中生尽早树立环保意识、从小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作风,而且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新课程改革标准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从而提高初中生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进而全面提高未来国民的综合素质,增加我国的竞争实力。同时与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改革的目标不谋而合,是推动素质教育的一大利器。

2、满足社会及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打破经济发展对传统路径的依赖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正确处理好社会和学生个体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整合个体资源与社会资源,使之达成一致,从而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在这个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要求社会的转型,我们要由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高耗能的传统经济向低碳环保的新型经济转变,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行动,归根到底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未来国民的观念意识的根本转变。

对正处于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迅速变化的关键时期的初中生进行“低碳”意识的培养顺应了社会转型的需求,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二、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培养学生低碳意识的策略

1、增强教师“低碳”意识培养与思想品德教学内容相结合的能力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要做到既教书又育人首先必须自己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其次是必须具备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掌握知识并提高素质。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首先教师自己对“低碳”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一线教师要时刻充实自己,深化旧知识,补充新知识。只有在这种“温故而知新”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把对学生的低碳“意识的培养与思想品德的具体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良好的”低碳“意识。结合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低碳“知识点与思想品德教学内容之间关系并付诸教学实践的过程。

2、举办各种相关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认识“诋碳”

组织学生活动的形式可以有很多,只要是能达到相应的教育目的的活动形式都可以采用。比如说:读书会、演讲比赛、辩论赛、小品、主题讨论会、听广播、看录像等等都是比较好的活动形式。利用一堂课的时间开展以“低碳”为主题的主题讨论会,让学生谈谈自己对“低碳”的认识并列举身边“低碳”的例子,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激发“低碳”热情,积极参与到“低碳”行动中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经历之后可以再次举办类似的主题班会,总结归纳学生自身在生活中的“低碳”体验,并交流经验。作为思想品德课,更注重让学生积极树立“低碳”意识,并将“低碳”意识自觉内化为自己行为,从而促使周围人形成“低碳”意识。

3、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加大“低碳”的宣传力度,创建“低碳”知识学习平台

低碳经济意识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知觉等观形态的总和。“低碳”意识的培养与“低碳”经济宣传是分不开的,思想和意识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先锋与主导,因此,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积极的“低碳”氛围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低碳”中来的有利武器。思想政治的教学可以充分利用黑板报和广播等形式动态的报道“低碳”的先进和落后事例,形成一股鼓励和监督并存的力量。初中生精力充沛、思想开放,很容易被新事物所感染,思想政治的教学可以充分利用初中生的这一特性,加大“低碳”的宣传力度,创建“低碳”知识学习平台。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3

[关键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发展历程 中国 低碳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01-11

1992年在巴西里约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向各国開放签署,迄今已20余年。回顾公约20年来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改革開放低碳发展历程的关系,颇有意义。

一、回顾历史足迹,解析谈判进程

联合国開展国际环境治理工作一般以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起点。会议上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环境治理的领导机构。1979年2月,世界气象组织第一届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通过了《世界气候大会宣言》。1988年底,联合国第43届大会通过了《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决议,并在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期间開放供签署。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全球热点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久居每年联大前秘书长鼓励各国参加的重要条约之列。尽管它不会永远是各国政治议程上的最高事项,但肯定是最重要议题之一。

公约目前共有195个缔约方,是全球最具普遍性的多边公约之一,被称为“气候宪法”,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中国于1992年签署该公约。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规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包括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原则、预防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国际合作与開放体系原则。其中,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指导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与博弈,其理念还深刻影响到环发其他领域。

《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是公约的第一项重要成果,它是世界进入温室气体减排时代并采取具体行动的開始。1995年4月,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OP1)通过了一项“柏林授权”,认为公约规定的现有义务不充分,同意立即開始谈判,就2000年后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进行磋商,以期最迟于1997年签订一项议定书,明确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所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997年12月,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达成《京都议定书》。各方为确定议定书案文进行了艰苦谈判。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减排,文本草案中第十条为发展中国家规定自愿承诺义务。由于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该条款未能获得通过。这样,议定书仅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减限排义务。

议定书文本虽获通过,但却设定了严苛的生效条件,即需要55个公约缔约方批准,且其中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缔约方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占全部附件一国家缔约方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5%。当时美国国会对议定书进行了意向性投票,结果以95:0否决。由于美国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附件一国家的36.1%,在其拒绝批准的情况下,第二个“55”的要求就难以达到,除非所有其他附件一国家都批准。议定书谈成后,很久都未能满足这两个“55”的要求。这样,每个国家的批准都非常重要;最后俄罗斯和波兰成为公约批准的关键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因其占有1990年附件一国家17.4%的排放量,拥有决定议定书生死的一票。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议定书能生效,中国和印度进行了协调,表示要共同积极推动,争取同时递交核准书。最后印度比中国早了几天。中国在2002年8月31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核准书。由于中国是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潜在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方,中国批约对议定书的最终生效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当年召開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很多非政府组织代表都为中国此举欢呼。最终,在欧盟与俄罗斯双边磋商达成交换条件后,俄最终于2004年11月递交了批准书。2005年2月16日,议定书在通过近8年后正式生效,目前有192个缔约方。

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即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六种温室气体排放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当时几十个发达国家代表团团长坐在一起讨价还价,确定各国有差别的减排指标(欧盟减少8%,日本、加拿大减少6%,俄罗斯、乌克兰、新西兰“零”增排,澳大利亚增排8%,冰岛增排10%),这是议定书最为核心的部分。另外,议定书还规定了三种创新性的灵活履约机制(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将碳作为一种崭新的国际商品推出,建立了碳交易机制。2001年10月,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COP7)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会议通过了《马拉喀什协定》,确定了三种灵活履约机制的运行规则,主要内容涉及碳的核证、测算、统计、监测和认证程序,保证其在国际社会穿越国界进行交易。同时还建立了遵约委员会,保证每吨碳的“含金量”。

之后又举行了一系列重要会议。2007年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暨议定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13/CMP3)上,启动了巴厘路线图谈判,公约下成立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议定书下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指标特设工作组(AWG—KP)继续谈判,两组谈判均应于2009年底取得一致结果;2009年,先召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中国国家主席出席并发表讲话;同年底举行哥本哈根会议(COP15/CMP5),总理出席。一年间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同一议题的国际会议,在中国史无前例。哥本哈根会议是国际社会就单个议题举行的规模空前的会议,12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参会人数达5万人之多,最终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即哥本哈根协议;2010年底坎昆会议(COP16/CMP6)达成的坎昆协议,确认并细化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大框架,是巴厘路线图双轨谈判的重要阶段性成果;2011年底德班会议(COP17/CMP7)设立了增强行动德班平台工作组,要求不晚于2015年制定一项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件或有法律效力的成果。“德班平台”进程的启动,标志着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心将转向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安排。

2012年底结束的多哈会议(COP18/CMP8)取得了三项主要成果。首先是经过7年艰苦谈判达成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这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看重的成果。第二承诺期始于2013年1月1日,目前共有包括欧盟及成员国、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等共38个发达国家缔约方参与;整体减排量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18%;日本、俄罗斯、新西兰拒绝参加;加拿大退出。同时将三氟化氮纳入管控范围,管控温室气体种类增至七种。第二项成果是结束了“巴厘行动计划”谈判;第三项是规划了“德班平台”谈判进程。

总结公约发展的基本脉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92年公约開放签署到2005年议定书生效,这是一个建章立制的过程;2008—2012年为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3—2020年为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20年之后很可能是一个取代议定书的新的全球性协议,目前这个协议并无具体名称,只有一个谈判授权。之前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最核心任务是确保自身的发展空间,反对为发展中国家设定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所有政策的考虑、谈判策略的设计,都是围绕这个任务展開的。当时很多人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西方的阴谋,目的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要设圈套将中国套进来,至今还有部分人这么想。如今中国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有所改观,认为这不是阴谋,而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解决,但权责分担应按照公约的规定进行。

二、公约进程与中国低碳发展的历程

气候变化公约究竟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影响,这应结合中国低碳发展的历程加以认识。可以说,中国低碳发展的进程是在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共同作用下開展的。首先是公约等国际立法进程的推动,加之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示范作用,比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欧盟的《气候能源一揽子计划》、韩国的《低碳绿色增长框架法》,以及日本确立建设低碳社会的目标等。这让中国逐渐认识到三个问题:

其一,低碳绿色发展成为趋势。受气候变化谈判的影响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几乎成了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大了对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视和投入。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不但有利于刺激本国经济走出危机困境,促进新的就业岗位和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有利于拉动经济的可持续恢复和增长,提高长远竞争力。

其二,根据自身国情发展低碳经济。目前发展低碳经济较为积极的欧盟、日本、韩国等国的人均排放依然较高,说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低碳”,而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目标不宜过激,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尽量减少排放。

其三,避免重复美、澳、加模式。这些国家的教训是,如果等到整个社会经济能源结构、生产消费方式都达到高排放水平后,再减排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也是这些国家难以制定积极减排政策的原因。但出于长远竞争力的需要,他们也都急于转型。

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变化是在中国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2003年。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開放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选择低碳发展方向是突破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约束的必然。中国的崛起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以“中国价格”攻克了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价格”的背后是低工资、低福利、低环境成本、低社会成本和高投资率、高出口率、高消耗、高污染、计划体制未完全退出。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极高的外汇储备助推货币超发,即通货膨胀。有购买力的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过低,工资、社保、医疗等民生所得较少。因此,得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成绩巨大,代价高昂,依靠投资扩张和出口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这个共识有充分的数据加以支撑。

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和规模扩张来实现,如1953—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14%,而作为主要能源的原煤产量年均增长竞高达12.7%。“十五”后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8%—9%,而能源消耗增长了14%—15%,生产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7倍,日本的10倍;中国进口60%以上的能源及其他各类资源,包括粮食,经济安全存有隐患;2009年以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其次,看中国投资额和投资率的变化趋势。中国的投资率近年来已超过GDP的45%,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六五”至“十一五”期间,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4.99亿元和4.28亿元,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低于其他许多国家,不能给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基础。消费(工资、民生投入等)在GDP中大致占35%左右,其他很多国家在60—70%左右。国外有人甚至将这种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倒置作为中国经济可能崩溃的依据。第三,看中国出口额和出口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过去30年,中国大量出口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并从1994年起持续出现贸易顺差。2010年,中国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比重达到34%左右,大大高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2011年,中国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据测算,中国能源消耗的1/4到1/3用于出口,这部分能源消耗的成果让别人享用了,污染却留给自己。出口过大加剧了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失衡,也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一部分。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增长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中美经济存在“共生性”,欧美产业空心化日益突出,欧美用中国借给他们的钱来消费中国人民的血汗(低价产品),再把钱以外资形式投资中国的各种资产,“一条牛剥两张皮”。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被留在中国,中国反而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和对世界环境的威胁。这种经济模式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是中国难以逃避的选择,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这种经济起步中充满着不公平、血汗、“黑砖窑”和“黑煤矿”现象,但只能是这样的,不然怎能做出一个比所有人都低的价格?然而,这种情况不可持续。2003年,中国共产党内对此达成了共识,提出科学发展观,開始着手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了具体计划,中国開始主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工作。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阶段。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2005年“十一五”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任务。2006年中国提出第一个减排目标,即在2005至2010年期间将能源强度从2005年水平上降低20%。中国政府又公布了环保和节能减排的国家方案。这些措施都是中国主动公布的,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依据是公约的4.1条。中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例,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巨大震动。此后,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尼等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2007年巴厘岛会议,发展中国家谈判调门開始改变,出现了国家自主适当减缓行动的提法(NAMAs),中国的举动扭转了整个时代的命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開始各尽所能。2007年底,爆发了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这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全世界一起进入了艰难的调整期。中国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资、土地、能源、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劳工短缺。这说明“中国价格”背后的支撑在一点点消失,中国開始为环境保护付出成本和代价,依靠投资扩张、出口、低成本发展的模式已很难维持,低成本竞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依靠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才能进一步巩固“世界工厂”的地位,提高效率和内需拉动经济也被认为是必由之路。2010年,“十二五”规划继续“十一五”规划的任务,经济转型是重中之重,不尽快解决该问题,中国的优势将逐渐丧失,中国即将被边缘化。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在国内開始升级。

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级别相当高,组长是国务院总理,副组长是主管发展改革工作的副总理和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成员包括发改委、外交部等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同时还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国家领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室;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十二五”规划、国家战略规划;31省(区、市)成立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五省八市”建立了低碳试点工作机制,各省发展改革部门还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处,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省级方案、省级战略规划和低碳试点规划。

中国对低碳发展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加深、不断提高的过程。開始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科学和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需要综合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央政治局也两次集中学习,2008年6月的第六次学习,主题是“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2010年2月第十九次学习,主题是“关于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最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得以确立。2007年主席出席悉尼APEC领导人会议首次在讲话中三次提到低碳经济,此后低碳发展、低碳技术、低碳试点示范、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等概念不断见诸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提出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2010年,低碳经济首次写入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十二五”规划中也专设绿色发展篇。

低碳绿色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首先,原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过去的发展路径基本延续了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近几年来,中国能源需求量更是以每年约2亿吨标准煤的速度在增长,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当前已近60%。资源保障、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也越来越成为瓶颈性制约;第二,应对气候变化的制约。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可能要达目前的2倍以上,而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到2050年碳排放不仅不能增加,还要降低50%以上。未来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排放增长和保护气候需严控的排放量之间差距很大;第三,经济竞争力的需要。中国应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调整工业内部结构,促进制造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以低碳为特征,并不是单纯以低碳产业为主,高能耗产业也要呈现低碳发展,在各行各业都渗透低碳发展方式,涉及传统能源、钢铁、水泥、交通、建筑等所有经济部门,以保证中国经济拥有持续竞争力。

中国在公约框架下提出的2020年行动目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二是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等非量化目标。这些目标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在性质上属于履行公约。

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大特色就是体现了低碳发展理念,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发展规划。首先,它将“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专篇规划绿色发展,下设“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专章;其次,它强化绿色指标,在规划提出的24个指标中,涉及绿色的指标就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它还是一个有机整体,规划中其他篇章也大量涉及与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绿色发展目标吻合的内容,涉及政府职能、制度改革、政策激励、结构调整、市场要素、技术创新等方方面面。所有这些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形成推动低碳发展的强大合力。欧盟气候变化行动委员赫泽高赞誉道,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是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得益彰的最好体现,十分令人鼓舞。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核心是落实“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进一步将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分解到了全国各地。同时,“十二五”规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開展碳交易试点,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

三、构建美丽中国,展望未来行动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构建美丽中国”的理念。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它提出中国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宣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在十报告中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论述。如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革命”的提法很显眼,据说这是中央领导自己加进去的,革命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让人感到惊喜的政策出台。这让人联想到国际上目前正热炒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里夫金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标志是新能源系统与新通讯技术系统的结合。2007年,欧洲议会通过宣言,開始构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5大支柱。里夫金还认为,亚洲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行者和领导者的机会很大,但建设和完善相应基础设施需要巨额的投资,并需要约40年时间,届时没有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将被淘汰。这个论断是否正确,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和检验,但这足以让人们对新的能源革命充满期待。另外,像“积极開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的提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也是没有过的,是新生事物。目前到2020年仅有7年时间,相当紧迫,中国要经历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如果情况发展得好,届时碳交易市场能够開始比较成熟地运作。

十报告中还强调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段论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在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应继续坚持的原则、立场和态度。谈判进入新阶段,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塑造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制度及全球减排协议。关于未来取代议定书的全球性国际协议,目前看应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应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减排行动和目标由各国自主决定,但发达国家应承担绝对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应在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行动;监督履行的国际机制应以合作、激励、协助为宗旨,是非惩罚性的;统计、监测、核查机制应以信息共享和合作为宗旨,是非对抗性的。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4

“不可否认的是,低碳在中国还属于新鲜名词,其良好的运用实践,一方面要来源于知识理论方面的更深入研究,另方面也仰仗于产学研的良好互动。”王赞基对本刊记者说。

王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也是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车用能源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将自己的研究与低碳结合起来,为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的低碳研究贡献智慧。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初,是清华大学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围绕能源相关领域,依靠自身优势,整合资源、凝炼方向,为解决能源短缺、改善全球气候环境而成立的实验室。

在王赞基看来,随着全球工业文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成立一个优秀的低碳思想平台是完全顺应时势之举。

在官方阐述中,清华大学称,“争取将其建设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低碳能源战略思想库,国际一流的低碳能源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低碳能源部级产学研合作平台。”

就国内大学来说,清华是有这个实力的。在实验室成立约半年后,为更好地进行低碳经济领域研究,清华大学又成立了低碳经济研究院,将重点围绕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源安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城镇化模式以及全球及区域环境保护等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

在低碳能源实验室和低碳经济研究院成立之后,清华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随即投身于低碳领域的各种研究与实践之中。

服务国家:哥本哈根回合

2009年12月6日上午,从北京到哥本哈根的飞机缓缓降落,舷梯上走出来五位清华大学的低碳专家。在13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他们以中国政府顾问团和谈判团团员的身份参与其中,为国家低碳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思想和智慧。

这支以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为首的科研队伍,来自核研院、环境系等多个院系。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能源问题研究,为中国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和国内能源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

当“环保”概念还没有进入大众视野时,他们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着“能源、经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当能源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时,《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的编写与制定融入了他们的心血。

当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时,这群人又承担起“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多项重点课题。

而从1992年国内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开始,为国家参与国际气候问题谈判提供咨询建议,成为他们支持国家承担大国使命的任务。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准备过程中,减缓机制的提出、减排数据的测算都是他们工作的重点。

尽管此次会议的会期只有13天,但多轮相关谈判、协调工作在2009年初就已启动。作为国内能源战略研究的重要支撑单位,清华大学多位教师很早就投入到了前期工作中。

根据谈判需要,最终清华大学有五位教师走进了哥本哈根的谈判厅:何建坤作为国内政府顾问团成员出席,核研院教师段茂盛参与了《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下设的5个议题,核研院教师刘滨参与了《长期合作行动下的共同愿景》议题,核研院教师滕飞参与了《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计划谈判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议题,环境系教师王灿参与了《公约谈判中关于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而因为腰伤无法成行的核研院教授张希良也在北京时时关注着哥本哈根的进展,随时准备为“前方”提供数据支持。

翻看他们的作息表,就知道会议期间他们几乎没有见过这座“童话之城”的太阳。“去的时候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过程远比我们预想的艰苦。”刘滨后来回国后在《新清华》感叹说。

为了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更好地传递出去,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设立了“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举行了多场媒体见面会,何建坤也作为主要发言人与来自各国的媒体进行了交流,解读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向世界展示中国低碳之路。因为中国在此次会议中广受关注,有时媒体见面会的长度要比预定时间多出近一倍。

与此同时,四位年轻教师则在谈判桌前“>中锋陷阵”。“如何在多边谈判中取得平衡,时刻保持国内底线是非常重要的。”滕飞说,“虽然有的时候会承受一些不公平的指责,但我们时刻记着维护国家形象,以积极的姿态做好解释工作。”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并不是简单的“多与少”的争论,而是一场涉及各国根本利益的超级博弈,工作层谈判是这场博弈的基础环节。

滕飞还发出了自己的宣言:“哥本哈根只是一个逗号,谈判在2010年仍将继续,而我们将继续参与,为国家的气候变化谈判和能源政策制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对接企业:产学研互动

2008年4月19日,中国第一家由中国前沿学术单位主导、并将跨国汽车制造商引入研究流程的车用能源研究的机构――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正式在清华大学成立。

该中心是设立在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下面的一个科研分支机构,也是中国能源研究领域第一家专业针对车用能源的研发单位,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也因此成为第一批直接参与中国车用能源研究的汽车制造商。

作为中国第一家专业针对车用能源开展研究的机构,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范围包括开展跨学科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充分利用各方技术资源和专家资源,与政府、学术机构、相关行业开展广泛合作并参与中国能源政策讨论。

中心通过实施研究项目,组织独立、开放的研究队伍,对能源供应链、需求和能源载体特征等开展客观、科学的综合研究分析,创造和传播建设经济、安全、环境友好的车用能源体系所需的知识,并为中国及全球未来车用能源发展的战略与政策提供支持,为中国及全球向可持续车用能源体系过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将作为中心的智慧后盾,为该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王赞基说。

“我们支持广泛合作,反对闭门造车:支持资源共享,反对敝帚自珍;支持百家争鸣,反对一刀切。”他表示,成立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是通用汽车去年宣布能源环境战略中的重要一步,通用公司也愿意与高效全球领先的技术和理念,探索建立国际间能源合作的长效机制。

中国车用能源研究中心作为一家非盈利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其发展目标是成为“车用能源研究领域内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在车用能源战略、技术路线选择、管理机制及政策等方面为国家提供决策支持,成为高层次跨学科综合研究人才培养基地”。

为达成目标,在未来5年内,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总计将为该研究中心提供超过600万美元资金,用于中心的建设、运营和科研活动。

与通用的合作,并不是低碳能源实验室与企业对接

的个案。

2009年9月10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和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签署了《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清华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战略合作框架也就此拉开。

这次合作,双方将围绕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以北京低碳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为合作平台,在二氧化碳捕获、封存及利用、煤低碳清洁转化、氢能、可再生能源等能源技术发展前沿和能源管理人才引进、培养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对外交流:“联盟”产出思想

在对国内各方参与的同时,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和低碳经济研究院也将视野扩展到对外合作上。

2009年11月15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主楼,清华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宣布,围绕“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成立清华大学一剑桥大学一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以下简称“三校联盟”)。

三校联盟在清华大学的日常工作依托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进行管理。

合作联盟成立这一天,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场,他说:“三校一致同意结成低碳联盟,通力合作,创建一个科技交流的平台和教育合作的平台,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将有助于中国在世界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曾培炎现任有“中国最顶级智库”之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其使命和清华的低碳智库不谋而合。

具体说来,三校联盟由三校分别指派两名资深专家组成指导委员会,对三校联盟的目标、研究项目、筹款和合作进程等进行审批、决策和评价。三校联盟执行主任由清华大学派出,第一期由清华大学热能系主任姚强教授担任。同时,三校联盟在清华大学设立中心办公室,其他两校设有分支办公室。

目前,三校联盟已经明确了6个主要合作领域:洁净煤技术和CCS(碳捕获和埋存),建筑节能、城镇规划、工业节能与可持续交通,生物质能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技术,智能电网,能源政策与能源规划。

此外,低碳能源实验室和低碳经济研究院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交流会,邀请国外政府官员来华交流访问。

去年7月15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博士访问清华大学,做客清华论坛,并在清华主楼报告厅发表了题为《应对能源与气候的挑战:两个国家的故事》的演讲。

朱棣文饶有意味地说:“我很高兴能来到清华大学演讲,我的父母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感到很自豪。”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5

为了让低碳生活更加的贴近民心,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的低碳活动。每年的地球熄灯一小时,整个城市都同时熄灯,节省电力的支出和开销。还有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树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然而转换成新鲜的氧气。所以,我们都倡导多种树,种树既能美化环境,又能吸收二氧化碳,两全其美。

我们家也投入到了低碳生活的活动中。我几乎天天都下楼溜达溜达,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一看嫩绿的小树苗,跑一跑步,锻炼一下。不是说倡导低碳生活吗?我常常劝爸爸没事不要开着车上街,因为这样,就可以让道路上少一点汽车的尾气。爸爸听取了我的意见,没事就在家里看看报纸,陪我谈一谈学习的事儿。妈妈这个炒菜狂也不得不放弃每天都炒N道菜给我们品尝。虽然菜好吃,但是那样既废油又污染空气,而且还被称为污染空气,与低碳生活正好相反。所以,妈妈也放下菜刀,立地进行低碳生活。

一个沉闷的下午,隔壁姐姐出门了,1栋的哥哥也不在家。真是够“巧”的啊!我独自坐在窗前,望着一朵朵幽幽的白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拿起黑色的马克笔,找出一条白色的的长布,再拿出一叠绿色的卡纸。

我先将绿色的卡纸整整齐齐地把那块布贴满,这样一来,一片“绿绿的树叶”就呈现在我眼前。之后,我用马克笔在纸上写了大大的八个字:低碳生活!人人有责!

既然是低碳,我就要将它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低碳,做什么才能真正地做到低碳,真正地认识低碳,而不只是口上说说而已,而是要行动起来。

写完后,我仔细地看了看,总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我围着这片树叶,仔细观察,但却丝毫没有头绪。我打开书柜,在里面寻找一些对我来说有用的东西,忽然,我灵光一闪。拿起彩笔就往树叶上画,我画出了一幅幅具有讽刺性的漫画。我站起来,端详着我的绝伦之作,我不禁开怀大笑。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6

那么,何为“低碳”呢?可能多数人都知道,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对其提出的背景,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它首次出现在英国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构建一个低碳经济》报告中,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向高效低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后来,它被引入到生活领域,目的是要通过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实行新的技术、制度等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足,我对其一直没有切身之感,不免觉得这个概念有些抽象。

去年,生活中发生的两件小事,使我对此有了改变。先说第一个。一个夏日的早上,我徒步从住处去学校,突然发现上大路也开始有了“堵车”现象。这让我有些不能相信,因这儿地处郊区,在我2005年刚搬到这路边的一个小区住的时候,这条路还显得略有些荒凉,来来往往的车并不多。对比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许,这个变化早已发生,只是我往常在这路上走时行色匆匆,没有注意到罢了。可以很明显地判断出来,被堵在路上的一辆辆五颜六色的相当新的轿车中,有很多是私家车。这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惊喜:上海真的成了国际大都市,车水马龙,算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中国已提前进入了“家庭轿车”的时代。然而,惊喜瞬间变成了惊怵,因我注意到了汽车尾巴上冒出了缕缕黑烟,并第一次细致观察到每一辆外表豪华的轿车尾巴的隐蔽处,都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而此前,我一直被它光鲜亮丽的外表所迷惑,没有去想过它有没有烟囱和如果有会在哪儿等这样的问题。忽然,我觉得那一个个冒着烟的黑洞,似乎正在慢慢吞噬着地球上的亿万生命。

再说第二件。过了几天,我去了一趟日本东京,第一次去,异样的感受不少,但其中三点让我特别留意:一是路上跑的汽车没有我想象中的多;二是步行的人特别多;三是公共交通特别发达,尤其是地铁线路和站点密集,去这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大概只需在中间换乘一次。

此后的多日,我的脑海一直停留在这两种强烈的感觉对比中,并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低碳”概念具体所指,并认为提倡“低碳经济”、“低碳生活”已迫在眉睫。同时,也有了一种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已出现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恐惧。

实际上,在我生活的周围,一方面是听到的“低碳”之“风”吹得正劲,另一方面是看到的“高碳”之“雨”下得更猛。对后者,天上下的被污染的雨水就不说了,生活在上海的人应该对它有感受,现在就单说我们正在做的吧。这当中,不说别的,就先谈谈生活中的“汽车文化”。曾几何时,国人盼望着“现代梦”的实现,但对它的理解,更多地强调实用的成分,于是人们在生活宽裕之后,开始争相买私家车。随之而来的是在这过程中形成――看谁家买得好、买得贵――的攀比之风,“车”俨然成为一个人,家庭社会身份及地位的象征,这就大大超出了其使用价值,形成中国特有的“汽车文化”的重要部分。据我所知,其他国家都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私家车按这样的速度继续增长,“汽车文化”以如此的风向刮下去,后果是什么,不需多说。遗憾的是,目前看来,二者强劲的势头,似乎不可逆,因在其背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一是人们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或被这种文化召唤出来的消费需求,买车几乎成为人们与买房相提并论的话题;二是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尤其为了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把汽车行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发展,并且不时地推出各种购车的优惠政策;三是汽车生产商为了追逐利润,加大企业的投入和生产。这样,生产与消费所形成的合力,使城市里跑的汽车越来越多,已严重超出了它的承载能力,“碳”的排放量,当然是越来越大。其实,农村也在步其后尘。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城市的发展,可以吸取欧洲发达国家在“现代”之初的路上所经历的高污染的教训,走出一条不同模式的道路,不必因一味发展经济而让环境付出惨重的代价。当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开始在“低碳”方面采取切实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低碳”在不少方面还只停留在口号上,行为上还是相当“高碳”的。

就城市的交通来言,如果要减少污染,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而城市里产生碳的领域,远远不止汽车,而是牵扯到生产和生活的大大小小的方面。因此,要低碳,不仅需要减少工农业领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要人们改变目前的日常生活方式,并能做到不被流行的“汽车文化”等消费主义的东西所笼罩。据统计,城市里二氧化碳的排放,大约30%是由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

回顾这些年来,社会上曾流行一时的各色口号,大多是“昙花一现”,或“干打雷不下雨”;针对其采取的种种行动和措施,大多是“虎头蛇尾”,或“掩耳盗铃”,留下的不少是形象工程。比如,“环保”一词,由来已久,结果提得越多,污染越严重;针对垃圾分类采取的措施,也已有时日,可街头上的分类垃圾箱基本上没起到任何分类的功能,大多数居民不知如何对垃圾分类,在一个媒体宣传无孔不入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怪诞的现象。因此,不得不让人担心,今日听来响亮的“低碳”一词,难免在展现完时尚、华丽的外衣以后,随着社会上一边喊着低碳的口号,一边生产与消费高碳用品的现实,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

如果想避免此命运,真正做到低碳,当务之急应是:政府在基础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运用方面切实努力,治理污染,发展公共事业,鼓励研发新能源,而不是一味地追求GDP;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减排节能,利用新能源,为居民创造一个低碳的环境;居民节电、节气、废物再利用,比如提倡骑自行车,选择乘公共交通出行,不攀比私家车等等。长远之计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应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大力发展以“风能经济”、“阳光经济”和“氢能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低碳经济”,全面实践低碳生活,彻底改变目前的能源结构、环境状况和生活方式。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7

坎昆谈判同哥本哈根谈判一样没有达成发达国家第二期减排承诺时间表,只是含糊地表示“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这说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主要分歧没有变,造成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将是一项必要而长期的国际合作。

一、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坎昆会议在减排方面巩固了哥本哈根会议承诺的减排目标,在透明度方面规定发达国家每年要提供排放清单、报告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资金的情况,同时规定发展中国家每两年要提供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情况的报告。会议在减少毁林排放、加速清洁能源应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均取得进展,标志着人类向制定全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会议达成两项重要共识:一是由中国和77国集团共同提出的关于减缓气候变化涉及的教育、培训和认知度问题的文案,获得缔约方一致通过。二是启动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启动资金和长期资金。2010至2012年间,发达国家要向生态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进行减排。发达国家应在2020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长期基金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中国代表团郑重承诺: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低碳增长方式是唯一可以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和实现经济繁荣的发展道路。绿色的低碳经济是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二、国际气候谈判具有超意识形态的特征

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具有超出国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过国家自身应对极限的特征。全球气候变暖关系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既有全球共同利益,又有明显的排他性,已经无法用“南北国家”来简单划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利益集团。

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三股力量从哥本哈根到坎昆一直在博弈:推进气候谈判态度坚决而强硬的欧盟,一直在谈判桌前拉住美国和新兴大国;以基础四国(包括中国)为代表的、持有条件合作态度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气候联盟。其中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伞形国家”基于共同利益,希望最大限度地降低减排成本,减缓应对气候变化给本国经济竞争力带来的冲击,均不愿意做出第二期大幅度减排的承诺,而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要以“吸收汇”和“海外减排”代替国内实质性减排行动,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全部推向市场,以呼应美国提出的“自愿而非约束性减排模式”。坎昆会议“确保平衡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伞形国家”气候联盟的意愿。日本曾是国际气候谈判的积极推动者,在坎昆会议上却高调表示要退出《京都议定书》,永远不会作出任何第二期减排承诺。这一态度遭到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纷纷附和。对国际气候谈判而言,这是倒退。

新兴发展大国的减排承诺与碳排放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多次强调,要与发展中国家一道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责任。然而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分化,中国的外交压力正在增大。中国要以建设者的姿态选择国际合作平台,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研发和推进气候友好技术,协调与平衡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协调与平衡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设计与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

三、国际气候政治远远超越了环境问题的范畴

2007年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安全与国际政治范畴,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气候变化问题遂成为一个典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非传统安全问题,列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迄今为止,《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谈判协议,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意在平衡推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客观地反映了缔约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前人均碳排放量的差异,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有区别,发达国家应率先承担减排责任。因而也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为争取国际气候谈判的主动权,近年来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与国内法律、规章、制度,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国际制度体系,争取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2008年11月,英国正式批准了《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应对气候变化在国内立法减排的国家。立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针对哥本哈根谈判和2012年后京都国际气候协议谈判,意在大力压缩新兴大国和“伞形国家”的气候政策空间,为国际气候谈判率先设置欧盟门槛。

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法地位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主渠道地位,坚持“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实行“双轨制谈判”的机制,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法律凌驾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法之上,重申任何公约之外的多边机制都只能起补充作用。在建设低碳社会的实践中,中国要建立和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建设。

四、气候谈判必须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

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不良互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1988年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建立了一个由2500名专家(专家和资金大多来自欧盟)组成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机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作为最具权威的国际气候谈判科学咨询机构。从1990年起,委员会先后四次权威性评估报告,逐步确认了三个问题:全球变暖的真实性,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性。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及相关谈判进程,也使“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论”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知。但是,2009年底英国气候学界爆发了“邮件门”事件:网络黑客盗取并公开了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大量文件资料,显示研究中心多年来人为修改气候变暖数据、夸大气候变暖影响。丑闻造成的信任危机,使全球公众不再一边倒地支持解决环境及气候变暖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但气候谈判必须基于科学依据。科学依据不足或有过错、认识过于片面、态度过于激进、方法过于简单、结论过于夸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气候谈判中,其结果是将科学与政治人为地纠结在一起。

世界人口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水平正在向发达国家靠拢,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能源需求上升过快的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和判断,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这是大多数国家和科学家的共识。即使全球变暖理论被科学考证结论否定,也难以改变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即使没有气候变化因素,世界各国也会逐步摆脱对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依赖,寻求可再生能源。选择低碳化和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谈谈对低碳生活的认识篇8

以争当“四个好少年”为主要内容,同时围绕我校全国少先队试点工作为重点,抓住暑假这一有利时机,以培养队员实践能力、增强爱党爱社会主义朴素情感为目标,在队员中广泛开展好“五个一”系列教育活动,使少先队员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

活动内容:

一、积极参与“五个一”活动。(1)开展一次社会调查活动。组织队员以“我的低碳生活”为主题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队员了解低碳知识和碳污染对生活的危害、低碳生活的好处,提高对生活环境的保护和重视,并撰写好调查报告。(开学初上交调查报告)。(2)做一件感恩社会的事。可以在社区做好事,献爱心;一年级和五年级队员可以开展手拉手做感恩的事,可以谈谈在一年的“以队带童,一起成长”活动中的感恩事迹。(3)听一次讲座。利用暑期,组织队员听一次有关安全自护方面的讲座,让队员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健康的暑假。(4)出一个金点子。让队员根据我校的少先队工作实际情况出一个金点子,可以是有关倡导“低碳生活”方面的,也可以是“围绕我校少先队试点工作”的。(5)开展一次环保活动。组织队员开展一次以“低碳生活”为主题的社会环保活动,通过爱绿护绿行动让队员增强环保意识。

二、积极开展雏鹰假日小队活动。各中队组织好暑假中的假日小队,制定好活动计划,做好活动记载。注意安全,不组织危险性的活动,注意水、电、火的安全。一年级和五年级联谊中队可以利用暑假继续开展“以队带童”活动,每对结对伙伴相互间写一封信。特别提醒:雏鹰假日小队每次活动必须有辅导员带领,活动中不能乱花钱。

三、坚持体育锻炼,认真完成暑假作业,注意安全,包括游泳安全和饮食卫生,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努力做到礼仪好、学习好、身体好。

四、教育队员要知法、守法,远离“三厅一吧”。

五、开学后上交学区“五个一”作品,(调查报告)并按以上条件评出“暑假好队员”、“优秀假日小队”。上交《XX年吴兴区中小学生暑假“五个一”社区实践活动情况表》。

少先队东风小学大队部XX年7月4日

附件:

XX年吴兴区中小学生暑假“五个一”社区实践活动情况表学校班级学生姓名所在社区活动项目开展情况完成情况社区评价社会调查活动感恩社会的事听一次讲座出一个金点子一次环保行动(注:暑假开始时学生带此表到社区报到登记,开学后把盖有社区公章的情况表上交班主任)

上一篇:流体力学发展史范文 下一篇:云计算的方法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