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资源会计,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

跨入21世纪的“十五”期间，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仍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将从大规模生态赤字时代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时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两大类，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信息资源。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资源主要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信息资源。而传统会计的资源范围以资本资源为主，对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探讨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前，在中国以至全球正在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济环境下，会计工作应当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节约方面有所作为，对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全貌从会计的角度加以反映和审视，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用的决策工具。现代会计的新分支―资源会计，随时代的召唤应运而生。本文将就建立资源会计核算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促进其发展。科技论文。

一资源会计及其现实意义

所谓“资源会计”，就是从会计的角度全面研究资源经济循环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循环各阶段的投入产出关系，全面核算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加工整理出能够满足决策需要的资源会计信息。它从会计的角度系统地专门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核心之一的资源的形成、开发、配置、运用、储存、保护和再生各个阶段的经济效益核算问题，同时又以整个生态循环的视角来考察研究资源经济循环，并运用会计的一些专门方法对信息进行系统的加工、整理，从而有利于提高我国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资源会计的研究对发展中的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他将成为21世纪会计科学领域里发展和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点。

二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

资源会计主要研究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中的消耗与补偿问题，并以资源的良性循环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因此，它的理论基础除了一般会计学理论之外，还与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科学和环境科学具有一定的联系，各学科的某些观点也对资源会计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着重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需求与生态环境资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揭示可持续发展经济现象中所体现的普遍的、必然的和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性，探索使现代经济成为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最低的经济和它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规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以及对资源生态循环规律的揭示，可以对我们研究资源会计的内部要素结构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资源经济学着重研究如何经济、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各种资源。在资源经济学研究内容中所涉及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自然资源在时间上的配置，资源保护的逻辑，自然资源和国家，资源评价，土地利用政策，自然环境的保护，污染排放控制等问题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及其有关资源的开采、定价和租赁等问题的理论构成了资源会计基础理论研究中各个具体项目研究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侧重从人、资源和环境的整体作用上，探讨人类物质生产所依赖的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多元关系。在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中所涉及到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调控、平衡和生态经济效益等问题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对资源会计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环境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研究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政策，经济学中有关环境治理，保护资源及其经济效益测定的方法体系，可以作为资源会计有关资源耗费和资源成本等问题研究时的重要参考。科技论文。

发展经济学专门探讨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何从落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形态的过程和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应该采取的战略和政策,它注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尤为注重研究不同国家的资源条件、发展阶段和国民收入的高低等问题，在探讨欠发达国家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投资标准才有资源的最优分配时，着重强调应当根据不同的目标函数和发展阶段来选优。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上，它所涉及的资源分配、用于发展的国内资源、资源的部门分配、外国资源与经济发展、资本资源与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等问题及其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对全面认识和理解资源会计的对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资源会计的研究范围及方位

资源会计作为会计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一般会计的共性，同时，因其反映和监督对象的特殊性，也有其自身的个性。资源会计属于一种区域性会计，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已经把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方法纳入国民核算体系的研究优先项目计划，明确提出要“建立综合的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并要求该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一个自然资源的卫星账户系统”。按照我国有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要求，资源会计主要是“研究完善不同层次（国家、省、县）自然资源核算指标的体系及定价核算方法”。长期以来，资源会计被划作为区域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在核算方式上也是以实物量核算为主，因而，他还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会计。目前在研究范围的界定上暂时可限定在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会计问题，研究的立足点既可就某一类别资源会计问题进行研究，也可就某一实体资源会计问题进行研究。

四资源会计的方法基础

由于资源会计对象的复杂性和资源会计目标要求上的特殊性，资源会计的基本方法就应当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可由资源会计核算方法、资源会计管理方法、资源价值计量方法与资源循环效益考核方法四个部分所构成。资源会计核算方法是资源会计的基础方法，它主要涉及到通过采用一定的方式来对各种资源的存量和变量进行核算，在形式上有价值核算和实物核算，主要采用价值核算。由于资源会计从本质上讲是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因此，其具体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要沿用财务会计在核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会计科目的设计、会计账户的设置、成本费用的核算和会计报表的编制等。资源会计管理方法主要涉及到采用一定的方式对资源经济循环过程和结果进行必要的控制等，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资源经济循环各个阶段经济活动的预测、决策、计划、记录、计算、分析、控制、检查、考核和反馈等各项具体工作。资源价值计量方法是资源会计核算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主要有资源价值评估法、交换价格分析法和统计信息分析法等。资源循环效益考核方法是专门用来对资源循环过程和结果所预定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的方法。它应当包括资源生态循环效益考核的方法和资源经济循环效益考核的方法两个部分，其主要方式是设计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界定考核指标的基本构成因素，确定各因素数据资料的有效来源和确定组织考核的时间间隔等。基于以上认识，资源会计方法的形成基础主要有：

1．基础会计学。基础会计学的基础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已经成形的会计方法的全面运用，如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等，二是部分会计方法的选用，如成本计算方法、折旧的计算方法、费用的摊提方法和税收会计方法等，三是对部分会计方法的改造，譬如会计报表的方法就应当在财务会计报表基本种类和结构的基础上，结合资源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造，根据资源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而增设必要项目。

2．相关会计学。相关会计学对资源会计产生的影响主要范围是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经济效益会计等，影响的主要方式有：一是相关会计方法的引入与借鉴，譬如社会责任会计中的计量方法等，二是相关会计方法内容的改造与创新，如环境会计中的环境负债的理论与方法等。

3．统计学。从会计与统计的发展历史上看，统计方法与会计方法存在着天然的交叉使用的问题。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曾经指出：会计从数学属性方面而言，它与统计学是相同的。资源会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不同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满足其需要的信息，以有助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高。这种与通用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目的基本一致的特点，就必然会使其方法体系与统计方法存在多方面的联系。科技论文。

4．资产评估学。资产评估工作与资源性资产等要素核算工作具有天然的联系。它对资源会计方法体系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关资产计价的价值理论；二是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如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现行市价法和清算价格法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对资源会计中有关资源性资产的计价和价值评估等程序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资源环境约束；农业生产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89-07

[作者简介]潘 丹（1986—），女，江西宜春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管理研究。（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第5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过量施肥行为及污染治理政策研究”（2012M52128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农业生产率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资源环境约束的视角”（11YJA79019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及空间选择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41261110）和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与农业生产服务体系”（11&ZD15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und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lso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PLEEZ

Author： Pan Dan

Abstrac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gnor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is a biased evaluation and is unable to reflect the real growth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firstly gives a theoretical analytic framework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iled： the measur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corporat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s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hadow pric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strategic needs i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PLEEZ）， we point out the key research issu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PLEEZ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 PLEEZ.

Key word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一、引言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促进中国粮食增产、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①从理论上讲，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取决于两点：一是农业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农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可能依赖于农业要素投入的无限扩张，而应以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为主要源泉。因此，客观地评价和分析中国农业生产率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得出了许多有政策意义的结论。②然而长期以来，文献中对农业生产率的度量只是基于传统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而很少考虑到与农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无法反映出中国农业经济的真实增长绩效。

在投入端，土地、劳动力、化肥、役畜以及农业机械等是现有农业生产率研究中的普遍投入变量，而作为农业经济发展最受制约的水资源要素在农业生产率的测算研究中并不多见。众所周知，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处于战略地位，作为一种日益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其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影响。③国内学者王学渊在美国经济学家Paul M.Romer提出的“Growth Drag”理论基础上，④考察了由于水资源限制使得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结果表明：水资源对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的“增长阻力”为0.1121%，到2050年，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增长率将由于水资源的短缺而比目前降低4.82%。⑤潘丹、应瑞瑶的研究也指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水资源均是推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短缺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将逐步加强。⑥

在产出端，现有的农业生产率研究大多仅仅考虑了农业发展中期望产出（Desirable or Good Output）的增加（如农林牧渔业总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等），而很少将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r Bad Output）（如农业污染物COD、TN、TP等）纳入分析框架。⑦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中国的农业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农业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分别为1324.09、270.46和28.47万吨，占各自污染总排放量的43.7%、57.2%和67.4%，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重点和难点。日益恶化的农业环境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资源基础，并加剧土地资源供需的矛盾和危及人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①如：张士功的研究指出，目前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和农膜等超量和不合理的使用，已经致使中国至少有1300到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严重污染；②Rozelle et al和吕开宇的研究发现，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土地面积中土壤侵蚀面积每增加1%，中国单位耕地的农业增加值将下降0.13%；土地面积中盐碱地面积每增加1%，中国单位耕地的农业增加值将下降0.11%。③

随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已经成为转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到农业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研究资源和环境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中对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探讨还较为薄弱。如何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到已有的生产率分析框架，如何从理论上理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理，是破解当前农业发展中资源稀缺、环境恶化难题的重要基础。鉴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廓清资源环境因素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然后指出资源环境约束下农业生产率研究的创新方向，最后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阐述资源环境约束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率研究的关键问题，从而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决策支撑。

二、忽视资源环境约束对区域农业生产率核算结果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忽视自然资源约束对区域农业生产率核算结果的影响

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自然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极大的约束性，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率的估计结果。具体来讲，自然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资源总量约束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如图1所示，图中直线aa、bb、cc分别为各个时期的社会总成本约束线，OP为产出扩展线，Q1、Q2、Q3分别代表不同时期的社会总产量水平，水平线RR表示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固定的可利用自然资源总量。在不考虑自然资源约束的情况下，A、B、C点分别代表各个时期的短期最优生产点，Q3是社会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而当考虑自然资源约束后（假设拥有的自然资源总量是RR），很明显可以发现，在RR的自然资源水平上，社会的最优生产点为B点，社会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是Q2。在存在自然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如果想要达到没有资源约束时的社会最大产出水平Q3，则需要dd的经济成本来实现。我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自然资源总量的限制将会导致社会以更高的经济成本来实现没有自然资源约束时的产出水平（dd>cc），或者只能实现更低的社会总产出水平（Q2

其二，自然资源和其他投入要素的结构性不平衡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约束。在不存在自然资源约束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其他投入要素（如化肥、役畜、机械等）一起作用于经济增长；而当存在自然资源约束时，随着其他投入要素的增加，自然资源的投入不再增加，其他投入要素单独作用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到制约。

（二）忽视环境污染约束对区域农业生产率核算结果的影响

在环境污染方面，Charnes等人提出，传统生产率测算模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投入必须尽可能地缩减，而产出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按此要求，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在传统的生产率测算模型中也只能与农林牧渔业产值同比例不断增加，这显然违背了生产率评价的初衷。①图2中生产点A表示既定投入x生产两种产出（y，b），其中y为农林牧渔业产值，b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传统的生产率测算模型要求生产单位从A点，y和b按照相同比例增长到前沿产出C点；而在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的生产率测算模型中，A点则是沿着既定的方向g增长到前沿产出B点。在这一过程中，农林牧渔业产值由y增加到■，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由b减少到■ 。我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是否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对农业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将有显著影响。

事实上，农业环境质量的下降除了会带来社会的整体负外部性之外，也会对农业发展的自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对农业生产率的核算结果产生影响。一方面，农业环境质量的下降会影响自然资源和投入要素的供给数量和质量，降低自然资源和投入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从而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制约；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往往也需要成本，从而将本来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到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活动中，进一步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农业生产率研究创新方向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是否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将对农业生产率的核算结果具有显著影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资源和环境因素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且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目前中国的农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已经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率的测算中如果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无疑会使生产率的测算出现偏差。农业经济学者樊胜根指出，农业生产率的测算偏差不仅会扭曲对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的评价，也会使基于生产率的政府决策发生偏误，导致对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①

由于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无法获取，传统的农业生产率核算手段无法对其进行直接处理。如何合理地将资源和环境因素整合到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一直以来都被学术界广为关注。现有文献对资源的处理方法较为一致，通常将资源看做一种新的投入要素，和土地、资本、劳动等常规投入要素一并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关于环境污染在生产率分析中的处理有些复杂，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法：②一是曲线测度评价法。该方法将环境污染值变换为倒数形式，然后直接将环境污染作为“好”产出处理，在经典的农业生产率测算模型中即可求解出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水平。但由于该方法是一种非线性规划的生产率评价方法，求解较为困难，尽管Fare等人给出了近似线性规划的替代求解方法，但仍然无法保证求解的精确性，从而使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③二是数据转换函数处理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坏产出”转化为低的“好产出”，然后将转化后的“坏产出”作为普通的“好产出”，运用传统的DEA模型计算决策单元的生产率。具体可分为负产出转换、线性数据转换以及非线性数据转换。负产出转换法将污染物作为负数处理，不符合生产率评价的基本要求，线性数据转换法在CCR模型中无法保持分类的一致性，而非线性数据转换转化法则破坏了模型的凸性。三是环境污染作投入处理法。该方法将环境污染物作为投入指标来处理，采用径向测度衡量污染物与资源投入的可减少比例，以此分析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但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环境污染与资源投入并不总能保持一定的同比例关系，因而该方法不能反映实际的生产过程。四是方向性距离函数法（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这种方法通过设定“好”产出增加、“坏”产出减少的方向，将生产率分析与环境污染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同时由于其并不需要环境污染的价格数据，因而在实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的提出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从图3可以看出，结合方向距离函数这一工具，如果在农业生产率框架下考虑环境污染物和自然资源消耗，那么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至少可扩展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以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农业生产率水平，即将环境污染作为“坏产出”，将自然资源消耗作为投入变量，借助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考察不同地区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后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该农业生产率值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三者的统筹发展程度，可以测算出不同地区相对最优生产前沿边界所可能实现的最大农业产出扩张、最大资源投入节约以及最大农业污染物减排潜力。进一步，可以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文化素质、环境管理政策制度、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因素对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方式和可能结果。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尝试在中国整体经济以及工业经济的生产率研究中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例如胡鞍钢等、王兵等、Zhang等、朱承亮等人在考虑能源投入、CO2、COD、SO2、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物的基础上，对中国整体经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进行了测算；①涂正革、陈诗一、庞瑞芝和以及Wu等人以中国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在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情况下，计算了各地区工业经济的生产率水平。②然而将该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率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农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未来重要的创新内容。

其二，可以考察资源政策和环境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即考察地区农业的节能减排成本。如：给定资源消耗约束指标，通过比较考虑资源约束前后的农业产出扩张差异，间接估计出由于实施资源政策而导致的节能成本大小；给定环境污染物排放约束指标，通过比较“有环境污染约束”和“无环境污染约束”情况下的农业产出差异，间接估算出由于实施环境政策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潜在损失，即减排成本大小的情况。如何协调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实现低碳减排国际承诺的主要问题，而对节能减排成本的测算，则有利于确定最优的节能减排方案，从而降低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为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现有文献对节能减排成本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成果，定量研究成果还甚少。因此，认真分析农业节能减排对经济的影响，寻找能够引致节能减排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双赢路径，是一个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也是未来研究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三，可以测度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子价格水平，即在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的基础上，测度在某一农业产出水平下单位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变化导致生产前沿产出的变化量。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影子价格的测算是资源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石，不仅可以为资源定价、环境税率的设定和污染排放交易定价提供参考价格，而且可以用来进行绿色GDP的核算。因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子价格已经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对影子价格的准确测度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国内对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物影子价格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代表性成果有涂正革、陈诗一、袁鹏和程施、黄文若和魏楚等人的研究文章，①然而这些文献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中国的工业行业，对农业领域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物影子价格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测度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子价格水平是未来农业生产率研究中需要探索的重要方向。

四、资源环境约束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率研究的关键问题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明确规定，要“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生态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并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近些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类资源开发强度的加大，特别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及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强烈，鄱阳湖流域水质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作用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其中因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对鄱阳湖流域水质的影响达到60%以上。②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全球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研究资源环境约束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水安全 水资源承载力

1．前言

安全是危害或灾害的反义词，它与危害（或灾害）的风险紧密联系。危害（或灾害）的风险愈小，安全度就愈高，反之亦然。水安全问题通常指相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水的危害问题。例如，水多了（发生洪水灾害，导致人的财产损失，人口死亡问题）、水少了（发生干旱、水资源短缺以及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人类生存环境损失）和水脏了（水污染导致的病害健康问题、人口死亡问题）。

中国是降水时空分配非常不均匀、“水“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水多了（洪涝灾害）、水少了（干旱、水资源短缺）和水脏了（水污染问题）业已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限制因子，其紧急程度已经危及人类基本环境和生存问题和国家发展利益的安全问题。

在水安全问题研究中，水资源安全问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1]。水资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问题。20世纪末，不满足可持续水资源利用的模式和环境问题导致严重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业已引起国际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3月，在荷兰海牙(Hague)召开了“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是：水的安全：从洞察到行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首脑或部长，3000名科学家出席会议。21世纪水安全面临7个主要挑战[23]：

（1）满足基本需求（meeting basic needs）

（2）保护生态（protecting ecosystems）

（3）食品安全（securing the food supply）

（4）水资源共享（sharing water resources）

（5）处理灾害（dealing with hazards）

（6）水的价值(valuing water)

（7）科学管水(governing water wisely)

因此，水资源安全已经成为水资源研究的国家前沿热点，受到世界范围的注目。

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主要有：水资源安全的范畴，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水资源安全评价和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从学术研究，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最为关键。核心问题是：回答如何量度水资源安全程度和如何保证水资源安全？我们的观点是：水资源承载力是水资源安全的基本度量。因此，研究水资源承载力对于认识和建设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承载力” 一词，亦称 “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起源于生态学，用以衡量特定区域在某一环境条件下可维持某一物种个体的最大数量[1]。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全球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支持地球上生命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量和质是有限的，它们满足人类现在与未来发展需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关于生态承载力的一个较早的概念，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在其出版的《保护地球》一书中提出的。他们把承载能力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支持的健康有机体即在维持它的生产力、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容量。后了“承载力”概念得到延伸发展，比较多地用于说明生态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因此，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等诸多概念也相继出现。

1974年，Bishop在《环境管理中的承载力》一书中指出“环境承载力表明在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一个区域所能永久地承载的人类活动的强烈程度”[2]；高吉喜（2000）在其关于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中特别指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条件下环境子系统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数量以及可支撑的经济规模与相应人口数量[3]。此外，一些学者还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方面对全球承载力进行了探讨（Cohen，J.E.，1995；Sagoff，M，1995；Daly，H.E.，1995，1996）[4][5][6]。然而无论是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抑或全球（区域）承载力都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如何描述和量化，实施和操作性不强，目前的研究还不深入。事实上，在对作为生态环境组成要素的各项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是无法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做更深入的研究的。

相比之下，当前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则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水和关键矿产资源方面。1949年美国的Allan将土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在维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个区域能永久地供养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50-70 年代，国外许多学者探讨了土地承载力的计算依据为：在确保不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土地的生产潜力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同时，对承载力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Millington等应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以各种资源（土地、水、气候、能源等）对人口数量的限制，计算了澳大利亚的土地资源承载力。1986年我国也开始了题为“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及人口承载量”的研究，研究者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通常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土地用于食物生产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或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生产力所能承载一定生活水平下的人口限度。由此，关于土地和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中国全面展开[7]。

承载力概念的演化与发展是对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反应与变化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承载力概念和相应的承载力理论。如针对环境问题，人们提出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与理论，针对土地资源短缺问题，人们提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与理论。而“水资源承载力”一词，则是随着水问题的日益突出由我国学者在80年代末提出来的。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往往是水资源紧短和贫水地区支持人口与发展的“瓶颈”，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和发展规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在地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是普遍的共识，而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基础课题，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当前水资源科学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研究问题。

转贴于 2． 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

水资源承载力最早是源自生态学中的“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一词，是自然资源承载力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兹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列举如下：

（1）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水资源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能力[8]。（刘燕华，1999）

（2）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在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下，该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容量[9]。（李令跃，2000）

（3）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10]（何希吾，2000）。

（4）一定的区域内，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下，天然水资源的可供水量能够支持人口、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或限度[2]。（冯尚友，2000）

（5）可理解为某一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惠泱河，2001）

总之，尽管已有的水资源承载力定义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思路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都强调了支撑能力的概念。但是，对水资源 “承载力” 本身的内涵，表达比较宏观。

结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有关项目初步研究，作者的观点是：水资源承载力可定义为“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够维系有限发展目标的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因此，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度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受水资源制约的阈值，它通常用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限目标需求水量的供需平衡退化到临界状态所对应的单位水资源量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如GDP）等指标体系表达。

显然，水资源承载力受水的供、需矛盾双方影响， 它需要从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水循环系统出发，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对水的需求和流域能够提供的多少可利用水资源量的“支撑能力”方面加以量度。一种概化的水循环与水资源供需关系如图1所示意。

图1 量化水资源承载力的系统关系示意

核心问题是：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下，一个流域/区域的可再生利用的水资源量究竟能够支撑多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如何合理管理有限的水资源（开源与节流），维持和改善陆地系统水资源承载能力？

考虑到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现实与长远意义，对它的理解和界定，要遵循下列的事实：

·变化环境下（即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水循环是水资源演变和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因为一个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直接与该流域和区域的可利用水资源量与质有本质的联系。而区域可利用水资源量又决定于在不但变化的自然环境（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水文循环规律及其控制的水资源形成规律。

·需要把把它置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概念的框架，建立在生态系统完整、水资源持续供给和水环境长期有容纳量的基础上。生态系统需水是水资源承载力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需要从“水循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机理上综合考虑水资源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能力；

·水资源承载能力度量除了水循环和水资源变化的自然属性影响外，还取决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限目标。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目标不同，相应的承载能力也不一样。

因此，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大小是随水资源开发阶段、目标和条件不同而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它不仅是水文循环、水资源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系统的耦合研究密切相联，是可持续发展重大的国家需求研究的问题。

3．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与计算方法

由图1的系统关系和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可以导出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与计算方法。主要过程概述如下：

（1）水资源总量（W）： 它指流域水循环过程中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总量（WL）。流域水循环受自然变化(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量也在不断变化。另外，除了本地产生的水资源量外，人工跨流域调水（WT）可以增加本流域（或地区）的水资源总量。由于流域水循环降水和径流形成的不确定性，对应不同保证率的水资源量，有流域水资源总量关系

W= WL + WT

（2）生态需水量（We）：生态系统是流域水循环和流域环境系统的基本部分，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最小生态需水量（We）首先应该加以估算。它们通常由河道外的生态需水的估算（如天然生态需水、人工生态需水等），和河道内的生态需水估算（如防止河道断流所需的最小径流量等）构成。

（3）可利用水资源量（WS）：流域可利用水资源量是指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和生态环境容许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措施可以利用的不重复的一次性水资源量。在概念上，维系生态环境最小的需水量需要扣除，以保证生态环境容许的前提条件。因此，原则上讲，可利用水资源量可以通过流域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总量加上境外调水扣除生态需水量加以估算，即：

WS = aWL + WT – We

式中：a为反映工程技术措施的开发利用系数。

（4）水资源需求总量（WD）: 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可以表达为人口数量(P)，国民生产总值(GDP)或净福利(H)等指标。因此，它们对水资源需求包括：人口需水(Wp)，工业需水 (WI)，农业需水(WA) ，环境和其它需水(WM)等。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总量（WD）可表达为：

WD = Wp + WI + WA + WM

（5）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IWSD）：为了描述水资源的承载力，首先需要定义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平衡指数（IWSD）即：

很显然，当流域可利用水量小于流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即，有，这说明流域可供的水资源量不具备对这样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流域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及经济规模是不可承载。但是，通过调水增加WS和通过节水减少 WD可提高IWSD。 反过来，当流域可供水量大于等于流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即，这说明流域可供的水资源量具备对这样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流域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及经济规模是可承载，供需为良好状态。

（6）水资源承载力的分量测度：如何量度流域水资源的承载力呢？由定义和上述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指数可知，首先需要建立研究对象的“水-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关系。它们的作用是将水资源量支撑的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规模（如人口数或人口密度、人均GDP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水环境污染级别等）联系起来。然后，通过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与有限发展目标，分析识别出由供大于需，即 IWSD > 0 可行域退化到IWSD＝0，即系统供需平衡达临界状态的水资源WS=WD所对应的流域人口数（P）和社会经济规模（GDP）等等指标参数。记水资源供需平衡达到临界状态的可供水资源量为， 进一步，可以定义水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分量，即：

意义是：λ1表明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人口规模所需要最少水资源量WS；λ2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资源量WS。

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F） 是其分量的集成， 例如，

λ = 人均GDP / WS = (GDP/p )/Ws

（7）单位水资源量承载力的度量：为了达到水资源承载力分量和总量可比性的目的，可以进一步转化水资源承载力分量为某单位水资源量的承载指标参数。例如，当统一转化W0为亿m3的可比单位水资源量，有对应的水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分量，即：

上述公式中的就是流域系统第i个水资源承载力分量。例如，F1的单位量纲是每亿m3的人口数目，说明该流域每亿m3可利用水资源量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同理，F2的单位量纲是每亿m3的GDP，它说明该流域每亿m3可供水资源量能够承载的经济发展最大规模的GDP。

同理， 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F= 人均GDP /亿m3 = (GDP/p )/W0

4．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的关键问题

广义上的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的西北部，总土地面积为374万km2，占全国的39%，总人口约1亿，占全国的8%。涉及西北内陆河流域（包括新疆的部分外流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本文讨论的范围，界定在西北内陆河干旱地区。

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变化环境的流域水循环模拟研究，生态需水研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需求研究，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计量，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下面重点讨论水循环模拟，生态需水和指标体系问题。

（1）变化环境的流域水循环模拟研究

水文循环是联系地球系统地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纽带，是全球变化三大主题碳循环、水资源和食物纤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决定水资源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因此，人类活动经济开发和影响剧烈地区的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研究，是21世纪资源环境学科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性问题。

目前水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突出反映在：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资源演变规律，水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等社会经济相互作用影响等。因此，水文循环需要考虑地球生物圈、全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代表国际地球学科发展前沿，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 (Biosphere Aspects of Hydrological Cycle，简称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陆面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关键问题。进入90年代末，变化环境（即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文循环研究成为热点。

人类活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下垫面的改变上，改变流域下垫面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条件，可概括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变化。下垫面条件发生变化了，水文过程的各环节也相应发生变化，如蒸发、入渗、产流的量会加大或减小，水循环的路径和速率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利用原来的降水-径流关系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后的流域降水径流形成规律和水文循环过程，分析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流域径流形成规律的影响成为当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问题。

以河西走廊的黑河流域为例，由于中游引水等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已经完全改变了流域中下游水循环关系，造成下游流量减少和断流，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说明黑河干流的水资源变化，我们将黑河干流上游出流控制水文站（莺落峡站）及下游输水控制水文站（正义峡站）1959年以来的实测流量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根据1959-1998年实测资料统计，黑河莺落峡多年平均流量49.83m3/s，相当于年径流量15.71×108m3，正义峡多年平均流量31.05 m3/s，相当于径流量9.80×108m3，莺落峡流量高于正义峡流量18.78 m3/s，相当于区间多年平均每年损耗水量5.92×108m3。

从两站流量多年变化趋势看，莺落峡站水量历年变化平稳，年际变化不大，甚至还稍有上升。正义峡站水量不仅远远小于莺落峡站，且水量在逐年减少（图2），两站水量年均差值越来越大（图3）。

图2 黑河莺落峡及正义峡历年径流量变化图

图3 莺落峡-正义峡年均流量差值图

造成下游水资源量减少的原因：中游张掖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用水量急剧增加，导致黑河干流水资源大量损耗，水资源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密不可分。

因此，深入研究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黑河流域水循环规律，是建立黑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模型的重要基础。

（2）生态需水研究

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水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环境与发展最大的限制因子。实际观测与实验研究表明，水对生态环境质量有明显的限制作用，生态系统对水的需求也存在胁迫响应的机制。生态环境需水量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最基本的需用水量，是生态系统安全的一种基本阈值。因此，生态环境需水估算问题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依据的重要基础。确定不同生态类型的生态需水量，是生态环境建设区域配置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生态环境系统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第2课题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等大的科学计划推动，如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实施，国际国内对生态环境需水问题十分重视并且已有了一些研究。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有关课题，如“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等，利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遥感信息对区域生态需水进行初步的估算。中国工程院一期咨询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所完成9个专题报告中对生态环境用水也做出初步的测算，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目前有关生态需水的研究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人们对“生态需水”问题理解还不尽相同。目前，与生态需水有关的概念和定义有多个方面，如“生态需水”、“生态用水”、“生态环境耗水”等。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总之，生态环境与水文水资源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交叉研究，面临许多挑战，也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与看法。

由于目前对“生态需（用）水量”一词，还没有确切的或者得到公认的定义，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与计算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的来看，多数认为：生态需水量是指在水资源短缺地区为了维系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基本生存和一定生态环境质量（或生态建设要求）的最小水资源需求量。它包括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其内涵：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的需水，其外延包括地带性植被所用降水和非地带性植被所用的径流。因此，生态需水量可以理解为维系一定生态系统功能所不能被占用的最小水资源需求量，包括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其计算有河道内和河道外之分。基础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水循环规律的认识与模拟。

·河道外的流域上的生态需水的计算

根据补给来源，生态需水首先可以分为降水性生态需水和径流性生态需水。降雨形成径流以及径流运动过程中，地带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态系统完全消耗降水量，非地带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态系统消耗径流量为主、降水为补充，处于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交错过渡带以消耗降水为主、径流为补充。

从生态系统形成的原动力又进一步分为天然生态需水和人工生态需水两大类。从植物生理角度分析生态需水，可以得到天然植被或农作物正常生长时的总腾发量ET。其水分来源有两部分：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以及通过水利工程直接或间接利用的供水。

区域生态需水计算应该以流域为单元，建立变化环境下的流域水循环模型，如图1所示意。然后，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遥感信息，结合陆面水文生态实验站的校核分析识别确定。对于每个流域，结合其生态特点和水循环特点，确定一级分区为山区、平原绿洲、过度区、荒漠无流区。为了突出人类活动影响，在山区和平原绿洲中进一步区分天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作为二级计算分区。二级计算单元内在以土地利用单元作为三级计算分区， 由遥感信息土地利用图上读取各类生态面积单元。对三级分区的每一项，单独计算其生态需水或经济需水。在计算中考虑了天然植被或人工植被对径流性水资源和降水性水资源的同时利用。国家“85”科技攻关项目中的一种基于水循环概念的流域生态需水计算框图如图6所示意（细节略）。

·河道内的生态需水的计算

河道内的生态需水的计算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维系河流湖泊水系的生态平衡的最小水量。主要考虑的方面有：

维持河湖水生生物生存的最小需水量；

维系城市人工生态环境景观的最小需水量；

防止河流泥沙淤积所需最小径流量；

防止河流水污染的最小水量；

防止海水入侵所需维持的河道最小流量；

防止河道断流、湖泊萎缩所需维持的最小径流量

通常需要通过流域水循环模拟、枯水分析后，在给出一定生态环境标准（或要求）下确定上述多个的最小流量组合的阈值（具体方法讨论略）。

（3）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建立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核心是用什么指标体系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发展规模与质量？目前，借鉴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采用在水资源可供给量所能维持生产的粮食产量的基础上计算水资源承载力的方法显然将问题过于简化了[10]。

从目前的认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有人从定义出发直接选取可支持人口数量、工农业发展规模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依据[14]。也有人从水资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载人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规模，水环境容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建立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进行评价[15]。

本文建议，从水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水循环系统模拟，水资源评价、生态需水估算和社会经济对水的需求分析，选取计算参数，主要有：对应不同保证率的水资源量，最小生态需水量，可利用水资源量，水资源需求量（包括人口需水，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环境和其它需水等）；通过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实际分析，确定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IWSD）等。运用本文提出的量化方法，获得比较具体和实在的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结果，如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人口规模所需要最少水资源量，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资源量等。

总之，希望概念清楚，基础扎实、评价方法简单、可比性好。这方面研究工作需要在实际中发展和完善。

4．结语

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已有诸多研究课题和论述，但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与计算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在其概念、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开展研讨。几点建议如下：

（1）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涵盖了从理论到实证，从“水-生态-社会经济”多学科基础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水资源演变规律到流域水文生态、植被耗水机理等微观领域，从水文水资源科学到社会经济科学、规划科学等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并以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等作为技术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2）技术方法的创新

目前制约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处理。GIS在支持与水文和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管理、分析、模拟和显示，以解决复杂的水资源、水环境规划和管理问题方面显示了其强大的功能[17]。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必须突破陈旧的数据获取与分析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将地面水文观测与空中遥感信息相结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数值计算和模拟，并将现有水资源承载力数学模型方法与GIS集成，这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3）研究领域的拓展

地域分异和空间格局历来是地理学最重要的优势研究领域，水土资源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状况对水资源承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加强水资源承载力密切相关的区域合理配置研究，尤其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地理科学新的挑战。它包括水土资源配置，上、中、下游的城市与产业合理布局，水源保护区区域范围内的人口、产业布局等。将其纳入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范畴，不但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水资源承载力区域差异研究的需要，也必将使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成果对社会实践具有更明确的指导作用，这是当前水资源承载力研究中极具潜力的一个研究领域。

总之，水资源安全问题的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是21世纪水资源科学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发挥交叉优势，理论与实际结合，建立中国特色的水资源承载力的量化理论与方法，对于探讨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受水制约的重大需求问题十分有意义。目前迫切需要发挥科研机构、高校与水利、环境部门联合优势，为国家水资源安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4

（一）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集“低碳”和“经济”于一体，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环境变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崭新的模式。低碳经济更加注重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来实现更高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进而应用先进的技术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低碳，要求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碳基燃料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污染，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经济要求人类在实现能源利用转型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理念兼顾了发展和产出以及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绿色会计

绿色会计是把资源和环境因素加入会计核算中，依据相关环境法律法规，运用会计核算方法，计量和分析企业在追求利润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保护资源和环境后获得的收益，促使企业经营者在进行企业。经营决策时，把资源和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因素考虑进企业的成本与效益之中。它试图将会计学与环境经济学相结合，通过有效的价值管理，达到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绿色会计的目标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改善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最优化。企业不能片面的为了高效高利而忽略了对我们共同家园的保护，而是要达到利润增长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在环境保护中获得更高效更绿色的利润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尽量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对资源最大利用和环境造成污染，破坏地球生态的主要主体，那么企业就应将作为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将企业对污染和利用资源控制在环境保护的指标以内。政府作为环境监督的管理部门，应该确保已经污染环境和已经利用的资源在规定的指标以内。

二、绿色会计的核算

绿色会计与传统会计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绿色会计考虑了资源和环境对于经济效益的影响，强调了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应该把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破坏作为成本和把对自然环境保护后企业的获得作为收益进行会计核算。它的核算对象主要有自然资源价值、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和治理支出以及改善自然环境带来的收益四个方面。

绿色会计记录除了“生产成本”、“银行存款”“主营业务收入”等基本的账户，绿色会计还应在资产类设置：“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物资源”“人力资源”“资源折旧”等；在负债类设置：“应付环保费用”、“应付环保税金”等；在成本费用类下设置：“环境治理费”、“资源损耗成本”等：在损益类下设置：“环境收益”、“环境利润”等。取得绿色资源的时候借记“绿色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在支付有关绿色费用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经营费用、产品销售费用”等，贷记“应付环保费、应付环保税”等；在支付绿色成本时借记“生产成本-直接污染、原材料”，贷记“应付环保费-排污费”；在进行绿色损益计算时，借记“银行存款”等，贷记“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等。

三、绿色会计实行的必要性

（一）我国当前的环境现状要求实行绿色会计

我国对资源和环境问题一直都比较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许多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依然是很严重的。2015年雾霾一词以一种备受热捧的姿势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二氧化碳不断地排放在大气中，加剧温室效应，空气质量令人堪忧。水质量也很有问题，各个城市的河流，只要一不留神，水面上就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水，被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污染得不敢靠近，臭气熏天。森林资源每天都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牺牲着，野生动物种类越来越少，臭氧层越来越薄，辐射越来越强。由此可见，我国加快绿色会计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绿色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

（三）绿色会计的施行有利于“绿色GDP”的计算

“绿色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去除资源和环境损失后所创造的全国经济总值。它代表的是真实的经济增长量数值，占GDP的比重大点，表明国民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就好一点。但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建立在对地球无情的破坏的基础上的。绿色会计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纳入国民财富计算中，反映了国民财富绿色增加的情况，这是绿色会计的目标所在。

（四）绿色会计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经济增长是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相反的经济的发展也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除了依靠新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出、法律方面的支援、政府部门的支持，还要依靠企业在管理方式和程序等方面的改革。过去企业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并不会考虑资源和环境成本，但是绿色会计将这些因素纳入企业的利润核算，是企业在考虑利润之前不得不考虑这些成本，这样就可以促进企业重视环保问题，利于地球美好家园的保护。

四、低碳时代下企业绿色会计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强，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环境的关注度是远远不够的，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视环保的国家，关于环保方面，新加坡出台了许多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而且法律法规落实很到位，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惩罚力度是很大的，新加坡公民的环保意识也很强，细致到对垃圾的分类要求都是很高的。就我国目前来看，社会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给企业以投机的机会。

（二）对绿色会计的研究不足

我国对绿色会计的接触虽然不及国外早，但在早期时候一些财税专家就开始对绿色会计进行研究。此后我国在绿色会计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研究大多数只停留在绿色会计某一理论上的研究，研究内容不完整，没有体系感。在研究方法上，属于规范性研究文章较多，实证性研究文章较少，理论与实践还不能有效的结合，有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不能有效的解决现实实际问题。

（三）绿色会计相关制度建立不完善

自1979年我国颁布《环保法》（试行）以来，我国陆续颁布了许多有关自然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款等。但是到现在为止绿色会计的发展依然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那么，这就表示用绿色会计对企业涉及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经济业务进行核算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企业积极性不高，因此大多数企业不会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增加投入，即使增加了投入，企业也不会在信息披露上做到全面和真实，从而低估环境负债。同时，我国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除了没有相关法律不全的问题外，还存在着执法不严使原本有效的法律变的无力。

（四）缺乏相关人才

绿色会计涉及的知识领域包括环境学、资源学、生态学和会计学。所以绿色会计的发展需要不仅要懂会计理论和实务操作，还要对环保有一定了解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就现在的各企业的财务人员现状来看，这些财务人员的知识构成是非常有限的，绿色会计专业人才是相当稀缺的，这就导致绿色会计的研究一直处于理论研究阶段，而且发展进步缓慢。企业对绿色会计不重视，而且加之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较高，所以企业中对相关员工关于这方面的培训相对较少，这也是阻碍绿色会计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

五、对加快绿色会计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企业领导者、会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绿色会计素质

绿色会计作为一门新起的学科，至今对其的重视度是不够的。 要加强企业领导、管理人员、会计人员的环保意识，引起他们对环境会计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充分认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建立健全适应本企业的环境管理系统，实施环境会计，进而逐步主动、自愿地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企业应该改变“成本”观念，加大对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把对员工的培训看作是一种投资。

（二）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借鉴国外先进绿色会计研究成果，指导中国环境会计实践

加强和先进地区的学术沟通，借鉴西方先进绿色会计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创新和发展。进行绿色会计研究是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对它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规范性阶段，要解决现实问题才行，多把理论研究用到实际问题中去，与现实状况相结合，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引导，绿色会计也是如此。我国政府应该支持绿色会计的发展，支持会计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对它的研究进行资金、人才、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虽然在保护资源与环境方面已经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有效的法律体系。所以要加快绿色会计的发展，就必须加快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研究，尽快的把关法规条款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由于这个领域也属于会计学，所以应该在《会计法》中也要有法律条款明文规定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环境法中增加有关绿色会计方面的条例，同时还必须做到执法必严，实施奖惩相结合的策略，对于真实及时公布环境信息、保护环境的企业，政府给与税收优惠政策，环保部门应该加大对环境破坏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应牺牲环境而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破坏环境而受到的处罚，从根本上消除企业的“冒险”动机。

（四）完善绿色会计相关制度

1.修订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将涉及资源和环境的内容进行会计核算，并且在会计报表中反应出来，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

2.规范相关的会计处理方法，便于会计人员迅速掌握和实际操作。

3.对会计信息的审查也要从内部，外部两个范围来进行，由国家审计机关、会计师事务和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全面的审查机制，对绿色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和控制，保证绿色会计信息的合理合法真实性。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 ImPACTS等式；典型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综述；西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1-008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11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最广泛的角度阐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新兴交叉学科[1]，对理解和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或区域尺度的环境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与传统学科的学科界限鲜明不同，生态经济学鼓励利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思想和工具进行综合研究，让研究的问题决定采取的工具集，而不是由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决定合适的研究对象[3]。因此，可发现生态经济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仅仅有生态足迹、条件估值、能值等传y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方法，还有生活质量、社会适应能力、经济发展真实成本核算等侧重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总体而言，目前已有的研究进展综述对侧重人文学科方法的生态经济研究进展关注不够[4-5]，迫切需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总结研究进展。

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脆弱，从生态经济的角度来探询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和谐发展的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西北地区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生态经济研究涉及对象广泛，关系复杂，大量的研究成果犹如一盘未成串的珍珠，难以找到联系脉络。本文以ImPACTS等式为框架，梳理西北典型生态经济研究进展，辨析发展脉络，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多借鉴。

1 生态经济研究与ImPACTS等式框架

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是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面对的3个问题：①规模问题，要求将全社会吞吐量限制在生态系统吸纳能力范围内；②分配问题， 要求限制不公平性问题，保证代内和代际不同个体间资源的公平分配；③配置问题， 要求最高效率地利用资源， 减少废弃物排放。生态经济学认为这3个问题的解决必须遵循规模-分配-配置的先后顺序。这与传统经济学有根本区别。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生态经济学把自然环境（生命支持系统）和分配问题摆在了更高位置[3，6]。生态经济的研究思路，仍然遵循人文科学理论方法演变规律和思考范式[7]，采用等级层次分析方法从研究对象出发，采取3个步骤开展研究：①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各自某个或多个结构性成分的辨析；② 系统内部及与系统外部结构性成分之间的关系辨析；③辨析结果在现实世界参照系中的检验。

作为人文因素对人地系统影响评价的经典等式，IPAT将环境影响（I）分解成人口（P）、富裕（A）和技术（T）三种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8]。Waggoner等将IPAT进一步明确为ImPACT等式，将环境影响（Im）分解成人口（P）富裕（A）消费（C）和技术（T）的联合影响[9]。徐中民等由该等式与经验事实的差异出发，从影响因素中辨析出新的结构性成分――社会资源，认识到社会资源具有缓解和适应环境影响的能力， 提出了可持续性评价的新等式ImPACTS[10]。这个等式框架虽然不是数学计量式的，但解析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对生态经济各个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具有较强概括性。参照这一框架，可充分展示西北典型生态经济问题研究已经取得的进展，如图1、表1所示。

如图1所示，依照等级层次分析方法，将人口划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属性进行评价。人口的质量差异主要关注寿命和价值观差异，例如核算地区人文发展指数（HDI）时，人均预期寿命差异就很重要。对富裕及其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核算富裕程度、核算自然资本、评估主观幸福感和客观生活质量、以及将富裕与生态系统服务结合的生态补偿问题等。资源使用强度主要通过生态足迹等方法核算，剖析不同消费模式的环境影响。效率和技术方面，主要关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关键限制性因子――水资源，采用损益分析和情景模拟评估水资源的产出效益。对社会资源的研究主要分为社会资本、制度和集成管理。社会资本研究主要通过评估区域内社会资本，分析其与资源管理绩效的关系，从而定量化探讨社会资本对缓解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作用。

表1展示的是各个研究内容和方法所对应的研究对象或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生态足迹主要关注消费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投入产出分析主要针对社会财富的环境影响及具体来源。

2 重要主题研究进展

依照前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着重凝练可持续发展的衡量、环境物品价值评估、人类福利评估、生态补偿、集成模拟模型、社会资源对环境问题缓解与适应等重要主题的研究进展。

2.1 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估

可持续发展评估是生态经济研究的基础主题。对西北地区而言，水资源由于其关键限制性因子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目前的进展主要从人地系统的3种主要介质――物质、能量和信息入手，评估人类社会发展，将其与生态承载力对比，衡量其可持续性。

物质方面主要从水资源承载力和生态足迹方法入手。虚拟水及虚拟水战略，是调动社会资源来缓解和适应区域水资源承载力限制的办法。程国栋于2003年在国内首次引入虚拟水概念，指出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环境安全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西北干旱区虚拟水战略的政策建议[11]。徐中民等分析了甘肃省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虚拟水消费量[12]。还以ImPACT等式为框架，分析了收入水平等因素对虚拟水消费的影响[13]。然而，倡导贫水地区从富水地区进口水密集型农产品来保证当地水安全的虚拟水战略，现实案例并不多见。徐中民等[14]根据我国干旱区的实践，指出实施虚拟水战略的关键是要找到发展二、三产业的具体途径。

生态足迹方法是测算资源利用和废弃物排放强度的直观指标。徐中民等[15]改善了计算数据适用性，进行了大量时间和空间序列[16]实证分析。进行了理论深度解析，从贸易、尺度差异、自然资产利息流的积累、自然资产存量分析了生态足迹存在的问题。水足迹主要关注人类消费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生态足迹和水足迹是一种互补的指标，可与其他测量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本占用情况的方法结合，在统一框架下探讨可持续性问题[17]。研究进展主要在定量评价区域水足迹，如以甘肃省为例， 核算虚拟水消费和水资源足迹[18]。同时探讨了消费结构多样化对水足迹的影响[19]。

能量方面主要开展了能值分析研究。自Odum 199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20]，能值分析在各个时空尺度（大到国家、流域，小到城市、乡村、企业），各种生态经济系统类型（社会经济系统，城市、工业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对甘肃省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21]。

信息方面的研究主要参照生态系统发展演化规律，从自身效率和恢土ψ刺来评价系统可持续状态。只有当系统上升性和恢复力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 系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22]。参考Ulanowicz运用网络流量分析生态系统演化阶段的办法，可将部门或产业以“分室”的形式，以投入产出表（价值型）构建货币网络流，建立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网络流量图，以能源消费和甘肃省的经济系统为例[23]， 运用上升性公式评价了能源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状况。考虑到货币流对生态环境影响较间接，又以“水资源投入产出表”为网络流，构建了甘州区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网络[24]，并且从系统演化的角度给出了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的发展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可持续发展衡量都侧重评估发展的资源需求，将其与生态环境供给相比较，得到一个横截面式的是否可持续的结论，而没有考虑社会资源主动缓解适应环境问题的作用。

2.2 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

采用经济价值指标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显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价值，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决策，这对于西北脆弱生态环境而言尤为重要。采用条件价值法评估恢复生态系统的价值[25]，采用选择模型评估了环境物品属性的价值[26]。将条件估值与水价分析相结合，评估了农民对水价的承受能力[27]。建立环境经济核算账户体系是将环境纳入经济决策过程的主要途径之一[28]。开展了区域尺度上的环境经济核算工作，对其产出乘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29]。建立水资源、土地资源为主的自然资源子账户，进行了张掖市环境经济综合核算[30]。

2.3 人类福利状态评估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福利状态，考虑到传统国家核算体系（如GDP）作为人类福利衡量指标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收入分配等，程国栋等提出了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分析了幸福的内涵，提出了国民幸福核算的简化框架[31]。随后，分别开展了以客观指标为主的生活质量评估和以主观感受为主的幸福感评价研究。以美国著名CalvertHenderson生活质量指数为框架，评估了黑河流域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32]。以个体主观幸福指数调查方法入手，测度了黑河流域各地满足居民需求的能力[33]。

2.4 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将外部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真实财务激励，以此鼓励参与者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研究进展总体可归为“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三大类。针对“补给谁”的问题，主要根据潜在补偿对象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和供给成本确定。以黑河上游肃南县为例，采用分布式水文模型，模拟水源涵养增加量，通过社会经济数据核算，确定生态建设实施成本，通过效率系数和聚类分析，确定了生态补偿的最优空间选址，提高了生态补偿实施效率[34]。针对“补多少”问题，主要采用最小数据方法，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收益的空间分布， 计算出生态系统服务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 从而推导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曲线，回答了生态补偿标准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之间的定量变化关系。该方法在黑河上游[35]、中游[36]、甘南州[37]、舟曲县[38]、民勤县[39]都有实证研究。针对“怎么补”问题，主要分析农牧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不同补偿方式对农牧民生计能力影响，以及补偿方式本身的可持续性来确定最优补偿方式，实证研究主要在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40-41]。针对生态补偿的重要副目标，还开展了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42]。总体而言，生态补偿研究突出了定量化特点，并将社会经济调查等方法与生物物理过程模型、遥感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相耦合，对生态补偿的全流程进行了研究。

2.5 集成模拟模型

建立集成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模拟模型，引入空间建模环境，以模块化方法简化模型耦合的复杂程度，便于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开发各自熟悉的模型，并最终实现多模型集成[43]。然而由于西北干旱区人工渠系较发达，对自然水资源系统干扰巨大，目前仅实现了黑河上游出山口径流模拟。对地表过程中人文因素作用的模拟，主要采用系统动力学和CLUES模型，空间呈现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情景下的总需求量[44]。人文与自然过程的集成模拟模型的另一个突破点，是生态补偿研究中将“土地利用经济收益-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这一关系链贯通，以SWAT模型模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水源涵养服务量，以最小数据方法模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经济成本，将二者耦合考虑，进行生态补偿的定量研究。

2.6 社会资源对水资源问题的缓解与适应

社会资源对环境影响的缓解与适应研究主要是将社会资源分解为社会资本、制度和集成社会化管理等维度进行，暂时不考虑社会资源各组分之间相互联系，采用分解评价方法对各子系统状况进行评价。从采用整体性社会适应性能力指标，评估不同地区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的社会能力大小[45]，已经发展到从不同结构性维度，评估其与水资源管理的关系。如对黑河流域居民的文化价值观类型进行了分类评价，分析了不同文化类型者对自然认知和对水资源管理偏好[46]，并评价了最优管理风格[47]。定量化评价了黑河流域社会资本[48]和藏区农户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的关系[49]。应用水制度分析与发展（WIAD）框架，对黑河中游水制度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50]。由于社会资源等人文因素的发展演化需要一个最终的目标导向，提出了流域面向幸福水资源管理战略[51]，为调控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提供了一个总的可操作性目标。

3 结论与展望

从研究对象出发，以ImPACTS等式为框架，依照其成分划分及结构关系，综述了我国西北典型生态经济问题研究进展。可持续性评估，主要从物质、能量和信息角度开展了虚拟水、生态足迹、能值、上升性的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评估开展了条件估值和选择模型，以及环境经济账户、物质流等集成核算工作；人类福利状况的评价，开展了幸福及生活质量核算工作；开展了生态补偿全流程研究工作；集成模拟模型开展了空间建模环境的构建，生态补偿定量化研究较好地耦合了自然过程和人文因素；以社会适应性能力整体性指标研究了社会资源对水资源问题的缓解与适应，将社会资源分解为文化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三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从研究对象出发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工具集，未来生态经济研究仍旧以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为对象，在各自某个或多个结构性成分的辨析、结构性成分之间关系的辨析及结果验证方面继续开展研究。总体而言，未来研究突破可能出现在以下几方面：

（1）评价性研究，可将两面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抽象分析等方法进一步细化，例如水资源利用状况评价中，已经萌发了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造成的多目标情况，使评价研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自然资源的精确核算，以及如何纳入社会经济系统核算，可采取利益集体形成与影响思路，采用集成核算方法，以一般均衡或系统演化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不仅能描绘清晰“是什么”，还有助于进一步解答“为什么”。

（3）社会资源对环境问题的缓解与适应，由于可调动的社会资源已经由工程、经济等措施延伸至思想意识、消费行为模式等综合性调控措施，因此，需要采取适应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博弈论以及生态系统研究中的生态网络信息研究等方法开展深入研究。

（4）人类发展状态研究，会将人类需求与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紧密地结合，关注自然资本存量及产生的服务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采用需求矩阵等分析方法开展研究。定量化是进一步突破的关键。例如，生态补偿的最新进展就突出了定量化特点，已经出现了将人文经济调查等方法与生物物理过程模型、遥感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相耦合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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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6

1.考虑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和Heal（1974，1979）、Solow（1974）、stiglitz（1974）、Baumol（1986）、Chichilnisky（1995）、England（2000）、WilliamA.Brok和M.ScottTaylor（2004）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结论。如Dsgupta和Heal将使用CES生产函数，不可再生资源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还表明：如果劳动、资本及可再生资源等能够再生的生产要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存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产出的总量也会存在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不可再生资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产的必要投入，这时可产生可持续增长。Stiglitz的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假设技术进步率为不变及资源边际产量也为常数，则当资本和资源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只要技术进步率与资源边际产量的比值较大的条件下，即使人口增长，经济也能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并且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术进步所抵消，只要保持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自然资源将不会制约人类的经济增长。Baumol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的物质存量是有限的，将随人类经济的增长逐渐减少，但技术进步将提高这些资源的经济贡献，因此，自然资源的经济存量将不断增长，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了的“绿色黄金法则”，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2.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以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Bovenberg和Smulders等在Romer（1986）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而Hung、Chang和Blackburn等基于Romer（1990）的模型来研究环境与经济间可协调发展条件。Gradus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则通过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Aghio和Howitt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来分析环境与经济可协调发展的条件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其主要代表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3，2004）。他们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模型。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晚于国外，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从文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如：辜胜阻和魏珊（2000）、李善同等人（2001）、李崇阳（2002）、陈祖海（2004，2006）、何一农和胡适耕（2004）、岳利萍等人（2006）、彭水军等（2006）等。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述评

1.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的。EKC假说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的，他们在对66个国家14种空气和水污染指数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指数与人均GDP间呈现倒“U”型关系。继Grossman和Krueger之后，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Friedl和Getzner（2002）。他们几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许多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被称为倒U曲线。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的主要内容：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污染水平也相应提高，环境质量恶化；在国民收入高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接下来的十多年研究文献来看，环境与经济增长/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国内方面，吴玉萍、董锁成（2002）使用12个质量指标研究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明显的EKC特征，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沈满洪（2002）等用浙江的数据得出各类污染指标的N形曲线。彭水军、包群（2006）利用中国的时序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六类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简化型模型，认为倒“U”型EKC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李达、王春晓（2007）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三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EKC实质是收入增长（y）对环境质量或资源消耗（E）的影响，即E是y的函数。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考虑不同的主导因子，设计出种类繁多的方程形式，方程形式有一般线性和线性对数形式两种，最简单常见的方程形式是收入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二次方程，有的为了突出曲线特征形状而使用收入取对数后的二次方程，得到明显的倒“U”形曲线。三次方程（如Madhusudan等）显示为N形曲线，说明现实中存在很多波动效应。Stern（1996）认为，EKC计量技术无外乎三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混合影响（FE）、随机影响（RE）。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单位根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动态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总体看来，近几年在计量方法上并没有很大的进步，计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简单化对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理论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EKC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就经济结构、规模、科技水平、国际贸易、机制和规制及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济结构及规模的解释：Grossman和Krueger（1991）认为，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是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环境质量的下降；技术效应就是通过技术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污染减排，技术促使污染排放减少而提高环境质量，同样Selden、Song、Markus、Magnus也得出相同的结果；而结构效应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业转向轻污染工业的变化使环境质量改善，通过这三种效应所占比重的变化，环境质量随着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变化一方面能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等也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现象。贸易方面的解释：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EKC。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破坏更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解释：Copeland和Taylor（1995）、Agras和hapman（1999）、Rock（1996）、Liddle（2001）等认为，价格机制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使得经济活动减排，提高环境质量。规制理论解释：主要有Panayotou（1999）、Chichilinsky（1994）、Hettige等（1995）、Pargal和Wheeler（1996）等。包括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以及产权，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环境质量会因这些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依然没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增长路线和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是客观认识环境要素、系统总结发展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深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还在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

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来看，中国EKC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不具备完整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时间系列数据；但是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国内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EKC的提出是没有理论基础的，除了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外，还必须广泛探讨EKC在理论上的形成机理，并给出严格的证明。在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如系统论、热力学理论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7

关键词：资源环境 审计 审计方法 研究综述

问题的提出

资源环境审计的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常规的绩效审计、财政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方法要与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过程和治理紧密联系起来。目前我国资源环境审计仍以财务收支审计和合规性审计为主，审计人员的知识背景多以财务会计为主导，因此资源环境审计时仍较多地选择座谈、调查、分析性复核等传统的审计方法，这导致基层审计机关开展的资源环境审计项目仍停留在财务收支审计的层面，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较为单一，而且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影响审计报告质量。新审计准则对审计方法进行了新的归纳，列举了类方法，传统审计方法在资源环境审计取证方面是适用的，但除运用一般常规审计方法外，还要扩大现有审计技术方法的覆盖面，引入相关学科的方法，这些专业不仅限于环境方面，还包括法学、工程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因此资源环境审计必须改进原有的审计方法。

随着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不断推进发展，《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提出“强化对资源环境审计经验和案例的总结提炼，推动资源环境审计实用技术方法的研究和推广运用，促进资源环境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提到“加强审计机关内部资源环境审计相关资源的整合，积极构建资源环境审计与其他专业审计有机结合的多元工作格局，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环境审计理论与方法”。我国理论界对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有关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论文，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研究的现状和内容进行简要地介绍和评价，以期对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内涵及现状

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现已有基本统一的定义：“即指审计人员检查和分析资源环境审计对象，收集资源环境审计证据，对照资源环境审计依据，据以编写资源环境审计报告，做出资源环境审计结论，提出审计意见而采取的各种手段的总称”（陈建等，2008；杨宏伟，2011）。我国资源环境审计工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步晚、发展缓、操作上又缺乏有效的具体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致使资源环境审计方法呈现以下特点：

（一）资源环境审计方法偏定性

我国目前资源环境审计的具体实践仍以合规性审计为主，资源环境审计方法较多地选择检查、观察、座谈、调查等传统的审计方法。如检查用于开发、保护资源环境的各种设施、设备数量上是否满足要求、运转是否良好；观察被审计单位从事资源环境工作的人员的业务活动或执行的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都是将合规性作为现阶段资源环境审计的重点，揭示和反映存在的问题，促使被审计单位在制度执行和法规政策上进行改善。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上对环境费用效益、环境经济评价等定量分析在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资源环境审计方法重财审

我国目前的资源环境审计仍以财务审计为目标，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主要从会计角度对环保项目的计划和目标执行，环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专项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审计，以确保环保资金的合法合理使用，减少投入方损失。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缺乏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缺乏包括大气、水、土地、草原、矿藏、森林等环境资源要素的全面审计。

（三）资源环境审计方法欠综合

我国先后开展了对天然林保护资金审计、三河三湖审计调查、青藏铁路等重大环境保护项目和重点环境保护区域的审计，但资源环境审计方法较为单一，仅从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了规定标准，是否按照规定的要求及时上交各种费用等单一层次审计。在资源环境损失项目中，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会造成农业及渔业损失、人体健康损失、河流及地下水损失等，涉及资源环境审计方法有人力资本法、资产价值法、调查评价法等，资源环境的审计通常要运用多种审计方法，相互补充，以达到查明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料的准确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资源环境审计的程序

资源环境审计的程序主要包括：审计计划阶段、审计实施阶段和审计完成阶段。

（一）审计计划阶段

这是整个审计过程的起点，马雪（2003）提出“资源环境审计人员可采用检查、观察、查询、分析性复核等审计方法获取有关的证据资料”；高翔、侯玲（2011）认为“在计划阶段，运用访谈法，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情况，确定审计重点，为制订审计计划服务”。该阶段资源环境审计应做以下工作：组成审计小组；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初步评价被审计单位有关环保的内部控制制度；编制审计计划以确定技术、区域和时间范围等。

（二）审计实施阶段

资源环境审计实施阶段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1.符合性测试。确定有关环保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能否有效处理控制环境风险，并评价控制风险以制订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在符合性测试中，资源环境审计人员还应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切实遵守了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符合性测试一般通用程序为检查记录和文件、检查有形资产、观察、询问、重新执行、分析程序。罗恩·布莱克（1999）在《资源环境审计的新篇章》中指出“现有的审计方法，包括审阅、验证、复算、观察、问询、分析等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辛金国、邢小玲（2002）在《试论资源环境审计》中指出，“常规的审计方法如观察、函证、检查等”。福州市审计局资源环境审计课题组（2002）指出“环境绩效审计是审计的一种类型，因此常规审计方法对资源环境审计同样适用，如审计检查法，包括资料检查法、实物检查法等；审计调查法包括查询法、观察法、专题调查法”。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02）提出“常规的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包括审阅、核对、查询、观察、鉴定、分析性复核等”。高翔、侯玲（2011）指出“资源环境审计常用的方法有审阅法、访谈法、观察法、调查法、重新执行。在实施阶段，运用面询法，收集相关的、充分的审计证据，为最终做出审计结论提出审计建议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

2.实质性测试。对内控差、控制风险高的区域，资源环境审计人员应执行更多的实质性程序，以控制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在实质性测试中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解决，即成本效益分析和环境价值的量化。鉴于资源环境审计方法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阐述很多，本节就环境费用效益分析和环境的经济评价方法进行归类整理：

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主要由以下几种：

经济净现值法（ENPV）。经济净现值是反映环境项目对国民经济所作净贡献的绝对指标。张燕和陈进（2003）、陈建和刘颖（2008）、杨宏伟和张敏（2011）分别对经济净现值法作出一致表示，它是用社会贴现率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的净收益折算到建设期初的现值之和。其方程式为：，其中， DENPV为经济净现值，单位为万元；is为社会折现率。当经济净现值大于或等于零时（DENPV≥0），该项目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经济内部利润率法（EIRR）。经济内部利润率是反映环境项目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相对指标。黄渝祥和邢爱芳（1995）、张燕和陈进（2003）、陈建和刘颖（2008）、杨宏伟和张敏（2011）以项目计算期内各年净效益现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表示经济内部收益率，其表达式为：，其中，AEIRR为经济内部收益率；B为年效益，单位为万元；C为年费用，单位为万元；n为计算期，单位为年；t为计算期各年序号，基准点的序号为零。当工程的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社会折现率（AEIRR≥is）时，即一般情况下，经济内部利润率大于或等于社会贴现率的项目认为是合理的。

效益费用比法。效益费用比是总效益与总费用之比，张燕和陈进（2003）、陈建和刘颖（2008）、杨宏伟和张敏（2011）分析经济效益费用比通过项目效益现值与费用现值之比表示，其表达式为：，其中，MEBCR为经济效益费用比；Bt为第t年的效益，单位为万元；Ct为第t年的费用，单位为万元。当经济效益费用比大于或等于1时（MEBCR≥1），说明社会得到的效益大于或等于该项目支出的费用，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高前善（2006）提出“生态效率指标恰是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与财务业绩的关系，是企业环境业绩指标和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生态效率指标是企业环境绩效审计的一个有效的、重要的、客观的审计评价标准，并表示：生态效率=环境业绩指标/财务业指标”。何德炬、方金武（2008）在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效益分析中提出，“ 环保污染治理费用的经济效益等于环保效益指标与污染控制费用之比，当比值大于等于1时，可认为项目的环保治理方案在经济技术上是可行的，否则不可行”。

环境经济评价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市场价值法。市场价值法的前提假设：市场价格反映整个社会资源的供给和配置状况的价格，能代表竞争手段平衡的真实价格，是一种使用实际市场价格对环境质量变动进行测算的办法，其主要方法有：生产率变动法、人力资本法、防护费用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

薛小荣（1998）提出“环境价值的量化可采用环境经济学中的项目构成法，即按生态资源所能创造收益的不同方面的价值分项加总计算”。其公式为：，其中，Si表示某种单位项目数量；Pi表示各项目的单位价值量：S表示生态资源的总价值量。

王菊、房春生、刘殊、于连生（2000）认为“在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价值核算时，应兼顾各生态环境因素在环境总体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生态环境资源总价值为：C=D∑fiW（Wi1Wi2），其中，C为生态环境资源总价值，fi为第i项生态环境因素价值，Wi1为第i项生态环境因素在环境总体中的价值权重，反映该生态环境资源与其他环境资源相比，影响的时间长短、范围大小、破坏程度轻重等因素。Wi2为其它因素对第i项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权重，反映各生态环境资源彼此的相互影响；W为权重系数，是Wi1与Wi2之间的函数关系，D为与总价值有关的参数调整变量”。

卫立冬和苏晓彬（2004）、何德炬和方金武（2008）在评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工农业等生产力的损失时，采用方法为：Li=∑PiRi，其中，Li为环境污染或破坏造成产品损失的价值；P为i种产品市场价值；Ri为i种产品污染或生态破坏减少的产量。

替代市场法。在现实中，存在一些不能运用市场价格直接来衡量的物品，如清新的空气、赏心悦目的环境等，但可以通过受这些环境物品影响的其他替代物或补充物的市场价格和数量来间接衡量。

周（2008）论述“当分析研究的对象本身没有市场价格来直接衡量时，可以用能够代替的物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在环境经济评价中，很多环境质量商品是没有现成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如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是很难用市场价格来计量的，这就需要能够用代替的物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这些环境质量商品的价值。替代市场法的具体方法主要有：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防护支出法等”。

李忠魁、宋如华、杨茂瑞、白秀萍（2003）认为“分析生态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会导致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变化，却有可能影响商品其它替代物或补充物和劳务的市场价格；因此，可以利用市场信息间接估计生态环境条件变化的产生价值和效益”。

调查评价法。在缺乏市场价格数据时，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来评估他们的支付意愿，以求得效益或需求信息，这种方法就是调查评价法。包括：投标博弈法、比较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和德尔菲法等。

周（2008）提出“在既无直接市场，又无间接的替代市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主观地创造假想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的价值，这种进行环境经济评价的方法就是假想市场法。假想市场法的具体方法代表为意愿调查法，也称之为条件价值评估法。意愿调查法包括投标博弈法、比较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等”。

李忠魁、宋如华、杨茂瑞、白秀萍（2003）认为“在缺乏价格数据时，可以通过向专家或环境的使用者进行调查，估价环境资源价值或保护措施的效益。在评价洪水对农田、水利设施、水库所造成的损失时采用此方法，即对环境破坏的受害者进行调查，以获得人们对该环境的支付愿望”。

调查评价法的基础是个人对各种环境质量改变确定的假想的价值。调查者用这些假想的数据量度人们同意受环境质量恶化所需赔偿数或个人为了避免同样恶化的支付意愿，从而赋予这一环境质量变化一个价值，可用于公有资源或不可分物品，例如空气和水的质量。

（三）审计完成阶段

根据被审计单位环保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审计结论，编制审计报告。资源环境审计人员还应根据对被审计单位的审查，针对其管理及控制缺陷，提出改进建议，出具整改意见书，并关注改进建议的执行情况。高翔、侯玲（2011）指出“在报告阶段，运用面询法，与被审计单位沟通有关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审计意见和建议”。汤孟飞（2011）认为“分析性复核法的应用在审计报告阶段，对收集到的审计证据进行整体复核，形成或支持审计结论”。

结论

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选用要与资源环境审计内容相结合，不同的资源环境审计内容对应不同的资源环境审计方法。更多的情况是同时采用多种方法才能做好资源环境审计。例如，市场价值法适用于因水资源短缺、废弃物占地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计量；适用于对人身危害重大的重污染企业环境污染的计量；适应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治理费用的计量；适用于出现噪音污染需要安装消音或隔音装置的计量。替代市场法适用于宅地周边的森林、草坪等绿色效益的计量。调查评价法适用于评价如洪水对农田、水利设施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在资源环境审计项目中，要尽可能与资源环境审计内容相结合，增强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不断创新发展，而资源环境审计却还在传统的方式上缓慢前进，要推进现代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广泛运用，关键要破解人、制度和协调的难题。现代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审计人员在技术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审计人员的水平直接决定是否恰当使用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体现审计报告中资源环境审计的效果和效益，需要在原有财务、会计、审计类人才的基础上，不断培养和引进环保类、工程类、地理类等专门人才，充实审计队伍。同时，加强资源环境审计的法律法规建设、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整理出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使用准则和操作手册，使资源环境审计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精确化，为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应用打好理论基础和操作规范。最后，资源环境审计在我国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这就要求不仅仅审计部门要做好本职，也需要环保、住建和发改等部门的联合协调机制，形成合力推动资源环境审计实用技术方法的研究和推广运用，使资源环境审计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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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高校；学科资源；优化；投资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0-02

当今社会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综合实力的竞争。社会的发展、综合实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要依靠经济实力的增强，增强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不仅需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条件发展具有区域优势的特色经济，在地区资本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吸引更多外资实施投资行为是当前大多数政府、企业采取的一条科学途径。随着地区间、城市间对投资优惠政策的趋同化，投资环境的优化在吸引和利用外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对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环境内涵的界定

所谓投资环境，就是指资本所有者拟将资本投入的客观环境，也就是他开展投资经营事所面对的客观条件。投资对象客观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投资活动的成败与好坏。对投资者来说，在开展某项经营活动之前必定会综合考察不同客观条件的投资环境，把持有的资金投向最有利于自身经营活动的客观环境中。

在受资国或受资区政治相对稳定，优惠政策基本不变，法律制度比较缱绻、管理职能转变的前提下，摸清和掌握外资投向规律，利用、发挥原有投资环境的优势，更多考虑外资生存和增殖条件，结合本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建造适合外资发展的目标模式的良好宏观和微观的投资环境，达到引导更多外资实施投资行为的目的，这就是优化投资环境基本含义。

投资环境的研究对象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其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投资环境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存在于国际贸易理论、区位论、区域经济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分支中，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成熟。然而中国地域广阔，各省、地区间经济状况差异大，地理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有或多或少程度上的影响。

作为地方性中小城市而言，地区经济尚不发达，经济条件有限，便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外来投资，从而必须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繁荣本地区经济。影响和决定投资环境的因素有很多：其一是社会政治因素，要有安定和谐的社会风气；其二是市场因素，要综合考量当地市场制度是否健全，价格机制是否合理，居民的消费水平与习惯如何；其三是资源因素，当地有无可以利用的特色产业或自然资源，其现有利用程度如何等；其四是交通运输与通信信息因素，交通顺畅、信息流通无障碍，自然有利于经营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吸引投资商；其五是劳动生产力因素，主要是指当地适龄劳动生产者的规模和素质水平能否满足投资者的要求，迅速地开展经营活动；其六是当地经营管理理念水平，经营管理者能够及时、迅速、有效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能否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服务。

二、当前地方城市采取的优化投资环境措施

随着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国际资金持续地注入中国市场。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均有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吸引外资的领域越来越多，地区间、城市间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也逐步趋同，当前的基本思路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营造宽松的市场氛围，大力创优政策环境

大多城市政府进一步深化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了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同时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加快落实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强力创优政务环境，优化市场准入“经营场所”标准，并且积极探索纳税服务新模式。

2.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力创优政务环境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一方面规范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同时还会逐步扩大“一口收费”范围，实行入企检查由同级优化办审批制度。

3.进一步完善融资和金融体系，着力创优投资环境

为了完善融资和金融体系、创优投资环境，部分地区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通过加强战略合作和招商引资，增多做强金融市场主体，加快了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4.进一步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全力创优服务环境

大部分城市、地区近年来均推进行政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了行政服务中心网上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建立全境式覆盖的行政权力运行监控平台，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

三、当前优化投资环境举措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对国内部分中小城市投资环境及其优化投资环境相关举措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在优化投资环境方面思想还未达到与经济相匹配的开放程度，全方位、综合性的优化举措还未实施，以至于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

首先，没有有效地开展对本地区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就曾指出，一座城市的投资环境涉及社会、经济、人文等的方方面面，它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综合体。因此在制定投资环境的优化策略之前，必须对本地区的投资软、硬环境进行一次系统、综合的调研研究。这项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科研、从业者、群众等多阶层共同参与完成。而在当今招商引资活动中，大多为招商方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提出各种优惠条件将投资方请到本地区来，这种投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双方的不对等，在今后经营活动的开展中必定产生许多弊端。还有一些投资方完全是看好一个地区优质、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稀缺的矿藏，在进行投资经营后，只会灭绝性地开采、利用，待资源耗竭后投资活动自然终止，受资地区不会受益。

其次，基础设施环境落后，忽视自身的“梧桐树”功能。栽好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基础设施环境落后会导致其对投资的吸引力降低。近年来，我国大多数直辖市、省会城市经过多年的沉淀与发展，已初步具有了都市圈雏形。但很多地方性中小城市由于地方经济不发达，资金有限的原因发展还很缓慢。很多地区片面地寄希望于外来资金的投入，改善本地区的基础面貌，岂知，没有良好的水、电、路、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外来资金也是很难落地的。因此，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造血”功能，将自有资金优化投资硬环境。

再次，地域综合优势未得到发挥。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尊师重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特有的地域色彩，也不乏高校云集之地。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化离不开高校的建设，而高校学科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学科建设源于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又离不开高校学科建设提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并对学科建设提供合作与成长机遇以及科研经费支持，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学科建设是产生科学技术和理论的摇篮，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巨大，因此，优化投资环境是高校搞好学科建设的一个落脚点。

四、高校学科建设对优化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

1.法学学科的分析

法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

不局限于现代法学理念，这里的法学还要强调思想意识的层面。要运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角色，引导政府、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地区各行业成员的经济开放意识。改变以往教条主义的办事习惯，没有文件规定不予办理，没有行文请示不敢办理。政府管理者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将自身身份降低，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与本地区经济建设活动，破除排外意识，着眼本地，放眼大局，形成良好的开放投资环境。

同时还要综合考量现代法学理念，进一步健全政策法规，为投资方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能够开展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大多是来自于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健全的法制保障，很难吸引和稳定投资者。因此，优化投资环境，就要将招商引资的所有举措都尽量地纳入法制化轨道，不仅在立法环节，还要在仲裁环节和司法实践过程中，正确、公正地处理投资者与受资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经济双方的应得利益。

2.经济学学科的分析

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理论经济学能够依靠基础理论对当前地域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进行规律性的归纳总结，从而利用经济原理推断未来经济发展趋向，对政府经济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例如世界经济能够通过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先进经验供政府研究采纳；政治经济学能够从客观角度研究政府行政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互动关系，指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应用经济学能够从技术层面对当前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实施影响。例如统计学能够通过庞大的数字统计，分析、总结一年或者几年的经济指数，使政府按照预期调整经济导向。所以说，经济学的设置，有助于判断政府政策的优与劣，明辨政府的政策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当政府的工作涉及外部性以及公共产品时，及时给予建议，帮助政府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优化投资环境。

3.教育学学科的分析

教育学是以教育活动、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人类教育活动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解决教育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教育问题，从而揭示出一定教育活动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教育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目的培养人才的活动。生产力是推动生产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人作为生产力的唯一载体，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观念、技能都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上文中也曾提到，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好与坏，生产力水平和素质的高低也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高校的主要社会职能便是教书育人、人才培养，经济活动从业者的从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大部分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掌握和形成的，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更是迎合了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提供了专门人才。因此利用好高校的教育学学科资源，能够持续有效地为本地区改善经济软环境，从而有效优化投资环境，使社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化。

4.管理学学科的分析

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力地推进了社会经济进步。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将推进优化投资环境的进程，使得优化投资环境政策的实施更高效、有保障。

综合以上分析，若想深度优化城市投资环境，必须提高对高校学科、高校人才的重视程度，积极利用本地得天独厚的人才储备优势，加强与高校的合作。通过学科建设取得的成果，依托学科基础理论有效进行科学决策建议，使高校与政府，经济团体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高校“政府智囊团”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优化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投资，进而改善经济状况，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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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 珏（1980-），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学科建设与管理处，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讲师。

马 楠（1980-），女，河北保定人，保定市新市场小学，英语教育本科生，小教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