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产权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规范，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森林资源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相关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发生了数次变革，对森林生态保护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21世纪，国土生态安全成为林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森林资源经营权利民有化作为林区林业改革的重要目标，其产权设置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辨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森林资源分类经营为基础，按照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不同的森林经营类型，构建有区别的森林资源产权结构模式，以取得生态和经济双赢的产权格局。本文围绕着上述问题，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予以论证和分析，以期为林区林权改革研究充实内容。

关键词：森林资源环境保护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201页、第240页。

[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9]孔凡斌，现代中国外商企业林业政策与法律环境优化对策研究，林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4期，第195~198页。

[10]孔凡斌，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中国林业法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41~45页。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知识 法律保护 建议

一、 传统知识的界定

（一）传统知识的概念

“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简称TK)一词虽然己在国内外广泛的使用，但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国内外学术界、立法界对传统知识的概念所持观点各异，主要可分为否认定义、列举定义和概括定义三种。总之理论界关于传统知识尚未提出一个涵盖内容全面、抽象本质清晰、界定地位准确的定义。

综合学术界各方的观点，本文将“传统知识”定义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某一个或多个社群所持有的、主要依靠非正规方式世代传承或保持的、表现为凝结艺术、科技及习惯等要素的各种知识的总和。其主要体现为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医药知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并且传统知识具有传统性、区域性、经验性及通延性四个基本特征。

（二）传统知识的分类

由于传统知识所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因此分类对研究传统知识具有重大意义。并且不同种类的传统知识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有本身的特殊性，所依据的标准不同，传统知识被分的类型也会不同。例如：根据是否与相关，可将传统知识区分为性传统知识和世俗化的传统知识。从保存和传承形式的角度而言，传统知识可以分为文献化传统知识和非文献化传统知识 。从WIPO对传统知识保护范围界定的角度出发，可将传统知识分为传统科技知识、传统文化表达和传统标识三类。

本文则是采取实质分类的方法，将传统知识分为三类即艺术类、科技类和习惯类。

二、 现行我国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分析

我国是一个传统知识资源大国，如中医药、民间文学、民间手工艺、民族服饰、传统烹饪方法等都属于传统知识的范畴。近些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传统社群的传统知识都频繁遭到发达国家可怕侵夺，作为传统知识资源大国的中国保护传统知识己是刻不容缓，我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并且逐渐加大传统知识的保护力度，并维持不断地推出有益的政策和法规。我国对传统知识立法保护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制度中，还反映在一些专门的传统知识保护法中。传统知识立法保护可分为: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特别制度保护、传统知识特别权利制度保护三类。

（一）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是指，不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做任何调整，仅对符合知识产权制度要求的传统知识提供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具体包括著作权及邻接权、外观设计和专利、商标、地理标识等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通过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和第六条，以及《专利法》相关条款对遗传资源保护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制度比较完善，采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方式能够为传统知识提供更为有效的保护。但是，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模式也存在问题。这就是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前提是传统知识必须能够满足其所要求的各项要件。而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专门为保护现代科学知识而设计的，传统知识难以满足其要求，因此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模式下实施的传统知识的保护非常有限。

（二）知识产权特别制度保护

知识产权特别制度保护又称专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指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框架内，针对传统知识的特征创设新型的、不同于己有权利类型、专门用于传统知识知识保护的特别知识产权制度。目前，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专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主要包括：

第一，传统知识收录制度。传统知识收录制度包括数据库制度和注册登记制度。我国的传统中药数据库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数据库之一，这就是我国数据库制度保护传统知识的做法。同时我国也采用了收录制度用以保护传统知识，例如我国建立了中药数据库制度，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和报刊文献数据库、藏药数据库等。作为针对传统知识特有的传承方式而创设的传统知识收录制度有其本身的优点，但是也存在救济成本过高的问题。

第二，特许权共享机制。指的是要利用传统知识的第三人通过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协商，签订传统知识许可使用协议取得传统知识的使用权，并对传统知识使用的对象、方式、期限、地域范围和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明确约定。我国目前没有传统知识特许权使用方面的明确法律条文规定，但是现在学术界许多学者支持这种方式。

第三，来源地披露制度。该制度要求专利申请人在对由传统知识组合或依据传统知识研发而成的智力成果进行专利申请时，要明确说明该传统知识的来源地，并提供证据证明取得该传统知识已经来源国或传统知识持有人同意。

总之，知识产权特别制度保护模式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力度强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是目前传统知识保护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制度。

（三）传统知识特别制度保护

传统知识特别权利制度是指针对传统知识设立的，与知识产权制度相平行自成体系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药品种保护条例》都属于传统知识的专门立法。传统知识特别权利制度是在参照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基础上设立的专门用于保护相关传统知识的制度，不仅能够为传统知识提供有效保护，且不会直接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冲击，相关保护措施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

（四）习惯法保护

习惯法是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行性的独立于国家制定法的行为规范综合。习惯法规定了传统知识相关权利和义务，以确保传统社群的需要和传统知识的传承。我国也有借鉴该民族和地区原有的习惯法来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的做法。虽然习惯法对传统知识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一切权利的保护都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进行，传统社区的习惯法只能在立法中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完善我国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构想

(一)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存在的问题

针对传统知识保护，我国至今已经有十多部立法，并且参加了一些相关国际组织或公约。但是，我国传统知识保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立法过于零散，没有统一的法律体系，没有统一的立法指导理念。其次是我国的自主保护意识弱，对传统知识的商业可用性和文化可塑性认识不够。再次则是我国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范围相对不广，且保护力度不强。最后是我国缺乏鼓励和推动传统知识利用的相关规定，使得传统知识保护变得被动，并且保护中缺乏主动宣传、利用传统知识从而限制传统知识的发展。

(二)完善我国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建议

过去，我国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存在很多的不足，因此我们应当先完善传统知识的法律制度保护，从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笔者认为，完善传统知识法

律制度需满足以下几点：

第一，统一立法理念，从而进行系统的立法，并要逐渐扩大受保护的传统知识客体，加快传统知识保护的进程，不仅在量的方面提高传统知识保护，更要使传统知识保护有质的飞跃。

第二，加强宣传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增强社会大众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意识，为深化、统一传统知识保护立法奠定基石，使得传统知识保护这一条道路更加长远。

第三，不仅要对传统知识展开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的方式促进传统知识的可持续发展，鼓励以利用的方式加快传统知识保护的进程。

四、结语

当代世界，传统知识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已经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有一定的成就。而我国是传统知识资源大国，更加需要富有成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传统知识。传统知识保护需要理清思路，循序渐进，并且需要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努力，使传统知识融入现代社会，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本论文则是对传统知识保护立法进行比较，并且对我国传统知识现行保护模式进行分析之后，对我国传统知识保护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1]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M]，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版

[2]严永和.《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M，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周方.《传统知识法律保护模式比较研究》，载于《科技与法律》[J]2009年第78卷第2期，第32至第37页

[4]袁慧.《传统知识国内法保护的比较研究》[D]，2007年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档案资源；知识产权；文化；发展；作用

1 企业档案在塑造企业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档案是创新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出科技员工、科研团队的学术水平及科研能力，大量的科技论文，成果资料大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并有利于科学知识的积累，成为企业的宝贵财富。因此，如何挖掘科技档案资源，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档案作为企业文化主要载体之一，是企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强适应市场竞争能力、企业交流信息、互通情报、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的工具和纽带。

企业档案提供利用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的传递过程。是企业文化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

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档案作为企业的宝贵财富，以其独特性在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最重要的方面，这一文化管理的理念开始逐步进入企业。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在积累企业文化方面具有企业其它管理工作所不可替代的地位。

2 知识产权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具有显著的生产力特征，也是先进文化。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是鼓励创新，并最终使知识产权的意识、战略思想以及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融合为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实施，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企业成员对知识产权文化的认同，也就是使知识产权工作成为从领导到管理层，从工程师到普通员工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行动。知识产权文化对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深化推进，知识产权文化已经成为推进知识战略的重要支撑。

3 充分挖掘科技档案资源是知识产权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工艺材料研究所是一个具有50多年历史、专门从事拖拉机、汽车、工程机械等方面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国有企业研究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为充分发挥企业档案对企业文化的塑造作用，我们采取了积极的探索。

3.1 管理创新与实践

针对科研管理忽视对科技成果、科技论文的管理、工作绩效缺少对科技的要求，自付版面费制约员工的主动性，申报专利、成果、缺乏激励政策等瓶颈问题，我单位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积极探索解决途径，采取“边思考、边实践、边建章、边完善”的循序渐进方法，逐步建立、完善成果鉴定、科技论文管理、专利管理新机制，并逐年提高专利申请、成果申报、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从而带动科研管理工作的提升。

1）强化科技档案资源挖掘的重要性

明确“加强科技档案管理，推进知识产权文化，实施科技兴所战略重要举措”宗旨，要求所级领导、室主任及高工应在参与课题研究的同时，带头撰写和，所级领导每年至少发表两篇。凡属新立项或正在实施的课题，在立项之初或在实施过程中就应着手考虑撰写论文，并以论文的发表作为课题结题鉴定的重要依据之一，且与薪酬、津贴挂钩，从制度上体现科技档案挖掘利用的重要性。

2）大力营造科技创新的科研文化氛围

根据科技论文创新性特点，着重将论文管理与专利管理有机结合，即，同一创新素材，在申报专利的同时，鼓励员工完成其论文的撰写，并在获取专利申请号后。如，在2008-2010年的3年间，共有15篇本单位发表的论文系取材于前期专利申报的内容。既可避免专利申报时的“新颖性”丧失，又可提升本单位的数量和质量。

3）建立事前审查和所内鉴定制度

成果申报、专利申请、前审查是确保成果、专利、论文质量、提高刊出率获奖率的关键环节。我们从作者资格、内容真实性、数据可靠性，以及是否、是否重复投稿、是否已申请（或授权）专利、是否符合规定的申报程序等对论文进行审查。凡须的员工，应填写《科技申请单》，并提供论文原稿，交科研办审查后方可投稿。凡以本单位为主完成的科研项目，论文第一作者必须填写本单位，这样既可维护研究所的自身合法权益，又可避免日后出现的不必要知识产权纠纷和署名争议，专利申请前由学术委员会把关，在防止泄密同时保护了知识产权。

4）确定科技论文的等级及编号

结合自身实际及刊物发行级别等要素，确定了论文四个等级，再依据论文篇幅的大小细分。

5）制定科技后的量化评定规则

量化评定规则是实施论文管理的重要手段，年初，由科研办对上年度发表情况按“期刊得分”和“作者得分”两部分实施量化评定。为引导员工向“核心期刊”投稿，并注重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论文，在得分规则中，特意加高了“核心期刊”及“第一作者”分值。

为鼓励独著和减少署名人数，若独著论文，员工“作者得分”除按第1作者得分外，还可兼得“后续第2第3作者”应得分数；若某篇论文两人合著，两员工的“作者得分”除分别按第1、第2作者得分外，还可均分“后续第3作者” 的应得分数。

6）采取版面费限额报销与节约提成相结合的办法

因版面费有的刊物收取，有的不收取，一些同级刊物，虽影响力相差无几，但收取的费用相差很大。我们采取“限额报销”与“节约提成”相结合的办法，予以解决。

凡员工发表的论文，版面费按规定金额报销，员工实际支付的版面费若高于规定限额，高出部分员工自付；低于限额按差额30%提成，作为节约提成费用奖励给第一作者。以此激励员工投稿时既关注有影响力的刊物，又要关注版面费收取多少，尤其是关注一些不收版面费的高质量刊物，员工还会主动与刊物发行单位协商，设法降低费用收取。如，以2010年为例，我单位有15篇论文版面费低于规定报销限额，仅此一项就节约费用10300元，依据规定，按差额的30%提取奖励金额3090元，分别奖励了13位第一作者。

7）建立科技的奖励机制

为进一步调动员工积极性，挖掘内在潜能，鼓励多出成果，我们制定了、申报成果、申请专利奖励制度。对上年度奖项、专利、情况进行评比，评出员工、室主任等各层次第一名，予以年终表彰和奖励，凡论文被 SCI、EI、ISTP收录，第一作者还将再次获得专项奖励。除物质奖励本单位还注重精神激励，包括定期行文公布员工的情况，公布排名，还通过单位内网公示，起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助推作用。

3.2 实践后的结果与结论

经过管理创新与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在2003-2007年的5年间，我单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量共18篇，年平均发表量3.6篇/年。2008年起，量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年发表总量均超过2003-2007年五年间的发表总量，年平均发表量也由过去的3.6篇/年增长至39篇/年。由于管理导向作用，论文的质量也不断提升，如2011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31篇论文，比2003-2007年五年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9篇论文，其发表量提高了三倍。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一些未被要求的员工包括工人技师也纷纷加入其中，激发了创作热情。

通过档案挖掘、鼓励创新，不断完善有关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产权等科技管理工作的激励纳入考核，将年度“四计划”（成果鉴定、、奖项申报、专利申请计划）与所内工作计划同布置同考核，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对中层管理考核KPI指标中，对在知识产权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同时，不断挖掘档案资源，从已鉴定的科研成果资料中挖掘专利，从2007年至2011年14个课题中挖掘申请专利52项，目前已授权33项。使工材所连续四年被公司授予“专利管理先进单位”“论文管理先进单位”，一个积极向上、有利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

我们的工作，尚处于起始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如，论文等级划分还没有直接引入SCI、EI、ISTP，每个等级权重分值分配不尽合理，学术会议论文未考虑划分等级，版面费报销限额、节约提成比例以及奖励金额缺乏适时的动态调控措施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近年来，工材所的知识产权工作成效显著，知识产权拥有量逐年攀升，从2007年到2012年底，累计申请专利89项，200篇，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得到提高，促进了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专利申请量以每年2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特别是发明专利在一拖公司申请量中的比例占有突出地位，扩大了工材所的声誉，科技档案挖掘促进了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淑霞，张红梅，张秀平.浅谈企业档案与企业文化建设[C]//山东省档案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2009.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各国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比如美国目前众多高技术企业中，知识产权类资产已超过了总资产的60%。我国也适时地调整产业政策，规定高新技术成果向有限公司或非公司制企业出资入股的，其成果作价金额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这既是鼓励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也是对知识产权在高技术企业中发展趋势的回应。为适应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加强对高科技含量的科技成果权益的保护，各国都在调整知识产权政策。如1984年美国版权法将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列为特殊保护，提高了对保护作品的要求。这些政策也客观上导致了高技术企业中的知识产权科技含量增大。同时，发达国家也将一些尖端技术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知识产权与UII、GII(国内及国际)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1995年)、《数字化千年之际版权法案》(1998年)等，均把信息技术中的法律问题提出来，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

(二)知识产权制度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日益明显

第一，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知识产权制度赋予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一定时间内在市场的垄断地位，确保创造者获得收益的权利，调动其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知识产权制度设置了主体归属、客体保护范围、权利体系、权利救济与保护等内容，激励创造者开发更多更好的新技术，最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企业技术成果的转化。权利人以公开技术内容为代价而取得独占性权利，技术公开有利于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技术成果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就可以使竞争在公平有序的法律环境中进行。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利于企业技术资源的有效配置。高新技术最终要实现技术产业化、商品化才能实现预期效益。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激励作用，将优秀的人才资源、足够的资金资源集中到尖端技术，实现最大的边际效益，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四，知识产权制度促进企业国际合作。不熟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屡遭国外的打压，即便是已经具备了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也会功亏一篑。像华为这一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但前不久仍然受到了思科的诉讼，有关专家认为，华为虽然拥有一定的知识产权，但是不熟悉国际规则，因此受到诉讼在所难免;另外如中国DVD事件，无奈地交纳昂贵的专利费，都是不熟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保护问题

专利制度与市场紧密相联，申请一个专利就意味着占有这个专利技术的市场。当前，我国公众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意识薄弱。据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1998年，我国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外国专利申请占有很大比重，如计算机领域的占到70%;医药特别是西药的原料药占到70%以上，生物技术占到87.3%;通讯技术占到92.4%;半导体占90%。以超导为例，我国的研究水平和技术水平与美国、日本两国相当，而申请的专利仅占这一领域国内专利申请的20%左右。我国大量的科研成果都只注重而不申请专利，发表了论文就等于公开技术秘密，将辛苦的研究成果无私贡献给了全世界。另外，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企业专利制度保护带来了新问题。比如美国孟山都(Monsanto)大豆案，孟山都培育出新品种的大豆，并据此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提出申请了64项专利保护的请求，保护其发明的“高产大豆”。如果其专利通过，那将意味着孟山都公司对所有大豆的高产品种都拥有了垄断权，并允许孟山都对中国这一野生大豆遗传资源的控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发达国家已经初步解决了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立法框架并完成了专利技术在世界各地的申请和铺设，一张高技术的专利壁垒网已逐步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二)高新技术企业的着作权保护问题

从企业文化建设到计算机软件保护以及到域名标记等等，都涉及相关的着作权问题，于以科技发展为基本推动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这方面的知识产权问题更是不可忽视。现代信息技术也带来新的问题。对比如对企业数据库的保护。我国着作权法参考汇编作品护，保护在内容选择上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但不保护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对于一些企业投入一定劳动、资金而完成的数据库，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对这些企业来说不仅违背公平，而且容易使数据库的数据被盗而得不到保护，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所以法律上应当对数据库的保护有所明确。

(三)高新技术企业的商业标记权保护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进一步开放，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领域、程度不断扩大，与商业有关以区分商品和服务为目的的表现方式不断丰富，所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比如中药材企业的商标保护问题。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抢先将原本在发展中国家很普通的中药商标注册，从而使古老的中药大国丧失先天优势。从另一角度看，韩国”高丽参”这个商标不仅保护了韩国人参资源，而且使“高丽参”高品质的形象深入人心，为韩国创造了极大的经济利益。所以说，现代企业竞争，品牌竞争、商号竞争已十分重要。像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评估达到300多亿美元，如果企业保护好自己的商业标记权，将为企业带来资本增值效应。另外从事信息科技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要妥善保护和管理传统的商标、商号，还必须切实注意网络环境下的域名、网络标记等新兴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问题。

(四)高新技术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问题

根据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技术秘密是商业秘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最早被确认为商业秘密并加以保护的。这种技术秘密是研究开发、工艺改进等创新的结果，是技术性的智力劳动成果，其特征是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以制造新产品、提高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现代企业竞争中，企业要想真正获得长久持续的发展必须重视，商业秘密对高新技术有效的保护。比如可口可乐的商业秘密保护，持续一百多年至今品牌价值仍是第一;MBA的大量核心芯片技术就是采取商业秘密保护。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特别要注意企业对世界高新技术信息的了解和把握，分清哪些是公知的信息技术，避免企业的重复研究，还容易造成对其他企业的侵权。

三、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一)完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

面对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高速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应当有所调整，适应社会的前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比如可以考虑将生物技术、动植物新品种的有关部分纳入专利法的保护范畴，拓宽专利的保护范围;明确商标侵权在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的侵权行为方式;对因特网上的着作权有关问题，如作品的使用、付酬等作出具体规定;对新出现的网络主体即网上信息提供者和在线服务提供者在版权法上的地位与责任作出规定;对数字化权、传输权有关问题加以明确等。

(二)建立适合高新技术企业的保护措施

在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上，企业选择怎样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应当考虑几个问题，比如权利的排他性问题。专利的排他性最强，对企业的保护力度最大，但专利申请的费用最贵，对国内一般规模企业来说，也要考虑申请费用;商标也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但很难保护技术本身。着作权法只保护作者的思想的表达方式，而不延及思想、产品、方法、公式、工艺等。商业秘密成本低，也没有专利权、着作权、商标权的期限限制，但商业秘密风险比较大，而且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比较困难。

第一，建立信息资源搜索机制。我们不要毫无价值地重复他人的创新过程，也不要花大量的金钱去购买已经是社会公有财富的技术，更不要花大量的精力物力去申请已是公知自由技术、无保护可言的“专利”。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对新产品或工艺设想的产生、引进、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保护的过程中，都必须花足够的精力去检索已有的专利和非专利技术文献，了解目前该技术国内外的状况，熟悉目前该类产品生产制造者各自采用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特征和价格分析，确定不可逾越而需要购买(或防备他人提起侵权诉讼)技术的内容，明确自己占领市场的优势、主攻方向，并超前介入未来起主导作用的技术领域，制订好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和策略。

第二，培养人才，提高技术创新素质。技术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高新技术的竞争就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中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员素质有明确规定，显示了对人才的重视，但还远远不够。

第三，重视技术产权化、产业化。我国以往有些科研人员只重视的数量和级别，结果造成许多研究成果尚未投入实施就被公之于世，失去了将其产业化和产权化的机会。新技术创造出来，束之高阁，纸上谈兵，不投入生产领域，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国企业要重视技术的产权化、产业化，为我所用。

第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协调一致。若不理解国际规则，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WTO将会启动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可能遭到其他成员国对本国经济和贸易的交叉报复的行动，而不仅仅只是权利人的报复。我国所遭遇3C、6C专利联盟征收DVD专利费案件就是一个典型。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博弈；效率；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32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9-03

随着2004年保护私有产权写入宪法和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财产权作为市场经济核心权属关系的地位在我国日益加强，对国民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多。林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林业资源再生周期和生态功能等特殊性，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落后于其他产业，尤其是产权关系错综复杂，资源归属方面的非市场因素给整个林业带来很多问题，发展的瓶颈越来越凸显出来。200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加强林业发展的决定》为标志，全国范围内的集体林产权改革拉开序幕。这次改革的目的是改变旧有的集体所有为主的产权体制，明确林农对林木的所有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能够兴林又能够富民的林业经营机制，形成林业发展的自组织机制，从而带动林业的发展。

表面上看，这次集体林产权改革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在林业产业内部的延伸，但是，推动这一波集体林权改革的深层次动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经济体制的变革往往源自于这种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所带来的矛盾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均衡效用水平的低下，表现为这种体制内在结构的弊端所产生的劳动激励不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林业也一样，有效的林业产权制度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而不完善的林业产权制度，会使得林业内部的资源和利益分配不能合理的流动，造成林业产业发展的低效率。林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则是利益分配从新调整的过程，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有着不同利益目标的诉求，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林业制度政策的制定者处于主导地位，而林业资源生产的主体（林农）在此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考虑林业产业的发展，又要面对日益减少的林业资源的情况下考虑生态效益，林业资源的产权归属未能得到最优的配置。另一方面，林农虽然对政府主导的林业制度政策采取接受的方式，但却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利益的博弈来选择参与林业的投入比例，在林业产权制度不能带来更多利益刺激的情况下，林农的林业生产愿望不强。结合政府与林农两方面的后果是林业产业处于较低效用水平的纳什均衡上。因此，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研究此次集体林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提高林业产业发展的水平，改善林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林农的收入水平，增强林业的生态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动因的理论分析

制度变革其实是一种制度变迁，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而出现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各个博弈主体能否达成合作实现制度净收益最优则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所谓的“制度均衡”是指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1）已经获取了各种要素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2）潜在利益仍然存在，但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的成本超过潜在利润；（3）如果不对制度环境做出某些改变，就不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现存的制度结构就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即制度均衡），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之中，并且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博弈方带来额外的效用。而“制度非均衡”是指社会经济中的各个博弈主体对现存制度安排不满意，想要改变而尚未改变的状态，这种不满意源自于现存制度安排的社会净效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净效益，当出现一个新的盈利机会时会产生新的潜在的适度需求，并造成制度需求大于制度供给，于是形成制度非均衡。社会博弈各方为了追逐这个新的盈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满足制度均衡的条件，实现制度安排的帕累托状态。

林业制度也是如此，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也是一种林业制度变迁。当集体林产权制度出现非均衡，这种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不一致的时候，集体林产权制度就存在变革的可能。在我国，集体林产权制度的供给者主要是政府，而需求者主要是林农，对政府而言，由于林业资源的特殊性，决策的博弈条件要考虑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顾及社会效益。对林农而言，决策的博弈条件则是个人效益最大。由于在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前，大部分林业资源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可利用的资源很少，因此，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所供给的林业制度往往不能完全满足林农的博弈决策条件，林农不能很好地实现个人经济效益，甚至谈不上个人经济利益的实现，这必然会降低林农参与的积极性，对这种制度的需求会减少，造成集体林产权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产生制度变革的动力，推动集体林产权制度安排向制度均衡状态改进，实现集体林产权制度的帕累托状态。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必要条件的实现：在我国，林业产权制度的制定者是政府，林农虽然只能被动的接受政府所制定的林业政策，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他们的生产决策和生产行为可以自主决定。在改革前的集体林产权制度中，政府的制度安排更多的考虑到社会生态效益，林农对资源的自主性不高，在利益刺激不大的情况下，林农参与制度进行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林业资源的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用水平低下。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集体林的产权归属混乱，资源很难通过价格和竞争为杠杆流向合理的位置，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盗砍乱伐严重，社会效用水平也不高。从而，林农和政府都有改革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需求，因此，就存在这样一个盈利机会，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即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新制度的创新来获得，既可以增加林农的经济利益，又可以满足政府权衡经济与社会生态的需要，产生接近制度均衡的帕累托状态的条件，并实现集体林产权制度从不均衡向均衡的过渡。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充分条件的实现：如前段所述，政府和林农都有改革旧有的集体林产权制度需求，那么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改革旧有的集体林产权制度以后，会产生一个新的盈利机会使得政府和林农参与进来以后提高了各自的效用水平，林农增加了经济收入，政府则在兼顾林业社会生态效益的同时，提高了林业资源的经济效益。从而使政府和林农能达成博弈行动的合作，实现新制度净收益最优，博弈收益情况如下图所示：

2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动因的现实分析

此次集体林产权改革是政府主导的以明晰林农对林业资源个人产权的改革，虽然属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林农可以根据收益情况来选择自己生产和劳动的流向。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旧有的产权制度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另一方面，林农希望通过原有产权关系的归属变化给自己带来利益上的收获。因此，从政府与林农的博弈竞争关系来分析此次集体林产权改革动因，能很清晰地看出变革背后的现实因素。

2.1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途径都应遵循市场规则，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林业，其运行规则却仍没能与市场经济很好的接轨，以集体林产权为例，在产权改革前，林农在林业生产上由于利益刺激小，劳动激励不足，按照市场规则价格激励机制，要素投入转向其他要素回报率更高的非林产业，导致林业产业发展的滞后，导致最后主要靠政府增加林业投入，但政府的投资往往与市场脱钩，不能匹配资源合理的流向，加剧林业资源效率下降。因此，在林农参与率低，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理顺集体林产权归属，是改善林业资源配置，促进林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2.2外部性

森林资源是一项特殊的资源，它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发挥着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由于林业资源的非排他性，部分人群分享着资源所有者的部分林业资源的正外部性。对林农而言，在集体林产权改革以前，林业产权归集体所有，由于林业资源对林农的正外部性，林农可以以极小的成本获得林木资源，但代价是林木资源的流失和巨大的社会成本。对政府而言，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政府林业决策的重点，林业的发展既要考虑经济利益也要考虑环境利益。因此，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明晰林农集体林产权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减少盗砍林木的比率，把盗砍林木资源产生的社会成本变为林农个人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林农管护林木的积极性，把经营林木资源的社会收益变为林农的个人收益，从而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随着林农管护积极性的提高，盗砍现象的减少，林业的生态功能不断改善，森林资源的正外部性得到加强。

2.3效用

一个合理的林业产权制度能够刺激林业资源的各博弈方积极且有效的参与对林业资源的博弈竞争。对林农而言，有了收益保障和对未来的预期，参与林业生产的水平和积极性会有明显的变化。在旧有的集体林产权制度下，由于林农对林业资源产权的缺失，从事林业生产的利益刺激很小，林农的博弈决策是林业投入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都非常低，结果是一方面，林农的收入水平很低，生活质量低下；另一方面，由于林业生产减少而导致的林业产业发展滞后。因此，政府在考量林业社会生态效益的同时，也要改善低下的林农收入水平和发展缓慢的林业产业，而以明晰林农林业资源财产权的改革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对林农的生产刺激，改善林农所面临的困境，促进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政府而言，集体林产权改革前，林农由于对林木产权缺失而失去林业生产的积极性，转入非林业产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较多，林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普遍低下，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明确集体林产权归属，一方面可以改善落后的林业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政府林业管理效率水平的提高。因此，从林农和政府两方面的博弈竞争形式来看，进行以明确林农集体林产权的制度改革，即可以增加林农的收入，改善林农的生活水平，又可以提高林业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在实现个人效用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林业的效用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此次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动因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次林权改革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林业产权制度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呈现出落后于其他产业态势的情况下，由上至下的一次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同时，从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林业如果想保持持续的发展，则要顺应市场的要求，保证资源自由流动顺畅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改变以往的角色定位，更多的体现其宏观层面的作用，把工作重心放到相关的林业配套服务上来，让市场经济成为林业发展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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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黔东南 农村产权 配套措施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大量的土地、房屋、林木等“死资产”如何变为“活财富”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推动农村产权改革是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平等交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举措。产权是法律经济学中核心的概念，产权是市场主体交易的前提和基础，是激发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动力。农村产权制度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性制度，意义重大。因此，课题组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切实掌握黔东南州农村农村产权改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策建议。

一、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

近年来，我州按照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从林权制度改革入手，逐步深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等领域改革，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取得很大成效。

（一） 我州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目标。确权是产权流转的前提，关系到农村产权规范、顺畅流转的是否安全的大事，只有产权界定清晰、归属明确才能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1.全州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已经完成。黔东南州是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之一，也是全国7个杉木中心产区之一，有“宜林山国”之称。贵州省10个重点林业县8个在黔东南。全州现有林地面积3305.7万亩，占全州国土面积的72.7%。其中，集体林地3203.8万亩，占林地面积的96.9%；国有林地101.9万亩，占林地面积的3.1%。全州森林面积2857万亩，活立木蓄积达1.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63.44%。截止2014年5月31日，全州共完成确权勘界面积3033.7万亩，完成发证面积2938.30万亩，面积发证率达96.9%，发证户数78.76万户，发证本数83.31万本。全州农村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认真开展“回头看”和查漏补缺整顿，抓好林改档案规范建设及移交工作的督查指导，确保圆满完成确权发证扫尾工作。

2.深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止目前，全州共有承包农户89.49万户，面积266.36万亩，分别占当年总农户数和总耕地面积的99.11%、99.80%。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88.76万本，发放到户率为99.18%。2013年，我州出台的《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权属合法、数据准确、界址清楚基础上依法逐户登记，深入做好数据符合、公示、建档造册等工作。”“建立州、县（市）、乡（镇）完整的基础信息平台，为流转奠定基础。”

3.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后向全州推广。雷山县作为首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2012年9月率先在该县朗德镇上郎德村和大塘乡掌坳村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扎实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野外实地测量5398宗2700亩。二是完成了农村宅基地丈量及现状调查3170户253600平方米。三是完成了503户房屋80480平方米的测绘工作。四是完成了9个村的林改核实工作，并对出现问题的1 8户进行核实更正，对漏山的32户进行补登，对需重新勾图的150户220宗地进行了重新勾图认定。五是集体水利工程建设用地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对使用人合法取得的农村饮水工程、农村蓄水工程、农村渠道灌溉工程及小型池、塘工程等农村集体水利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登记造册，完成了11条水沟、1口山塘、39个饮水工程的基础数据采集工作。

（二）积极引导全州农村产权流转

全州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22.5万亩，其中：转包9.8万亩、出租10万亩、互换1.2万亩、转让1.1万亩、入股0.43万亩，分别占全州农村土地经营流转面积的43.64%、44.45%、5.36%、4.71%、1.84%。我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采取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做法来进行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方式。以转包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43.64%、以出租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占44.45%、以转让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4.71%、以互换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占5.36%、以入股形式流转经营权的只占1.84%。

（三）逐步建立农村产权流转配套措施

一是逐步建立州、县（市）、乡（镇）农村产权管理交易平台。已经组建州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16各县（市）均已成立农村产权管理和交易中心机构，人员、场地、资金已经陆续到位，初步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的管理服务平台。二是建立林业要素市场，森林、林木、林地交易活跃。2008年成立了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管理中心，开通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网站，积极为林农、企业提供林业信息、木材拍卖等服务。2009年全州各县市均成立了林业要素市场管理中心等临时机构开展木材拍卖交易工作。截止目前，全州已有林权交易服务机构有11个。三是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林权抵押贷款工作。2009-2010年，州林业局制定了《关于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黔东南州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黔东南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目前，全州林权抵押森林面积7.05万亩，抵押贷款金额13042万元，其中农户贷款1772万元。四是建立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2010年成立贵州省首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黔东南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五是政策性森林保险覆盖全州。2013年政策性森林保险全州铺开。截止2014年6月，全州完成森林投保面积1397.58万亩，面积覆盖率达50%。其中，公益林投保面积1386.83万亩，面积覆盖率100%；商品林投保面积11.75万亩。并采取“保险跟着林权抵押贷款走”措施确保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州在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实际工作中还存很多有待完善，许多领域还需进一步深入推进。

（一）我州林权配套改革措施有待进一步深化

虽然林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完成，但林权改革配套政策措施工作推进缓慢。一是抵押贷款后林权的变现处置难，贷款使用、偿还存在“道德风险”，没有担保公司愿意为林权抵押担保。二是县级评估机构缺失，森林资源价值评估不规范。三是林权抵押贷款因政策、资金支持不力，贷款担保、贴息政策很难落实工作推进难度大。四林权抵押贷款期限短，很难满足当前林农的贷款需求。国家林权抵押贷款期限政策因林业周期长放宽到8-10年，但各银行现有贷款期限过短，一般只有1-3年，且多为流动资金放贷，满足不了林业生产需求（流动资金不能享受国家林业贷款贴息优惠政策）。五是林农参与林业的积极性不高，原动力不足。六是农民自主经营与林业规模经营的矛盾等。

（二） 对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是有的乡镇、村干部对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缺乏了解，理解和认识上有偏差，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影响交易安全和稳定。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小、短期化。受流转期限短的影响，农业经营主体更多采取“短期行为”，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明确。虽然州、县（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管理与交易中心，但实际在岗人员仅有81人，人员、经费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匮乏，难以满足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工作。同时，职责不明确、职能重复交叉问题。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贯彻力度不够。

（三）制度瓶颈制约，农村产权流转受到限制

按照《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明文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均不得直接出让，转让或出租；农村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的流转也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担保法》和《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能进行抵押担保贷款等。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后，如果不能进行实质性流转和突破，将资源变为资本，直接会影响改革，难以实现城乡之间资源互动，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三、黔东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全面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农村产权流转奠定坚实基础

州、县（市）级政府要切实加大财政支出，将用于开展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按照《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国土、住建、农业、林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紧制定完善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措施办法，狠抓落实，争取用2年时间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使用权）、农房等产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二）加快机构建设，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管理交易的平台

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是为我州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产权鉴证、政策咨询、组织交易等服务的机构。州、各县（市）要加快落实人员编制，通过调动、招考、遴选等方式补充岗位人员，在人员、场地、资金及时到位，制定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服务办法，明确工作职责，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如浙江温州2013年出台的《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产权交易的受理范围、产权交易的方法和程序、交易行为规范以及争议解决程序等制度措施。

（三）健全要素市场，推动我州农村产权流转规范有序展开

1.完善林权要素市场，健全我州森林、林木、林地交易的市场体系，为林业经营者提供森林、林木、林地流转、融资和林权证管理与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建设和扎实推进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

2.大力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落实中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政策。

3.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当前要做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存量调查，准确掌握我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况，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四）整合部门力量，合力做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各项工作

要切实按照我州《2013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的职责要求，国土部门、住建局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农村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等部门各司其职、狠抓落实，为我州农村产权交易打好基础。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马克思与西方产权理论，指明了国企产权改革之路：从产权制度本身，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并在改革的实践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模式。

一、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关于产权理论的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产权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概念，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对产权理论进行不间断的研究。而在这其中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无疑是最能体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们把他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5] “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力：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6]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财产不是纯粹指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物，而是指在人同财产之间的财产权利或财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指出“每个时代中的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7]。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主体对客体的权利，是在占有事实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法权，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所有制关系，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现代产权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对产权制度进行了研究，科斯从产权的社会属性来分析产权制度，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利用的是事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会说否认拥有土地，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8]诺斯则从产权的排他性来定义产权，他指出：“产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哈罗德-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从产权的外部性出发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所以，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把产权看作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组合而成的排他性的独占权。他们认为这些权利不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是法律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因而是表面的肤浅的。这就指导我们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在借鉴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有益研究成果时，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实行全面的私有化。

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境

（一）产权主体性的缺失

国有企业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然而很难找到调和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根本矛盾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也不能完全解决其中的矛盾）这使得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二）产权交易性的缺失

公有制对产权不可交易性的要求与市场经济对产权可交易性要求的冲突，使得国有产权难以实现其交易性。这一矛盾的存在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市的国有企业因国有资本不能流转因而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非上市的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交易途径。

四、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途径

（一）产权制度本身的改革

1．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

从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本身即内因方面来说，国企股份制改革后虽然有了现代公司制度的结构，但是企业内部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简单的照搬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模式而不真正研究企业运行内在的规律是难以让国企走向改革成功之路。

如在西方运行良好的股票期权制度激励经理人，使得很多企业迅速成长，但是在中国不成熟的股票市场的环境下，这种制度加剧的市场的投机行为，使得经理人去炒作公司股票从而获得巨额股权收益，而不去真正把企业管理好。

所以建立一套真正适合国情的现在企业治理制度，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继续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重组国企产权结构

所谓股份就是对企业的所有权即产权，股份制实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形式。这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方式，所以股份制是国企改革不可扭转的方向。虽然现阶段国企股份制改革存在着诸如股权分置、产权虚设等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带来的成果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虚拟经济体系的改革：完善金融体系为国企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拟经济在经济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促进和激励作用。金融体系是虚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产权制度本身的同时必须完善金融体系改革为国企产权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企股份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深化改革的良方，但是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下股份制改革的效果必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完善法制系统，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以及抗风险能力。只有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真正深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三）实体经济体系的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国企垄断市场的程度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或类似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用其最少资源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商品与劳务。但在存在着垄断、寡头或类似的市场不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导致企业效率和资源了利用率的下降。所以提高国企的资源利用率，真正做到节能减排，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1．在充分的发挥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前提下运用宏观调控的政策。2．国企改革要实践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3．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就是向此方向迈进的一步。

总之，我们应该继续发扬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产权模式。只有这样我国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才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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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在一个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率配置，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为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从我国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来看，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行环境产权的改革。在承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大前提下，对我国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产权重构和完善。

一、产权制度的诞生

现代产权理论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科斯定理”，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科斯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说词《论生产的结构》中对“科斯定理”是这样概括的：“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当事人各方之间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的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因此“我的结论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费用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率配置。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对市场的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讲，科斯定理是产权经济学创建和发展的基础，为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

二、产权不明晰带来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问题

美国学者哈丁在其论文《公共地的悲剧》中这样描述：在一片公用的草原上，牧民被允许把自己的私有牲畜在草原上放牧。每个牧民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会尽可能地增加牲畜的数量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因此带给草原的损害却由大家来承担。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牧场会退化，直至消失。这个“公共地悲剧”可以很好地来描述经济学中所讲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指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在公共地悲剧中，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多出的部分由社会来承担，即经济的负外部性。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部性的例子。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一个工厂为了私利会使其不顾污染地进行生产，因为排放的空间是共有的。亚里士多德说：“许多人公用的东西总是被关心的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的东西关系都大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自然资源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我国环境污染产生的重要的制度原因。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的公有产权归属模糊。虽然《宪法》第九条规定了“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我国立法中存在资源的集体所有，但在实际中却被国家所有权吸收，有名无实），但在实际中，这种抽象静态的“公有权”缺乏可操作性，在地方上蜕变成了地方所有，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缺乏配套的环境管理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造成监督乏力，资源被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甚至变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自然资源被低效率地配置和使用，进而造成环境的浪费和严重污染，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恶果显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讲，产权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产权的界定为解决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途径

科斯定理对我国的环境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他告诉了我们产权的重要性。产权具有两大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所谓激励功能，是指产权的排他性可以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得以独自享有基于对物的占有、使用和处分而产生的收益。所谓约束功能，是指其他主体必须尊重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不得侵犯其劳动成果和资产收益，这也是产权的排他性的必然结果。尤其对环境这样外部性非常强的产品，产权的约束功能更是不可缺失的。

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关键就在于产权的约束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长期以来，在我国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中，国家固守着“纯正”的公有制，而忽视了对产权的理解和运用，缺乏高效率的资源管理体制，所有权的行使被异化。法律没有明确中央、地方政府、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所有权实际上被架空，其本应具有的排他性分散，而变成了非排他性。虽然国家为了维护资源的公有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我国的环境治理现状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现行管理体制的失败。因此必须从产权制度入手改革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使对资源关心的重点由国家向“大家”转变。

产权经济学认为，一切市场交易都是权利的交易。权利应具有排他性和可让渡性。这是资源进行流转进而达到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产权交易应当是市场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讲，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由市场失灵导致环境恶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中，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所有权在目前的指导思想和体制束缚下是不可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但关于资源使用权的流转规定却同样是非常严格的，目前我国仅存在土地的使用权和采矿权等极少数可以转让的使用，而大多数的使用权是被禁止流转或限制的。即使是可以转让的这些使用权，由于对资源价值的片面理解和缺乏配套的监管机制，造成了对使用权的滥用，资源被过度开采，严重地削弱了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关于环境资源产权的市场交易制度，是进行我国环境治理的中心环节。

产权的界定以及交易是需要成本的。产权的界定，特别是环境资源产权的初次界定不仅需要成本，而且有时候对界定成本、界定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由私人通过谈判来进行权利的交易的成本和费用是非常高昂的，这会阻止产权交易的进行。因此必须寻找一个界定成本和费用较低的方式来代替市场主体的私人谈判行为。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行政命令的成本同样也是很高的。科斯告诉我们，国家可以以较少的成本，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产权进行界定。法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强制性，及基于环境价值的特殊性，因此，由法律对环境资源产权进行界定是一种最佳的发放式。对于环境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通过法律来设计产权，既实现了效率的价值，

又能保护环境，做到可持续发展。科斯定理关于产权的界定是对我国环境问题最大的启迪。

四、促进我国环境改善的资源产权界定的设想

目前我国关于环境资源产权的规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是现行关于产权的规定太过苛刻。二是法律中对产权的设定范围和行使方式的规定太过狭窄。因此，在对环境资源立法时，必须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例如开放资源的二级交易市场，允许市场对使用权和其他用益物权进行交易。同时，立法中要扩大产权的范围和行使方式。而在排污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的交易设计，西方一些国家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我们可以适当地借鉴。

从实现效率的目的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收益属性应当优于其所有属性。诸多的产权虽然基于所有权而派生，但这并不是削弱产权独立性的理由。党和国家的文件中也一再提到国有资本经营的重点不是数量上的优势，而在于控制力。国有资本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在这几年中通过市场交易得到了壮大。笔者认为，在国家宏观的调控以及法律和各级政府的监督下，大胆利用立法手段设立多种形式的资源使用权制度和转让制度，建立和完善资源产权的初级配置，不能被传统管理体制和旧的行政性思维所束缚。我们应当认识到，环境同样也是生产力。要在环境产权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是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对现行资源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简单地削弱其行政管理权就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如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政府要做到有进有退。政府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的地位同以使用权为代表的资源的用益物权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对其他产权主体横加干涉。政府只有在出现违公共利益的资源使用和转让的情况下，才能以所有权人的身份介入。

在完善的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市场可以自己达到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的介入反而会破坏效率的实现，出现“政府失灵”。政府应当基于所有权人和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提供高效的制度供给，从而实现环境资源的增值，实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监督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为市场提供公平的交易环境，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可喜的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2005年，国务院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从现代环境治理与善治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环境治理开始建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历史性跨越的里程碑。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实现环境良性循环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亚历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和谐社会不是农民式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朴素理想，也不是传统计划时期高度管制下缺乏活力的“整齐划一和秩序井然”，而是和谐与活力、和谐与发展的统一。要实现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关键词：产权完善；政府职责；社会和谐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21世纪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见仁见智地提出了许多理论与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和构建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追求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认识和理解。和谐社会不是农民式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朴素理想，也不是传统计划时期高度管制下缺乏活力的“整齐划一和秩序井然”。而是和谐与活力、和谐与发展的统一，是一个动态、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求得和谐，在和谐中实现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发展与和谐的均衡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发展与繁荣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也是近3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建立并不等于市场体制的完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更表现在市场落后和市场制度缺损现象的广泛存在，利益失衡的背后，是市场均衡机制的欠缺，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才能解决。市场制度固然包括许多方面，但关键是产权制度，产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产权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市场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求产权制度的完善，产权的确立和有效运作，不仅能极大地焕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同时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一、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1.产权稀释。产权稀释就是权利所体现的价值实现程度低，其真实价值没有得到现实体现，其原因或是国家保护不力，或是自身的弱势在社会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中国社会，产权稀释的典型表现为劳动力产权，这在农民工和外来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产权“残缺”。所谓产权“残缺”是指一种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按照巴泽尔的解释，就是指对产权施加的约束绕过价格机制而分配资源。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就是典型的产权“残缺”的表现。

3.产权的过度保护。与产权稀释和“产权残缺”不同的是产权的过度保护。所谓产权的过度保护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某产权主体排他性的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进入壁垒和政策倾斜等。产权的过度保护往往形成行政性垄断，目前在我国的石油、石化、电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供水供气供热、管道运输、邮政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就是如此。

4.产权的“虚置”与“虚化”。所谓的产权“虚置”是指该资产有名义上和法律上的所有者，但该所有权却不能行使或无法行使。产权主体不能行使其产权，包括选聘人，进行资产交易和处置，这就是产权虚置。在国有企业行使管理权和处置权的，上至各部委的主管局，下至各公司、各厂矿的经理，都是人，而且链条较长。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所有者或终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谁来监督各级人，又如何监管。在无法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具有不断被“私有化”的激励，反过来企业损失的债务则具有“社会化”的激励。这种激励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断缩小而债务不断拉大，最后资不低债。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的“虚化”过程。因此，虚置和“虚化”构成一个因果链条，事实上国企改革的过程也印证了这种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财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贫富差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完善市场机制创造社会繁荣的基础，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完善产权制度呢?

三、产权制度完善的政府职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仅靠市场和个人是不能完善的，必须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而界定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完善财产权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最根本的职能。奥尔森指出：“为实现所有来自贸易的收益，就必须要有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保护产权、执行抵押协议、提供有限责任的公司安排，并为长久运转且广泛应用的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资和借贷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安排在人们的预期中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保护稳定。没有了这些制度安排，社会将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市场的全部好处”。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界定产权、保护交易、保障契约的履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是打击侵权越界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工具。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方面着力要解决的是：

1.要切实保障劳动力产权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外来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亚当·斯密曾说过：“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达1.3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1.2亿，共约2.5亿人。事实上已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我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在他们身上深切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一人数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如果能够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与素质，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他们身上所蕴涵的巨大创造力与活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将有力地推进社会发展与繁荣进步。保护农民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收入不仅事关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事关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夯实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大问题。

2.真正赋予农民集体以完整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包括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不仅如此，对于农民的宅基地，自有房屋，政府也可以进行丈量、界定、确认并颁发相应的所有权证。这种所有权证和城市房产证一样可以交易、抵押、置换。这样为农民进城务工、置产、创办企业、自主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和便利。让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活起来，让蕴藏在几亿农民中的创业热情与活力迸发出来，可以想象，其对市场容量的拓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过，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党的十六大也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让农民以及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吧!汇入社会财富创造的洪流中，这比任何一项惠农政策的作用都要巨大。

3.关于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其中的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应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尽管国务院2005年4月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但各部委、各地方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应尽快制订，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这些部门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便形成有效的竞争。俗话说，竞争是最好的监管。对于其中的非盈利和准公共产品则要形成完善和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以便遏制其日益上升的高收入、高福利，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

4.对国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深入一步的改革、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改国有为民营)总的方向和趋势是必然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只是改制的公正性问题，即国企改革与改制的公正、透明与确保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更为重要是国有土地、矿产、水、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矿产资源为例，现行体制是根据矿产的种类，储量及重要性由不同级的政府具体管辖，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相应企业法人进行开采、经营。这种经营、开采许可一般为无偿取得，这里的无偿不是不花费成本，只是这种成本不是体现为国库收入，原住民的合理补偿，开采后的自然生态的恢复等。而是体现为审批部门的公关费用和权力租金，只是这种权力租不透明罢了。这从各地的官煤勾结中可见一斑。这种开采权和经营权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官员调整，政策变动等)，在不确定的预期下必然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矿难频发等。解决的办法是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登记、评估、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的清晰界定，明确真正的所有者。在矿产资源的产权界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划分一部分资源权益由他们持有。这不仅有利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资源保护和利用。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规则进行自然资源的转让、拍卖来确立相应的开采和经营者。在自然资源及产权的转让资金中要合理补偿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损失并预留开采后自然生态的恢复资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缓解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浪费、腐败、生态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构筑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引领我们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有赖于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要完善市制度仅靠市场自身的演进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时间也将是漫长的。必须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和谐。正如总书记所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面，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坚定了人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澄清了有关改革的一些模糊认识，为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必将迎来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盛世中华。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常修泽.深化国企改革四大方略[J].望，2005，(17).

[3][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集体林权改革 新制度经济 产权

一、理论背景及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背景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经济的外部性以及消除市场失灵可以通过严格界定产权来克服，随后张五常和德姆塞斯等人进一步研究出了产权经济学。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成立的由来，接下来威廉姆森根据这一理论得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以产权经济、产权制度、林权制度等理论原理为基础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研究集体林权改革问题。

（二）主要内容

1．产权经济

科斯定理形式多样，都是借产权和交易成本说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产权经济学由科斯定理的发展思路而得来的。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德姆塞斯和艾尔奇安进一步研究了产权、产权结构和企业制度，并且完全认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的表现从以下三点分析产权的最初分配是无关紧要的：第一，产权从效率角度来说是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第二，从效率角度分析产权的自由交换。第三，交易成本为零时，从效率角度分析的产权。产权包括使用、占有、转让、赠予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组权利。林业产权在理论上可以应用产权经济这些表现进行分析，从而将这一理论运用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实际产权划分问题上来。

2．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理顺、调整产权关系的基本规范，所谓产权关系就是产权主体之间，在财产所有、使用、支配、收益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凡是财产的所有者以及财产的经营者，都是产权主体，他们之间在财产所有、使用、支配、收益中发生的都是产权关系。因此，所谓产权制度，是指既定的产权规则和产权关系结合且能实行有效组合、保护及调节的制度。换言之是对产权所包含的主体的设定、权能的界定、确立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一种产权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基础上的：一是产权界定明晰；二是产权可以有效流转；三是产权可以受到保护。与此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就构成了一国的产权制度。市场经济的建立，实质上是一个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因次，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产权制度，就必须要明确界定产权，并且是排他性的产权。只要明确界定的产权才能够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产生激励和约束功能。有了明确的产权，就意味着界定了他的行动和策略的集合，并且也意味着他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从而使得产权主体的行为有了内在的动力。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看，产权制度是否健全，关系着无形的手能否发挥作用。产权界定不清楚，则交换几乎不能发生。而通常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一般很少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的，因此，只有让产权充分流转起来，才能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这种可以流转的产权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否则资源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谁也不愿意投资。

3．林权制度

林权是指权利主体对森林、林木、林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林权制度是对林权所包含的权能的界定、主客体的设定、确立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林权主体是指依法享有林权的权利人。作为林权的享有者和构成要素之一，林权主体必须明确，否则，林权归属就无从谈起，林权也就无法称其权利了。从林权的权利主体来看主要包括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即所有者与使用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产权是广义的所有权，包括狭义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可以说林权包括的这四项权利是一种复合性权利，体现在集体林改中。

二、对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集体林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问题是集体林改中普遍遇到的症结，政府在处理这类争议性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法规的支撑，导致确权工作停滞不前。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确权是林改的核心,即物权确定,在实践中就是确定相关财产权的问题。在集体林改中主要是使农村林地作为一种财产资源的功能得到

有效的应用,体现农村财产性和林地物权性,将林木及林地的物权给予林地承包经营者,这是市场经济对农村林地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虽然我国相关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了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外，属集体所有。然而这个集体太笼统，到底是指村或乡还是村民小组？这个问题不够明确。而且，所有权还存在着重叠的现象，可以说既归村民小组所有，又归行政村所有。总之，这样的一物二主必然导致产权运行的混乱，给政府山林确权工作设置了障碍。

（二）林地产权的各项权能边界不清

初期出现的插花山现象即按树木的株数划分无四至记录，遗留的产权变更强烈而仓促，无历史记录，从而出现大量的林权纠纷案例，阻碍了集体林改前进的步伐。有些地方当时没有签订合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对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边界没有明确的规定，个人集体之间的权责义务关系不清楚。无具体规定文件，在处理责权利边界的时候模棱两可，林农没有明确的使用权证。经常出现林农林地使用权受到侵犯。地方政府及社区侵犯林农利益，林地处置权没有真正赋予林农，如不尊重林地承包关系，随意中止农民承包权；调整林地承包期越来越频繁，粗涉农民生产决策权等。林地产权的地理位置、历史变更、边界的完整记录非常重要，而集体林区的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后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工作中的失误和地籍管理没有及时做更新处理，山林权证书很多都是错、重、漏填，统管山、责任山、自留山的边界没有界碑，面积无有效记录。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

中国林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思路是实现林业的市场化操作，而林业的市场化操作是必须建立在以下三个前提条件之上：一是产权界定明晰；二是产权可以自由流转；三是产权可以受到有效保护。因此，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晰产权是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

林业产权是产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经济权利在林业资产的体现，主要有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以及对它们的收益、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林业生产关系，核心问题是明晰产权，理顺并且落实产权。明确产权主体，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制度，体现产权利益，直接关系着林业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以后的林业分类经营改革使市场机制成为林业资源配置有效实施的主要载体，客观上要求决定资源交换的林业经营主体在实现支配资源上要明确产权，即林业经营主体必须有森林和林木林地处置的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否则就不是市场主体，就不能吸引并号召林农参与到林业建设中来，且无法担任社会主体其资源配置的主角。可以说，林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林地产权的问题。

（二）规范产权界定，提高林农造林的积极性

明确界定林地产权，在法律上明确产权主体。集体林地产权的界定就是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界定。其中国家、集体和农户就是这一产权的主体。国家拥有对集体林地的的管理权，集体行使对林地所有权，农户或其他经营者对林地承担使用权。黄少安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中指出，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产权主体对资源的转让与使用的权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对林农来说关键的实惠在经营决策权、生产自和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方式。因此，将林地使用权物权化，使其具有私人使用权的性质，这一方式是集体林改确权问题处理的可选路径。把使用权上升为物权，这就需要强化林地的使用、收益及转让的权利，并通过使用林地产权物化，塑造其排他性，从而产生内部激励和外部交易功能，在林地产权主体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林地使用权流转，以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目前，土地制度的表现形式都停留在政策颁布过程上，在具体实施中困难重重，林地使用权如果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林农得不到应有的实惠。要消除现实的林地使用权的产权残缺，最好的选择是促使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转化，因此，林地的物权化是林地产权制度的最终实现形式，是使林农得到实惠提高林农造林的积极性有效方式。

（三）完善产权流转制度，推动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是资源优化的保证

通过产权交易和流转，促进集体林业产权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正向流动。产权界定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产权可以流转的前提。可以自由流转的产权是林业实现市场化操作的必然要求。林地流转应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循序渐进，根据群众自愿的程度，确定适合本地的改革模式。林农获得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经营或再流转，从而获得经营性收入或者财产性收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必须建立、完善流转机制，规范流转行为加强流转管理，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建立人工林场、林地和森林资源交易市场，完善活立木转让制度，积极发展森林资源资

产中介评估机构。遵循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在集体林地所有权性质、林地用途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鼓励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有序流转，引导林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林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完善配套政策，实现林农对林木的收益权利产权制度本身并不会保护产权主体的利益，尤其是在产权流转起来以后必然会出现很多新问题，面对规模较小且分散的林农，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在产权流转中享受到产权流转所带来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这必然需要各种相关林业政策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