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的研究范畴范文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1

内容摘要：

本文论述了疑难病的概念及范畴。

论文内容：

自从李积敏（慎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后，中医学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医疑难病学”这个学术新概念，当论及中医疑难病学科，首先应搞清几个基本概念，诸如什么是中医疑难病，中医疑难病的范畴等等。疑难病是中医学术常用的一个比较古老传统的概念，具有中医辨治两方面的特点，范围颇广，概念比较笼统，临床各科都有不少疑难病，但均是指中医范围内的疾病而言，因此，中医疑难病常可简称为疑难病，疑难病也即指中医疑难病。关于疑难病的概念，自古至今论述颇多，但一致未能取得统一认识或意见。从“疑难病”字面意义上讲，“疑”主要是指辨证方面而言，症状纷杂或罕奇，证候疑惑，病机复杂，致使辨证难明，诊断难定。“难”主要是指治疗方面而言，或诊断不明，无法治疗；或诊断已定，疗效不佳，甚至治疗无效。在古代《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众多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用“难治”、“难已”、“不可治”、“不治”、“死不治”、“逆证”、“死证”等概念来描述，这些均有“疑难病”的类似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学科自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疑难病证治的临床报道及概念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多。众多中医学者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认识理解及视角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积敏（慎言）的有关中医疑难病论述。

李积敏（慎言）认为中医疑难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临床表现繁多纷杂、罕奇。病人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表现繁多纷杂而疑似，或症状体征奇特罕见，因而难以进行辨别，诊断与治疗。②病因病机错综复杂。病人临床常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外感内伤、表里同病、新病宿疾交织等。③证型难分难辨。患者症状纷杂，或病机复杂，或症状奇特、少见，证候疑惑，认识不清，犹豫不决，诊断上难以定论。④临床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临床上病程漫长，邪盛正衰，久治不愈，疗效不佳；或病情复杂，治疗难收预期效果，其预后不良；或诊断易定，辨证易明，但目前尚无特效疗法或方药，因而无法治疗或治疗无效。②与西医难治病范围不尽相同。疑难病除难治外，还有辨证诊断不易方面的含意；难治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多指现代医学领域中的疾病，诊断不难，难在医学界公认没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以难治为主要特点。中医疑难病与西医难治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医、西医专家均认为属于疑难病或难治病；有些疾病西医认为是难治病，但对中医来说正是其专长；而有些疾病属中医的疑难病，西医却不认为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综上所述，李积敏（慎言）给疑难病这样一个描述：“疑难病是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具有诊断辨证难、临床治疗难等特点的临床各科疾病的总称。”中医疑难病的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疾病属于疑难病范畴。但对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尚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的看法也不统一，因此要准确划分疑难病的范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

什么是中医疑难病学，李积敏给“中医疑难病学”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中医疑难病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辩证治疗及护理，预防保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学科，”中医疑难病学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并吸收现代医学科学对疾病的认识的先进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畴仅限于疑难病范围。其研究内容为：①研究疑难病的发生原因；②研究疑难病的发展状况；③研究疑难病的转归机理；④研究疑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②研究疑难病的临床护理；⑤研究疑难病的预防及保健。其研究方法是应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进行理论与临床综合研究。李积敏“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对干发展中医学术，提高中医在世界医学临床中的地位，推进中医学术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医药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保障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均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李积敏也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医疑难病学科创始人及中医疑难病学理论奠基人。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可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中医疑难学科理论体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的思想，深刻地说明了辨治疑难病是学术水平及技术水平的标志。纵观中医发展史，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对疑难病的诊疗上有所突破，或建立新方新法，或临床疗效卓著。如果加强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研究，提高诊治疑难病的临床整体水平，使诸多疑难病迎刃而解，这将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使中医学术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临床实践的需要。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治疗疑难病临床实践的总结。加强中医疑难病研究，发掘整理前人积累的防治疑难病的临床经验及诊治疑难病的理法方药，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疗法及方药，从而建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用这个理论体系，又去指导中医疑难病临床实践，可避免盲目实践、重复研究，节省人力物力，从而可迅速推动疑难病辨治出现新局面，使疑难病防治整体水平提高，促进中医学向前发展。

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措施。任何一种学科的存在，均是由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决定地。医学科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由它的临床疗效所决定地，临床疗效是一切医学的核心问题，没有临床疗效，医学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中医学历数千百年而不衰，也正因为它是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现代人类有一些疾病，不但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而所有各种医学均苦无良法，或疗效不佳，如果中医在防治这一类疑难病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进步，或者在某方面明显高干其他医药学，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由此而产生的重大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积极发展中医疑难病学科，解决一些世界性的医学难题，那么中医学将会引起全球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也必将推动中医药人才交流，扩大中药材国际贸易，推动中医学国际化进程，使中医学成为全球入类共同财富，并将推动世界医学的进步与发展。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2

[组方特点]萆分清丸以萆为君药，味苦性平，归肾、胃经，善泄阳明、厥阴湿热，去浊而分清；臣以益智仁，暖肾缩便，补脾益气，君臣相配，温肾而利湿，固本而清源；石菖蒲为佐，宣气逐湿，辟秽开窍，以助祛邪化湿之功；使以乌药，归肾、膀胱经，既能温肾散寒，行气止痛，又可将他药引入病灶。诸药相配，共奏温肾健脾、分清祛浊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本方具有良好抗菌、消炎、利尿、通淋的作用，对各种急慢性泌尿系统疾病均有显著疗效。

[适应病证]急慢性泌尿系统疾病的临床症状虽然表现不一，然而中医辨证研究发现这些疾病均存在正虚邪实的病理状态，正虚为脾肾不足，邪实为湿热蕴结，萆分清丸既能温肾补脾，又可分清泌浊，具有扶正祛邪之功效。根据中医学“异病同治”理论，萆分清丸对多种泌尿系统疾病及一些慢性病均有良好治疗效果。

肾盂肾炎

本病所表现的发热畏寒，尿频尿急等归属于中医学“淋证”范畴，主要病机为下焦湿热，气化不利。萆分清丸为治疗淋证的名方，既可抗菌消炎又能有效地改善尿频尿急症状，有固本清源之效。

乳糜尿

乳糜尿为慢性斑氏丝虫病的主要症状之一，属于中医学“膏淋”范畴，多因脾肾两亏，湿热蕴结下焦，清浊相混所致。文献指出，萆分清丸治疗小儿乳糜尿56例，总有效率达96.4%。

前列腺炎

本病表现的尿道白色黏液溢出，尿频尿急，下腹部、会阴或阴囊胀痛，类似于中医学“尿浊”“淋证”范畴。萆分清丸善长分清泌浊，理气通淋，治疗前列腺炎98例，总有效率为93. 9%。

痛风

痛风主要表现为高尿酸血症伴急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后期可引起痛风性肾实质病变，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萆有显著降低血尿酸效能，萆分清丸治疗痛风有良好疗效。

慢性肾炎

肾炎出现的头晕、浮肿、腰、尿少等多为脾失健运，肾失气化，水湿泛滥所致。萆分清丸功效补脾温肾，清利湿热，能明显改善慢性肾炎的病理状态。

慢性盆腔炎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3

关键词：认知构式语法；压制；“被”

作者简介：黄 曼，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 深圳 518000）

肖 洒，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 深圳 518000）

一、引 言

近年来网络和新闻报道中流行的“被AB”构式，如“被自杀”、“被失踪”、“被自愿”、“被幸福”等等，正是反映了当今时代各种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试看以下几例：

（1）精神病自愿住院要防“被自愿”（《广州日报》）

（2）真身份假材料49人“被卡奴”（网易新闻中心）

（3）10个月无人居住 大爷“被用水”220吨 （《成都晚报》）

我们无从考证“被AB”构式的第一例到底为何。但是从2008网络流行语推测，或许正是来源于这一年出现的“被自杀”事件，即进京上访举报人李国福在监狱医院内被宣称为自杀死亡。同样，在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件中，权利部门都以当事人“自杀”结案，引起人们广泛质疑，从而促进了“被自杀”一词在网络和新闻报道中的使用和流传。其他“被AB”构式的词语也都纷纷仿效开来。这些“被AB”构式产生的新词语往往反映了公众对社会现象无奈不满又无能为力的态度，能在传播群体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代表了某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本文从认知构式语法角度，对汉语流行语“被AB”构式的运作机制，即构式压制，进行探讨并基于从网络和新闻报道中搜集的真实语料，对“被AB”构式的语义、语用和句法特点进行分析。

二、“被AB”构式中的压制

现代汉语中，“被”字句表达的被动关系的语法形式。古汉语中，“被”字句通常表达“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被骗、被攻击、被杀害等等。再比如：

（4）湖南郴州十余名公职人员因午餐饮酒被处分。（腾讯新闻网）

然而，这一用法随时代的发展逐渐扩大了使用范围，除消极义之外，还可以表达积极的意义。比如，“他被授予了见义勇为称号”。我们将该句中各成分间的关系及其对应的施事或受事关系在表1中展示如下：

在流行语新“被AB”构式中，虽然“被”的意义仍表示被动，但其后所跟词汇并不符合传统语法的规范，即这些词汇本没有被动态，不能体现施事者和受事者这一关系。比如：

（5）显然，说开心、谈幸福，不能脱离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而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切实站在民众真实生活的角度。这其实就回到了“说开心、谈幸福”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开心和幸福？而不是一次次“被开心、被幸福”。 （语料选自网络时评）

我们试分析“被开心”中的施事受事关系如下：

显然，“开心”或者“幸福”并不是可以完成或者合乎规范的施事动作。因此，在“被AB”构式中，“AB”与被动态语法构式之间产生了语义“不兼容”的情况，形成了语义冲突。

王寅（2011）用词汇压制解释新“被自愿”构式，认为其更具解释力。本文中，我们提出，“被AB”构式新创意义的产出和理解是基于具体语用环境中构式压制或者词汇压制认知加工的结果。

1. 新“被AB”构式中的词汇压制

词汇压制，也就是词汇在意义产出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词汇可以对构式产生压制，也可以对词汇产生压制。

新“被AB”构式中，“被”字压制其后成分“AB”，迫使其产生语义上的某种改变或迁移，从而消解其与“被AB”构式之间的语义冲突。比如说，在“被开心、被幸福”等表达中，构式标记语“被”字对“开心、幸福”等产生了压制作用，迫使其发生语义上的改变，使其形成符合构式整体义的要求。词汇压制普遍存在于新“被AB”构式产出的网络流行语和网络新词的意义理解过程之中。

2. 新“被AB”构式中的构式压制

新“被AB”构式中到底是词汇压制构式还是构式压制词汇？对于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王寅（2011）就认为如果使用构式压制解释新“被AB”构式的意义产出和理解，具有“局部嫌疑”之嫌。然而我们认为，在新“被AB”构式的意义理解过程中，构式压制对部分语料也有一定的解释力。随着新“被AB”构式的流行，其中成分“AB”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并非所有“AB”都是不合乎被动态语法规范的成分。某些正常的被动态表达，也因该构式流行意义所占据的主导作用而产生了相应的新义。我们以“被录取”为例进行说明。试看下句实例语料。

（6）海南省今年共有37名残疾高考生入围，33名被录取，其中6人考上国家重点大学。

（语料源自CCL语料库）

此例中“被录取”就是合乎规范的正常被动态表达。但是，“被录取”在特定的语用环境下，也具有类似“被增长、被自愿”等新“被AB”构式所暗含的意义。比如：

（7）被时代来临，当心被录取（语料源自搜狐教育）

此例中，“被录取”显然与其原义相悖。高考之后考生被录取本应是好消息，但是上例中的“被录取”显然透露着心酸、无奈等负面情绪，反映着面对考生信息的泄漏、学校不规范操作等等社会现实，家长与考生仍是弱势群体。

因此，“被AB”构式在意义产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对其中成分产生压制，使其与整个句法环境兼容，并产生相关的意义迁移。也就是说，“录取”原是具有被动态的正常表达，但基于特殊语境下“被AB”构式的压制形成语义和功能上的改变，成为了非常规表达的一种，产出了新的意义。

同样，下面两例语料中“被拉高”新创意义的产生和理解也是基于同样的构式压制原理。

（8）南京代市长季建业说：其实我很清楚，60%的百姓口袋里并不达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数，是“被拉高”的。

很明显，这例中“拉高”也是受到来自新“被AB”的构式压制从而产生了意义和功能上的改变。因此，我们提出，随着新“被AB”构式使用范围变广、使用频率增加，该构式中成分“AB”并不局限于非常规的搭配或表达，许多常规搭配也因受到该构式流行新义的压制从而产生语义或功能的变迁，这便是构式凌驾于词汇之上所形成的构式压制。

三、新“被AB”构式的语义、语用及句法分析

1. 新“被AB”构式语义分析

我们认为，新“被AB”构式的语义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表达“被动、被迫、无奈、虚假”等消极意义。

新“被AB”构式所表达的语义一般都是基于某种特殊的社会现实而来，往往是人们对这些社会现实表达不满、无奈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态度。比如：

（9）被自杀：为掩盖权力部门迫害他人死亡而谎称其为自杀身亡；其他如：

被幸福、被用电、被涨工资、被精神病。

这些新创意义的产出和理解就是基于词汇压制或者构式压制与语用压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表达了人们权利和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又无可奈何的弱势心态。

第二，施事者的省略。

所有新“被AB”构式中都省略了施事者，有些时候施事者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某些具体的语境中我们也能判断出受事者到底是受到了谁的以及何种“威胁”。比如：

（10）警方导演“被杀人” 精神病人顶罪？（语料源自南方新闻网）

此例中，我们显然可以判断，精神病人“被杀人”，也就是说精神病人本没有杀人，但警方迫于上级压力抓其顶罪，认为其犯杀人罪。

第三，构式的非范畴化和再范畴化。

刘正光（2004，2005，2006）在Hopper & Thompson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对非范畴化概念的认识。他（2006：61）将非范畴化定义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并且认为非范畴化包括语言变化和认知方法这两种层面上的含义。从语言变化角度来说，非范畴化必然导致功能和范畴的转移，从而导致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从认识方法角度来说，非范畴化理论是对范畴化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一种认知创新的方式和过程。

在新“被AB”构式的使用过程中，该构式的原有意义和功能发生了剥离，即其常规意义的消解，这就是非范畴化的过程。然而随着其新义的产生以及这一新构式的流行，其意义又形成了新的语义范畴，即表示“被迫、被逼、无奈、虚假、欺骗”等意，这便是再范畴化的过程。一般而言，若“被AB”构式中“AB”为不及物动词，那么显然在“被”字的压制下，“AB”这一不及物动词的语义成分增添了新的内容，或者说为其范畴增加了新成员。这便是非范畴化或再范畴化。比如，“被就业”、“被捂盘”，实际上就是对“就业”和“捂盘”的概念进行非范畴化或者再范畴化。然而，“被就业”和“被捂盘”还是可以归于“就业”和“捂盘”的语义范畴，但是发生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语义变迁。

2. 新“被AB”构式语用分析

因新“被AB”构式一般使用于特定的具体语境并因而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这种特征在新“被AB”构式的意义产出和理解过程中普遍存在。比如，“被自愿”、“被失踪”、“被自杀”等本是源自某条特定的社会新闻或者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其使用也都与特殊语境有关。我们认为该构式的语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语用象似性。新“被AB”构式可谓是一种不同于正常表达的非常规语言使用。这种发生变异了的语言事实恰是对当前时代某些“病态”、“扭曲”的社会现象的反映。也可以说，变异了的语言表达正是“病态”、“扭曲”的社会事实在人们心智中的表征。这也正是认知语言学核心原理的体现，及其主张的语用象似性的体现，即特定的语用形式表达特定的语用含义（侯国金2007）。具体语境下“被自愿”、“被开心”、“被增长”等非常规表达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病态扭曲，也是一种认识主体对客观现实进行概念化认知加工的新方法。同时，这种非常规表达具有新颖奇特等特点，能够满足人们“求新逐异”的语用诉求。此外，该表达更具幽默性和讽刺性等特征，在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中屡屡见其身影，对社会现象幽默的调侃和讽刺跃然纸上。

第二，间接含蓄地表达不满情绪。“被自愿”、“被就业”、“被增长”虽然可以归入“自愿”、“就业”、“增长”等的语义范畴，然而表达的却是“非自愿”、“未就业”以及“未增长”等对立语义内容，同时其中深意让读者揣测、琢磨，含蓄地表达了对强权愚弄、欺骗弱势群体的不满而又无奈等情绪。

第三，施事受事的双重彰显。人们在使用新“被AB”构式的过程中，虽然往往省略了施事者和受事者，但是在具体语境中，读者还是能识解、还原出施事者，即权力部门，欺骗、隐瞒、胁迫受事者，即弱势群体的事实。因此，这一新构式既反映了权力部门的欺骗、隐瞒和胁迫等具体事实，又反映了弱势群体明知被愚弄、被欺骗而又不能自主的无奈和心酸。当然，这类语言表达又无异于对病态社会的当头棒喝，反映了社会大众对权力部门进行监督以及自我维权意识的觉醒。

3. 新“被AB”构式句法分析

通过收集和观察新“被AB”构式的真实语料，我们认为这一构式的句法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语态不可转变。一般来说，被动态与主动态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变的。然而在新“被AB”构式若在形式上转为主动态则导致其新创意义的消失，因此不可转变为主动态。

第二，AB的组成成分数量。常规被动态表达中，被字后面的动词一般由两个字组成。在新“被AB”构式中AB大多也由两个字组成，但还可以由单字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在我们的语料中，两个字的占多数，有99例，单字与多字都较少，分别有3例和9 例，其中三个字的有5例（比如被精神病、被涨工资等），四个字的有4例（比如被义务教育、被义务奉献、被中产阶级等）。

第三，AB的词类。原被动态中，被字后面只可以是动词。然而在新“被AB”构式中，成分AB的词类不仅限于动词，还可以是名词、形容词，甚至其他语言中的词汇（尤指英语）。

AB为动词：被拉高、被增长、被就业、被代表、被捐款、被捂盘……

AB为名词：被精神病、被工资、被房奴、被孩奴、被小三、被爱心……

AB为形容词：被开心、被幸福、被小康、被富裕、被合法、被高雅……

我们收集了115例新“被AB”构式的语料，其中AB为动词的有70例，名词的有23例，形容词的有19例，其他3例。动词的数量仍占多数，其次是名词和形容词。

第四，特殊标点符号的突显。通过我们对语料的观察，许多“被AB”构式都被冠以引号。然而引号并非表示引用，而是说明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此种构式的非常规性，另一方面也是对所表达意义的突显。

四、结 语

新被“AB”构式是一种对汉语语言的变异使用。这种扭曲的变异用法正是对某种扭曲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其在人们心智中的表征。这就再次证明了语言是人类对客观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以及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理。从“被自杀”的流行以来，更多的“被AB”构式被创造出来，比如“被幸福”、“被就业”、“被工资”、“被精神病”等等。这些语言表达新颖奇特，生动形象并具有较强的语境和语用依赖性。{8}本文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指导，将这一理论中的压制原则用于解释新“被AB”构式意义产出和理解过程，并创造性地提出这一过程并非单一压制原理可解释，而是词汇压制或构式压制与语用压制的共同运作与整合加工的结果。同时对这一新兴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和句法特点进行了梳理。

语言包括了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较稳定的内层。语言的外层总是处于不断地、活跃地变化和发展之中。也就是说，非常规或不规范的表达总会不断地涌现。时代造英雄，时代也造出了许多的流行语。随着新的社会新闻和现象的出现，新的语言表达形式也随之产生。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将其全盘否定，而是需要研究语言发生变异背后的认知原理，掌握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以便更好地了解和使用语言。

注 释：

{1}Croft，William：“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Kay，P. & Charles Fillmore：“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Language，1999，75：1-33.

{3}Langacker，Ronald W：“Construction Grammars：Cognitive，Radical and Less So”，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University de La Rioja，2003.

{4}Michaelis，Laura：“Construction Grammar”，University of Colorado，2003.

{5}刘正光：《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6}侯国金：《语用象似论》，《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

{7}王寅：《“新被字构式”的词汇压制解析――对“被自愿”一类新表达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外国语》2011年第3期。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4

【关键词】太极拳；中年妇女；焦虑；生活质量

Effect of Tai-Ji Exercise on Anxie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Middle-Aged Women

LI Xiao-y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Henan 454000)

【Abstract】The research takes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aiji exercise on anxiety and life quality of middle-aged wome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elf-assessment of anxiety b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pparently points to positive side and that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group improves obviously in terms of physiological health, mentality, and personal belief, etc., though the aspect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ppear no obvious improvement.

【Keywords】Taiji Quan, middle-aged women, anxiety, life quality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压力与现代生活的复杂亦日益增加。这是一个多变的、竞争的、重现实和知识爆炸的时代，生活的压力与日俱增，也使得人们因压力的增加导焦虑症状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呈上升趋势，焦虑的社会心理尤为突出。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所进行的跨国基层医疗心理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女性忧郁症盛行率为男性的 1?郾89倍，合并其它精神疾患的共病问题，亦较男性普遍。若将焦虑等非精神病性的精神疾患一起纳入，统筹称为常见精神疾患(common mental disorders， CMD)，其社区盛行率之高，将是公共卫生的一大挑战。太极拳作为一项国内较为普及的传统体育锻炼项目，其在改善中年女性焦虑水平和提升个人生活质量方面效果如何？进行太极拳运动的科学研究，以获得这方面的研究数据与成果，探讨其对中年女性焦虑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将有助于中年妇女减低压力、消除紧张、安定心灵与平衡情绪，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河南省焦作市李万社区未从事任何运动训练，身心健康正常的40名中年妇女为受试对象。2.2 研究设计

研究采取实验法，为期共12周，每周2至4次，每次60分钟太极拳运动，以不运动为对照。指导员由研究者及另一位高校太极拳教师担任。实验前，每位受试者均填写《受试者实验同意书》以及《健康状况调查表》，若发现受试者患有肩部、腰部、下背脊柱受伤疼痛、后腿肌肉拉伤等骨骼肌肉疾患，或不适合接受此项实验之原因，则予去除不参与本实验。

实验前后请各组受试者于安静状态下，接受自评焦虑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与生活质量量表(简明版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问卷，WHOQOLBREF)的测量。为了解检测指标前后测间的差异，采用单因子共变量分析。

2.3 运动内容

研究采用“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动作训练。太极拳讲求身体与心灵的平衡与健康，并且透过动作、呼吸来锻炼身心，开发自我潜能，十分受现代人的欢迎。

2.4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采用华裔教授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1971)。量表由20道题组成，4级评分。两次施测的时间间隔两个月，再测信度SAS为0.70，效度SAS为0.60。

生活质量量表，以《简明版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问卷》（WHOQOLBREF）为测量工具，评估的四个因素为生理健康、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环境，共有26 个题目，再加上“面子”及“饮食”两个本土层面的题目。WHOQOL-BREF 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为α＝0.91，各范畴之内在一致性分别为生理范畴α＝0.76，心理范畴为α＝0.70，社会关系范畴α＝0.72，环境范畴α＝0.77。再测信度中有22 题是超过0.60(0.41～0.79)，各范畴之再测信度r＝0.75 以上。内容效度，采用皮尔森相关法，各题目与所属范畴间之相关r介于0.53和0.78 之间(p

2.5 数据分析与处理

问卷数据利用SPSS13.0 中文版系统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统计方法如下：

(1)以描述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 )建立受试样本之各项基本数据。

(2)输入所有研究对象之问卷实验前数据，以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检定分析比较其均质性。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5

摘　要：本文基于权威语料，考察汉语NA表量构式“火热”的概念隐喻，并对其加以认知阐释。研究发现，“火热”的概念隐喻主要投射到三个域。个人域：喻感情热烈、喻爱情澎湃、喻愤怒、喻疾病、喻态度积极、喻性格热情、喻强烈的愿望；事物域：喻受关注的事物、喻发展迅速、喻色彩、喻程度深、喻精彩的生活、喻深受鼓舞；社会域：喻关系亲密、喻斗争紧张、喻危险、喻战争激烈、喻气氛热闹、喻市场活跃、喻人或物的活跃程度。“火热”具有[+量度]语义特征，其形成是范畴化和隐喻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NA表量构式 语料库 认知 概念隐喻

一、引言

古往今来，人们常基于自身体验来认识外界事物。温度作为人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重要的认知领域。“火”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五行之一，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影响深远，对火的自身体验成为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来源。Goldberg（1995：4）将“NA表量构式”定义为“一个‘光杆名词+温度形容词’构成的表温度程度量的复合形容词构式”，它是“名形表量构式”的一个次类，即“复合类名形表量构式”（罗思明，2014）。本文以汉语温度域形容词“热”的次类——“火热”为例，基于权威语料，研究“火热”的概念隐喻，并对其语义加以认知阐释，以拓展对其词义的认知。

二、相关研究述评

目前关于温度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考察汉语温度形容词的概念隐喻，如高航、严辰松（2008）；第二，汉语温度词的历时研究，如张立红（2013）；第三，汉英温度形容词隐喻对比，如郎姗姗（2008）、唐树华等（2011）、雷丹、覃修桂（2013）。以上成果虽与温度词相关，但少有涉及温度词次类的研究，更鲜有把温度词列为构式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CCL），对NA表量构式“火热”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和归纳，并进行认知阐释。

三、“火热”的概念隐喻

人们本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来认识客观世界，再进一步引申到其他抽象概念。“火热”是温度域“NA表量构式”的代表，名词“火”是量度标准，其基本语义是通过比拟而表现出来的“估量”义，即“像火一样热”，这是人们认知“火热”的肤觉出发点。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2002：575）对“火热”的解释为：像火一样热，形容感情热烈、亲热、紧张、激烈。

（一）个人域

1.“火热”喻感情热烈

当对事物热情洋溢时，人体温度升高，犹如大火烧身，“火热”可喻感情热烈。如：

（1）a.对华侨有一颗火热的心。

b.《太阳吟》反复抒写游子身处异邦而眷念祖国的火热感情。

2.“火热”喻爱情澎湃

“火热”表示一种相爱时的激情。如：

（2）a.一瞧就晓得是一对火热的情侣。

b.这时彼此情如火热，那有闲工夫说甚言语。

3.“火热”喻生气、愤怒

当遭遇着火，外界温度骤高，人们容易急躁、愤怒，犹如大火焚烧。如：

（3）a.吵架的情绪也火热 。

b.我为她火热，向她的仇敌发烈怒。

4.“火热”喻疾病

《中医火热论》指出，火热邪气包括：热邪、火邪、暑邪、温邪、燥邪、毒邪等。“火”为“热”之极，“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体，“热”为“火”之用；“火”为有形，“热”为无形。如：

（4）a.故头部是火热之邪侵犯人体的主要途径之一。

b.暑为火热之气，原无形质。

5.“火热”喻态度积极

燃烧时，火焰都是向上的，这一现象引申出人的态度是积极向上的。如：

（5）a.凌锋对工作像夏天般火热。

b.这女孩子火热的向上的热情，和若隐若现地流露出的对于他的爱慕。

6.“火热”喻性格活泼、热情

从人的触觉可向人的心理转化，火焰的红色让人充满热情，“火热”可喻人的性格热情、活泼。如：

（6）a.岁月的风霜已消去了他们性情中所有的刚硬和火热。

b.得益于才情和学识，也得益于坦荡、火热的性格。

7.“火热”喻强烈的愿望、欲望

光线聚焦在某一点就会燃烧，而当人们对事物极度关注时，就像光线聚焦一样。如：

（7）a.张凤奎在刺骨的风雪中爆裂着这个火热的愿望。

b.当时他心中立刻腾起了一种火热的欲望。

（二）事物域

1.“火热”喻受关注的事物

从人们的肤觉引申到对外界事物的认知。着火时，人们往往会关注其火势发展，“火热”便可喻对某物的关注。如：

（8）a.他们谈的是当前美国以至世界上的火热的黑人问题。

b.一些作品在国内炒得火热，而在美国除华人圈子外根本不为人所知。

2.“火热”喻事物发展迅速

一旦着火，火势便迅猛发展，可喻事物发展速度之快。如：

（9）a.微博的火热发展也使得其营销效果尤为显著。

b.很多声音认为它并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的步伐。

3.“火热”喻色彩

由“火”的颜色，又可以联系到红色，常用来形容人的嘴唇、旗帜，色彩鲜艳。如：

（10）a.火热的双唇堵住了梅亚芬正欲说什么的嘴。

b.这旗帜那么鲜艳，那么火热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4.“火热”喻程度深

燃烧时火势比较强烈，“火热”可喻程度深。如：

（11）a.但小菲实在不忍中止家里火热的欢乐。

b.周大勇心头涌起毛辣火热的悲痛。

5.“火热”喻精彩的生活

“火”让人联想到红色，代表喜庆、欢快，让人联想到精彩的生活。如：

（12）a.鼓励艺术创作人员以火热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为创作源泉。

b.外面的世界太大，生活太火热。

6.“火热”喻深受鼓舞

“火”可以象征中国的红色革命，“火热”可形容人们受到鼓舞。如：

（13）a.作为晚辈，我读着那些火热的文字。

b.时值初冬，满树深深浅浅的红叶非常耀眼，令人联想起诗人火热的诗篇。

（三）社会域

1.“火热”喻关系亲密

从爱情进一步引申到了朋友、同事等之间的亲密关系。如：

（14）a.宋蔼龄通过陈其美已经和杜月里处得火热了。

b.同台湾公路局副局长的长女方智怡打得火热。

2.“火热”喻斗争紧张激烈

着火时，消防员在巨热中灭火，形势十分紧张。如：

（15）a.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去。

b.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便是火热的。

3.“火热”喻危险或困境

温度过高，到达燃点后东西就会着火，往往表示危险的警告。如：

（16）a.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b.但愿贤契速刻成功，救我于水深火热，便是我万分侥幸。

4.“火热”喻战争激烈

着火时的情形让人联想到战场上的危机感，“火热”可喻战争激烈。如：

（17）a.攻城战斗打得火热。

b.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5.“火热”喻气氛热烈、热闹

“火”的颜色“红”让人联想到中国过年、过节等的喜庆和热闹。如：

（18）a.该厂灯光球场气氛火热，掌声不断。

b.马达轰鸣，一派火热景象。

6.“火热”喻市场活跃，生意好

红红火火的景象自然让人联想到市场经济的活跃，因而可用它来形容生意好。如：

（19）a.美国火热的保健品市场运作也带给了史玉柱不小的憧憬和冀望。

b.经营家用电器和服装，目前他的生意正火热。

7.“火热”喻人或事物的活跃程度

也可指人的生命活跃或者活动进行。如：

（20）a.一个个火热的生命来不及挣扎就被冰冷的淖儿吞噬了。

b.今年将是西藏对外文化交流更为火热的一年。

四、“火热”语义的认知理据

第一，温度域“NA表量构式”“火热”的语义特征。根据Goldberg（1995：4）的构式定义，“NA表量构式”指表示性状量度的“名饰形”的形式-意义-功能的匹配体，广义上包含短语类（如“一个房间大”）和复合词类两类（如“火热”），记录物量、程度量或时量。本文讨论的是后者。其中，“N”（名词）是具体事物，对后面部分起修饰、限制作用，“A”（形容词）是温度词。该构式具有[+量度]语义特征，名词是量度的标准，其基本语义是通过比拟而表现出来的“估量”意义。为了表达需要，人们便使用某种事物的名称来表达具体细致的温度，当表达“像火一样热”的体验性时，以“火”为量度标准，表达一种“热”的程度，由于语言的经济性，就形成了“火热”。

第二，范畴化形成了“NA表量构式”“火热”。Lakoff（1987）首先提出了“范畴”一词。赵艳芳（2000：63）认为基本范畴是明显的原型成员，是人们对世界事物进行范畴化的有力工具。语义上，下属范畴与基本范畴语义重叠，具有“家族相似性”，相邻范畴相互重叠、相互渗透。Schmid（2007：124）认为基本范畴具有四个基本性：感知基本性、记忆基本性、功能基本性、语言基本性。赵艳芳（2000：58～59）认为基本范畴具有明显的外部感知区别性特征、认知与习得最早性、形态最简洁、使用频率最高。“热”是基本范畴，人们认知最早，但是人们基于表达需要和对不同“热量”的体验，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下属范畴，“火热”一词油然而生。“火热”与“热”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基本范畴“热”具有概念模糊性，“火热”具有概念具体性。

第三，“火热”作为人们对温度的感受，是基于自身体验而来，属于温度域，但又可投射到较抽象的经验域：个人域、事物域、社会域，进而引申出各种新词义，这是认知的重要方式——隐喻决定的。它的使用，使汉民族在表达对周围事物的认知时，语言更加生动化、形象化、多样化，反应了汉民族善于利用隐喻义来认识多姿多彩的世界。Lakoff &Johnson（1980：5）认为“隐喻的本质是指借它类事物理解和体验该类事物，从始源域向目标域投射”。Ungerer& Schmid（2008：115～119）认为隐喻是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不同认知模式之间的投射。王文斌（2007：229）认为隐喻是人类运用联想或想象，依据心理空间之间的相似性，将彼心理空间映射到此心理空间。“火热”的投射基本遵循个人域到事物域再到社会域的顺序。首先，人们感知“火热”的温度，在身体上可喻疾病；产生心理感觉，喻感情热烈、爱情澎湃、生气愤怒、态度积极、愿望强烈；反映在性格上就是活泼热情。其次，从对自身的“火热”体验和感受认知周围事物，喻关注之物、迅速发展、色彩、程度、精彩的生活、深受鼓舞。最后，再认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喻关系亲密、斗争紧张、危险、战争激励、气氛热烈、市场活跃以及人和事物的活跃。详见表1和图1。

五、结语

本文基于权威语料，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聚焦考察汉语NA表量构式中“火热”的概念隐喻，发现“火热”的隐喻与人的自身体验戚戚相关，主要投射到个人域、事物域和社会域。个人域：喻感情热烈、喻爱情澎湃、喻愤怒、喻疾病、喻态度积极、喻性格热情、喻强烈的愿望；事物域：喻受关注的事物、喻事物发展迅速、喻色彩、喻程度深、喻精彩的生活、喻深受鼓舞的；社会域：喻关系亲密、喻斗争紧张激烈、喻危险或困境、喻战争激烈、喻气氛热闹、喻市场活跃、喻人或事物的活跃程度。“火热”具有[+量度]语义特征，其形成是范畴化和隐喻作用的结果。限于篇幅，本文只对“NA表量构式”中的“火热”进行了研究，其他内容将另文详述。

参考文献：

[1]Goldberg，A.E.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80.

[3]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4]Schmid，H.The Oxford Hand 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I）[M].edited by Dirk Geeraerts&Hubert Cuycke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Ungerer，F&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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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罗思明.“表量构式”的“量准则”理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3）：23～27.

[9]雷丹，覃修桂.体验认知视角下“热”的概念隐喻——一项英汉对比实证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2013，（3）：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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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树华，董元兴，李芳.构式与隐喻拓展——汉英温度域谓语句形容词隐喻拓展差异及成因探析[J].外国语，2011，（1）：50～57.

[12]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1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5]张立红.温度词“热、冷、温、凉”语义演变的历时考察[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6

由于医学社会史是社会史的分支学科，所以其对象应当包括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之中。但在目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诸多的看法中，⑦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及医学社会史（或者类似学科）所应涉及的对象。而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如台湾学者杜正胜等人认为“生命的体认”（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和“生命的追求”（人格风范、职业追求、人生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今生与来世）属于身体史研究的范畴。虽然“身体史”并不等于“医学社会史”，但其对身体进行历史诠释时是以健康、疾病为切入点的。由于健康、疾病是医学的核心内容，所以杜正胜等人的观点已涉及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管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否受到社会史学界的关注，那些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当中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又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所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也应如此。李大钊曾在1920年发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指出：“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以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10](p159)在这里，李大钊虽然是在探讨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的区别，前者强调历时性，后者强调共时性，但是作为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会贯通的社会史就应当同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也就是说，社会史一方面要横向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另一方面要纵向考察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因此，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也应包括这两个维度：共时性的状态，即静态存在；历时性的变迁，即动态存在。

其一，共时性的对象。共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空间状态，指某个历史时期医学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考虑历时性因素的前提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几乎等同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1957年美国的斯特劳斯在《医学社会学的性质和状态》中认为医学社会学有两个领域：“医学中的社会学”和“医学的社会学”。[7](p3)医学中的社会学，是研究影响人的“生老病死”这一生命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如探讨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态、种族和部落、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与某些特定的健康障碍（或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之间的关系。医学的社会学，则主要是研究医学认识和医学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角色关系、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等群体行为因素。在中国，前者被认为是社会医学研究的范畴，后者被认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对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是按空间划分的，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空间划分就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即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这些研究对象从类别上看，包括与人的生产、成长（健康与疾病）、死亡相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从层次上看，包括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精神）层面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其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上图中的每个黑点都代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医学社会活动或医学社会现象。其中A、B、C、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A包括行房受孕、妊娠安胎、难产处理、产后调理等，这些活动属于妇产医学和新生儿医学的范畴；B包括卫生保健、疾病防疫、疾病诊疗、药物研制与使用、病人护理等，这些活动属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药学的范畴；C包括生命抢救、临终关怀、死尸处置等，这些活动属于临终医学的范畴。A′、B′、C′是制度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由于制度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中介，因此在人们的健康、疾病、生死观念与医学实践活动之间必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范人们言行以及明确各种关系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与身体及生命过程有关的各种规定、法律、伦理、道德等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其中A′包括对助产者的技能要求、生产及产后仪式及相关规定等；B′包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疾病治疗规程、预防保健制度、公共卫生政策、社会保障立法等；C′包括丧葬仪式、以及如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等。A″、B″、C″表示人们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常通过观念（心态）表现出来，包括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活动，以及对身体、生死、健康、疾病、治疗、生命价值的认识等。

在物质（技术）、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中，制度和观念的形态及变迁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至于物质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是传统医学史关注的重点。当然，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使是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也都完全融入到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现象并不占主要地位，人们对身体及生命过程的认识和干预主要是通过技术以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杨念群所言：“在传统社会中，出生与死亡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的仪式行为”，“（收生）姥姥的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接生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出生典礼中只处于次要地位”[11](p133-140)。隋代的巢元方在《妇人杂病诸候》的“无子候”中也认为：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12]（p419）他推断妇人无子时，最先考虑到的是“祖坟”、“年命”等非生理病理因素。德国学者罗梅君在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子女是命运”，“生孩子和孩子的成活首先取决于时间和具体的时辰”，“均受星相监督”；“无子女是不幸福，是由恶势力引起”；“无子女或子孙满堂也决定性地取决于已去逝的家庭成员的欢心” [13](p8-13)等，因此求子的主要手段则是利用星相的力量、忏悔或祈福等。所以，在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虽然可以有年侧重，但都不能被忽视。

其二，历时性的对象。历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时间状态，指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随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迁。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医疗技术在不断提高，医药卫生制度在不断完善，人们的生命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结果是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平均寿命在逐步延长，人种也在不断进化。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的任务就在于探究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叙述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些变化导致的后果。因此，医学社会史的历时性研究对象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例如，杨念群通过对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对人们空间观念的改变的论述，提示了传统社会中“稳婆”和“阴阳先生”的公共形象和专业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及原因。[11](p134)李贞德通过对汉唐医药典籍的考察得出结论：自汉至唐，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步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12](p419)这些都是研究历时性医学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的范例。

四、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医学社会史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求有新的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但这并不是说要创造出一套与各传统学科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因为医学社会史是在传统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对传统学科方法基础上通过“改造”而产生。这一改造主要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其他学科方法的史学化。

其一，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医学社会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学科，社会史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医学社会史相对于传统的史学需要经历两次超越，即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对传统“精英政治史”的超越；作为专门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对一般社会史的超越。

中国社会史是在上个世纪初以传统旧史学的反叛形象“新史学”而出现的，同时也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理路，从而形成了以“自下而上看历史”、“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总体史的追求”为特征的理论和方法。[14](p95)这是社会史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作为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也必须经历这一超越。即在研究取向上必须改变传统旧史学只关注皇亲国戚等少数人的贵恙的倾向，转而关注人民大众的康乐与疾苦；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改变传统史学埋首钩沉、简单叙事的倾向，转而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全方位地诠释医学的历史；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必须转变只利用宫廷实录或档案的倾向，转而利用方志、家谱等地方史料。

就医学社会史而言，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医学史的超越。我国传统医学史研究多是停留于技术层面，且多属于“精英史”、“成就史”范畴。对此，施义慧曾指出 “伟大医生的传记、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的诊断和医疗技术的突破成了医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这种过于简单的研究模式和编撰方式，忽视了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医学观念变化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历史演变。”[15](p110)即使到了今天，“我国医学史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文献研究、典籍评述，人物考证等为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尚缺乏新的突破”[3](p39)。要实现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医学史向作为社会史的医学史转变，必须在理论与方法上全面超越传统医学史。即研究取向不应只是少数医药界少数精英，还应包括推动医药事业发展的广大民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应只是医药科技的进步，还应当包括医事制度的完善、人们健康疾病观念的更新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等；书写的不应只是成功的典范，还应包括失败的事例；史料运用也不应只局限于医药典籍或医案，还应当包括宫廷和地方史料以及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

又由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故其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社会史。对研究者而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力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一般社会史多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而医学社会史除了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处还必须借鉴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医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在史料运用方面，一般社会史以宫廷史料、地方志、族谱等为重点，而医学社会史还必须查阅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和医案。

其二，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史的勃兴，与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不无关系。同样，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深受西方影响。

由于西方学者较早涉足医学社会史领域，不仅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较成熟的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如西格里斯、施赖奥克、罗森、Edwin Clarke、Annales、福柯、波特等曾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做过较早的探讨。[3](p36-39)随着诸多医学社会史中译本的出版，⑧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传入中国。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还通过台湾学者的“中转”传入中国。⑨此外，近年来中西学者的交流与互访，也加速了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交流。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历史叙事揭示医学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医学的进展只是其叙事的工具，真正要表达的却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之相对照，中国传统医学史却与西方20世纪以前的医学史一样，以记述性医学史为主，且多围绕医学人物、医药典籍、医学事件展开，没有深入地探究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医学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一般历史学一样，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也应当摆脱西方术语（概念）及研究范式的束缚，中国是一个传统史学和传统医学都很发达的国度，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解释自然应当有自己的方法和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在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本土化，张广智曾指出“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史学理论，中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16](p62)。他的这段话表明，对待外域史学理论首先要辨别真伪并有选择性的吸收，其次要求在吸收外域史学理论时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即不仅应结合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而且要结合当前的史学实践。这不仅是针对西史学理论研究者而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为运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者而提出的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中国传统医学自身的特点是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时务必“中国化”的原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国度，传统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化而日臻完善，而西方古代文明却因战乱几经中断，其传统文明虽然于现代文明中有所体现但已不是其主体了。这就决定了站在今天的地平线上看历史，东西方有不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方式。西方常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历史遗物的分析来证实历史，中国却是透过现实来反观历史、通过文献来解读历史。即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西方史学界运用较多，而中国仍以考据、解读文献为主。也说是说，中国史学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弃置中国传统史学于不顾。就医学而言，虽然东西方医学的产生都源于共同的目的也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其发展却经历着不同的轨迹。“在亚洲医学基本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今天的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17](p3)。当中国传统医学还保持着归纳综合的宏观传统时，西医学在分析还原论指引下已不断走向微观；当中国传统医学关注的还是病人时，西方医学已把重心转移到疾病；当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整体的人时，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细胞、分子层面；当中国传统医学仍奉古代文献为经典时，西方医学却抛弃传统典籍。虽然今天的人类医学已相互渗透导致东西方医学的界限已不那么明显，但历史视野下的东西方医学之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国医药典籍浩如烟海，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即使西方学者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也会因为文字障碍而不能得其要领。因此，以考据、文献解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角色是无法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所取代的。这就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在广泛吸纳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中国医学、中国史学的特点，要尽可能地使二者结合从而实现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

其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化。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新社会史的典型特征，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要求。医学社会史是新社会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因此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其本质要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以及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都与广泛吸纳西方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联。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的兴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百年变革与发展的主旋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只能是对原有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补充，绝对不能完全取代历史学固有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与众不同之处。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中论述十分详细，本文不再赘述。实践证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然而，社会史要保持其应有的特色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还必须守住其“史学的边界”。[18]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一方面不要抛弃史学的传统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必须使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史学服务，即“史学化”。

医学社会史作为专门的社会史，其兴起与一般社会史一样，也得益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当然其发展也应与一般社会史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即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史学化”。此外，又由于医学社会史是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所以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也是其本质特性。要弄清历史上人们的医药活动，除了借助上述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对历史上某次瘟疫的研究为例，要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追究就需要考察当时的制度、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要对瘟疫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政府措施、民众的心态、医药防治手段等；要对瘟疫的影响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死亡人数、医药手段的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等。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上述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规律，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等。这一共同的“史学目的”也就决定了医学社会史研究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也必须“史学化”。

五、医学社会史的价值判断

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医学社会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为历史学科，医学社会史是一个崭新的成员，它有别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更接近历史的本真。无论什么历史，其研究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即使是医学史，也大多为医学技术的历史或者医学家的传记，很少有关于大众康乐或病痛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的一大遗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史才以其“关注民众”、“关注社会生活”的姿态、以“旧史学的叛逆者”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随着社会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直接关乎人们生老病死的医药社会活动以及医学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医学社会史也就悄然兴起。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丰富了社会史的内涵，而且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

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医学的对象是“人”，传统医学一直没有脱离这一根本的追求，然而技术化与商业化的现代医学却丧失了这一传统，不再把病人当人，而是当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或者被看成是消费的主体，是尽可能赚钱的机会。这就使本来富有温情的医学失去了生命感，变得冰冷而面目可憎。改变这种日益偏狭的医学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就批评了近代以来的只强调技术而忽视病人的生物医学模式，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型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生活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19]（p10）。这一医学模式要求把病人看着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完整的人，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也应当充分考虑生理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社会环境、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变动、社会评价等因素对医学的影响以及医学对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的观念的影响等都应当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范畴。与之相关的学科，诸如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史等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医学的学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医学社会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医学社会史是以历史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干预的一切活动，从而揭示医学发展的规律，为健全现代医学模式提供历史的经验，最终为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增进体质、保卫健康、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服务。这正是医学社会史的社会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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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见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67－74页。该文提到了国内外学者包括霍布斯鲍姆、韦耶列娃、阿萨.勃里格斯、龚书铎、乔志强、冯尔康、常建华、张静如、刘志强、黄宽重、柳立言、哈罗德.珀金、罗炳绵、杜正胜、孟彦弘等学者关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的各种观点。

⑧ 例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由布老虎丛书编辑部策划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其中与医学社会史有关的著作有《身体与社会》（布莱思.特纳著）、《身体与社会理论》（席林著）、《身体史话》（米歇尔.费尔编著）、《身体思想》（安德鲁-斯特拉桑著）；青岛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由王一方策划的 “柳叶刀译丛”，其中与医学社会史有关的著作有《从体液到医学科学——美国医学演进历史》（杜菲）、《病患的意义：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S.K.图姆斯）；此外，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波特）、陈仲丹等译《疾病改变历史》（费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等著）、（台）杨智明等译《健康的骗局》（瑞玛.爱波）、庄安祺译《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Tom Lutz）、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米歇尔.福柯）、罗卫芳等译《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道格拉斯.斯塔尔)等都是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7

关键词：偏头痛 蒙医药治疗 研究进展

偏头痛是一种临床常见的慢性、复发性脑功能异常的原发性头痛疾患，偏头痛发作时常伴恶心、呕吐、畏光、怕声、不愿活动等症状。偏头痛是重要的致残性疾病之一，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致残疾病的第19位。由于偏头痛发病率高，累及人群广泛，影响因素复杂，持续时间长，且反复发作，各种疗法难以彻底治愈，给患者及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和较重的医药负担，同时引发不同程度的心理、社会及经济问题。因此造成的间接损失非常巨大。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大量患者未能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总之，偏头痛给病人、家庭以及社会造成多方面的、非常大的负担，研究偏头痛的治疗至关重要。本文就蒙医药治疗偏头痛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如下。

一、蒙医对偏头痛的认识

偏头痛属于“头痛病”的范畴。蒙医文献有关“头痛病”的记载始见于公元8世纪，宇妥?宁玛元丹贡布所著《四部医典》。文中未明确提出“头痛病”但在“头部疾病”中分为赫依性、希拉性、巴达干性、齐素性、赫依希拉性、赫依巴达干性、巴达干希拉性、头虫病等8种类型，并详细描述各类型的症状。各类型的共性均有不同性质的头痛症状。治疗方法有内服药、外用药（滴鼻，局部涂抹）等记载。在《蒙医内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头痛病”，并对“头痛病”按蒙医辨证分为：赫依性、希拉性、巴达干性、齐素性、赫依希拉性、赫依巴达干性、巴达干希拉性、聚合性等8种证型。“赫依性头痛表现为眼眶、颞不刺痛，或在前额与眉间爆裂般胀痛，并有阵阵加剧之势，伴头晕、耳鸣，不能安眠，脉象芤，尿清澈多沫；希拉性头痛表现为头痛，口苦，恶心，向阳就火者加剧，脉象细而数，尿色黄；巴达干性头痛表现为头自觉重坠而发凉，或重物压顶感，或胀痛，不思饮食，消化不良，脉象沉而弱，尿白色等；齐素性头痛表现为头跳痛而烘热感，小尖脉怒张，伴见目赤颧红，鼻衄、脉象粗而满，尿赤黄等；赫依希拉性头痛表现为前额眼颞部疼痛，每于午前病势加重，脉象芤而数，尿黄等；赫依巴达干性头痛表现为头痛头晕，脉象芤而慢；巴达干希拉性头痛表现为重坠感，恶心，时而呕吐，食欲减退，向阳就火或饮酒时病势加重，脉象觉而紧；聚合性头痛表现为头骨及眼眶灼痛，头顶重坠，不时无故发作，脉像粗而滑”等。在病因病机方面：“三根失调，齐素、希拉乌苏受损是本病的主因，其中齐素、希拉增多为占多数”；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归纳为：多有气血相搏，巴达干、希接激增而上亢，或阻塞经脉，浊邪上踞所致。感受寒热湿邪，过用烟酒，经常失眠，身体衰弱，外伤，食物不消化而胃肠受损，外感粘毒以及眼、耳、鼻病余邪上逆，均为引发头痛的因素。李英格认偏头痛属于蒙医齐素希拉性头痛或“亚玛”头虫病范畴，多因疲劳、用脑过度、情绪激动、多食辛辣食物引起希拉与齐素上攻至头部，引起血势而发生偏头痛。刘萨仁认为偏头痛属于“亚玛”头虫病病范畴，病因系三根失调、正精耗损而身体衰弱时“亚玛”虫侵入人体内，借气血运行至脑部引起发病。治疗以调理三根、杀粘虫、解毒、止痛为原则《现代蒙医学》认为偏头痛属于蒙医学“亚玛病”范畴。本病的发作与齐素、希拉二者搏于头颅致使头颅部位气血运行受阻，不能正常运行导致此病。治疗多从通络、活血、清希拉着手，临床疗效确切。从各家学派的理论阐述和临证经验看，说法不完全一致。

二、 蒙医对偏头痛的临床研究

蒙医在偏头痛的治疗中遵循辩证论治的原则。根据临床症状“头痛病”辨证分为：赫依性、希拉性、巴达干性、齐素性、赫依希拉性、赫依巴达干性、巴达干希拉性、聚合性等8型施治。赫依性头痛：治疗以抑赫依、通络、止痛为原则。用阿魏-8味方，沉香-8或沉香-35味散，查干汤等。希拉性头痛：治疗以清希拉热，止头痛为原则。用胡日查-6味丸，三子汤等。巴达干性头痛：治疗以祛巴达干、止头痛为原则。用查干汤，五味石榴方，六味寒水石散等。齐素性头痛：治疗以清血热，止头痛为原则。用药同希拉性头痛。赫依希拉性头痛：治疗以祛赫依希拉邪，止头痛为原则。用秘诀红花十三味丸，土木香十味汤等。赫依巴达干性头痛：治疗以调理赫依与血，止头痛为原则。用阿魏-5味方，沉香-8味散等。巴达干希拉性头痛：治疗以祛巴达干希拉之邪，止头痛为原则。用七珍汤等。聚合性头痛：治疗以散聚止痛为原则。用秘诀红花十三味丸，加味红花十三味丸，二十五味大汤等治疗。

三、蒙医对偏头痛的实验研究

1、止痛作用

玛努―10汤是蒙医用来治疗“赫依”、“希拉”血热引起的各种头痛反应的潜伏期。四味草果汤临床常用于司命赫依，上行赫依引起的脑刺痛。王欢等给小鼠灌胃2.14g/kg、6.4g/kg浓度的四味草果汤清，分别给予小剂量和大剂量组，并阳性、空白对照的方法，测定出现疼痛反应的潜伏期，结果明显延长热刺激引进疼痛反应的潜伏期。

2、安神作用

王欢等给小鼠灌胃2.14g/kg、6.42g/kg浓度的治疗赫依性头痛的蒙成药四味草果汤清，分别给予小剂量和大剂量组，并阳性、空白对照的方法，测定睡眠时间。结果四味草果汤明显延长睡眠时间，而且大剂量组优于小剂量组（睡眠时间长）。

四、讨论

病理学的研究范畴篇8

神经根型颈椎病属于中医“痹症”范畴，为临床多发病，主因颈椎损伤、退变，造成神经根出口狭窄，从而压迫颈脊神经根，引起颈、肩、臂一侧或双侧酸、麻、疼、胀等一系列临床表现，从事体力劳动者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高发人群。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该病得到了很大重视。同时也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1～3］。笔者经过临床研究采用火针、正骨疗法加甘露醇静点治疗本病，经过临床实践，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从三河市医院针灸科就诊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中随机抽取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有神经根受压的临床症状，劳动后加重。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21～65岁，平均45岁；病程1个月～3年。

1.2 诊断标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的“痹症”篇作为诊断标准：（1）病史：多见于中老年人，青壮年人若有损伤史、劳损史、颈部畸形或其他诱因等；（2）多数为缓慢发病。若有颈部创伤史或劳损史，也可急性发作，病程较长，时轻时重，可反复发作；（3）具有较典型的神经根性症状（疼痛、麻木），其范围与颈神经支配的区域相一致，臂丛神经牵拉试验阳性。压顶试验阳性；（4）颈椎X线示：颈椎曲度改变、不稳或骨赘形成，钩椎关节骨质增生，椎管矢状径狭窄。

2 治疗方法

（1）针刺处方：主穴取颈椎夹脊穴；配穴取患侧肩髃、曲池、外关、合谷。

（2）火针操作：以毫针，于酒精灯上烧红针尖部约0.5寸，迅速刺入穴位。进针深度控制在1～1.5寸，不做提插捻转。留针30min，隔日1次，10次为1个疗程。2个疗程观察疗效。

（3）正骨疗法：采用新医正骨疗法。患者坐于靠背椅上，医者站于患者身后，以右侧为例，术者用左手拇指至于偏歪棘突的右侧，起支点固定作用，右手至于患者脑后，右前臂夹持患者下额，嘱患者低头，右前臂向上牵引，然后向右后旋转，听到弹响后停止，之后反方向平衡，手法结束。

（4）甘露醇静点：用甘露醇250ml静点，每日1次，连用3次。治疗2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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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疗效标准及结果

3.1 疗效标准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制订疗效标准。（1）治愈：疼痛、麻木等症状消失，X线片正常；（2）好转：疼痛、麻木等症状减轻，X线片有改善；（3）未愈：疼痛、麻木等症状无减轻，X线片无改变。

3．2 结果 患者治疗后疗效结果见表1。 表1 患者治疗后疗效

4 体会

祖国医学认为神经根型颈椎病属于“痹症”范畴，《素问·痹论》云“风寒湿三气杂合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 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以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典型症状为上肢放射痛，故神经根型颈椎病应多属“行痹”、“痛痹”范畴，所以应本着祛风寒、通经络、止痹痛为治疗原则。本研究采用的火针疗法具有针刺和热灸的双重作用，治病机制在于在针刺的基础上再加上强热刺激相应穴位，增加人体阳气，激发经气，调节脏腑机能，使经络通，气血行。人身气血喜温而恶寒，寒则凝聚不通，温则流而通之，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火针疗法借火力，祛除风寒，使经络得通，痹痛得除。

现代医学认为神经根型颈椎病主因颈椎损伤、退变，造成神经根出口狭窄，从而压迫颈脊神经根，引起颈、肩、臂一侧或双侧酸、麻、疼、胀等一系列临床表现的疾病。颈脊神经受压迫后，轻度可出现短暂的神经功能丧失，重度则出现神经根充血、水肿和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渗出等变化，甚则出现髓纤维增厚以及髓鞘脱落和变形。故此在用火针治疗的同时采用新医正骨疗法快速准确地恢复错位的关节，从而扩大脊神经出口，消除或减轻神经压迫，恢复颈椎局部组织的解剖结构，使得局部血液循环畅通，为消除神经根充血水肿提供条件；再以静点甘露醇快速消除神经根的充血、水肿，减轻神经根的损伤程度；如此中西结合，内外并施使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在极短的时间内缓解了疼痛，恢复了健康。

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本疗法充分体现了简便易行、安全可靠、疗效显著、易于推广等特点，但是本研究旨在寻找一种新的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疗法，尚处于研究阶段，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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