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12-20 16:57:19

从众心理的原因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1

关键词:从众心理;大学生;体育运动

1.从众行为的定义

从众行为常被大家理解为“人云亦云”“随大流”“大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等行为,准确地说,从众行为指由于群体的引导或施加的压力,个体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态度,而使个人的行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终原因是为了缓解或消除与群体大众间的矛盾和冲突,缓解压力,增强安全感。

从众行为因其具有一定盲从性,故产生的结果也为双重性。一方面其有助于克服固执己见、盲目自信,有助于学习他人经验等;另一方面则会束缚思想、扼杀创造力和抑制个性的发展。我们要趋利避害,努力提高自己明辨是非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2.发挥从众行为对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效应

(1)扩大高校体育组织的规模。心理学家认为,某种意见持有人数量的多少是影响从众心理最重要的因素。事实证明,很少有人能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或行为。在一定程度下,从众率的高低随群体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上涨。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没有完全形成,“随大流”现象更易发生。

(2)合理树立“行为参照”。有时无助的处境、重要的抉择都会使从众心理越发严重。此外,相似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往往比较容易接受在年龄、性别方面与我们相似且有着相似想法和行为的人的影响,利用“相似性”原理,为广大学生树立“行为参照”就显得尤为重要。

某一群体中有着很高威望或者地位的人在不经意间影响着大多数人,所谓“人微言轻,人贵言重”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通过校内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利用从众心理去引导广大师生参与体育运动。

(3)增强高校运动群体成员的凝聚力。团队中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团队凝聚力的强度。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团队成员之间越熟悉,越了解,团队凝聚力就会越强,从众心理倾向也就越强烈。因此,应当发挥一些大学生在集体体育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大学校园体育活动的中流砥柱,促使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不断增多、坚持体育锻炼的人不断增多。

3.减少从众行为对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消极效应

(1)压力是从众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团队内部如果有人背离了其他成员的意图,必定会遭到他人的反对,甚至指责,最终被孤立。在健身意识不强,体育氛围淡漠的大氛围下,如若有人大力宣扬,鼓动大家都去参加体育运动的话,那必然遭到其他成员的反对,适得其反,不能很好地达到最初的目的。因此,要鼓励所有同学进行体育运动,增强对体育的认识,因地制宜开展集体运动项目消除这种压力。

(2)群体自身的一致性,是构成从众人群压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心理学家阿希经过研究分析证明:“无论群体的规模如何,只要群体出现了不一致,从众率明显下降。”大学生群体受教育程度高,学业压力大,而体育观念尚未形成,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参加意识都处于开始阶段,可能一时兴起去参加体育运动,但不可能长久地坚持进行体育运动,“一天打鱼,两天晒网”便成常态。因此,我们要利用从众心理通过不同途径去引导我们身边的人,不断加强体育意识,进而影响其他人,使形式上的“从众”内化为“习惯”行为。

(3)外部环境的改变是影响从众行为的重要因素。从众氛围一旦消失,则会很容易使众多从众人群不知所措,从而改变原有计划。社会上“一窝蜂”现象很多,但是现象过后便又回到从前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大的改变。因此,良好积极体育氛围的形成才是最终目的,这不能仅仅通过几次集体活动就能起到效果,我们要不断进行长效的活动来巩固、带动、保持,促使形成“动力定型”,而不应该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使本来好的体育氛围因得不到巩固而逐渐丧失。

参考文献:

[1]马启伟.体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2

【关键词】自信;从众;心理;行为;倾向性

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个体的从众心理越大那么在行为上与他人行为模式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越高。影响人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包括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自信是一种积极、有效地表达自我价值、自我理解的意识特征和心理状态。自信可能影响人的从众性倾向性。

“考证热”是大学校园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大学生为了增加就业机会,拓展就业面,导致许多大学生大学期间选择考取不同的证书,来增加自身的就业竞争力。目前多数人对大学生考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人的行为是受外部原因比如社会压力、就业压力、学业压力的影响,和内部原因如自信程度、个性特征、自我认知等的影响。揭示大学生“考证热”的内在影响因素,能使大学生更好应对外部影响,理性选择考证更有帮助。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大学生的考证行为具有盲目性和从众性。文章以考证从众倾向性为例,探讨了内在因素自信对行为从众倾向性的影响,为引导学生理性管理自己的考证行为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在韶关学院随机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7份,问卷有效率为96.75%。其中男生占27.3%,女生占72.7%。

(二)问卷

我们使用的自信心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罗森伯格(M.Rosenberg)制订,是世界上最常用自信心的量表。它共有10个测题,用以测量个人对自我感觉的好坏程度。

大学生考从众现状调查问卷共9道题目,6道主要调查大学生对考证的认识和考证的动机。另外4道为考证从众倾向性问卷包含3道题,包括“我尽可能去考不同的证”、“我尽量多的去考证”、“同学考了的证,我一般都会考,否则会很不舒服”。7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7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则考证从众倾向性越高。

从众行为倾向性的情景测试参照付康等的研究,设计了一个生活场景“穿了一件和人一模一样的衣服”引起大家疏远,要求被试在回答此时的心理感受和行为预测,7点评分,1为一点也不难受或者以后会继续这样穿,7为非常难受或者为以后坚决不会这样穿。若此时心理感受为“非常难受”时主要表现为心理“求同”,若以后再也不会这样穿着时,主要表现为行为“求同”;若此时心理感受为“一点也不难受”时主要表现为心理“不求同”心理,若以后会继续这样穿时,则表现为行为“不求同”。“求同”得分越高从众倾向性越大,“不求同”得分越高从众可能性越大。

二、结果

(一)大学生对考证的认知

在调查的大学生中,90%以上的学生表示自己正在或者正准备考证,其中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教师资格证、驾驶证等考试。对大学生对考证的作用(如证明个人能力、就业帮助、未来发展的帮助)认识和考证动机进行调查。在证书是否反应个人能力方面,认为证书能较好反应个人能力占40.10%,认为证书不一定能反应个人能力占44.67%,认为证书不太能反应个人能力占7.61%。证书对就业的帮助问题上,认为证书对就业帮助很大的占44.16%,对就业帮助一般占38.07%,对就业没有帮助占8.12%。从长远的规划来看,认为证书对未来发展帮助很大的只有3.05%,对未来帮助不是很大占49.24%,对未来帮助较大的占46.19%。以上结果显示,不到50%的人认为考证能反映个人能力;但对就业帮助比较大,认为对就业有帮助或者帮助较大超过80%;但对证书为未来发展上超过50%的人认为对未来发展没有太大帮助。说明,目前大学生对考证作用大多数是为就业提供帮助,是种近景性规划而不是远景性规划

在考证动机有62.72%的大学生认为由于自己的兴趣或者职业生涯规划,有11.84%的同学认为是家长要求,另有8.77%的人认为是受同学的影响,因为学校要求考证的为5.26%。因此,从整体情况看来,大学生在考证方面多数以个人兴趣为主,“人考我考”盲目跟风的情况并不多。

(二)大学生考证从众倾向性、从众倾向性特征与自信评分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的心理求同总分为15.22±3.3,行为求同总分为12±4.01。结果说明,大学生的心理求同的从众倾向性特征高于行为从众倾向性。

在考证从众倾向性分析,对大学生考证意愿越大、心理受同学影响越大、考证行动越高,考证从众性越高。每项7点评分,行为倾向性满分21分,大学生得分11.22±3.21。

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从众倾向性特征的心理求同倾向性与考证从众倾向性与其成正相关,但行为求同倾向性与考证从众倾向性没有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大学生的考证从众倾向性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分离,即虽然心理具有从众性,但行为表现不从众。

自信评分与从众倾向性的相关分析,显示自信与心理求同倾向性成显著相关,但与行为求同倾向性没有显著相关与考证从众倾向性成负相关,但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自信程度越高,考证从众倾向性越小。

表1 大学生自信、从众倾向性特征和考证倾向性的相关分析

心理求同倾向性 行为求同倾向性 考证从众倾向性

行为求同倾向性 0.101

考证从众倾向性 0.482** 0.130

自信 0 .371** 0.104 -0.152

注:* p < 0.05,** p < 0.01

三、讨论

文章调查了大学生对考证的认识,并分析了从众倾向性对大学生考证从众倾向性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多数大学生都表示参加考证,对考证现象的认识也比较理性,但大多数人考证是一个近景规划,认为考证的作用在于帮助就业,而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帮助不大,证书也并不能很好一个人的能力。

文章从从心理和行为两个维度上分析大学生从众倾向性,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求同倾向性高于行为求同倾向性,说明大学生的心理从众倾向性高于行为从众倾向性,也就是说在与他人行为保持一致性方面,心理内隐的倾向性比外显行为的倾向性更高。其原因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的比较理论进行解释。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大多数人会通过参照他人的行为获得行为引导。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偏离的恐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众心理也是普遍心理现象。

大学生面对考证问题上,存在心理和行为的分离倾向。即虽然存在考证心理求同意向,但考证行为付出上并不一定与他人保持一致。其原因可能与自信有关。自信评分与心理从众成显著正相关,与考证从众倾向成负相关趋势。也就是自信心越高,其内心也具有较高的求同心理,但也坚持自己的行为模式。在行为上受他人的影响较小。

文章证明了自信与从众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自信能力越高的大学生,也存求较大的求同,但考证从众倾向性的得分上较低。因此,通过培养大学生的自信力,提高自我觉知、判断和认识,可能有效引导大学生的考证自我管理,避免盲目从众。

参考文献

[1] 郑剑虹.自强的心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证[D].西南师范大学,2004.

[2] 付康.大学生群体“考证热”现象研究――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2011.

[3] 梁瑛楠.大学生从众心理及原因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 2010(2).

基金项目:广东省大学生创新项目:韶关学院大学生考证从众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57613-034)。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3

【关键词】 从众心理;大学生;创新思维;影响;对策

一、什么是从众心理

从众,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趋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1]从众心理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施提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从众心理通常是由于个人受到集体的隐形或者显形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目标,最终选择了和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和行为。[2]

在大学生群体中,从众心理表现得很普遍,并且已经给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从众心理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

大学生群体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生活学习环境相对封闭,生活圈小,接触的人较少,易受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从众的行为。

在校园中的从众行为首先表现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考研从众、择业从众、选课从众、恋爱从众、消费从众、逃课从众,有的男生甚至为了和同宿舍的打成一片学打游戏,出现“打游戏从众”现象。从众的行为使他们失去了理性的思考,一味地跟风。大学校园的这种普遍从众现象,反映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淡薄,没有主见,缺乏独立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久而久之,大学生的独创性和个性思维就会受到影响,阻碍了大学生个性的发展,从而抑制了创新思维的形成。长久下去不利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而阻碍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然而创新思维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需要在长期的训练和潜移默化中形成。

校园里的从众行为除了有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例如自习从众,可以从同学中学到积极的一面,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相互学习的作用,并对自己的学习产生正确的引导。另外,大学生社团在校园的积极从众作用也不容忽视,社团组织人员应善于利用从众的积极作用使整个社团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加具有影响力。

学校应善于利用从众行为的积极作用对学生进行引导,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对从众行为的消极作用要分析其原因,根据原因制定相关的方法策略,但是要克服从众的心理不仅学生本身要努力解决,学校和老师也要积极面对,为学校和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做出贡献。

三、造成大学生从众心理的主要原因

从众并不是盲目从众,从众者要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从众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自身和外界两方面。

1、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首先表现在缺乏自信心。自信心是一种反映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某项活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性。它是一种积极、有效地表达自我价值、自我尊重、自我理解的意识特征和心理状态。自信心的个体差异对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自信心强的人在做出选择时能够坚定自己的抉择,做事比较果断。反之,自信心较弱的人,遇事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不确定自己的抉择,易受其他人的影响,这样往往会出现从众行为。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时,首先会怀疑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不去质疑别人的观点,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表现,缺失自信的人会表现得更明显,而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随从大家的意见。

自身因素其次表现在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其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独立思考可以免受他人思维上的打扰,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创新思维反映在大学生的身上主要是自己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大学生年龄和心智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自身缺乏独立思考的意识和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故容易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如此下去,不但不利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外部因素

首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中庸之道”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其理解为保守、中立、不冒尖。大学生从小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认为凡事要随从多数人的意见才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更愿意保持和大多数同学一致的想法或行为。

其次,人的“社会性”属性。人是群居动物,个体往往依赖群体而存在,在做出决定或选择时,往往会受到群体的压力,为了避免被孤立,从而会采取从众的行为,这其实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最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莫测。当今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形势变化比较快,如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大学生缺乏对当前社会形势的正确把握,不能做出有价值的判断。

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处于青春期,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提出新观点时容易人云亦云。此外,大学生在学校会比较在乎周围老师同学对自己的看法,即使自己有新颖的想法,也不说出来,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同学笑话,为了保持和周围同学一致,最终选择和大多数人一致的观点。并且大学生的社交范围小,周围除了同学就是老师,相对外界来说比较封闭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从众行为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需要大学生自身有意识的克服从众心理,培养创新思维。

四、如何克服从众心理,培养创新思维

1、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要培养创新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更不要提创新。然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自己要有意识地去独立思考,从小事做起,比如,每次的作业要独立完成,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遇到难题时不要急于征求别人的意见,应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

2、学会理智、自信地面对问题

面对各种问题或困难时要求大学生要理智、自信地去面对,不要被面前的问题和困难所吓倒,冷静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所在、不盲目地做决定。这样可以增加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避免被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所干扰,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逐步培养创新能力。

3、教师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学生进行创新

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首先教师自身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影响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在教学活动中要注意采用启发式教学而不是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教学,启发式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思考问题,避免从众行为的发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课堂活动中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在全班形成一种无所顾忌,自由发言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

4、发挥学生社团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社团在激发大学生创新潜力、提高大学生创新实践和动手能力,形成创新氛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团中吸纳了不同专业领域的大学生,不同专业知识相互交叉、融合,碰撞出新颖的思想火花。

大学生社团可以通过举办各类讲座竞赛、辩论赛以及其它培养创新思维的活动,积极带动大学生参与,在校园形成有创新意识的氛围,逐步培养大学生自身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五、结束语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喜欢“扎堆”,喜欢“跟风”,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较循规蹈矩,缺乏独创性的精神。我国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尤其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改变大学生的墨守成规和从众的心理,发掘潜在的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鼓励大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克服从众心理,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针对大学生的特点,采取措施克服从众的心理,同时也要发挥从众的积极作用,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努力使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

【注 释】

[1]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2.243-245.

[2] 殷明,朱昌平.从众心理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26.

【参考文献】

[1] 宋官东.遵从行为的调查研究[J].心理科学,2004(3)657-661.

[2] 张义生.论创新思维的本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4.

[3] 马凤芹.大学生创新思维发展的心理障碍及引导[J].高校育人,2007.

[4] 姚建银.对从众心理影响下大学生行为的探讨[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5] 李新,张捷.浅析青年学生成才的从众心理与创新精神[J].吉林工学院学报,2001.22.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4

1.1 规模越来越大 比如,2003年8月北美九千三百平方英里地区,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纽约及加拿大部份地区失去电力,估计有五千万人受到影响,初步估计这场大停电造成的损失高达三百亿美元。2012年7月30日,印度北部电网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次日,印度北部地区尚未完全从电力故障中恢复过来,东部和东北部电网又陷入瘫痪状态,全国近一半地区的供电出现中断,逾6.7亿人口受到影响。此次停电范围之广、影响人数之多在世界上前所未有。

1.2 越来越高科技化 造成突发性大面积停电或其它重大电力事故的原因的确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设备事故、人为操作失误往往是比较常见的原因。但有好些迄今也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近来比较严重的一种说法是黑客攻击将成为今后电力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2003年的纽约大停电就有人认为是黑客攻击造成的。未来战争中的电磁干扰也是很可怕的事故原因假设。显然,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力突发事件也越来越表现出高科技化。

2 电力突发事件中民众心理的成因

重大突发电力事件发生后,一般容易造成民众心理负性因素的增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1 正常生活受到突然影响 如果我们将社会的正常秩序看作是均衡状态的话,那么重大电力突发事件则使社会偏离正常发展轨道而出现了失衡。由于事件的发生,会使人们生活处于不稳定状态,昔日和谐安宁的社会生活环境遭到了破坏,必然对人们平静的心理产生影响。现代人们越是城市化、越是电气化、越是信息化,对电力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到了几乎无法离开的地步,习惯了夜间拥有光明,有电视、有网络、有空调、有冰箱、有洗衣机…的生活,突然被打断后,人们自然会产生诸多心理反应。

2.2 民众对垄断行业的负面心理 民众认为垄断行业垄断意识浓厚,在经营上普遍存在收费高、服务差、重收钱、轻服务等现象,其他行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却不敢轻易得罪,敢怒不敢言;认为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福利以及行业的利润控制,缺乏有力的监管,从而产生负性心理评价。

目前,经过较长时间的市场化运作,电力企业的上述现象有了重大改观,但民众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惯性看法依然还难以消除,所以,一旦出现重大突发性事件,那种负面的看法和情绪还会得到强化,产生较强的负面心理。

2.3 恢复效率对民众心理的影响 突发性电力事故发生后,关键在于恢复,恢复效率快慢直接影响民众的心理。在快节奏的今天,人们对任何事情都追求一个“快”字,对电力事故的处理和恢复仍然是这个要求。由于人们对电的需求达到了“零容忍”的地步,如果事故发生后,电力员工不作为或效率低下,都会让民众产生愤怒和抱怨的心理,直到产生无助心理,继而发生迁延性心理。相反,如果突发重大电力事故以后,能及时得到解决和恢复,人们的情绪和不满就会得到较快的平复,不致产生严重的心理反应。所以,可以看出,电力事故的及时排除和恢复对民众心里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4 事件透明度对民众心理的影响 如果对一些突发性电力事件遮遮掩掩的,只能让老百姓越来越猜测,让谣言越来越传播,实行一个有效的信息公开化,确保信息的真实、时效和清晰,才能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堵住谣言的产生,打消人们的恐慌心理。

3 减少电力突发事件民众负性心理的对策

3.1 尽快搞清事件发生原因 电力突发事件发生后要第一时间搞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影响范围、严重程度、原因等,为科学合理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提供真实依据。在搞清缘由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的应急处置方案,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尽快隔离故障,恢复用户用电。才可有效消解民众产生不良心理的直接导火索。

3.2 及时报告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 及时将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影响范围、严重程度、已采取的措施等信息向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告,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及时续报动态信息,尽力争取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毕竟是保障一方平安的主体,往往行使诸多权力和服务地方百姓,在百姓心里,政府的声音最具权威性,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也能及时有效地缓解民众心理的不良情绪。

3.3 及时召开新闻会 事件发生后要及时召开新闻会,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权威渠道向民众告知权威声音,让民众及时了解与事件相关的各类信息,因势利导、讲明事实,树立人民电力为人民的良好形象,有效缓解民众的不良情绪,尽最大可能减小和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5

观众对“山寨剧”的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需求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总结为以下几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相爱,尊重与地位,自我实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观众选择“山寨剧”,是为了获得以下三个层面上的满足。

生理满足。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人们首先想要得到的最低层次的满足是生理需求的满足,如食欲等,其次才是比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人们喜欢《少年包青天》,就是为了从其中曲折、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中获得感觉器官的紧张和无与伦比的兴奋。看《丑女无敌》或者《家有儿女》这样的喜剧片,是为了从戏中调侃幽默的语言、极度夸张的演绎手法中,得到全身心的放松。

心理满足。首先是“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电视剧是给观众带来“娱乐”的一种快捷方式。恶搞可以说是“山寨剧”的标志性特征。①“恶搞”和“山寨”其实很符合人们的娱乐渴求心理,因为人们愿意对过去的作品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地挪用,寻求一种没有深度的表现方式,在看的过程之中淋漓尽致地过把瘾,看完之后又没有太多意味深长的总结回顾。比如《丑女无敌》,人们就是愿意欣赏“林无敌”呆板、丑陋的外表以及爆笑全场、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其次是“多、快”心理的满足。山寨文化又被称为快餐式文化。“山寨剧”因为是模仿别人的东西,所以,其制作、拍摄、上映都特别快。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讲求速度的社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这么多剧集的电视剧,让观众得到一种持续的心理享受。第三是“追求个性心理”的满足。山寨文化相对于精英文化来说,被称为草根文化,曾被一些清高的人称为是一种低级的“模仿”。其实,在草根一族看来,这种文化形式并不是一种低级的表现,也不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它就是自我娱乐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而已。草根在观看“山寨剧”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然后又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与评论。

精神上的共鸣。观众在接受故事内容时,不仅想要获得表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满足,还需要伴随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化,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绪激发出来。当故事内容与观众的心灵构造相对应时,灵魂深处就会生发出一种激动而美好的情绪,从而感受深刻的人生意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②就像《一不小心爱上你》中“蓝晴晴”的原型,就是一种千百年来被人们所传颂的勤劳、善良、温柔、孝顺的奋斗者形象。无论是原版的“崔恩熙”,还是新版的“蓝晴晴”,都是非常容易被观众接受的“原型”。

观众对“山寨剧”使用与满足的影响因素

观众对“山寨剧”的使用与满足有赖于观众的自我期待,这种期待是由观众长期的生活实践决定的。观众的心理根源主要由三方面构成: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媒介影响。

社会心理影响下的观众对“山寨剧”的使用与满足。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思潮、审美和热点,观众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在选择、评判故事内容时会带上时代的色彩。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在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观众的视野再度发生位移。他们既拒绝接受意识形态的灌输,也拒绝接受所谓精英艺术家对其进行艺术、思想上的熏染,转而渴望一种表层化的生理、心理和愉悦。因此,一系列的故事以其离奇的故事内容、夸张的情节拨动了观众的心弦。无论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丑女无敌》还是《一不小心爱上你》,它们都没有很深的文化意识的传播,只是在表面用夸张的表演、优美的现代高科技制造的画面打动观众。人们不追求高内涵的文化产品,转而追求在简单的欣赏中获得。

个人心理影响下的观众对“山寨剧”的使用与满足。首先是自我减压的一种方式。现代社会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使人们想要通过媒体来寻找身心放松的方式,娱乐是电视传播的效果之一。当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种种苦恼或者不幸,便会通过观看以轻快为基调的“山寨剧”来暂时忘掉现实世界的烦恼,在观看荧屏上亦真亦幻的故事时忘掉自己,使自己在情感的宣泄中获得愉快,在故事内容中寻求精神享受,领悟生活。因此“山寨剧”成为观众喜爱的一种自我减压的方式。其次是从众心理的驱使。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心理,那就是“从众”。越是争议大,就越要看个究竟,越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候的表现为一边观看着一边对其大加批评,为了更好的批评就要继续观看下去。因为大家都在看,都在评论,因此这些议论成了人们饭后交谈、聊天的主要话题,那么自然会有更多的人为了融入这种交流之中而去了解这部片子,不然会被扣上你已经“out”的帽子。

媒介影响下的观众对“山寨剧”的使用与满足。在“使用与满足”的模式下,观众似乎是完全积极的,完全拥有自。而事实上,在传播活动中,媒介的地位仍然有一定的作用,对观众的影响不可低估。一方面,观众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爱的媒介,获得各种情感的满足;另一方面,媒介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观众,刺激着观众的需求,表现在“山寨剧”的传播过程中,便是网络媒介给观众提供一个可以发表自我言论的沟通交流的平台。观众在网络平台上可以进行相互的沟通,网络增强了观众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观众再也不用被动接受了,而是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自我看法,甚至可以影响“山寨剧”的剧情发展。

总之,“山寨剧”凭借自身的优势,迅速蹿红荧屏。作为“山寨文化”的产物,“山寨剧”的低门槛可以促进整个电视剧行业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中蕴含着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两个层面。一方面,它很好地印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内涵。通过满足观众生理、心理、精神上的各种需求,快速的被观众接受,而观众对山寨剧的接受以及喜爱,也受到各种社会动因的影响,如社会、个人、媒介因素等。另一方面,在山寨剧文化现象盛行中也映衬出我国电视剧生产中文化原创力匮乏等问题。在电视剧生产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模仿”别人的东西。只要我们认真地结合自身的特点,对原剧进行合理的本土化变身,相信有关“山寨剧”的各种争议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栏目责编:曾鸣

注释:

①吴亦明:《山寨是一种“快餐”文化》,央视网,省略,2008/09/10。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6

关键词:从众心理;旅行;不文明行为

随着生产水平快速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变高,更多的人选择外出旅行作为放松娱乐的方式。据国家旅游局公布2013年全年旅游总收入可达2.9万亿元人民币,国内旅游人数达32.5亿人次。旅游人数的不断上涨,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各种不文明现象。游客不文明旅游行为是指游客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所有可能有损景区(点)环境和景观质量的行为①。不文明行为不符合旅游活动效率最大化和旅游者身心愉悦的相关行为,主要表现为:垃圾随处丢弃、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等。旅游者所表现出来的不文明行为影响了旅游质量,也降低公民的内在修养。

对于从众心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谢里夫(Sherif)进行的“游动效应”实验和阿希(Asch)关于从众行为的经典研究,研究发现仅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由此可知从众心理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旅行中个体也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从众心理是指“在客观或心理上的模糊的情境中,人们自觉不自觉以他人确定行为为准则作为的与他人一致的行为或行为反应倾向”②。产生从众心理的主要原因有:

一、情境模糊性

社会情境是指与个体直接联系着的社会环境,也即与个体心理相关的全部社会事实的一种组织状态。从众心理的产生到行为的实施都依赖于从众者所面对的情境。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所做“游动效应”实验和阿希一系列经典的从众实验中,情境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情境模糊性是促成旅行者从众的重要外部原因。

在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身处陌生环境,对欲知信息了解有限,无法正确判断自己接下来的行为准确性。在情境模糊的状态下,旅游者不确定个人要找的目标是否存在或正确,只有依赖于景区内外提供的指示牌。但是指示牌信息的不完整性,只能增加旅行者对欲知信息的困惑,不能解除疑惑。情境的模糊性让个人把注意力从图文指示转移到其他同类人身上,用他人的行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形成了从众行为。由此可见,由情境模糊引发的从众心理主要原因是:一是外界提供信息的不完整性。二是所处的环境与个人接下来发生的行为息息相关。因此,在情境模糊的情况下,情境的模糊性越强,人们急于消除不确定性,越容易产生从众心理。

二、外界环境的诱导

旅行中,外部环境是驱使旅行者产生不文明现象的诱因。诱因是指能满足个体需要的外部刺激物。根据鲁利亚的机能系统学说,我们知道第三机能系统(也称行为调节系统),是编制行为程序、调节和控制行为的系统,它包括额叶的广大脑区。它的基本作用是产生活动的意图,形成行为程序,实现对复杂行为形式的调节和控制。旅游者身处在不确定的环境时,同时急需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旅行者就会寻找目标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外部环境直接刺激着个体的神经。在目标的引导下,外部环境的刺激让旅行者产生了从众心理,为解决这一“问题”,旅行者就产生了行为,行为的产生会正负效应,影响了效果。

根据笔者在景区内观察发现,外界环境在很多情况下,诱导个人产生从众心理。例如:某女士需要扔掉自己手上的垃圾,在她环顾四周之后并没有发现附近有垃圾桶。此时,附近地面的扔垃圾引起了她的注意,稍作停顿后,就随手将手中垃圾扔掉。在这种外部环境的诱导,刺激了某女士的神经,经过大脑的系统调节后产生行为。因此外部环境的诱导,影响旅行者从众心理的产生。

三、群体压力

个体在旅行中,受群体压力而做出不文明行为的现象屡屡发生,最为典型的行为就是中国式过马路。群体压力就是群体对其个体的一种影响力,当群体个体的思想或行为与群体意见或规范发生冲突时,个体为了保持与群体的关系而需要遵守群体意见或规范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它使个体倾向于做出为群体所接受的或认可的反应。不管群体的行为是优良行为还是不文明行为,都会影响个体行为的发生。

多年来,在旅行中受群体压力影响而使个体产生从众行为主要表现有:随地乱扔垃圾、插队、践踏草地等等。这些行为的产生,受到他人隐形压力的影响。当在排队购票中,当众人不遵守秩序插队购票,就会给遵守秩序的人带来压力,这种压力导致遵守秩序的人做出了不良的反应,最终选择插队购票。

四、个人行为

中国人在日常行为中,一直存在随大流的思想,不愿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根据马库斯(Markus)与Kitayama提出的独立性和依赖型自我建构模式中知晓,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影响了自我认知模式的构建。在各自文化的差异影响下,西方人倾向于在与他人交往中,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讲究个性。而东方人相反,侧重于强调个人与他人的联系,讲究共性。因而,在旅行的过程中,旅行者为了不愿意成“另类”,往往相信大众的选择,同时趋于群际威胁的情况下,旅行者的行为更倾向与从众。

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人类的需求按层次分为五类,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旅行者在旅行的过程中,为满足社交和尊重需要,其行为力求和他人保持一致,往往会改变个人的想法、观点,接受他人的思想。个人的从众心理的产生受到个人的性格、性别、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在这几方面的影响下,个人更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在旅行中,要解决个人不随大流,能独立思考,要做到:第一、完善景区内外的基础设施。景区应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指示牌提供的信息;提高景区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第二、旅行者在旅行之前(特别是非组团人员),个人应加强对景点的了解,遇到困惑询问工作人员。同时提高自身独立思考能力,敢于坚持个人观点。(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注解:

①魏小安,李劲松.对国人旅游行为与文明旅游的深层次思考[N].中国旅游报.2003.10.13.

从众心理的原因篇7

[关键词] 政府信任;公共危机事件;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2-0031-05

一、引言

近年来,造成公众对政府信任危机的负面事件频繁发生。负面事件发生后,有些政府机关采取了良好的应对措施,减弱了负面事件的不良影响,政府公信力逐步得到修复;有些政府机构没有及时反应和采取适当的应对方案,不仅没有修复信任,反而进一步使信任受损。正如Perrone所指出的,信任是管理政府和社会公众关系的“基本原则”。[1]负面事件中,对政府信任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化险为夷,甚至化劣势为优势。而信任受损之后如何修复,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政府机关面临的现实难题。综合审视公共危机事件,对政府信任修复的机理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寻找危机事件中的政府信任修复策略,对于政府有效应对危机、提升政府公信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

1.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指在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中,当面临不确定性时,公众仍然相信政府意图或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靠性,从而对其抱有可信赖型的正面期望状态[2];其包含认知、社会、情景(制度)三个维度。[3]政府信任的认知维度是公众基于对政府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的信念而产生,公众收集政府的相关信息,并通过自身的信念体系,对政府机关的能力和特征使其能够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目标(能力)、政府的行为是否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导向(善心)、政府所采取的行为与公共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保持一致(正直)进行判断,从而确定政府的可信性或行为的可预测性。[4]社会维度是指政府信任是社会性的,其会涉及到政府与公众或其它社会团体在相互依赖的情景中互动,从而产生复杂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长期公平或公正的关系,会促进相互之间信任态度的形成。制度信任与广泛的社会机制、制度有关,信任者所依赖的是被信任者的属性(如会计师的认证)或制度情景[5];其中,回馈机制、保障机制、担保机制、权威信息中介机制的设置会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6]社会公众会用这三个维度来评价政府机关的各方面,如政治机关工作人员的言行、政府内部群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管制度等。通过对政府机关不同层面的行为/特征、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相关的监管/保障制度的评价,社会公众会形成对政府机关整体信任水平。因此,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认知,相互关系和制度评价的综合结果,是基于社会公众综合考虑政府各层面因素而产生。

2.政府信任修复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信任是动态的、脆弱的,经常会被破坏。信任受损后,需要采取措施修复信任。什么是信任修复?现有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Kim等将信任修复定义为在信任受损后能够恢复,并且变得更加积极。[7]Tomlinson等从原谅、和解的维度定义了信任修复,他们认为信任修复就是释放负面的感情,并且放弃报复。[8]Bottom等认为在信任受损后的重新合作和积极影响就是信任修复。[9]综合上述学者的定义,本文提出,信任修复是发生在信任受损之后,之前积极的信任消失或者消极的信任开始出现的情况下,通过单方或者双方的努力,让信任重新回到积极的状态,从而产生合作,放弃惩罚和报复。因此,政府信任修复是指在政府信任受损之后,通过政府单方,或者政府、公众双方的努力,而让公众对政府信任重新回到积极的状态,恢复政府的公信力。当政府信任受损之后,社会公众可能终止与政府积极的互动(如合作、执行政府的政策等),甚至产生消极的互动(如反面预期、游行、示威等),公众不会配合、甚至抵制政府的公共政策,且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到政府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这些负面行为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产生挑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政府信任调整回积极的状态。

3.政府信任修复框架:修复机制

政府信任包含认知、社会、情景(制度)三个维度,理论上对这三个维度修复机理的探讨分别从3个视角展开:个体心理认知视角、社会关系视角、制度情景视角,并相应地形成了关于信任修复过程的三个理论:归因理论、社会平衡理论和制度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分析了政府信任不同维度的修复过程,可以用来指导公众认知修复、公众-政府关系恢复和制度情景的完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政府信任的发展需要经历计算过程、预测过程、能力过程、意图过程、转移过程五个发展阶段。[10]政府信任修复则涵盖了信任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能力过程、意图过程和转移过程。能力过程和意图过程主要修复的是认知信任,转移过程包括由社会规范、关系形成的信任转移和由制度形成的信任转移,前者主要用于修复情感和关系,后者主要用于修复制度信任。因此,信任修复可以划分为认知信任修复、关系和情感信任修复和制度信任修复三个阶段。归因理论、社会平衡理论和制度理论分别适用于政府信任修复的不同阶段。

心理学家Tomlinson、Mayer以及Kim等的研究证明了归因理论尤其适合信任修复理论的研究,包括公众(群体)对政府(组织)的信任修复。[11]归因理论主要用于解决认知问题,可以用于指导信任修复前期政府与公众就负面事件的原因交流。归因理论重点研究的是一方感知对方信任破坏行为的心理认知过程,其认为信任受损产生负面信息,而社会公众利用这些负面信息推断政府的特点和动机,来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提供能抵消或对冲负面推断的信息来修复信任,即政府可以通过归因策略(包括道歉、解释、实质性行动等),管理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归因,影响社会公众对负面事件原因的推断,重建信任。[12]

归因理论有助于理解信任修复的公众认知层面,但它并不能够完全解释受损信任的社会层面。社会平衡理论弥补了归因理论的不足,其主要通过清算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解决公众消极情感和社会关系失衡问题,可以用于指导信任修复的行为反应阶段。该理论以Ren和Gray为代表,其提出信任受损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即信任破坏行为对信任双方的相对地位、关系和规范产生质疑,导致关系产生不平衡。[13]通过恢复双方相对地位、用各种社会要求来重申关系、规范等方式重建平衡,对信任修复是至关重要的。[14]这些社会要求包括道歉、赎罪、自我惩罚和受到处罚等[15],其有助于“清算”双方的社会关系,特别适用于减少消极情感和重塑积极交流,并重建信任期望。

归因和社会平衡理论重点关注于认知和社会层面,没有涉及到信任受损后组织结构、系统和制度的调整。制度理论则认为必须改变受损信任所处的情景因素,并通过设立结构、系统和激励机制来避免信任破坏行为的再次发生。在信任受损之后,如果在制度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社会公众可能会对政府未来的行为产生积极的期望。许多学者都提出通过制度调整修复信任的观点,Sitkin和Roth将这种方法称为“墨守成规的解决方法”——通过设置各种监督、控制制度(如警察、程序、合同、监测)来提高政府机关/政府工作人员未来行为的可信程度,进而重塑信任。[16]Gillespie和Dietz提出的“不信任监管机制”[17]、Nakayachi和Watabe提出的“人质担保”概念,都是通过制度设计,让未来的信任破坏行为变得更加困难和高代价。[18]制度理论更加适用于重塑积极的交流,而不是修复认知和减少消极情感。制度理论适合于解决交流行为的问题,用于指导政府信任修复的后期制度反应阶段。

此外,考虑到危机事件爆发后,政府在采取具体修复措施之前,要对危机事件做出及时地反映,从而帮助后续三个阶段的信任修复,我们称之为即兴反应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了信任修复的四阶段反应模型(见图1),危机事件后,政府主要通过这4个阶段来修复信任。

图1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信任修复的四阶段模型 三、即兴反应阶段:即兴修复策略

危机管理理论指出,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对政府而言,一个关键的和紧急的步骤是首先和公众就负面事件进行交流。在即兴反应阶段,政府就公共危机事件及时、准确、透明地交流,承认负面事件的发生,表达真诚的悔意,会促进后期政府信任的修复。

首先,政府要承认事件的发生。很多情况下,政府机关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公共负面事件的发生。但现有研究表明,对于大型的组织机构而言,尤其对政府机关,“否认已经发生的错误”或者“寻找借口”并不能够有效地帮助修复信任。尤其是在面对充分证据证明政府有责任的情形下,政府发言人出于工作职责要求而“编造谎言”、表现出比较“奸诈、圆滑的行为”都不能有效修复信任;相反,还会进一步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负面事件发生后,政府第一反应要承认负面事件已经发生。

其次,政府机关或其发言人对结果要表现出真诚的悔意。政府机关口头的及时回复有助于获得公众的宽恕和信任修复。此外,全面调查负面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且找到措施来阻止负面事件进一步的恶化,这些即兴反应发出了政府对公众关心的信号(善行),承诺有能力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可以有效地消除公众的疑虑。负面事件后,政府采取“沉默寡言”策略,不与公众就负面事件有任何交流、也不表达对公众的关心,不利于信任修复。

修复策略1:进行及时的交流:承认负面事件的发生,表达真诚的悔意,并且公布一个全面的调查计划和致力于阻止事件的进一步恶化。

四、口头反应阶段:基于归因理论的认知修复

归因(Attribution)是指在不确定状况下,由事后结果推论至事前原因的过程,且需依赖外界事物的线索来进行因果推论。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归因会影响其后续对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负面事件发生后,公众对负面事件原因可控性、稳定性、责任归属的感知能够影响信任受损的程度。因此,政府在采取即兴反应之后,要对负面事件的原因进行调查,就事件原因给公众一个交待。

1.负面事件原因诊断策略

对信任修复而言,原因诊断的有效性受三个因素影响:诊断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及时性。

对危机事件诊断的准确性和透明度会积极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当两者都很低时,会加剧公众会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一旦政府对事件原因的诊断过程展示出含糊不清的行为、并且隐瞒了一些信息或事实时,会使公众对政府产生怀疑、更加的不信任,弱化后续修复行为的效果。因此,在政府信任修复过程中,首要的准则是准确性和透明度。政府应及时的交流,保证准确、透明的诊断过程,及信息和诊断结果的公开。

然而,诊断过程是被政府控制的。政府可能会试图掩盖有损政府机关或地方利益的行为(食品危机爆发后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政府明显带有“掩盖”、“敷衍”目的的与公众沟通,往往很少是全面的,这种不以事实为根据的策略往往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结果。社会公众会认为政府是不诚实、缺乏正直的,并且这种判断会影响他们对公共危机事件真正原因的判断,一旦内幕或负面行为遭到揭发,则信任就更加难以修复。

诊断的准确性和透明性怎样影响信任修复呢。首先,通过对负面事件进行全面的披露,从而确保其诊断的准确性,如果诊断被社会公众接受,则会形成对公共危机事件原因的共识。这样,社会所有成员会自觉地避免、限制负面事件发生的条件。这样,通过准确的诊断促进了社会的不信任监管,有力于修复信任。此外,诊断的透明度对信任修复的影响更加复杂。政府全面的、坦白的揭露自身的失误,在短期内可能会进一步损害社会公众的信任,尤其是会损害善意、正直性维度的负面事件,完全的揭露短期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19]但长期来看,公众会预期政府揭露事情是出于汲取教训、并防止未来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目的,则会提高公众对政府善意和正直的信任,从而抵消负面事件给其带来的伤害。如果政府没有揭露或者隐藏了某些内幕,这意味着政府试图掩盖某些东西,并且不愿意从失败中进行学习和调整,一旦这种行为被公众发现,则可能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长期来看,诊断的高透明度会有利于政府信任修复。

修复策略2:保证负面事件调查的高准确性、高透明度、高及时性。

2.负面事件的归因策略

Weiner发展一个概念化模型,将负面事件的原因分为三个维度:责任归属、稳定性和可控性。[20]公众对负面事件原因这三个维度的判断会影响政府信任修复的难度和效果。

(1)责任归属(Locus of control)。责任归属是指谁应该对负面事件负责,即负面事件是由政府、公众或是外部因素所造成。如果是修复个人的信任,个体应当尽量的推委责任,把责任归结为外部原因造成的。但是政府是相对强势的,公众会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政府的掌控中,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如果把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公众会认为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表现,更加不利于信任的修复。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是用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

(2)稳定性(stability)。稳定性是指负面事件原因是临时发生还是长期持续的。公众会依据负面事件的具体情况,判断此类事件是否会再次发生。公众对负面事件原因稳定性的判断将影响政府信任修复。当负面事件是稳定时(即负面事件发生频率高),相对于不稳定,将使公众认为负面事件仍会再次发生,则政府信任更难修复;持续发生的负面事件会比突发的负面事件更会令公众感到愤怒,并影响后续修复效果。

(3)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可控性是指负面事件发生的原因对政府而言是否可控。当负面事件发生时,若社会公众判断政府具有控制负面事件发生的能力,则会更加气愤、抱怨的可能性会更高,并大幅减少对政府的信任。因此,负面事件发生原因是否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公众将通过对负面事件的原因可控性的判断,对政府产生负面态度,并影响后续的修复效果。

因此,负面事件后,把负面事件归因为政府内部、不稳定、不可控因素有利于信任修复。例如毕节市“流浪儿童冻死垃圾箱”事件中,政府应勇于承担责任,一个解释是政府正集中力量处理一件突发事件,虽然是政府内在因素导致事件发生,但是突发事件降低了政府保障能力,是不可控的和不稳定的。相反,另一种解释是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或没有有效的落实保障措施,这个原因对于政府而言是可控的、稳定的。在这两种归因中,前者更加容易受到公众谅解。此外,如果政府试图推卸责任,把事件归为外部因素,如毕节市在垃圾箱上印上“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字体,会更加恶化信任危机。

修复策略3:把负面事件的原因归因为内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

五、行为反应阶段:基于社会平衡理论的关系修复

负面事件的发生会导致“社会秩序/关系的破坏”[21],即负面事件对政府、公众双方的相对地位和管理关系的公约规范产生质疑,导致社会不平衡的产生。政府应采取行为,恢复双方相对地位、用各种社会要求来重申关系规范等方式重建平衡[22],具体措施包括:道歉、自我惩罚、受到处罚等。

首先,负面事件会让社会公众感到受到政府的伤害、羞辱、冒犯,从而产生愤怒、报复等负面心理状态。政府首先需要通过道歉,来减弱、消除公众的负面心理状态,从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通常,被伤害的社会公众经常希望获得政府的道歉来重塑尊严和面子,通过道歉,政府机关认识到伤害已经发生,也表现了对错误行为的悔意,以及明示或者暗示“保证类似的负面事件不会重复发生”。此外,政府的道歉还表达了其愿意对负面事件和行为承担责任,给公众留下负责的印象,从而减弱负面情绪。

其次,负面事件后,政府机关要对受到伤害的社会公众展示出对受害者需要和利益的关心,来展示政府的善心和歉意。对受害者需要和福利进行关心是一种亲近的行为,可以用来修复受伤害的自尊,同时用来提高或重塑对信任的感知。政府通过对公众或受害者福利的关心,并且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利益,来展示其善意、正直的特征。通过实施那些对公众或受害者有利的行为,重申对受害者的善意,激励受害者原谅政府,从而使政府名誉恢复,并表明其值得再次受到公众的信任和敬重。[23]因此,负面事件后,政府应委派相关人员对受害者进行慰问、看望,以此展示对其的重视和关心,同时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

再次,忏悔是指政府机关/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对自身的经济、行为上的处罚,来表示对负面事件或负面行为的悔恨,希望获得社会公众的原谅。通常,口头的解释或道歉难以表现诚意,因此忏悔作为补偿或者赔偿的形式,对重建一些关系,尤其是当社会公众遭受负面事件的严重伤害时是必须的。[24]如当政府机关/政府工作人员不正当行为损害了公众的目标或利益,公众可能要求政府机关/政府工作人员不仅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还要承担一些实质性的成本。公众会认为,这些有形的惩罚措施忏悔传递了最强烈的对有罪的承认,政府机关/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承认错误,进行合适的自我惩罚,对其行为负全部责任以及补偿受害者。因此,负面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对受害者的损失给予实质性的补偿,并追究相关部门或人员的责任,从而给公众一个公正的交代。

修复策略4:对负面事件表示道歉、关心,并采取忏悔等行为。

六、制度反应阶段:基于制度理论的情景修复

Zucker指出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信任来源。正式制度或机制的存在使得政府信任不需要依靠政府特征或历史诚信记录就可以形成。[25]制度信任是通过社会制度建立起来的基本信任,其由公众对于保障、安全网络或其它制度性情景的感知而产生。[26]因此,制度信任是与人际无关的制度结构与情景,这种制度情景能够让公众感觉到平安、安全与舒适,而不是痛苦、恐惧,从而引导公众产生正面期望,最后愿意去相信、依赖和支持政府。

社会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可以转变为对政府的信任,当社会公众难以获得足够的信息对政府评价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监察等制度、机制的建立来构建制度信任,并进而转化为政府信任。如保障、监管、担保制度的设立,减少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组织的依赖,使得未来对政府的期望建立在更客观的标准之上,对正式制度的信任转移到对政府组织的信任。

负面事件发生后,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以防止未来负面事件的发生,提高社会公众的制度信任,进而转移到对政府机关的信任,从而实现信任修复。制度信任的构建取决“制度质量”,包括制度设计的完备性、制度的执行力。首先,负面事件后制度修复的效果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和完备性,即是否能够防范负面事件的再次发生。完备的制度安排为信任提供稳固的外在保障,使公众与政府互动中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下降,互动风险减少,即使出现了风险,预警及其补救也都是非常容易的。其次,制度修复的效果还取决于制度的执行性。制度制定主体制度监管机构的能力以及制度得以运行的良好政策环境,是公众制度信任形成的基础。如制度实施中使弄虚作假者必然受到惩罚,则在交易中就无需担心他人弄虚作假;同样制度实施中使徇私枉法者望而却步,则在诉讼中就不会支付法律规定以外的成本。

信任的制度性修复要求政府在公布了诊断性的调查结果之后,应立即采取行动,设计防范性制度来改正导致失败的原因,这将有利于政府重建声誉。如果政府意识到错误,但却不采取行动,会给政府信任带来更大的伤害;这种不作为向公众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政府没有能力、不正直、缺乏为公众考虑,甚至是邪恶的。在制度反应过程中,政府应该主要在结构、政策和流程、领导和管理人员上做出调整,通过制度调整来消除可能存在的风险、关闭或限制相关组织的运行、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等,从而有效地防止负面事件的再次发生。

修复策略5: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防止负面事件的再次发生。

值得强调的是,在涉及政府能力问题时,公众更加倾向于积极思考,正面的因素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涉及到政府诚实、正直、善意时,公众更加倾向于消极思考,不利的因素影响更大。[27]这是因为因能力不足而造成的失败与因不够诚实造成的失败,会对信任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28]

在政府能力维度受损后,对能力的积极展示能够显著减少负面事件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暗示,因为能力是相对稳定的,公众相信有能力的政府会在任何时候、各个方面展现自己的能力,无能的政府在各方面都会表现出无能[29],只要政府能够展示其有能力的一面,就意味着其能力是可信的。善良、正直是组织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政府道德的败坏、善意的缺失是持久的、严重的,其会决定未来政府的行为,并会再次导致负面事件的发生。[30]在政府善意、正直维度受损后,任何有道德、或没有道德的政府都可能表现出诚实、善意,或对某种情形的关注,因此,这种道德、善意是很容易伪装的,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修复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因为道德、善意缺失所造成的负面事件,很难用道德、善意的展示来补救,通过设计根除未来再次犯错的制度措施可能更加有效果,此时,政府更应该设计不信任监管机制。

修复策略6:当政府能力维度受损时,可以通过“能力展示”机制修复;当政府善意、正直维度受损时,可以通过“不信任监管”机制修复。

七、小结

本文整合了归因理论、社会平衡理论、制度理论,构建了政府信任修复的四阶段模型,并对每一阶段提出了相应的修复策略。具体而言,负面事件产生后,政府首先要及时地与公众交流、努力寻找问题的原因,然后把原因与公众进行交流,通过影响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归因,产生新的或者修正过的认知(信任),从而修复公众的认知信任;此外,负面事件还会使公众的情感受到伤害,政府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公众心理、情感、关系恢复平衡,减轻痛苦、被背叛、愤怒、报复等负面情感,重塑社会/心理平衡(基于社会平衡理论的修复策略);最后,政府修复行为也可能涉及到制度,通过调整制度、重塑情景来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积极的交流,例如规定意图、义务、未来对负面行为的处罚等。[31]政府机关应遵循信任修复的一般过程,在每一个阶段政府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应对公共信任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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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的原因篇8

一、把握群众心态,首先要寻找群众心态不稳的原因

从总体上说,群众的心态是好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当前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一些导致群众情绪低落、心态不稳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是由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造成的。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党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人民群众有意见。因此,要想把握群众的心态,首先是找出导致群众情绪不畅心态不稳的根本原因,采取有力的措施,从源头上进行根治、梳理。

二、把握群众心态,重要的是真正深入群众

了解群众情绪上波动的原因,惟一的途径是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贵在“深入”“心入”,下基层就要下到底,亲自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查摸群众的思想脉搏,弄清群众产生各种心态的根源。那种“蜻蜓点水”式的深入基层,与群众总是隔着一层的做法,是根本听不到群众声音、了解不到群众的疾苦、摸不到群众的思想脉搏的,如此,造成群众情绪梗阻心态不稳的真正原因也就找不到、摸不准。只有摆脱那些于党的事业无益的繁文缛节的困扰,真正挤出时间,静下心来,才能实实在在地深入群众,触摸到群众的思想脉搏。

三、把握群众心态,对群众要以诚相见

人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因此,政工干部必须做到与人为善,关怀体贴群众,以情暖人,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干部出于一片诚心,就会换来群众感情上的满足、感激和信任,有了这种感情上的交流,群众思想上的疙瘩就会得到化解。政工干部对待群众,特别是对有点情绪的群众,应以极大的热情向他们伸出温暖的手,以诚相见。

四、把握群众心态,还要学会听群众说话

听人说话也是一种领导艺术。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对找上门的群众态度比较冷淡,听不到三句话就不耐烦了,或以忙为借口推出去,或采取踢皮球的办法踢来踢去,叫他们找有关领导、有关部门。也有一些干部到群众中去,习惯于前呼后拥,使群众不便掏心里话;有的名为深入群众,却习惯于自己当老师,群众当学生,只顾自己说,不听群众说。如此深入群众,很难了解群众心里想什么,要说什么,情绪上的症结在哪里。所以,听群众说话,一是要有耐心。态度要诚恳,让群众话有处说,苦有处诉,冤有处伸。二是要敢于听。既要听合意之言,又要听逆耳之声;好听的话要善听,刺耳的话也要能听。即使群众的意见并不是那么正确,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就应该让他们畅所欲言,说完、说透、说够。

五、把握群众心态,关键是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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