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0 16:56:49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1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 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 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 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 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 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 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 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 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 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 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 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 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 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 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 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 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 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 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 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 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 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 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 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 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 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 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 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 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 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 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 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 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 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 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 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 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 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 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修正，甚至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 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 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 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 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 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 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 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 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 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 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 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 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球的特殊利 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 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 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参考文献：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参见：杨击（2006）《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胡翼青（200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 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廖圣清（2005）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新闻大学》秋季号；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2
关键词：中国领导人 政治讲话 概念隐喻
一、引言
政治讲话是一种目的性较强的行为，它主要用来表达讲话者的政治立场，同时说服、激励、领导人民大众团结一致，积极向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讲话面对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因此其话语应尽量通俗易懂，贴近老百姓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其演讲意图，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广泛使用隐喻。隐喻是一种语言思维手段，它借助简单、形象的话语表达一些复杂抽象的概念，因此在政治讲话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Jeffery（1996：57）指出：“隐喻为政治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它们为行为框定了方向，政治家总是希望民众按照这个方向前进。”目前，很多学者对政治话语中的隐喻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如陈勇、刘肇云（2009）对美国政治家的政治隐喻进行了考察，指出美国政治家在使用政治隐喻时，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或个人的社会经历、爱好等因素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隐喻表达。姚雪丽（2009）探究了隐喻在政治语篇中的衔接和连贯功能，认为政治隐喻能够通过它的框架功能掌控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
隐喻是一种思维的认知方式。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Lakoff谈到“Whenever in this book we speak of metaphor，such as ARGUEMENT IS WAR，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metaphor means metaphorical concepts.”（Lakoff and Johnson，1980：6）（李福印，2007：140）。也就是说，Lakoff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思维和认知方式，是概念隐喻。本文正是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进行探究，分析中国领导人使用概念隐喻的特征、原因，同时也论述概念隐喻在政治讲话中的作用，希望能为政治讲话中的概念隐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理论背景
概念隐喻理论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不完全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王文斌（2004a：6）提到，Lakoff & Johnson（1980）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就是指隐喻是从原始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王勤玲（2005：42）认为，一个概念隐喻是由一个概念域到另一个概念域的基本结构的映射。上述两种定义揭示了概念隐喻的本质，即概念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它是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系统映射。
概念隐喻在政治讲话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Lakoff在《道德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如何思考》（Moral Politics：How Liberals and Conversatives Think）（1996/2002）中客观地分析了美国政治讲话背后的概念隐喻，通过概念隐喻来阐述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政策（转引汪少华，2011）。贺梦依（2011）以2011年3月28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的利比亚战争演讲为例，从框架理论角度阐述了概念隐喻的政治意识形态构建功能。郭超（2011）采用Charteris-Black（2004）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对中美两方语料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推动了中美政治文化的深层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讲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但对此类汉语文本的研究尚很缺乏。本文以国家领导人有关自然灾害、经济问题和针对青年的演讲、新年贺词为语料，拟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探讨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主要包括哪些概念隐喻、这些概念隐喻的特点和认知基础、概念隐喻的作用及诱因，揭示汉民族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三、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概念隐喻的类型特征、认知分析及功能
从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的语料中，我们归纳出以下13类概念隐喻：
1.“人体”的概念隐喻
（1）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优秀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
（2）灾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道路”的概念隐喻
（3）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先后成功发射并顺利交会对接，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4）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真心实意紧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家庭”的概念隐喻
（5）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
（6）全体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4.“作业”的概念隐喻
（7）我们要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8）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5.“标志”的概念隐喻
（9）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6.“果实”的概念隐喻
（10）实施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全面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加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力度，让扶贫对象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7.“战争”的概念隐喻
（11）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12）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香港、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8.“书籍”的概念隐喻
（13）九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青年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壮丽篇章。
9.“音乐”的概念隐喻
（14）一代又一代青年茁壮成长、发奋成才，涌现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至深的青春凯歌。
（15）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
10.“建筑”的概念隐喻
（16）共青团不愧是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不愧是党联系青年的牢固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17）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11.“工程”的概念隐喻
（18）在恢复重建过程中，我们实施心理康复工程，高度重视人文关怀。
12.“机器”的概念隐喻
（1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从8月份起逐月回落，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
13.“戏剧”的概念隐喻
（20）祖国建设的艰巨任务为青年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
以上这些概念隐喻在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广泛使用。其中，“家庭”“战争”“道路”“人体”的概念隐喻更为普遍。笔者拟对这四种较为常用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
（一）“人体”的概念隐喻
“人体”的概念隐喻是指把人体的相关物理特征或某个部位作为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中国领导人在政治讲话中经常用到“活力”“成熟”“成长”等与“人体”相关的隐喻概念。本文例举了“血脉”和“面貌”的隐喻概念。“血脉”指人体内流通血液的脉络，它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用来隐喻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组成成分。“面貌”指一个人的容貌、相貌，本文所举例子形成了“灾区是人”的概念隐喻，把源域“人”映射到了“灾区”。
（二）“道路”的概念隐喻
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常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必由之路”等隐喻的出现。文章所举“里程碑”是道路整体中的一部分。“里程碑”指设于道路旁边用以记载里数的标志，喻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作为标志的大事。“道路”用来隐喻政治发展模式或原则，指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领导人讲话中的“道路”形成了“发展模式是道路”的概念隐喻，选择道路就选择一定的发展模式。
（三）“家庭”的概念隐喻
“家庭”是普通大众非常熟悉的词汇，原意是指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或共同经济为纽带结合成的亲属团体，它在政治讲话中形成了“国家是家庭”的概念隐喻。“同胞”和“儿女”是“家庭”中的成员，它们是“国家是家庭”的概念隐喻中较为常见的隐喻概念。在映射过程中，“同胞”和“儿女”作为源域分别映射到目标域“香港、澳门”和“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在汉民族文化中，家庭及亲属关系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家庭”文化在汉语言思维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其概念隐喻也极为普遍，具有较高的亲和力。
（四）“战争”的概念隐喻
“战争”意味着战略、谋划，敌我关系，胜利与失败，它常常与一个国家取得政治、经济发展目的、实施规划等相关。中国领导人喜欢把战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很好地证明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文例举了“战略”和“后盾”。“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形成了“兴国是战争”的概念隐喻，“战略”原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这里作为隐喻概念及概念隐喻的源域映射到“在国际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策略”的目标域。“后盾”把“国家”卷入了战争的范围，“后盾”作为原域映射到目标域“支援力量”。
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出现以上概念隐喻的原因，一方面源于领导人自身知识和文化体验，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从自身体验而言，首先政治话语中出现了与“人体”概念隐喻相关的隐喻概念，如“血脉”“命脉”“成长”等。这是因为隐喻基于经验，人们在用概念隐喻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与自身有关的东西。其次，中国领导人习惯于用理性逻辑思维分析或看待政治问题，认识和感知世界。如很多政治讲话中都会用到“工程”“宏观调控”等字眼。此外，无论在政治讲话中还是在他们其他事务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习惯于用革命的思维来分析政治问题或是往往使用“战争”的概念隐喻，这与他们经历过战争或是从战争年代而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即一切应以大众利益为重。这种价值观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整体与团结，因此在政治话语中常用与“家庭”相关的概念隐喻。“家庭”意味着成员之间血脉相连，紧紧相依的关系，这符合中国作为拥有56个民族大国的整体形象。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价值观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中国独特的文化或哲学基础，如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儒家文化讲求“和”与“合”，“和”是指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与团结，“合”用来强调主客体一致，即“天人合一”。“和”“合”文化使中华民族讲求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与友好。
概念隐喻在政治演讲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讲话中的概念隐喻除了用来表达某一政治观点外，还有贴近大众，激发大众情感，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如“战争”“家庭”等概念隐喻能唤起大众兴国强国的爱国心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此外，概念隐喻是认知功能的综合体现，它引导民众的政治倾向并向民众宣传政治观点。
四、结语
概念隐喻在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仅源于领导人自身的认知体验，更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对中国领导人常用的概念隐喻的归纳分析，希望有助于促进政治话语这一特殊语言的研究，并对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等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Jeffery，M and Albert，N.K.Metaphor：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M].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Publishers，1996.
[2]陈勇，刘肇云.隐喻政治与政治隐喻：论美国政治家的政治隐喻
[J].外语教学，2009，（1）.
[3]郭超.中美政治演讲中概念隐喻之批评性对比研究[D].上海：上
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1.
[4]贺梦依.概念隐喻与政治的关系识解[J].外国语文，2011，（3）.
[5]李福印.语义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汪少华.美国政治语篇的隐喻学分析——以布什和奥巴马的演讲
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4）.
[7]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7.
[8]姚雪丽.政治语篇中隐喻功能研究[J].学理论，2009，（17）.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3
【关键词】中国话语 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创造性最强、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话语，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原点。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原点，应该从什么地方集中突破与提升，才能融通中、西、马话语资源，构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体系？用列宁的话来说：“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①语词是话语言说的基本单元，概念以语词的形式相对稳定地凝结了话语的本质规定性，话语体系不外是概念（语词）之间通过判断形成命题（语句），又经过推理得出结论（语段）。
在成熟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不变项，命题、结论等表述方式是概念的组合项。可以说，概念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话语使者，中、西、马之间的话语对接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西、马之间语词可以直接对译，不存在概念转换问题，但和汉语无法直接对译，几乎等于概念再造。这种语言张力不仅没有阻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反而成为中、西、马融汇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是另造新概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利用拼义文字使语词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赋予新含义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概念基础。通过词素组义是语词、概念得以流行的绝妙方式，事实上，西方拼音文字词素组义的空间有限，其容纳知识爆炸的基本方式是另造新单词，现代英语基本单词量已逾百万。汉字自甲骨文以来数千年没间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三千到四千个常用字，可以自由组合新词汇新概念，无限量地容纳新鲜经验，同时又贯通历史智慧。
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上千个新词汇，其中有上百个变成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分析性概念，诸如“国家”、 “科学”、“经济”、“实践”、“价值”、“发展”、“生产力”等，现在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广泛使用，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涌现的话语表述，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大多是由这些分析性概念组合而来，当然还转用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古典词汇。概念是话语的基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界定和组合，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现实经验，提炼科学、准确、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智慧―中国表述”。
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历史上每次外部思想文化输入，都伴随着一场话语变革。在中、西、马的对接转换中，传统的经学话语体系不合适，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承认西学科学性而又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经验存在的理论，改造并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同时又使这些概念有可能容纳东方本土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静态的语词结构，更体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列宁指出：“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真理，必须使之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从而能够走出书本，在实践意义上“自为”地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产生并非移花接木，而是投桃报李，以取之中国的语言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概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已经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系统，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巧妙、最恒久的载体。可见，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方“话语逆差”，很多分析性概念存在对西方的“话语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解释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争论和疑惑，都跟一些概念的话语含义模糊有关。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最实质性的工作，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话语转换的规律和机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哪里来、怎么来、哪里用、怎么用”，通过正本清源，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经验说文解字，对其话语含义做出时代化大众化的界定。
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过去一般把思想路线看作哲学上的认识路线，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路线大家都有，但全世界先后出现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思想路线系统化、有序化、操作化了，“十二大”通过的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归结为三个步骤：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中央党校“5・16”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环节不能减少，次序不能颠倒，组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实际上摸着原典概念的石头过河，这其中有的石头被打磨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社会”、“人民”、“民主”、“劳动”、“生产力”、“公有制”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以及一度被抛出社会主义范畴的原典概念，如“市场”、“资本”、“价值”、“竞争”、“生态”等，重新定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循思想路线，考察这些概念容纳中国新鲜经验发生的意义再生产，从中科学地提炼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话语权不是直接从概念到概念，打造话语体系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实际出发，方法是从调查研究中探明概念的经验来源，把概念纳入中国语境。1983年春邓小平同志苏南调研，发现不吃计划饭的社队企业反而比国营企业效益好，由此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③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第二个步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就是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典型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发现概念的实践基础。苏南调研一年半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执行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④“市场”作为经济学概念，可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范畴，留待实践检验。第三个步骤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方法是归纳政策执行中反复出现的结果，这种规律性即是最终凝结在概念中的客观真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政策八年后，同志总结出规律：“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⑤这一规律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市场”概念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的基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结语
理论体系、价值体系都要由特定的话语体系承载并发生作用，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汉语言文字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字拼义容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石，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考察核心概念的意义再生产，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创造―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同时，以核心概念为桥梁和中介，实现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概念兼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概念对接，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话语创造进行意义再生产，努力使消极话语转化成积极话语，粗俗话语转化成高雅话语，反面话语转化成正面话语，从而把非主流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系统当中。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人选、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研究”和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D710032、2013JGB115】
【注释】
①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149页，第181页。
③④《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第297页。
⑤《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4
关键词：隐喻；转喻；概念整合；背景歌曲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语言学最新的研究领域之一。认知科学的产生，特别是人类范畴化的研究更加促进了认知语言学在语言学界的根深蒂固。认知语言学旨在表明语言、大脑和社会心理经验之间的关系，其中，隐喻、转喻等概念都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隐喻通常被认为是语言特有的现象，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隐喻还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认知系统自身就具有隐喻的特性(Lakoff&Johnson，1980：4-5)。转喻是指用一个概念或事物指代另外一个概念或事物。二者的区别在于，隐喻是两个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关系，而转喻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在指代关系。隐喻和转喻也经常发生相互作用，隐喻内包含转喻，转喻内包含隐喻等。此外，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整体意义的构建大于各部分的意义之和。近期研究还表明，不仅在语言现象方面，而且在人类其他活动中，概念整合对于人类的思维和想象至关重要。既然如此，认知语言学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受众所感受，比如，基于声音、图像、线条，或者它们的结合。电视广告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观点。总体上来说，电视广告由两部分组成，即视觉要素和听觉要素，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画面和声音。视觉要素主要包括演员、场景、道具、图形、字幕等等；听觉要素主要是由人声、音效和音乐构成的(丁俊杰、康瑾，2013：284)。本文以我国电视广告中的英文背景音乐为切入点，指出音乐在多模态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英文背景歌曲的认知分析
1.英文背景歌曲的分类
电视广告音乐可分为声乐和器乐。声乐是指广告歌曲，有歌词。器乐是指用乐器演奏的音乐，无歌词(杨旭、汪少华，2013)。本文对若干则含有英文背景歌曲的广告进行分析后发现，汽车广告多采用节奏感较强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极具诱导性和代入性；香水广告多采用女性歌手的歌曲，结合知名女歌手或者影星作为形象代言人，充分展现产品的优势；等等。音乐不仅能渲染气氛，更在认知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多模态隐喻机制分析
通常情况下，产品为目标域，受众所熟知的事物为源域，二者交错配置构成隐喻。例如在一则百事可乐广告中，画面呈现一群年轻人运动的同时，手中握着百事可乐，伴随着“Wewillrockyou...”的音乐声响起，构建了“百事可乐就是力量”的隐喻。目标域就是画面中直接呈现的“百事可乐”这一商品，源域是受众所听到的饱含激情的歌曲，暗示百事可乐能够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倡导年轻人抱有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这则广告通过声音与图像的配合，直接激活了隐喻的映射关系，以欢快的节奏让受众记忆犹新。奥迪A4汽车广告同样体现了概念隐喻的理论，用背景音乐直接激活源域。此款汽车广告采用的背景歌曲歌词中的“I'vegotnothingbutafutureinmymind，youareinmymind”一方面体现了奥迪汽车带领我们一往无前的远行，另一方面指代梦想的道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歌词里的“youareinmymind”，“你”既可以指奥迪汽车，也可以指驾驶者的梦想，这则广告成功的将企业理念、汽车和消费者的梦想结合在一起，秉承了奥迪及其前身系列车型“创新科技、启迪未来”的理念。
3.多模态转喻机制分析
在电视广告背景歌曲不能直接激活源域时，有时也会采用转喻的方式，间接激活源域。例如在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氛广告中，背景歌曲采用的是摇滚女歌手JanisJoplin的一支摇滚歌曲，令人激情洋溢。歌词“I'mgonnashowyou，baby，thatawomancanbetough.”表现出“迪奥小姐”的自由坚定，勇于颠覆原来的世界，去演绎属于自己的命运。迪奥香水具有出人意表的诱惑力，让人无从抗拒。这则广告中体现着两层转喻，一是通过“迪奥小姐”对于该产品的追求，指代所有女性对于迪奥香水的需求；而是通过“迪奥”系列香水等广告，使其成为华丽和优雅的代名词，而且迪奥不仅能够带来朦胧诱人的香味，更体现出女人们的风情万种，是一种科技与愉悦的完美结合。
4.概念整合机制分析
电视广告还会采用概念整合的理念，使得音乐、画面、线条等因素之和的效果大于各部分效果的简单叠加。例如在丰田双擎汽车广告中，代言人选择了李云迪和泰勒•斯威夫特，中西文化与艺术碰撞出新的火花；色彩是红色和蓝色的结合，彰显了特立独行的风格；音乐上采用了经典的钢琴演奏和流行的演唱方式，二者结合体现了极具先进性和时尚感的混合动力双擎的设计理念。两个输入空间，一是动力十足的钢琴演奏，一是灵活婉转的流行演唱，各取其最具特点的因素，便得到了最后的浮现结构，即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力道与优雅相结合。再加之视觉效果对于汽车功能的展现，丰田的这则广告突破的传统汽车广告对于速度的追求，选取“WildestDreams”演唱和钢琴演奏，对于商品的双擎技术有了生动形象的展示，并结合色彩、画面、代言人的展现，是一则突破了广告元素简单叠加所达到的营销效果，不仅是商品技术上的革新，也是广告界的革新。
三、认知研究的商业前景
现如今，电视广告充斥荧屏，广告对于商品供需和消费者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商品供需而言，广告有利于沟通产销关系，加速商品流通，扩大销售，并影响经济周期与循环。对于消费者而言，广告可以影响消费者的需求、选择，以及感知价值。认知是指个体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加工过程，所以，认知语言学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至关重要。无论是电视广告歌曲、代言人的选择，还是商品LOGO、广告语的设计，都有赖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要点。从人类认知、概念整合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对不同年龄段受众的心理预期和价值观进行适当的分析，使得广告深入人心，而不是反复播放带给人的厌恶感。
四、结语
电视广告中背景歌曲的选择，能够唤起受众的注意，辅助画面和广告词，在情感上与受众产生共鸣，营造消费和商品体验的情境，有效体现品牌诉求。就电视广告背景歌曲而言，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自然就有不同的音乐喜好，从受众的特点和偏好出发，就成为了电视广告通往成功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广告音乐又具有速效性和时代性，如何与时俱进的选取合适背景歌曲成了商品营销的关键。如果结合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理念，就可以更好更高效的进行广告的策划，可见，认知语言学具有广大的前景。
参考文献：
[1]Lakoff,G.&M,Johnsen.MetaphorsWeLiveBy[M].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3.4-5
[2]丁俊杰,康瑾.现代广告通论(第3版)[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284.
[3]杨旭,汪少华.电视广告音乐的多模态隐喻机制分析[J].外国语言文学,2013(03).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5
关键词：小剧场；戏剧；观演关系
观演关系就是指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观众对演员表演欲望的刺激与影响。小剧场戏剧观念关系的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观众和演员的心理互动，二是观众和演员的行为互动。在小剧场逐渐朝着新型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观演关系的概念也从狭义的表演走向双方和谐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等方面前进。
1、小剧场观演关系概念
小剧场的观演关系，是从最初诞生之初就开始形成的。只不过当时的观演关系处于不明开朗化状态，也就是前期，一直作为鼓励的表演而存在。由于娱乐文明在那一时期还不发达，小剧场喜剧的节目和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都比其他剧种更能够迎合普通人民的需求。演员在以一种真实的心境通过行为表现在舞台上。关总作为受众一方，被动的欣赏小剧场的文化内涵。
由于竞争机制下，剧种的不断演化和发展，观众和演员相隔离的状态被逐渐打破。关宗玉演员不相联系的局面，也因为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对演员跳脱自己的扮演角色，深入观众中去的新路，开辟了疆土。
观演关系理论概述之下，对所谓的冠岩关系，一直停滞在隔离的阶段。最有名的就是前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时代，斯氏认为的观演关系，就是狭义的观演关系，纯粹是理论层面对演员的束缚。它们的言论中禁止演员同观众间任何性质的接触，而是要安守自己的身份，时时刻刻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之中。在它们的思维定势里面，演员的演都是“虚”的故事情节，观众不要沉浸在“假”的舞台效应里面。但是中国的京剧，台上台下互动成一片的呼声，还是令观演关系发生了逆转。无论是舞台表演呢效应，还是观众“场下闹剧”，“观”与“演”的效应，在舞台条件的支持下逐步走向了正规。
2、观演关系对小剧场戏剧创作的影响
小剧场戏剧中观念关系从概念走向实践，除了在理念上给人以最真实的触感外，观演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使得舞台上诞生了荒诞剧场。观众对于小剧场的演出，更趋向于大同化。尽管如此，观演关系对戏剧创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小剧场主要是为了反商业化而诞生的，概念上来说，是契合了观众对演员的信任之心，来显示演员的真实魅力。尽管舞台理念和剧场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观演关系而言，还是朝着互动的场景前进的。
小剧场戏剧中观念关系，催生了大批拥有高超演技的演员，这些演员甚至在没有舞台条件的支持之下，仍旧以自身的实力，见证贫困剧场的伟大。著名的波兰的格洛托夫斯基式演员，就是拥有正面积极作用的“演”的绝佳效果和“观”的真实状态。后世的格氏演员分支，却在创作道路上，背离了观演关系的初衷，将一些丑陋低俗的小剧场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3、如何营造小剧场戏剧中观演关系最佳状态
小剧场观演关系，是观众与演员间想成良性互动关系的有利触板，也是实现演员表演欲望与影响的先决措施。观众的积极反应，是形成演员欲望与创作激情的有利刺激因子，在新型得出市场化观演关系中，作为小剧场的演员们，在对艺术的探寻之中，不仅要提高自身修养，还要营造出最佳的观演状态，实现小剧场戏剧化中观众与演员的和谐关系。
小剧场观演关系的最佳表现形式，是观众与演员形成有默契的交流，不是演员单纯的主观想象，也不是牵强附会的追求与观众的近距离接触。小剧场的最佳观演效果是要达到雅俗共赏的局面。小剧场创作要作品要得到观众的充分理解和认同，不是一味的孤立的自我表达，而是要将观演关系的实质性概念，深入到观演关系的精髓之中。
4、总结
小剧场观演关系，从概念形成理论，再应用于实践生活之中，对于形成良好的规制，科学合理的小剧场关系，促进小剧场事业的长足发展，在创作中，能够以通俗表演手法，赢得关总的好评。在日新市场化戏剧模式中，创作出一条适合新型观演关系的艺术性小剧场表演舞台。在小剧场漫长结构调整过程中，小剧场的独特舞台艺术，以及独特艺术表演手法，都是小剧场表演家门某透了新型观演关系，借鉴中国其他舞台剧的表演手法，创作出适合其艺术生涯规划和长远发展的优秀作品。当然，这离不开新型观演关系从概念走向实践的逐步前进。
参考文献：
[1] 李子轶.小剧场戏剧与观演关系的概念初探[J].戏剧丛刊.2013（1）：18—19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 ：隐喻 意识形态 框架 劝谏 评价 衔接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隐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就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政治领袖和政党如何运用隐喻推行其政府决策或主导美国政坛话语权，为探索隐喻如何为政治服务开辟了新的道路。Vestermark，Terell Carver，Denis Jamet等学者对政治人物使用隐喻的动机做了深度剖析，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近年来隐喻与政治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如陈勇、刘肇云（2009），林宝珠（2009），曹春春、周青（2010），贺梦依（2011），黄维民、黄娅（2012）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隐喻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对隐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主要功能做了多角度评析，供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参考。
二、隐喻与政治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思维表征形式已经渗透到了语言活动中。隐喻已经从传统语言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对人类认知思维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中心地位。人类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任何政治沟通都离不开隐喻，因而隐喻具有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或变革。社会管理和改造需要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抽象的政治概念往往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距离，政治人物需要用隐喻的表达方式将政治概念转化为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家Graber（1993）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的生命线或母乳。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使用隐喻的能力以及唤醒大众潜在心理倾向的能力。隐喻水平甚至成为评价国家领导人政治沟通能力的重要指标。Lakoff（1993）对美国政府关于海湾战争正当性的言论做了隐喻分析，他发现这个系统的核心是由“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和“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两个概念隐喻所构成。这些隐喻把血腥的战争概念降格为正常安全的人类社会活动，从而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博弈或公平的商业交易，其目的就是掩盖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非人道主义灾难。在当代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们先后创造了战争隐喻框架，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危机做了隐喻性阐释，使公众对这些危机的性质特点和政府施政方向有所了解，使政府的某些政策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贺梦依（2011）指出，政治隐喻概念的构建和解释从本质上说取决于隐喻者的政治意图、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利服务，因而政治反作用于隐喻概念的产生和诠释，这就是政治与隐喻密切的依存关系。
三、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阐释
（一）框架功能
“框架”概念最早是由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的。他指出，“框架”是知识或者连贯的经验图式具体统一的构架。换言之，框架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并用于组织和解释经验的知识系统及概念的工具。Fillmore（1982）还认为，框架虽然不依赖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但语言不能脱离框架，语言表达总是与人们记忆中的有关框架相连接，即人们在某种语境下接触到某一语言形式，总会在头脑中激活特定的框架，并藉由该框架连通与此连接的更多的语言表达形式。框架是理解一种情势的方式，如果你能设定一个情势的理解框架，你就能赢得掌握话语权柄的先机。在西方，隐喻甚至成为政党争夺话语权和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手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竞选演说中承诺要“减税（tax relief）”，于是“减税”概念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便构成了“税收是一种痛苦”的认知框架。该框架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作用如此强大，以致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极具政治风险的敏感词语。莱考夫（2007）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强大力量的体现。一旦你抢先建立了某种认知框架，政治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隐喻概念框架在长期的使用或接触过程中逐步得到强化，以致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框架或集体记忆。这种概念框架源于特定的政治生态文化，影响着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建构“天子”隐喻概念来宣扬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传递了“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父母官”“爱民如子” 隐喻概念框架蕴含了“官贵民贱”的封建意识，掩盖了不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该隐喻框架突显了官员“造福”百姓，但掩盖了百姓纳税奉养官吏的客观事实。在建设现代民主、文明、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政治领导者通过构建“公仆”“勤务员”“衣食父母”“接地气”“群众路线”等新的政治话语概念来消除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思想上建立起“受民俸禄，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和官民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认知框架。
（二）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价值等要素的总合。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系统有序的表述，隐喻在这种表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意识形态实践的目的旨在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人对自然的控制主要以科学为手段，那么人对社会的控制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社会控制力量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政府管理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其权力的运作。Charteris-Black（2004）断言，通过语言激活无意识的情感联想，采用将积极或消极的联想转移到隐喻目标域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在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沟通中，政治家们主要通过隐喻手段，用大众熟知的日常生活概念、观点去诠释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政治概念，以便大众理解和接受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人物还能根据政治需要利用隐喻的凸显功能，对社会事件的某些特征加以凸显，对其他特征则加以隐藏，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Lakoff认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他们深层的道德隐喻和国家隐喻认知模式密切相关。两党在国家隐喻概念中有共同的根隐喻——“国家是家庭”。但是两党对家庭的理解有着不同的隐喻模型。共和党的模型是“严厉型”家庭，而民主党则是“慈爱型”家庭。在严厉型家庭模型中，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和竞争，家长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与外界竞争来保护家庭，因此共和党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家园。相反，民主党的慈爱型家庭模式则注重情感关怀与责任，提倡追求个人幸福。基于慈爱型家庭这一隐喻认知框架，保护成为民主党的核心理念，如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保护等（Lakoff，2007）。由此可见，两党在执政理念及方针政策上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与各自的隐喻认知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三）说服功能
从语用学角度看，隐喻在政治沟通中具有劝谏说服功能。隐喻劝谏是手段，说服才是最终目的。隐喻的说服功能一般通过隐喻的框架作用对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的掌控来实现。隐喻的政治象征性能激发人们的感情，因为它们触发了人潜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人的感情一旦被唤起，就会产生规避逻辑的心理行为。政治隐喻的感情激发因素主要源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认知或逻辑与感情的含混交织状态。这种含混性在同一个框架内具有融合认知与情感界限的潜力。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跨范畴地投射，同时也伴随着跨义域地情感转移，使受众产生微妙的心理“移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政治观点。隐喻说服方式包括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诉诸感情兼理性方式。所谓诉诸感情，是指采用隐喻表达方式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Mio，Jeffery，Scott（2005）认为，隐喻是一种激发情感的政治工具。美国民权之父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用“民权是支票”概念隐喻来激发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强烈感情，以便达到说服黑人同胞参与民权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隐喻概念框架源于“客户到银行要求兑现支票”向“黑人呼吁美国政府赋予民权”的隐喻投射，诠释了黑人向美国政府提出民权诉求如同客户向银行提出兑现支票一样，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和正义的行动。美国政府剥夺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就像银行拒绝兑现客户支票一样是一种违反美国宪法的非法行径。从另一方面看，“民权是支票”隐喻也蕴含民权诉求如同要求银行兑现支票一样，需要采取理性合法的诉求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黑人不要使用暴力手段，避免民权运动演变为流血的社会政治事件，从而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权诉求的政治斗争目标。由此可见，隐喻在政治沟通中能够通过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情感兼理性诉诸劝谏方式达到减少或消解社会利益集团、种族乃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冲突。
（四）评价功能
Martin&White（2005）在其合著的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中指出，评价理论是有关“作者或讲话者同意或不同意，热心或者憎恨、欢迎或者批评以及如何使读者具有相同的情感，如何用语篇来构建共有的感情和价值观，如何用语言机制来构建共同的品味、情感和评价规范……”大体上说，隐喻的评价意义有正负之分。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领导人对关涉的人物、事件或现象所持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必须通过语言评价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2002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视为“邪恶轴心（an axis of evil）”，同时将古巴、叙利亚与利比亚称为无赖国家（rogue nations）（Jiao Xue、Zan Mao、Na Li，2013）。这些负面的隐喻评价显示出小布什对这些国家所持的敌对立场和态度，同时也能达到操控美国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为布什政府打击这些敌对国家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过程中，政治领导人需要向人民大众传达政府的政治思想路线与国家的方针政策，采用隐喻表达方式能将抽象、陌生的政治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比如，“苍蝇老虎一起打”喻指小贪官像苍蝇一样贪婪，大贪官像猛虎一般吞噬国家财富，负面的隐喻评价表达了政府领导者对贪腐行为的鄙视和除恶务尽的态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隐喻为致命的猛兽，只有将它关入铁笼子里，才能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该隐喻以浅显明晰的隐喻方式阐释了权力只有受到有效监督或约束才不会腐败的深刻道理。社会大众对政治话语的关注度除了和政治人物的社会地位、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势有一定的关系之外，还与领导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有密切关系。上述隐喻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流行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领导者采用了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向社会大众传达了新一届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立场和坚定决心。
四、结语
在所有的政治语言现象中，隐喻几乎渗透了政治所能达到的任何领域。它在现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具有空前的重要性。隐喻的框架具有设定政治情势理解框架，掌控政治话语主导权的功能。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有助于政治权利的运作，能达到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主体矛盾的目的。隐喻劝谏方式具有改变受众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政治人物影响和说服受众接受其思想观点或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隐喻评价功能有助于政治人物和受众之间建立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管理和改造活动中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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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iao Xue，Zan Mao，Na Li.Conceptual Metaphors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es[A].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Vol.3）[C].Academy Publisher manufactured in Finland，2013:678～683.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7
通过“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在《启蒙辩证法》的草稿里，阿多诺使用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称呼研究对象，但是在定稿中，他将这种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之为“文化工业”，以与真正产生于民众的文化相区别。阿多诺多年后解释说，对“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和艺术品中的技术不同，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7］98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文明的重压加诸它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这种抵抗性在社会控制尚未达到整体化的时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7］98－99阿多诺发展了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概念，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把一切艺术作品变成商品，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同时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商品化(物化)了。“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是“文化工业”的第一个特征。机械复制的工业生产模式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点。文化工业产品对商业利润的追逐使得其对获得商业成功的产品进行模仿，而工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又为这种复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文化工业离不开整个社会体制，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系统具有同一性，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使得文化工业成为整个现代化制度大楼的黏合剂。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把工人的闲暇时间也纳入到了与工厂生产一样的精神状态之中，人们被动地接受着资本主义的逻辑，仿佛那是人唯一的、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文化工业加深了人的异化。所以文化工业是启蒙运动中理性崇拜的结果，是对大众的麻醉，导致其判断力丧失。［8］156－161阿多诺、霍克海默及马尔库塞对通俗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学界耳目一新，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社会的分析移植到文化的研究之中，结合心理分析，对远离政治的大众文化背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胆地揭露。他们从中看到了工具理性造成的大众精神空虚，并认为这种统治与法西斯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只是形式不同，其危害都是一样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主要分析了文化的生产机制，对文化的消费过程则重视不够。来自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尽管也肯定受众对文本中所编码的意识形态的优先解读(preferredread-ing)，但他们同时认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并不完全由文本决定，还会受到已有阶级意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美国肥皂剧的《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的研究也证明，受众所在的群体文化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意义赋予过程。［9］尽管今天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还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立场没有进行充分地批判与客观化，乃至于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对受众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但是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不与现实妥协的批判立场却启发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对于文化工业双重性———既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同时又是维护工具理性的工具———的阐释，强调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包括文化研究学派在内的后来者影响颇大。当然，文化工业理论本身的得失不是本文的重点，它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误读、意义转移、置换、修正、重新定向等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才是下面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二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论文搜索，并以每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制成图表，论文数量的变化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初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数量。“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建立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产生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10］。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当然，考虑到知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此论文数量的统计只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印象，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的具体接受情况，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地分析。
三“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11］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即马丁•杰伊《辩证的想象》)的书评专著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空洞名词首次出现;［12］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章节中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1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①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14］、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15］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作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这一理论的接受提供了条件。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16］，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17］，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8］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19］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在这一时期，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多数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风格，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并不多见。事实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阿多诺对现代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反思，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显著特点，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文化工业就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此类同样的东西［20］220－221。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从音乐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潘知常在《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中［21］，对MTV这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讨论，也有个别学者从影视剧的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22］
四错位的批判与符号资本的争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普通人的生活，正如李陀所说:“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23］就连其中的参与者王朔也坦言:“《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24］140－171在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常常被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词出现，仿佛中国已经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文艺体制一夜之间走进了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时代。但是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来看，尽管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90年代的所谓文化产业在今天看来还十分的粗糙和原始。对于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有什么本质特征，即便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也并非完全清楚。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圈，电视剧究竟应该像电影一样精心打磨还是像戏剧一样工厂化生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同的编剧导演对该问题也有迥然相反的观点。［24］140－171从大众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真正文化工业式的生产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者会把“文化工业”的批判误置到90年代的中国?他们批判话语的真正指向是什么?一种解释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边缘化导致他们将不满和道德谴责转移到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身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译者单世联在中译版中写的那样，“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20］1联系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学术界掀起“下海”大潮的背景，这种从经济基础角度做出的解释似乎成立，但是如果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看，又会发现单纯的经济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学术场域内部的逻辑。虽然学术场域会受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能直接作用于场域内的行动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个场域内的行动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幻象”，他们对什么事物值得追求有着场域外人士不能理解的偏好。学术场域也不例外。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主要行动者来自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活跃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便敏感地从西方引进各种理论资源，引领文化潮流。深受“五四”启蒙时期所倡导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进路”［25］的影响，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学术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边界比较模糊，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场面在80年代并不鲜见。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变革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不同场域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精细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仅越来越难跨越不同场域之间的界线，“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使得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化资本也在急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需要有新的理论排解这种失落感。但是这种反抗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经济逻辑，学术场域有其独特的逻辑。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文化工业在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还无暇建立起当下常见的经济资本对社会各场域的“总体统治”，90年代的学术场域仍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学术场域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符号资本，能否通过创造或引进新的概念解释世界是学术人追求的“幻象”。这种通过符号资本确立自身地位的幻象对于学术场域的新进入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从8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借着对西方概念、理论、学者的引进和研究，功成名就。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缺乏定规和权威，正是新进入者和新理论的最佳登陆点。运用新理论、新概念解释社会关注的大众文化现象成为当时媒介文化学界一个快捷的成名之路。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在新兴的大众文化面前因为缺乏恰当的语言而失语，这些新理论则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发言权，表达的欲望使研究者们无暇对一个西方概念或理论做深入语境的解读便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既无视理论的产生历史，又无视中国的历史，造成所谓的“双重去历史化”之弊。［26］把西方概念作为符号资本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把西方的学术发展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进化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化工业”概念的引进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还体现在后来学界通过引进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1995年至1996年，海外学者徐贲最先对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论文《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27］《能动观众与大众文化空间》［28］《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29］中，徐贲指出了单纯用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批判不妥，号召使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对当代大众文化应进行“实践批评”，即深入大众文化，承认消费者积极的意义解读能力，尽量避免简单地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理论，并根据当下的生存需要和条件来不断更新批评方法和标准”。［30］在这一倡导下，从90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便取代了“文化工业”理论，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主导思想。对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视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场域进行资本争夺的表现之一，如果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掌握出色，便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治性甚至要强于今天，至少行动者之间通行的货币还是理论本身，而较少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实现了自律，它的不自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为了迅速地积累与兑现手中的符号资本，许多西方理论并未经过真正的反思与批判便直接应用于中国，这才出现了用“文化工业”概念进行的“错位的批判”现象。
五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从英语用词上看，“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本身并无实质差异，均是cultureindustry的汉语翻译，但在中国语境中，二者却具有明显的差别。传播研究者祝建华认为中国所使用的传媒“产业化”本身是个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商业化”(marketiza-tion)、“市场化”(commercialization)才是更具有操作性、通行性的概念。［31］陈卫星则从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文化产业”是culturein-dustries的中文翻译，是当时的法国传播经济学者用以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而提出的新概念。他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单数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因为它是一个由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整体。他们研究重点为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产业多样化的制度化模式、生产和发行的管理架构以及消费者拥有或使用产品的方式等。［32］然而今天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并不是复数的“文化工业”概念，而是一个杂糅了文化霸权的全新概念。通过将同一英语词的翻译加以改变，这一概念替换了“文化工业”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代之以肯定性，完成了一次意义的置换。赵勇认为的这两个概念同根同源，只是一个翻译问题。［10］实际上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中国学术场域与政治经济权力合谋完成的一次“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90年代末反思“文化工业”概念的正当性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最早采用文化工业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学者在接触了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后，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转而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的生成环境和发展现状并不相符。例如金元浦认为，面对我国刚起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学者却“直接移用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激进主义批判话语和理论资源”，由于忽略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基本现实，必然会出现一些“错位与混乱”，在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科学主义的、实用工具理性的、市场意识的提倡仍是十分重要的。［33］陶东风则指出，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已经代替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发挥意识控制的作用，那么中国当下世俗的大众文化则发挥着解构神圣、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34］，它包含着“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33］。1999年底，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国门”的打开引起了不少学者关于民族文化的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大众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的传媒产业，我国的传媒体制呈现出“条块分割，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局面，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提高国内媒体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难以应对入世后欧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35］面对这样的文化局面，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其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几乎是人人提及的对策。［36］在相关著作中，有学者甚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生产，要把文化产品输送到五大洲的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37］199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背景下，文化部却新成立了文化产业司。这一举措说明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正视，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38］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北京为例，北京早在1988年就提过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39］，1996年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试验性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1997年即在第八次市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发出建设“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的雄心壮志。［10］1999年下半年，北京起草“十五”规划中的文化工业发展意见。在首都的示范作用下，东、中、西部主要省会城市，也积极跟进举办文化产业战略研讨会。经济大环境的推动和相关政策的推出，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正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此时再谈论文化工业却变成了不合时宜，转而使用“文化产业”则可以规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例如金元浦在《试论当代“文化工业”》发表仅一年之后就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上发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展》一文，放弃“文化工业”而代之以“文化产业”。［10］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产业”也在90年代末迎来了真正的发展。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中央及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出版社纷纷成立媒介集团。市场化的媒介为了寻找有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传媒学者的市场调查，进行报纸和节目改版。这种对媒介经营管理和内容方面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新型知识的出现。“媒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新闻传播学。由于没有文艺学曾经批判过“文化工业”的“历史负担”，“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被作为一个新的、中性的概念引入媒介经济学，它们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仅仅被作为“文化产业”和“媒介产业”概念的史前史来阐述，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忽略。和前一个阶段的错位诠释不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没有批判工具理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反而为其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和提供智力支持。它割断了cultureindustry这一概念曾经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将其作为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中新产生的话语，从而赋予其正当性。随着媒介机构和政府对学术界投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有所下降。经济资本通过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通过改换概念及其意义，影响着学术场域的运行。
六重新定义
“文化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党和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意义。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五”计划建议》，文件中指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文化产业”概念首次经中央正式文件提出并取得正式合法性;在之后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11月)和十七大报告(2007年10月)中，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文化工业理论的阐释和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状态，除了赵勇等少数学者还在利用该理论对中国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和批判外，这个概念基本已经无人问津。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研究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见113页图2)，文化工业理论似乎丧失了其原有的符号正当性。与此相对照的是“文化产业”概念的不断升级与衍生，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和高度关注。关于文化产业研究的国外著作被翻译引进，介绍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著作也不断涌现;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进行理论探讨相关教材、专著、期刊的数量大幅增加，对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案例研究也层出不穷。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也索性摆脱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化工业”概念的纠缠，另起炉灶，将其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变成一种中性的、普遍的知识。例如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有如下一些观点:精神产品和服务说，即文化产业是“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40］意义内容说，即文化产业是“生产文化意义内容的商品和服务产业”;［41］工业标准说，即文化产业是根据工业标准进行生产、再生产和组成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个过程;［42］文化娱乐集合说，即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43］尽管几个定义各不相同，但其核心都肯定了将文化作为一种商业进行运作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围绕着“文化产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概念，包括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它们将商业化和产业化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一步模糊了这一概念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一些学者对“创意产业”的关注为这些新概念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据［44］。中国学术界在“西方知识进化链条”上又加入一个新阶段，建立起由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线性模式，将概念的转换变得更像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从而掩盖了其背后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其策略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将文化工业理论和文化产业看作两种不同范式的解读，二者不分孰优孰劣;［45］还有一种是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文化工业理论在当下中国已不再适用。［46］至此，新的知识体系不仅为“文化产业”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还在其中为对立面也安排好了合理的位置，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宇宙”的建构。［47］在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时期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进一步丧失，甚至有被政治场域收编的趋势。具有讽刺性的是，当中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的时候，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十分热闹，但是当中国真正具备阿多诺所批判的对象时，批判者已经成为了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的学术顾问或者推动者。当然，这并不是苛求每一个媒介文化研究者只能采取阿多诺似的否定态度，然而如果整个学术界大多数人都采取相同的合作态度，这个现象就显得不太正常。旧概念被置换成相似但相矛盾的新概念未而遇到任何明显的抵抗，并顺利地被整个场域接受，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场域尚缺乏必要的自治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轻易地改变学术场域的资本数量与资本结构，颠覆其规则与传统。在场域中占据关键位置的行动者在占据了一定权威位置后，便改变了行为策略，不再采取进入时所使用的挑战、批判现实的立场，而是积极维护既有权威与利益。随着西方的新概念、学术理论资源等被中国学术界消费殆尽后，新进入者已经无法像当年的进入者那样通过新的符号资本挑战既有权威，颠覆场域规则，只能采取继承的策略，遵守既有规范。这便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政治权力对学术场域的控制权。通过考察“文化工业”这一外来概念在中国的接受与再发明过程，可以看到当下学术场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家需要将自己的政策正当化，媒介文化的研究者需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或兑换更多的经济资本，当这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时，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便逐步丧失了90年代初引进文化工业概念时的相对自主性，只能顺应现实，再也无力对现实提出挑战。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8
关键词：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01-07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ports leisure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ZHOU Ai-gu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ointed ou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China, probed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leisure, specified such 5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s goodness, spontaneity, activeness, joyfulness and timeliness, advocated to use Marx’s “free time” as the theoretical criterion for leisure time, an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respectively, pointed out two difficult issues confronted in the study of leisure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leisure；sports；sports leisure；leisure sports
近年来，体育休闲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加深了对体育休闲的认识。然而，由于对体育休闲的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分析，造成了“体育休闲”与“休闲体育”两概念混淆的局面，影响了体育休闲理论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在“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休闲”、“快乐体育”、“体育休闲娱乐”等多种近似概念林立的情况下，如果不明确每个概念的内涵及对象的领域，就容易导致研究内容相互重复、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研究领域相互制肘的状态，不利于体育休闲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本文试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对体育休闲的本质及与休闲体育关系的探析，弄清两概念的内涵、联系与区别。
1关于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争论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区别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关键是我们以什么角度去理解休闲和体育的关系，也就是论休闲中的体育，还是谈体育中的休闲。”他们认为，休闲和体育的关系，应当是休闲中的体育，而不是体育中的休闲。“休闲是属概念无异，种差体现的是体育，所以……应该称之为‘休闲体育’，通俗理解，就是人类用来休闲的体育”。
马惠娣[2]认为：“以休闲的方式(或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谓之‘休闲体育’；以体育的方式参与休闲(或享受休闲)，谓之‘体育休闲’。”她认为两者都是把体育和休闲联系在一起，都是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同义反复之嫌”。
曹春宇[3]对马惠娣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不是两个词的简单叠加，而是偏正结构，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两概念不是同义反复。其次，他认为体育休闲是“通过身体性活动方式而获得的休闲，体育休闲必须有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性。……休闲体育是指休闲化了的体育，强调的是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而参与者本人不一定具有身体活动性。”因此，“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两者尽管都含有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或者以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的目的。但是，无论从语义还是逻辑的角度分析，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之间并非‘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胡小明[4]指出了使用“休闲体育”概念的弊端，主张用“体育休闲娱乐”概念替代“休闲体育”等概念。他认为，“‘休闲体育’的提法很容易与‘竞技体育’的提法相对立，以致产生这是不同体育形式分类的错觉，而忽略了体育活动整体上休闲娱乐化的实现。”因此，他主张把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活动、闲暇体育、快乐体育、流行体育、时尚体育等统统称为“体育休闲娱乐”。
以上的争论反映出目前我国在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休闲”是存在于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两概念深层的理论依据，也是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两概念的本质内涵，厘清两概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回到其理论原点――何为休闲？
2休闲概念的再认识
2.1休闲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胡伟希[5]认为，从词源上看，“休” 指“人倚木而休”，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闲”，其基本意思是范围，引申为道德、法度。假如不脱离其原来的词源义，则休闲应当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胡伟希还从超越性、主体性、日常性、体验性4个方面分析了休闲的本质特征。
马惠娣[6]认为：“‘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善美、福禄’的意思，强调人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一种态度。‘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因而，对‘闲’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余暇、消遣的时间概念上。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时间概念，此‘闲’是一种心态、心境。”她主张“休闲是对意义和快乐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人文现象，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使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发展文明社会最有效的途径。”
于光远[7]自封“大玩学家”，他所说的“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更不是带有贬义的玩，而指的只是与不得不从事的、繁重的、伤脑筋的工作相对而言的、轻松的、会给人带来欢乐的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工作和正规的学习之外的时间内进行的。他主张，玩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得艺术。所有这些构成了“玩学”这样一门学问。关于“要玩得有文化”，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有文化的’，就是说他在行动中接受了人类优秀创造物，因而他的行为，有助于文明发展；如果是没有文化的，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向后倒退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愚昧或带有野蛮色彩的。”于光远把这种工作和学习之外的时间叫做“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中轻松、愉快、有文化的“玩”也就具有了休闲的意义。关于休闲的价值，于光远、马惠娣[8]认为：“休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社会进步。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她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确的休闲理念与价值观是规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基础。休闲的核心是如何‘休’闲。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提升人的教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杰弗瑞•戈比[9]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还认为，“休闲是指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事情。”[10]托马斯•古德尔[11]在对戈比的休闲定义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休闲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戈比把“休闲限制在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事情上，进一步说，是限制在那些不是靠外在的动机，而是靠内在‘驱力’激发出来的兴趣所选择的事情上……当我们出于内在的兴趣去行动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悦，获得了直觉上的价值感，并开始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2.2休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
一般地说，某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这一事物是什么的东西，即某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该事物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而本质属性则是指该事物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亚里士多德[12]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在事物的说明方式中所包含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表现那一事物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叫做属概念，而那一事物的诸属性质叫做种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本质”与“本质属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全面把握休闲概念的本质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确定休闲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其二，是找出休闲概念的种差。从上述关于休闲的诸学说中可以看出，主张休闲是一种心境、一种内心体验的观点具有共性。正如于光远[13]所说的那样，“是否属于休闲，是活动使人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当把“体验”作为休闲的属概念。休闲的主体是人，体验是人的体验，这样实际上也就把休闲的属概念定位在了“人”而不是“物”，也不是某种活动，因为即使在同一活动中，人们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
然而，作为休闲的体验有别于其他体验，如战争体验、政治体验、经商体验、宗教体验、伤病体验等等。之所以与这些体验不同，是由于在诸体验中休闲体验与其他体验之间存有差异，这就是休闲概念的“种差”。种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休闲的种差同样反映休闲概念的本质属性。从上述的诸学说中可以归纳出休闲概念的5个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
第一，善性。“善”是与“恶”意义相反的概念，具有美好、善良、积极、进步的含义。无论是从“休闲”这一词的语言学含义来看，还是从休闲的价值来看，休闲始终是一个具有正价值的概念，不是中性的，更不是负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那种追求低级趣味，“闲生是非”、“丧志”的现象不能与休闲相提并论，休闲一定要对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休闲。
第二，自发性。休闲不是由于某种外部压力，不是受某种道德力量的驱使，也不是尽某种义务，完全是源于自身内在的驱动力而自发形成的行为。这种自发性在行为过程中表现为主体性而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一旦由自身的内在驱动力产生休闲行为后，在行为过程中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驾驭外部环境，实现人的休闲价值追求。同时，这种休闲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达到行为本身以外的某种目的。正像于光远[13]所说：“同样是读书，作为休闲的读书，同为了研究某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为目的的读书不一样，它带有随随便便，兴致所至的性质。”因此，休闲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任何功利追求的内心体验。
第三，愉悦性。愉悦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内心的审美体验。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休闲，就一定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慰藉。换句话说，凡是没有给人带来愉悦体验的活动，即使这种活动本身具有娱乐性特点，也不能称之为休闲。因为，愉悦的体验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基于人的内心。
第四，活动性。休闲虽然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离不开当下的活动。也就是说，这种体验不是凭空而来的体验，更不是虚无飘渺的幻觉。休闲的“价值目标具有超越性，而其人生理想的实现，却处处体现或表现为当下性”[5]。休闲的活动可以是欣赏音乐、阅读、看电视等精神活动；也可以是旅游、逛商店、运动等身体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愉悦，享受休闲。
第五，时间性。时间是构成休闲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如何界定休闲时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
2.3休闲时间的界定
关于休闲时间主要有4种说法，即“业余时间说”、“自由程度说”、“闲暇时间说”和“自由时间说”。于光远[13]主张“休闲应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在业内时间闲谈说笑，是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者整个单位工作秩序不良的表现，不属于我们说的休闲的范围。”他在这里所说的业余时间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杰弗瑞•戈比[9]反对从自由时间，而主张从人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来把握休闲。他认为：“‘自由时间’常被等于‘休闲’本身，或者作为休闲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可是不论上述哪种理解，都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马惠娣[14]认为：“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闲暇时间，才有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条件。”闲暇时间是“相对于工作(或劳动)，又不同于生活时间，特指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常包括：①工作之外的时间、②星期日及假日、③各种假期、④退休后的时间等。”笔者认为，应当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学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使“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5]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阔广阔天地。”[16]同时，由于自由时间“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6]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包括休闲在内的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生产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劳动，或者说是体力劳动，并不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宗教等作为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这些均属于“非生产劳动”。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中反映出来。“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17]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休闲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生产劳动”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作”，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作”中已经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如音乐创作、著书立说、科学研究、艺术鉴赏等已进入现代社会的工作领域。同时，这一理论还明确揭示了“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不同。上述的闲暇定义明显地反映出“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差异。首先，自由时间概念的外延大于闲暇时间概念的外延。在自由时间中不仅包含了人们休息、娱乐、生理需求等活动，还包含了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非生产劳动”活动，而在闲暇时间中不包含作为“工作”的“非生产劳动”内容。其次，由于自由时间中含有“非生产劳动”的工作内容，需要在自由时间中履行社会职责，而闲暇时间被认为是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之后的时间，不需要再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当然，即使是在闲暇时间中能否不履行社会职责仍有讨论的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公共秩序、环境保护，交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职责在任何时间都有履行的义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不用说文学创作、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个体性较强的工作，就连群体性较强的企业，也有不少实行了目标管理，加大了劳动者个人支配时间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再一次浮现在面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在劳动中得到满足，工作和休闲将会处于同一过程之中。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仅从时间上划分“工作与非工作”、“业内与业外”的状况将会逐渐淡化，工作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过分强调“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只能把休闲定位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休闲”，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休闲”。因此，用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来界定休闲时间既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又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2.4休闲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休闲概念的把握上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泛化，另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戈比的休闲概念否定“自由时间”，强调获得“自由的程度”。这种否定了休闲的时间特征，只强调内心体验，本能感受和信仰，客观上形成了休闲概念外延的泛化，难以把握休闲的本质。与其相反，仅把休闲规定在与“工作”相对的“闲暇时间”之内，又造成了外延狭窄，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各种休闲现象。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对休闲概念定义如下：“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间内，通过具有善性、自发性的活动所获得的一种愉悦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精神享受、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19]
3体育休闲、休闲体育的含义及关系
3.1体育休闲的内涵
根据上述的休闲定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把握体育休闲概念的内涵。由于休闲与体育休闲之间存有“属种关系”，即休闲是体育休闲的“属概念”，而体育休闲是休闲的“种概念”，那么，只要明确了体育休闲的“种差”，体育休闲的概念就可以成立。我们知道休闲概念的外延很广，看书可以成为休闲，购物可以成为休闲，散步可以成为休闲，看电视可以成为休闲，旅游也可以成为休闲等等。与其他休闲活动不同，体育休闲的“种差”只能是“体育活动”，这是体育休闲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也就失去了体育休闲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体育休闲定义为：体育休闲是以体育活动为手段所进行的休闲。
3.2休闲体育的内涵
1)休闲体育的几种观点。于可红、梁若雯[20]从休闲概念入手对休闲体育进行了探讨。她们认为：“休闲是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能够促进身心调节，达到自我愉悦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休闲体育是在空闲时间里进行的，以一定的身体活动形式为手段而产生最佳心理体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们不受限于活动的严格规定，积极追求内在的体验，使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休息、放松和享受。”
卢锋[21]从心理体验的视角把握休闲体育，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人们参与休闲体育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体验，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目的可能会发生改变。”他借鉴约翰•凯利休闲理论对休闲体育定义如下：“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人们自愿选择并从事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统称。它是体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体育的一种存在形态，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从闲暇时间和心态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是不妥的。“如果我们仅从闲暇时间上去界定休闲体育恐怕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从心态这一要素去理解休闲体育的话，也没有必要休闲体育这一名词的出现”。他们主张应当以休闲作为休闲体育的属概念，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体育活动特征，考虑休闲应该具备的要素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所谓休闲体育是指人类摆脱劳动奴役，为了身心的解放，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相对自由状态下对体育的参与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梁利民[22]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休闲体育进行了定义。“休闲体育(广义的概念)是指在闲暇时间里，用于娱乐和休闲的各种体育活动。休闲体育(狭义的概念)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积极主动选择并实施，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趣，提高自身生活品位和格调，获得身心自由与快乐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新的体育活动形式，也是生活方式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休闲体育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休闲”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另一种是以“体育活动”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在“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认识上的理论缺陷以及两概念相互混淆的状况。
2)休闲体育的定义。我国的休闲体育概念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休闲体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大背景：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与当时国民的休闲状态极不相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国民的工作压力，给国民带来幸福感，反而由于劳动强度大，出现了“过劳死”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状况，学者们纷纷批判日本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提倡国民的余暇生活。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扩大内需，满足国民的余暇需求，制定了从“以企业为中心”向“福祉国家”转变的政策，休闲和体育被列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日本体育发展的大背景。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激发了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加剧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体育资源上的矛盾。以“谷事件”为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体育理论界开始反思东京奥运会，成功抵制了申办名古屋奥运会，展开批判现代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等，从而使日本体育实现了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国民为中心”；从“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向“以大众体育为重点”的两个重大战略转变。
上述两个大背景催生和繁荣了日本的休闲体育，日本休闲振兴协会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不管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只要把它作为一种休闲体育运动，从而达到欢欣鼓舞、身心快乐、心情开朗、消除疲劳等休闲的目的时，都可以称之为休闲体育。”[23]这一概念得到了我国多数学者的认同。从上述休闲体育的概念来看，“体育”是休闲体育的属概念，而“达到休闲的目的”是其种差。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反映休闲体育概念的本质，“达到休闲的目的”反映其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休闲体育是以达到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3)休闲体育研究中的难点。将休闲体育概念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概念，以及休闲体育研究中的偏差联系起来看，面临以下两个难点：
第一，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我国对社会体育概念和群众体育概念的定义是：“社会体育，指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群众体育活动。”[24]“群众体育是人民大众在余暇时间中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和社交为目的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24]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区别仅在于社会体育作为狭义的群众体育概念不包括学生和武装力量人员。细观上述概念，很明显，不仅休闲体育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具有相同的“属概念”，均为“体育活动”，而且在“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的“种差”上也极为相似。休闲是人的休闲，休闲体育的主体也必然是人。那么，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并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是面临的难点之一。
第二，研究中的偏差。有些学者把休闲体育理解为“休闲的体育”，进而引申为“休闲的体育运动项目”，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休闲体育的运动项目分类以及运动项目的休闲特点上。例如，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指导性体育、非正式体育、俱乐部体育；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竞技运动项目和非竞技运动项目、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室内运动和室外运动等等。问题是，这些分类是休闲体育特有的分类，还是适用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一般性分类？如果是一般性分类，这种分类的意义何在？难道还有不能作为休闲手段的运动项目吗？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认为，无论是现代体育项目，还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可以作为休闲的手段。因为体育文化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最终决定是否是休闲的不是运动项目，而是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这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人、日本人在棒球运动中可以体验到休闲，中国人就不一定喜欢棒球。同样，中国人喜爱的乒乓球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从体育项目分类或从体育项目的特性上来研究休闲体育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胡小明[24]指出：“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热衷于对运动项目的排列组合，最普遍的误区是把各种运动项目凭感觉分为‘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两大运动项目群，制造‘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对立，人为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并强调将“休闲体育”等概念称之为“体育休闲娱乐”。
我们认为，研究领域的名称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休闲体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克服以上两个难点。
3.3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联系与区别
1)两者的联系。虽然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毫无关系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首先，从目的上来看，无论是休闲体育还是体育休闲其目的都是使参与者得到休闲，缓解压力、消除疲劳、愉悦身心；其次，从手段上来看，两者都是通过体育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使参与者得到休闲。
2)两者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体育休闲的属概念是“休闲”，体育休闲只是诸休闲中的一种，或者说是构成休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体育性质的休闲活动都可以作为体育休闲的外延对象。休闲体育的属概念是“体育”，同样，休闲体育是构成体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休闲性质的体育都可以作为休闲体育的外延对象。很明显，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一个是超出了体育范畴，进入休闲范畴的体育休闲，一个是限于体育范畴内的休闲体育。第二，两概念强调的重心不同。虽然两概念的目的都定位在休闲，但是从构成两概念语词的逻辑关系上来看，体育休闲的重点在基底词“休闲”，更强调休闲活动中人的内心体验。休闲体育的重点在基底词“体育”，更强调外部的体育活动或运动项目。因此，致使不少学者着眼于运动项目的分类或运动项目的性质等的研究。第三，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体育休闲的母学科应该是“休闲学”，而休闲体育的母学科应该是“体育学”。由于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就必然会造成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体育领域中不乏其例，例如，“艺术体操”与“体操艺术”、“竞技体育”与“体育竞技”、“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等等，虽然概念近似，但含义不同，因此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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