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经典理论范文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1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文学研究； 读者

Abstract: There is some background of epoch and knowledge for continuous dispute and even cultural warfare with regard to literary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An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demonstrates that a misunderstanding in disputes over literary classics results from the dualisticopposition mode of literary discourserelation to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a rule， literary researche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ordinary readers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generation; construction; reader

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近些年来持续不衰，原因就在于这是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学科的教学设计、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以上诸方面工作对象的探讨和确认。文学经典的现实存在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因此，这个探讨的过程永无终点，但绝非没有意义。本文拟以文学经典讨论的缘起为起点，对文学经典形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文学经典的发生学形成这一难题做理论上的初步探究。

一、 问题的缘起

有关文学经典的思考与论辩古已有之，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审美风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文学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有关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纵览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就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文化类型以及普通受众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反应当中。除却上述时代的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关于文学诸问题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所谓文学经典。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在选择、阐释和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但是，由于这些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之间并未形成正面和直接的交锋，或者说这种交锋是以一种隐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并未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

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问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引起正面交锋，乃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场论争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一个反叛的时代，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这场论争中，文学成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交锋的战场。他们围绕文学史的撰写、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经典的确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余音未绝。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西方和美国的文学经典只是代表了“老朽的、僵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old， 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文学成就。由此不难看出，他们要求重视新生的、富有生机的、弱势文化的文学经典，要求重估已有的文学经典所承载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要求走出专业的“象牙塔”，关注社会民生问题。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的限制，目光直逼文本遮盖之下的政治。

其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估文学经典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全球化”趋势突破经济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得到了极大地拓展，文化“他者”(otherness)的出现，使得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蓬勃发展，边缘、女性、殖民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在这种新的参照系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经典问题。

最后，包括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当代思想在立场、方法、思想形态等方面的改变，促进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改变。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语言学观念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态的主要结构，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变化又促使学科结构发生着更为深刻的转变和改造。这就造成了以新批评为主要代表注重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色的传统批评方法日益边缘化，而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异军突起，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二、 生成抑或建构：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

关于文学经典之所以形成的论争焦点集中在，文学经典究竟是自然生成的(the given)，还是人为建构的(the made)。那么，生成与建构难道真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吗？我们不妨从对文学经典这一概念的梳理做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已有不少文章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经典”及其英语的对应表达“canon”和“classic”的含义。[注: 在英语中，与汉语“经典”相对应的是classic和canon。Classic源于拉丁文classius，用以区分纳税的等级。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classic来区分作家的优劣高下，到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采用，后来由于与“古代”相联系，特指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Canon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芦苇”或者“棍子”，引申为度量长度的工具，进一步引申为“法度”、“规则”等义。后来多用于《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宗教文本，有“神圣、正统”之义。18世纪之后，这一概念方超越了宗教领域，被用于文学等其他文化领域。而在汉语中，所谓“经”就意味着“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而“典”本义则是“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指那些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那么，影响“文学经典”构成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作品、世界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恰恰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原因在于，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具有被“追认“的特点。正如T.S.艾略特所指出的，“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1］这种“追认”的特点不惟是作家个人的意识，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文学经典的“有机构件”，变成了经典文本的基本要素；文学经典是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创造，更是历史和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品、世界和读者这三个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内部因素指作品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外部因素就是指世界和读者，它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注: 这一划分参考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文学世界的内外因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单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分析都是片面的。内部因素的先验结构、外部因素的社会历史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因素。

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是主生成说者立论的出发点，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他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写出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共通心理，因而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想象，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是超越历史、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是一种专属于人、有别于动物的情感和心理。而主建构说者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其谬误在于假定文学经典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绝对永恒的价值。在建构论者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文学经典。文学以及文学经典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该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历史本身是变动不居的，甚至历史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何来“超历史”的文学经典呢？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下被建构起来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便会被推上“经典”的神坛。其实，建构说者在批评生成说者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的同时，自己也迈入了同样的认识误区，他们把对“否定”、“解构”和“差异”本质化、绝对化了。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像《哈姆雷特》、《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他们是虽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刷而永不褪色的文学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普适的价值。

经典作品在本身的审美价值之外，一般还蕴含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经典之作往往兼具“深、约、宏、美”的特点，其思想之深邃、描述之含蓄、画卷之宏阔、形式之精美相得益彰。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派苍凉沉郁的气象，道尽了生命存在因不能突破时空局限而产生的根本的孤独之感。经典作品正是由于自身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才变得 “经久耐说”，不管是赞是弹，人们总能从作品当中获得阐述自己观点的灵感和材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面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

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在激发读者想象和情感的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提供了用武之地。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操控，也正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自身的经典性之上的。原因在于，“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为它本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艺术并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艺术的功能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3］。或许，将艾略特的这段论述改成“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它以外的目的所利用”，可以更准确地表述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无目的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在“旗手”领导下，“政治挂帅”以“三结合”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样板戏”肯定是行之不远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发生变迁之后，这些“经典”很快被推下了神坛。尽管这些“经典”在今天并未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但是人们看重的恰恰是其审美的价值，而非它所灌输的“革命思想”。

由此可见，“建构”是建立在“生成”的基础之上的；外部的操控总须以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阐释空间为前提。

如此而论，并不是要断然否认意识形态、文化权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外部因素对于经典形成的影响。

首先，必须肯定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决定性。自汉以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奉为圭臬的《诗经》，它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其神圣性不容亵渎、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是到了“五四”时期，《诗经》连同其他儒家经典的命运却发生了倒转。《诗经》逐渐恢复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人们开始用对待文化、文学的方法来批评、研究这部饱含喜怒哀乐、有声有色的“诗歌总集”了。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经典地位从古到今始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先秦两汉时期《诗经》是“经”的经典，近代以来《诗经》是文学经典，这个区别是明确的，古人从来没有过“文学式”的诗经观（明代以来有人尝试过《诗经》的文学化解读，如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但那仅仅是异类和末流）。及至“文化大革命”，《诗经》连同其他绝大部分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非禁即毁。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历史上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所谓“文学经典”分明处在意识形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肆意摆布之下，何来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进而，我们就会认为，文学经典就是被建构而非生成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之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尽管时而被奉若神明、时而被弃若敝履，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文学经典还是流传至今，甚至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各种更为新颖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由此可见，建构说者看似在强调还原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其实他们的缺陷恰恰在于历史眼光的欠缺，只强调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忽略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次，在强调意识形态对文学经典的形成所发挥的建构作用的同时，建构说者忽略了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乌托邦因素。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从内、外两个方面，发挥着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变奏作用。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就是肯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的依据。外在于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将文学作品作为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并通过这一途径向人们灌输认同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值得指出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传声筒，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文学史经典及其批评诚然无法脱离其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制约，但它作为“文学的”而具有自己的规则和语汇及其内部法则，正如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4］

但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为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提供一个手段。文学艺术是人们寻求情感寄托、心灵慰藉和精神超越、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所分裂的人性的乌托邦，它寄予了人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对于现实苦难的反抗。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间，乌托邦与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文学经典的生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任何各执一端的二元认识都会导致“生成”和“建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三、 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谁的经典

在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影响文学经典形成的因素还有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和普通读者的期待。

“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5］虽然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也是作为读者出现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普通的读者，绝不能把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的读者相提并论。

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眼光和权威地位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素养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使一些原本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作品经由他们的发现、修订和阐释，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进而跻身经典之列。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不仅可以影响到某一部作品的命运，甚至对某一种文体的兴衰都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小说这一文体在明朝以前已经存在了逾千年之久，但是它的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以虚构、新奇为基本特点的小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环境下难登大雅之堂。“小道可观”是对小说这一文体最具肯定性的评价了。然而，首先由于文人对于小说文本的介入，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提升。施耐庵、罗贯中首先从一个读者，但绝不是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早已流传在市井当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进行了再创作，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为其经典化奠定了文本基础。李贽、袁中郎、金圣叹的推崇则使小说的经典化得以最终完成。李贽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苏东坡和李梦阳的作品相提并论，称其是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袁中郎在《觞政》中将《水浒传》、《金瓶梅》列为文人雅士必读的“逸典”。《水浒传》也被金圣叹列为“六才子书”。这些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是普通读者所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若非《水浒传》等小说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是不大会引起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几十年间在普通读者中间长盛不衰，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金庸及其小说在一些新编的文学史当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作品也被收进了文学教材，进入了“国民教育”系列。但是，金庸的作品是否就是文学经典恐怕还要经受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通过这个事例，只是想说明普通读者对专业研究者的影响。

当然，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于文学经典认定的差异是不尽相同的。世纪之交，在西方国家评选出的“百年文学经典”当中，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榜首。但是，乔伊斯的这一作品并没有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如中国文学当中的《诗经》、《楚辞》等经典之作在今天同样也没有庞大的读者群。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学经典的“精英化”和“专业化”。这一过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经典存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文学经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对于民族精神记忆的保存，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强调文学经典的动态特征而否定了经典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其中的因素多且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对文学经典“精英化”的应对，而绝非对于文学的反叛。

虽然说，作品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经过三方对话、商兑，并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的取得谈何容易。［6］正是由于对三者中任何一方的强调，导致了关于经典的种种论证。批评家的批评是文学作品赢得高贵的知识标签的基础，积极地讲，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没有文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文学就永远是玩物，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是一门学科；消极地讲，文学批评为文学作品的树立起了可能本不属于它的外在表现，假设了各种通向文本的途径，只有借助那些观念、概念和范畴，人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所表达，否则的话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学交流”的可能性。读者的阅读是文学作品的现实形态，作品只有进入阅读，形成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基础上的“理解”和“阐释”，文学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主观的“功能”，但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经验世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东西，所以它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也是不能否认的。需要强调的是，批评和阅读所形成的“文学经典”不是一种和经验科学一样的可验证、可预测的结果，它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结果。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理论学科的主要观点就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与传统观念不同，当代新的文学理论不会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在客观根源，他们讲这种科学性集中在文学作品的“外部”。本文要指出的是，这里不存在一种内部和外部的辨证关系，因为这关涉到的实际上是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具体选择，但存在这一种非常具体的文学发生学的知识分析，对文学研究学科的整体理解将取决于这种知识分析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2］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M］∥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19.

［3］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66.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7.

［5］ 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M］∥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2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关于调节货币价值问题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丁冰.瑞典学派[M].武汉:武汉人民出版社,1996.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3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维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从社会文化层面考虑，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也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像恩格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恰恰，这类状态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它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复杂性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作为与科学的，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对的审美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语)，它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者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试图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虽然，面对中国文化之根那善恶难辨，文学寻根者们莫终于是，难寻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橘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肤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界面的文学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前提，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逻辑，是文学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一批批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在看似垃圾的文学格局里寻找经典，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标准，才能真正剔除当代文学的垃圾，并能确立真正的经典。

在厘清了当代文学无经典的质疑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文学经典不是由当代人所研究，而是交给时间，由后人所研究所指认。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在当代被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

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大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着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这是当代社会区别于此前世界的重要特质。那么，当今时代的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文学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显现方式的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再度阐释。

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结合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两年来的学术工作而言，我们着力点在于，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多重研究路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样态。

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症结问题。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的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或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虑，他们的确是革命或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毕飞宇默默地探索者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显然，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叙事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因为，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还有迟子建等)在文学审美性方面最为隐性的创作特质，也可能是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者又一经典形态，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或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4

关键词：和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

社会和谐是现时代中国的一大主题。一般说来，社会和谐应该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三个层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础，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都建基于它之上。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可能实现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反过来，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能够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有精深的阐论，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本文于此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小作刍议，并由之而涉论社会和谐这一当代中国的主题。

一、继承和发展经典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而言，它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也就是说，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因此，就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主题而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之上的。当然，根据时代的变化，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有所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首肯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他们所说的“自然界”并不是纯粹的自在自然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自然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卢卡奇说： “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可见，马克思认为，自然都是“人化自然”，只有“人化自然”才是人们实践的对象，纯粹的自在自然τ谌死此凳敲挥幸庖宓拇嬖凇S纱丝杉，自然的“优先地位”涵义应该从人类社会、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维度来解读。马克思说：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主要是生产劳动，有计划有目的地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人类自身的利益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和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人与自然处于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之中。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是： 一方面，人与自然互相规定、不可分割，并依凭对方来表现自己；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人类既然是自然界这个整体的一员，那么，它就必须首先服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由上述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体的，人与自然处于互相联系的密不可分的共生态之中，那么，人与自然必须实现和谐，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批判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之予以了发挥和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展开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可贵的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立场。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源头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这可谓一针见血之断论。

通过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的考察，威廉・莱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在于“控制自然”的观念。这是一种异化的自然观。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非理性运用，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他进而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背后潜在的是人对自然此前曾经有过的敬畏与尊重之感的丧失。“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肇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沐浴了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春光。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意识到自身是与自然这一客体不同的主体。于是，人从自然中分离了出来，并施展其理性能力，张扬个性，凭借科学技术和工具，开始对自然进行旷日持久的征服战。而且人类的确凭借自身的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征服”了自然、使自然为其所用。“征服”自然所结出的硕果势必会使“控制自然”以造福人类成为近代以来人们所普遍信持的观念。这必然会最终突破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极限，结果也必然会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全球的生态危机。

然而，有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却并不认同“控制自然”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格伦德曼肯定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否定生态中心主义关于“控制自然”的思想。他认为，人类不应该放弃“人类尺度”，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建设一个人们的第二“自然”。在这一点上，佩珀与格伦德曼持论相同。在他看来，人类对自然进行控制，这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人类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依赖自然，并控制自然为其所用。他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并不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而主要在于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他说：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控制自然，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控制自然……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自然以及谁控制了自然的产品。”

三、批判的不彻底性和虚假性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也承认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它也对之展开了积极的批判。然而，它并没有由此而走上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自然观的反思和批判，试图从中找到一条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社会建构的通道，这便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旨归和最终价值诉求。有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向路意义上的社会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构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想成果直接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因之而具有革命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包含了对导致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克服。它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x社会是经济生产能够满足人类全面需要、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并是在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控制之下的社会。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替代，因为后者具有前者所不具备的崭新特征。然而，尽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但是它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故而，它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予以否定，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基础是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废除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标志，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对此不予以承认； 其三，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但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否定无产阶级。由此可见，尽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它的批判并不彻底，它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5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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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

[13]郭洪义.鹏城人读书立潮头[EB/OL].人间网,20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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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经典理论篇6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研究

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制度主义的兴起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1]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1]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2]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 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1]。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Douglass. C. North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 史漫飞 ，商务印书馆， 2000

4. 《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 《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 《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 《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 《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1] 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1] 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1] 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2] “搭便车”：首先，“搭便车”只是个人在集体行动中的可能倾向；其次，它以假定个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因此，当考虑到意思形态和价值信仰等因素时，对“搭便车”行为的分析必须是有保留和有限制的。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7

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自然条件”。这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趋近”，翻译成较为现代化的经济学语言相近于“均衡状态”和“负反馈收敛”。斯密均衡思想的可贵特质就是并没有给均衡本身施加过多人为的思想束缚，这里的均衡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条件的纯粹的自然均衡，而这种特殊状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对均衡思想本身进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将斯密传统中的自然条件内涵用更为抽象、科学和普遍的数理化模式进行了重新描述和表达。瓦尔拉斯、古诺、马歇尔、阿罗、德布鲁、库普曼、门格尔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贡献让均衡内涵层次更为丰富、让均衡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对“自然条件”（在这里表现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稳定性的理论探讨使得均衡概念更为丰满。但是，对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义的贡献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层次，而非方法论层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Henry，1983），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接过。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富有争议性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邃的联想空间。均衡思想发展至凯恩斯时代同样受到了这股冲力的巨大影响。走出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定式，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某种意义上看，用“凯恩斯革命”来形容这种均衡理念的变化毫不为过。凯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均衡“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的桎梏。“有限波动”意味着均衡可以是相对的，“移动均衡”意味着均衡可以是动态的，而“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对预期的强调意味着均衡可以是主观的。这种均衡思想的“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斯密到凯恩斯，均衡思想日趋丰满，均衡理论也日趋成熟，而“思想就像一块泥土，随着时代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肆虐，在带来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的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冲击。新时代向古老的均衡理论发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新疑问：如果说均衡是存在的，如果说向均衡的收敛是经济的本能，为什么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由弱变强之后，又开始由强变弱？如果一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同时缺失是常态，均衡本身又在不停变化，那么，均衡的存在对现实又有什么意义？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本身就有些模糊不清、且危机重创经济内核的状态下，宏观政策搭配是应该着力于纠正“失衡”的状态，还是调整“均衡”的水平？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对“均衡”的信奉和依赖是太多，还是不够？离开均衡思维的范式，经济学能不能给百年难遇的危机和现实提供更多、更好、更贴切、更让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生态学经典理论篇8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理论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当马克思开始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

大约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摘录。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出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大纲》对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很模糊的，对“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论证。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对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在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

总体上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没有谁比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图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能找到直接依据。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

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可看出，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存在许多模糊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完全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图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但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

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看法完全一样，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真正肯定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一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同意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断然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四、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运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政治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开始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工资是什么，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克思说，“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还包括买主之间及卖主之间的竞争。接着马克思问：“那么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展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且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认为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汇总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竞争和供求关系理解为商品价值形成的机制了。然后，马克思运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的工资即“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怎样决定的问题。他继续沿袭了“最低工资”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马克思基本上正确地理解了构成工资的三个部分：即维持生存、受训练和延续后代的费用，而且正确地认为单个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只是从总体上来看工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就等于把作为范畴的工资与实际的个别工资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提出了“相对工资”和“比较工资”的概念，即同资本家的利润相对比的那种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的”看法，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五、简短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