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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加利亚社会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1―0056―08
保加利亚社会党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具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第一，这个党在历史上产生了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1891年他创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同时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保加利亚有没有土壤》一书，为在保加利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个党还培育了两位共产国际的总书记：瓦西尔・科拉罗夫（1877―1950年）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季米特洛夫是世界反法西斯的英雄，他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的理论被广泛采纳和应用。他们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三，在20世纪中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尤其是托多尔・日夫科夫（1911―1998年），他提出建立农工综合体、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的理论，在当时受到重视。
第四，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及其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不是历史包袱，而是一笔财富。1989年保加利亚剧变之后，保加利亚社会党在政坛四起四落，但它依然是中东欧一个强大的左翼政党，目前仍拥有60多万选民。
一、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传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保加利亚传入、宣传和确立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保加利亚工人阶级政党成立和发展的时期。保加利亚地处偏辟的东南欧，是落后的农业国。1878年它的部分领土从奥斯曼帝国5个世纪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1885年南北两部分领土实现统一，从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传播也像在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是比较早的，所以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也不晚。早在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建立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同时代、同路人的著作就陆续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了。完成这项工作的先驱者们就是一批在西欧和俄国学习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内瓦、维也纳、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等地学习，并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先后在国外和国内成立了多个社会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早期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是当时保加利亚的政治精英。正是他们将马恩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翻译介绍到了保加利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诞生，1894年改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党在纲领和组织章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党频繁更改名称、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目标以及组织结构，以符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1938年起改称保加利亚工人党和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1948年正式称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又改称保加利亚社会党。党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需要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进步，它不能墨守成规，而应该成为具有活力的政治组织，具有自己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奋斗目标。党需要“站在符合当代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成就的高度，对各个主要历史时期、事件和趋势、成功与失败、缺点和错误做出新的评价，吸取必要的教训”。[1]12
早期的保加利亚社会人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借鉴了西欧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思想理论，但从来“没有忽视当时保加利亚的政治思想的成就。这就是忠于保加利亚复兴时代革命民主主义遗产的价值与思想”。[2]11尽管从一开始保加利亚社会就分裂为两大派，但他们都力求将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个人的理解与保加利亚的现状相结合，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和纲领。实际上，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和改良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广泛派”）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都是典型的议会党，为国家的立法，特别是为制定工人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都是在保加利亚社会条件下“捍卫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并努力“诠释”马克思主义思想。[3]13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欧洲左翼党，并带有自己的民族的烙印”。[2]10
保加利亚学者认为，回顾保共走过的道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要适应保加利亚的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接受西方或者东方的理论火花。正因如此，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继续深深扎根于民族的生活之中，尽管出现过错误和经历了时间的考验。[2]34
所以，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实践时，“应该看到这个时期（党）与保加利亚民族事业的关系，看到进入世界名人之列的党的领导人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民族特点，看到同巴尔干左翼社会运动的有机联系。”[2]29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党的领导人的理论修养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创始人布拉戈耶夫就是最杰出的一位代表。
二、布拉戈耶夫论社会主义
布拉戈耶夫是保加利亚社会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地区著名的革命家。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他到俄国求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83年他在俄国成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史称“布拉戈耶夫小组”。
布拉戈耶夫把马克思的学说与保加利亚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写下了24卷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抨击了保加利亚党内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一成立，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报刊就攻击社会主义是西欧发达社会的事，在保加利亚既没有土壤，也没有成功的机会。他们还中伤丑化社会主义者吃“大锅饭”，想“破坏家庭”、“共产共妻”。而党内也有人对在保加利亚能不能搞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布拉戈耶夫觉得，党从成立之日起，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保加利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土壤、能不能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于是，就在党成立的同时，他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保加利亚有没有土壤》小册子。
布拉戈耶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保加利亚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指出旧的生产方式开始解体，手工业衰落，农业凋谢，国家通过掠夺公民的财富和国家资源来积累资本。在书中，布拉戈耶夫论证说，保加利亚也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认为，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加利亚可以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在书中还指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应该去研究和认识它；社会主义事业是国际的事业，我国人民需要懂得和发展这个事业；社会主义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向人们传授历史客观进程的知识，向各国人民（包括保加利亚人民）指明了拯救未来的道路。因此，在当代，不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就是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领导工人运动为实现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奋斗。布拉戈耶夫强调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结晶”，“现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将帮助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他告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4]。
布拉戈耶夫的小册子，既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又纠正了党内的某些糊涂观念。它给了社会主义者以信心和力量，奠定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后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仍然是围绕保加利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土壤进行的，并扩展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哲学领域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1891年之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起了燕子报春的作用，那么1891年后布拉戈耶夫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则预示着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春天来了。
所以，保加利亚学者在评价布拉戈耶夫关于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著作时指出：“这是保加利亚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它代表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时代”。这是19世纪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到保加利亚社会历史发展的例证”。[5]27，28，67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不少人夸大了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捍卫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革命建立工人阶级。这个世界革命的理论还包括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警察和红军，剥夺一切生产资料，等等。受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保共党内也出现了不顾具体国情，盲目乐观，主张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苗头。1923年7月14日，共产国际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保加利亚同年6月发生了“法西斯”，保共应该与农民联盟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政府”。共产国际还认为，保加利亚的事态发展很可能是欧洲新一轮“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出现了建立工农政权的形势。在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后，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等保共领导人决定改变原先不发动武装起义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行动很快失败，近5000名起义者被枪杀或绞死，上万名起义者被捕。从此，共产党被当局宣布为非法，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这时，布拉戈耶夫仍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作为保共的领袖，当时因病住院而没有参加决定起义的中央全会，当党内一些人征询他关于起义的意见时，他并不赞成起义。早在1918年，布拉戈耶夫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胜利时就提醒党不要犯左派幼稚病和沉浸在革命幻想之中。他说，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等待资本主义大国革命的成功。保加利亚是个不发达的小国，它的革命成功3/4依靠外部环境，只有1/4依靠内部的力量。一些小国，如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乌克兰的孤立的革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6]42-43布拉戈耶夫还指出，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成为整个巴尔干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尽管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但这不是说布拉戈耶夫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丧失了信心。相反，直到1924年谢世，他都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旗手。
布拉戈耶夫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1）社会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和理论，而是用每个时代所具有的规律来解释那个历史时代；（2）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它在发展中产生矛盾，而矛盾的尖锐化将使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形态无法存在下去；（3）问题不仅仅是改革资本主义，而是应该它。[2]69布拉戈耶夫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贫穷而又弱小的保加利亚。在他逝世20年后，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保加利亚变成了现实。
从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积极参与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君主集团和在国际上反对法西斯进攻和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例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克勒斯丘・拉科夫斯基代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参加了1919年3月共产国际创立委员会工作；赫里斯托・卡巴克契耶夫和佩特尔・伊斯克罗夫担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瓦西尔・科拉罗夫（1922―1924年）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的总书记（1935―1943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际工会和青年组织的领导工作。特别是作为布拉戈耶夫学生的季米特洛夫，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三、季米特洛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出生在保加利亚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15岁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他领导保加利亚人民发动九月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此后，他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共产国际和苏联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直到1945年回到保加利亚。
近年来，从季米特洛夫日记和共产国际解密档案中可发现，季米特洛夫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多有建树。下面，重点介绍他在对待社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等方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关于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集中反映在季米特洛夫力图全面改变共产国际陈腐的战略和策略上。1929年4月起，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的领导人，指导20多个欧洲共产党的工作。其时，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共产国际占据统治地位。列宁倡导的统一战线思想不但没有贯彻实施，而且被篡改为揭露社会的策略手腕。在斯大林和联共（布）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统一战线的策略只不过是进行鼓动和团结群众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甚至把工农政府理解为无产阶级的“别名”、“同义语”[7]222，223。统一战线的建立被说成是只能从“下面”，同群众结合，而不能从“上面”，同非共产党领导人联合。特别是社会被宣布为主要的敌人，是法西斯的孪生兄弟，与法西斯同种同源，是“社会法西斯”。早在1924年9月，斯大林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就写道：“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8]246 波兰共产党深受斯大林的影响，1926年八九月间，在其中央全会上指责毕苏茨基的社会党及其政权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党是法西斯政党，农民党是农民法西斯政党。全会还认为，“波兰当前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9]22。
1934年2月27日，季米特洛夫从柏林抵达莫斯科，开始在共产国际中担任领导职务时起，就意识到必须及时转变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重点是揭露法西斯和号召采取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4月7日，他同斯大林和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举行会谈，首次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法西斯的进攻不仅是针对共产党的，也是针对一切民主力量的。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法西斯的、民主的斗争；应当抛弃一切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框框，重新确立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改变对社会，尤其是对它的左翼的敌视态度。他说：“既然我们的学说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千百万群众不是跟着我们，而是跟着社会走”。他强调说：“对待社会的工人必须采取新的态度”[10]36。
1934年6月，季米特洛夫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将他的上述观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对社会的态度；2、关于统一战线；3、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11]47关于第一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问斯大林：“1、我们不加区别地把社会比作社会法西斯主义正确吗？2、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条件下都把社会视为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正确吗？3、我们不加区别地把社会和改良主义工会所有领导人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正确吗？”关于第二个问题，“1、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们不能把这种策略看作只是揭露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去努力争取工人斗争的真正统一行动；我们应该把这种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2、必须抛弃认为统一战线只能自下而上建立，必须改变认为社会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关于第三个问题，“必须改变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作方法，必须认识到，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无法解决共产国际65个支部的所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工作。”[12]265-266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鉴于他的国际威望，斯大林建议由季米特洛夫来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1935年4月29日季米特洛夫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5月23日他被吸收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5月28日，他受托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并当选为这个国际组织的总书记。
同年6月下旬，季米特洛夫将“七大”报告草稿《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交给斯大林时，附了一封说明信。他在信中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改变我们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应当坚决谴责把统一战线看作“仅仅是揭露社会的手腕”的观点。他还建议“要倡导群众的战斗积极性，……不应该宣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垄断地位，这种领导地位只能在斗争中由共产党自己去实现”[12]301。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7月底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报告里，论证了在每个国家和全世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强调要按照新的方式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在反对法西斯进攻和新的战争危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同其他政治派别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
应当指出的是，在当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达到鼎盛时期的情况下，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共产国际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决议，采取新的方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七大”的决议实际上是抛弃了共产国际过去一系列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突破。“七大”的决议为各党的政治实践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七大”的路线与联共（布）和苏联的路线明显不合拍。所以，没有过多久，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特别是在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把法西斯作为主要的侵略者和国际反动势力突击队的观点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把法西斯国家和非法西斯国家画上了等号，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变成了广泛的人民阵线，主要的打击目标变成了英、法帝国主义。
这种策略上的转变遭到了共产国际中一些政党的反对。它们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不理解，甚至采取抵制。于是，30年代末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也殃及共产国际。遭受迫害的领导人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和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奥地利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等。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除一名政治局委员阿・兰普外）被杀害。德国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也损失惨重。这样，联共（布）的悲剧变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现在有档案材料披露，面对共产国际的遭遇，季米特洛夫多次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写信，请求他们“宽恕”和“免除”对一些领导人的屠杀。据统计，仅1939年季米特洛夫就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写了130多封信，阐明自己对杀害共产国际活动家和各党领导人和政治侨民的态度。有史料说，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努力，拯救了部分人免于死亡而遭到流放。[13]685但季米特洛夫在多大程度上劝说了斯大林，还有待于更多苏联档案的公布。
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季米特洛夫提出并制定了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人民民主是一种新的、有别于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管理形式。季米特洛夫1945年回国后，领导党和政府对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进行深刻的革命改造。他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充分尊重保加利亚的具体条件、特点和传统。他通过祖国阵线实行一种灵活的策略，保留了多党制政治结构和经济中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他继续探索痛苦最小而又符合具体条件的道路。他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一模一样的刻板公式化的道路，不是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而是遵循本国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其他的条件，走自己的道路。”[14]
季米特洛夫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了全面论述和高度概括，他说：“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的：（1）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2）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其使命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3）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来的；（4）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15]294季米特洛夫还认为，从人民民主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准备阶段或过渡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甚至是相当长的，当时一般估计需10―15年的时间，这就是人民民主阶段，“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阶段”。直到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仍认为保加利亚通往社会主义可以走自己的道路，可以“不通过无产阶级”。[16]
但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保加利亚受苏联的影响越来越深，在外部压力下，季米特洛夫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并在1948年12月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迫改变了他倡导和坚持的人民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民主也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形式。一方面，他承认“人民民主和苏维埃制度是同一个政权的两种形式。它们是无产阶级的两种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二战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生命力”，除苏维埃政权之外，人民民主制度已经顺利地存在和发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政权的另一种形式。”[15]2931944―1947年，保加利亚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表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这无疑都是有益的。
应该说，季米特洛夫和东欧其他领导人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理论的贡献。但这种宝贵的探索却被扣上“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反苏主义”等帽子而被迫中止，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
可以说，随着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的推广，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1948年以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谈论最多的不是人民民主，而是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学习苏联的“榜样”和“经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越来越得到推崇。
四、日夫科夫的改革思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加利亚是东欧与苏联关系最紧密的国家，曾被讥讽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日夫科夫也被视为东欧最保守的领导人之一。其实，保加利亚也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为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努力探索。从保加利亚近年解密的档案看，日夫科夫同样是东欧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他同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存在不少矛盾。
从1963年起，保加利亚便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当年5月，保共中央全会做出了《关于改组国民经济计划与领导体制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1964年保加利亚在全国50家企业中进行新体制试点，经过两年实践后，于1966年4月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概括起来，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实行计划工作新体制、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财政信贷体制的作用、劳动报酬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挂钩、建立生产联系与合同关系新组织、对国民经济实行部门领导――建立国营经济联合公司，等等。[17]
1968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提出要严格划分党、政、企的职能，给企业更大的自，党政干部选拔要逐步实行招聘制和选举制，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
1981年10月，日夫科夫正式提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正在接近和融合，并提出了国家是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而在经济组织中使用和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则是社会主义财产的经营者。为了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机制。所以，这年年底，保加利亚将19项单项经济法加以综合，制定为统一的经济管理法规，称为《经济机制章程》[18]。
在整个七八十年代，保加利亚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党政关系、调整和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等方面。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改革日程，但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还不够大胆明确和存在，致使改革经常遭遇阻遏和挫折。
1987年5月至6月，日夫科夫访问了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奇迹和人民饱满的精神面貌对他触动很大。他决心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加速制定改革战略，走上“彻底改革”的道路。日夫科夫在同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的开幕词中大胆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制度，而这个制度实际上却处于落后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遭到失败；为什么尽管我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能保证人民达到高水平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没有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为什么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什么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为什么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其中包括对我的个人崇拜，等等。[19]261，262
接着，保共中央通过了 《保加利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简称“七月构想”。这个文件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倡导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模式。“新的模式应该引导使社会变为自治的社会机体，引导取消党的垄断，引导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引导多元化等等”。“七月构想”试图寻找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还政于民和“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开始了较为严肃的政治经济改革。“七月构想”还强调，党中央各部门也要进行改组，精简或撤消保共中央的一些部门，甚至还提出了党政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不得由同一人兼任的问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倡议。
“七月构想”中还专门辟有一章论证为什么执政的共产党不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一个层次”。改革的目的不是要低估党的作用，而是要使党从国家政权结构中脱离出来，完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最高立法机关、行政和司法权力机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只有这样，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措施才能得到落实。
1987年8月，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开始大规模改组国家机关。国家的部委从23个缩减到11个，把计划委员会和所有主管工业的部合并成一个经济计划部，甚至撤销了在世界各国都不可或缺的财政部。同时，将全国28个州的建制改为9个大区，以加强地方自治。
日夫科夫本想通过这些变革推动社会自治，增强国家的经济活力和提高政治体制的效率，避免总体危机的爆发，但结果恰恰造成国家和经济管理的混乱，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不少机构经常改名易牌，干部经常变换工作地点，致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有两三万名干部在机构变动中失去了工作，需要重新安置或培训，引起他们对这种形式主义改革的不满。总之，这些措施未能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反倒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和不安。
1987年“七月构想”通过之后，同年保共中央十一月全会通过了经济活动条例。1988年举行了全国党代表会议，1988年保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讨论通过了公司组织法，1989年1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公布了经济活动第56号法令，允许在任何所有制（国营、合作社、私人、混合经济等）基础上成立公司，开展以发展私有经济为目的的活动。所以，多数人认为，保加利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随着“七月构想”的制定而进入高峰期。严格地讲，到1989年，日夫科夫本人已经意识到，保加利亚经济出现了“危机”。此时，保加利亚正在形成，开始向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难，风云变幻在即。保加利亚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西化接踵而至。考察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贡献，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领袖人物，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一）他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相信和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二）他们要在党的生活和工作中善于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三）他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历了漫长复杂的道路。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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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要从整体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为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规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思想的完整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规律、共产主义与人类未来等七大部分。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主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5-0072-07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理论体系。它们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体系上有无区别?这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问题时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就会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理解的理论前提，这也会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理解和界定。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简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被简明地表达为它是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是包含了马克思的全部思想观点和学说。列宁的定义是一种外延式定义，并未涉及内涵规定。如果我们把列宁的定义，按照逻辑一致的思路，从时间上拓展，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领导人所集中概括、形成的思想理论，并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全部观点和学说。
1938年，在斯大林时期所编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其中有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对象”的定义。史学家一般认为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书中写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就是指社会发展、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等四个方面的科学。这种理解与列宁相比，内涵更加明晰。但在1950年，斯大林再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定义，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这个定义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广为认可。斯大林的定义是一种涉及内涵的定义。但斯大林定义的最大问题是在1950年的定义中把自然发展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和内容。这就导致了后来用马克思主义命题判断自然科学是非的极左思想理论及其政策。相比较而言，斯大林1938年的定义是有可取之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后边的三个“关于工人运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对社会发展理论内容和性质的进一步具体化说明。
(二)我国学者的观点
1986年段若非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更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Ⅲ4’奚广庆于1990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发展规律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历史运动规律的科学。”这两个定义有一个共同特点，把“发展规律”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这个规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为，它以规律作为对象，以规律的研究作为任务。但是对于“规律”所涉及的领域涵盖到整个世界，强调世界发展规律，这里就有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世界”能不能作为一个学问、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企图建立一个关于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哲学理论是错误的。关于世界的发展规律，肯定是包罗万象的。所以，这个理解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其次，世界观的内容不等于世界发展的规律，关于世界的看法是世界观，它是哲学；世界发展的规律，是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发展规律的总汇，由各个门类的学科来承担。在各门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概括出关于世界发展的看法和观点，才是世界观。所以，世界观不是世界的发展规律，把两者等同就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2003年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这样的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到了2005年，高放再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简明的解释，简化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人的解放的科学。”据此，在高放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人的解放”既可以从对象方面去理解，也可以从内容方面去理解。在高放教授的定义中缺少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规定。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这是恩格斯明确指出过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发现人类社会有客观规律。高放教授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之外，显然是一种理论遗憾。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象和内容的理解中，还有其他一些观点，这里不一一列举。在这些观点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几个：(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3)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学说。这些定义都从不同方面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但也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方面的抽象反映和概括，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准确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确有启发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三个基本层次时，如何科学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各自的理论框架，就成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时代要求。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象的界定
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内容，研究内容决定了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确定是学科存在与发展的依据。如果我们要从整体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如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才能从对象、内容和体系的统一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实质。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对象，关于不同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形成的观点体系，就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思想观点总体中，即包括所有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是与此相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及其实践过程的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产生的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情况就复杂一些，就笔者的看法，应当是国外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当然不应当限定在这个问题上，但主要是这个问题。例如，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但一级学科范围内国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精力放在围绕着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观点的比较研究上。这样我们在学科建设的任务侧重上，就与特殊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就可以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范围内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之规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规律。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历史基础的。
人类解放的规律是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有主体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规律。人作为历史主体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物质承担者。所以人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人类解放的规律是根本一致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主体状态的发展形式，一个是主体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和主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形式是一致的。社会历史主体的解放和社会历史主体所承受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束缚的解除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的本质所在。所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类解放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理所当然地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
人类解放与社会发展变革的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次年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都重点指出，“人类解放”，不是任何时候更不是在地域范围内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又指出，人类解放是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为条件的，人类解放不仅保证“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即“有个人自由”，而且通过旧的国家使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实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表述了人类解放的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将人的发展、人类解放与具体社会关系形式的发展、变革相联系，阐明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或联合体中，才能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质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基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及人的解放看作是随着人类文明演进而不断实现的“自然历史过程”。
2 这个规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重要的理论内容。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剖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以及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客观规律性。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依据恩格斯的这个说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人的解放规律”就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而这一核心观点，恰恰是围绕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展开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理论观点和科学精神。唯物史观的提出，标志着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承认不承认社会运动有自己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与以往的社会科学不同，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才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的发现也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把无产阶级的前途与社会发展规律联系起来，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经济根源，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前途，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这两大发现，是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也体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两大发现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这一真理为基础说明无产阶级及其人类解放的前途，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相互统一、相互印证的关系。
3 这个规定具有思想的完整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
这个定义不像有的学者那样，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定义之中，从而起到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我们的作法却恰好相反，“无产阶级革命”的词句没有出现在定义之中。这是不是消解革命?非也!定义中把社会规律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概括了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两种情况。人类解放有两种形式：通过社会革命与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人类的解放又分为两个方面：把人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和把人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人类解放的途径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等都是通过革命改变受压迫状态、实现解放的例证。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解放的形式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而成为乐生的需要，人们才能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人类解放中已内在地包含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而且首先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有多重含义，不仅是政治解放，还包括从自然条件束缚下的解放，社会条件束缚下的解放，经济条件束缚下的解放，文化条件束缚下的解放，思想条件束缚下的解放等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解放与生产力发展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旨在使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人类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真正主人，而且都能摆脱繁重艰险的劳动，摆脱自然和社会任何形式的奴役，达到每个个人都能全面而自由发展，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强调“革命”①，显然是站错了历史方位!今天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再是一个革命问题，而是建设问题，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反映“革命时期”的实际，也要反映“建设时期”的实际。基于这个考虑，尽管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命题，但是它不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只是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时期的特殊命题，因而不应当出现在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定义之中。
4 这个规定体现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规律”，其涵盖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规律。例如，封建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甚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特定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都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之下的特殊规律，都包含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涵之中。不能把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行动特点当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研究对象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据此，有很多学者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明一定加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含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具有阶级性和革命性，这是不容争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就只是“革命”!阶级l生与革命性是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重要性质，也是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之一，它既不是研究对象，也不是全部结论。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革命的任务就由建设的任务所代替。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无产阶级要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概括革命和建设两种实际。所以，在坚持革命理想的前提下，一定要领导、团结、包容其他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社会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中国的建设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早在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他们之间的矛盾，都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出现了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为主的新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之间、工人阶级与新社会阶层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利益矛盾。但是，彼此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包容性。当年提出的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科学文化建设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改革开放的今天提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以在全社会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理论都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运用中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规律的科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正是围绕着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规律展开的理论系统。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构不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块结构。在这个内容结构中应当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结构给消解掉，突出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和人类解放这样的一个基本线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应当是下列几个部分：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的方法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的规律，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前途等七个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基础，从整体联系的立场阐述物质观、实践观、辩证法思想和认识论原理及其相互的统一关系，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这一部分的难点是如何跳出哲学理论体系的论述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世界观理论传授给学生。
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的方法论，是学生直接认识社会的理论指南，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结构复杂、形势多变、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逐步显性呈现、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多样多变的形势下，需要加强对学生观察社会的方法论进行训练。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社会研究方法论上实现的根本变革，抽取出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遵循的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阐明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让学生在社会认识中能够自觉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这些辩证关系，自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般原则指导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的规律等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应当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相结合，形成特定社会的发展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发展序列，就是这种形式的发展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理环境、一定社会形态下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出的指导具体实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应用理论。而这种在实践中产生的对基本原理的应用理论，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形式，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资料的积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丰富和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要体现在基本原理的层面上来。如此以来，我们要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不能够发展?如何发展?依据什么原则发展?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一方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性”，也就是有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有哪些条，概括出来供人们学习、坚持和运用。另一方面，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结构的设计，也要有利于人们在这个结构框架中展开新的探索。我们必须从具体社会实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论、研究社会的方法论结合一定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进步特点，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的深层含义、准确把握它们的科学性，深刻研究具体展现的特殊性与个别特点，扩展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尤其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教学，也要有返本开新的要求，用科学的、开放的、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辨析和纠正我们过去的一些误解，现在需要改正的问题；也需要把曾经包含在马恩著作里面、当时没有凸现出来、现在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一些理论思想，加以发掘和弘扬；另外还需要我们发现马恩的经典著作中，一些条件限制不明确，今天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式的发展，即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应用的发展，而且更不能忽略的另一个层次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思想与价值体系的红线，不仅要“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组成部分中，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必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真正实现通过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弘扬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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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离不开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发现了阻碍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资本，从而使得共产主义真正深入现实历史的本质中。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别的，正是指瓦解资本主义历史中深层的资本运作逻辑，把现实的人从对资本的依赖中拯救出来。离开《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被抽象为某种传统的历史哲学，共产主义则必然被曲解为这一历史哲学所设定的终极历史目标。相反，澄清《资本论》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则能够打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形形的超历史理解，拯救现代人的信仰迷失。
[关键词]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6002706
从根本上说，当下某些人之所以对共产主义有种种怀疑，是因为共产主义被理解为某种形而上学所设定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理想”。可以说，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误读不仅影响广泛且根深蒂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某些人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由。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误解与共产主义研究中《资本论》的缺失有深刻的关联，重新回到《资本论》特别是重新澄清其中基于资本主义历史而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理解，是深化对科学共产主义认识的必由之路。
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共产主义观念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人们经常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这段论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P539）日本学者广松涉通过文献考证认为，这段话原本是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底稿旁所记的补充，因而可算是马克思对恩格斯在正文中关于“田园诗式共产主义”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同恩格斯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的运动”，后者则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某种“应当确立”的社会形态。广松涉由此提出，马克思的这一段补充“将恩格斯在手稿中随处所尝试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恩格斯不是作为理想和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来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了”[2]（P367）。
我们姑且不论广松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理解上的差异的过度放大，特别是他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另一论断：“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1]（P671），但他至少透露出人们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要么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的运动，要么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某种应然的社会形态（也有人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二者的混合物）。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看，后一种观点尽管是一种误读，但影响广泛而且根深蒂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人们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由。在此背景下，如果仅仅依靠援引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来改变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流俗理解，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只有实质性地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论空间中，特别是诉诸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才可能真正澄清马克思所赋予共产主义的真实理论内涵。
广松涉对马克思在《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论断的原初文本语境的考证极为重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启发我们必须结合《形态》整体的文本语境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从理论旨趣和理论任务来看，《形态》显然不是为了系统阐述共产主义，其主旨是清算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和德国社会主义，这一点可以从《形态》的副标题及其简短的序言中看出来。马克思把《形态》的副标题明确标为“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并在开篇就精炼地介绍了清算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意义。这表明，《形态》之所以要强调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而不是某种既定的社会形态，正是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有关。青年黑格尔派抛开现实的历史进程而孤立地观察人的宗教情感，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某种仅仅依靠爱、友情等自然情感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因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即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超历史的终极理想，而不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诚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1]（P548）。在费尔巴哈那里，共产主义就是爱的宗教，是某种超越现实历史之外的抽象理想。鲍威尔和施蒂纳非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对共产主义的抽象理解，同样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某种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和最高价值。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也属于费尔巴哈派中的一员，因而同样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抽象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运动。《形态》正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误解，才系统而深入地驳斥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那些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在批判思辨哲学和宗教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不仅彻底地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而且明确把被宗教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但问题在于，费尔巴哈由于始终不能把人的本质现实地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在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之后，又重新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视域中，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某种抽象的“类”。归根到底，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只能是自然观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历史观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P530）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同现实的历史失之交臂，它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到现实历史的本质中，这就最终促使他把作为现实历史运动的共产主义理解为某种形而上学所设定的彼岸理想。
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彻底变革了以往一切形而上学对现实历史的抽象思辨，真正深入到现实历史的本质中，并由此而革命性地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类现实历史的运动过程。《形态》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遮蔽现实历史的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清理，又是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基础上对自己已经不再是哲学的“新世界观”的系统宣告。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尝试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澄清现实历史的本质，但他们最终仅做到对宗教虚无本质的揭露，即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对宗教的批判固然是对现实历史批判的前提，但如果完全囿于宗教批判，而不能把它最终提升为对国家、法和政治的批判，那么如此这般的批判归根到底是无力的，因为它永远不可能真正出离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窠臼。这其实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根本的理论局限性。费尔巴哈最终还是把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抽象地理解为某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理想。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他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1]（P504）。基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局限性的深层洞见，马克思彻底出离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视域，自觉把自己的理论任务和目标确定为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把对天国、宗教和神学的批判变成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乃至所有的传统形而上学家不同，马克思不再先行悬设某种抽象的理想，把人类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看作是向这种抽象理想迈进的各个环节，而是着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把现实地消灭旧世界的现实运动本身看作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在《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那一段重要论述，广松涉在文献学的意义上做了更加精细的整理，整理后的文字是：“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变得异己的[东西]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Ideal）。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实[践性的]（pra〔ktische〕）现实的（wirkliche）运动，将实践的（praktische）消灭]进行……的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wirkliche） 运动。我们只能叙述[以下问题]这个运动的条件能够按照实在的（reale）实际存在的vorliegende）现实本身（Wirklichkeit selbst）来判断是由现有的（jetztbestehende）前提产生的。”[2]（P37）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共产主义是“实践性的”、“现实的”的历史运动过程，而不是意识界的思想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意识活动，才是人的原始活动形式，才是人类全部现实历史的发源地和基础。因此，只有直接诉诸人们的感性的经济活动，具体来说就是人们经济生活中的现实活动，才能真正理解人的解放的现实过程。而对人们感性的经济活动的理解，只能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哲学批判。这样，马克思就同以往“解释世界”的哲学家彻底分道扬镳了，自觉从对现实历史的哲学批判转向了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最终创作了《资本论》。《资本论》的旨趣在于系统展现作为现实历史运动的共产主义的真正生成，因而只有诉诸《资本论》才能真实展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内涵，才能内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科学共产主义。
二、瓦解资本的逻辑与“共产主义”的生成
从根本上说，人们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某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理想，而不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因为脱离了《资本论》的理论语境。《资本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所展现的资本的瓦解过程其实就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出场。《资本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但商品不是直观之“物”。马克思首先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看到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在商品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商品的抽象劳动。这就表明，《资本论》尽管是由商品等一系列经济范畴构成，但实质上关注的是人的感性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物的经济交换。如果连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就会更清楚看到《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课题。在《手稿》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指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而共产主义作为人解放的实际历史过程，同样可以看成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人的感性物质实践活动作为真实的对象性活动，首先必然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共产主义首先要实现的恰恰也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内在统一，“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185）。正因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同共产主义运动有内在的关联，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的感性实践活动促成的，所以它才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理解的思想运动，而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资本论》尽管不再直接从人们的感性物质活动出发，而是从作为感性物质活动的产品的商品出发，但它在深层上关注的依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其实也就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从商品到货币的进一步分析，更加明显地透露出了这一点。
如果说马克思透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属性看到了人的具体劳动和一般劳动，那么透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货币，马克思则看到了由人们的劳动交换关系引发的人的异化。货币本来是人们的抽象劳动得以交换的中介，但由于它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逐渐成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3]（P106）。《资本论》对货币的分析表明，人们抽象劳动的交换和基于抽象劳动交换的全部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被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取代了。一旦人的社会关系被完全蒸馏为物的交换关系，那么人们之间似乎除了裸的经济利益外就没有别的关系可言。与此同时，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已经不再表现为人自身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实现，而是被异化为塑造异己力量的活动，人们由此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劳动。劳动的自由自觉的本性蔽而不彰了，它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也被人们所遗忘。在这里，与人性的扭曲相伴随的仅仅是货币拜物教的产生。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指认极为重要，因为它真正捕捉到了人的解放的现实障碍，也为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赋予了实质性的内涵，这就是作为消灭现存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具体来说就是破解货币拜物教的过程，就是消灭人在货币这一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运动过程。显然，《资本论》不再像《手稿》和《形态》那样，仅从与思辨哲学的较量中破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理解，而是径直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考量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内容和未来趋向。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异化劳动的根源追溯到货币，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货币的进一步剖析指出，货币的真正威力不仅在于它是钱，而是因为它是“能生钱的钱”，亦即资本。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真正抓住了现代性的实质症结，既真实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又真实地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有着本质的差别，严格说后者已不再承担流通中介的职能，而是以实现自身量的积累为根本目标。资本的增值过程实质上是以货币的量的增长为具体内容的运动过程，资本能够增值是因为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特殊商品，即本身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力，透过劳动力这个极为特殊的商品，马克思最终发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这就是说，在雇佣劳动关系中，除了基本的生存和繁殖的需要外，工人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都被转化成资本的自我增值，都被转移到资本家的财富积累过程中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4]（P887）这样，马克思就把资本增值的基础回溯到了私有制。显然，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们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才被异化为资本增值的逻辑；反过来说，现实的人要真正确证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就必须扬弃私有制。《资本论》从对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层层分析，最后发掘出了私有制，这其实也就科学地回答了《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论断。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做出这样的论断：“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P185）资本自我瓦解的必然性亦即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就在于，资本本来就是由人的社会性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性力量，而不是私人的力量，因而它理应重新回归为作为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全面实现。需要强调的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5]（P287）。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构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要彻底消灭所有制。
但是，私有制的自我瓦解本身是一个历史性过程，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只能是展现为一个历史性的实现过程，马克思对此有清醒的意识。马克思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6]（P139）这再次表明，与空想共产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共产主义是历史性的现实运动过程。
三、“共产主义”与人类的未来
《资本论》展现的资本运动的逻辑，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历史的批判，在深层旨趣和动机上则是对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揭示。可以说，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揭示，共同构成了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因此，必须诉诸《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内在运作规律的揭示，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揭示，《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旨趣就可能被淡化，会被扭曲为同国民经济学同质的流俗经济学著作。
詹姆斯・劳勒指出，关于共产主义的研究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倾向，一种观点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另一种观点则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辩证的共产主义”。前者完全割裂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坚持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认为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地带”，因而对资本主义持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显然是青年黑格尔派共产主义观念的死灰复燃。与“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同，“辩证的共产主义”也是劳勒认可的一种研究方法，“认为共产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的母体之中，在它们之间存在辩证的‘中间环节’”，因而它“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积极成分，即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现实的共产主义因素”[7]。劳勒说：“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集中关注并培育当前现实中的积极的部分，即正在出现、正在发展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则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消极的部分上。”[7]《资本论》清楚地反驳了“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也有力地确证了“辩证的共产主义”。《资本论》表明，马克思所展示的“共产主义”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价值批判同他的经济学批判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理想，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但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资本论》给予我们的最真实的启示。
《资本论》同流俗的国民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又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两大发现”。马克思指出，“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5]（P136）。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意味着他把现实的人抽象为帽子式的“物”，进而把由人的感性活动创生的现实历史抽象为拟自然的运动。与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不同，《资本论》从商品的二重性来透视人的感性活动的二重性，因而以商品这个经济范畴作为逻辑的出发点，其实也就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
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运动过程。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8]（P586）而当既定的历史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它就必然会被更高级的形式取代。这就启示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P33）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环节，既具有深层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又具有深层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既看到了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关系上的积极意义，同时又看到了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逐而导致的人的异化。抛开资本的积极意义而只看到资本对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则必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蒸馏为以往的空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基于资本主义而又超越资本主义的信念一再昭示我们，历史并没有终结，当代人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是，瓦解资本的运作机制，打破资本的能动性，把资本的能动性现实地变革为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也就是不再使人的独立性依赖于资本这个物，使现实的人成为真正的人、全面的人。《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内容，发掘其中蕴含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于理解人类未来有诸多启发意义。
首先，共产主义以现实的资本主义为基础，所以它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历史性过程，而不是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理想。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并不是离群索居的抽象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他已经在历史运动中了。每一代人，从而每个历史时代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继承前代人遗留下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对于当代人而言，资本主义文明遗留下来的极为发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是构成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和前提。离开这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始终强调一切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要以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为根基。马克思在分析中具体指出，德国除了较强的哲学思辨能力外，在现实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法国家，因而作为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理论表达，英法共产主义转嫁到德国后，就只能同德国特有的思辨哲学结合在一起，形成被形而上学所改装了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正像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一样，青年黑格尔派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只是理论地表征了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价值诉求，但不可避免地消解了一切现实的、历史的要素，只剩下了干瘪的抽象理想。这表明，德国不具备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土壤，因而只能把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哲学地演绎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思辨哲学家把根植于现实历史条件的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为某种超历史的终极目的，必然最终导致思潮的攻击。
其次，人类的现实历史运动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为线性的进步过程，在其现实性上总是表现为螺旋式上升、后退式前进。因此，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以曲折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的解放的历史性过程，同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基督教历史观把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不断迈向终极目标的各个环节，它坚信历史的运动过程作为上帝意志的实现必然体现为单一的进步过程。基督教历史观一直以不同的面孔呈现在近代哲学中，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重演。与这种单一线性的历史观不同，马克思提出片面性才是历史发展的形式。资本主义内生的资本逻辑，一方面促成了普遍的社会交往关系，从而为创生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把现代人彻底推入对“物的依赖性”的异化状态中。
最后，《资本论》一再提示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具体来说就是使现代人摆脱对资本的依赖性，让资本从属于人，而不是让人继续依赖于资本这个物。《资本论》科学地揭示了
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因而脱离《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空谈共产主义，必然会把科学共产主义抽象为空想共产主义，把马克思这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曲解为流俗意义上的抽象人道主义者。《资本论》既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又为缩短和减轻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就是《资本论》对于人类未来的最真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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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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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美]詹姆斯・劳勒.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辩证的共产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06，（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规定的一门必修课。由于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模式的影响，我们在以往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和教学，而“原理”课的开设使有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简析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实际经验，在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的背离突出地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中。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各种理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甚至是主要方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忽视。
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世界观体系。这是一个具有明显哲学特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但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而言，这个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排除在外，或者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应用理论部分。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不好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过程中形成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了。因此，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本质的理解中，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部分和实践内容从其思想整体中排除出去。
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这是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我们认为，就其性质和宗旨来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还是从它的结构来看，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更关键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发现。有了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抽象思想才具有了科学的内容和意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不仅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而且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甚至必然地沦为空想。
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这一判断是一个内容不够全面和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实质意义的判断。也就是说，它没有反映无产阶级对于人的解放的决定性意义。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没有这个阶级的解放就谈不上整个人类的解放。当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也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为按其内容和过程来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同时是人类的解放。而在“两个解放”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解放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党性的学说，其基本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切人的解放的学说，而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大谈人的解放，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这一定义应该说是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完整性来说，这个定义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内容，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然观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则表明了它的价值意义。没有前者，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科学；没有后者，这一科学就没有实际意义。而就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来说，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规定、任何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论，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没有能够完整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内容。另一方面，把科学自然观的内容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出去也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轻视和否定，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就会发生动摇甚至陷入唯心主义。对此，卢卡奇曾有过深刻的反省。所以，没有科学的自然观，就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而是首先包括关于资本主义认识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规律的研究而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形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和丰富他们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结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在总体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才具有普适性。
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这个判断的准确性在于对“革命”这个概念的理解。如果把“革命”作广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的进步的全部活动，那么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理解为指导无产阶级全部基本实践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革命”所指仅限于无产阶级执政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活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关于这种活动的理论指导，就不正确了。这种理解所包含的错误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来看，这种理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而是看作实证性的关于无产阶级具体活动的具体指导思想，从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意义；二是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任务来看，这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取消了，以为马克思主义只对处于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指导意义，而对革命任务完成后的无产阶级执政活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没有指导意义。由这种对“革命”的狭义理解所导致的上述两种理论结论，为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供了根据…。
总之，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一个准确的、全面的理解，最根本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或根本性质的直接体现。正是由于各种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定性理解的存在，所以就必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人道马克思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可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就必须科学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规定性的科学理解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根本
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时，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因为，这里所讲的一脉相承的“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这个“脉”，如果背离了这个“脉”，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观点都渗透和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总书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因此，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特征和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为这个核心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其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当前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普遍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性质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反映着、体现着、维护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为实现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决不能否定的。现在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存在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立化的倾向，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完全人道主义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性质抽象化，变成与西方资产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不相冲突的中性学说。因此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性是十分必要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始终保持实践性和科学性为其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与时俱进的根本理论品质。因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就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到与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相一致，即做到与时俱进。而要做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就是因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为根本政治立场、以与时俱进为理论品质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转贴于
三、“原理"课教师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意识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规定性的科学理解为“原理”课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原理”课的建设过程也就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规定性的科学理解为根本出发点，紧紧围绕整体性作文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意识。
1．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高度理解“原理”课的设置。为什么要把原来本科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研究生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整合成这么一门新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与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有何区别?是不是又回到老路了?对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附件2)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界定时给予了明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同，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从总体上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给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概念，并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原来那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教学是不是需要改革，以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往往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综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整体性的理解。可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意识，才会对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有深刻的理解。
2．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高度理解“原理”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在《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的讲话中，把“原理”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概括为“一个主题”、“一条主线”和“一个重点”。这个表述的根据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要把握“一个主题”：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2l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始终坚持产生于16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原理”课的主题。要贯穿“一条主线”：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要教育、引导大学生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晃的变化及其趋势，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要突出“一个重点”：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原理”课讲授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突出重点，着重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在“原理”课教学中，既要着重讲清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全面地讲授渗透贯通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周济部长明确指出，掌握了这“三个一”，就掌握了“原理”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
3．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解的程度将影响我们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任课教师知识结构的调整。教师是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在原有的教师队伍基础上开设的，而原有教师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课程体系形成的。于是，有老师提出，能不能由几个教师共同承担这门“原理”课的教学，由不同的老师来讲授不同的章节?这种做法本身似乎也没什么大错。但必须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讲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的课。老师们往往根据自己原有的专业背景，侧重讲解其中某一部分，甚至分别讲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业课。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大原理”，体现不出这次课程改革的初衷，偏离了我们这门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因此，教师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及时调整知识结构。只有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及时调整知识结构，才能胜任新的教学任务。
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教学内容的选择。有老师提出，课程内容那么复杂，课时却这么有限，怎么办?确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新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一些基本原理的论述比较简略，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高度浓缩的、提纲式的内容给理解和讲授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不少老师提出应该给“原理”课增加课时。但是，从目前看，增加课时并不现实。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准确理解我们这门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在课时比较紧的情况下，要体现“精”、“要管用”的原则，抓住实质，把握核心，不纠缠于具体的细节，在读透教材的基础上，从整体性的角度设计每章节要讲授的内容。如果不能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有可能会出现支离破碎的现象，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程度将决定我们对新教材的把握程度。如，针对新教材的创新性问题，有老师提出，新教材仍然带有20世纪80年代“大原理”的痕迹，“似曾相识”，没有什么新意。其实，这个教材新体系并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大原理”那样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拼凑在一起，而是力图在体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方面进行有益的、初步的尝试，并且也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定性论述的根本要求。这个原则和方向是正确的!比如，教材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既包含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又已经跳出了政治经济学，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考虑问题的，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考虑问题的。这两章并不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而是讲授资本主义的产生、本质以及发展趋势。没有这个整体性意识，就很难准确把握教材内容。同时，教材的编写还考虑到了以下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确是由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的严整体系，至少到目前看来是如此；要充分考虑到从原有教材向新教材转变的延续性；要充分考虑到现有教师的知识结构以保证过渡的平稳性等等。又如，针对新教材的完美程度问题，有老师尖锐地提出：如果让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业人士来分别阅读我们的教科书，他们是很难“佩服”得起来的。是的，我们并不认为教材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面已经做得很完美、已经能让老师们非常满意。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设立过程也就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即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在理论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始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05”方案课程中最后一门定稿、出版、讲授的课程，其难度可想而知。教材能做到今天这个模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一、资本主义的本质隐蔽性更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却不会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人们直接感知，而是看不见、摸不着，具有隐蔽性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加隐蔽。和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多个方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现象层出不穷，资本主义的本质隐蔽性更强。究其原因，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新科技革命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新技术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尤为迅速。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迅速发展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局部调整提供了可能。资本家可以充分利用科技成果，采取更加隐蔽的剥削方式和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是用野蛮、粗暴的手段获得利润最大化，那么现在所采用的手段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比较文明。不仅如此，在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生产日益社会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跨国公司明显增多，金融资本影响巨大,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是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但所有制结构呈现复杂化和多元性特征，纯粹的个人所有制不断萎缩，国家资本所有制、合作制经济迅速发展，股份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些新变化，使得资本主义本质更为隐蔽。
(二）当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欺骗性辩护
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但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学者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局部调整和变化为借口，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本质理论已经失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已经改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技术统治论”、“信息社会论”，信奉科学技术能革除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端，认为资本主义会伴随科技的发展永恒存在。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福利国家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美化为消除贫困、人人利益均沾、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利益的社会。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阶级调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视而不见，大肆宣扬的“人民资本主义论”、“法人资本主义论”、“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化”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消失，劳资对抗不再存在。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力否认或闭口不谈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共同特点。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人们的联系日益频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资产阶级学者为资本主义所做的这些欺骗性辩护在国际上影响甚大，蒙蔽了很多人，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隐蔽性更强。
(三）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和“劳动价值论"的曲解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要理解资本主义本质，就必须正确把握“资本”和“劳动”这两个重要概念。什么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920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理解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一般通过货币表现出来，但资本不是一般的货币，并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只有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才是资本。第二,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但却为资本家所有，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的力量和工具。当代，由于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引导，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一些人忘记或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观点，反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资本的理论倍加推崇。一些人滥用“资本”概念，随意使用“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管理资本”等概念。他们既不深人思考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考虑这些概念的使用环境和运用学科，仿佛当今社会一切都能成为资本,一切都是资本。甚至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养家糊口的工资也是资本。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很可能会这样分析:工人阶级拥有人力资本、技术资本，而资本家拥有货币资本和管理资本。为了赚钱，工人阶级把其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投人生产，而资本家投人货币资本和管理资本，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生产出来的产品按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照此分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也就不存在剥削关系。既然如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以上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概念。
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同样存在以上问题。何谓“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即劳动是劳动力的实现，是劳动者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他们认为，劳动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劳动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在当代，有些人却歪曲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他们认为既然劳动和资本都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也就不存在。这种理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理解和歪曲，对“资本”和“劳动”概念的滥用，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掩盖了资本的本质，模糊了资本、劳动的区别和对立，干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隐蔽性更强。
二、透过社会表象揭露资本主义本质是一项重要任务
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隐蔽性对我国产生消极影响。一些人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和新现象所蒙蔽,失去清醒头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一些人为资本主义社会大唱赞歌,认为西方什么都好。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他们倍感诧异，甚至矢口否认。甚至有人怀疑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缺乏自信，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失去信心。面对这种情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有所作为，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为此，需要在以下两方面下工夫。
(一)真实、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及列宁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并且正在发生很多变化。要想深刻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新变化，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现象，掌握丰富的、真实的资料。为此，必须拓展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渠道。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的了解渠道不仅有限,而且存在缺陷。从现实情况来看，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渠道之一是出国，到资本主义国家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了解。但是出国考察名额十分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够走出国门、外出考察，绝大多数马克思理论工作者只能守在国内。即便那些能够亲身到资本主义国家实地考察的理论工作者，由于语言障碍或经费限制，也很难保证他们的考察不是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了解渠道之二是在国内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间接了解。但是这种了解直观性不够，资料鱼目混杂且已经被别人加工，不是第一手资料，需要搜集者做大量的“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工作。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拓宽了解渠道，真实、全面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重要新变化。
(二）掌握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理论为我们透过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只有切实掌握这些理论，我们才能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但是，虽然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主观上确实想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理论缺乏深刻理解，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较为空洞、肤浅、缺乏深度和说服力。有些学者虽然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知识，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了解甚少，缺乏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很流行，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日益边缘化。一些年轻学者谈起西方经济学知识口若悬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却缺乏基本了解。更有甚者,少数人还利用西方经济学观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永不会过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仍然是无限的贪欲，是统治一切的社会力量，劳动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鉴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不曾遇到的新情况。为了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本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令人欣喜的是，当代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与当代实际结合起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创新，譬如对于资本主义本质中“劳动”的理解。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这里的“劳动”仅仅是指“生产劳动”吗？对此,李铁映引用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这对范畴进行分析。李铁映指出：劳动创造价值，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虽然物化劳动在价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商品的新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物化劳动只是借助活劳动保存、转移原有的商品价值，即保存、转移原有的劳动量w。李铁映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劳动”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具有借鉴意义。又如，针对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有学者从资本主义本质视角进行分析和揭露。汝信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王虎指出，资本的过度社会化与自由化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赵汇、许晓丽强调，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贪婪逐利m。学者们的这些努力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摘要：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改革，必须把大学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对象的基本特点联系起来，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时间性、发展性、人本性等特点引导大学生系统、完整地学习，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彻底摒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要根据大学生理论思维高度发展、关注社会实践、多元价值冲突的矛盾心理以及面临的生存竞争等特点来组织教学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决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彻底拼弃教条式照本宣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逻辑起点有两个，一个是教育的对象—大学生，另一个是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面临一系列的困境，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两个逻辑起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和当前大学生的特点。没有掌握前者，造成我们的教学内容系统性、完整性、发展性不够，教条主义严重，没有掌握后者，造成我们的教学针对性、启发性、实用性不强，形式主义盛行。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就必须掌握这两个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本性等特点引导大学生系统、完整地学习，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根据大学生理论思维高度发展、关注社会实践、多元价值冲突的矛盾心理以及面临的生存竞争等特点来组织教学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决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www.133229.coM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深化教学改革。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整体性的特点系统、完整地理解、分析、总结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新成果和新动态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一方面表现在它是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方式的一般科学，它要解决的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另一方面表现在它是总结当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却又对各门具体科学具有指导性的科学观和科学方法。
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高度发展，精力旺盛，求知欲强，他们对感兴趣的知识、理论既有兴趣又有能力完整把握，因此，并不满足于简单知识与理论，更不满意教条化的、教训式的教学。我们只能系统、完整、科学地引导学生整体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他们的认知内驱力，用理论的深度来吸引学生。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内容简单化、教条化、学科细分化，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解之后进行教条式、知识式地教学。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要么就用一些套话、空话来应付学生，“这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这是形成共产主义信仰的需要”;要么就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来恐吓学生，“这是必修课，如果不过关就不能毕业”。虽然每一句话都不错，但是，由于没有针对学生的实际，没有根据学生的特点来教育，这些话被学生理解成了贬义词。
现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代大学生以其对新事物的敏感性，注视着或享用着甚至直接参与研究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他们用自己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去理解这些新成果，去评价这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作用，然而，他们也会面临许多困惑，他们不仅要直接面对这些新成果，也要从科学与人、科学与社会等方面来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作用，从方法论上去看待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和创新。因此，我们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评价新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来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
而我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都是在过去的分科教学理念指导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类细化，专业而精深，多数理论课教师知识面不广，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缺乏了解，要用它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指导性，显然有困难。这样就必然造成大学生错误地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满足不了他们求知的愿望。我们的教学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当代科学，不能与当代科学融为一体，不能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那么，就成为过时的教条。这是当前不少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一种根本原因，而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多年以来的教条主义教学所造成的。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特点，联系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解决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与他们联系紧密的具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产生的，实践性是其本质特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人类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大学生处于社会竞争激烈的时代，关注社会层面的人及其整个人类社会层面的人的因素比以往时代偏少，但是，并不等于他们不关心整个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的实际生活问题。实际上要引导大学生在关心社会、人类生活的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来关心自己个人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不关心个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关键在于站在什么层面上来关注这个问题。
以人类社会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主要动因，又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虽然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与现时代有很大不同，但是人的问题、人类社会的问题始终贯穿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始终，只要人的问题存在，只要社会问题存在，我们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涉及到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主义中的基本问题，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来解决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依据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言论的背后实际上潜存着一个逻辑推理，即马克思主义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是一种机械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就要把一般理论与学生的实际问题，以及国际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用来分析和解决具体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当今，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为以后直接参加市场经济的建设打下基础。但是，受市场经济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影响，学生对用的理解存在一些片面的倾向。因此，理论课教学必须注意教育学生正确对待理论课程教学，不能简单地将理论与现实作比照，讲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侧重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育。
邓小平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是“要精，要管用”。“要精”指内容要精简，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要管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引导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这是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指导原则。
三、站在一定高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引导和整合当今的多元价值，解释、分析不同价值观冲突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相对性和发展性要求教学在多元价值观下关注国内外研究的新进展，摒弃教条主义。大学生处于价值整合和信息开放时期，要求教学要开放信息，提供丰富的信息以及多元价值观以供学生斟酌、鉴别、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也是发展着的科学，它必然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无穷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一方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更加准确的理解，另一面又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今天，改革开放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仍然需要我们去概括和总结，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认识，作出回答。因此，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拿来为我所用。
近几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特别是一些青年教师对西方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较为热衷，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人的研究，特别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条件下的发展的研究缺乏，往往介绍、引进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流的理论、观点比较多，在考虑为理论教学和宣传服务方面显得不够，急功近利，什么流行就去研究什么。这样一来，就很难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很难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动态，结果导致科研和教学后劲不足，难以满足学生掌握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要求，难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说明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流派所面临的新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被现在的教学所消融了。按照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说法，“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和魅力是永恒的。
四、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本性特点分析、解决大学生的人生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人的生存的关心，要求教学要以人为本，关心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大学生处于从理想走向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是人生烦恼和矛盾最集中的时期，要求教学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决他们的人生具体问题。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面临着教学要求深人了解学生的实际与深人不够的矛盾带来的挑战。教师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自觉地学习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是关于大学生自己的人生问题。对于即将走人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就业问题。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为本的特点与大学生的实际人生问题结合起来，关心他们的生存，关心他们的人生，而不是把国家、社会的问题作为唯一的关注点，把个人的生存问题看作是私人问题，甚至贬低为个人主义。比如，大学生关心的就业问题，情感与恋爱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实际上这些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涉及到了，而我们的教材忽视这些内容，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灵活地把这些问题结合到有关问题中去，分析学生们关心的问题的社会背景。
关键词:物质主义;感性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32-04
作者简介:刘志洪(1982- ),福建泉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是一个亟需重新理解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在一生中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一直都是唯物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含义: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与此不同,本文认为,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和三个不同时期:从博士论文到《论犹太人问题》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物质主义理解和规定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时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晚年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察的只是马克思在每一时期所主要理解和规定的唯物主义含义。事实上,在每一时期,马克思都认为有不同的唯物主义形态存在,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
一、物质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多种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在学术界和民间都广为流行的含义是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等同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厌恶对唯物主义含义的这种理解,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在人们心目中一向以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形象出现的马克思在早年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就十分接近于这种为恩格斯晚年激烈批判的庸人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者。在博士论文的献词中,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唯心主义:“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1]9显然,此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深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马克思高度赞同唯心主义,当然必然反对“真理”的对立面――唯物主义。
在《莱茵报》时期,虽然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和动摇了唯心主义在青年马克思心中的权威地位,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判态度和对唯心主义理想的追求,使得马克思更加痛恨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唯物主义。在博士论文中没顾得上批判这种唯物主义,可是对这种唯物主义早已满腔怒火的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就对这种唯物主义展开了口诛笔伐。在著名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写道:“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1]289-290我们看到,马克思把那些同意将贫民拾捡枯枝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的人轻蔑地称为“下流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些“下流的唯物主义”者根本不考虑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不考虑人类的神圣精神,而只是追求一己私利。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唯物主义理解为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物质主义的。
尽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最初的“思想基因”,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物质主义理解和规定以及对唯物主义的否定和批判态度依然没有发生改变。马克思批判了官僚政治内部的唯物主义:“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把现实的生活看作物质的生活……官僚政治必须使生活尽可能物质化。”[2]60-61只要看马克思加在唯物主义上的形容词:“粗陋的”、“消极服从的”、“信仰权威的”、“机械论的”,我们就知道此时的马克思仍旧多么痛恨唯物主义了。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官僚的唯物主义只是追求私人的目的和物质利益,他们把现实的生活只是看作物质的生活。可见,马克思在此也是把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为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物质主义。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提出,西方近代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使市民社会变成了纯粹的市民社会,亦即纯粹追求私人目的和物质利益的地方。马克思称之为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2]187很显然,这里的唯物主义仍旧是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物质主义,当然,仍旧遭到了一心追求理想、以类生活为最高目标的马克思的批判。可见,直至此时,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物质主义理解和规定以及对唯物主义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综上,从博士论文到《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一直把唯物主义的含义理解和规定成和物质主义一致的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一直对唯物主义持否定和批判态度。
二、感性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这种物质主义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有了根本改变。不过,不是转向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在西方哲学上的含义,而是转向费尔巴哈感性唯物主义。高度赞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不再把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为物质主义,而是按照费尔巴哈的做法,对其进行感性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理解和规定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青年马克思提出,费尔巴哈的一项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2]314。显然,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其他的各种唯物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只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这种真正的唯物主义――感性唯物主义的含义就是重视感性和直观。马克思还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抽象物质――唯心主义的方向。“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2]307既然抽象物质是唯心主义,那么显然,在马克思心目中,唯物主义强调的就是感性物质。由此可见,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唯物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基本上延续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主要哲学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和费尔巴哈一致的人本主义感性哲学和感性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同样也是感性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费尔巴哈式的爱情观点表明了这一点,“被爱者是感性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最低限度也会要求对象成为一个非感性的对象。然而爱情却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3]25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把感性的对象变成非感性的对象,把感性变成非感性。显然,在这句话中,“批判的”指的是思辨的、抽象的和非感性的,“基督教的”也是指禁欲的、非感性的。可见,这里唯物主义的含义也是重视感性、感性对象、感性的需要。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在他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论述中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出来。首先,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性质的判断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和理论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趋向于直接的现实、尘世的享乐和利益、尘世的世界的实践和理论。显然,这种唯物主义是和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一致的,重视感性、感性的人和人的感性。其次,对法国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派别的理论来源――英国唯物主义的见解也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马克思对培根物质的运动有着独特的理解,强调培根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物质的痛苦。显然,这些都是感性的生命活动。这一独特的理解反映出此时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3]163马克思对培根的唯物主义评价甚高,因为培根的唯物主义符合马克思此时高度赞同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显然,这种感性唯物主义重视的是感性,即物质,马克思看重的也是物质的感性。同理,马克思批评霍布斯道:“唯物主义……变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3]163-164一句话,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偏离了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忽视了感性的方面。这清楚表明,此时的马克思重视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感性唯物主义的。最后,对法国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派别基本观点的理解也说明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3]166。很显然,马克思概括的这些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这一部分结尾处他所摘引的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感性唯物主义的观点,偏重感性的方面。这也表明了马克思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唯物主义。
综上,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的含义理解和规定为感性唯物主义重视感性的方面。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将马克思引向了通往科学唯物主义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继续前行,形成了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此一致,对于唯物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也改变了之前感性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思想的萌芽、发展和成熟,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也大致经历了开始、基本形成和最终确定三个阶段。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56“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57虽然马克思在这一简短的提纲中没有也不可能详细论述新唯物主义的含义,但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中还是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明显地,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思想观点已经不再是1844年感性唯物主义时期的感性和直观了,而是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社会形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了。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做了一生中最集中、最系统、最详细的论述。至此,马克思赋予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含义基本形成。“法国人和英国人……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写出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在马克思心目中,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就是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术语来表达就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及其形式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可见,马克思在这里赋予唯物主义的含义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及其形式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是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的现实基础。“这种最后的尝试所反对的不是物质关系的现实形式……而是这些世俗关系的天国精炼品……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6]这段话中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世界观”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而在这段话中,“现实的物质前提”指的是“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关系的现实形式”,也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物质关系”是宗教的现实基础,正是这个世俗世界现实“物质关系”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宗教世界、宗教的产生。由此可见,这里唯物主义的含义也是一定物质生产力基础上的物质关系,是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宗教)的基础,必须从物质关系出发。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思想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经过长期的实践斗争和理论研究,尤其是通过50年代在伦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的第四次系统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概括。这标志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最终形成,同时,也是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含义的最终确定。从此,一种崭新的独特的唯物主义含义就屹立于哲学史之林了。
思想变革后的马克思赋予新唯物主义的一直是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马克思的众多论述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850年9月15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指出:“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7]与此相似,在1870年4月19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这样批判巴枯宁道:“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8]在1877年致威•白拉克的信中,马克思也对《未来》杂志做了同样的批判:“《未来》杂志……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正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9]从以上三段非常相似的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同新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主张意志、道德原则、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等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和这些形形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反,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主张只有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现实关系、经济制度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才是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可见,这三段话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唯物主义的认识”中的唯物主义的含义也都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是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显然,这一含义和我们在前面见到的新唯物主义的含义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的这段铿锵有力的论述同样清晰表明了新唯物主义的这种含义:“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0]马克思强调应该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分析宗教,并指出这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可见,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主张现实生活关系是宗教的现实基础,因此,才强调应该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分析宗教。我们看到,唯物主义在这段论述中的含义更为明确,就是现实生活关系是宗教的现实基础。显然,这一含义是和前面总结的新唯物主义的含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质活动是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一致的,因为现实生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是生产关系,而宗教是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
综上,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晚年,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赋予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并不是教科书理解模式认为的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物质活动是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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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3.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旧唯物主义、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一1846年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后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表述了新的哲学世界观。今天，我们重读这两篇光辉论著，深刻理解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怎样批判旧唯物主义，解决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马克思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那么提纲的第一条则可以说是提纲的核心，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而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既不象唯心主义哲学那样，从抽象的人类精神活动派生物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且要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真正的人的活动，当作客观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也才能理解！日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十一条《提纲》中，一共有三条是从世界观方面批评旧唯物主义的。除了第一条前面阐述的外，还有第五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提纲》第九条又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事实、现实、感性”这三个词，在费尔巴哈著作中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感性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作为肉体的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费尔巴哈“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了解现存的东西。”费尔巴哈证明某物或某人同时也就是某物某人的本质。这样，事物、现实、感性的客体存在似乎就是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了。马克思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发展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言而喻的是，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的新唯物主义，要求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是因为这种活动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之所在，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所以把它称作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其内容的前一个方面，表明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而其内容的后一个方面则表明它是一种和旧唯物主义有区别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具体地发展了能动方向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进行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哲学观上的革命，是从哲学观上对旧哲学的否定，在这种新的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主要宗旨和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样，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上，也就否定了那种把世界观仅仅看成是关于世界本体的知识体系的旧哲学观。新的哲学观是应当这样理解世界观的：世界观不是人的观察世界结果的知识体系，而是人们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它所关注的不是那种以外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强调的不是人对自在世界的顺从，而是人对外部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因此，世界观是人以自身的眼光，从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对世界的理解和根本态度，世界观所反映的主要不是自在的非人世界的客观状态，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性质和状态。其功能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全面解放提供一个最高的根据和尺度。这样理解，才能把新世界同新哲学观统一起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在这种新世界观中当然包含着人们对外部自然世界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包含着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意义上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们对外部自然物质世界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和解放的价值追求。伴随着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也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已经不是去寻找世界的本源和本体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对待世界的实践态度和评价世界的实践标准，已经不是寻找世界的抽象本体，而是要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现在事物，其目的和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论，是人的生存论、发展论、解放论。
二、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此，马克思在完成《提纲》不久，他又与恩格斯合作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受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的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们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史观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又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既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把人类的劳动实践看作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样，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既同“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但是，马克思同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象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似乎超越和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因为马克思是以唯物主义为立足点去吸取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的合理因素的，因而在这里就只有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创立新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不存在超越和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问题。正如在前面所论述的，马克思在《提纲》的十一条中的共计有四条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之间对立的角度，评论黑格尔是“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历史”的“实证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则把历史排斥在视野之外，同历史完全脱离，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却左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