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理论论文范文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

(一)教育管理上对于学生的创造性存在抑制的状况

中国很早就已经兴文重教，从东周时代开始就已经有诸子百家进行传习讲学，一直到现在，中国仍然十分重视文教的重要性，并且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但是正因为中国从封建时代以来长久的教师权威性价值观念的影响，很多小学在开展教学的过程当中都是强调服从，并且教师也是服从小学的科目教研组的教研成果，无论从教学的方式或者是教学的内容上都应该服从教研的成果，不然则可能受到诘难和责备。而负责具体教学的教师在面对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强调学生对于知识的被动接受，但是一旦学生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或者表达自己的个性等，却不容易受到教师的接受。所以，教育管理上对于小学生的创造性没有尊重，很多学生在日常的过程当中也都放弃了自身的创新尝试，这一点对于很多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而言，也同样无法进行创新性的引导和管理。

(二)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容易发挥出管理者自身的素质

当前对于小学教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于高质量的教师资源的缺乏，以及教学上存在的资源紧缺的状况也逐渐突出，影响了很多教师在教学优化以及深入研究探讨的过程。小学普遍出现的负责一线教学的教师资源紧缺，以及资金上、时间上普遍不足，这样很多小学教学过程中就采取大班教育，班级的学生人数太多，教学的质量也不好，这样的教学方式就和传统的教学方式没太大的本质差别。在这样的教学过程当中，就无法真正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学生个体差异性进行关注，教学没有个体的微调，容易造成教学方式和内容的一刀切，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二、探索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下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模式

(一)采用民主的人本主义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强调全员参与

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小学教育管理的发展的根本目标。小学的教育管理者和小学一线教学的教师，在贯彻执行相关的小学规章制度、教学制度上也需要彻底、自觉以及主动。但是学校在形成小学的日常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上，不能够完全忽视对于负责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的经验的主观感受。由于很多负责一线教学的小学教师，对于小学教育实施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加清晰，所以可以更加不留死角地掌握当前小学教育管理所缺乏的一些层面。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都应该被小学的教育管理者所吸纳和整合的。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要强调策略研讨上的全员参与性，教育管理的策略要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聚集一线教师的智慧，形成更好的教育模式。而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也会对于一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起到更为积极的影响。

(二)要注意人性管理和制度管理之间更好的结合

小学要进行人本主义的管理，还要注意制度管理和人性管理互相之间的结合。过去的教学管理比较注意服从，这样在教育管理之下，会让一线教师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态，从而无法获得尊重和满足，在工作过程当中就不容易进行配合以及服从。而人性管理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被管理的一线教师能够获得精神上的尊重，和一线教师平等地进行交流，进一步地取长补短，在情感上进行互动，最终可以促进教学管理制度令行禁止，一线教师更加配合以及服从。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要更注意发挥一线教师的工作自主倾向性，并且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后促进这些小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因此，管理者要更多地对教师理解以及尊重，最终以人性管理配合制度化的管理，促进小学教育管理的发展。

(三)构造更为浓厚的人文教育文化的氛围

小学的教育管理者要注意以人文本的观念，不仅仅是作为学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这样的管理价值观，更是一个文化养成的过程，从而用人本主义的机制以及方法对学校进行管理。小学的管理者要更加注意放手让负责一线教学的教师去探究一些新的小学教学方式，以及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一旦教学的管理者和一线教学教师在一些教学的方式、教学的内容上存在分歧的时候，不要采用传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注意采用一些平等的交流和互相沟通的方式，让一线教师能够想说、能说、有机会去说，不要轻易怀疑教师的一些创新观念和做法，也不要形成一些思维定势，不愿意和教师继续交流，最终造成了教学管理者和一线教师之间的嫌隙。这就是平等、互相尊重的人本主义教育文化氛围的培养和形成。这些宝贵的人本主义教育文化，对于小学生而言，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

三、结束语

在营造以人为本的教学管理模式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和一线教师之间的良流，并且鼓励教师进行自主创新，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为培养具备全面综合素质的新小学生而付出努力。让小学教师愉快地参加工作，在教书育人的过程当中实现人生价值，也是小学教育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时的题中之义。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2

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

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完整的人是“躯体、心智、感情、精神和心理力量的统一体”，人的心理活动过程是情知结合、整体作用的过程。人不仅是思维的存在，同时也是情感的存在。人所投入的不仅仅是智力，还有情感、态度和信念。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成长的，人在活动中进行思考、赋予感情、做出判断。

人本主义心理学十分重视个体的经验，认为经验是人类认识与变化发展的基础，学习活动一旦与人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将是卓有成效的。由此看来，有意义的学习必须同学生自身的经验发生联系，由学生去体验时，才能产生。教学不是单纯地组织学科内容，还要在学生的生活经验中选择对学生来说有意义的内容，引导学生感受到学习材料与个人生活、人生目的的相关性，使学生在实际的情境体验中自我发现、自我充实、自我发展。

二、人本主义理念下的语文教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人本主义的观点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心理学依据。语言是人自己的财富，人掌握、运用语言是为了传达他的体验、决断和情感。语言用来传达信息，语言的本质却并不完全就等于传达信息。“语言不仅只是工具，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之一种；恰恰相反，正是语言才提供了人处于存在的敞开之中的最大可能性”。

我国传统教学的最大弊端之一是较多偏重对学生逻辑认知层面的开发，偏重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而学生的情感品质不能很好地形成，人格发展就会出现裂痕。具体表现有：第一，学生感受力下降。学生获得了对其所获取信息进行描述、推理与编码的能力，而同时也许渐渐失去了对人对事的感受能力。第二，认识兴趣的泯灭和扭曲。认识兴趣不仅是认知学习的动力，更是人的情感特征。可是在沉重的学业负担和心理压力下，学生缺少对事物的探究欲和好奇心。

对此，人本主义理念下的语文教学所持的理念是：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是学生。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成长的，单纯地着眼于认知活动与智力发展，人格是不能获得健全的成长的。语文的学习需要认知与思考，还需要赋予感情、做出判断。学生学习过程中丧失了学习的热情与喜悦，丧失了学习内容与自己情绪体验的关联，单纯地停留在语言符号、概念、逻辑上，学习就不能有效地展开。语文的三大主体内容识字、阅读和写作中，识字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只有内化到人的情感个性之中，融入人的生命之中，才能进入深层的心理结构，才能变为人的素质。一个有优良素质的人，在鲜活的社会现实中内心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后，将情感抒发出来，才能变成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既要进行各种认知活动，又要进行丰富多彩的情感活动，既把教学过程作为一种知识的教与学的过程，又把它作为一种情感体验过程。认知与非认知的和谐发展关系到学生整体生命的成长，忽视任何一方，人格将不能健全，语文教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将无法发挥。

三、体验――人本主义理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方式

1.字词学习――入境

由于小学生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光读抽象的文字不一定能有很深的体会。因此，根据小学生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借助各种形象化的手段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置身文本中，激发、引出和培育相应的情感体验就必不可少。主要手段有提供条件让学生动手操作、教师示范操作，提供形象直观的画面、图表、视频、音乐等。将文本与生活经验相联系，帮助学生实现对文本的感悟。

典型案例：教学“秋天来了”

我在教学“秋天来了”时，学生背诵课文，受平时习惯的影响，把“一片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读成“一片片树叶从树上掉下来”。对一年级学生来说，理解词语有难度。我并没有急于讲解，而是让他们到外面拾一片树叶回来，一只手拿树叶，一只手拿橡皮，同时放手，看有什么不同。学生说：“树叶轻，下落慢；橡皮重，下落快。”下落速度慢的，我们用“落”，下落速度快的，我们用“掉”，不用管物体的轻重。比如飞机降落，我们能说一架飞机重量轻吗？学生明白后，我又出了一组填空练习：太阳（ ）山、书从桌上（ ）下来。这样，学生再背诵课文就没有一个字读错了。动手操作，胜过教师千遍讲解。

2.阅读学习――移情

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升华，透过它，总能触碰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激动快乐或惆怅伤感或迷茫失落。对这些情感的记忆或反省，将有助于学生实现人格的成熟。小学生情绪情感方面的特点是情感丰富、稳定性不强、易受感染。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移情既符合其学习特点又是语文教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之路。

典型案例：教学反思“浅水洼里的小鱼”

“浅水洼里的小鱼”描写了一个小男孩以他的善良、执着，将被冲上海滩滞留在浅水洼里的小鱼一条一条不断扔回大海的故事。学习这篇课文的目标之一是让学生树立保护小动物、珍惜生命的意识。文章以讲故事的形式展开，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小鱼的怜爱，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同情之心。因此，通过反复阅读，课堂效果良好。可是就在学完课文的不久，我却看到了另一幕。秋游时，班里的孩子围在一个水池边，手上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蝌蚪和小鱼。他们有的将蝌蚪装在矿泉水瓶子里准备带回家，有的将垂死的小鱼直接扔在水池旁……

课堂学习显然没有对实际行动起到指导作用，知与行分离。这时我开始思考，人的“善”到底从哪来？记得，一次听全国优秀班主任唐老师的演讲时，他说道：“我们的老师有责任让孩子成长在一个道德情操高的班级集体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最新修订版）中也指出：语文课程应为提高学生道德品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从说教中来，一定要让孩子们亲身感悟，应该在“一种切身性的真实可感的伦理境遇中去把握伦理的脉络，体会伦理与生命的深深纠缠，由此而发生与个体当下生命处境的真实关联……个体生命自然地切入伦理叙事的芊芊脉络之中。”这种伦理与生命深深纠缠的真实生命处境，才是孕育儿童“善”的母体。

于是，我重新设计了一个情境课堂。将教室布置成一个水池，让孩子们扮演小鱼。随着老师的情境描述“小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小鱼还会干什么呢？有的浮出水面吐个泡泡，有的跟朋友碰碰屁股，有的摇头晃脑跳街舞……”接下来“太阳越来越大，水越来越少，只能往几个深水洼里面游”， 渐渐地展开整个故事……孩子们将自己想象成小鱼，积极性非常高。水中游泳时悠闲自得，积极表达，水变少后面临挑战主动思考，快被“蒸干”时紧张恐惧，到最后“鱼儿们”拥挤成一团大喊救命。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悠闲，才有最后的恐慌，正是因为有了恐慌，才让学生们体验到“小男孩”是如此的重要。

正如体验教学的倡导者辛继湘老师所说，如果教学只是让学生认真听讲、快速记住现成的结论，而不经过学生趣味盎然的尝试，不经过理智的挑战和思维的碰撞，不经过多次质疑、自主选择、独立判断，不经历痛苦、茫然、失望、喜悦、满足等种种情感变化，没有对大千世界的独特感受和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切体验，那么，很难说学生真正掌握了知识、发展了能力，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更无从谈起，教学也就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更深层、更丰富的意义。

3.作文写作――抒情

随着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到了高年级，学生作文基本能做到用词得当、语言流畅、层次清晰、结构完整、构思精巧，但却缺少更重要的东西：真实丰沛的情感、生动鲜活的灵气、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与众不同、卓尔不凡的个性。最具人文性的作文，恰恰最缺少人文性，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重视了作文技能技巧的训练，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陶冶。而作文中所蕴含的情感、灵气、个性又来自于哪里呢？

教师手记：

生活是作文的源泉，学生从体验式作文教学课堂中习得观察与体验的方法，并内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和技能，这也是体验式作文的教学目标之一。当最开始一个作文写不到150 字的孩子，在看过秋天的视频和在公园的绿道上一边走一边亲身观察感受秋天景物变化之后，洋洋洒洒写出300 多字，其中一句：“秋天的天是蓝蓝的，比妈妈带我看的大海还要蓝。远处飘着几朵云，一起风，白云就跟着风走……”一个二年级的小同学，学完并用心地表演二年级下册“丑小鸭”的童话故事课本剧之后，在作文本上写出一句感受：“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因为别人长得丑，而去讥笑别人，我会主动与他交朋友，和他一起玩。”我惊喜的发觉体验式作文教学已结青果，增添了再接再厉信心和勇气。

总之，体验教学并不是一种教学方法，也不是一种教学模式，它是一种高度关注人的教学思想。体验教学对“体验”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教学中人的重视，关注体验就是更深切地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命的完整性、丰富性、自主性、独特性，关注人精神的成长与人格的健全。对人的关注，是体验教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出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 “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毛泽东、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所以，正确处理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

实际上，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本解读是现实解读的前提和基础。在任何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解读，都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原始文本进行，离开了原始文本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本解读也离不开现实解读，现实解读是文本解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文本是社会实践的理论表现。只有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本才具有生命力，才能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我们必须立足当代现实，不断地更新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4

一、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第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和谐文化理论的必然要求。和谐文化理论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弘扬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引外来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12]另一方面,和谐文化理论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合理引导亚文化。在操作层面就是要统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的融合中,在个人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融合中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13]总之,和谐文化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文化思潮、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

四、结语: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5

一、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现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双重诉求的推动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交织，体现出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扎实推进。

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必须首先要还原他们对文化概念使用的语境。黄力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察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使用了狭义文化概念，分别指知识和精神生产的产品；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资本论》中的“文化初期”、《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里的文化是从一定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上来界定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1]27王仲士则认为马克思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广义文化概念，指的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以人化为基础的，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实质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因素。”[2]另外，学界还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主要框架进行了勾勒。黄力之等以《巴黎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主要文本依据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认为《巴黎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阐述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共产主义；[1]46《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59何萍则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的文化哲学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达的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晚年《民族学笔记》及有关书信，表达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想；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文化观的思想。[3]

2、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是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核心就是如何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学界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遗产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具有迫切性。第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有利于合作社的建设。第三，通过文化建设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4]还有学者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研究。如李爱华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的思想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对当前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

3、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对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学者们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明确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洞悉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清晰地阐发了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突出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6]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大家也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不断拓展。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和马克思从哲学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7]97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它在对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衣俊卿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定位为一种深层的文化革命和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一书中，他从宏观上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即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格结构批判、现代国家批判。[8]73在另一本专著《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中，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对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新马克思主义、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述评。[9]陈胜云则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两个转向，即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微观政治学研究。[10]王雨辰在分析这种转向的特点后进一步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转向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11]

2、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理论的微观个案研究。理论的生命力必须借助思想的主体得以延续和发展。正是思想家们各具特色和风格的理论表述，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微观研究方面，学界除了对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以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文化解析和思想重构之外，吉登斯、拉克劳、墨菲、德里达等位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开始走入学界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不断涌现。通过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和重要流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的跟踪研究，学界已经超越了用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框架去剪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而开始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状态去挖掘它的理论本性和价值取向，并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这种对话研究的开展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沟通和对话，扩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向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异常活跃。

1、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前提，其潜含着两层逻辑：一是文化之间有没有评价先进和落后的标准；二是如果存在这种标准，那么它是什么？在关于先进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它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但是对于这个评价标准是什么，则有不同观点。李毅认为，应以文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判断文化是否先进。[12]刘建军提出了五条标准，即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否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否体现了文化自身价值，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3]沈壮海认为，可以把文化性先进性的评价标准概括历史尺度、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14]

2、文化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文化能否像经济一样，形成文化全球化，还存在很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普遍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共通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文化的本质具有普遍性，并且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绝对优势，使得资本主义文化具备了一统天下的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象征和通俗文化在全球传播。如韦幼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是一个总的历史进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15]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多元化（特殊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文化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具有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功能，因此文化在价值上没有优劣之分，多元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如汤一介认为，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16]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唯物史观视角、社会学视角、社会主义学视角、比较政党研究视角、哲学价值论等多重视角。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讨论的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开始进入学界关注的视域，并迅速地跃迁为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李德顺认为，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平或平等。[17]李忠杰提出，要把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研究。[18]吴向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由新集体主义、人民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实践理性主义所构成的完整价值体系。[19]侯惠勤认为，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事实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0]

（四）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学理上的持续探索。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既包括文化，又需要从文化的角度予以阐释。这就使得从学理上完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建构成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是否可能？哲学就是追求对事物第一因的认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可能性的追问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的必要理论前提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普遍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明确的关于文化的表述，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化理论。如郁建兴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主要地看作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得以确立的基石。马克思逝世之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体性等概念为基础的批判，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据此，作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可能的。[21]黄力之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确没有一种历史观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只有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哲学解读，这种解读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基础上得以重构是有可能的。[1]255

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可能？郁建兴认为，发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不能满足于只是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21]黄力之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进行整合的路径应该是：用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来揭示文化的人化本质，并从人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来确立文化的价值引导意义；用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思想来解答文化演进和嬗变的根本原因，再用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能动性的思想来揭示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1]252张华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模式可以遵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他认为从理论的抽象走向实践的具体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22]

3、何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张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推进过程，表现为基本范畴的逐步展开。这就是：文化存在———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包括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文化的特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22]赵剑英则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入手，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他认为，文化生产力既是一种硬实力，又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创新力；对当代文化这一特质的崭新认识，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23]徐敦凯从哲学的视角尝试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体系建构，认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三方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化本质观、建立在文明主体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主体观以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文化政策。[24]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指引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相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研究还略显薄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源和流的关系。只有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内涵、框架和理论旨趣才能够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并不是直接地存在于那里的非历史性的存在，而是深藏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只有认真阅读、悉心梳理他们的经典著作，才能从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展开。然而目前这一研究还不容乐观，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文本研究和思想梳理还较缺乏。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理论，相反他们甚至反对过多地研究文化问题，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叙事模式———文化史观，批评“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25]29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们无疑开辟了文化问题研究的新视域。只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生态的文化理论进行批判性理论解读，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确立规范性的基础。

（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缺乏历史的系统的整体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起源、实质、结构、功能等，反映了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知识谱系，在民族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形态、不同侧重的理论样态，如列宁的文化理论是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各自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西方现代性发展现状而进行的理论批判和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理论样态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度的具体成果。这些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样态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理论的抽象走向实践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包含着诸多科学范畴并承载着这些范畴不断展开的严密的思想体系。然而，在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各个具体形态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而从整体的、历史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丰富内涵的成果还不多见，因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碎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和不足。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理论体系

近来，思想理论界正在研究和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总的来看，目前的讨论还局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如何编排上，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却关注不够，这使得讨论难以进一步深人下去。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马克思主义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如此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

(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结构的构建为基础。

1．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再现，是理论联系实际、思维把握具体的进程和环节的体现。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理论逻辑结构的建立有几个要素：第一，要找到一个适宜的逻辑起点范畴。这个逻辑起点范畴是反映事物最普遍的、一般的规定的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它是事物历史的和现实的起点，它包含着事物生成发育的胚芽。“第二，要有一个理论主题或理论主线。

这是全部理论所围绕、回答和解决的中心问题。第三，要找到体现理论主线的统治范畴或中心范畴，统治范畴在全部理论范畴和全部理论内容中占有统领性的地位，起统摄性的作用。中心范畴是全部理论范畴和理论内容所围绕的逻辑中心。第四，围绕理论主线和逻辑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逐步递进的理论范畴和基本原理，要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构建起各个理论范畴和原理之间的理论逻辑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了一个以商品范畴为起点，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主线、以资本为统治范畴、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的科学的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树立了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应遵循马克思构建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方法。

2．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都贯彻遵循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理论逻辑结构。由于研究对象、任务、主题的不同，由于揭示的规律不同，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的逻辑结构。初一看，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逻辑结构是大不一样的，但是，在表面上不同的逻辑结构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贯彻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马克思没有来得及阐述他所创立的全部理论所赖以贯彻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但这样一个内在逻辑结构无疑是存在的，它存在-丁马克思的思维之中，存在于马克思用理论把握、再现现实的进程之中。如果我们忠实地考察马克思整个理论研究生涯，认真地、仔细地查寻马克思理论思维发展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有个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一内在逻辑结构的逻辑起点范畴是人的存在，中心范畴是人的发展，主线是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结构用图示如下：

人的存在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人的存在有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个性存在等方面，但其本质在于社会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本质有两方面：一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存在不是静态的凝同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发展着的存在。实现人的自于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逻辑中心和主线。人的发展主要通过两方面途径实现：一是通过人的各方面实践活动，增强和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协调，影响人的发展。人的各方面关系协调状况，尤其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人在实践活动中发展的状态和程度。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还会造成劳动的异化，阻碍着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考察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并着力考察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各类实践活动领域特殊的历史性质、状态、实现程度和水平，其主要的活动领域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

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个组成部分所贯彻遵循的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任何具体的理论体系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为核心和基础，都要贯彻和遵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再现和把握一切客观现实的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体现，它可以包容各方面的科学的理论，可以认识和把握一切客观现实，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不仅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的整体性，而且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思维方式开拓新领域，进行新研究，可以发展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

2．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从理论逻辑结构人手。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并不直接等同于各个专门领域的具体的理论体系，各个专门领域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殊的范畴及特殊的逻辑联系。构建各专门领域的具体理论体系，首先要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特殊的理论范畴，并揭示其内在联系及形成具体领域的、特殊的理论逻辑结构。这就是：(1)从人的存在的现实背景和条件出发，抽象出反映人的存在本质的相应的起点范畴。(2)以人的发展为轴心，揭示出体现人的发展的特殊要求的中心范畴。(3)以人的特殊实践活动和特殊关系为主线，构建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结构。

3．在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扩展为相应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逻辑结构到理论体系还要对从起点范畴到中心范畴、从中心范畴到各个具体范畴的理论环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要进一步提出和阐述各个方面的具体范畴和具体的理论原理，由此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提出了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的理论逻辑结构，而且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和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原理和理论范畴，才得以在《资本论》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伟的理论大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现实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或现实形态，目前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的统一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的理论体系。但从理论逻辑结构来看，三者又不尽相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把三者整台在一起，将三者贯通起来，形成一个中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一致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还应能包括未来新出现的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必须同时满足整体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开放性的总体要求。

2．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内容的中国化，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这就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逻辑结构的确立。“以人为本”提出了要以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体系，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达到了一致。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国化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应当是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相一致的以人为本的逻辑结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构建。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中国化形态的基础之上，即以人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逻辑主线和中心范畴，并据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

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的要求，起点范畴应当是标明人的存在的特殊条件、规定或本质的范畴。按照马克思构建理论逻辑结构的有关论述，理论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最一般的抽象的范畴，是研究对象的起点，它包含着研究对象内在矛盾的胚芽。从这些要求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明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与此相应，社会主义本质则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三个层面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这两个范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一般的规定作了最抽象的理论概括，从而也对我国现阶段关于人的存在的最一般的社会条件、社会规定和社会本质作了最抽象的理论概括，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抽象、最简单的起点范畴。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之间的矛盾，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的胚芽。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所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范畴符合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线，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是什么呢?这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心范畴是全部理论所围绕的轴心或核心，是贯彻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和灵魂，是支撑整个理论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中心范畴明确了，理论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结构、顺序，就好确定了。反之，中心范畴不明确，理论结构和体系必然是混乱无序的。《资本论》正是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范畴，才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应当是“以人为本”，下面简称为“人本”。理论界目前只把“以人为本”理解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这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以人为本”即“人本”应当进一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原、根基和根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中心和关键。这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人本”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要建设的共产党，是服务于“人本”的党；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人本”的发展。将“人本”作为中心范畴，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人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将“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以“人本”为轴心就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各个理论范畴、各个原理、各个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从而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和体系奠定基础。

4冲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图示。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为起点范畴，以“人本”为中心范畴，我们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图示如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了我国现阶段人的存在的社会本质，“人本”则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要以人为核心、目的、根基、动力、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就是“人本”的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本”的发展，“人本”的社会主义和“人本”的发展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和发展来体现和实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提要

理论体系是理论逻辑结构的充实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提要如下，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能列出题目和作简短说明。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关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说明。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经济特征和根本目的的论述。

3．“人本”理论(以人为本的理论)。“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灵魂和本质，也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灵魂和本质。“人本”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人本”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人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本”一方面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所增添的新的规定。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增加了“人本”的新规定，所以“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

4经济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

5．政治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6．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7．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中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8．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

9．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坚持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

10．“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理论。必须坚持一国两制，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达成和平协议，为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7

【关 键 词】詹明信/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f.jameson,1983,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8

【关 键 词】詹明信/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f.jameson,1983,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