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0 17:37:49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实践活动的人，归宿点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指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异化的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提出突破“人对物的依赖”的发展阶段，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上具有不可超越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解决的是信仰问题，而且解决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民众认同，是因为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而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正因为如此，改革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我们党就是以这种先进的价值理念为最根本指导思想的。因此，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断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而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论述人类历史中四种基本活动和关系时，就把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生产需要和自由需要三个层次。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的利益形成都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关系。因此，人是需要矛盾发展着的综合体，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层次的需求。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物质需要、秩序需要和精神需要等，人们更加注重社会交往、尊重、自由等方面的需求。比如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增强后，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面对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人们需求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顺应和对接了群众的多元需求。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党组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为人们提供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资金、信息、技术、思路等服务；积极引导、组织人民群众理性地行使自己的民利，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需要即人性”，当人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从而又创造了另一个与人的本质需要符合的物品或服务。人的需要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人是一种生成性和超越性的存在，始终处于不断地生成的状态之中，它的最佳状态是有生命力，不屈地走向更高的生存形式，不断地超越现实生活，超越现实的规定性，始终在追求和建构一种可能性世界。[2]”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充分激活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现代社会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人民群众需求的多元化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是表现在信仰、意识形态一类的精神层面。因此，人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常常与社会的发展相悖。如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极大丰富的满足，而人的精神需要却不断萎缩甚至畸形地发展。人的心灵家园被无情地毁坏，人变得空虚而无所事事，如同“行尸走肉”，面对这样的矛盾，解决的关键是，人们主观能动地把握外在世界，和积极主动的地建立内心世界。只有当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秩序需要协调发展，人才可能不断实现和谐、全面发展。因此，为了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服务需求和发展要求等发生的新变化，在理论上，必须在坚持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的同时，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包容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筑牢社会思想和道德基础，形成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引导社会共同体的生成。在工作理念上，党组织必须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党理念转变，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实践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展开宣传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及时应答广大群众在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使群众信服，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而且要从实践上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二、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在探讨“为人民服务”思想之前，必须先搞清楚“人民”和“服务”这两个范畴。首先，在“为人民服务”中，人民是服务的对象。人是普遍概念，人民是集合概念，属于政治范畴，包含着人的社会属性，但着眼于人的政治属性。尽管不同时期的人民范围不同，但人民始终是与敌人相对的一个概念。有人民就有敌人，可见，人民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尽管人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其次，服务是一种关系性的范畴，是指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服务是在实践中，一方可以可给另一方带来某种利益或满足感的一种或一系列活动，它表征的是主体需要和客体满足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服务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对于我们党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服务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起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这一核心作用的发挥，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需要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服务水平。
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3]。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对“为人民服务”作出过科学定位，并不断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源于1944年9月8日作的一次著名的讲演。当时，在为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后不久，“为人民服务”演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10月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指出，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后，邓小平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个党员的最高准绳”[5]，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并于1985年提出“领导就是服务”[6]，从而把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作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基础和前提；把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正落脚点和核心。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干部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目标，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7]”
在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过程中，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首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切实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发挥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掌握民意，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自觉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尤其是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工作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必须对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保持高度警醒。其次，加强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腐败现象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服务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源上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才能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2004年3月同志在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以人为本”作了深刻的阐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十报告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8]”十报告中提出的构建服务型政党，更侧重于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相比较，从理论层次上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是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逻辑层次上说，以人为本是基本命题，为人民服务是推出命题。为人民服务之所以作为党的宗旨，是因为人是本，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们在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首先要转变执政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是党执政方式转变的基础，也是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党的前提。其次，要充分肯定个体价值，承认人的个性化的价值意识的合理性。因此，在建设服务型政党过程中，要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特别的，认可他们的价值，尊重并且努力去满足他们的合理需要和要求。要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防止以人为本变成空洞的口号。再次，以人为本，要贯穿于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始终，体现于工作的具体内容、方法中。以人为本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为了更好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在具体工作中，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服务人民渗透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各业，渗透于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把各项服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倪洪章.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12（1）.
[3][5][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8.257.121.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9.
[7][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42.
【论文摘要】本文以《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为主例，引用了大量的例证，从文化蕴涵的不等值性、文化蕴涵的非对应、文化蕴涵的零对应性三方面对英语词汇习得中的“文化盲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目的是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指出语言与文化的水乳交融关系，并强调文化背景学习的重要性。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笔者碰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大学英语精读》(修订本)第3册“ladyhermitswh0aredownbutnotout”一文中的“lostdog”一词，从字面翻译上似乎与汉语的“丧家之犬”对应。但它真的像“saveone’sface”(保面子)、“inone’smind’seyes”(在某人的心目中)那样属于形义重合现象吗?事实上，这种貌似重合的现象就其文化蕴涵而言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往往成为外语学习中的盲点问题。文化盲点指的是在外语学习中，由于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缺乏了解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偏误。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词汇中的文化盲点也同样，它主要由不同文化背景下母语和目的语词汇文化内涵上的差异而引起。学习者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缺乏对所学词汇的文化意义的足够认识，加上受母语文化负迁移影响，学习者常借助于母语的一些规则，容易形成词汇习得中的文化障碍。
外语词汇学习中的euhurally．1oadedwords可遍及各个层面，是学习者有效地进行词汇输入和输出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以《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为主例，就这一问题作一定的分析，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词的意义及其文化蕴涵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g．leech在《语义学》中区分了词汇的七种意义：概念意义(c0nceptil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nlean-)、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情感意义(lafecitvemeaning)、反映意义(relfectde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n~agn)、主题意义(thematiciile锄ing)，其中的五种(除了概念意义和主题意义)都被包括在联想意义(associaitvemeanign)当中。“本文主要探讨词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概念意义，亦称外延意义(denotaitvemeaning)指的是“某个词或词组一个方面的意义，它是以可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某一特定部分明确所指(reference)为基础的，又是以某种约定俗成的意义(如词典的意义)为基础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简单说即是词的本意。内涵意义则指“某一词或词组的意义的一个方面，这种意义是词在说话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感情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出处同上)，内涵意义显示出人们对于词汇所指内容的情感和态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汇蕴涵具有非对应性甚至零对应性的特点。根据贾玉新的观点，在不同语言中，具有特定文化蕴涵的词汇可分为：(1)概念意义相同的而内涵意义大相径庭的词汇；(2)同一所指，在两种语言中由截然不同的词汇来表达；(3)表面上意义相同，但实际语义差别很大的词汇；(4)语言缺项(1exiaclgaps)，即一种语言的某种概念，在另一语言中无专应的词汇。[3](正是由于不同文化词汇蕴涵上的这一系列的差异才形成了各个层面的文化盲点。
三、文化盲点存在的层面及典型例子
1．文化蕴涵的不等值性。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的蕴涵在涵盖面上可呈现不等值性。这种不等值以英汉语言来分析，可表现为词汇信息上的增值或减损，即在一种语言中词汇所含有的意项要小于或大于另一种语言中的对应词。以《大学英语精读》课文：“whyiteach”中的“clay”一词为例。汉语中，其概念意义上的对应词“黏土”在文化蕴涵上缺乏相关的联想意义。而在英语中，“clay”却在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蕴涵：“肉体、人体”。这一蕴涵源于与西方文化有关的《圣经》：人由上帝用黏土创造而来，当上帝把生命之气吹进黏土，黏土就有了生命，上帝创造人的工作就此完成。本文作者借用这一典故，把教师的工作比作上帝造物之工，同时隐含教师工作比上帝造人更伟大、神圣。而汉文化中却常把教师的工作同“蜡烛”连在一起，因为在汉文化中“蜡烛”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蕴涵。这在西方人看来同样不可理解。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把各自语言所包含的文化涵义加以充分联想、扩展，造成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词汇涵义涵盖面上的不等值。“theprofessorandyo-yo”一文中的“ambition”一词能说明同样的问题。“ambiiton”英语中是个中性词，褒义贬义均可。由于此词在汉文化涵义上的减损，“heispoor，butambiitous．”一句就很容易被误译为“人穷志短”，这句话的意思正好相反，译为“人穷志不短”。所以，如果外语学习者缺乏对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也就难以体会和把握目的语词汇所衍生的文化涵义。
2．文化蕴涵的非对应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的文化涵义还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之间质的差别。因为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同语言间的词汇概念意义的貌似对应实质涵义的大相径庭，由此造成的障碍问题更为严重。在英汉语言中，很多词汇带有各自的民族、宗教涵义，其不同的比喻性、象征性可赋它们具有本质区别的联想意义。hj(在目的语学习中如果以母语的思维，用母语的联想、象征、比喻意义来理解，就可能造成本质上的理解错位。以本文开头提及的“lostdos”为例。它与“丧家之犬”字面上的互为对应不能掩盖其文化蕴涵上的本质差异。汉文化中，它往往让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常带有贬义，俗语中有“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等说法。英语国家把狗视为“hlan’sbest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不少惯用语都反映了使用英语的民族对狗的喜爱，如asfaithfulasadog(像狗一样忠诚)；loveme，lovemydos．(爱屋及乌)。口语中也常用狗指人但并不含贬义，像aluckydog(幸运儿)；agaydog(喜欢玩乐的人)；adumbdos(沉默不语的人)；helpdosoverastile(助人渡过难关)。在分析“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人心目中产生不同的联想”这种语义现象时，英语语言学家ogden和richards在他们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指出“词语的力量是我们生活中最守旧的力量。人类学家仅仅在昨天才开始承认这些纠缠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无法摆脱的词语绳索的存在。共同继承的概念模式包围着我们，像空气一样自然而又不可争议地影响着我们，以无数的方式限制我们的思维活动。”j(正是这种“共同继承的概念模式”导致了中国人和英美国家的人对同一种动物产生不同的联想，赋予不同的涵义。
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的。5年前，党的十七大从道路和理论体系两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作了概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作出这一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党的十不仅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的科学含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起来，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地阐明了三者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使三者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是我们党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取得的重大思想成就。
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上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仅要深刻理解和领会十对三者各自内涵的理论阐述，更要深刻理解和领会十对三者相互关系的科学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的十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相互关系所作的理论阐述。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重要的是要深刻领会这一理论阐述的精神实质。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我们要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必须要有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离开这个行动指南，我们就有可能回到过去的老路，甚至会走上邪路。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根本保障。我们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要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经过不懈努力，使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
二、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涵上作出的又一新概括。这个新概括，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我们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就要从三者的相互联系上准确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
正确认识我国当今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作出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判断。这个判断揭示了当今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避免盲目性，都要有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总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不超越阶段、又不落后现实，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如何布局一项事业，是推进这项事业发展的关键。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_二位一体”，再到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逐步深化。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将这个总布局由“四位一体”进一步发展为“五位一体”，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治国理政的方略日臻完善。“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更科学、更全面的同时，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任务意味着历史使命，彰显着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成立伊始，就肩负起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庄严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党的十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不仅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现实的奋斗目标。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九十多年不懈奋斗实践的接力和发展，也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继续和拓展。
上述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三者密切联系，共同构成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行动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是基础和前提，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部署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任务和使命。总布局和总任务都必须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在立足这个总依据的基础上，又要着眼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而要完成这个总任务，客观上要求全面落实“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因此，我们不能将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彼此割裂开来看待，而应当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密切联系起来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三、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必须坚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党的十提出了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八个必须坚持”，从主体力量、根本任务、必由之路、内在要求、根本原则、领导核心等方面着力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凝练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并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的党。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并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将这些经验归结为“三个代表”，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党的十七大用“十个结合”系统概括和总结了我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十个结合”，科学地回答了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生动地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以往所做理论概括的基础上，党的十用“八个必须坚持”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说，这“八个必须坚持”的精神实质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实践基础。这“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是对10年探索和实践的理论概括，是10年来我们党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升华。“八个必须坚持”与科学发展观密切联系，字里行间渗透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内涵，反映后者的本质要求；后者是前者的灵魂，是前者在理论上的系统化。
这“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我们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取得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这“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将同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一起，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和宝贵财富，成为管全局、管方向、管长远的重要原则。因此，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还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这“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课程；体育课程；本质涵义；相关概念
自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并实施《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1］算起，体育课程在我国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即使是在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到全面实施阶段的今天，人们对体育课程涵义的理解仍然歧义频生，似乎众所周知，却又似是而非。有人片面地把体育课程等同于体育课，有人简单地把体育课程归结为体育教材，还有人错误地认为体育课程就是体育教学，不一而足，却又难得要领。那么，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亟需明晰的课题。
1见仁见智的体育课程定义
1.1课程涵义的多重性
之所以说“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是什么”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课程是一个使用广泛而涵义多重的教育学术语。课程涵义的多重性甚至早在课程（Curriculum）一词出现的同时就埋下了种子。在西方学者中，最早使用课程一词的是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他在1859年发表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首先使用了课程一词。Curriculum源自于拉丁语“currere”，意为“跑道”（race－course）。根据这一词源，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斯宾塞将“课程”术语引入教育领域，并很快被西方教育学者所普遍采用。然而，在当代课程文献中，这种界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对课程一词的拉丁文词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currere”的名词形式意为“跑道”，重点是在“道”上，这样，为不同类型的学生设计不同的轨道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而引出了一种传统的课程体系；而“currere”的动词形式是指“奔跑”，重点是在“跑”上，这样，着眼点就应该放在个体对自己经验的重新认识上。［2］由此可见，甚至连选择课程的哪一个词根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课程思想，从而导致不同的课程实践。
总之，在课程论的研究中，关于课程的定义繁杂纷呈，从广义到狭义，从词语本意到引申义，从要素到功能，从课程设计者到实施者和受施者，从静态到动态，从过程到结果，从设计到评价，应有尽有。
1.2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体育课程定义
课程涵义的多重性及我国体育课程研究的滞后性，导致了人们对体育课程涵义理解的不尽一致。以下是迄今为止国内六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体育课程是以发展学生体能，增进学生身心健康为主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性课程，它与德育课程、智育课程、美育课程、劳动教育课程相配合，共同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是整个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的课程。［3］
（2）体育课程是指为实现学校体育目标而规定的体育内容及其结构、程度和进程。它包括体育课程目标、体育课程内容、体育课时分配、课外体育锻炼等。体育课程不是一门学科的课程，而是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方面的课程。［4］
（3）体育是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体育课程是具有综合性的文化科学基础课程。［5］
（4）体育课程是指在学校指导下，为了使学生能在身体、运动认知、运动技能、情感与社会方面和谐发展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6］
（5）体育与健康课程是指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素质教育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它是对原有的体育课程进行深化改革，突出健康目标的一门课程。［7］
（6）体育课程是增强学生的体能，传授体育的知识、技能，为学生终身体育奠定基础的课程，它与德育课程、智育课程、和美育课程相配合，共同实现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学校全面发展教育必不可少的课程。［8］
上述六种体育课程定义分别有着各自的课程理论基础，有的把体育课程归属于“学科”，有的把体育课程归属于“活动”，有的把体育课程归属于“体育内容”，有的则直接把体育课程归属于“课程”。
2体育课程本质涵义的再认识
2.1课程涵义的新进展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对课程涵义的理解同样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课程认识的深入，课程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的内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如下六个趋势：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从强调教材的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强调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9］上述课程内涵发展的六大趋势，对重新认识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以巨大的启示：单一的、片面的体育课程定义不再适应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需要。
2.2重新认识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
根据当今课程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体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是指在学校教育的环境中，学生主动地提高健康素质和体育文化素养，逐渐养成体育生活方式的一门课程。它是学校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社会和体育学科协调发展的重要媒介。
具体来说，体育课程的涵义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2.2.1体育课程涵义的整合化
把体育课程的上位概念定位于课程，符合逻辑学的就近原则。不过，这也衍生出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这里的课程究竟是指什么？是指“学科”？还是指“活动”？抑或是指……从课程涵义的最新进展来看，无论是把体育课程归属到“学科”，还是归属到“活动”、“计划”、“内容”、“经验”、“目标”，都难以避免地存在着较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建国以来，体育课程在我国被定位于“学科”，这在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提高了体育课程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抹杀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摸索之后，有学者提出，要改变传统体育课程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要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把体育课程的出发点放在学生身上，实现体育课程从“物”到“人”的转变。无容置疑，这一观点彰显了课程改革的时代特征。然而，如果据此简单地把体育课程归属于“经验”或“活动”，姑且不说“经验课程论”是否已经过时和是否适合我国国情，只需正视这种课程观在实际活动中所带来的教育过程的随意性、内容的不系统性和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就可认定片面地把体育课程归属于“经验”或“活动”是不可取的。总之，课程涵义的整合化，是重新认识体育课程本质涵义的基础。
2.2.2体育课程本身是静态的，其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
美国课程论专家古德莱德（J．I．Goodlad）认为，课程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观念层次的课程、社会层次的课程、学校层次的课程、教学层次的课程和体验层次的课程。处于不同层次的课程，其涵义是不一样的。其中，前两个层次的课程属于课程计划、课程采用阶段，往往表现为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是一种静态的“文本课程”；后三个层次的课程则进入课程实施阶段，是课程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
体育课程同样具有涵义不同的五个层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课程专家倡导体育课程要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这是观念层次的体育课程。在“健康第一”思想指导下研制的体育课程计划、体育课程标准和体育教材，属于社会层次的体育课程。各级各类学校根据课程方案和体育课程标准开设的体育课和大课间体育活动等，属于学校层次的体育课程，而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和大课间体育活动等课程实施活动中真正实施和学生真正体验到的体育课程，则是教学层次和体验层次的体育课程。无论是观念层次的体育课程，还是社会层次的体育课程，只有学校真正知觉了，教师真正运作了，学生真正体验了，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简而言之，体育课程本身是一门静态的学科，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目标体系和内容计划；但其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着重关注学生的活动与体验及课程目标的达成。静态的体育课程只有通过动态的过程才能实现其价值。
2.2.3从“三位一体”之“和”走向学生主体发展之“谐”
这里的“三位一体”是指体育课程三种价值取向的融合。体育课程的价值取向是人们基于对体育课程总的看法和认识，在制订和选择课程方案及实施课程计划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倾向性，主要包括学科本位、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等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价值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局限性。学科本位价值取向的体育课程，强调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课程内容主要是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体育文化知识和运动项目；但由于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可能造成学生简单模仿和机械训练，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社会本位价值取向的体育课程，认识到了体育课程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但过于强调课程的社会服务功能，必然会导致把学生作为工具来训练。学生本位价值取向的体育课程，强调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来编制和实施，有助于避免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但过分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过分倡导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实现，容易滑向人本主义的误区。
事实上，学科本位、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体育课程的价值取向应注重学生的主体价值，关注学生的主体发展，在突出人本化倾向的同时，吸收社会本位和学科本位的优点和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三种课程价值取向的有机融合，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3体育课程相关概念辨析
3.1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是体育课程内在地包含着体育教学，还是体育教学包容着体育课程？抑或是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建国以来，课程在我国被理解为教学内容，是指学校教育科目及各科教材。受“大教学小课程”思想的影响，体育课程被归属于体育教学的下位概念，等同于体育教材。显然，体育课程绝不仅仅是指体育教材。与此相反，有学者认为，体育课程是学校体育的下位概念，体育教学的上位概念。学校体育课程在没有实施前，它只是以方案和计划的形式呈现给大家，此时它所涉及的问题实属体育课程范畴的问题。如果把课程计划付诸于实施就变为教学，在这一层次所涉及的问题实属体育教学范畴的问题。［10］这种把体育课程付诸实践的过程等同于体育教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塞勒（Saylor）等人认为，以下三个隐喻可以说明课程与教学的关系：（1）课程是一幢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2）课程是一场球赛的方案，教学则是球赛进行的过程；（3）课程可以被认为是一首乐谱，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11］这一观点把课程看作是静态的计划，而把教学看作是动态的实施过程，强调课程与教学联系的互动性。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联系，简单地把一种概念归属于另一种概念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一方面，体育教学是体育课程付诸实践的核心途径，但并不是惟一途径；另一方面，体育教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体育的范畴，还广泛存在于社会体育甚至竞技体育工作中。
3.2体育课程与体育课
有学者经过计算，认为我国体育课程根本达不到发展学生身体健康的目标，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小学1～2年级学生每年在体育课程中的运动时间不到40h，平均每天不到7min；在3～9年级，学生每年在体育课程中的运动时间不到30h，平均每天不到5min。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区，错误地把体育课程等同于体育课。体育课是体育教师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文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相对固定的学生所实施的体育课堂教学活动。如果说体育教学是实现体育课程目标的核心途径，那么体育课就是这一途径的主要表现形式。
诚然，仅仅通过体育课确实难以实现发展学生身体健康的目标，这就要求切实加强课外体育活动。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就像体育课程实施途径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体育课程内在地包含着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等形式，涵盖了显性体育课程和隐性体育课程，兼有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的双重特性。
4结束语
虽然课程是一个使用广泛而涵义多重的教育学术语，但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课程涵义的理解日益呈现出整合化的趋向。根据课程涵义的整合化倾向和体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是指在学校教育的环境中，学生主动地提高健康素质和体育文化素养，逐渐养成体育生活方式的一门课程。这一界定可以这样理解，体育课程是一种内在地蕴含着学生主体经验的目标体系和体育内容计划，体育课程本身是静态的，其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
从体育课程的本质涵义来看，体育课程改革要避免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从严格遵循体育课程的学科特征转向密切关注学生的主体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强身健体是体育课程的本质功能，体育课程改革要高度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掌握和学会应用运动技能是体育课程的独特目标，淡化运动技能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强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倡导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实现，不能过分夸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过分夸大建构主义认识论的作用，体育课程的实施过程应是师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促进学生健康素质的提高、体育生活方式的养成和生动活泼地发展，这才是体育课程的真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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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学忠．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J］．体育学刊，2003（2）：12-15.
一、发挥课程文化领导力，必须建构正确的知识观
正确理解知识是发挥课程领导力的首要条件。只有把知识看做是由符号、意义内涵和文化精神立体构成的存在，才能充分张扬课程的文化引领和导向作用。
符号是知识的载体。符号是“能够传递事物信息的一种标志。声音、文字、颜色或图画、手势、姿态、表情、物体等都是符号，它所代表的意义是超出其事物本身的。符号是任意设定的，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只要社会中的人同意其意义便可以。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一套符号或形象，而社会里的人对这些符号、形象有同样的定义或了解。”任何知识的呈现都是通过符号表达的。
意义内涵是知识的本体内涵，也是知识产生的首要目的和价值追求。知识总是人类关于某事、某物、某人的对象性认识，总是人有意识地指向一定对象的产物，是人有目的地赋予自然、社会、人一定意义的结果。任何知识的创造都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反映，都包含人类赋予世界万物的一种意义。培根“从知识的起源出发来考察知识，认为知识不是大脑思辨的结果，也不是从某一权威的结论中演绎而来的，相反，知识是人们‘深入到自然界里面，在事物本身上来研究事物的性质’而获得的东西。”知识是人与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是人赋予世界外物意义的过程。
文化精神是随知识形态产生而逐渐形成的。知识生产最初只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因此，知识中的文化精神并不是知识产生之初就自身携带的。而是随着时代进步、人类文明的积累、知识的丰富以及伴随人类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学科的形成与分化逐渐形成的。“我们从现象世界中划分出的范畴和类属并非因为其固有的存在而等待我们去发现：恰恰相反，世界以万象纷呈的印象流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必须经过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来加以组织。……任何人起初部是在自己的知觉经验中理解世界的，但当他通过语言学习逐渐掌握公共知识提供的观察世界的‘视界’时，这种‘视界’就逐渐成为他生存的一种本体意识。”正因为文化精神赋予，知识才等同于人类的智慧而非事实的积累，没有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的知识同样是没有意义的知识。
所以，符号是一种载体，为此，主要应该分析知识构成中意义内涵和文化精神，才能赋予课程的文化领导力。
二、发挥课程文化领导力，必须让学生建构基础的知识结构
设置哪些课程决定了孩子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可以获得哪些基础的发展起点，获得未来发展的起点就要求学生领会各个学科的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内涵，这是设置各类课程最基础的目标。
从性质上来讲，相对而言，意义内涵是一种价值性存在。任何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知识，都蕴藏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思考。任何经过人类加工、改造和创造过的东西都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的价值判断、价值推理和意义赋予。因此，与符号逐渐成为一种“事实性存在”相比，知识中包含的意义永远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寻求中立的、价值无涉的意义世界是不可能的。知识的意义内涵是价值性存在，正因为它的价值性存在，才有了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解释、论证、修正与不断的创新。知识的意义内涵才不断以新内涵呈现在人的面前，丰富新时期人类的精神世界。知识中的意义内涵永远与人的生活世界相联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知识中的意义内涵来理解自然世界、理解个体生活、理解历史和理解人生的。正因为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人的生活世界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知识的意义内涵也会随着时代的变革、生活的变迁而发生适合当下生活的变革。正因为意义内涵的生活贴切性，所以在学生知识建构过程中，要求教师的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过程回归学生生活、与学生生活世界紧密结合。
从掌握方法上来讲，相对而言，知识的意义内涵必须用理解的方式去建构。意义内涵不同于符号载体。人类在创造知识的原初过程中，虽然赋予了知识一定的意义内涵，但意义生性不是固定的、僵死的和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和有生命活力的。知识中包含的意义内涵将在一代接着一代人的理解和应用中“章显”出来。正是因为意义的生成性、情境性和时代性，才使历史的知识不断被转化为时代的知识并生产着新的知识。因此，知识本身有阐释不尽的意义内涵。每一代人或者每一个人在理解和解释知识包含的意义内涵时都不可避免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智慧，知识中的意义内涵才不断被丰富和扩充。因此，对于意义内涵的建构来说，不能采用机械记忆和强化练习的方式来获得，相反，必须用“理解”的方式来建构。因为，“理解总是理解者从自身出发与对象世界所建构的整体的意义关系，使理解者自身的视野与理解对象的视野的融合，每个人必定在理解的同时进行自我的理解。……理解揭示的是可能性的意义，它总是指向将来的能在。理解因而体现了精神发展的意向性……理解是面向未来的，它指向可能性，是人为了未来而根据现在向过去提出的寻求解答式的提问。……每一次的理解都带来视野融合，带来视野的扩大，带来个人精神世界的扩大和人生经验的增长。”
因此，为了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发展起点，发挥课程对学生未来发展走向的引领作用，学校必须宏观规划课程设置；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建构知识的意义内涵，教师应用整体和动态的思维理解知识，把知识看做一种自组织系统；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密切结合；丰富和提升学生理解、整合生活世界和知识世界的能力。
三、发挥课程文化领导力，必须让学生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
古希腊以“哲学”来指称各种理论知识，主要研究关于上帝、世界、人的存在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容。知识建立在信仰、顿悟、理智和启示上。以伽利略引进可重复的可控实验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革命开始以后，“新科学驱逐了所有这些作为理解自然的方式的东西，把经验――实验和观察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检验方式。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建立了知识体系的全新基础，而且在于隐喻了人类不再必须相信杰出权威的话，任何断言和理论都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知识获得了民主而不是独裁的性质，它更多依赖于适当的方法，而不是极少数人的见识，每一个有一定才智的人都能运用这些方法去把握新的
实验和观察原理，学会从数据中提炼适当的结论。这些就是在自然科学知识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蕴涵了自然科学知识的理念、规则、范式等。文化精神的形成也为知识的交流提供了基础。
从性质上来讲，相对而言，文化精神是一种审美性存在。知识不仅包含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认识的结果，而且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人的探索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审美精神、人文精神、博大精神、创新精神等。知识建构的目的不否认对意义内涵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人类自我的精神建构。文化精神是知识传达的一种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真正进入人类已经构筑的知识体系。文化精神是指不同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种特殊属性和文化，它是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果。正如裴娣娜教授指出：语文学科的文化性表现为理解与交流、批判性思考、审美体验；数学学科的文化性表现为审美体验、理性思考、实践创造。吴正宪老师认为：数学包含着严谨的科学美、辩证的哲理美、简洁的内容美、和谐的规律美、绝妙的形式美。学科知识的文化精神是学科自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生成的。虽然人类创造了知识和学科，但学科一旦形成，便有自己独特发展的规律性。这种精神恰恰也是人的本质生命的另一种方式的体现。因此，学生只有理解、体会了知识的文化精神，才能激发起他们生命深处的原动力，使他们自觉、主动、有内在激情地投入到知识的建构和探索中。文化精神有形却又无形，它必须通过知识建构者不断的“浸入”、“体悟”才能感受和顿悟。它与意义内涵作为价值性存在相比，更是一种审美性存在。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通过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体会到知识中内涵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与意义内涵的建构并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过程。文化精神的体悟和意义内涵的理解是相互沟通的。
从掌握方法上来讲，相对而言，文化精神应该用体悟的方式来把握。只有通过体验，进入了学科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学科、理解学科文化和学科知识。人类建构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教育不仅在于让学生获得有用的知识或技能，而且在于发展学生的求知意识和求知能力；不仅在于让学生获得丰富的信息，而且在于丰富学生的智慧。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都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学生在阅读语言的过程中也就通过语言理解了人类经历的历史以及人类积累的文化。所有的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和感悟，都必须要求后人通过“浸入”的方式，“走近”进而“走进”的路径，才能把握。这些才是知识的精华所在、人类思想的精华所在。
词汇教学是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对学生进行成功、有效的词汇教学将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外语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以及培养什么层次的人的问题。而词汇是文化的载体,它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词汇教学就是文化教学。然而,长期以来,外语教学忽视了对词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其处于外语教学的附属地位,停留在读音、拼写、词形变化、字面意义等表面层次,对词汇的文化因素
更缺乏足够、普遍的重视,这就造成了许多学习者词汇理解及使用上的偏差,影响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一、大学英语词汇文化内涵教学的必要性
1、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
就语言的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密不可分,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有的学者将词汇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指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含义。文化词汇的另一特点,是它与民族文化,包括上面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华表’等;有的是间接反映,如汉语中的红、黄、白、黑等颜色词及松竹梅等象征词语;有的和各种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如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
将这样一部分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研究与描述,这无疑对于外语教学有实际帮助,但是,将这些词语分离出来,称之为文化词汇,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不是一般词汇,而事实上,这些词同时也具有一般词汇所具有的特点。对于这类词汇较好的处理方法是从词义入手。
2、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
英国学者Geoffrey Leech提出,词义可以分为七种主要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概念意义是言语交际中表达得最基本的意义。没有概念意义无法进行言语交际。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也可以因不同的社会、国家或时代而异。正因为如此,内涵意义往往是不稳定的,旧的内涵意义可能消失,新的内涵意义可能会产生。上文所提到的"文化词汇"也可以坐这样的分析,即一些词汇除了具有概念意义之外还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
由于不同的民族在地理、民俗、宗教、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达同一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内涵意义。这种内涵意义与词语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在说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文化知识基础上,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于一个词所产生的某种特定感受。不了解这种内涵意义的差别,就不能完全接受一个词承载的全部语言信息量。尤其在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中,恰当地了解掌握所学语言的文化才能充分理解词汇内涵意义,才能真正达到交际的目的。
二、词汇文化内涵的教学内容
在大学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中,应传授哪些内容?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共性的方面,故而一些词汇有相近或相似的文化内涵,对于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学生容易把握,这不是我们教学的重点。如上文所提到的,不同的民族存在方方面面的差异,同一概念的词汇可能会有不同的内涵意义,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的差异正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1)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词汇; (2)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部分相同的词汇; (3)概念意义相同,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内涵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没有的词汇; (4)各自文化中特有的词汇,即文化中的词汇缺项。
1、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词汇
在不同语言或文化中,同一事物可以起完全不同的联想,即词汇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这里主要讨论有关动物和颜色的内涵意义。在中国,狗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东西,象征卑劣可恶的品性。汉文化中带狗的词语几乎都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腿子"、"狗奴才"、"狗头军师"、"狗血喷头"、"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等。在西方,"dog"被看作心爱的东西(pet)和人类最忠实的朋友(man’s best friend),故英语里有"doglike"(忠实于主人的),"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luck dog"(幸运儿)。
对中国人来说,黄色是尊贵之色。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两岸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区。这里土地是黄颜色,所以黄色是万世不易的大地自然之色,被尊为帝王之色。汉语中,"皇帝"一称就是用黄色作谥号的,皇帝的文告叫"黄榜",天子穿的衣服叫"黄袍"。"黄袍加身"是指被部属拥立为帝。而英语中yellow含有胆小卑怯之意。例如: a yellow dog (美)可鄙的人,卑鄙的人; a yellow livered(美)胆小鬼。
2、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部分相同的词汇
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 这类词在某些方面引起不同民族的共同联想,而在其他方面却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就联想意义相同的方面来说,它们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相同点;而对于在其他方面所引起的不同联想说明了各个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即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的差异。这类词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有不少。如rose和玫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象征着爱情,但有关rose的英语成语如under the rose却是秘密和沉默的象征,这反映了在会议桌上方悬挂玫瑰花意味着所有与会人员必须保守秘密的古老习惯。这一习惯又源于希腊神话: Cupid给了沉默之神Harpocrates一枝玫瑰花以防止他泄露维纳斯的不检点行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常用带刺的玫瑰来比喻那些容貌美丽、但却不容易接近的姑娘。对于学生来说,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的相同之处比较容易掌握,却常常忽略了它们的文化内涵的不同之处。
3、概念意义相同,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内涵意义,在另一语言中却没有的词汇。
在数字中,13在西方语言中普遍认为是不吉祥的数字,以为这个数字与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受难相联系。人们通常避开13这个数字,在旅行时有其避开13号星期五,订婚结婚也避开13号,有的写字楼、酒店不设13层,避开13号作为房间号码。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日本《铁臂阿童木》中,世纪末日定在13日13点3分3秒。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8和"发"在粤语里谐音,因此不少香港人认为8是一个吉祥的数字。经80年代以后影视媒体的渲染,加上在普通话和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里都有这种谐音,因此,现在广东地区以外的许多华人也有相似的联想:8表示"发"。对于英语国家人来说, eight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并没有特殊的内涵。
"松"在中国文化中象征"长寿"与"骨气",而pine则不含此义。英美人只知道pine是一种常青树,可提供优质木材。在英美有一种树的象征意义与汉语"松树"的象征意义相同,那就是森林之王橡树(oak)。
4、各自文化中特有的词汇,即文化中的词汇缺项
汉民族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使称谓关系复杂化,汉语中表亲关系泾渭分明,既要说出性别,区分大小,还要说出分属父子、母子,因而有"表哥、表妹、表弟、堂兄、堂姐之分"。而英语却笼而统之,一律称为"cousin"。至于汉语中的"干爹、干妈、结拜兄妹"等称渭在英语中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汉文化是讲究礼节的文化,大量使用敬辞和谦语是汉文化的一大特点。如汉语中的"高见、大作及愚见、拙作、鄙人"等在英语中很难找到等同的表达方式。同样,英语中有些词汇在汉语中也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汇。比如: cowboy, hippie这两个词是美国文化特有的产物,与美国早期开发西部地区有关。关于他们的传说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在美国人心目中的文化形象是:无拘无束、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浪漫性格。在汉语中把cowboy译为"牧童"或"牛仔",反映不出这种意义。汉语中把hippie按译音为"希比士"或"嬉皮士"反映不出六七十年代那些行为古怪的美国青年的特点。他们并不是嬉皮笑脸的人,当中不少人对待社会问题还很严肃,只是生活与众不同,要反映其真正意义只能加解释说明了。以上例子说明,由于受文化背景制约,表达某些事物或概念的词汇在一种文化中有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
三、词汇文化内涵的教学途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词汇所负载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这在词典里一般是查不到的,没有大量的阅读和学习很难掌握它们的确切含义。所以,在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可以词汇教学为切入点,既讲语言又讲文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去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化意识。
1、注解法
即教材编写者将教学材料中容易引起学生理解上困难的词语或表达法在课文后用专门篇幅加以注解。
2、融合法
融合法指的是将文化内容与语言材料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如语言材料本身就是介绍目标语文化习俗、词语典故、历史事实等。
3、实践法
实践法是指学生通过具体的语言实践,如听、说、读等学习和了解目标语社团的文化知识。包括观察、看录像和电影、举办专题讲座等。
4、比较法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学生母语和目标语语言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获得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
总之,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英语教师应该意识到文化与语言并存。教师既要加强学生的英语文化意识,同时又要扩大他们的汉语文化视野,从而真正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乃至应用语言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胡文仲:跨越文化的屏障.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马菡:试论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7(12)。
[4]杨映春:英汉文化差异对词汇理解的影响.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5 (25)。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作为以中文思考、中文写作的国人（包括笔者），谈到“种族”二字必将受到中文视域的影响与限制，然而追溯该词在中文世界的衍变，会很快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字/文化并无此词，其乃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名词创设。因此，探寻“种族”的涵义需寻找其在西方历史的与逻辑的根，并了解其是何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涵义的丰富性、流动性乃至成就今日之局面。
（一）种族的起源-种族的原初涵义
让我们首先借助人类学家的视野来追溯种族的起源吧。
人类学家主张现世的人类都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智人种，人类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距今380万年前东非地区的早期猿人。随着群体的增多，迁徙出现。祖先们分别南下、北上、西迁至非洲、亚洲、欧洲三大地区，经过几万年至几十万年的迁徙、分离，便出现了欧亚非三大地域群体。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发源于东非地区的人类祖先逐渐在体质形态与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分异，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种族（人类同很多动物种类一样属于多态性物种，即基因内具有一种丰富的、能在将来几代中组成新特征的潜力。文化的变迁、药物、牛排、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使一个种群在相当少的几代内就产生出一些独特的后天行为特征。因此当多态性物种分成为地理上分散的种群时，面对不同的地理特征与选择压力，其许多遗传上的潜在差异便在不同地理环境内不平衡的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种族”概念起源于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由此决定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即为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它可指白/黑/黄三大人种，也可指三大人种之下的次一级人种。人类学家通常将全球的种族划分为以下三类：
体质特征
肤色
发型
鼻梁
嘴唇
体毛
典型代表
比例
白色人种
浅红
波状
高窄
薄
多
北欧人
55％
黄种人种
黄综
直状
中
中
中
蒙古人
37％
黑色人种
褐黑
曲状
低宽
厚
少
尼罗各人
8％
同时人类学家根据种族内部地区间人体的相对差别，又划分出若干次一级人种，构成三大人种群，即白色人种群之下又分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三个人种；黄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蒙古人、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黑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尼罗各人、美拉尼西亚人、达维人。此皆可称之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2]
在此需注意，上述种族的划分，其只是关于种群常共有的某些体质特征的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些可见的体质特征并非从种族到种族的突变，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内，几乎无间断地、从非洲到挪威的渐变，因此我们找不到所谓“纯种”的例子。很多人类学家都承认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涵义，既不明确又没什么具体用处。
（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的引申涵义
历史的指针指向了16世纪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人怀着淘金梦到处寻求和掠夺海外土地，他们开始见识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别种体质特征的人类。于是，“种族”概念便很快脱离人类学的象牙塔，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种族主义”的面目为寻常百姓所知晓、所信奉。什么是种族主义呢？其是殖民地时期白种人为了统治奴役黑种人、黄种人而杜撰的种族歧视理论，其声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智力、道德的发展能力上是不相等的，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
族”之上。[3]因此，优秀的白色人种侵占劣等有色人种的土地、统治奴役有色人种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种族主义实为白种人利益诱导下的思想偏执，然而16-19世纪的殖民时代，此思想却是有着基督教仁爱传统的整个欧洲的阴暗思潮，在此思潮的鼓动下，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屠杀政策残忍地扑向殖民地民众，铸成了他们数百年的血泪辛酸。
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盛行不衰，其背后有更深的源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它曾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交替上演民族的融合、分裂、独立、冲突乃至战争的活剧。从整个近代历史看，西欧诸国在反封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率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但西欧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民族主义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学说，其要求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超过对自由的热爱，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于是人类在自然领域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便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为已蜕变为集团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可见，种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于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为本集团体利益发展的需要而统治压迫另一共同体的自我中心。正是基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亲关系，日常语言中，“种族”一旦跨出其生物学范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便常与“民族”一词混淆。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族）、非洲国家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中东的巴基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常被称为“种族冲突”。因此，种族在原初意义之后的引申意义上实与“民族”相混同。
（三）“种族”涵义的归纳与辨析
1.在分析源于西方的概念“种族”的原初与引申涵义之后，种族涵义的来龙去脉有了粗略的历史呈现，而其涵义最凝练权威的表达，无疑是同时代的词典。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种族”的涵义只有一项：（1）人种。
中国《语言词典》中“种族”的涵义为：（1）「stock人类学上的大的分类或主要人种，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2）「race指人类的许多大分类之一；每一个大分类由被认为或自认为属于一个独特的单位的人群所组成；（3）「flesh见“家族”。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种族”「race一词的涵义为：（1）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即用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即三大种族，白种/黑种/黄种人，其中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含义，已被更科学的族群所取代。2）指在遗传基因上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用法。3）属于一个族群集团的感情。4）在较宽泛意义上与血统、宗族、人群、部落、民族等混同。
三词典对“种族”的释义，其核心意义一致，皆为“人种”，然而引申/扩展意义的范围则显然是《现代汉语词典》<《语言词典》<《韦氏词典》。我想，中西方语言互译中难免的意义部分流失以及语言自身的生命力会不断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呈现新的生命姿态或可以解释三者的同中有异。
2.鉴于种族与民族在边缘意义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需明白民族的基本涵义。
中国《语言词典》中“民族”的涵义为：（1）「nation指有共同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全体公民；主要用于政治，常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也意味着由于共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或忠诚而产生的某种同一性。（2）「people以共同的文化、传统或亲属感联结起来的人们，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或有人种或政治的纽带，但典型地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如原始民族。（3）「race可以指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意义明确的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人群，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或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民族”「nation的涵义为：（1）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达的有着共同领土、经济生活和特定文化与语言的人群共同体。2）一个单一政府治理下的联合起来的在一块土地上的人民。（3）一个人群或部落。（4）以前在欧洲的大学里，主要根据学生或学者的出生地进行的人群的划分。可见中文中“民族”的涵义远远广泛于西文中的民族（nation）。正是基于“民族”概念边界的扩张性、模糊性，才会与“种族”发生混用的情况。但二者在本源意义上一个侧重生物学角度，一个侧重社会历史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有着相当的区别。当然，承认二者在核心意义上的差别并不等于否认二者在边缘意义上的重合。并且，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更清楚明晰，日常中应尽量从核心意义角度使用词语，此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三、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探析
面对日常语言中种族自身涵义的混淆，“种族”入宪（尤其种族间平等条款的的入宪）具有无比深远的的历史意义。然而宪法规范中“种族”的涵义又将如何确定呢？“种族”是宪法中的非重点概念，亦或“种族”并非宪法学所特有的术语，其究竟是应当遵循日常语言中“种族”的涵义呢？还是因为置于宪法规范的特殊环境下便有了相对特殊的涵义？笔者怀着这种疑问，试着从三个角度探析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以图解答。
（一）“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
所谓“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即指在各国的宪法文本中“种族”是如何被规定、陈述、表达的，以展示“种族”一词所处的语境。笔者将列举以下国家的宪法规范，以使读者对此有直观的感受。
法兰西共和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
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心一意共期改造邦家······
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
美国1866年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1869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中国1954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南非1996年宪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
印度1949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其中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苏联宪法第34条也曾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从以上诸国的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种族”所处的语境有相当的共同点：
1.各国均以宪法形式确保了各种族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
2.各国宪法中“种族”一般皆在宪法的平等条款内，常与出身、宗教、性别等项并列。
可见，作为精神承载体的宪法，其所倡导的平等权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凡本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的对面即“歧视”，歧视的核心涵义指基于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不平等的对待他人。我们知道，个人是自由主体，因而是责任主体，若不自由，则不负责任。因此，基于身高、性别、出身等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而歧视他人便是不平等之举措，应以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在外。
语词总是在其语境中才会呈现其意义。因此“种族”在此语境中，固然有其所约定俗成的常态意义，但同时，其与出身、性别、宗教、身高等项并列又有其共通的泛意义，即为“凡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从而不能自由负责之事，凡个人信仰之事都不构成歧视的原因。”
当然，“种族”在诸国的宪法规范中，仍存在不少的差异：
1.德国从魏玛宪法到基本法，由“本种族的强调”到“各种族间的平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观念转变，而法国则是一步到位。
2.美国宪法正文中并无任何种族条款，宪法修正案对于种族关系的内容表述也是由模糊弹性到清楚明确。
3.南非“种族平等”入宪为1996年，远远迟于其他国家。
各国宪法中对“种族”的文本规范何以同中有异，这实涉及到各国具体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从某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探索该词的沿用情况从而推出语词的真义，其不失为一可着手的途径。
（二）“种族”在诸国的历史背景
囿于笔力的限制，笔者只将对法国、德国、美国、南非、中国五个相对典型的国家进行“种族”的历史背景分析。
1.德国
基于种族与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分析德国的种族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忽略德国的民族史。
宪法规范背后通常有着国家对于所规范内容从观念到制度的一系列支撑，甚至是有了后者才被逐渐反映到前者的宪法中来，其是一缓慢的进程。德国“种族平等”条款的入宪更是以有色人种的无比惨痛经历为代价，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宛如事物的抛物线发展规律，劣势不运转到极端，便不会有足够的反弹去峰回路转。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其不是至上而下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至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同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的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
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在德国历来被当着英语nation的同义词。在纳粹期间，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的无以复加。[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主张民族应在人种上纯一，国家主要是维护种族完整、促使优秀民族获胜和迫使屈服的工具。其最终酿成了二战时期对大量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战是德意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其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反省魏玛宪法对本种族的过分看重排斥异族公民，于是在1949年基本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以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种族间平等、反种族歧视条款。
鉴于德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范围总是包括犹太人，但犹太人肤色、发色与欧洲人难以区分，可见其“种族”的内涵已越过了传统的生物学三分法。毕竟，“种族”的界限，在日常中混淆较多，法律上所要求区别“种族”的场合，实际上并不是按照严格的人类学标准，而是按照其他社会标志加以区分的居多，如犹太人是以其父母为犹太教教徒为标准进行区分。因此，从德国关于“种族”的历史背景来看，德国基本法中“种族”的涵义应为广义上的种族，即为韦氏词典上的第四义。
2.美国
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欧陆迥然不同，但却沿袭了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建构了最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北美大陆的原著民是印地安人，至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以来，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先后在北美建立居民点。“五月花”号船上102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签订约法，宣称要建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组成民治政府。随着欧洲移民的陆续到达，宗教与语言的一致使不同血统、文化背景的殖民者逐渐融合为一种以英国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白人新教徒社会，民族意识日渐成熟。1781年北美人民取得脱离殖民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争期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然而，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却是数百年殖民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杀戮灭绝、对非洲裔黑人奴役隔离歧视的历史。光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为迁就南部奴隶主的利益，黑人被暗地里排斥在“人人”之外，继续着被奴役的生涯。1787年联邦宪法至今仍是美国政治运行的圣经，但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按人数分配众议院名额时，黑人按3/5计算，而未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则不计算在内。显然他们未被看成美国公民，不能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这实际是允许奴隶贸易在美国延续至1808年；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进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这实成为所有逃奴缉捕法的宪法根据。[5]
联邦宪法上述条款的背景在于联邦政府对殖民历史形成的南方奴隶制的认可和偏袒，然而残酷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毕竟是侵害美国民主制度与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其激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众的深恶痛绝，废奴运动高涨，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南北内战，战争以联邦政府的胜利，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在
美国土地上存在了2个多世纪并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制度终于在人民大众的谴责声中和战火的洗礼中宣告废除，强制性的奴隶劳动从法律上被取缔。在战后重建时期，187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和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此是美国宪法第一次以保障有色人种（黑人、印地安人、亚裔人等）平等的选举权为宗旨而制定的专门宪法修正案，其也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种族”字眼成为笔者今天考证其在“种族”涵义的直接依据。
显然，鉴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近代移民为主体、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度，种族一词的涵义无疑来自于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种族关系的体会与理解，那依然是一种肤色意识，一种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白人优越论。因此从历史背景看，美国宪法中“种族”涵义应取韦氏词典第一义。
3.法国
法国民族的形成属于原生型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土地，罗马教廷是凌驾于各领地上的一统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群-市民社会，市民阶层与王权联合，打败已成历史桎梏的教廷和贵族势力，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往割裂的各地区人民开始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权威-王权之下，要求民族统一、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的思潮压倒了地方主义与宗教的普世主义，从而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君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号召和团结全民族的中心-“祖国”，即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全体民族成员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民族利益，是追求全体成员的自由和福趾，此即“人民”。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使启蒙思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对民族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大革命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可见法兰西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民族国家）的构成是民族情感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其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的颁布，宪法的出台，入宪的“种族”条款必带有民主主义、人民的精神气质，即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然不论为何种族，其皆平等，也即是法国的宪法是以公民身份对待国家成员，其必然内含有对平等权的尊重。再加法国民族长期以来为相对单一的民族，有色人种较少，因此宪法中“种族”一词相较德国、美国、法国少了实在的冲突和血腥，更多的是平等理念的表达，而其意义应是韦氏词典中的广义吧。
4.南非
西方殖民帝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种族主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土地上则更以完备、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
17世纪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些松散的黑人氏族与部落，他们过着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无民族、国家却享受着原始的宁静和谐。然而17世纪末期，荷兰、英国殖民者带着现代文明、现代武器发现了这片土地便开始了常达300年的殖民征服与人口的灭绝屠杀。1910年这群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建立了统一国家-南非联邦。然而面对黑人占67.3％，白人占21.4％的国家人口比例，白人殖民者始终处于黑人大海的包围之中，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他们惧怕在种族和民族特征上同化于非洲人，更惧怕丧失政治权力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地位。[6]于是，他们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白种人必须做南非的主人”，并分别通过1909年《南非法》、1961年南非共和国宪法、1983年南非宪法，以宪法规范确保南非联邦能实行有效的种族主义统治，如规定只有白种人才有选举权、单一制的由白人集权的中央政府、英语荷兰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夺广大土著人民语言的应有地位）。当局在宪法的授权、保障下，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从政治权利、居住地方、行动、居留、职业、婚姻、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种族主义制度。其以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形式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全球也仅此一例。
南非的特定历史与特定国情决定了该国肤色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种族关系制约民族关系，因此该国政治运行的主线便是种族压迫与种族反抗的循环反复。南非广大黑人为了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平请愿、武装斗争、工人运动、群众抗暴斗争等相结合，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相当高，终于激起了90年代南非政局的急剧变革，政府不得不解除了非国大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等政治犯，执政的南非与非国大党经过反复的较量与妥协，最终议定以和平谈判方式制定出一部确保南非是“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宪法。于是新南非的临时宪法与正式宪法分别于1993年、1996年相继诞生了，其在公民基本权利章第1节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规定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新南非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
在简述了南非“种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及新宪法的制宪背景后，其宪法中“种族”一词，无疑每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与公共的理解，其同样是肤色的代名词，即韦氏词典中“种族”的第一义。
5.中国
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固然因其为母国，同时也因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潮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被迫反应式建立现代国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中国作为欧洲种族论者歧视对象的-“黄种人”国度，其宪法规范中引入“种族”，此“种族”所具备的涵义为何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下来未被中断的文化，至黄帝以来，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起伏皆以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同化、融合周边异族文化而告终，实有大国之底蕴与傲气。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认同依归的自在民族-“华夏族”便彻底失去了话语优势，在西方民族主义激化下，其自在民族也逐渐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自觉民族，并高举“救国保种”的旗帜，民族情绪高涨。然而这种受到西方侵略避害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其目标复杂而激烈，包括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保留、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等，其核心仍在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以增强民族尊严，减轻由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于是，“中体西用”颇为盛行，可是在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绪笼罩下的“向西方学习”却注定不断突破原有宗旨，从引进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演绎出中国种种冲突激荡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宪法与无疑正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产物，而宪法规范中“种族”语词的引入从实证角度看，很可能是制宪者们移植整体制度过程中的不经意之作。然而，究其“不经意”的原因，实为对西方宪法中“种族平等”文字表述的深为认同，以至毫不犹疑的录用之。并且，对于种族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华夏族来说，此语词的入宪无疑表达了弱势民族自身的立场及对强势民族的希望与要求，在今天看来，此显然是
世界性的进步潮流。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宪法中的“种族”并非西方式（尤其美、德）为国内实在的种族血泪史对宪法的自发诉求，中国99％的黄种人比例本就决定了种族问题存在的渺茫，其作为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经验的轻松移植/抄袭，连“种族”该词也都是照搬西方，要追究其在宪法中的具体涵义，我想，前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合国情，即仅“人种”两字，充分符合移植国对被移植国原有文化所素有的简单机械理解的惯性思维，并在中国民间为一无形中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
（三）“种族”的国际公约背景
从各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该国宪法中的“种族”涵义，无疑会让本已复杂的“种族”抹上更多个性化的色彩。然而当联合国为了肃清全球“种族不平等论”的反动影响，制定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种族的国际公约时，此显然为我们理清对“种族”的认识又寻到了一条良好途径。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公约内所称灭种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1966年联合国制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袭或所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
1973年联合国制定《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其第2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所推行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类似政策和方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团体的主宰地位，而有系统地压迫他们。
此处，语言的万花筒不仅让人哑然失笑，笔者深感“种族”一词中西方使用的混乱导致宪法中“种族”用语失掉法律语言特有的清晰性、确定性，然而在宪法之上的国际公约对“种族”的使用则显然不单在广义、狭义上并用，且与肤色、人种等“种族”的内含义之词并用，且“种族”的广义范围甚广，使其更呈现多义复杂的面目。
四、结语
语词涵义之考证本就是不易之事，稍不注意便失之中正、陷于臆想。因此，国际公约作为难得的权威文件正面叙述种族问题，对笔者进行的“种族”涵义探析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并且，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的联合国，其充分认可“种族”涵义的多义复杂，并率而使用，其本身便是法律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尊重与信仰，而并不像少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使法律语言不被日常语言的混淆所污染，不惜将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人为割断，其必将使法律语言丧失活的生命力，与大众相远离，便是也远离了自己的适用基础。总之，国际公约的这一做法，给予笔者良好的启示，即解释法律语词的涵义应首先遵循实际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该语词的常义，也正是日常该语词的流变性才赋予法律语言的足够解释空间，从而使其具备充分的社会适应力。在这样的启示下，笔者对于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主张是什么呢？笔者主张，鉴于国际公约高于国内法律的惯例，各国宪法“种族”的涵义应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基本框架，这实为一非常开放的涵义框架。同时，基于语言自身的弹性且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总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案例实践，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本框架内，我们也应该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其予以灵活的限制扩张解释，从而使宪法中的“种族”具有真正的法律生命，更好地保障来自不同种族间的平等权。
参考文献：
①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56页。
②「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140－145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52页。
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53页。
⑤张友伦等：《美国社会的悖论》，第198－199页。
⑥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第5页。
田丽春
「内容摘要本文在追溯“种族”概念自身的起源与发展后，从“种族”的宪法规范背景、五国的历史背景、国际公约背景三途径入手分析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从而主张在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框架内，结合各国实践情况，予以灵活解释。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作为以中文思考、中文写作的国人（包括笔者），谈到“种族”二字必将受到中文视域的影响与限制，然而追溯该词在中文世界的衍变，会很快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字/文化并无此词，其乃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名词创设。因此，探寻“种族”的涵义需寻找其在西方历史的与逻辑的根，并了解其是何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涵义的丰富性、流动性乃至成就今日之局面。
（一）种族的起源-种族的原初涵义
让我们首先借助人类学家的视野来追溯种族的起源吧。
人类学家主张现世的人类都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智人种，人类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距今380万年前东非地区的早期猿人。随着群体的增多，迁徙出现。祖先们分别南下、北上、西迁至非洲、亚洲、欧洲三大地区，经过几万年至几十万年的迁徙、分离，便出现了欧亚非三大地域群体。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发源于东非地区的人类祖先逐渐在体质形态与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分异，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种族（人类同很多动物种类一样属于多态性物种，即基因内具有一种丰富的、能在将来几代中组成新特征的潜力。文化的变迁、药物、牛排、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使一个种群在相当少的几代内就产生出一些独特的后天行为特征。因此当多态性物种分成为地理上分散的种群时，面对不同的地理特征与选择压力，其许多遗传上的潜在差异便在不同地理环境内不平衡的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种族”概念起源于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由此决定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即为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它可指白/黑/黄三大人种，也可指三大人种之下的次一级人种。人类学家通常将全球的种族划分为以下三类：
体质特征
肤色
发型
鼻梁
嘴唇
体毛
典型代表
比例
白色人种
浅红
波状
高窄
薄
多
北欧人
55％
黄种人种
黄综
直状
中
中
中
蒙古人
37％
黑色人种
褐黑
曲状
低宽
厚
少
尼罗各人
8％
同时人类学家根据种族内部地区间人体的相对差别，又划分出若干次一级人种，构成三大人种群，即白色人种群之下又分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三个人种；黄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蒙古人、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黑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尼罗各人、美拉尼西亚人、达维人。此皆可称之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2]
在此需注意，上述种族的划分，其只是关于种群常共有的某些体质特征的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些可见的体质特征并非从种族到种族的突变，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内，几乎无间断地、从非洲到挪威的渐变，因此我们找不到所谓“纯种”的例子。很多人类学家都承认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涵义，既不明确又没什么具体用处。
（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的引申涵义
历史的指针指向了16世纪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人怀着淘金梦到处寻求和掠夺海外土地，他们开始见识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别种体质特征的人类。于是，“种族”概念便很快脱离人类学的象牙塔，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种族主义”的面目为寻常百姓所知晓、所信奉。什么是种族主义呢？其是殖民地时期白种人为了统治奴役黑种人、黄种人而杜撰的种族歧视理论，其声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智力、道德的发展能力上是不相等的，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3]因此，优秀的白色人种侵占劣等有色人种的土地、统治奴役有色人种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种族主义实为白种人利益诱导下的思想偏执，然而16-19世纪的殖民时代，此思想却是有着基督教仁爱传统的整个欧洲的阴暗思潮，在此思潮的鼓动下，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屠杀政策残忍地扑向殖民地民众，铸成了他们数百年的血泪辛酸。
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盛行不衰，其背后有更深的源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它曾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交替上演民族的融合、分裂、独立、冲突乃至战争的活剧。从整个近代历史看，西欧诸国在反封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率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但西欧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民族主义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学说，其要求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超过对自由的热爱，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于是人类在自然领域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便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为已蜕变为集团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可见，种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于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为本集团体利益发展的需要而统治压迫另一共同体的自我中心。正是基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亲关系，日常语言中，“种族”一旦跨出其生物学范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便常与“民族”一词混淆。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族）、非洲国家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中东的巴基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常被称为“种族冲突”。因此，种族在原初意义之后的引申意义上实与“民族”相混同。
（三）“种族”涵义的归纳与辨析
1.在分析源于西方的概念“种族”的原初与引申涵义之后，种族涵义的来龙去脉有了粗略的历史呈现，而其涵义最凝练权威的表达，无疑是同时代的词典。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种族”的涵义只有一项：（1）人种。
中国《语言词典》中“种族”的涵义为：（1）「stock人类学上的大的分类或主要人种，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2）「race指人类的许多大分类之一；每一个大分类由被认为或自认为属于一个独特的单位的人群所组成；（3）「flesh见“家族”。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种族”「race一词的涵义为：（1）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即用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即三大种族，白种/黑种/黄种人，其中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含义，已被更科学的族群所取代。2）指在遗传基因上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用法。3）属于一个族群集团的感情。4）在较宽泛意义
上与血统、宗族、人群、部落、民族等混同。
三词典对“种族”的释义，其核心意义一致，皆为“人种”，然而引申/扩展意义的范围则显然是《现代汉语词典》<《语言词典》<《韦氏词典》。我想，中西方语言互译中难免的意义部分流失以及语言自身的生命力会不断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呈现新的生命姿态或可以解释三者的同中有异。
2.鉴于种族与民族在边缘意义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需明白民族的基本涵义。
中国《语言词典》中“民族”的涵义为：（1）「nation指有共同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全体公民；主要用于政治，常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也意味着由于共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或忠诚而产生的某种同一性。（2）「people以共同的文化、传统或亲属感联结起来的人们，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或有人种或政治的纽带，但典型地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如原始民族。（3）「race可以指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意义明确的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人群，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或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民族”「nation的涵义为：（1）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达的有着共同领土、经济生活和特定文化与语言的人群共同体。2）一个单一政府治理下的联合起来的在一块土地上的人民。（3）一个人群或部落。（4）以前在欧洲的大学里，主要根据学生或学者的出生地进行的人群的划分。可见中文中“民族”的涵义远远广泛于西文中的民族（nation）。正是基于“民族”概念边界的扩张性、模糊性，才会与“种族”发生混用的情况。但二者在本源意义上一个侧重生物学角度，一个侧重社会历史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有着相当的区别。当然，承认二者在核心意义上的差别并不等于否认二者在边缘意义上的重合。并且，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更清楚明晰，日常中应尽量从核心意义角度使用词语，此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三、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探析
面对日常语言中种族自身涵义的混淆，“种族”入宪（尤其种族间平等条款的的入宪）具有无比深远的的历史意义。然而宪法规范中“种族”的涵义又将如何确定呢？“种族”是宪法中的非重点概念，亦或“种族”并非宪法学所特有的术语，其究竟是应当遵循日常语言中“种族”的涵义呢？还是因为置于宪法规范的特殊环境下便有了相对特殊的涵义？笔者怀着这种疑问，试着从三个角度探析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以图解答。
（一）“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
所谓“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即指在各国的宪法文本中“种族”是如何被规定、陈述、表达的，以展示“种族”一词所处的语境。笔者将列举以下国家的宪法规范，以使读者对此有直观的感受。
法兰西共和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
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心一意共期改造邦家······
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
美国1866年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1869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中国1954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南非1996年宪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
印度1949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其中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苏联宪法第34条也曾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从以上诸国的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种族”所处的语境有相当的共同点：
1.各国均以宪法形式确保了各种族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
2.各国宪法中“种族”一般皆在宪法的平等条款内，常与出身、宗教、性别等项并列。
可见，作为精神承载体的宪法，其所倡导的平等权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凡本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的对面即“歧视”，歧视的核心涵义指基于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不平等的对待他人。我们知道，个人是自由主体，因而是责任主体，若不自由，则不负责任。因此，基于身高、性别、出身等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而歧视他人便是不平等之举措，应以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在外。
语词总是在其语境中才会呈现其意义。因此“种族”在此语境中，固然有其所约定俗成的常态意义，但同时，其与出身、性别、宗教、身高等项并列又有其共通的泛意义，即为“凡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从而不能自由负责之事，凡个人信仰之事都不构成歧视的原因。”
当然，“种族”在诸国的宪法规范中，仍存在不少的差异：
1.德国从魏玛宪法到基本法，由“本种族的强调”到“各种族间的平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观念转变，而法国则是一步到位。
2.美国宪法正文中并无任何种族条款，宪法修正案对于种族关系的内容表述也是由模糊弹性到清楚明确。
3.南非“种族平等”入宪为1996年，远远迟于其他国家。
各国宪法中对“种族”的文本规范何以同中有异，这实涉及到各国具体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从某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探索该词的沿用情况从而推出语词的真义，其不失为一可着手的途径。
（二）“种族”在诸国的历史背景
囿于笔力的限制，笔者只将对法国、德国、美国、南非、中国五个相对典型的国家进行“种族”的历史背景分析。
1.德国
基于种族与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分析德国的种族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忽略德国的民族史。
宪法规范背后通常有着国家对于所规范内容从观念到制度的一系列支撑，甚至是有了后者才被逐渐反映到前者的宪法中来，其是一缓慢的进程。德国“种族平等”条款的入宪更是以有色人种的无比惨痛经历为代价，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宛如事物的抛物线发展规
律，劣势不运转到极端，便不会有足够的反弹去峰回路转。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其不是至上而下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至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同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的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
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在德国历来被当着英语nation的同义词。在纳粹期间，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的无以复加。[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主张民族应在人种上纯一，国家主要是维护种族完整、促使优秀民族获胜和迫使屈服的工具。其最终酿成了二战时期对大量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战是德意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其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反省魏玛宪法对本种族的过分看重排斥异族公民，于是在1949年基本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以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种族间平等、反种族歧视条款。
鉴于德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范围总是包括犹太人，但犹太人肤色、发色与欧洲人以区分，可见其“种族”的内涵已越过了传统的生物学三分法。毕竟，“种族”的界限，在日常中混淆较多，法律上所要求区别“种族”的场合，实际上并不是按照严格的人类学标准，而是按照其他社会标志加以区分的居多，如犹太人是以其父母为犹太教教徒为标准进行区分。因此，从德国关于“种族”的历史背景来看，德国基本法中“种族”的涵义应为广义上的种族，即为韦氏词典上的第四义。
2.美国
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欧陆迥然不同，但却沿袭了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建构了最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北美大陆的原著民是印地安人，至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以来，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先后在北美建立居民点。“五月花”号船上102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签订约法，宣称要建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组成民治政府。随着欧洲移民的陆续到达，宗教与语言的一致使不同血统、文化背景的殖民者逐渐融合为一种以英国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白人新教徒社会，民族意识日渐成熟。1781年北美人民取得脱离殖民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争期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然而，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却是数百年殖民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杀戮灭绝、对非洲裔黑人奴役隔离歧视的历史。光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为迁就南部奴隶主的利益，黑人被暗地里排斥在“人人”之外，继续着被奴役的生涯。1787年联邦宪法至今仍是美国政治运行的圣经，但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按人数分配众议院名额时，黑人按3/5计算，而未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则不计算在内。显然他们未被看成美国公民，不能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这实际是允许奴隶贸易在美国延续至1808年；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进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这实成为所有逃奴缉捕法的宪法根据。[5]
联邦宪法上述条款的背景在于联邦政府对殖民历史形成的南方奴隶制的认可和偏袒，然而残酷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毕竟是侵害美国民主制度与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其激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众的深恶痛绝，废奴运动高涨，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南北内战，战争以联邦政府的胜利，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在美国土地上存在了2个多世纪并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制度终于在人民大众的谴责声中和战火的洗礼中宣告废除，强制性的奴隶劳动从法律上被取缔。在战后重建时期，187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和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此是美国宪法第一次以保障有色人种（黑人、印地安人、亚裔人等）平等的选举权为宗旨而制定的专门宪法修正案，其也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种族”字眼成为笔者今天考证其在“种族”涵义的直接依据。
显然，鉴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近代移民为主体、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度，种族一词的涵义无疑来自于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种族关系的体会与理解，那依然是一种肤色意识，一种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白人优越论。因此从历史背景看，美国宪法中“种族”涵义应取韦氏词典第一义。
3.法国
法国民族的形成属于原生型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土地，罗马教廷是凌驾于各领地上的一统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群-市民社会，市民阶层与王权联合，打败已成历史桎梏的教廷和贵族势力，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往割裂的各地区人民开始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权威-王权之下，要求民族统一、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的思潮压倒了地方主义与宗教的普世主义，从而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君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号召和团结全民族的中心-“祖国”，即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全体民族成员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民族利益，是追求全体成员的自由和福趾，此即“人民”。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使启蒙思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对民族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大革命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可见法兰西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民族国家）的构成是民族情感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其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的颁布，宪法的出台，入宪的“种族”条款必带有民主主义、人民的精神气质，即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然不论为何种族，其皆平等，也即是法国的宪法是以公民身份对待国家成员，其必然内含有对平等权的尊重。再加法国民族长期以来为相对单一的民族，有色人种较少，因此宪法中“种族”一词相较德国、美国、法国少了实在的冲突和血腥，更多的是平等理念的表达，而其意义应是韦氏词典中的广义吧。
4.南非
西方殖民帝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种族主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土地上则更以完备、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
17世纪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些松散的黑人氏族与部落，他们过着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无民族、国家却享受着原始的宁静和谐。然而17世纪末期，荷兰
、英国殖民者带着现代文明、现代武器发现了这片土地便开始了常达300年的殖民征服与人口的灭绝屠杀。1910年这群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建立了统一国家-南非联邦。然而面对黑人占67.3％，白人占21.4％的国家人口比例，白人殖民者始终处于黑人大海的包围之中，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他们惧怕在种族和民族特征上同化于非洲人，更惧怕丧失政治权力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地位。[6]于是，他们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白种人必须做南非的主人”，并分别通过1909年《南非法》、1961年南非共和国宪法、1983年南非宪法，以宪法规范确保南非联邦能实行有效的种族主义统治，如规定只有白种人才有选举权、单一制的由白人集权的中央政府、英语荷兰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夺广大土著人民语言的应有地位）。当局在宪法的授权、保障下，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从政治权利、居住地方、行动、居留、职业、婚姻、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种族主义制度。其以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形式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全球也仅此一例。
南非的特定历史与特定国情决定了该国肤色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种族关系制约民族关系，因此该国政治运行的主线便是种族压迫与种族反抗的循环反复。南非广大黑人为了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平请愿、武装斗争、工人运动、群众抗暴斗争等相结合，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相当高，终于激起了90年代南非政局的急剧变革，政府不得不解除了非国大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等政治犯，执政的南非与非国大党经过反复的较量与妥协，最终议定以和平谈判方式制定出一部确保南非是“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宪法。于是新南非的临时宪法与正式宪法分别于1993年、1996年相继诞生了，其在公民基本权利章第1节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规定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新南非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
在简述了南非“种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及新宪法的制宪背景后，其宪法中“种族”一词，无疑每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与公共的理解，其同样是肤色的代名词，即韦氏词典中“种族”的第一义。
5.中国
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固然因其为母国，同时也因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潮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被迫反应式建立现代国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中国作为欧洲种族论者歧视对象的-“黄种人”国度，其宪法规范中引入“种族”，此“种族”所具备的涵义为何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下来未被中断的文化，至黄帝以来，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起伏皆以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同化、融合周边异族文化而告终，实有大国之底蕴与傲气。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认同依归的自在民族-“华夏族”便彻底失去了话语优势，在西方民族主义激化下，其自在民族也逐渐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自觉民族，并高举“救国保种”的旗帜，民族情绪高涨。然而这种受到西方侵略避害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其目标复杂而激烈，包括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保留、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等，其核心仍在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以增强民族尊严，减轻由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于是，“中体西用”颇为盛行，可是在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绪笼罩下的“向西方学习”却注定不断突破原有宗旨，从引进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演绎出中国种种冲突激荡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宪法与无疑正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产物，而宪法规范中“种族”语词的引入从实证角度看，很可能是制宪者们移植整体制度过程中的不经意之作。然而，究其“不经意”的原因，实为对西方宪法中“种族平等”文字表述的深为认同，以至毫不犹疑的录用之。并且，对于种族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华夏族来说，此语词的入宪无疑表达了弱势民族自身的立场及对强势民族的希望与要求，在今天看来，此显然是世界性的进步潮流。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宪法中的“种族”并非西方式（尤其美、德）为国内实在的种族血泪史对宪法的自发诉求，中国99％的黄种人比例本就决定了种族问题存在的渺茫，其作为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经验的轻松移植/抄袭，连“种族”该词也都是照搬西方，要追究其在宪法中的具体涵义，我想，前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合国情，即仅“人种”两字，充分符合移植国对被移植国原有文化所素有的简单机械理解的惯性思维，并在中国民间为一无形中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
（三）“种族”的国际公约背景
从各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该国宪法中的“种族”涵义，无疑会让本已复杂的“种族”抹上更多个性化的色彩。然而当联合国为了肃清全球“种族不平等论”的反动影响，制定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种族的国际公约时，此显然为我们理清对“种族”的认识又寻到了一条良好途径。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公约内所称灭种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1966年联合国制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袭或所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
1973年联合国制定《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其第2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所推行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类似政策和方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团体的主宰地位，而有系统地压迫他们。
此处，语言的万花筒不仅让人哑然失笑，笔者深感“种族”一词中西方使用的混乱导致宪法中“种族”用语失掉法律语言特有的清晰性、确定性，然而在宪法之上的国际公约对“种族”的使用则显然不单在广义、狭义上并用，且与肤色、人种等“种族”的内含义之词并用，且“种族”的广义范围甚广，使其更呈现多义复杂的面目。
四、结语
语词涵义之考证本就是不易之事，稍不注意便失之中正、陷于臆想。因此，国际公约作为难得的权威文件正面叙述种族问题，对笔者进行的“种族”涵义探析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并且，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的联合国，其充分认可“种族”涵义的多义复杂，并率而使用，其本身便是法律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尊重与信仰，而并不像少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使法律语言不被日常语言的混淆所污染，不惜将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人为割断，其必将使法律语言丧失活的生命力，与大众相远离，便是也远离了自己的适用基础。总之，国际公约的这一做法，给予笔者良好的启示，即解释法律语词的涵义应首先遵循实际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该语词的常义，也正是日常该语词的流变性才赋予法律语言的足够解释空间，从而使其具备充分的社会适应力。在这样的启示下，
笔者对于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主张是什么呢？笔者主张，鉴于国际公约高于国内法律的惯例，各国宪法“种族”的涵义应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基本框架，这实为一非常开放的涵义框架。同时，基于语言自身的弹性且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总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案例实践，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本框架内，我们也应该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其予以灵活的限制扩张解释，从而使宪法中的“种族”具有真正的法律生命，更好地保障来自不同种族间的平等权。
参考文献：
①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56页。
②「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140－145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52页。
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53页。
⑤张友伦等：《美国社会的悖论》，第198－199页。
关键词:委婉语 分析 语义 应用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语言现象,委婉语具有间接性的表意特征。人们在选择委婉语代替禁忌语和进行策略表达时,可以用多种语言手段来实现,其中语义手段在委婉语的使用和构成中十分重要。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委婉语可分为语义的扬升、语义的模糊和借用外来词三大类。语义的扬升是指词从原先表示贬义或中性意义转为表示褒义。在委婉语的构成中主要是通过临近原则,运用借代或比喻的手段去美化一些令人不悦的事物。在西方,大多数航空公司将一等舱(firstclass)改称为豪华舱(premiumclass),而把二等舱(secondclass)叫作一等舱。这便很好的利用语义扬升来满足乘客的自尊心。除此之外,在其他领域已经广泛运用语义扬升来构成委婉语,以减少直言所带来的不快或伤害。
1989年,伍铁平教授将利用语义模糊构成的委婉语归纳为四类:1.利用模糊词语婉指精确词语。例如在中国用“红灯区”泛指“一切娱乐场所的汇集地”。2.利用同属一个集合的模糊程度大的词语婉指模糊程度小的词语。3.利用不属于一个集合的一个模糊词语代替另一个词语。4.利用一个精确词语婉指另一个精确词语。
委婉语的实际应用,从语义学的分类情况来说,其理性意义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但其联想意义的应用亦是非常重要。Leech(1974)认为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应意义和搭配意义都应属于联想意义。
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社会、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都可以给一个词附加上内涵意义。例如:woman就含有脆弱的、爱哭、易动感情的、等贬义的内涵意义,同时也有温柔的、有同情心的、勤劳的等褒义的内涵意义。再如:1.Tom is a pig.2.That fellow is a tiger.在1中pig的内涵意义是肮脏、贪吃。2中tiger老虎的内涵意义是“像老虎一样本性凶残的人”。在分析内涵意义时,分清褒义和贬义很重要。第一,有些词的内涵意义是褒义,有些词的内涵意义是贬义。第二,有些词的内涵意义既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因此,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可以用内涵意义是褒义或中性意义的词语来替代贬义的词语,以扫除交际障碍,顺利达到交际目的。但是由于内涵意义可以因人、不同的社会或时代而异,对一个所附加的内涵意义可以逐渐地增加。不过,内涵意义是不稳定的,在某些词中,随着新的内涵意义增加,旧的内涵意义又渐渐消失。委婉语的使用也会存在此现象。例如,在英国人们几乎把所有的疾病都婉称为a condition,以至于condition一词失去原来的意义,现在condition专指a bad condition。
社会意义是一段语言所表示的关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环境的意义(Leech,1974)。由于使用场合不同,语言的实际运用可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即正式英语和文学英语,口语和俚语。故此,委婉语的使用不仅具有性别差异,社会地位差异,也会受到交际者文明程度、受教育程度及交际目的的影响。并且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意义。
情感意义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感情或态度的,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意义,要通过概念意义、内涵意义和社会意义才能表现出来。在古代汉语中有许多描述死亡的委婉语词。
委婉语所引起的语义变化主要是该词的联想意义的改变,即内涵、情感和反映意义上的变化,而其概念意义未变。这些意义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降格、词义升格和语义模糊。有一些词在被用作委婉语来代替禁忌语之后,这些词原来的意义会逐渐被所获得的禁忌意义排挤掉,从而导致词义缩小。由于禁忌词的所知内容并没有改变,任何一个委婉语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又会把它与所指称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委婉语渐渐失去委婉色彩,并向它所替代的禁忌词转化,由此引起语义的降格。在委婉语的使用中,词义升格没有词义降格常见。但其依然存在。原来某些带有贬义的词在被用作委婉语后会被赋予中性甚至褒义色彩。Black因曾被认为是对黑人的歧视而遭禁忌,但在1960年后的美国民权运动中被用作“nigger”的替代语,语义上得到了扬升。
委婉语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如果从更深层次出发去认识委婉语的工作机理,那么则可以以此更好地去揭示人类交际的规律、人类的交际心理及社会文化特征。
参考书目:
1.段红梅.《英语中委婉语的使用及构成》.2001.9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4
3.刘演齐.《英语委婉语:特点、构造及应用》.2000.8
作者单位:①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②河北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