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范文
时间：2023-10-23 16:02:14
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 ：法律援助制度；对策；专门法；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法律援助制度是通过向那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公平地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的一项法律制度。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但是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不尽完善，本文通过对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了解决对策。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有一种认识：法律援助是“花拳绣腿”，造成这种认识的偏颇，宣传力度不够，是原因之一。我国的法律援助中心多设在大中城市，而在城市宣传不足，在农村的宣传就更少。再加上我国农村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求助法律援助部门，这使得我国法律援助现有的资源也没有合理的利用。
（二）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
让无助者有助，法律援助给弱势群众带来了福音，但其自身发展却面临着财政困难。据统计，全国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2001年为5541万元，人均不到5分钱。2003年为1.52亿元，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毛多钱， 但已经比2002年增加了一倍。2004年为2.17亿元，增幅达43％。而香港每年的法律援助拨款是8亿港元，英国2001年为17亿英镑。在经费问题困扰的同时，又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法律援助咨询从1999年71万多人次，2000年83万多人次，增加到2001年113万多人次。申请法律援助的也逐年增加。据测算，全国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和非诉讼的案件约74万件，而每年实际提供法律援助的量只有需求总数的1/4。由此看来，资金缺口很大。在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只能抬高援助对象的门槛，条件要求高了，使很多符合援助条件的群众依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
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者办案的积极性，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律师在查找资料、调查取证时，都需要经费支出，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搜集资料、取证困难，办案服务质量当然要下降。有些律师甚至还要自掏腰包，这自然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以至于服务积极性下降，在办案中走过场，潦草应付，最终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远远不足。
1.数量不够。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普及，人们的法律保护意识日益增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在增多。律师人数极大的供不应求，在人力上受到限制。目前，我国仅有律师12万多人，而美国加州的职业律师就有13万多人，且美国的律师职业人数的增长率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5倍多；我国律师与全国人口的比例是万分之零点九五，低于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法律事业的增多，全国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法律援助者，更是人才奇缺。
2.质量不高。法律援助人员不仅仅是在量上不够，在质量上也有待提高。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把关，导致部分学历低、非法律专业和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的人在里面浑水摸鱼。他们缺乏过硬的专业基础知识，办案经验不足，社会责任心不强，这就使办案效果大打折扣，降低了办案质量。个别人大脑中还残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封建思想，不能洁身自好，因为利益的驱使偏移工作方向，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四）法律援助管理机制欠规范。
要想让法律援助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就必须健全规范法律援助的各项管理机制。每个法律援助机构都有相应的制度，但是却各有所异，各有各的标准，各办各的案，存在漏洞，缺乏统一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制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共设一室，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法律援助机构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组织，工作程序不固定，任意性大。管理机构不够完善、健全，影响了法律援助作用最优状态发挥。
（五）法律援助立法体系不完善。
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了十年，在这期间的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努力，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有了进一步拓展和突破。但同时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历程较短，难免粗糙概括，缺乏涉及方方面面的详细规定，各级法律援助组织和个人对《条例》的理解不同，运用起来也有差异，反映出单一的制度可操作性较差的缺陷。而且与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需要健全完善，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立法体系。
（六）法律援助服务形式单一。
现阶段，求助者一般是找到法律援助部门办公地点，这种情况减弱了法律援助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没有营造求助者与援助者的积极联系。群众是法律援助事业扎根、成长的土壤，失去了群众，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环境，到最后变成一项只喊口号不出成绩的“半拉子工程”。只有政府主导、广大社会人员参与，拓宽服务形式，才能使法律援助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才能把法律援助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对策
法律援助是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被誉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必须以平等、公平为基本准则，不断改进在实践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问题，大胆创新，千方百计采取应对措施紧抓落实，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本人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深入基层宣传，争取最大程度支持。
1.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司法人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象征，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基于法律援助工作的救助对象是一批由自然、经济、文化低下造成经济困难、残疾等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阶层，工作重点就应顺应客观事实，放在基层，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在宣传工作中要加强计划性和系统性，创新形式。可以通过在各级单位宣传栏张贴专题报，开设法律援助专题知识讲座等形式，特别是“4.5法制宣传日”，制作宣传板块、印发宣传资料、举办知识竞赛等，使法律援助制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让公民真正了解法律援助，帮助他们树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意识。
2.扩大宣传途径。当前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依靠媒体，电视广播、杂志 、报纸、网络等，但这些途径仍有局限性，在偏远地区、传媒不发达的地方，仍不能做到宣传到位。政府应鼓励社会各社团组织利用工作便利对群众做书面、口头宣传。大学生志愿者也可参与其中，以发放传单或咨询的方式向人们宣传、解疑、出谋划策，以多种途径扩大法律宣传的影响面。
为了使法律援助制度真正深入人心，得到广泛运用，就要着眼于将来，建立长效宣传机制。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现在已经在中小学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开设了法律课程，大学各专业也都开设了法律基础课。本人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非法学专业公修的法律基础课本中加入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大学法学专业则增设《法律援助制度》专业课，加强对法律援助的理论学习。通过这种途径，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学法律的目标，对法律援助的认可得到全面普及。
（二）争取政府经费，吸纳社会资金。
1.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没有稳定的法律援助经费浇水，法律援助这棵树就无法茁壮成长，也就是说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十分有限。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群太多，而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却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据统计，2002年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为164908件，受援人数总计286616人。2003年166433件，其中民事法律援助案件95053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4.2%；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7807件，同比增长32.4%；提供咨询193.7万人次，同比增长57.3%；受援人总数为293715人。2004年， 263860件，司法救助总金额10.9亿元，分别比上年上升15.6%和3.1%。所以每年投入的经费也要随着办案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在法律援助的财政支持上是要“占大头”的，应把法律援助的经费同社会保障经费一样，纳入财政预算，在现有基础上加大财政支持，特别是对西部一些落后地区的支持。
2.把民间的资金筹备作为政府拨款的辅助手段。推动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要发动社会多方捐赠。例如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在设立全国性基金会的基础上，下设省、市、县基金会分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充分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号召各界人士捐助。其次，利用娱乐影视圈艺人的知名度，举办公益演出，借助媒体的广泛号召力引起社会关注法律援助事业，把筹措的资金捐赠给法律援助基金会。据了解，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经向东部和中部地区返还法律援助专项经费1300万元。只有政府拨款，辅之以社会捐赠才能保证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扩充法律援助者队伍，提高队伍素质。
1.扩充壮大队伍。我国法律援助机构主要以广大律师、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为主要提供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全国各地建立，法律援助提供者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人员严重不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被列为2005年法律援助工作要点之一。据悉，以下三类人符合法律援助志愿者条件：一是有法律专业知识志愿者。包括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准律师(有律师资格未执业者)、法学院校学生、社会其他部门有法律或相关知识者。这部分人主要从事免费的法律服务项目。二是热衷于法律援助宣传的新闻媒体、文化传播志愿者。包括各新闻单位的记者和文化部门的创作人员。这部分人主要从事宣传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宣传法律援助战线的人和事，传播法律援助知识。三是热衷于法律援助事业的人士。包括一切有行为能力，有一定经济能力或社会活动能力，乐善好施的社会贤达人士。这部分人主要从事资助或帮助筹资资助各法律援助部门。
2.提高队伍素质。为吸引更多的人服务法律援助，要改善法律援助的工作条件，努力造就一支知识储备雄厚、业务精良、素质过硬的法律援助队伍。对工作人员进行分类编排，加强其工作的专门性，这样有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了部门机构要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特别是道德教育、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心的培养，有利于保持法律援助者队伍的纯洁性。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逐步深入，和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增强，法律援助涉及的案件和服务对象的范围也将随之扩大，这就要求法律援助者要及时学习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和外语，提高综合素质，尽快适应新形式的要求。“师夷长技以自强”，条件好的法律援助部门可以给优秀工作人员提供到国外考察的机会，学习外国先进的制度和管理经验。
（四）建立规章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良好的管理体制关系的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而法律援助的服务效果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1.规范工作制度。要在总结法律援助的基础上，将那些好的工作程序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以规范和指导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性。健全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分清部门职责，研究出一套统一、高效、科学的管理办法。制度化的工作程序能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起到约束的作用，有利于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建议实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工作人员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落实到个人，严格按规定进行处罚。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各种违法乱记得行为予以警告和处罚。
向群众公开法律援助制度，落实办公场所的硬件设施建设。广东省司法厅在《认真抓落实创新求发展》的文件中就指出，“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不仅把法律援助范围、受理条件、程序和服务承诺等制度在办公场所公示，设立及公布咨询电话和办案质量监督投诉电话，而且把不同案件所需准备的申请材料分类明示，让来访群众一目了然。”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制定下发了《法律援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以此规定了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案件成本补贴标准、开支范围、办案费用支付项目以及经费使用中违法违纪责任的查处等措施。
现在各地职能部门加强管理，规范了运行机制。南京玄武区为使法律援助作有章可循，高效运行，相继制定了接待人员首问负责制、办案质量跟踪制、区领导每月接待制、接待人员守则等八项工作制度，每个援助“窗口”均将法律援助的条件、受案范围、申请援助程序、受援人的权利义务、联系电话等内容公示上墙，坚持做到“四个统一”，即：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收案标准、统一受理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工作者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
除了以上方法可以借鉴外，法律援助应该建立起上门服务制度、来访接待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2.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今后的发展问题，为构筑一个有效的工作机制，必须建立质量监督体系。
首先，建立当事人反馈机制。办完案并不等于办好案，不能因为是无偿的法律服务就忽视了其质量。要服务群众就要让群众满意和认可，允许当事人反馈办案结果的效果。
其次，领导考察工作人员的业绩。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总结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状况和成果，加强他们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从目的上看，还是要加强其责任心。
最后，进行办案质量评估。服务工作面向广大群众，社会公众对办案人员的工作考卷打分，有利于改进工作方式，精益求精。
学习商家提出的口号“顾客是上帝”，法律援助视当事人为上帝，为社会服务，接受社会监督。
（五）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完善立法体系。
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近几年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有数百年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很晚，尚处在一个探索阶段。纵观世界范围内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体系作保障。我们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国情，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1.把分散在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部门法、地方法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集合于专门法中，根据实践时发现的当前法律援助制度里欠缺的问题，重新定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2.专门法中应当包括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类型、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奖惩机制，对经费管理、“经济困难”全国标准等问题加以明文规定。
3.对整个弱势群体适用同一部法律法规不能照顾到每类个体。建议对残疾人、经济困难群体、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量体裁衣”，分别制定有关的法律援助法规。
4.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在援助国内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国际弱势人群，在法律中添加用于解决外国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法规。
（六）构建多元化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
针对现在存在的法律援助服务形式单一的情况，我们要有效地调动广泛的服务形式。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纪念法律援助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截至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其中县区级地方占2486个。南京玄武区司法局作为法律援助的主管部门在加强区“中心”人员配备、机构建设的同时，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先后在区工会、妇联、残联、人武部、老龄委等部门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权益分部，在后宰门街道设立了军人维权站，在红山街道设立了流动人口维权站；依托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街道司法所，为11个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配备了法律援助志愿者，初步构成了条块结合、辐射各方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北京、南京等部分城市还专门安装了“148”法律服务工作平台，做到了临街便民。
本人认为以下几种形式也具有可行性 ：
1.向弱势群体发放“法律援助卡”。凡是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可是持有政府发放的“法律援助卡”，此卡成为他们可享有同等法律援助权利的标志。截至去年11月底，浙江省首批10万张“法律援助卡”已全部发放到各市、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卡”中登载了浙江省和11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地址和咨询电话。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可持卡直接申请法律援助，无需其他经济证明。
2.办理网上法律援助登记证。这是一种更迅速、便捷的方法。市民在家就可以登陆专门网页直接填写资料，报名申请填写申请，并得到及时回复。这种新的登记方式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得到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收效。
3.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立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每天有专职律师或志愿者解答来电咨询者咨询的法律援助相关问题，也很方便、快捷。
4.鼓励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室，走访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主动的方法，它大大方便了求助者，使他们能够足不出户便得到帮助，体现了社会对这些贫弱群体的关心和重视。
5.免费为贫弱群体充当法律顾问。上海的军烈属、残疾人，每人都可以获得一张“爱心卡”，一旦需要，免于审查就能得到无偿的法律服务；无论是上海居民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只要家庭人均月收入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通过申请也能获得法律“义诊”。
6.加强与社会各界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能壮大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和覆盖范围。与公检法、工会、妇联、残联及其它社团组织和法学院校的联合，均能协调、高效能地的建立功能齐全的有效机制。
7．高等院校将法律援助和法律诊所教育相结合，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美国20世纪20年代首创了诊所教育这一形式，我国在2000年开始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这门课后的11个月便提供法律咨询200多起，案件20多起，其中多为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效果比较理想，“获得当事人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其较为短暂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救助的群众的拥护和普遍支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正化、平等化铺就了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我们要研究解决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制度中不完善的地方，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改进，在摸索中推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相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律援助制度必将在我国司法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相信有政府的支持，人民的关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一定会日益完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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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 现状 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 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wWw.133229.cOM
一、 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 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 社会律师承办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 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
785
706
38
2005年
394
1617
361
17
2006年上半年
259
814
252
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 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 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 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 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 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 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 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 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 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 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 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 编著 《遇事找法—法律援助》 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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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3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 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10]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4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 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10]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5
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
法律援助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为了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工作，我们从广泛性、生动性、长效性三个方面着眼，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突出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今年5月31日——6月10日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第二个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县人武部、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团县委、妇联、老龄委、残联、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等部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宣传周活动中，先后在全县八个镇、驻溧部队巡回宣传148法律援助知识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解答了有关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婚姻家庭、损害赔偿、职工合法权益、军人军属维权等方面的咨询13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现场受理援助案件11件。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全县广大公民更深入地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掌握法律援助知识，增强了维权意识，扩大了社会影响，拓展了扶贫、济弱、助残法律援助渠道。通过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法律援助这项系统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加密切了与各法律援助分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利用法律进社区、市民热点连线、“18”广场等活动形式通过展板展出、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法律援助案例等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有关知识。同时，还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法律援助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工作主体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才能使这项社会系统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真正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构建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全县八个镇已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县妇联、老龄委、总工会、团县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分别设立维护妇女权益、维护老年人权益、维护职工权益、维护青少年权益、维护军人军属权益、维护残疾人权益分部的基础上，今年，还在各镇村、社区、机关团体、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中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106人，举行了颁发聘书仪式并进行了业务培训，建立了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对法律援助的宣传，畅通了法律援助信息，使全县的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按照“高起点、规范化、稳步推进”的工作目标，我们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一是严格按《**县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规则》、《**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关于法律援助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严把案件审查关。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四统一”，即：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四、拓展援助渠道，打造司法行政窗口形象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县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县法律援助新领域，我们一是注重各镇援助工作站作用，密切同工青妇、老龄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以召开联席会形式探讨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形成全县联动的整体合力。二是积极开展了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及军人的特色法律援助，把法律援助延伸到军营、到社区、到工厂、到镇村。上半年全县共承办妇女援助案件51件，老年人援助案件23件。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系列宣传，不断提高全县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法律援助案源不断拓展，援助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上半年全县共承办援助案件101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5件。援助案件的拓展不仅为全县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提高，而且树立了司法行政部门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更加突出了法律援助工作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进行案件回访，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为认真贯彻实施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积极宣传建立法律援助体系对于实施司法公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案质量，我们对去年承办的83件民事案件进行逐个上门回访。通过回访，一是征求了受援人对承办案件的意见；二是对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了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三是使受援人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四是促进了法律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的提高，促进了作风转变，增强了诚信为民的服务观念，把法律援助作为为全县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作为县委、县政府便民、亲民、近民的一项具体行动。
通过上半年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我县法律援助已成为新形势下司法行政工作的增长点，开辟了司法行政工作的新领域、新舞台，形成了司法行政机关为民办实事的具体窗口。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法律援助事业，为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6
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
法律援助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为了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工作，我们从广泛性、生动性、长效性三个方面着眼，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突出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今年月日——月日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第二个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县人武部、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团县委、妇联、老龄委、残联、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等部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宣传周活动中，先后在全县八个镇、驻溧部队巡回宣传法律援助知识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益保障法》、《未成年****益保障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解答了有关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婚姻家庭、损害赔偿、职工合法权益、军人军属维权等方面的咨询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万余份，现场受理援助案件件。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全县广大公民更深入地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掌握法律援助知识，增强了维权意识，扩大了社会影响，拓展了扶贫、济弱、助残法律援助渠道。通过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法律援助这项系统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加密切了与各法律援助分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利用法律进社区、市民热点连线、“”广场等活动形式通过展板展出、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法律援助案例等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有关知识。同时，还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法律援助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工作主体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才能使这项社会系统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真正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构建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全县八个镇已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县妇联、老龄委、总工会、团县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分别设立维护妇女权益、维护老年****益、维护职工权益、维护青少年权益、维护军人军属权益、维护残疾****益分部的基础上，今年，还在各镇村、社区、机关团体、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中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人，举行了颁发聘书仪式并进行了业务培训，建立了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对法律援助的宣传，畅通了法律援助信息，使全县的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按照“高起点、规范化、稳步推进”的工作目标，我们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一是严格按《县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规则》、《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关于法律援助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严把案件审查关。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四统一”，即：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四、拓展援助渠道，打造司法行政窗口形象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县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县法律援助新领域，我们一是注重各镇援助工作站作用，密切同工青妇、老龄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以召开联席会形式探讨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形成全县联动的整体合力。二是积极开展了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及军人的特色法律援助，把法律援助延伸到军营、到社区、到工厂、到镇村。上半年全县共承办妇女援助案件件，老年人援助案件件。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系列宣传，不断提高全县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法律援助案源不断拓展，援助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上半年全县共承办援助案件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件。援助案件的拓展不仅为全县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提高，而且树立了司法行政部门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更加突出了法律援助工作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进行案件回访，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为认真贯彻实施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积极宣传建立法律援助体系对于实施司法公正、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案质量，我们对去年承办的件民事案件进行逐个上门回访。通过回访，一是征求了受援人对承办案件的意见; 二是对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了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三是使受援人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四是促进了法律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的提高，促进了作风转变，增强了诚信为民的服务观念，把法律援助作为为全县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作为县委、县政府便民、亲民、近民的一项具体行动。
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7
为进一步深化法律援助工作，提升法律援助知晓率，确保法律援助“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的全面完成，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努力使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渝西领先，全市一流。现将活动的实施意见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服务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立足点，依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使贫困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二、目标任务
开展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的目标任务是确保全县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有法律援助要求的公民都获得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困难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全年力争办结法律援助案件600件；提升公众法律援助知晓率，力争城镇法律援助知晓率达90%、农村达60%。
三、主要内容
（一）集五支力量，实现应援尽援
对凡是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有法律援助要求的公民，都要提供法律援助。各单位要按照活动目标要求，对法律援助工作者、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员进一步分解任务，调配力量，全力以赴，狠抓落实。
（二）以活动为抓手，深化援助服务
各单位要通过开展咨询活动、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途径，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国务院、**市《法律援助条例》，提高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全县所有的专兼职法律援助工作者、法律服务人员要通过担任免费法律顾问为契机，主动走进全县292个村（居）委，走进全县14600户家庭，送上“法律援助联系卡”和法律援助知识手册。
（三）加强监督，实现法律援助“零投诉”
对重大、疑难和有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实行上报制度、集体讨论制度和参与庭审旁听制度；推行法律援助质量反馈卡制度，做到一案一卡；加大法律援助回访力度，听取法官、受援人的意见；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法律援助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
四、方法步骤
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动员阶段，**年3月下旬召开动员大会进行部署。二是实践阶段，**年4月至**年11月各单位按照局里的部署，组织广大法律服务人员、法律援助工作者认真开展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三是总结阶段，各单位在12月底前将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并书面报告县局。
五、活动要求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各单位要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学习贯穿于活动的全过程。充分认识开展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增强搞好法律援助工作的工作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高度重视，精心实施
开展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是贯穿法律援助全年工作的一条主线。局里成立法律援助进“百村万户”活动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法律援助管理科。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将这项工作放到重要位置，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切实发挥五支服务队伍整体效能，形成工作合力。工作中努力做到百分之百耐心、百分之百细心、百分之百贴心，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三）注重建设，提高能力
一要进一步规范县、乡镇、村“三位”一体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全面巩固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队伍，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触角，实现法律援助工作全覆盖。二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完善“党委重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完善质量监管机制、投诉查处机制，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信息化管理水平。三要进一步规范案件受理、审查、指派、会见被告人、阅卷、证据分析、法律意见、结案报告、立卷归档、结案审查、经费补贴、质量回访等各个环节，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四）加强宣传，树立形象
法律援助的心得体会篇8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重要制度。法律援助有助于消除阻滞贫弱公民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使司法正义和人权保障得以落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体现。法律援助犹如社会的安全阀和泄洪机制，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紧张关系，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实施法律援助，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近些年来，法律援助从分散的个案发展成为群体性利益和诉求的表达，有特定针对性、群体性的法律援助案件增多，各类法律援助案件增多趋势明显。2004年以来，全国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平均每年以30％的幅度递增，2008年办理案件约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超过430万人次；①2009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4万多件，提供法律咨询484万多人次；②2010年，法律援助机构共提供法律咨询487．4万余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约72．7万余件，其中民事法律援助 610198件，刑事法律援助 112264 件，行政法律援助4939件，为82．1万余人提供了法律援助。③“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级政府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573个，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13830名，其中33％是专职律师，79％是法律专业人员。全国有近20万名社会律师和7万余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一些社会组织、法学院校和志愿者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到10．23亿元。”④
福建省于1996年成立省内第一家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即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始提供专业法律援助服务。2002年1月2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并予公布，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统一审查权。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免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在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查询、复制有关资料时应当免收费用。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补贴，补贴费在法律援助经费中列支。补贴费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或者发生突发事故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免费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人员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中止或者另行委托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收取受援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受援人的个人隐私。条例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组织、经费、受援人的条件及其权利与义务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等重大问题的明确规定，为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地方法依据和保障。
法律援助同样有助于缓和福建省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促进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地发展。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福建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2523件，10万多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解答法律咨询近95万人次。①
2010年9月30日，福建省人大通过并公布了《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的修改决定，降低了法律援助申请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增加了“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请求侵权赔偿”，“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害人请求赔偿”的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同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动地方政府及时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为了又好又快地推进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认清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本课题组中标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08年重点课题“福建省法律援助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后，在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支持下，实地开展专项调查研究，采取调查问卷、个别访谈、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了解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比较广东、山东等邻近省份相关情况，针福建省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改进对策和建议。二、福建省法律援助基本状况经过十余年探索和实践，福建省已基本形成比较专业和规范的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体系，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截止到2008年初，全省已建立法律援助站1657家，法律援助中心共发放《法律援助证》57．5万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2万件；有6．7万人受援。①截至2009年12月31日，福建全省已建法律援助机构总数为94个，其中，行政性质机构为39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为39个，这两类机构数占机构总数的83．0％；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3个（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占机构总数的13．8％；共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1677个，其中有专门工作人员509个，占30．4％。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工作站1100个，在工、青、妇、老、残、、高校、监狱、劳教所等部门设立工作站577个。② 不过，与全国法律援助发展总体状况及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办案数量、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项目比较，福建的法律援助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福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水平相比较，福建的法律援助发展仍有不足。
（一）福建省建立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机制
福建省多年来重视法律援助，全省建成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机制。法律援助的工作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建立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从业人员，法律援助经费有一定保障。这三个要素在法律援助工作规范的约束下在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法律援助基本工作机制。福建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框架，是在基本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形成之后搭建而成的。
1．基本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工作机制的组织依托。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是福建省法律援助的机构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或部门主要包括：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共建立法律援助中心94个，全省1104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福建省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正在积极探索构建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社区（村）法律援助联络点（或联络员）的三级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换言之，在省、市、县（区）、乡（镇）的四级行政区划中，均分别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并在向法律援助联络点发展。据福建省律师协会网站的数据显示，福建省律师协会有团体会员（律师事务所）273个，这意味着福建省至少有273个较集中于市区和中心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参与并支持省内法律援助事业。福建省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值得关注。2000年成立的厦门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是福建省第一个由在校大学生发起组建的法律援助社团，也是福建省首家民间性质的法律援助团体。
2．法律援助的从业人员已经基本配备。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是法律援助的具体执行者，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性要素。因此，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人数和业务水平很高程度上制约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根据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报表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共有285人，法律专业人员数为239人，占人员总数的81．0％。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为214人，占人员总数的72．5％。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人数为142人，占人员总数的48．1％，比去年同期（139人）增加2．2％；其中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数为103人，占人员总数的34．9％。①这些数据说明，福建省已经基本配备职业素质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并且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较强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①。
3．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有一定保障。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实践，均表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质。各国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所需的费用，大多由政府拨款支持。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拨款。自2002年始，福建省规定，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政府最低经费保障标准分别为：设区市不低于15万元／年，县（区）不低于6万元／年。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省各设区市、县（市、区）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已全部列入当地财政预算。2008年同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业务经费达821．1万元，比2002年的433．5万元增加近一倍。②2006年，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185．93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135．38万元，省财政拨付法律援助办案专款配套资金50万元。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591．88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431．88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10万元、50万元。2008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970．93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735．93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35万元、100万元。2009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2112．19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735．93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50万元、100万元。如表1所示。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逐年增加和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递增，福建省的法律援助经费逐年递增，为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经费补给，这说明福建省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但是，福建与同为东部地区的广东、山东等省相比较，同期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有很大差距。2006－2008年，广东省法律援助经费依次分别为：4149．46万元、5540．23万元、7589．87万元；山东省法律援助经费分别为2758．39万元、3608．62万元、4280．18万元。① 比较而言，同期法援经费投入，福建省不到山东省的一半，仅为山东省的 43．0％．、44．1％、40．0％，仅为广东省的28．6％、28．7％、26．3％，竟然达不到广东省的三分之一。
（二）法律援助案件类型和数量及社会效果
1．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呈现“两增一扩”趋势。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受援人数逐年增加，受援案件范围和受援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以2006—2008年三年为例，2006年，全省各级法援机构共办理法援案件11138件，比2005年增加18．9％，其中民事案件7512件、刑事案件3561件、行政案件65件；受援人达14763人；咨询156628人／次。2007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621件，其中民事案件9490件、刑事案件4063件、行政诉讼案件68件；受援人为16183人，其中残疾人1608人、老年人1425人、未成年人3901人、农民工5288人；女性4542人。2008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872件，同比增长9．18％；解答法律咨询185458人次；受援人达19948人。①2009年，福建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16434件，比2008年同期（14872件）增长10．5％。已办结案件数13186件，比前一年同期（12534件）增长5．2％。其中，刑事案件4160件，民事案件12217件，行政案件57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3％、74．3％和0．3％。从案件涉及人群看，涉及农民工案件数最多，达5342件，占案件总数的32．5％；涉及妇女案件数为4650件，占案件总数的28．3％；涉及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案件数分别为3757件和1749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2．9％和10．6％。② 从各级机构办案量看，地市级机构平均年办案数为330件，县区级机构年平均办案数为158件，比前一年同期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其中县区级机构办案总量达13278件，占全省案件总数的80．8％。2010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17828件，比上一年增长9．28％，其中，上半年，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301件，同比增长3．03％，其中刑事案件1839件，民事案件6403件，行政案件59件，③如表2所示。伴随着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和接受，全省的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增大。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对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不断加大。我省近几年的法律援助案件状况呈现“两增一扩”趋势。这预示着福建省法律援助持续良性发展。
2．法律援助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这是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社会得到推崇的根本原因。法律援助对象是贫弱的人，包括经济绝对贫弱的人和生理、心理、自由文化相对贫弱的人。尤其是经济收入低下的社会弱势群体，如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需要更多社会关怀。以2007年为例，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援助184人，受援对象中残疾人有17人，占9．24％；市级法律援助中心援助3043人，受援对象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分别为220人和200人，占受援人的7．23％和6．57％；各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了12956人，受援对象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分别为1371人和1225人，占受援人的10．58％和9．46％。①全省法律援助受援人的构成、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绝对数量和范围，都说明全省法律援助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法律援助咨询业务分析②
福建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011年第二季度提供法律咨询68261人次（同比增长97．8％）为例，从咨询类型看，第一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含赡养、抚养和扶养）达到14804人次，占咨询人次总数的21．69％；第二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达11733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7．19％；第三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达7623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1．17％；第四是工伤赔偿纠纷达5971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8．75％。从咨询人分类情况看，农民和农民工最多，分别达到7476人次和7226人次，分别占咨询人总数的10．95％和10．59％；其次是妇女达到6842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0．02％。③
1．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1）婚外恋咨询增多。在离婚咨询中，因夫妻一方“婚外恋”而引发的离婚案件至少占70％以上。其中，婚姻配偶涉及婚外情的大多数是男方。（2）夫妻经济地位变化引发婚姻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村妇女外出工作，不仅经济上不再依赖男性，而且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后，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而男性在观念上并无发生相应变化，一些丈夫不尊重妻子，一些质量不高的婚姻出现了危机。（3）年轻夫妻不善于化解婚姻冲突。部分年轻夫妻不了解如何处理夫妻矛盾，发生冲突，不但不化解，甚至实施报复；有些年轻人性格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使用家庭暴力解决夫妻纠纷，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从咨询人反映的情况看，家庭暴力、夫妻长期分居是造成婚姻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比较特殊的是，部分农村地区由于正在拆迁或经历过拆迁，一些村民为多得拆迁面积或补偿款而采取突击结婚，夫妻婚前缺乏了解和沟通，感情基础不牢，导致感情破裂要求离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婚姻感情质量有更高期待，离婚率逐年提高，由此引发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争议越来越多。
2．劳动劳务类咨询数量居高不下。追索劳动劳务报酬、交纳社会保险金纠纷、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纠纷、工伤赔偿等纠纷等方面咨询集中，用工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仍严重。（1）单位长期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员工养老、工伤、失业、生育、医疗待遇受到损失的现象还较普遍。（2）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4）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但不支付或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3）任意解除合同却不按规定支付补偿金或赔偿金。（4）不为劳动者申报工伤。（5）用工单位用工之初或原劳动合同期满后迟迟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6）员工不愿意签订合同又借此要求双倍工资的情形有所增加，用人单位对此颇有微词。（7）用人单位可以任意调整员工工作岗位或具体工作地点，而员工为了工作只好屈就。（8）劳动者在主张权利时经常遇上超过劳动仲裁期限、举证不能、维权过程冗长等问题，有时只好接受对自身不是很有利的调解，不能充分甚至完全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咨询总量很大。主要是交通事故受伤，劳务受伤，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产品或服务质量瑕疵及其他民事冲突引起的打架等。从咨询情况看，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驾驶员和行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有驾驶员存在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情况；有电动车、自行车抢占机动车道；有行人不遵守道路交通信号及各种标志指示，任意横穿马路，翻越中间隔离带等。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处理事故的基础，当事人对责任认定有异议，无直接有效的救济途径，使事故赔偿不能及时调解解决，由此引发了法律纠纷；交通事故责任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赔偿紧密相关，涉及的法律规定和适用较为复杂，是导致此类纠纷增多的原因之一。交通事故等损害赔偿纠纷增多，群众安全责任意识应进一步提高。雇佣劳动中受伤的咨询，数量不少。近年来，医患纠纷增多，因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不容忽视。医调委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类矛盾的激化。
三、福建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其原因
总结福建省法律援助十余年发展历程，法律援助从无到有，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各地创造许多法律援助的好经验。然而，观察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必须看到，该省法律援助工作既存在着经费不足、从业人员较少，对程序的遵循不够等常规性问题，也存在着机构体制、管理与服务水平、质量评估与监督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与社会需求相比，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尤其在有些山区，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极不平衡。一方面，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越来越广，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资源由于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制约，能够真正用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源非常有限，还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除了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外，尚有下述六个方面因素制约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一）对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清晰
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清晰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和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身份尴尬。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福建省共有94家法律援助机构，其中省中心为行政单位；市级中心9家，其中行政3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6家（其中3家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县区级中心84家，其中行政40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43家（其中4家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1家。① 从这些数据看，福建省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是行政单位抑或是事业单位？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定位，更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身份的尴尬。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不是律协的当然会员，也不完全属于公职律师。按照我国现行律师分类，律师区分为公职律师、公司法务（律师）、军队律师和社会律师。法援专职律师应当属于公职律师，具有行政编制的公务人员。然而，在有些地方，法援专职律师并未归入公职律师。
（二）保障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
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主要表现在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偏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失衡等方面。
1．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偏低。2005至2009年间，福建省经济增长率依次分别为11．6％、12．5％①、15．2％、13．0％、12．0％。2005－2009年，福建省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分别为：1006．93万元、1146．93万元、1593．63万元、1970．93万元、2112．19万元。②2005－2009年，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率分别为22．85％、13．90％、38．94％、23．68％、7．2％。从总体上看，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福建省2005－200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是3535万、3558万、3581万、3604万、3629万，计算结果显示，前述五个年度中，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依次仅有：0．28元、0．32元、0．45元、0．50元、0．58元。2009年我国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经费为0．56元。③显然，福建省的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明显偏低。这与该省作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省份的总体状况不相称。由于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福建省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社会律师的补贴很低，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平均每件的办案补贴2005年至2007年分别为383元、390元、414元。④根据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2008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显示，2008年全省办案补贴及费用支出为629．93万元，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14872件，则2008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24元。根据《2009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的数据计算，2009年平均办案补贴为387元。前四年平均办案补贴实际增长1．8％至6．2％，明显低于福建省经济发展速度，其中2009年平均办案补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2005－2007年间，全国的平均补贴依次分别为510元、655元、604元，①2008年、2009年分别为632元、644元。② 福建省为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提供的补贴金低于全国平均值25％～40％。
2．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失衡。根据2007年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统计，全省2007年基本公用经费支出231．68万元，培训费用支出51．86万元，合计283．54万元，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实有人数283人，平均每人10019元。2007年由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3231件，全省法律援助机构中有法律专业的229人，平均每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件，由此可以从全省法律援助实际支出费用中计算出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费用，即平均成本费用为10019元÷14件＝716元。而2005年至2009年全省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分别为383元、390元、414元、424元、387元。分析数据可以发现，福建省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的差距极大，有42．2％之遥。而且，比较2005年与2009年，补贴金额仅提高了4元，尽管中间其他年份提高金额多一些。这说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提高带有较大随意性，更没有形成制度。法律援助平均办案补贴与律师办案平均收费差距甚巨。2005年至2007年，全省律师平均每件案件收费为4986元、5357元、6076元。③ 律师援助平均办案补贴不仅在绝对数值上远远低于律师办案平均收费，而且在增长速度上前者也远低于后者。这意味着两者的差距在极大的情况下，还将进一步扩大。对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太低，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和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这是法律援助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三）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
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申请难和经济困难证明难。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应当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探寻相关问题。在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当事人的申请一般不会碰到太多的障碍，因为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来。但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存在一些问题。在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中心很少接到看守所转来的申请，这就暴露出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问题：申请渠道不畅通。除少数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外，绝大多数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几乎都需要开具经济困难证明。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开具经济困难证明的难度很大。鉴于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已经无需经济困难的证明，建议对其他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逐步免除对其“经济困难”的审查。
（四）欠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
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检查，包括自查和抽查是福建省法律援助服务唯一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被动地启动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督，只是“行政性检查”，无法深入地发现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问题。其次，福建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还没有形成评估标准，因此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检查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从而减弱了法律援助服务评估的效果。简言之，福建省尚欠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评估标准，对案件质量的监督不够到位，仅仅依靠每年一次的案件质量检查，无法全面细致地发现问题，而且这种检查只是事后监督，事前和事中监督还比较薄弱。
（五）受援对象界定不够清晰
在福建各地，援助机构给予哪些人法律援助，即如何确定本地的法律援助对象，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地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标准不一而有差异。但从宏观看主要有下列两种做法：
1．实行属人原则。即以申请人住所地为标志，凡具有本地户口或居住在本地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均可向本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即使申请也不授予法律援助。这种做法主要表现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早期。原因在于法律援助资源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资金，实行属人主义是地方主义的表现。但现在由于减少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对各地法律援助资金拨款的增加，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减少。
2．采取属地原则。即以法律事务的所在地为标志，凡在本地诉讼或办理有关法律事务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可申请获得本地法律援助。给予本地人与外地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平等待遇，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但是由于各地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不一，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往往按自己本地的标准来衡量，难免会造成事实上困难的人因未达到本申请援助地的经济困难标准而得不到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界定不统一或界定不清，有时会产生法律援助的“空白地带”，困难群众可能无法在其户籍地或居住地申请法律援助；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法律援助的“重合地带”，某些申请者同时可以在户籍地和居住地申请法律援助。
（六）各地法律援助发展明显不平衡
福建省内九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①法律援助发展水平也呈现出明显差异现象，如表3所示。目前，福建省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
1．九个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水平显著差距。例如，在泉州、漳州、龙岩等地，某些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竟然无一个专职律师；在莆田市，每个中心基本上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在福州、厦门，每个法律援助中心都有一名以上专职律师。
2．不同城市之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如前所述，福州市、厦门市的法律援助发展快；其他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相对较慢。
3．城市与郊区、农村的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同地区的居民接受的法律援助质量是有较大不同的。社会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域；在农村地区，律师资源缺乏，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律师事务所，更没有专职的法援律师，只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未能平衡发展，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基于法律援助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因素。法律援助资源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法律援助发展的一大“瓶颈”。三、促进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准确定位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
法律援助的法律救决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应是行政单位，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其法律救助义务的基本要求。福建省应当逐步展开和推进法律援助机构体制改革，条件允许的地区直接确立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单位，条件准备还不充分的地区先参照行政单位管理，再逐步转变为行政系列。并把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鼓励、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援助服务的管理机关，即政府应该调整自身职能，将法律援助服务直接供体角色变成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产品和直接鼓励、指导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从事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并重的双重角色。这就是所谓“政府力量主导，多种民间力量支持”。如此定位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解决几大难题，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首先，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全部是公职律师，扭转他们身份尴尬的局面；其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享有了行政编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才流失的问题；最后，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明晰后，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以与其他行政机构平起平坐，利于与其他机关单位的沟通和协调。另外，作为法律援助事业的管理机构，法律援助机构促进社会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援助协调发展的职能可以充分发挥，从而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进入崭新的局面。
（二）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保障法律援助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发展
为了促使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增长同法律援助案件增加量、法律援助的成本和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根据不同的地区适应不同的预算原则和资金保障方法，保障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 。其一，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议在这些地区实行灵活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制度，在一些发展慢的地区，可以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原则，即不进行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而以实际的开支进行结算。其二，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中等发展地区，应当适用宽松灵活的预算办法，即法律援助机构享有在年中或年末可以申请调整预算的权利。另外，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金保障方法，同时结合我国其他省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实践，建议设立福建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在英国和美国等法律援助发达的国家，社会捐助在很高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财政拨款不足。于1997年3月成立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募集我国法律援助基金和补充政府的法律援助拨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苏省于2007年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会。对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来说，虽然福建省曾多次通过公益活动募集法律援助基金，但是福建尚未形成法律援助基金募集机制，尚缺募集基金的管理机构，因此，建议福建省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并逐渐形成基金募集机制。
（三）统一和扩大法律援助“两标准一范围”，实现法律援助的实体正义
法律援助“两标准一范围”是指“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和“法律援助范围”，这三者构成法律援助的实体内容。
1．以低保标准的三倍并参照县级人均收入标准为经济困难标准。我们认为，单纯以低保标准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判断经济困难的唯一标准，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因为享受有偿法律服务，所需费用大，稍高于低保标准又无较高收入的“夹心层”人口，同样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法律服务费用。故建议以低保标准的三倍为判断经济困难的基本标准，再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执行，低于上年度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某些居民，也可纳入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实体的正义，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低于人均收入标准的居民则属于经济上的“弱者”，对于该人群的援助体现了法律援助的本质属性。
2．以办案成本确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办案成本应当包括有形支出和无形支出。出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考虑，如果只是补偿社会律师的有形支出，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就将失去积极性，因为他们的付出无法完全获得回报，即无形支出无法得到补偿，法律援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3．以民生标准确立法律援助范围。2010年9月修改后的《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把法律援助范围扩大为八种情形，新增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以及交通、医疗、产品质量等事故受害者为法律援助对象。从理论上说，只要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都应该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即与居民基本生存权有关的事项都是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从实践层面上看，民生标准应交由法律援助机关进行把握，待实践成熟和经济社会条件具备后再增列法定的法律援助范围。虽然当前福建省的法律援助范围有所扩大，但法律援助实践的发展对法律援助范围有着更高的要求，因而以民生标准确立的法律援助范围经由实践的检验理当逐渐上升为法律化的法律援助范围。
（四）完善法律援助程序，追求法律援助的程序正义
在法律援助程序中，主要存在刑事案件申请法律援助难和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刑事案件申请难，主要是由于福建省法律援助体制上的问题。解决该问题主要通过确认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属性，使法律援助机构以行政机构的名义加强与公检法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实现沟通与交流的平等。同时，制定工作计划，加强在看守所或监狱等部门的法律援助宣传，如定期以法律援助机构的名义在看守所或监狱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让更多的法律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了解他们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至于经济困难证明难问题，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考虑。实际上，现行一些做法已经反映了这一思路：发放法律援助证，免予对当事人经济状况审查，即不用申请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从残疾人和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证可以得到启示，用法律援助证替代经济困难证明，而之前用于证明经济困难的依据可以作为领取法律援助证的条件之一。发放法律援助证建立在对援助对象的类型化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五）分类规范法律援助业务，促使法律援助事业专业化发展
分类规范法律援助业务，促使法律援助事业专业化发展。如区分民事、刑事不同性质案件和区分妇女、农民工、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案件（可以考虑将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纳入无须进行经济困难审查的法律援助特殊对象），逐渐形成法律援助机构内部专业部门和专业法援从业人员。群体性、敏感性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成为特殊的一类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从关注民生和危害社会稳定的高度妥当为该类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从法律援助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说，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可以作为法律援助中的特殊一类案件，因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很广，并关涉某一群体的基本民生问题。对于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如集体欠薪，首先应当放低法律援助的准入门槛，而以民生标准将此类案件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中。其次，在法律援助程序和操作规程中，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为此类案件接受法律援助服务排除程序上的障碍。再次，应当把此类案件作为阶段性法律援助工作重点，尽量从该类案件的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服务。
（六）整合社会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构建更合理的法律援助格局
构建福建省法律援助格局，发展多层次的法律援助服务。
1．加大推动政府设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和组织的力度。“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领导的重视、政府的支持。例如增加法律援助机制的编制、配备法律专业人员、改善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条件、以增强法律援助中心的接案能力和办案水平，扩大公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影响力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有所为，才有所位”。
2．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身法律援助事业。对于有法律专业受训背景的社会人士，其乐于提供法律咨询等无偿服务的，应给予肯定和鼓励。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在法律援助过程中遇到本组织无法解决的难题，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积极给予指导和帮助，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和协调，或由政府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参加诉讼等。整合社会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援助的资源，利于形成更合理的法律援助格局。
3．对大学法学院（系）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一定经费支持。大学中的法律援助机构确实提供了许多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了倾诉的渠道，化解了部分矛盾。遗憾的是，这类机构的工作及其成效尚未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他们欠缺基本的工作经费。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分配时应给予适当支持。
（七）加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建设
1．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编制，增配人员。为应对福建省法律援助业务的日益增长，应当保证县区级法律援助机构至少有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名专职律师。可以考虑从福建省已经登记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中择优录取。还可以考虑从有法律专业背景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村官”中选任。
2．加强培训。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专职律师应当纳入社会律师培训机制中，对法律援助其他从业人员也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培训、研讨，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3．对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进行适度分类培养与管理。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分类的同时，应当根据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专业特长，对他们进行适度分类培养与管理。从基本类别上，可以分为刑事援助人员和民事援助人员；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可以进一步分类。对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分类作业，有利于发挥法律援助人员的专长，更有利于被援助人合法权益的保障。4．提高待遇。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将有效遏制法律援助专业人才流失，促进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补贴，解决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行政编制，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办理的案件数与他们工作绩效挂钩，作为他们年度考评的重要依据，从而缩小他们同社会律师之间的待遇差距，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八）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促进法律援助质量的提高
迄今为止，福建省仅有法律援助质量检查办法，尚无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督和评估体系，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从外部监督来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机关，可以定期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质量检查，发挥行政检查的威慑力。从内部监督来看，首先由省法律援助中心制定全省统一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标准，并进行公布。其次，定期对案件质量进行集中评查，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并建立评查纪录。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质量监控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考虑案件质量控制的优先性领域。总体看，法定范围的案件应优先于酌定援助的案件，效力较高的法律规范确定范围的案件优先于较低效力规范确定的案件范围，刑事案件应优先于民事案件，群体性案件应优先于单个个体的案件。
（九）加强省内外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节约成本，扩大效益
由于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有着不同特点，各地区之间的法律援助工作是相互独立的，一些跨市或跨省的案件的法律援助成本加大。为了节约成本，扩大效益，应当加强省内外法律援助的协作。
（十）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