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时间：2023-10-23 16:02:06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1
一、TRIMS协议产生及内容 1、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国际贸易古典与新古典理论均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进行国际移动，新贸易理论则放松了这一假定，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加适合当今的国际贸易现实。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利用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他国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资本对外投资活动。国际直接投资是在国际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呈现的特点主要有：国际直接投资仍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虽分布严重失衡但有明显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重点逐步转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2、国际社会对国际直接投资法律规制的努力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法律规制不断创新，一些国际组织或机构为协调国际投资关系所做出了不断的努力。分别是:关于《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关于解决东道国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待遇标准》、《关于国际投资的多国企业宣言》。但这些协调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不全面，仅是部分国家或国际投资的个别领域。另外，已经付诸实施的规则或协议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 3、TRIMS协议主要内容 通过多次艰苦谈判产生的并于1993年3月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之一问世，即成为WTO法律体系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TRIMS协议的正文部分包括9个条文，具体内容是:对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限制的规定、例外条款与发展中国家成员、通知与过渡性安排、透明度要求、建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磋商与争端解决、货物贸易理事会检查。TRIMS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①TRIMS协议仅为与投资措施有关的多边贸易协议，并非国际投资法典；②TRIMS协议是对既有GATT规则的重申，未有重大突破；③TRIMS协议虽条文简短，但弹性较大；④TRIMS协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发达国家的观点略占上风。 4、TRIMS协议的意义 TRIMS协议的诞生，对于完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该协议的法律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大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法律体制的完善、实现了投资领域国际立法的重大突破、促进各国完善与修改外资立法、完善了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法律机制、加强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TRIMS协定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正式实施的有关跨国投资方面的多边协议，它扩大了多边贸易体系的管辖范围，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纳入到了多边贸易体系之中。其宗旨在于避免投资措施给贸易带来的限制和扭曲，从而促进世界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并促进跨国投资，以达到增进所有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TRIMS协议对我国投资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一般分为激励措施和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采取激励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即一方面制定优惠的激励措施，注意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策和立法手段对外资进行多方面的限制，以保护民族工业和本国资源。 1、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福利分析模型介绍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认为：产品的边际产出价值MRP=VMP=MPP*P，其中MRP与VMP是分别用实物量与价值量表示产品的边际产出，MPP是对总产品产出求导得出的边际产品产出。麦克杜格尔(MacDougal)在1960年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的模型仍然是分析国际投资的福利效应的主要工具。 图一中，有A、B两个国家，各自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由左右两方斜线表示。在开放资本流动之前的初始均衡中，国家A持有OA-Q的收益率为OA-Ra的资本；B持有OB-Q的收益率为OB-Rb的资本。假设 允许资本流动，A国把Q*—Q投资于B国，A国产出减少Q*QDG，B国产出增加Q*QFG，两国收益率为Q*R*，世界福利增加GDF。产出的增加是所有资本运动的结果。在新均衡下，数量Q*QKG代表A国的资本所有者在东道国投资取得的资本收益，收益净增加GDK，B国净收益增加为GKF。A国内部资本-劳动比率降低，增加了资本的相对收益，但减少了劳动相对收益，B国相反。这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状态下的福利情况。 2、对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政策的经济分析 如图二所示，东道国政府对外商投资实行限制，假定实施的效果相当于投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从Q*R*降至Q1J，外资的流入量也出Q*Q减少为Q1Q。从东道国的角度看，现在使用外资的收益为QFCQ1，其中由外商投资者得到的收益为JLQQ1，而东道国的收益为CFLJ，同资本自由流动时相比，东道国减少支付外国投资者收益JLKI。然而，东道国得到的收益额比资本自由流动时的减少GCI。 一国通过获得外资可享受外资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但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并不一定影响国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反只要限制得当，投资国和受资国双方都可从中获益。图二中，对于投资国，只要东道国限制政策实施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仍然大于其本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就会有资本的流动，投资国也从中获得收益。对于东道国，在面积JLKI大于面积GCI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政策为国民带来的福利要大于资本自由流动时的福利，对东道国来说，实施这样的限制政策是有利的。这不但在国际经济学中得到证明，而且也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验证。 与其他贸易保护政策具有负面效应一样，限制性的投资措施也具有相应的负面效应，实施这些措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图二中，如果东道国采取的限制政策的幅度过大，使外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降低，面积JLKI缩小，面积GCI扩大，当JLKI小于GCI时，东道国会由于实施限制政策，整体福利小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情况，即东道国利益受损。如果考虑到外资进入会影响东道国资本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向上移动，由此增加的产出为东道国居民获得的情况，东道国潜在的损失将会更多。 3、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经济分析 如图三所示，东道国给外商投资企业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措施，期望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可以假设使外资的边际生产率高于资本自由流动时的边际生产率，为Q1M。这时资本流入量由QQ*增加至QQ1，东道国引进外资的总收益为QFHQ1。然而，东道国应按照外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支付给外商收益，数额为QPMQ1，其中，HML由东道国从自己所得中支付。LFP由东道国所有，但比资本自由流动时少获收益GKPL。总的说，东道国由于采取优惠措施，使收益减少GKPL+HML。 东道国之所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在于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含有不能单独获得的新技术、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等好处，即东道国可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使东道国中资本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曲线MPKb向上方移动，由此增加的产出为东道国居民获得；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使东道国国内竞争更加激烈，并因此提高各种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两国贸易条件的变化会以各种方式对福利产生更多的派生影响。 因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有效地吸引外资的进入。除了数量的增加外，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构成和地区构成应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三、我国实施的投资措施分析 1、对外资实施限制政策的分析 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对外资实施一定的限制。我国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领域到对外资企业经营行为都有法律限制规定。通过对外商投资的投资领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国的民族工业的幼稚产业的发展，也体现了经济利益。 然而，实施限制政策的负效应也比较突出。如削弱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反而不利于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就反映了这种缺陷。 我国成为世贸成员后，考虑我国目前拥有8000亿USD的外汇储备，之前我国的外资法规中 关于外商企业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出口实绩要求、外销比例、当地成分要求等均不适合世贸的贸易政策评审的要求，国家相继修改与完善了外资外贸方面的法律正是符合世贸的要求 2、对外资实行激励性投资措施分析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弥补投资环境的缺陷，需要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进入。我国的对外商投资的优惠程度比较高，在我国引进外资、发展国民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外资是否流入我国，取决于我国能否使外资在我国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国际市场上的资本利息率，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对外资形成真正有效率的需求。我国可以通过给外资某些特殊的优惠来将外资的利润率拉到国际通行的利息率之上，但这样形成的对外资的需求不会是真正有效率的需求，这一类作法是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的。会导致相应的不良后果：优惠政策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低效率的国际热钱的过度流动、优惠政策可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优惠政策加剧我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从而削弱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过高水平的优惠政策不利于提高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水平。 3、TRIMS协议对我国吸引投资及对外投资的启示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利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引导外资流向，保护相关产业，而随着TRIMS协定的实施和这些措施的逐步取消，与此有关的产业政策将不复存在。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和进口用汇限制的禁用，各成员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度将会扩大，这无疑十分有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挥比较优势，缩短发展周期，从而使入世真正成为中国海外投资事业发展的契机。TRIMS协定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我国要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利润最大化，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海外直接投资是必由之路。成为世贸成员不仅可以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带来机遇，而且还可以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创造更为方便和有利的条件。TRIMS协定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法律规则之一，构成了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有力的约束和限制。东道国对国际投资管制的放松、政策法规透明度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必将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成长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2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国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国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国
2.44
2.51
2.39
2.74
2.87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2003／2004》，2004年。
表2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国投资比率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数据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3》以及《国际统计年鉴2003》资料整理计算而得。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表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国家
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措施
美国
所得税减免、抵免、延付，赋税亏损退回，赋税亏损结转，关税优惠。
法国
海外子公司所得税减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征税范围。在与东道国存在双重征税的情况下，法国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许以后，可扣除所欠税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的税款。
德国
通过国内立法和多双边税收协定，实行免税法，对能够促进德国就业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给予德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得一定的税收抵免。
日本
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
韩国
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国外纳税额减免、扣除，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免除红利所得税。
新加坡
海外投资亏损注销，免除某些海外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税收，海外投资业务所得税减免。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开发享受双重减税优惠。
中国
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给予抵免，对承担援助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对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硏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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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3
菲利浦莫里斯诉澳大利亚政府案虽然至今未有结果，但是各方都在持续关注。此案更是引发了国际范围内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例外规定、政府管制权同外国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的讨论。随着国际投资实践的发展，征收的表现形式将会愈加多样化，征收的认定也更加复杂，需要国际社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对征收尤其是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政府措施与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界限、征收赔偿标准等内容做出细化规定。
一、间接征收的产生
在国际投资领域，征收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国际法上一般认为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两种类型。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投资领域的征收实质上指的是直接征收，即政府采取措施将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或者企业经营权收归国有或者国有企业所有，也称国有化①。直接征收的情形下，东道国要给与外国投资者以“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以弥补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损失。
随着国际投资实践的发展，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直接转移或者剥夺外国投资者财产所有权，即直接征收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是在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外资管制的过程中，正常的管制措施与征收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化，有些政府措施虽然没有直接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财产所有权，但是其后果与直接征收没有什么区别，都使得外国投资者的财产使用权或者收益权受到影响甚至被剥夺。政府采取的这类措施等同于新形式的征收。间接征收的说法由此而生。
目前，国际上对于间接征收的概念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界定。1961年《侵害外国人的国际责任公约哈佛草案》第10条最早对间接征收作出了较全面的规定，即“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不合理干涉以致所有权人在干涉开始后的一段合理期限内不能够使用、收益和处分财产，就构成征收”。其中所述的征收指的就是间接征收。
通常认为，间接征收指的是具有相当于国有化或者征收效果的措施。间接征收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扩大或任意征税、禁止分配股息、强制贷款、按要求任命管制者、禁止解雇员工、原材料拒绝入境或拒签进口或出口许可等。因此，政府基于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目的采取的管制措施尤其是针对外资采取的可能对外资不利的管制措施都可能被认为是间接征收。
在直接征收中，政府应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合理补偿，这一点无可置疑。然而间接征收中，政府虽未直接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但是其采取的措施削弱了投资者财产的价值，使其难以行使财产权利从而获益，其后果等同于剥夺财产所有权。因此，在政府措施被认定为间接征收的情况下，政府也应给予投资者合理补偿。然而相对于直接征收来说，间接征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往往很隐蔽，很难与正常的政府管制措施相区别，这也是导致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矛盾频发的原因之一。
二、间接征收的认定
目前国际实践中对间接征收的概念没有统一的、明确的界定，国际条约和协定中也都大多只采用一个较为概括的定义，辅之以若干具体行为的例子。这就使得实践中在认定间接征收，尤其是间接征收与政府非补偿性管制措施的区分上，争议和矛盾频发。
从东道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有权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经济进行管制。尤其是当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基于发展或者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时，这种管制措施即是合理的、非补偿性的管制措施。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外国投资者无权要求补偿。
然而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东道国政府的措施属于非补偿性的政府管制措施还是构成间接征收，本质上来讲，其合法所有的财产权利都受到了损害。这与投资者向外国投资时的初衷相违背的。因此，当发生政府措施危及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益时，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从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能否构成间接征收的角度去寻求突破口，进而寻求救济。
目前，国际社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也即非补偿性政府管制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却分标准主要有效果标准、行为性质标准、效果与性质兼顾标准三种。
（一）效果标准。
所谓效果标准，是指在区分非补偿性政府管制措施与间接征收时，完全依据该政府管制措施的效果，即对外资的干预程度来认定。该标准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一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产生了充分限制财产所有权人的财产所有权的效果，即可认定为间接征收。如1922年霍姆斯（Holmes）法官在Pennsylvanis Coal. v. Mahon案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法律走了太远，它就会被认定构成夺取（taking）”。
效果标准相对于其他两种标准而言更为客观和确定，加之基本符合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限制东道国管制权的目的，在过去十年的国际实践中占据主流地位。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Starrett诉伊朗案②中，仲裁庭认为伊朗政府为StarrettHousing公司任命伊朗经理人作为美国人房屋项目负责人的行为剥夺了该公司对自身财产管制和控制的权利，构成了征收。根据仲裁庭意见，一国采取的措施可能干涉财产权，即使该国并没有意图征收它们，该财产的法律权利形式上仍保留在原所有人的手中，但是国家的措施可能会使这些权利没有用处，以致必须认为它们已被征收。
然而，单一效果标准的最大缺陷在于未能明确界定法律对外资的干预程度的标准。这使得合法行使治安权与间接征收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明。
（二）行为性质标准。
行为性质标准的主张者认为，判断一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从该措施或者称行为的性质的角度出发。如果政府行为或者相关管制措施是基于合法的目的，如处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需要，就可以认定其属于正当的行使治安权，而不应当认定为间接征收，从而要求补偿。在2002年裁决的NAFTA项下关于间接征收的Feldman v1Mexico案中，ICSID仲裁庭指出：“以往，没收性质的征税；拒绝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和必要的原料；实施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等，被认为是征收行为。与此同时，出于较为广泛的公共利益，政府必须拥有行动的自由，从事环境保护；制定新的或修改旧的税收制度；给予或撤回政府补贴；降低或提高关税水平；实施区域规划限制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如果任何受到不利影响的企业都要求赔偿的话，那么，此类合理的政府管理就不可能实施。可以保险地说，国际习惯法对此予以承认…”。
行为性质标准，相对于效果标准而言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国的情形。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程度相对较高，对外资的管制措施可能比发达国家多。
然而，行为性质标准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对于行为性质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某项管制措施的施行否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在采取该项管制措施的目的中占的比例多少等，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会导致赋予东道国过大幅度的自主决定权，进而削弱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的积极性。
（三）效果与行为性质兼顾标准。
在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上述两种标准相结合，提出了“效果与性质兼顾”的标准。也是目前国际投资实践中在认定间接征收方面认可度最高的标准。
根据该标准，在认定一国政府的管理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既要考虑该管制措施对外资的干预程度，也要考虑该措施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主张应求得保护私人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1954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一议定书实际上就一并采用了效果标和行为性质标准。该议定书第1条第2款规定：“…国家有权实施这样的法律，只要确信根据普遍的利益对控制财产的使用或保证税收或其它捐税或罚金的支付是必要的。”
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解释包括了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只要政府依法采取的措施只是“控制财产的使用”，而非从实质上剥夺私人财产权，就不构成间接征收。这是典型的效果标准”；另一方面，哪怕政府采取的措施达到了“效果标准”，在最终认定其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仍需在维护公共利益与保护私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即即使为增进公共福利也不能不成比例地对私人施加负担。③
至于“效果”与“行为性质”之间如何兼顾，要在实践中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近些年国际投资争议仲裁案件的增多促使许多国家以及国际仲裁庭意识到适当权衡投资者权益与东道国权力的重要性，ICSID仲裁庭引入比例原则有望真正实现兼顾效果和性质标准。这是世界投资领域实践领域在间接征收认定标准方面的趋势所向。
三.小结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4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留存；热钱
中图分类号：F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1－0038－03
调查显示，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以及将投资收益留存境内，其主要因素在于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与预期，使得一部分投资收益转化为“热钱”滞留在国内。一旦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或者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后，这部分投资收益终究需要兑现，可以名正言顺地迅速出境，并有可能使资金流出更加集中，有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导致国际收支产生危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收益中主要有职工报酬和投资报酬，本文重点分析最重要的投资报酬部分，即外资在我国投资过程中的利润收益状况。
一、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现状及处置方式分析
一般地，外商投资企业对其利润处置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逐年分配利润并及时汇出；二是转增资于本企业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领域或企业；三是利润逐年分配但不汇出，留用企业内部周转；四是利润不作分配而留用。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具体操作和会计核算过程一般为：（1）对税后净利润，贷记结转至“未分配利润”科目，出现亏损时，相应冲减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如有未弥补亏损，则作为未分配利润的减项反映；（2）根据董事会确定的“三项基金”提取比例、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投资方股权份额进行股利分配时，借记冲减“未分配利润”，贷记转入“应付股利”科目；（3）投资者提取股利时，则借记冲减“应付股利”余额。[1]所以，从会计核算角度划分，企业利润处置的结果包括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两部分。
汇改以来，外资企业利润主体走势表现：一是外资企业利润增加迅速；二是投资收益率高出市场平均；三是利润多留存境内；四是汇改后企业投资收益流向逐步多样化。
2000年以来，进入我国的外商投资逐渐增加，外资企业年度净利润增长迅速，投资收益率超过市场平均值。但外资企业利润留存境内现象非常突出，部分外资企业自成立以来从未汇出投资收益。按照国际货币组织的统计，FDI在华投资收益率约为13%―15%。[2]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FDI在华投资收益率大约是10％。[3]即使按10%的年回报率来计算，那么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约为60亿美元，加之多年来留存多、汇出少，因此，如果外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短时期内集中汇出就有可能导致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进而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产生危机。
二、影响外资企业投资收益处置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利润不分配或转增资本的做法是“变外为内”的具体实施。当前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最佳配置为目标，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恰好是承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的国之一。通过在世界上成长性最好的中国市场投资，将中国纳入其国际化经营棋局，变中国市场为其内部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和克服中间品市场不完善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成为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好解释。[4]此种状况下，已经成功进入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我国经济和政治形势没有太大的变化和风险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境外投资者必将首选把自己的利润以继续增加投资的方式滞留境内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一）宏观原因分析
1．企业类型的不同使得投资收益的处置不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方式，即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从所占的比重来看，合资与独资是最主要的两种方式，他们在法律形式、组织结构和风险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所关注的投资收益处置势必存在一定的区别。
外商独资是由外国公司依靠其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建立起来的，外商对公司的经营负全部责任，担当全部风险，有利于集中统一管理，但外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并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独资企业对利润处置具有全部自。一般情况下，为避开中国境内信贷融资难等问题，一般将投资收益不予分配，多留置企业充当企业流动资金用。如有的外资企业成立以来一直将投资收益留置，未作分配。原因就在于企业生产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受当地金融环境（金融高风险区）及金融机构授权不足、信贷审批门槛过高的影响，企业无法从当地金融机构获得正常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
合资企业中外双方共同经营管理，共同分享利润，并共同承担风险。采用合资方式可以较快地进入当地市场，获得当地经营的信息和知识，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合资方式在经营和管理中会遇到较多困难，如经济利益的冲突，双方经营目标的不一致，商业文化中的不协调等。中外合资双方存在利益竞争与互相监督，对利润分配的要求是外国投资者的自然反应，利润分配就比较正常。
2．投资动机的不同使得对投资收益的使用不同。根据投资动机可以简单地将FDI分为两种类型：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投资是指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占领海外市场；出口导向型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得东道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并出口，或者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从而返销到母国或出口到第三国。一般而言，出口导向型企业对投资收益多倾向于不分配利润充作企业流动资金，投资收益处置临时性强；市场导向型企业多倾向于将分配利润转增企业资本，扩大投资规模，同时将少部分利润汇往境外投资者，投资收益处置具有长远考虑。
3．企业规模影响投资收益分配。规模小的外国投资者受流动资金紧张困扰，多倾向于将利润留置企业补充经营资金。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利润分配较自由，但受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在看好当地市场的情况下，利润分配外方利润转增资，或者以未分配利润形式留存境内。
4．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直接影响外资企业投资收益处置方式。人民币兑美元持续稳定升值，外资企业以人民币形式存在以及分配的利润留存境内本身就在逐步增值。
5．外资企业市场发展前景是投资收益处置的重要考虑因素。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投资收益的巨大利润吸引力，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持续看好，引致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高需求，直接影响对投资收益的处置方式。
6．利润留存境内是外资企业成本收益综合考量的结果。一是年度平均收益率在10%以上；二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第1-2年免税，第3-5年减半税率为16.5％；三是利润留用企业内部所享受的年利率，一般的平均水平为按照5％计息。同时，如果不考虑资金汇出费用，不计利息税因素，忽略利润再投资的退税因素，且企业连续选择同一种利润处置方式，并不考虑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综合以上因素，外资企业在利润处置中，选择利润留用的整体收益远远高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代表的资金在境外的平均收益水平，而在留用利润中，又以转增资和再投资的平均收益为最大。在成本收益差巨大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留置企业成为企业的本能选择。[5]
（二）微观原因分析
1．投资机会的限制。前述设定10％的直接投资收益率在我国只是平均水平，且内含的假定条件是有充分的投资选择。而实际情况却是，长期以来外资可以涉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有限，且由于产品性质和市场变化等原因，能持续保持较高收益的投资机会也同样有限。就调查对象企业情况看，在自身投资收益率高达20%以上的情况下，利润留置企业成为自愿选择。
2．行政管理成本过高。外商投资企业将外方所得利润在境内增资或再投资于其他企业，有关的审批程序复杂，涉及外经贸委、工商、税务和外汇管理多个部门，企业在报批环节耗费的人力、物力很大。所以企业多件变更投资收益以未分配利润留置,增资或者再投资占比低。
3．资产流动性的影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流动资产中应收账款和存货金额庞大，因此利润难以及时分配，即使进行了分配也无法套现再投资或汇出。如农产品油脂加工类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流动资金需求量巨大，作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在途应收账款和存货金额庞大，中外方投资者协商同意将全部利润留置企业使用。
4．融资的需要。由于目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无法在国内上市融资，保持一定的未分配利润，既维护了企业债权人信心，利于增加权益资本，也是一种比较经济且简单的内部筹资方式。
鉴于上述造成我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留用存量原因的复杂性，管理上应注意把握结构调整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均衡关系，即灵活运用各类性质的措施改变资金流动的利益驱动因素，在动态中寻求流量与存量间的平衡。
三、避免外资企业投资收益内生“热钱”的建议
（一）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增强成本和风险意识
结合国际投资管理经验,外商直接投资是典型的准债务，它与对外举债无本质区别，虽不用付息，但要允许投资方汇回利润。因此，外资企业所产生的投资收益也是一种对外支付义务的债务。外资企业利润大量留置机构境内，形成内生性“热钱”，不利于国际收支失衡状态的调整。鉴于上述造成我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留用存量原因的复杂性，管理上应注意把握结构调整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均衡关系，即灵活运用各类性质的措施改变资金流动的利益驱动因素，在动态中寻求流量与存量间的平衡。虽然外资企业投资收益处置具有完全自主性，但要对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处置进行必要的合理引导，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改变当前外资引入的结构，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结构，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引资时缺乏成本意识，致使在面对高速发展之际，不知不觉地走到金融危机和环境危害的阴影中。
（二）对投资收益处置应着力于各项政策措施的搭配与协调
1.采用与税收政策匹配的方式，进行数量控制，引导合理、合法、合规的正常利润汇出，增加超额、非正常汇出的交易成本。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政策都包含对外资利润汇出征税的规定。根据国际惯例，我国也可以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利润汇出环节进行税收改革的尝试，如对利润汇出设定最低起征点等措施。还可以在外商购汇汇出利润时，对外汇交易行为征税，避免外资将利润过快太多的抽走。
2.扩大企业投资收益使用渠道，减少利润集中流出。配合近期有关逐步放开在华外企上市融资规定的出台，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外部融资渠道，有序引导和规范其使用投资收益的内部融资行为，并利用市场化手段降低企业再投资的成本，合理疏导存量。如允许外资企业可以以分配利润投资B股市场，扩大允许经营远期交易、掉期交易等外汇市场衍生交易的企业范围，降低入市门槛。
3.均衡引导FDI资金的流入流出。面对FDI一旦出现集中汇回的可能性及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是要密切关注投资利益的变动趋势,尽快建立一套完整机制，对其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二是外汇局要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在制定政策时应合理引导外资企业均衡地流入流出。[6]三是在引入外资的政策上注意调整，在总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适当减少。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适当提高引进外资的门槛，对一些与我国合作开发的高科技项目的投资，我们仍应持积极的态度，但对于那些不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投资，应慎重决策。四是加大力度促进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鼓励成熟行业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7]
4.将投资收益纳入外债管理。对于未能汇出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未分配利润或已分配利润纳入外债管理,由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便于全面掌握情况。
5.调整使用外资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出发点是利用国际资源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以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为基点来考虑利用外资，而不能用国内的产业结构去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要求。经济增长更多要依靠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不能一味追捧外资，放弃“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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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5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第二，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衡发展也在加剧。其主要表现为：1980年初以来，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所占比重都有增加；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在拉大；资本与劳工相比获利更大；金融自由化引起公营和私营企业部门的债务在扩大。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6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
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 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
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
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
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 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 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主权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
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
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 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
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
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7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 ,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 ,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
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 ,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 ,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 ,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 ……。”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 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发布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代发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 ,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 ,非洲为826件 ,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 ,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 ,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 ,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 ,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 ,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 ,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 ,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 1亿美元的公司 ,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 ,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 ,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 ,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 ,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 ,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 ,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 ,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 ,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 ,损害了其根本利益 ,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 ,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 ?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 (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主权的行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主权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 ,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 ,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 1 0 % ,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包括国有化风险 )提供法律保证 ,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 ,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 ,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 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 ,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 ,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 ,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 ,推行全球性战略 ;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 ,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 ,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 ,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发布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 ,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 ,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 ,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 1 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 ,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 ,不得实行国有化 ,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 )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 :第一 ,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 ,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 ,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 ,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 ,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 ,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 ,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 ,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 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 804、785、784页。
〔2〕 〔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5〕 《人民日报》1988年4月25日第10版。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篇8
【关键词】权益法 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 权益 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一、问题背景
现行国内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方应当确认被投资方净资产的所有变动。其中，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净损益的份额，应计入投资方的损益；享有被投资方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也相应计入投资方的其他综合收益。但是，当被投资方的净资产变动并不是由于其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或者分配股利导致的（此时称为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投资方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和国际准则并无明确规定。实务中，比较常见的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包括：被投资方股本的变动，如被投资方向第三方发行额外的股本，或者向第三方回购自身股份；被投资方其他权益的变动，如被投资方发生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等。
针对上述问题，2012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征求意见稿《ED/2012/3――权益法：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对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的修订建议）》。该征求意见稿建议：“投资方应当将其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直接确认为权益；当投资方对有关股权投资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应将之前确认的此类权益累计金额重分类至损益”。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对应，我国财政部会计司也在2013年9月6日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6号（征求意见稿）》中讨论了该问题，其提议的处理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议的处理意见一致。
二、不同观点及其理由
对于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观点一：投资方应当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直接确认为权益，并在后续处置被投资方股权时重分类至损益。
该观点赞同两项征求意见稿的提议，其主要理由是：（1）权益法的本质是“单行合并”，应当采用与针对子公司的“完全合并法”类似的处理，属于被投资方权益项目的变动，相应的也应计入投资方的权益项目。（2）从交易的性质看，引起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交易，属于被投资方的权益易，此时，被投资方未产生任何损益，相对应的，投资方也不应将该变动作为损益确认。
观点二：投资方不应确认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只需考虑所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是否发生减值。
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在权益法下，被投资方权益易所引起的其他净资产变动，与未参与交易的投资方是不相关的，该投资方不应该进行会计处理。该观点同时也指出，被投资方权益易中的价格，可能表明对被投资方的投资发生了减值。比如，被投资方以低于其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发行或回购股份。此时，投资方应当根据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对所涉及的投资进行减值测试。
观点三：对于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投资方应当视同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投资，享有此类变动的份额，计入当期损益。
该观点不赞同两项征求意见稿的处理建议。其主要理由是：（1）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满足现行准则中收益和费用的定义，应当确认为损益。（2）间接导致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份额变动的交易，与直接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的交易，在经济实质上是一致的，应当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直接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损益，相对应的，间接导致的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份额变动，也应当计入损益。
观点四：投资方应当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后续处置相关股权投资时转入损益。
也有反馈意见者认为，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并不属于投资方权益易导致的结果，不应计入投资方的权益。但是，此类变动也并非产生于被投资方的经营损益，不应作为投资方的损益确认。作为两种观点的折中，可以将享有此类变动的份额，暂时计入投资方的其他综合收益，并在后续处置相关股权投资时转入损益。
三、不同观点的缺陷
1.观点一最大的缺陷在于，它和权益易理论不符。《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规定，应当将权益易结果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分别列报。其中，权益易结果直接计入权益，经营成果计入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易，是指企业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权益法核算下，被投资方的其他净资产变动，并不属于投资方与其所有者发生的交易，其交易结果不应直接计入权益。
此外，观点一的处理还将导致直接与间接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的处理不一致。在最新一期讨论会议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认为，直接与间接处置或购买股权，投资方管理层的主观意图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后者则是被动的，两者的会计处理也应当有所区别。笔者认为，主动与被动处置或购买被投资方股权，区别仅仅在于交易形式上，投资方是否收到或支付了对价，但其导致的经济结果是一样的，都使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权益的份额发生了变动。以投资方的主观意图来区分会计处理，是以交易的形式决定了交易的实质。同时，还可能导致投资方人为安排交易形式，以达到其意图。
2.观点二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与现行权益法的理论基础不符。现行权益法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要求投资方在持有联营和合营企业期间，及时、完整反映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权益法规定，投资方应当确认被投资方净资产的全部变动。观点二的处理，只对投资方享有权益减少的部分，以减值损失的形式进行确认，而对增加部分则不进行确认，并没有完整、及时反映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和义务。
3.观点三被质疑的地方在于，引起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交易，属于被投资方与第三方之间的交易，与未参与交易的投资方无关。投资方在未实际参与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凭空”确认了损益，这是难以理解的，可能造成对投资方经营成果的误述。
4.观点四的缺陷是与其他综合收益理论不符。通常理解，其他综合收益本质上属于企业的未实现损益。而损益的实现，依赖于相关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权益法下，当被投资方与第三方发生权益易，各股东所持有股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在交易完成后即已转移，相关的损益已实现，不属于其他综合收益。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2013年7月开始的“概念框架”复核项目中，初步建议，其他综合收益的范围仅限于由计量方法的改变而导致的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动。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并非由于计量方法的改变而产生。因此，观点四的处理，与现有和未来可能修订的其他综合收益理论均不相符。
四、分析与结论
上述不同观点，反映了各监管机构与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立场。监管机构出于监管目的，可能倾向于不确认损益；而企业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赞同确认损益。本文仅从会计理论角度进行讨论，不考虑各方不同立场的博弈影响。
从会计理论看，上述不同观点，也反映了各界对权益法本质的两种理解。支持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份额计入权益的观点，将权益法视为“单行合并”，而反对意见者则将其视为一种“计量基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承认，对于权益法的本质，理事会内部也未得出统一结论，将在对权益法的另一个修订项目中再进行讨论。因此，本文也不对权益法的本质进行讨论。
具体分析，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是否应当确认，以及如何确认。
1.是否应当确认？观点一、二、四中均包含的意思是，被投资方的其他净资产变动，是被投资方和第三方发生的交易引起的，未参与交易的投资方不应“凭空”将其确认为损益。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传统历史成本会计的影响。在传统历史成本会计下，会计处理是以实际交易为基础的，投资方未实际参与任何交易，则不应进行会计处理。但是，现行会计准则早已超越了历史成本会计，对于收益和费用的确认，并不完全依赖于是否发生了实际交易，而是以相关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为基础的。权益法下，投资方虽未实际参与交易，但其享有的权益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在交易当期即已转移，应当对这部分享有权益进行确认。
此外，也有反对意见者认为，将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直接按持股比例确认，缺少法律和其他事实依据，可能虚增投资方的经营成果。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权益法理论本身在法律和会计原则上都存在缺陷：（1）与法律认定不符。从法律角度看，股东享有分配权，但并不等于对被投资方净资产享有直接的所有权。不仅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即使是被投资方的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也并不能直接归属于投资方。权益法将被投资方净资产的全部变动进行确认，本身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比如，企业所得税法不承认权益法下按持股比例计算的投资收益。（2）与会计确认原则不符。会计准则规定，只有受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才能确认为企业的资产。以权益法核算的联营和合营企业，投资方对其并不具有控制，而只是具有重大影响。此时，投资方对所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的份额，何时能够分回，能够分回的金额，均无法可靠确定。因此，投资方以调整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形式，将被投资方的净资产纳入其财务报表，在会计上也是缺乏依据的。（3）不属于现行准则中的任何计量基础。现行准则规定的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现值、公允价值等。权益法的计量方法，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而且，权益法简单的以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的份额，是缺少法律和实践依据的。事实上，投资方最终能够分配到的净资产价值，也很少等于权益法所“计量”的结果。
正是由于权益法本身在确认依据、计量方法上均存在缺陷，导致各界对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确认和计量持保留态度。但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强调，在权益法下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会计处理的修订项目，只是一项暂时性的项目，并不考虑对权益法的现行理论框架进行修订。因此，如果不考虑权益法所存在的上述缺陷，根据现行规定，可以将被投资方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导致的净资产变动，作为投资方的投资成果立即确认，那么，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同样也可以立即确认。因为，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的变动，在性质上也属于投资方的投资成果。
2.应当如何确认？在如何确认的问题上，通过前述对几种观点的分析可知，观点一、二、四的处理均与现行准则体系存在明显不一致。笔者认为，作为暂时性的修订，观点三的处理是比较适当的。首先，观点三与基本准则的定义相符。现行国内和国际会计准则中，收益和费用的定义包含两层含义：引起企业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且与股东的投入或与股东的分配无关。权益法下，投资方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与投资方自身的股东投入或分配无关，属于投资方的收益和费用，而不是权益。同时，如前所述，投资方享有该部分净资产变动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在交易当期即已转移，属于已实现的损益，应当立即确认。事实上，在最新一期的讨论会议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也承认了此论点。此外，观点三的处理，能使经济实质相同的直接和间接购买或处置股权交易，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增强了信息的可比性，也符合如实反映的信息质量特征。
3.结论。综上所述，不考虑各方不同立场的博弈影响，在现行权益法理论框架下，笔者认为，将享有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份额，确认为投资方的损益，是较为适当的处理。鉴于权益法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为便于报表使用者理解，投资方应将被投资方其他净资产变动的影响，区别于被投资方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导致的影响单独进行核算，并在对外报出的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充分适当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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