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1

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在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1999年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达8650亿美元，2000年预计已超过10000亿美元。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并在不同程度上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是，各种优惠政策具有完全不同的激励外国资本进入的效应。

一、税收优惠是东道国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政策措施，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都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但是，税收优惠对投资者决策产生的影响程度、税收优惠的作用机制却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关于税收优惠在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权重问题，一般性低税率和特殊的暂时性优惠的效果问题，税收优惠对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差异问题，是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首 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般认为，政策稳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市场规模、税收优惠、基础设施以及东道国对投资者的态度等，对直接投资者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一系列影响因素中到底哪一个因素在起着决定作用？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是否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早在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洛和万德就开始着手研究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他们通过对美国247位外国投资者的调查发现，只有10％的投资者把税收优惠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首要条件，而对投资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顺序是：货币的可兑换性（57％）、政治的稳定性（39％）、市场容量和资源的可得性（26％）。另一项由罗宾逊主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5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者认为，政治的稳定、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面临关税或外汇壁垒的情况下，影响投资决策的非政策因素是市场份额，影响投资决策的政策性因素是所有权管理和组织的繁琐管制、东道国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性态度，税收优惠政策被排除在投资者所考虑的因素之外。罗斯和克雷斯滕森（1959）发现在墨西哥的27项外国投资中，只有一个项目的投资者曾经把税收优惠作为潜在的决定因素。有学者在1967年对牙买加的55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只有两个项目的投资者把牙买加的税收优惠作为他们在牙买加投资的决定因素。

但是，1980年以来却有更多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85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10个国家7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50个项目（67％）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对投资国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他们极有可能投资于其他国家或通过出口供应当地市场。另一份对欠发达国家295个公司的研究（1990）表明，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第二重要因素，排在汇款限制之后，60％的公司把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视为关键因素，只有1％的公司认为税收优惠是可以忽略的。

这表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各个因素的位次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投资者比较注重投资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者较少考虑的因素，有些投资者甚至完全不考虑税收因素。但随着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普遍改善，投资者转而注重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税收因素因此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如对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调查显示：1961和1971年，税收因素被排在所有影响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第七位，而80年代以后，税收因素就上升到了第一位。我们可以认为，税收因素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然，应该指出，税收优惠并不影响投资者是否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决策，只是当海外投资已被决定、在进行投资国别选择时，东道国税率的高低才对投资者有较大的影响。 税收优惠有许多表现形式，如减免所得税、免税期、扩大投资和再投资补贴、特殊扣除等。在这些优惠措施中，究竟是一般性的低税率优惠还是特殊的暂时税收优惠更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呢？从对许多案例的分析来看，东道国在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政府采取一般性的优惠手段还是特殊的优惠手段，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对投资者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特殊的税收优惠只能针对个别项目，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获得特殊税收优惠的机会很有限，效果也非常有限，而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是每个投资者都能享受和把握的。另一方面，投资者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政策透明的投资环境，特殊的税收优惠可能导致对税收政策的曲解，并由于对优惠政策不恰当的使用而难以使应有的优惠落到实处。因此，对潜在的投资者而言，一般性的税率降低比特殊的税收优惠或投资津贴更重要。

事实上，除了一般性优惠手段和特殊的优惠手段会出现效果的差异外，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税收优惠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最典型的是在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投资上的差别。对进口替代型的投资者而言，是否进行投资主要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条件，他们往往只考虑两个问题：（1）他们是否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2）直接投资是否比简单地向这一市场出口产品更有利。由于投资者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当地企业和在当地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而每个竞争者都可以享受到相同的税收环境。因此，东道国是否有税收优惠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在出口导向型的投资中，生产成本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东道国的税负越低，生产成本就越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在决定一个特定的项目是否值得去投资时，除了考虑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率的、廉价的劳动力的可得性外，税收优惠就成为投资者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否会被双重征税所抵消？许多国家对本国居民的所有所得征税，在海外投资取得的利润往往被包含在母国公司的所得中，构成母国征税的基础。有些在东道国得到的税收减免反而构成对外投资国的税源，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非但不能刺激投资者，反而成为东道国向母国提供的一种津贴。如果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对投资者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由于大多数资本输出国都准许税收饶让，在与欠发达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允许在东道国获得的税收减免作为本国税收抵免的一部分，这样看来，税收优惠对投资者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便没有税收饶让，投资者的利润在没有汇出之前，可以较长时期地得到东道围的优惠；如果投资者不将利润汇回国内，就能无限期地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外资数量远远超过了内地。大量的调研资料也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国是否要继续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呢？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为了达到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来有效地引进外资。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和国际资本的变化趋势，我国在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处理好税收优惠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我国引进外资的关键仍然是改善投资环境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优惠是指政府提供给特定企业的任何可衡量的经济方面的利益，由此可以提高特定外资企业的收益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优惠与投资环境要素之间的差异，优惠并不包括诸如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企业经营制度、利润的汇回或国民待遇等因素。毫无疑问，这些政策或者基础设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但从实质上说都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而是涉及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问题。只有在外资企业的其他生产经营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各种优惠政策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竞相给予外商优惠来引进外资，投资环境的改善同样十分重要。

（二）必须认识到产生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有效条件，重视其他政策的搭配与组合

应当看到，税收优惠在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中作用的有限性，其他政策如政治稳定性、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对外国控股企业的非歧视性等政策因素同样重要。税收优惠措施的效果取决于许多条件，同时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政策的协调。只有税收优惠而缺乏其他相应的政策，投资者从税收优惠中得到的利益往往会被其他负面因素所抵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中，注意税收优惠与其他政策变量与非政策变量的配合。

（三）必须考虑税收优惠的效率与代价，审慎地利用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有效率是指税收优惠能显著地增加经济的产出，对东道国产生的实际利益大于由于税收优惠而导致的利益损失或机会损失。通常，外国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利益有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技术转移与扩散以及拓展新市场等。同时，也可能由于损害环境、耗费原材料、割裂国内经济等而导致东道国的较大损失。只有当投资利益大于损失时，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才是有效率的。东道国不能因为片面追求外国投资的数量而牺牲本国的利益，在制定优惠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该项政策的实施对本国的环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2

传统理论研究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时假定外国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地点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投资的税后实际收益率，而东道国的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率。在分析税收对外国投资的作用时，一般也是考虑到居住国对外国来源所得的税收政策。对外国来源所得的课税有两项原则，即地域原则（Territorialprinciple）和居民原则（ResidencePrinciple）。按照居民原则，居住国对母公司的外国来源所得征税，但有外国税收抵免或扣除；按照地域原则，居住国对外国来源所得不征税，故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征税就是最终的纳税义务。从目前来看，各国采用的征税原则一般都是居民原则。哈特曼（Hartman，1985）在分析税收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时，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他把外国子公司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成熟的”企业，即无需母公司继续注入资金；另一类是“不成熟的”企业，这类企业需要母公司增加投资资金。哈特曼（Hartman，1985，p.110-111）认为，以前的税收对外国投资刺激的影响的分析，不是忽视了子公司收益的再投资，就是假定保留收益比率（股息分派率）是固定的，所以，边际直接投资可能被认为是直接来自母公司的转移资本。成熟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利用的是保留收益，而不成熟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利用的是来自其居住国的转移奖金。倘若子公司的投资是用保留收益融资的，那么，居住国对外国来源所得的课税不影响边际投资决策；倘若子公司需要用其母公司的资本进行投资，则情况就变了。

2．基本模型

假定某一居住国对海外取得的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是t，对东道国已课征的税收（税率为t，tt时，外国税收才显得重要。为了说明一家跨国公司内部融资渠道不同的影响，假定子公司有一元，并打算再投资于海外，在没有资金转移的情况下，母公司来自子公司投资的期末收入是：1r(1-t)倘若收益汇回，则母公司收入为：[(1-t)/(1-t)][1r(1-t)]（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t居住国的边际税率、t东道国的边际税率、r东道国的毛收益率。）倘若股息汇回与股本投资结合在一起就会在最初汇回之时产生向居住国政府支付不必要的税收。这种税收支付使得母公司仅有（1-t）／（1-t）元而不是一元用于海外投资。在期末，子公司的收入为：（1-t）／（1-t）r（1-t）或者在假定最初汇回的（1-t）／（1-t）无收入免税的情况下，如果全部所得都汇回，则母公司的收入为：[（1-t）／（1-t）][1r（1-t）]所以，不管该企业是愿意在期末再投资于海外还是从海外汇回其全部资产，向海外转移股本虽然汇回收益，但也是次优策略。总之，外国子公司应当利用其利润为进一步投资融资，而不是向母公司支付股息并以任何形式从母公司获得直接投资，只有那些收益不充足的外国子公司才依赖母公司融资。

3．税收对成熟企业的影响

假定外国子公司拥有一元外国税后收益，这笔收益既可以用于再投资，也可以汇回给其母公司。如果用于再投资，这笔收益加上一时期的投资收益在期末汇回给其母公司。如果该子公司立即汇回收益，母公司获得一元，需要缴纳居住国税收，但允许外国税收抵免，最终收入是：（1-t）／（1-t）在该时期把这笔收入进行投资之后，母公司收入为：[(1-t)/(1-t)][1rn]（式中，rn代表在居住国可获得的净收益。）如果子公司把这一元都再投资于其自身经营中，到期末作为股息汇回给母公司的收益是[1r(1-t)]。对于这笔股息收益，母公司就其最初获取的收益缴纳居住国税收，但它有权要求抵免已支付的外国税收，所以，母公司获得的收入是：[(1-t)/(1-t)][1r(1-t)]比较这两种决策可以看出，倘若r(1-t)>rn，子公司的最佳决策是进行再投资而不是把利润汇回。也就是说，居住国的延期征税制度和对东道国税额的抵免制度，促进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达到这样的水平，在该水平上，在国外可获得的外国税后收益等于在本国可获得的税后收益。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对外国来源所得课征的国内税收在企业的边际投资决策中不起作用；企业的行为方式与居民国对外国来源所得不征税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如果影响东道国企业决策和在东道国的外国投资者决策的税率相同，就说居住国的税制具有“资本输入中性”。这一结论与以前的观点截然不同：以前的观点认为，按国内税率征税并准许外国税收抵免将形成“资本输出中性”，即跨国公司的外国投资收益与国内投资收益适用的税率相同（Caves，1982）。霍斯特（Horst，1977）假定母公司预先提供的新资金是直接投资的边际来源，得到的结论是企业好能使下式成立：rn=[1-pt-(1-p)t]r（式中，p代表股息分派比率。）哈特曼的居住国税率不影响成熟子公司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税收扣除取代外国税收抵免情况。在这种制度下，汇回给母公司的一元外国税后收益，母公司获得（1-t）元，一个时期之后变为（1-t）（1rn）。相反，如果把上述一元用于再投资，子公司得到[1r(1-t)]，汇回之后，母公司得到(1-t)[1r(1-t)]。因此，在没有达到r(1-t)＝rn这一点之前，企业就会向海外投资。

4．税收对不成熟企业的影响

我们来考察一下不成熟的企业的情况。不成熟的企业从母公司转移资金。假定r是东道国外国投资的毛收益率，t是东道国的边际税率，那么，净（税后）收益率是r(1-t)。如果该企业把这笔利润汇给母公司，那么，居住国对这种转移的资金征税，并允许外国税收抵免。税后收益可以写成：r[(1-t)/(1-t)](1-t)=r(1-t)如果在居住国发生边际投资，税后收益率是rn。所以，如果r(1-t)>rn，企业将投资于外国。如果外国公司税和预提税可以抵免居住国税收，那么，国内投资适用的税率与来自外国所得适用的税率将相同，如果r>rn，不成熟的企业将投资于东道国。该不等式意味着全部所得不管其来源如何，都要同等纳税，投资者在哪里投资没有差异。投资于国内还是国外的决策取决于毛收益率，这就是所谓的“资本输出中性”。倘若我们站在东道国的立场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受到居住国税收的影响，但不受东道国税收的影响。所以，如果东道国利用税收刺激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会有什么效果。然而，如果企业拖延外国所得，而且东道国的税率比居住国的税率低，那么，对投资于东道国就具有很强的刺激性（Yu，1994）。

5．结语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3

Abstract: Along with economic potentiality's enhance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adjustment, more and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d have carried o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strength. However, carries o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ssively, speaking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can also the extend market, but also easy to cause the capital and the technical outflow, affects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对外投资

Key word: Developing country Foreign investment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项目编号：10CGGL01ZQ）;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51702)。

作者简介：万婷，女，1982年生，浙江金基置业有限公司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废除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施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主要是为了降低资本外逃的风险和保证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些限制措施的严格程度会在区域和国家之间有所不同，但是，这种限制不能长期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增长。外汇控制、审批程序等方面的管制过渡或者不透明，都会损害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手续过度繁琐或者外汇控制太严厉，都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障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给母国带来各种利益，体现在确保原材料的来源，并带来新知识和有价值的技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策略。在全球竞争的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对外直接投资是它们挤入市场，占领市场，并保有自己市场占有率的一种策略手段[1]。为了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废除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因为这些国家不愿再放弃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并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增强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了一些政府的优先选择，这意味着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谨慎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两大目的地，一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二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新兴工业国家在分工演进中加速了技术、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从而能够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可行性[2]。因此，伴随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加，南南合作的机遇也越来越多。在区域内部的南南投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因为接近目的地，而且文化上类似，所以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政策制定者越来越积极地鼓励南南投资。

二、对外投资促进政策体系的组成

一国的投资促进政策体系往往体现在具体的投资促进措施上。从效果上论，任何一项旨在促进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措施都可以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普遍开放的经济制度以及国民待遇原则本身就是对外国投资的最大鼓励[3]。除了政府以财政等激励手段促进对外或对内的直接投资之外，其他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投资促进机构等也包括在内，私人主体(如行业协会、民间的投资促进机构等民间组织)所采取的各种积极措施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促进措施之内[4]。

投资促进措施通过促进本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收或者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就是说，一国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体系能够部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在本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统称为对外投资促进政策体系，往往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促进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一国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体系下，一般政策覆盖着影响企业竞争的各个领域范围，它不仅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促进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政策反映了政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整体态度，包括限制、便利或者促进这种投资的措施以及将相应利益最大化的措施。尽管两种政策的着眼点不同，但是这两种政策都需要恰当的制度框架以保证其实施。对于旨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国政府而言，应当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和活动中最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一般政策和具体政策，从而促进那些有利于母国经济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实施这种方法，还需要了解不断演变的公司战略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要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母国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但是政府仍然有必要通过实施各种政策来支持当地企业和个人来应对必要的调整过程。

三、促进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3.1 促进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具有优先性

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随着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或者发达程度不断提升，企业很有可能建立特有的竞争优势，从而能够在国际上展开更为有效的竞争。从理论上说，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本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为本国企业增加市场空间，从而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导致本国资本和技术外流，从而破坏本国企业的成长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积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仍需仔细考虑。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和产业仍旧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经济发展程度还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政策尚为时过早，应把精力集中在促进产业竞争力的一般政策上。尤其是许多低收入的国家，考虑到国内经济发展体系的脆弱性，更应当将政策中心放在增强国内企业的能力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作用需要根据某国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战略而具体分析。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方式来运用政策工具和制度，能够弥补其在技术和市场经验方面的劣势。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政策应当置于国家战略中，通过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推动进一步的对外直接投资。

3.2 促进竞争力提升的政策的核心要素

在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众多因素之中，人力资源能力和技术能力是最基本的，这意味着最为关键的是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的政策。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载体和创造者，政府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商务环境，其表现为良好的机能和产品市场、稳定的环境、强有力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包括税收、监管、责任、投资促进政策及其实施）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政策制定者应当保证其商务环境不仅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还有利于促进研发和培训方面的投资。经济的开放能够促进福利和经济绩效，现在人们已经广泛认同经济开放性在促进国家竞争力方面的作用。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竞争力的贡献力量，还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3.3 产业政策构成增强本国竞争力的基础

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开拓了增强其竞争力的各种渠道，对外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其中一种方式。然而，抓住这种机遇并非易事，需要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都具备恰当的政策反映。大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经济结构价值链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开始国际化并在很多产业中建立竞争地位，这反映了产业政策在促进产业竞争力方面的效能。可见，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最好置于旨在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框架中。

四、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建设

4.1 发展国内经济，创造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基础

一般而言，国家在实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之前，应当达到特定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政府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商务环境（如减少繁文缛节、促进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吸收、开发基础设施、改善金融条件等）。只有发展好国内经济，建设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才有可能促进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必须注意发展外向型经济，拆除对外投资的种种壁垒，便利本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扩张。

4.2 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工具

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其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中，必须废除人为设置的障碍并提高对外投资的融资限额。一旦某个国家决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同全球市场和生产体系接轨，下一个促进步骤就是提供信息、协助匹配以及其他相关服务，有些政府还有可能提供特定类型的激励和保险。具体而言，这些工具包括：首先，通过出版物、数据库、面对面交流、研讨会来传播有关已有投资机会和潜在投资机会的信息。其次，提供匹配服务，包括邀请投资者加入位于目标国家的官方机构，以便于寻找投资机会。第三，为当前和潜在的对外投资者提供培训服务，有时还提供各种技术服务。第四，改善延伸服务，将投资以外的社会服务与投资打包输入东道国。第五，运用激励措施来降低对外投资项目的成本，而且这些激励措施也会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和经营决策。激励措施可以采取财政激励措施、金融激励措施等多种方式（包括优惠贷款、股本融资、出口信用以及税收激励）[5]。就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励政策一样，这里的激励政策也会产生绩效评估的问题。国家在实施任何激励措施之前，应当评估这些激励措施的优先性，并分析其相关的成本和利益。第六，建设投资保险政策。总的来说，对外投资保险遭遇的主要是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及战争与内乱险等方面）。违约导致的风险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保险机构才承保[6]，由于不利的政府行为给项目带来的风险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如果感觉到存在这种风险，就会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信用机构（ECA）开始提供政治风险保险，而且这些机构正致力于制定增强它们的计划。

4.3 发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构

各国为了实施旨在促进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所使用的制度结构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在积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和机构，最为重要的公共机构包括：贸易促进机构、投资促进机构、出口信用和保险机构。少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经创立专门的实体，为想要出国投资的企业提供各种支持。

4.4 发展中国家推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即使那些在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道路上走了很远的国家，也会担忧它对母国经济的最终影响。对于母国经济来说，潜在的风险包括职位的输出、产业空洞化以及国际收支问题。预期的效应取决于对外投资的动机、母国经济的环境条件以及母国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如果母国不能为生产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环境，那么跨国公司就会将最具吸引力的职位安排到其它国家。目前有多种方法可供国家选择，来解决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许母国政策就能够用来压制或者减轻投资的潜在负面效果。例如，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担忧，即在寻找低成本生产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会对国内非技能型的劳动力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工资低的职位转移到国外，留在国内的职位突出表现为需要高级技能。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必须制定政策来关心这些可能失业的群体。成人教育、培训项目以及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项目，都能够在不妨碍国际化过程的基础上，做出恰当的政策回应。为了平衡或者补充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促进高技术行业的内向直接投资。对于原料来源国际化的行业应当给予特殊的支持性关注。在这种方式下，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母公司与其外国子公司之间的公司内贸易来增加贸易顺差的。

参考文献：

[1]马亚明、张岩贵：《策略竞争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pp.29-32

[2]陈晓芳：《投资促进措施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pp.6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4

【关键词】 FDI地区分布集聚

一、引言

FDI在我国三大地区各省市的分布总体上是不均匀的，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经济体经济规模愈大，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把经济规模考虑进去显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来衡量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越集中。仿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做法，定义我国某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与GDP占全国的份额之比。

二、FDI在我国的时间规模分布

首先，在FDI进入中国的初期，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据统计，在1983―1986的4年中，这两省年均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总量的60%以上。而在1989年前，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均为5%左右。

其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吸引FDI的政策发生了变化。FDI逐渐开始从最初集中的区域流向了其他各省市，由南部沿海地区向东南、东部沿海以及内陆中部城市扩散。这些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和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截至1990年，这些省市年均签约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均超过100个。而地处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FDI在1993―1995年间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同时FDI在较为集中的大省中，除了江苏以外，其余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辽宁省的地理集中指数均有减少，尤其是广东和辽宁省更为明显。这说明广东和辽宁省内的FDI投向从集中转为相对均衡，即从个别城市向其他的城市扩散。例如，深圳市从1987年占广东FDI的48.4%，降为1995年的12.9%；大连市1987年占辽宁省FDI的77.2%，1995年则只有50.4%。江苏省的地理集中指数却不降反升，原因是苏州工业园吸引FDI占江苏省的比重从1987年的27.4%上升到1995年的49%。

再次，从近些年来看，东部地区的广东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的FDI中所占的份额正逐渐减少。随着外资向东、北部扩散，沿海的各省市，例如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河北在全国的份额则在稳步上升。中部各省在全国的FDI流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其中湖北和湖南所占份额最大，中部其他各省吸收的投资额与之相比差距还比较大。西部欠发达省市吸收的FDI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全国其他各省无论在FDI总量上还是份额上的更快速地增长，西部各省市在全国的FDI份额中比例反倒是有所下降。该地区的四川、重庆、陕西相对其他省市而言吸引的FDI较多，的FDI则是一直非常少。

一般来说，经济体经济规模愈大，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把经济规模考虑进去显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来衡量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越集中。仿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做法，定义我国某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与GDP占全国的份额之比。

本文考察了2005―2010年期间我国各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状况（见图1―3）。广东、江苏、上海、天津、海南、福建、北京、辽宁等8个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山东、浙江、江西等3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相仿；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0.3―0.8之间的省、市、区有湖北、湖南、广西、陕西、河北、吉林、重庆。由此可见，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在东部各省、市、区，其次为中部各省、市、区，西部各省、市、区则普遍较少。

三、我国各省区吸引FDI时的集聚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在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区域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国家和地区。外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对东道国的市场、法规、经济、文化等因素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外国直接投资面临更高的信息搜集成本，在FDI的流向选择过程中，也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采用“跟进策略”是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一种很好的选择。外国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聚集效应是一种空间的聚集。这种空间聚集一般可由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和地方专业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来解释。

城市化经济是由多样化经济活动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有利于多元经济主体共享专业化投入、经济服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地方专业化经济是由相同行业的企业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熟练的劳动力市场、投入和产出品的低运费、知识溢出等是这种聚集形态的主要利益。城市化经济和地方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性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聚集经济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要素，甚至是最关键的要素。

但是，聚集的企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非经济性，比如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涨，竞争的加剧，从而威胁企业的生存发展。区域经济学认为，当聚集程度超过最佳密集值时，聚集优势会逐渐消失，而聚集劣势（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基础设施供应紧张等）就会发生作用，使经济活动趋向分散化。经济的反作用力可以使经济区不断扩散，或者形成一个新的增长中心。因此，企业在比较聚集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之后可能会选择聚集的地区实施定位，新进入者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会定位于地区，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由聚集核心向扩散的趋势。

尽管城市化经济和地方专业化经济共同促使聚集的形成，但两者的作用并不同。一般而言，同行业或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容易发生经济联系，这样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对企业的吸引力也相应更大，但这种聚集效应是只有当企业形成一定的集中度后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地方专业化经济存在特定的“门槛效应”，如果当地的企业存量低于必要的集中度门槛，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并不能形成，自然也不足以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一旦企业的存量越过这种集中度门槛，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就成为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而城市化经济则有可能是导致最初集中度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市场需求、水电交通基础设施等）吸引了第一批投资者在此定位，随着在当地运作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利益便占据主导地位，对潜在投资者的定位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地区聚集形态的最终形成。

四、结论

相对于本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低信息成本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一般而言，外商可以通过收集公共信息和专业信息来做出投资决策。对公共信息（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资政策、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的购买力水平等等），所有的潜在投资者都能得到。这些公共信息确实会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决策，但仅有公共信息对外商做出投资决策还是不够的。外商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寻找一些不是所有企业都可能得到的专用信息，如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外资政策具体执行情况、选择合作伙伴的策略等。外商得到这些专用信息的好途径就是其他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即“跟进策略”。

相对于其他区位，这些地区更为外商所熟悉，因为有许多关于这些地区的公开信息，如经济特区、开放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信息。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行为不同于当地的投资者，因为外商投资决策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信息成本最低化行为导致外商偏好某一些区位。相对于传统意义的生产成本，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模式更受制于信息成本。对外国投资者在意大利的投资区位研究表明：离经济中心的距离，大型跨国公司以前的投资，第一个外商项目的年龄以及“边界效应”等是决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Cheng Hsiao：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J].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2001，4（4）.

[2] 魏后凯：加入WTO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变化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前景[J].管理世界，2003（7）.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 贺灿飞、魏后凯：新贸易理论与外商在华制造企业的出口决定[J].管理世界，2004（1）.

[5] 文玫：外商直接投资及地理和市场状况对区域发展的贡献

――个基于中国地区平行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报，2005，1（2）.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5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有利契机.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外投资存在问题，构成了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可有针对性的从政府层面和企业自身提出可行策略.

关键词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22-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使经济总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使更多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但我国中小企业的资源尤为短缺，所以它们只能自谋生路.特别是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纷纷“走出去”，我国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只有分析这些问题并探析对策，才能加快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1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情况

1.1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条件

1.1.1 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国内市场空间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并且竞争愈发激烈.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积存的剩余产品使得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无法购买新的设备进行投资，国内市场需求的约束和发展空间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1.1.2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我国中小企业经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并且管理环节少，人员不多，再加上投资额较小，进退市场成本低，能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1].项目小，容易筹资，且体制新，机制活，反应灵活，能更好的接触客户，获得有用的市场信息，同时建设工期较短，能很快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1.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2012年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广泛，全球140多个国家共有我国4000多家境外企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占总额的90%以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产业.

1.3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1.3.1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长，2012年对外投资金额更是达到700多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个国家开始加大引资力度，吸引企业到本国发展.2012年开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普遍放缓，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面临有利契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市场机会、减小自身经营风险、增强自身融资能力.

1.3.2 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在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投资.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我国的技术也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先进，因此，我国中小企业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1.3.3 投资方式以合资为主，跨国并购逐渐活跃

我国中小企业大多采取合资的投资方式在当地投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采取合资方式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合资企业还可以分享合资者拥有的资源，快速占领国际市场.

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1 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2.1.1 中小企业规模小，融资能力低

在中小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金融资产相对较少，负债能力比较低，因此难以获得银行的大额贷款，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自身所赚取的资金.而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多少资金，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2.1.2 决策者素质偏低，管理能力不足

在资金不足且融资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自己手上的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对每个决策者而言都是个难题.许多中小企业的决策者对于企业管理的理念过于陈旧，缺少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知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些都导致了中小企业的决策者素质偏低，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2.1.3 缺少优秀专业人才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竞争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才的竞争，吸引优秀、高层次的人才已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只看重经济利益，并不重视人才的发展，且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在管理方面的用人主要以“亲属、熟人”为主，无形中使得公司的管理缺乏活力与效率.

2.1.4 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低

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档次低、技术开发投入少,企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2].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节约成本成为其主要的手段，而对陈旧设备和技术的依赖又成为很多中小企业节约成本的主要手段.很多中小企业为减少开支而不愿意引进先进的设备与人才，这使得企业创新能力低下.

2.2 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

2.2.1 审批手续繁杂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仍旧是政府部门一级向上一级的逐级审批，中小企业申请一个项目往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且审批后，企业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而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审批资格要求高，审批手续更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

2.2.2 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缺少政府部门引导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相比较韩国来说，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韩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扶持体系比较完善，而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3]中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描述比较抽象，而且政府缺少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管理监督.

2.2.3 金融制度有缺陷，融资渠道不畅通

我国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现象，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信贷资金的管理将更为规范，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必须依照经济市场化、商业化的规定对金融业进行调整，所以金融机构的信贷标准也将越来越严格，这使得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难度继续增大.

3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

3.1 政府层面上的对策

3.1.1 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政府应该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上提高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为了保障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用法律的手段来为对外投资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咨询部门，该部门负责向企业提供和对外投资有关的法律、政策、东道国的法律环境等信息，促进中小企业对外发展.

3.1.2 改革审批制度

我国审批制度手续相当复杂，一般情况下，审批一个项目将耗费大量的时间.政府应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的部门，同时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限度.此外，还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活动的管理和监督.

3.1.3 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政府部门颁布的《环保指南》[4]，是我国建设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的重要措施.政府制定的《环保指南》，对于引导企业对外合法经营投资，监督企业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加强企业与东道国当地的融合，丰富社会公共信息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3.1.4 改善金融体制结构，加强金融支持力度

我国目前实行各种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制，但在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方面还是相当不完善.首先，应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小企业贷款条件限制苛刻的做法；其次，简化企业的贷款流程，降低成本，积极及时的研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进而使担保体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3.2 企业层面对策

3.2.1 提高中小企业投资者知识水平

企业的管理者是投资的决策者，把握着整个企业的经济脉搏.中小企业管理者的知识素养，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要时时刻刻关注投资管理方面知识技能的更新；及时的根据市场和信息的反馈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跟随时代的脚步，及时更新投资管理的观念，提高投资决策能力.

3.2.2 勇于创新

经营的核心是创新，也就是说拥有自己独特技术的中小企业才能够与众不同，长远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也应该在吸取大型企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开发核心产品和创新思维，培养管理人才，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围绕核心技术来发展壮大.

3.2.3 注重人才培养，提升企业形象

中小企业应该定期对自己的核心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最新的咨询和管理经验.采取适当的员工激励策略，以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为主，一批好的员工对于任何一个中小企业而言都是一笔不可代替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吴景丰.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与建议[J].企业管理，2009（48）.

〔2〕李俊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J].金融经济,2011（12）.

〔3〕张占涛.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选择[J].现代商贸工业,2008（09）.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6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3.3亿美元。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将达到660亿美元；到2020年，当年对外投资量将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领域已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展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投资区域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其中，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2006年，广东、上海、黑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前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到存量的81%，私营企业占1%；中央企业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2%，地方企业占18%。

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双向投资发展很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非常有限，规模尚小，投资目的地集中，领域较窄。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5.1亿美元，占总额的4.2%，并且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等国家，其存量仅为15.98亿美元，占总额的2.8%。投资领域多为贸易、海运和金融，另外还涉及一些电子家电、机械、轻工、纺织等生产加工产业。

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达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购买力，健全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成为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市场。2005年，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2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05%，占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总额的25.49%。从数字上看，中国在德国的投资还存在很大的潜力。近年来，德国经济发展急需外资以提高本国就业率，为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诸多机遇，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形成和主要特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所决定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

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对中国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策法规。实践表明，这一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与中国综合国力极不匹配。

第二阶段：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逐步与国际接轨，对外投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备。

2000年10月，中国 “十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对企业对外投资由以往的限制转为鼓励。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对外投资的政策，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度环境，表现为：

首先，在境外投资项目审核上，大大放松了管制。2004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提出了国家在境外投资方面基本操作模式。商务部同期也出台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替代了原有的《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是对1991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的取代，其重大突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取消了政府境外投资的审批权，取而代之的是核准权，审核环节上更为简洁。放弃了实施已久的两道审批程序，企业无需再准备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主要侧重于确定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及合规性的审查，不再考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

――各级审批权限均大幅度放宽。国家主管部门原审批限额为中方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项目，而新设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限额为资源开发类3000万美元以上、大额用汇类1000万美元以上，分别提高了30倍和10倍。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规模也相应大大增加。

――明确了政府在企业境外投资问题上主要发挥引导、服务和支持作用，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无需征求政府意见，具有自。商务部2004年颁布的《规定》指出，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无需满足增加外汇收入等国家需要，而是根据自身发展决定海外投资行为。此外，200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相对于1991年《编制、审批规定》更注重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批复时间由原来的60天缩减为20个工作日，还严格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回复时间，防止因为某个环节导致批复机构境外投资效率的降低。

其次，中国政府对待境外投资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政府在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的同时，还制定了实质性的资金支持策略。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2004年10月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带动国内技术、产品、设备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等四类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35号），该《通知》增加境外投资的用汇额度，总额度从33亿美元增加至50亿美元。并扩大试点地区外汇局的审查权限，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2006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明确表示，外汇局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手续，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

第三，境外投资的后续监管日益规范、健全。原体系政府对境外投资最初的审批非常严格，但是审批过程结束后，政府对境外企业后续经营情况存在着管理不足。新的体系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审核环节松绑的同时，在境外企业日常管理环节上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加大了后期的监管力度。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从规范性和投资业绩两方面制定了考核境外企业的具体细则。上述两个办法目前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新政策体系中的这些举措，对加强境外投资的宏观监管，掌握境外投资变动情况，促进境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上述两个文件外，商务部于2004年11月下达了商务部关于印发《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的通知。以上三个文件共同规范了中国政府在境外投资方面的监督与服务工作。

第四，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为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出资形式的企业对外投资、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商务部、外交部和发改委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和2007年2月联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商务部还定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统计公报》，并制定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为了提高核准效率，保证企业境外投资不至受到延误，政府甚至还在各个环节上均明确了批复的时间限制。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展望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直接投资核准制度、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外直接投资监督与服务政策三部分组成的政策体系。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在新的全球经济竞争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将继续调整和完善。呈现以下五大趋势和特点：

1、对外投资的立法工作将进一步加强。目前，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规，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发改委的《办法》和商务部的《规定》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他境外投资相关规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保证中国“走出去” 战略能够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部能够总体上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从而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

2、对境外投资的服务支持体系日益健全。境外投资服务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积极发展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同时展开的办法。“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管理部门职能，建立更为清晰的境外投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加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精神，积极鼓励境外投资服务性商业机构（包括国外环境调研分析、海外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和税务服务等各种机构）的发展。

3、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出去”。从目前来看，对外投资的政策并不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两者一视同仁。为了解决有可能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残留，商务部牵头对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歧视性政策进行了清理。2004年5月，商务部和全国工商联建立了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常设机制；近期，商务部等四部委下发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提出总的原则是一切企业一律平等，而且在信息、项目、信贷和税收方面给民营企业更多的重视。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7

（一）企业内部运行因素具体包括：

（1）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

民营企业往往具备典型的家族管理模式，同时，部分民营企业高层领导文化层次偏低，这就使得企业存在投资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不能采取科学的投资决策方法，在决策中缺乏正确的辅助机制，主观性强，投资惯性强等问题，这就使企业投资回报率达不到要求，甚至直接导致企业陷入困境。

（2）投资项目管理不合理。

民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在实施项目投资决策中，缺乏正规的内部控制机构，不能针对项目实施专有的管理。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高层领导和管理者专业能力不足，缺乏专业能力人员的参与，所制定的投资项目计划较难达到科学化和标准化；第二，投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进行规范化的可行性研究，投资项目在市场运行中与预测相差较大；第三，项目监管不力，项目开展出现风险缺乏有效的引导措施，往往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恶化，最终造成投资项目的失败。

（3）财务管理不规范。

企业内部财务关系混乱是较多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这就直接导致企业出现财务风险。同时，企业在资金管理、利益分配和现金使用方面均可能存在漏洞，这些问题均可能直接造成企业投资决策失误、资金分配不合理和产生负债危机，造成企业的资源流失严重，盈利水平降低。

（二）企业外部发展环境具体内容包括：

（1）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民企企业发展受到外部环境更加敏感，国内政府发展方针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我国政治体制对于国内企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政治体制不完善容易直接引发经济的畸形发展，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危害。此外，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深化，我国企业受到国际发展环境影响变大，像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会直接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影响民营企业外部风险的重要因素。

（2）投资产品销售风险。

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其投资产品在市场销售存在风险，其中，产品的销售价格、销量以及市场占有率影响因素较大，要想较为准确地预测产品销售较为困难。可以看出，产品的销售情况直接影响投资效益，是形成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民营企业投资风险管理内容分析

（一）民营企业投资风险识别

根据投资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将其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具体内容包括：

（1）系统风险。

系统分享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引起该风险的因素较多，根据产生原因的具体性质可以划分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以及税收风险等。

（2）非系统风险。

非系统风险是指在特定的经营环境下，环境变化对项目资本价值产生的影响。非系统风险也就是民营企业自身财务活动和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属于特有风险。根据企业的管理方式，非系统风险可划分为：外部和内部管理。其中，外部管理可以划分为：破产风险、履约风险以及变现风险；内部管理可以划分为：筹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二）民营企业投资风险的分析与衡量

经过投资风险的识别，民营企业就可以结合自身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和衡量投资风险，判定投资行为可行性，具体内容包括：

（1）经济实力和承受能力。

企业投资一般有回收期要求，这与企业经济实力和承受能力有关，当投资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就很容易导致企业资金亏缺，不能正常运行。在衡量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承受能力中要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选择符合企业规模的投资项目。

（2）资本结构。

民营企业在投资决策中要考虑投资规模，协调资本结构和企业资产，达到企业资金流动和盈利能力保持在一定额度。在分析投资盈利方面，要从筹资成本、投资时间和运营成本分析，充分把握投资对自身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分析投资风险，净营运资本越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差额越大，企业资本就容易形成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3）投资项目风险可控程度。

投资风险的可控程度是决定项目决策的关键参考，可控程度的判定标准如下：第一，投资项目投产不能如期执行，或者投产不能实现盈利；第二，投资项目的盈利低于银行存款利息；第三，投资项目盈利水平低于市场资金盈利水平；第四，项目投资收益低于投资成本。如果在投资决策中发现项目出现以上标准中的其中一条，就说明该项目投资风险不可控，不能执行该项目。

（三）民营企业投资风险评估方法

投资风险评估通常是结合特定风险衡量结果，建立财务综合评价指标或模型，从而对投资风险直接定量评估。其中，主要的评估方法包括概率统计方法。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概率问题，采用数值统计和概率分布的方法就可以直接描述投资风险。

三、民营企业投资风险控制策略

（一）企业内部建设

为了降低投资风险，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优化内部环境的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1）健全业务规范，制定内部控制机制。

分析企业运营业务，根据各个业务引起投资风险的程度逐层划分类别，并通过制定控制措施来控制各个层次的投资风险，为实现全方位的投资风险控制提供框架。同时，在投资机制方面，企业要将与投资有关的职务合理分配给各个业务部门，具体包括将资金管理权、融资决策权以及投资决策权，让各个部门明确各自职责。

（2）加强风险防范意识，调动员工参与风险防控。

投资风险的控制需要依靠全企业所有员工的参与，加强员工的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工作过程中防微杜渐，培养员工在工作中判断能力，能够及时分析和衡量风险，实现企业全员化的风险防控局面。

（3）专业知识培训，拓展员工知识面。

投资风险涉及较为专业的知识，通过展开专业培训能够让员工理解投资风险含义，从而更好地配置资金，降低投资风险。

（二）投资风险评估

投资风险评估是民营企业基于现实考虑的风险控制策略，是针对投资决策做出的指导工作。在投资风险评估中要注重引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并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让企业内部形成投资风险评估的氛围，明确各自工作职责。投资风险评估主要内容包括：

（1）构建投资模型。

为了选择风险低的投资项目，就需要依靠项目的实施指标构建投资模型，其中，可以应用投资报酬率、投资回收期和每年现金流入额作为模型影响因素，通过实物期权分析方法评估项目，为选择最优投资项目和评估风险提供参考。

（2）安全性评估。

民营企业进行投资风险评估就是为了计算投资对企业的影响，保证投资不会对企业产生资金危机。其中，预期盈利通过期望利润表示，风险度通过利润方差表示，在以计算出的风险度选择折算率或者贴现率，最终求出净现值，当计算出的结果符合安全性评估要求方可实施。

（3）投资止损点。

为了明确企业的承受能力，就需要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建立安全警戒标准，判断投资项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根据企业自身的能力，采用风险值模型评估风险，确定止损点。

（三）投资项目决策

为了保持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就需要针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论证，证实该项目对企业的发展影响。在论证投资方案过程中，民营企业要突破传统运行体制，大范围地收集相关信息，从国家政府方针、地区政策、市场反应和公司自身生产能力等方面，构建出完善的投资项目决策体系，针对投资产品的做好市场验算。同时，针对不同的投资项目要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短期投资要注重受托方的诚信度和资信程度，长期投资要注重分析能够引发投资风险的关键因素。此外，在投资项目决策中，必须开展财务论证，分析企业财务信息和投资决策是否吻合，将企业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四）多元化投资结构

多元化投资结构是民营企业在决策投资项目中采取多种业务搭配的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在实施多元化投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分配不同的投资比例，让各个业务对企业发展贡献率达到最高。同时，针对多元化的投资结构要采取优化的方式，使企业经营能够获取最优的发展模式。此外，多元化投资结构应充分考虑投资潜质，不能因为某些项目短期回馈少而放弃，从而使民营企业保持持续的发展实力。

（五）投资实施风险控制

项目投资实施过程中需要紧密的监督执行效果，根据需求做出及时的调整，才能防止出现投资项目失败，具体工作包括：第一，制定完善的资金计划，根据项目进度设置相应的投资进度和融资方式，从而控制项目资金情况；第二，监控项目投资进度，按照设定的投资进度指标来检查项目进展；第三，财务评价资产和资金使用效率情况，其中，主要结合项目节点来分析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剩余收益、资本保值增值率、总资产利润率来评价分析资产使用效率。

（六）投资风险预警系统

民营企业在具备了一般的投资风险评估能力就需要构建预警系统，针对自身企业构建专门的投资风险预警机制。按照投资实施过程，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将各个过程和各个层次的风险分析方法融入到信息系统中，形成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评估系统，不仅能够预测出风险危害程度，还能给出风险引发原因，保证企业投资风险最低化，实现企业资金稳定和高效的流动。

（七）财务策略

民营企业在完成投资风险预测和分析，直接采用财务策略就能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具体策略包括：第一，风险接受策略，通过构建投资风险基金，充分考虑到正常投资项目风险对企业的影响，采用资金保险库存来处理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二，风险回避策略，在明确投资风险对企业的影响较大时，就需要采用回避策略，选择风险更小的投资项目；第三，风险分散策略，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特点，选择互补的投资项目，避免单一投资对企业损失不可扭转影响的产生；第四，风险转移策略，民营企业可以与保险公司、专门结构合作，并采用契约形式转移投资风险，必要时通过其他方式经济联合横向转移封信啊，将投资风险对企业自身损害降到最低。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8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区位分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存量的5.2%和1.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名，存量位居第17位。截止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分布在178国家（地区），投资覆盖率达72.7%。在如此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情况，即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

1、投资存量分析

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亚洲、拉丁美洲是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分别为2281.4亿美元（占总存量的71.9%）和438.8亿美元（占13.8%），大洋洲、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其中，在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86.1亿美元，是2005年末的13.2倍。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9.4%，较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上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虽然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突破三千亿美元，但规模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相比然仍差距很大。2010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8433亿美元，英国为16893亿美元，法国为15230亿美元，德国为14213亿美元。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

2010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2281.4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71.9%，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缅甸、泰国、伊朗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存量为438.8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13.8%，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等国家，两区集中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7%；大洋洲投资存量为86.1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2.7%，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萨摩亚、新西兰等国家；欧洲投资存量为157.1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5%，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瑞典、英国、荷兰、卢森堡、瑞典等国家；非洲投资存量为130.4亿美元，占投资存量4.1%，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尼日利亚、尼日尔、肯尼亚等国家；北美洲投资存量为78.3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2.5%，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

2、投资流量分析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继2009年历史最高位的基础上实现了21.7%的快速增长，达到688.1亿美元，年度流量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9.9%。中国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投资增幅比较大，其中对欧盟直接投资为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对东盟44.05亿美元，同比增长63.2%；对美国13.0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对俄罗斯5.68亿美元，同比增长63%；对日本3.3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达到9个，占到我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其中，对香港中国香港的投资为385.05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56%；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为61.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8.9%；对开曼群岛的投资为34.96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5.1%；对卢森堡的投资为32.0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4.7%；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为17.02亿美元，2.5%；对瑞典的投资为13.6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2%，对美国的投资为13.08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9%；对加拿大的投资为11.4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7%；对新加坡的投资为11.19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6%。

从地区分布看情况看，中国对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对非洲的投资较上年增长40%。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在2009年增长2.8倍的基础上再次实现成倍增长，流量达到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6%，占流量总额的9.8%，较上年提升了四个百分点，主要流向卢森堡、瑞典、德国、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北美洲为26.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2.2%，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为1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8%，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等国家；非洲为2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8%，主要流向刚果、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亚洲为448.9亿美元，是中国投资流量最多的地区，较上年增长11.1%，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伊朗等；大洋洲为18.9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3.8%，主要流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投资的区位分布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以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流量和存量的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存量高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

由以上区位分布现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很不均衡，呈现相对集中的特征。据商务部公报统计，截至2010年底，亚洲地区的投资覆盖率最高，9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非洲覆盖率居第二位，达85%。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整体上看分布过于集中。这从投资国别（地区）看，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前二十位国家（地区）基本无变化，投资流向集中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众所周知，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世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著名的“避税天堂”，投资于这些地区虽然可以享受极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但却受制于避税地有限的自然、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各种资源，企业的过度集中易导致恶性竞争。同时投资于这些地区的机会成本高，失去了向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机会。

2、对发达国家投资偏少，缺乏核心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历来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出地和流入地，而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以印度为例，其对外直接投资中逾30%也是流向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是以亚洲和北美洲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两大最主要目的地。截止2010年末，我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296.9亿美元，仅占总存量的9.4%。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投向发达国家的比重过低，这一方面使中国企业错失了部分发达国家成熟而庞大的市场规模，没有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等区位优势，另一方面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企业尽快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以相对降低对自然资源寻求型等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依赖，不利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3、投资主体结构单一

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中央直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此类企业凭借其在国内多年聚集的雄厚资金技术优势，以及独有的政策扶持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始终牢牢占据主要位置。根据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占比66.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私营经济在国内经济中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却只能算是崭露头角，2010年所占比例仅为1.5%。回顾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民营经济在经营体制、灵活程度以及创造性、经济性等方面，都展现出国营经济无法比拟（下转第162页）（上接第159页）的巨大优势。因此，加快对外投资体制的改革，鼓励广大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经营，将是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的必然趋势。

4、投资区位信息体系不完善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发展还不够成熟，不少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一方面比较难于获取东道国准确详实的区位因素信息，另一方面有的企业自身也没有充分全面地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目标市场深入调研并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就贸然决策投资，从而容易导致一些投资项目特别是在投资区位选择上的决策失误。由于对东道国投资区位信息体系的不够完善，可能导致国内企业对投资环境、经营风险的评估不准确，从而引起错误甚至盲目的投资决策。

5、国家政策导向不明，政府缺乏宏观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