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范文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文化产品市场一直处于一个逆差的运行现状，也就是我国的文学在对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不足，为国外的文学作品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十分紧俏。最近几年我国的图书进口是出口的10倍还要多。而且我国的文学作品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涉及中国在亚洲的各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数量十分有限，进口是出口比例100倍之多。最近几年我国的政府连同文化顾问虽然积极的向外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总体上这种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现状很难改变。同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会抑制存在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每年国内的图书博览会上，西方国家的出版物炙手可热，国内的各大出版商和个体商家都将购买外国图书的版权作为工作的重点，而这种争抢行为势必会导致版税数的持续上升，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压缩出版物的利润，也使得我国的图书传播的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文化传播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导致逆差方的文化信息大量的流失，并在国家文化界失去了原有的话语权。同时也会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情况了解不充分，致使西方国家的东方主义盛行，形成了西方读者心理上的优势心理，在对待东方文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歧视的视角，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文化产生冲突。但是分析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紧张和焦虑。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这种逆差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和西方各个国家，还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内部，我们就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外进口的图书仅占整个美国原创图书的3%左右，将其分散于世界各个国家，我国图书向美国出口量少的现象就可以说明了。再有，这种逆差关系的存在还与时间差和语言差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要清楚认识到，我国在学习西方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而西方国家熟知中文学的时间也只不过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近三十多年间。此外，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语言比西方国家学习汉语掌握汉语重点相关文化要容易的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和输出与西方国家的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氛围才能实现，需要语言和和文化上的接收机制共同作用，而对于这两方面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等待时机。而我国在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逆差也存在自身的合理性。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在国家内部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文化精髓，因此文学传播存在逆差现象是十分合理的，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且我国是一个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国家，存在差距才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当然，我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逆差因素是由多种客观因素造成的，我们应该对其不断进行分析，不断扩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自我塑造形象和他人塑造形象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形象通常是由两种方式的塑造产生的，一种是国内自我有意识的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而另一种就是外部外来世界通过自己的认识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这两个塑造的过程总是处于相互矛盾相互依偎的关系之中，最终导致了本国形象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对本国形象认识差异的产生。其中外界对本国形象的塑造主要是在用他人的文本按照本国的传统观念，以证明本国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借助他人的言论而自圆其说的过程，从而体现出了本国传统或者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而本国自我进行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本国积极、正面的内容，消除负面情况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学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传播到西方国家最多，且最负盛名的著作，而且其小说多数都是由外国的翻译者进行翻译的。西方国家通过莫言的文学作风，构建了一个落后、无知的旧中国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人民对我国形象的误解。莫言是一个勇于揭示旧中国社会黑暗和毒瘤的作家之一，尽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批评带着一种善意，尽管他的批评是有节制的，尽管他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的意识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当时群众的心理的真实反映，但是在西方对作品翻译之后，就被西方的读者认为是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黑暗的揭露，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将作者对于国家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过滤掉了。莫言作品的翻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作品是更多将其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充分的表露出来，在那个时期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找不到能写出这些激烈作品的作者。葛浩文在西方汉学界有着相当的权威和知名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对于西方国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同时对西方塑造中国形象也有着不可代替的影响和作用。莫言的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过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虽然不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所有，但是作为一名国家知名的作家，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而为什么西方国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总是对中国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负面的认知呢？这可能是受到历史上西方国家塑造旧中国形象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害怕受到威胁，因此采用妖魔化中国的方式对中国的形象进行塑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的鼓吹中国，同时还污蔑中国是盗取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威胁全球经济发展危害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抑制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塑造的这种负面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其是一种以本土文本优势凌驾于真实中国之上，竭力将中国塑造成为他们认为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成他们认为的样子，这就使得外国民众以本国的文本倾向为主要参照物，以落后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中的中国，从而导致了世界民众对中国的形象产生扭曲化的认识。与西方塑造的落后中国的形象不同，中国政府他通过本国翻译者的翻译，借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积极的宣传中国的文明、开放、和谐、自信、负责的大国形象。而文学对于改变、重新塑造和更新国家形象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构建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物质资源，其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将会是更加的鲜明和先进。自从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背景之下，中国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推广计划和翻译计划，旨在向国际舞台展示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平等自由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3、本土翻译和对外翻译之间的矛盾

对于我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和本土翻译的策略，在很长时间国内的研究学生意见并不能得到有效的统一。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检验，目前，学术界对于翻译模式问题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也就是汉学家翻译模式或者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在世界上多数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对于外来文学作品的接受程度主要是通过本国和本民族的翻译家学者翻译而实现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关于翻译模式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中外合作翻译的模式，能够很好的解决单方面翻译所产生的问题和困扰，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能够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同时还能兼顾翻译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习惯。但是现阶段为什么中国文学对外翻译采用的是适度的改写政策，而在国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而采取了全部翻译的政策呢，其实这主要是翻译过程中时间差和语言差的问题。首先对于时间差就是上文提到论文我国对于西方国家文学作品的认知和了解已经存在上百年的时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翻译模式，而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当代文学的认识时间只有仅仅的三十多年，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对我国的文学作品进行对外翻译的。而在我国对国外文学作品一百多年的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西方国家的人物设定和情节乃至文学作品中主体意蕴都比较了解了，而中国文学在对外翻译过程还处于起步阶段，西方的读者还不能达不到全面接受我国文学作品韵味的程度，如果全面对我国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基于这种时间差，读者很难了解文中的意思，导致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下降；其次，语言差，在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操着汉语学习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文化的程度要比西方人操着外语学习汉语和理解汉字的难度要小很多，因此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全面进行翻译读者比较容易理解，而西方国家的读者却很少有精通汉语，熟读中国文化的专家，因此，如果不采用删减的方式进行对外翻译势必导致读者的阅读难度增加。时间差和语言差在我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出我们在进行文学传播过程中不仅需要打攻坚战，而且还要打持久战，通过长时间的熏陶，潜移默化的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识，文学意蕴深植在西方读者的思想中，从而改变西方国家对我国文学传播方面产生阻碍问题。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适应需要：努力建设我国国际传播体系

王晨在主旨演讲中对此次研讨会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次研讨会是在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舆论形势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对外传播的重要研讨会。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对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发展趋势，把握国际舆论动向，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对外传播理论发展，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晨认为，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拥有强大的国际传播力，才能确保传播的自主性，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认识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难以做到的。

王晨指出，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充分认识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增强扩大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形势，积极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适应国际传播发展需要，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

王晨强调，建设国际传播体系，要加快发展步伐，建设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要适应新形势，大力推动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要加大“走出去”力度，实现更大范围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要实施“本土化”战略，切实增强对外传播实效。

网络媒体：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启恒，清华大学校务委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李希光分别作了题为《迎接网络传播时代》和《用对话新闻重绘全球传播新景观》的演讲。

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备受尊敬的胡启恒院士在演讲中，从互联网这个变革了传播方式的伟大科技创新，到网络传播如何改变着我们，以及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娓娓道来。她认为，网络催生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到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跃发展和进步，网络媒体正和谐地交融于我国传播事业之中，与传统媒体合奏出美妙乐章，网络信息社会必将在我国传播事业身上加盖鲜明的时代标记。她特别提出，受到各国重视的公民媒体文化建设，对于建设一个拥有高素质社会公民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我国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

李希光在演讲中讨论了全球传播语境下，对话新闻与新闻自由、新闻真相和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关系。他认为，对话式新闻是指新闻与观点的多元主义，它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信息的自由流通。对话式新闻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渐渐成为人们理解其他人、做重要决定、决定爱与恨的最强有力的信源，因此，媒体更应该通过对话式新闻成为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

效果评估：建设有效外宣的保障机制

著名媒体评论人曹景行作为大会论文宣讲的点评人在接受《对外传播》采访时说，以前在海外做媒体的时候，总有一种发不出力的感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最窝囊的感觉就是碰到事情我们没办法发声音，发出声音，人家也不听。以前说弱国无外交，大概弱国也不会有太好的外宣。而2009年10月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很多西方主流媒体的‘大佬’居然会一个个排着队来北京参会，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说明这些世界最重要的媒体，都愿意到北京参加这个峰会，也表明了西方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忽略中国的声音。”

曹景行谈到如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时说，应该让世界的主流媒体为我所用。他举了5・12汶川大地震时的例子：“我们没有要求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媒体做什么，对我们进行怎么样的报道，只是因为我们开放。当CNN的记者跟着、跟着救灾的人员一起前往汶川途中，碰到了乡党支部书记，那个书记告诉记者说他的全家全死了，但是他要去救灾，就那一个镜头，我想打动的是很多美国人，我当时评论说这可能是CNN从1980年开办以来第一次赞扬了一个共产党的书记。”

大会征集的论文基本着眼于对外传播的前沿问题，既具有学术性，更立足于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面向未来的发展，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关于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研究议题，成为大会研讨的一大亮点。在论文宣讲环节穿行了听众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令论者和听者都有意犹未尽之感。

地方外宣：对外传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外宣部门对此次大会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大会收到各省区市新闻办论文近20篇。其中，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的论文《在服务中展开传播，在服务中实现引导》，江苏省委外宣办副主任波的论文《关于建立地方外宣工作效果评估体系的建议》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讲。

宋超的论文作为大会上唯一获奖的地方外宣办论文，较引人瞩目。他在发言中提出，外宣需要通过服务的软管理，通过对国际媒体的新闻服务和受众的信息服务，在服务中开展传播，在服务中实现引导，这样的外宣才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力。从实践层面来讲，要把握好三个主要环节：第一是紧贴大局开展服务，通过认真研究大局，吃透大局，准确把握服务的重点；第二是回应国际开展服务，遵循现代传播规律，最大限度地满足国际媒体和受众对我们的信息需求；第三是切入国际主流社会开展服务，开拓创新，多元多样地开展工作，有效影响国际主流舆论。

来参加大会的地方新闻办人员有的论文入选，有的没来得及提交论文，他们都表示此次大会将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助益。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葛本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对外传播实力相对于国际地位还很弱，建立一个对外传播体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对于地方而言也是重大课题和挑战。尽管没有提交论文，但很想听听领导和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很多问题如果在理论方面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实际工作会有很大的益处。”

理论与实践：对外传播研究展开广阔平台

传播业界积极响应本届大会，从2009年6月到9月，短短不到3个月时间里，大会即在全国范围内共征集论文160篇，论文作者中既有专家学者、高校师生，也有来自实践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工作领域，但都对理论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论文选题内容包括新时期软实力、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力、现代传播体系和媒体建设的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传播业界所有领域。大会完全按照学术规范来评选入选和优秀论文，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会上，对评选出的12篇优秀论文的作者进行了颁奖。

此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新闻宣传、涉外工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省市区新闻办等单位的领导、知名媒体人士和专家学者约200余人共襄盛会。

大会第二天，特别召开了专家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就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定位和下一届会议的主题等议题展开讨论。大会专家委员会是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常设机构，集中了全国重点高校、研究机构的学科带头人以及媒体资深人士。副部长蔡名照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32人担任主任委员和专家委员。主任委员分别是赵启正、周明伟、周锡生、范敬宜、杨正泉、朱英璜、马胜荣、黄友义。

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围绕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早日建立与我国国力相匹配的传播体系，做了一次成功推动。此次研讨会虽然只有一天时间，但它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研讨平台，汇集了全国对外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凝聚了一支对外传播理论研究队伍。正如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在大会总结中所言，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必将载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史册。相信此次大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必将对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那是一次久违的邂逅，那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作为在新闻路上刚刚步履蹒跚的一位“小学生”，入学后，教员经常引用杂志上理论文章的语句，因此使我对你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订阅了《对外传播》。“业务探讨”、“理论平台”、“案例剖析”等栏目设置合理，文章观点独到深邃。从那以后，阅读你，欣赏你，品味你，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嗜好”。

在拜读你的过程中，我愈发地感到军事外宣工作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拓展延伸愈加凸显出重要性、敏感性和常态化。去年，在撰写《军事对外宣传概述》的结课论文《对我国军事外宣有效传播的几点思考》时，我查阅了大量《对外传播》中理论文章，多次引用其中的有关观念和创新理论，在向你学习充电过程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你的魅力。有时，还能读到我学院刘轶（《中俄联合海上军演中的外宣报道》）、李习文（《先进武器装备的国际传播“软功能”》）、刘大勇（《军事外交中的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等教员的理论文章，在亲近你的旅途中，不仅增进了我对你的理解，而且收获了外宣知识和传播技巧。

“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是你不变的情怀，审视国防安全、传递中国声音是你不懈的追求。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在亚太地区引发了新一轮军备竞赛，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采访专家教授，我撰写了《亚洲远程导弹扩散让美担忧》、《美造舰巨头在南海周边布局 为美战舰提供后勤服务》两篇文章，先后在《环球时报》上刊登，并且受到广泛关注。

在与你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感到作为一名军事新闻人，不仅应怀有一腔报国的热情，更应该了解掌握军事新闻对外传播的技巧，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学院经常邀请周庆安、刘笑盈、李良荣等专家学者来院交流讲座，探讨“从近期周边传播语境看我国我军外宣新挑战”、“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传媒角色”、“当代中国的舆情”等方面问题，增强大家对军事新闻的认识和加强新闻理论储备。在经济全球化的全媒体时代，我国军事新闻宣传既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在外宣经验不足、传播技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等现状面前，我国的对外传播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拉近。作为新闻学子，我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更是任重而道远！

……

这是一路学习的旅程，更是一路收获的旅程！

对于每一期《对外传播》我都如获至宝，认真学习，悉心珍藏！如今，在你的指引下，我先后在《理论探讨》、《新闻世界》、《火箭兵报通讯》等杂志或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8篇，在军内外媒体发表稿件100多篇，连续两年荣获报奖学金。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和你深入“交往”，为杂志多多建言献策。

《对外传播》杂志，在你创刊200期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请允许我向你表达最诚挚的祝福：

你像云杉一般俊秀，像蓝天一样深沉，你有学问，还有一颗传播中国理念、弘扬中华文明的心；

你是一棵绿树，沐浴着智慧的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春天的种子；

你是一片云彩，允吸着天地之灵气，在蔚蓝的天空中绽放异彩。

你的教诲，是明朗朗的阳光，照在我的心田里，让青春之花绽放。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也许最初的个别的努力，如同一个个思想的涓涓细细，但最终，这些智慧汇聚到一起时，就会如浩浩荡荡的江河，奔流入海。

本刊改版四年来，力求做“河边的垂柳，永远朝有水的方向伸展自己的根！”这水就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读者的需求。于是，不断追踪、挖掘对 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将理论的润泽与实践的热度淬出智慧的火花，为此我们一直走在路上……曾连续深入报道“跨文化传播论坛”，使其余音绵绵不绝；曾 连续两年直击“对外选题策划会”，使中国对外出版人能够了解外国人的思维在哪里拐了个弯儿；曾受邀赴广东到四川，转重庆，深入解析外宣领域一个个鲜活的 个案……今天，当《对外大传播》愈来愈受到业界人士喜爱，并逐渐向“理论的润泽、个案的鲜活、全球的视野”之路深化时，我们已深感实践与理论聚合的力量。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

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需要一代人的实践，更需要理论的升华与指导。刚刚闭幕的中国外文局“首届论文年会”是一种对理论宝贵的探寻，近百万字的优秀论文既有 对实践的宝贵总结，又有很多会成为实践的向导。

平安夜的钟声又要敲响了，“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希望平安夜的钟声回荡在我们心里。”圣诞是外国人的春节，春节又是外国人的圣诞，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分享快乐。

元旦、新年，在一年一度快乐交汇的时刻，生命之轮又转动了一回，我们将走进更富有希望的新生活。

尼采说，人类的伟大，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我们说，在桥与桥的彼岸是唤渡者的心声！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韩国传教几可说是一种全球行为，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宗教作为韩国国际形象的建构要素，有助于树立韩国的国际形象，为其外交、政治、经济贡献自身力量。宗教传教热情之高涨非其他传教国所能相提并论。2007年7月发生了阿富汗人质危机，韩国政府不惜代价，动用各种外交资源和管道，力图营救本国传教人士。宗教既可能是和平的缔造者，又可能是冲突的肇始者，是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的集合体。在中韩关系中，宗教是政治和经济因素之外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三种力量”。根据韩国教会在中国东北与沿海地区进行传教抑或宗教渗透的严峻现实，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在宗教领域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而“强国弱宗教”的中国则不可能在宗教领域对韩国国家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宗教问题给中韩关系设置了障碍，亦为中韩加强安全战略合作留下了空间。因此如何在中国的外交考量中，妥善处理中韩之间的宗教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学界对韩国宗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历史学界和宗教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关系学界从国际政治层面就宗教与韩国对外关系进行的深入研究则不多见，相关论著较少，迄今尚未取得好的成绩。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分析尝试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述析，以求为自已研究及后来者提供清晰的思路。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在学术著作方面，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较为典型，美国亦有学者对韩国的宗教问题著书立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下：韩国学者朴荣臣、郑在永的《现代韩国社会和基督教——韩国社会变化中的教会作用》一书阐述了基督教在韩国社会中的地位、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积极的入世态度，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基督教与韩国社会是同步前行的。(1)韩国学者金知邦的《政治教会——痴迷于权力的韩国基督教内部探察》一书考察了韩国基督教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认为韩国的教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范畴的教会，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导致了政治教会的形成。(2)韩国学者金景载等的《无礼的福音——韩国基督教的传教问题和省察方案》一书就韩国基督教的传教史进行了梳理，对其海外传教行为、传教的方式、传教人员的选拔等问题作了分析和阐述，认为福音的传播问题值得探讨。(3)韩国学者柳在信（Chai-ShinYu）所著的《基督教与韩国》一书从历史的视角阐释了基督教在韩国出现、发展、壮大的历史流变。(4)

韩国学者朴忠信（Chung-shinPark）所著的《基督新教与韩国政治》一书对李承晚、朴正熙时期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基督教与政府的互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释。(5)韩国学者张炯澈（HyungChullJang）所著的《宗教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韩国新教的文化融合研究》一书从宗教文化的视角详尽阐述了韩国新教不拘一格，与异质文化共存共融，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全球化时代。(6)韩国学者金得榥的著作《韩国宗教史》作为一部韩国史，比较详尽地阐述了韩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充分地反映了中韩两国的宗教关系，对于我们认识韩国的历史面貌帮助甚大。(7)美国学者塞缪尔•墨菲特（SamuelMoffet）在《韩国基督徒》一书中比较了韩国的基督教与儒教、佛教、萨满教的相通之处。(8)他认为，韩国的基督教在传播社会公正，尊重科学和教育方面与儒教有相似之处，在寻求心灵的安宁和许诺来世方面与佛教有相似之处，强调祈祷能够得到回应以及现世愿望实现方面像萨满教。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森(JamesGrayson)在《韩国：一部宗教史》一书中认为，韩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的变迁史，宗教在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较大影响，基督教的作用与地位尤为明显。(9)

在学术论文方面，亦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韩国学者的文章较为典型：韩国学者朴承元（Seong-WonPark）的《韩国教会传教纵览》一文就境外传教概况、传教工作的类别等进行了较简要的介绍。(10)韩国学者李韩久的《权力化的宗教是对自由的威胁》一文阐述了宗教在韩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影响力与日俱增，呈现渐不可控的态势，认为宗教的权力化于自由而言不是福音，是现实的威胁。(1)韩国学者崔爰俊的《焦点与分析：阿富汗劫持事件与韩国教会海外传教》一文考察了2007年7月的阿富汗人质危机，认为韩国教会海外传教的狂热行为与传教对象国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根源。韩国教会如不认真考虑传教对象的民族特性、宗教渊源，类似的危机不排除再次发生的可能。(2)韩国学者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的《播撒福音的韩国传教士》一文重点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情况，包括境外传教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以及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等。(3)韩国学者金正韩（JungHanKim）的《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基督教在韩国获得成功的原因》一文对韩国的传统宗教——巫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教传统的影响导致韩国人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4)韩国学者朴俊施（Joon-SiPark）的《基督教在韩国》一文对于基督教和韩国传统的结合以及对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侧重点在基督教对现代化的作用方面。(5)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俊植的文章《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对韩国社会流行的几种宗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于他是从韩国的视角来观察韩国宗教的情况，因此更加接近事实真相。(6)韩国学者文相哲（SteveSang-CheolMoon）的《当代韩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的发展》一文对韩国的基督新教传教活动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并指出了这种活动发展的规律。(7)上述论著的研究内容包括韩国宗教的历史变迁与韩国基督教传教的历史流变、传教特点、未来走向、境外传教的局限和不足等等方面，对韩国基督徒传教狂热性根源、传教动机、传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略有涉及。在时间方面多集中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境外传教展开研究。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韩国教会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这样几部著作：中国大陆学者王春来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一书将基督教传韩置于韩国近代化历程之中予以考察，勾勒了基督教传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动因，对伴随基督教传韩而兴起的基督教教育等文化活动做了审视。(8)中国大陆学者金勋的《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以现代韩国社会为背景，对新宗教概念的界定、新宗教产生的原因、特征、功能、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系统研究。(9)

中国大陆学者卓新平的《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一书对当代教会发展既有整体、宏观的把握，又注重细节描述和微观剖析，详细论述评析了基督教思想在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并运用大量图表和统计数字来分析、勾勒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10)中国台湾学者卢凤麟编著的《韩国教会增长面面观》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专门论述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论文集，该书主要是一些神职人员从教会自身的视角出发对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进行的阐述。(1)自改革开放至今，在韩国宗教的传播、宗教的政治参与、海外传教等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体现在学术论文方面的如下所示：复旦大学张广智的《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一文认为基督教传道事业在现代韩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基督教内在的革新传统与普世主义精神，以及它诞生时的原生态特征，而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也是探求中韩两国基督教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2)复旦大学朴英姬的《论韩国基督教会在“三一”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三一运动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地位。由于韩民族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韩国基督教会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朴钟锦的《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的宗教政策》一文述析了韩国宗教呈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阐明了韩国作为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一神教与多神教等同时并存的多宗教国家的特质，并简略提出了对韩国现行宗教政策的思考。(4)

四川大学崔仙任的《韩国宗教现状简述》一文主要根据调查统计资料，简述了韩国宗教现状，企望学者能对当代韩国宗教作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5)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奎的文章《韩国基督新教鸟瞰》概述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沧桑情境中的曲折表现，揭示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特质及其固有困境。(6)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丁昊的《战后韩国基督教政治的政治参与》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成为世界级的传教大国。提高教会入世作用的政府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政教双方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后果，从而背离政教分离的原则。(7)辽宁社会科学院满岩的《基督教对韩国各社会领域的影响》认为，自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韩国由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发展为令世人瞩目的世界主要传教国家。究其原因，这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8)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等人的《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一文揭示了韩国教会异军突起，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认为它既来自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感，也源于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还受益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9)另有张晓华教授的调研报告《关于韩国对我国东北地区宗教渗透问题的调查及其对策》通过对韩国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了韩国基督教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动机，是目前大陆学界关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问题研究的亮点。在学位论文方面，有关韩国宗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学科，且地域特征鲜明，国际政治学领域的较少。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如下：

延边大学金松兰的硕士论文《论韩国基督教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影响》（2003年）指出基督教是韩国唯一来自西方的宗教，以基督教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媒介，理解和把握韩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非常必要的。(10)东北师范大学翁士华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中韩传播之比较——试从传播学角度分析》（2006年）以明清至近代为时间断限,比较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异同。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异质。历史上基督教先后进入中韩社会与两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然而,基督教在与中韩本土文化融合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东北师范大学丁昊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2007年）认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活动情况与韩国政治进程休戚相关，通过对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明确揭示了基督教在韩国政治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韩国社会和政体的影响。(2)东北师范大学张晶的硕士论文《韩国社会基督教认同研究——对近现代韩国基督教作用与贡献的考察》（2007年）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来文化载体传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韩国,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在所难免。异地传播令基督教直接面对并承受来自韩国本土的压力与抑制,但它仍突破重重阻力,在韩国日益壮大起来,其中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有效地支撑了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发展。(3)

东北师范大学曹爽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历史条件解析》（2008年）从主客观视角考察了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揭示了其传教狂热性的根源。(4)北京大学陈梦遥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2008年）将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不同时期都有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契合点。从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四个方面对问题做出了阐释和论述。(5)复旦大学苏恩仙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事件为例》（2009年）探讨了阿富汗人质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经过此次事件，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将重新调整并作出重大改变。(6)

今后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综合以上分析和阐释，我们看到，国内外学者在宗教与韩国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感性认识较多，理性思考不足，零散描述较多，系统分析不够。我认为，宗教影响韩国外交的路径问题与宗教对韩国外交的影响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应是研究的重点所在，而公共外交与韩国国家形象塑造及对宗教对未来中韩关系影响的前瞻性预测则是研究的难点。解决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就意味着达到或实现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自建国之初，外文局便是一片对外宣传实践的沃土，一代又一代的园丁在这里辛勤培植着对外宣传的理论之树。这些园丁有幸得到了、、宋庆龄和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引，又有过老局长罗俊同志这样的带头人。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把一批享有盛誉的编辑、翻译团结在这支队伍当中，为起步不久的对外宣传事业无私奉献。早在1961年，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社长的他，就系统地提出了对外宣传的一些理论问题，如“政治性与艺术性”、“对外宣传的规律”（包括对象与效果、对内与对外、内容与形式等）。正是在他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展了一场澄清业务思想的大讨论。大讨论的结果便是直到今天还闪耀着理论光辉的那份文件——《关于对外宣传的艺术性问题》。这是那一代外文局人对外宣传实践的理论总结。所论包括对外宣传的目的和任务、对外宣传的基本内容、读者对象问题、“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外宣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等。许多提法都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也体现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此前对外文局工作的指示精神。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我国的对外宣传走了一段弯路，外文局自然也不能例外，许多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受到批判。“”过后，经当时主持我国宣传工作的同志亲自点名，罗俊同志又回到了外文局的领导岗位。他首先带领全局同志开展书刊对外宣传的拨乱反正，重新肯定过去正确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并倡导新的研究风气。正是在他的组织之下，外文局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功底的老同志开始对外传播理论（那时还称对外宣传）的研究和探讨。

奠下第一块基石

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的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先谈他的那本书。可以说，正是他的著作所发射出的理论光辉惠及我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益见其正确性，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读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可以发现书中处处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本书第一版为汉英合编本，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8年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整体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已经摆脱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绩。以对外宣传业界一位“老兵”自诩的段连城由衷地欢呼，说这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但是，建国后对外宣传的许多经验教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更没有使之提升到理论高度。正是他，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沈苏儒语）。

是他，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以别于“宣传”一词之贬意（指虚夸、粉饰等）的用法。在整本书中，他多处使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提法，甚至把“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作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的英文书名，足见在他看来这一提法是多么重要。

又是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准确含义。他在书中所述的对外传播的任务、对外传播的主体、对外传播的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艺术性、针对性）、对外传播的技巧（内外有别，清晰易懂，生动活泼）、书刊在对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外传播中的翻译工作、地方外宣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对外传播对象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态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构成了由他所倡导的对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

在段连城逝世七年后的2004年，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苏儒帮助补充增订的新版《对外传播学初探》，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在它的封底有这样几段简短的文字：

“我们不可低估外国读者和听众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水平。”“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好恶标准，这一切又影响着他们对中国传播的接受程度。”

“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都应该摒弃‘宣传心态’。”

“对外传播必须遵循三条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针对性、艺术性。”

这便是全书精华的浓缩。

比较第一版，可以发现，增订版虽然取消了英文部分，但实际内容却多了将近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全都是第一版问世后段连城同志关于对外传播的新论著，这些内容，使作者的理论更为丰满，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提高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对进一步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又一开创之作

与段著《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出版的同时，五洲传播出版社还出版了沈苏儒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这是沈老1999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的增订版。

段连城和沈苏儒，可谓外文局的双子星，又可并称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双擘。是他们两人同时开始了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共同开创了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和段连城一样，沈苏儒也对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客观而论，《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其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奠定了他与段连城同志一起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学研究开创者的地位。

沈老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也是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之作。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对这本书有十分精当的评价：“《对外传播学概要》最突出的特点是一部理论性专著，它就我们在对外传播（我国习惯于称作‘对外宣传’）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整体和理论的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概括和论述，既有对外传播学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和学术性。”它的增订版因为更突出了理论色彩，也便更提高了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于对外传播学，沈老是这样定义的：先有了传播，而后才有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学科，而对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分支，是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对外传播学要研究的，是如何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把握对外传播的特性和原则、改进对外传播的做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问题。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本质使对外传播具有与对内传播迥异的特殊性。因此，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始终如一的原则。

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一个众多、复杂、多变而又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不但要内外有别，还要外外有别。从事对外传播的人，不但要内知国情，还要外知世界，要遵循“内外有别”、“了解第一”和“让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

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要记住和实行这样的原则：凡是需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一定要讲清楚，讲到他们能够懂得；凡是没有必要向外国受众报道或非常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的，就干脆不要讲。

通过提供事实（客观报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就叫“让事实说话”，这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我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至于如何判断，则由读者、听众自己从事实里得出来。只有掌握了让事实说话这一最实际、难度最大的原则，才算领悟了对外传播的精义，才能达到对外传播艺术的最高境界，

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沈老有着重大贡献。2004年《对外传播学初探》修订再版的时候，他已是85岁的老人，但是在书中却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此时他虽然离休多年，但无时不心系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

编纂“基本教材”

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出版的沈苏儒另一专著《对外报道教程》，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

当年担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看到《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写作提纲后说：“对外宣传很需要这样的基本教材，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会有很大的作用。”朱穆之还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沈苏儒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清晰易懂的。”

《对外报道教程》所讲述的就是对外报道中国的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包括对外报道的特性、选材与结构、文辞与表述、组稿与采访、翻译工作与编辑的关系、图片工作等。可以说，这是对外报道的“一本通”。国际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受到时间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见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长期实践，所以将会有助于使较年轻的对外报道工作者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

沈老的书告诉我们，为了搞好对外报道工作，为了使读者明白和理解所报道的内容，自己就必须了解读者所在国的情况，也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要使自己的认识跟上世界和中国的不断变化，这都需要学习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沈老的书还告诉我们，对外报道工作者不但要以增进国际了解为己任，还要善于增进国际了解。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对外报道工作者”，必须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具体说来，应从五个方面努力：加深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锻炼新闻敏感、苦练基本功、扩大知识面、学习一种外语。

留下宝贵遗产

2009年6月4日，沈老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6月8日，今日中国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就在告别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刚赶制出来的一本新书被摆到了他的枕旁。这便是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由朱穆之题签、赵启正和蔡名照作序，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今日中国杂志社选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沈老多年来发表的43篇涉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文章和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9篇论文。发表的时间从1984年到2009年。这些论文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提高外文局在对外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种宝贵遗产。

沈老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他在其中传递的一些信息，或许也值得有兴趣的人士细细品味。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传播”与“宣传”这两个概念的同异和关系，在中国正逐渐被厘清，“传播”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被官方认可。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不仅是用词上的差异，更是指导思想上的转变。

第二，传播学被从西方引进中国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吸收、借鉴、消化的同时，进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将它中国化，显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沈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重要基石。

第三，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后，沈老很快就开始结合我国实际，介绍和研究这一学说。他认为，中国有许多软实力资源。但要使资源转化为实力，并在国际上加以运用，则要靠对外传播。对外传播肩负着使软实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整合、在国际上使软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运用的重大使命。

第四，为使对外传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将更加注重技巧。沈老在新著中强调的那些观点，正在成为中央和地方对外媒体工作者的金科玉律。如：客观报道，用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用宣传腔、有宣传味，不要说教或强加于人；要适应国外受众的兴趣、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要细水长流、潜移默化，不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第五，翻译工作在中国将会更加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都离不开翻译，翻译理应是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媒介。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但不可将“语际转换”理解为单纯的、机械的两种语言的转换。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部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力度，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的高度关注。前期国际传播研究的应用性导向，出现了研究成果的碎片化，这已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反思。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只有加强对外传播才能争取国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进而影响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新疆具有对外传播的独特条件。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6个独立国家与新疆是同根民族,开展对外传播拥有地域、语言等多方面的优势。

2004年1月,李长春同志在视察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时说:“这几年,我们只注重了加强对欧美的外宣,却忽略了对中亚的宣传,这是一大失误啊!其实中亚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一定要尽快走出去,通过广播落地、互联网传播等多种形式,加大对中亚外宣的力度。”①至此新疆广播电视“走出去工程”开始运作。

新疆广播电视走出去是指新疆的广播电视节目在新疆周边国家的落地播出,分租赁频道和整频道落地两种形式。2004年6月新疆广播节目《中国之声》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播出。到2009年12月31日止,已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土耳其等5个国家落地。经过多年的运作,新疆对外传播在对象国取得了较大影响的同时,也存在对外传播内容的失衡和对外传播力不足的问题。

以租赁频道方式运作的广播节目《中国之声》和电视节目《走近中国》,是为对象国受众量身定做的对外传播节目。因为“具体的国家形象存在于媒体的文本之中(这部分既是传播的过程,也是形象的存在载体之一)”②,因此以下结论来自对这两个节目所做的内容分析。

对外传播内容的失衡

古来中国与开放中国内容交织,国家形象的宣传定位不清。《走近中国》30分钟的“商桥”节目,传递的是经济类信息;20分钟的“走遍中国”,游历壮丽山河,探寻历史变迁,表现中国古老历史文化。

《中国之声》15分钟的“中国消息”,向对象国受众传递了中国和新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信息,其中经济类信息占比45%,占到几乎一半,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而15分钟的“中国风情”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旅游胜地,传递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商桥”节目和“中国消息”的经济类信息,塑造的是“当代的中国”形象,而“走遍中国”和“中国风情”以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为主,塑造的是“历史的中国”形象。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传播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一个远离现代化社会的还比较落后、封闭的国家。比如新疆的对外宣传主要介绍新疆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别具一格的民族风俗,结果导致很多人认为乌鲁木齐市是一片大草原,人们都住帐篷、骑马上班上学,这样的新疆自然是落后、贫穷的地方。

租赁频道播放时间只有1小时,在1小时的时间内,两个板块的内容形象定位截然不同,不能形成合力,反而互相冲突。古来中国与开放中国内容交织,国家形象的宣传定位不清,影响了传播效果。

中国对外传播的“最佳目标”是“全面展示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国家形象,消除外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认识”③。“中国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复杂性要求进行多维度的综合定位,但可以以经济要素作为定位的核心。”④从这个角度讲,塑造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形象应是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在栏目设置上,如果能将“走遍中国”和“中国风情”节目内容设定为当代中国经济方面的内容,就能在形象定位上形成合力,使1个小时的对外传播效果最优化。

政治类信息是传播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是传播中国的发展模式,要淡化传播内容的政治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强大,同时还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模式。

美国的文化产品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不仅是“文化霸权”,更是它的发展模式,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在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模式都没能成功,相反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工业基础的崩溃、社会族群的对立,甚至国家的分裂与战争。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平稳过渡,成为一个在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谋求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国家,其示范效应正日益显现。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业・库拍・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即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两个原因。“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引发格外关注。⑤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苏联、东欧国家,“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影响面和辐射力都在明显增强。中国的发展与成功已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迄今为止的传统大国,其成功基本上都可归类为自由市场经济。⑥中国的崛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地区的国家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更加丰富多样的世界的出现,不是以中国式来取代西方模式,而是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发展、取长补短、竞争合作,共同造就一个“和谐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更加多样、繁荣和美好的世界。这是更高层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突破美国及西方封锁的有效途径。⑦

如果中国能够向别的国家输出发展模式,那就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国际的影响力,甚至是对重新塑造国际体系,都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中亚国家有苏联体制的背景,向它们输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会更加容易。经济类信息正是输出中国模式的最佳手段。

在“中国消息”栏目,政治类信息占比22%,传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社会性信息占比14%,表达中国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两类信息占比36%,传播的是中国政府的声音。

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西方受众更相信民营传媒,一些较小国家的传媒则相信美国的主流传媒,而对中国国有的传媒,他们抱有一种“坏孩子印象”⑧。我们的对外传媒虽然是国有资产,但是不要有意无意地显示代表官方,要避免把自己同政府发言人混为一谈。要显示本传媒的信息来自民间,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否则,会降低对外传播的可信度,使“坏孩子印象”造成一种逆反心理,即使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但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正面报道无形中变成了负面报道。中国的对外传媒要成为政府的一面挡风墙、一块缓冲地,传媒不要标榜代表政府。⑨

因此,代表政府发言,不一定有好的传播效果。在消息快报中有这么多代表政府声音的政治、社会性新闻,更会引起国外受众的警惕。因此建议新疆电台的《中国之声》去掉政治性新闻,减少社会新闻,增加科技、经济、教育性新闻,并以述说新闻事实或故事为主。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传输中国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对外传播力的不足

西方国家加强了在中亚地区的控制,新疆对外传播的压力很大。美国之音、英国BBC等在当地设立采编机构,任用当地人做记者编辑,在节目源和内容上充分体现了接近性,对新疆对外节目形成了很大压力。他们还采取“以我制我”的方式,歪曲“事实”(即用我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报道进行反制,发表评论,进行反宣传)。⑩

吉尔吉斯斯坦在进行频道租赁谈判时常常以“美国之音”的价格与中国要价,谈判日益艰难,租赁频道的价格翻倍增长。

经费严重短缺,在对外传播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对外传播的整体现状是传播力量不足。新疆作为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区域,传播力量更为有限。新疆2008年在全国各省经济排名为全国倒数第7位。经济的落后制约着新疆媒体的市场化程度,新疆媒体具有影响力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自创节目很少。对外传播节目源99%来自其他媒体,传播力量严重不足。

从2004年,国家用于新疆对外传播的资金为1600万元,6年过去了,对外传播的费用逐年上涨,资金却没有增加,能保持现状已属不易,发展更是困难重重。

比如对土耳其的维语广播主要是针对在土耳其的维族人。在土耳其很有市场,与广电局合作的土耳其YON广播交流公司是一家私人电台,电台的总裁曾受到威胁,要求他停止和中国的合作。这说明中国对土耳其的维语广播非常有必要。但现在国家没有给土耳其的广播费用拨款,是由广电局自己垫付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走出去工程”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新疆的对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不能适应国际媒介市场的需求,对外传播的影响力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传播内容失衡和传播力不足的情况下,新疆对外传播的道路是艰巨而又漫长的。[本文为2008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资助重大招标项目“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扩大新疆对外传播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08zb017)的成果]

注释:

①史林杰:《风从东方来》,新疆电子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②④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国际观察》,2008(1)。

③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⑤单绍萍:《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2008年5月,CALIS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⑥⑦刘明、郭素萍、赵晓娜等:《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⑧⑨陈力丹:《对外传播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做好》,《对外传播》,2005(8)。

⑩朱丽萍:《跨文化传播视野下新疆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研究》,2007年5月,CALIS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9篇

推进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工作

区宣传办出台了《涪陵区新闻会制度》,举办了部门和乡镇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举办了涪陵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园区、金科农业园建设项目等推介会及新闻会25次。成功做好了涪陵桥南山体滑坡突发事件的对外信息工作,为区委、区政府妥善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了舆论保障。

在奥运期间涪陵地区精心策划 “采访线工程”一条,采访点3个,出台了《奥运会期间做好外国媒体来涪应急预案》、编印采访线工程《涪陵区情荟萃》等对外传播参考资料, 做好了奥运会期间外国媒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新闻采访团到涪采访、服务和协调工作。

引导互联网对外传播工作顺利开展

涪陵区委成立了区委领导任组长、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互联网管理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先后出台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网络建设管理工作联席会制度》、《涪陵区网络宣传评论奖励办法》等,落实了专职人员,加大了经费的投入,为搞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和物质保障。区委在区级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组建了200多名网络宣传评论员队伍,开展业务培训学习,加强网上舆情监控和舆论引导,正确处置网上不良信息。对骨干网评员每月给予定额补助,工作突出者优先评选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去年一年,针对网上舆论热点,评论员共发表评论文章和帖文2600余篇(条),屏蔽了20余条不良信息和敏感信息,有效引导了网上舆论。

对外体育交流硕果累累

2008年涪陵区成功承办了中美篮球对抗赛――山东黄金与美国山鹰队的比赛等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促进了国内外的文化体育交流。

实施对外传播精品工程

涪陵区各级各部门按照实施“外宣精品工程”的要求,积极配合,加强合作,编辑制作了《鸟瞰新涪陵》、《璀璨的三峡库区明珠――涪陵》、《投资涪陵》等电视片、画册及其他各种类的对外传播优秀作品,发挥了优秀文艺作品的对外传播作用。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10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长久以来占据主要位置的“内向输入”式国际传播正在让位于“外向输出”式对外传播。不管是中国各级政府和媒体①，还是诸多的本土国际化企业，甚至个体的出境旅游、探亲、留学等“走出去”传播实践，都在重塑着中国的国际形象，重构着围绕中国的国际传播版图，并由下而上地推动着“对外传播”（outward communication）的理论创新。

本文以梳理中国对外传播学的现状为出发点，以全球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和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尝试着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几个理论创新的支点。

一、对外传播学的现状

对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从本体论（ontology）、方法论（methodology）和价值论（axiology）三个层面展开。

1.本体论：研究什么

首先，从本体论方面，中国的对外传播学主要研究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信息、媒介或文化的“外向流动”（outward flow）及其所产生的多样化“效果”（effects）②。从传播学史的纵向角度，可以说，当下大部分的对外传播研究并未跳出作为经典的“拉斯韦尔模式”。上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经验学派传统在中国新闻学界产生影响，如何建构对外传播学也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拿来”（borrowed）的框架，即虽然有失简单和机械但被后人广泛学习的“拉斯韦尔模式”。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细化，尤其是统计手段的应用，对“五W”模式的分而析之变得更加仔细和科学③。这一模式强调一种单向度和目的性的传播过程——尤其是通过想象对方而作出应对。

然而，对外传播研究在“国家”和“内外”的基本概念层面，存在着标准不甚清晰的分野，这也是当下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何定义“内”，如何区分“外”，以及以何种标准界定“国”之界限等方面。

学者郑永年认为，类比商业推销，“对外传播推销的是国家”④，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国家的界限”。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对外传播的一个基本预设是“内外有别”，但是内外的界限在哪里？根据现有文献，主要区别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国家，强调的是领土范围（country）和政治（state）。在这个前提下，部级媒体成为对外传播的主力军，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成为新兴的补充力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多研究将海外华人华侨纳为传播对象，或者“二级传播”的舆论中介或称舆论领袖。

第二，民族，强调民族性（nation），并不局限于中国公民，而是注重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在这个层面上，前人的研究将其他民族作为传播对象，而不仅仅是中国领土之外。

第三，文化，强调一般意义上的大一统中华文化，以世界文化的不同源流和现状作为内外区隔的标准。⑤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地缘政治关系的变迁，以及大量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跨境文化交流，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和民族、文化版图正在发生着变化，这就决定了“内外之别”的界限正在发生位移。在这个意义上，理清对外传播中何为“内”何为“外”就十分重要了。

另外，从概念的层面，对外传播经常与“国际传播”⑥相混淆，实际上显现了国际传播“入超”的历史现实和由此形成的中国的国际传播观念。

2.方法论：怎么研究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对外传播研究以史论和阐释为主，侧重定性的研究路径。

史论方面，研究者站在现代纵论古今，多以时间为主线，将与对外传播有关的事件按照历史阶段（如陈日浓在《中国对外传播史略》一书中按照古代、近代、辛亥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和改革开放进行分段），或者按照性质（如钟馨的博士论文《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以政策、事业、业务和理念进行划分）分类梳理。

由于所涉研究对象规模大、范围广，难以获得丰富的经验性材料以支撑论述。如沈苏儒所说，在全球范围内调研对外传播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⑦，那么大多数研究多以阐释的方法为主（或者是纯理论的探讨，或者是经验总结），聚焦于对外传播的参与主体、视角、媒介渠道、内容类型和公关技巧等具体议题，从各个层面丰富着对外传播学的知识体系。

在大规模经验材料缺乏的前提下，个案研究就成为创新对外传播理论视野的重要切入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承担外宣职能的报刊媒体等成为被解剖的典型对象。

总体而言，对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较为单一。由于系统性的经验材料缺乏，从经验上升为理论、创新基于中国本土的对外传播理论任重而道远。

3.价值论：所持立场

和国际关系相似，对外传播学持有鲜明的中国本体主义色彩，强调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本身对于中国国家形象、中华文化、国际关系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积极意义。

根据我们对本体论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价值特征：

首先是国家主义，这一价值观强调国家的统一性和政治集中性，对外传播需要服务于这两个目标。

其次是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观体现于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⑧，立足于以“民族”的立场，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和世界其他民族进行区别。而这一价值观的实践目标是世界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中华民族内部的和谐统一。

最后是文化主义，这一价值观基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中，对于文化或者说文明多样性（内含冲突和对话的可能）的认识论前提。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替代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一个逐渐多极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这一冲突将有可能威胁世界和平，所以“文明的对话”需要得到推进和重视。⑨ 在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需要推进的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沟通对话，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塑造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对外传播学的创新背景

学者黄宗智在总结十年国内教学经历后提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⑩ 如果换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表达词组，那就是需要“理论联系实践”，尤其是需要重视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基础性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量多样化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可以依据的资源”，来促进对外传播学的创新发展。

1.全球权力转移与中国的位置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而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21世纪以来，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之“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都预示了一个正在变迁中的全球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中国的位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开放的大门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尤其是欧美市场紧密互联，以致产生了有关“中美国”（Chinamerica）的讨论，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日本和东盟的经济依附关系已经成为决定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变量。在这个“世界结构”中，中国需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贸易原则与外界对话沟通。另一方面，拥有独特历史轨迹与革命、建国和建设传统的中国还必须在国际交往中与自己的传统实现有效对话，否则将迷失于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中，而失去未来发展的方向甚至维持当下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系统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从哪里来”的问题，并决定了“往哪里去”。

2.国内建设与改革开放

如文首所述，对外传播是一个“in-outside”的过程。因此，在思考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中国国内的整体社会变迁。这里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

新中国六十余年“绝非割裂”11 的历史大体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梳理：

首先，在国家（state）层面，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建国初期的国际和国内问题，而且以“独立自主”为指针先后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制度化建设。虽经“”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建制化的国家政权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被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国家开始扮演更多角色，也面临更多挑战。一方面，对部分经济空间的放权使得维持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更为困难，需要更加专业和复杂的“技术专家”群体协助；另一方面，市场化的经济环境所诱发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化现实亟需国家扮演“协调者”12，以平衡分配不均和协调利益冲突。除此之外，国家还需要在巩固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和维护文化多样化之间维持平衡；需要容纳权力多样化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诉求；需要在“和谐发展观”的指引下统筹人、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如此等等。

其次，市场化（marketization）是近三十年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主要逻辑。市场逻辑的引入不仅解放了生产力，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和参与主体（包括国有经济部门）的盈利潜能，而且通过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规则与处于变动中的世界市场实现了有效对接，从而塑造了中国经济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市场逻辑还进一步影响（甚至侵蚀）了非市场部门——比如政府、教育、医疗、社保等——的运作机制，从而带来诸多的负面作用，比如政府企业化、教育和医疗市场化等等，引起了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和其他保障性条件的社会的“反向运动”13。

第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领域被统和在国家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体系之内，由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然而，伴随市场化扩张，国家一方面“放权让利”促使了经济领域的权力多样化，另一方面也释放了社会空间，使得在国家政权和经济市场之外存在公民组织的可能。21世纪初以来，从宏观的国家发展政策到微观的土地、住房、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劳动用工等议题上，社会个体和组织都积极地参与，或发表声音，或参与变革。

简而言之，崭新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是当下中国国内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对外传播需要深刻把握这一内部特征，才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反应，尤其是质疑。

3.媒介融合与新媒介传播生态

传统上，对外传播多以组织化的媒介机构为研究对象，如三大台和新华社。但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持续演进，崭新的媒介生态正在形成，这一生态系统以多元化的媒介平台/渠道和扁平化的传播结构为主要特征。

媒介传播渠道及功能的融合是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的首要议题。旧媒介基于介质/物理载体的天壤之别被“0、1”代码轻松跨越，新的媒介生态系统则因此涵盖了在数字化互联网平台上安家落户的传统媒体，以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丛生的新媒介应用（APP）。印刷、广电与互联网的技术差异，广电与电信的利益藩篱存在消弭的可能。

另一方面，在数字化互联网平台上，虽然仍旧存在着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媒介组织，更广泛的传播参与者和内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群体正在崛起。因此，基于媒介的传播结构正在呈现出从“金字塔”型等级结构转型为扁平结构的演化趋势。

对外传播研究需要关照这一传播媒介领域的结构性变化，重塑“媒介观”。

三、对外传播学的创新支点

基于国际、国内和技术背景，我们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以下支点加以创新：

1.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

对外传播不需要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定义。因此，从形式上寻求对外传播学或对外传播研究的内部一致是徒劳的。未来的理论创新需要首先明确当下对外传播研究中所贯彻的基本范式及其所界定的基本概念，才可以寻求创新点。那就是，在深入检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范式的基础上，思考其各自的适用情境，并对比当下的国内外社会变迁和多样化的对外传播实践，寻求“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结合点。

2.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

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传播学者赖利夫妇就提出了传播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一部分的“系统模式”14。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行政学派的结构功能导向研究，还是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学者所从事的社会整体批判分析，都强调传播系统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科技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研究需要敞开视野，将对外传播政策、制度和实践过程看作是更大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从而寻求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进行对话的可能。

3.更新媒介理念

媒介技术革命自身不会直接导致某种社会变迁，但其与政治经济利益和多种文化形式的结合，必将不断刷新我们的视野，正如围绕着微博和微信正在引发的讨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需要密切关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传播结构的变化，将类似“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这样的新形态纳入研究范围，思考“微博”与Facebook这样的“关系”传播平台是如何参与重构对外传播秩序的。

不管参与者是谁，对外传播整体而言是效果导向的。新的媒介生态中，有关效果评估的标准也在发生着革新。简言之，这一革新是从主观到客观，从阐释到数据。数据化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我们认识复杂事物的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搜集和分析技术将成为未来评估对外传播效果优劣的重要参照。

4.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学科建制化”为主要功能性目标。不可否认，缺乏制度化的资源支持，一个领域的创立与发展必会先天不足；然而，单纯追求建制化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学术创新的动力在高度等级化的结构中难以维持；另一方面，缺乏与其他学术和实践传统的交流，从而导致闭门造车，有碍未来的学术交流与创新。因此，跨领域的对外传播研究值得格外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12&ZD017。）

「注释

①有关中国媒体“走出去”的分析，请见Zhengrong Hu & Deqiang Ji （2012）， Ambiguities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the “Going-out” policy of China’s media and its multilayered context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5， Issue 1.

②参见王帆，《“对外传播”概念的探讨和辨析》，《新闻传播》，2012年第6期，第188页。

③参见柯惠新、陈旭辉、李海春、田卉，《我国对外传播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法》，《对外传播》，2009年第12期，第11-12页。

④王眉，《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第20页。

⑤本文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化”与“文明”，两者可以互换。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独立与交融，后者偏向强制性整合。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见曹卫东著，《文化与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⑥沈苏儒所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封面英文标题是“C h i n 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武汉大学钟馨的博士论文《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也以“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1976 to 2000”为英文题目。

⑦李彬、王芳，《建构我国对外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读沈苏儒》，《新闻战线》，2004年第11期，第52页。

⑧[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⑩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第72页。

11张意轩，《“中国路”的清醒（“中国路”系列述评④）——抬头看路：“前后两个三十年”绝非割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2月20日，第01版。

12[德]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76-177页。

13[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