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4:07:57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文化传播 国家形象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08-15

日新月异的现代媒介技术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下降,文化战略地位相对上升。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对“文化软实力”的考量和运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文化和传播存在着相生相伴的内在紧密关系,文化传播也广为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对于为所谓“”所困扰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分析和回击各种各样版本的“中国”,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一、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解读

1.对外文化传播概念的界定

本文把“对外文化传播”界定为传播主体(宽泛主体)通过对文化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求得他国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进而求得在本国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默认、配合和追随。本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特点:手段与目的统一,即以文化信息传播为手段,以实现文化认同进而行动统一为目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以文化信息为文化传播内容,以沟通和交流为文化传播形式;强调对外文化传播之目的是求得“本国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默认、配合和追随”,突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软实力”特性。如此,做到了概念界定具体明确,尽量避免概念界定宏观模糊的通病。

2.对外文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文化传播与国家密切关联。入江昭认为,“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理应含有文化成分,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1] 。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也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文化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文化与国家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文化与国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具体表现在:文化上的认同能增进和巩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家也能利用政府资源实施和推进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实现他国文化的追随和仿效。如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的,在两岸统一过程中,通过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起着巨大的作用。

对外文化传播是构成和影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变量。文化由于具有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内在特质,因此文化对认知主体的影响是无形的和“柔性”的。文化“有一种以思想(精神或意识)为特征,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这种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文化力’(Culture Power)”[2] 。文化张扬、文化认同、文化追随是“文化力”的具体显现。“文化力”所表现出来的感召力、导向力、吸引力、示范力,就是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权力”,即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和实现自身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时,不是借助有形的硬性强迫实力,而是依靠自身的感召力和吸引力。[3] 事实上,文化作为构成和影响国力的重要变量存在和发挥作用由来已久,只不过由于两极格局的解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进一步理性思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因此,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一经提出,便成为外交界、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构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通过实现他国文化的追随和仿效来提高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以求得本国在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配合、默认和追随。构建国家形象的最初动因应是提高国家美誉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家的感召力、吸引力,进而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美誉度是国际社会公众在该国家相关信息基础上,对该国做出的积极评价和正面认可的程度。国家美誉度应属国家精神性需求。在国家利益结构中,不仅有物质性国家利益,还有精神性的国家利益。在形成国家美誉度,增强国家感召力、吸引力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对外文化信息的传播。文化是人类认识的过滤器,任何认识的发生、发展都要经过文化的过滤,文化能改变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与方式。“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是从自己的观念、思维方式、模式去认识、理解其他国家。” [4] 国家形象是人们认知的一种,具体形成的国家形象是人们认知的结果,因此,对外文化传播成为构建国家形象重要手段之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3.影响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

对外文化传播是塑造一个国家积极正面形象的有效手段。对外文化传播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各个环节和方面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权重”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因素对国家形象塑造有较大影响。

其一是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判断。要使对外文化传播在形成国家软实力中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效应,必须对自身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 。要有效展开对外文化传播,需要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明确自身文化特征和优势所在,特别是要正确客观评估自身文化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惟其如此,才能谈得上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

其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孕育和产生不同特质的文化,文化特质是文化长期演变、沉淀、整合和“均质化”的结果,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文化差异决不意味着冲突的必然性,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文化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异质文化之间的鉴别和比较,就不可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更谈不上发现自身文化上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文化差异是自然的、合理的。“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都过分夸大文明差异而忽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分歧、竞争对手框架理念的建构等方面着手,应当说是不够全面和客观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选择上的偏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是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社会信息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渠道和载体是传播三要素。传播渠道和载体是传播系统中的“硬性”要素,对信息的传播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西方世界在传播渠道和载体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互联网方面,中国的上网人数只占到全球上网人数的9%,而全世界网络服务器内存储的中文信息只有4%,且这4%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在网络服务中提供的信息,一般信息占到80%,服务类信息占到95%。全球化市场看似是一个完全公开、公平的平台,实质上掩藏着严重的信息输出的不对称。[6] 对普通社会公众而言,大众传媒是他们形成他国国家形象主要的文化信息来源,因此,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导致一些传播弱势国家的形象为传播强势国家所任意塑造。

因此,鉴于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以上三方面因素,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尽快让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进一步有效、有力、畅通。

4.对外文化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综合效应

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的重视。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直接塑造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还对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和作用。

首先,对外文化传播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扩大的今天,一国国民在国际交往中无不渴望得到国际社会公众的理解、尊重和礼遇。在因对外文化传播而成功构塑国家正面形象的基础上,在“光环效应”(halo effect)和“累积效应”(summary construct effect)等复杂心理机制作用下,国际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理解和尊重,无疑会增加和强化对该国国民的尊重,从而激发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国家凝聚力因而会进一步增强,进而政治稳定,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上的进步,又会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公众对该国国民的尊重,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促进了内政和外交的良性互动。

其次,对外文化传播通过影响国力构成要素的变化而直接塑造大国、强国形象。大国、强国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硬”和“软”两种因素的支撑。对外文化传播会激发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国家凝聚力因而会增强,国民士气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政府贯彻其战略意志的决心也会因民众的支持而更加果敢,大国、强国形象借此路径得以塑造。

最后,对外文化传播有助于淡化和进一步消除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应当说,相对于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而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浅层的、零碎的。西方社会大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更易为政府和社会主流媒体所影响和左右。之所以如此,原因复杂多样,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没有给与对外文化传播应有的重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文化传播上的薄弱,在特殊环境背景下,在不知不觉中为一部分西方人构建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提供了机会。在不同的语境下,沉默具有不同的示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沉默的解读更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倾向于对“沉默”进行消极的解读。在其他外来因素作用和引导下,“沉默”易于解读为“威胁”和“敌意”。而在东方文化中,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沉默一般不是示意“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状态,而往往是示意处于不愿或不能表达的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中间状态。当今世界,大国博弈对国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大国博弈中战略的选择无疑要依赖于对参加博弈各方信息的掌握和解读。在因信息传播不畅而无法做出合理预期和理性判断情况下,出于对国家自身安全的考虑,博弈各方倾向于做出偏好威胁的解读和判断,以维护自身的绝对安全。因此,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平和开放、倾向防御、追求和谐”的战略文化的传播,无疑会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来淡化和进一步消除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

二、加强对外大众文化传播诠释“和平开放”的文化内核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7] 。而大众文化传播具有辐射面广、通俗易懂、与生活娱乐密切相关等特点,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要特别通过传播中华文明中“求和”、“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文化因子(文化内核)和内在诉求,阐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进而为在国际社会公众中塑造积极正面国家形象奠定认知的文化基础。

1.通过物质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形象

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和物质消费文化。在通过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物质消费文化是我们要进行重点传播推出的。对许多国际公众而言,对中国的最初认知,是从与其生活密切关联的物质消费文化开始的。如在世界遍地开花的中餐馆,作为“世界工厂”标志性产品的服装、玩具和鞋类等等。因此,从这些看似普通,但辐射面广、渗透力强的“中国因素”着手传播中国文化,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

① 传播“求和”、“绿色”、“高雅”的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指食物生产和食物消费过程所体现出的文化。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而饮食是人的本能,正所谓“食色性也”,因此,饮食中所蕴含的文化与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相伴。

传播“求和”的饮食文化。在中华文化统一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的儒家、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8]我们尤其要着重传播中华饮食文化中“求和”的文化内涵(“食与人之和”、“食与社会之和”、“食与自然之和”),[9] 如“人与社会之和”表现在用餐方面就是“中国人讲求家庭观念,注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中一起分享各种食物,即‘合家欢乐’” 。 [10] 通过阐释中国“求和”的饮食文化,让国际公众在品尝中华美食过程中,体会到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并已融入和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播“绿色”文明的饮食文化。我国古代虽有灿烂的饮食文化和科学的饮食传统,但确有糟粕。旧时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吃腻了大鱼大肉,要以珍馐来调剂口味。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极品”并未延长帝王的寿命,却使得我国的许多珍稀动物遭受灭顶之灾。而在中国的有些地区,这些陋习却沿传至今。[11] 因而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绿色”、 文明的积极饮食文化元素,抛弃与现代文明不相和谐的消极饮食文化元素。中国要通过“一日三餐”和传播“老字号”等途径来展示中国“绿色”、文明、和谐的饮食文化,充分发挥饮食文化对改善和提高国家形象起到的积极作用。

② 传播“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中华服饰文化

要重视服饰文化在塑造国民形象进而塑造国家形象中的“初始效应”(primary effect)。服饰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留给国际社会公众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所传递的信息是以后交往和形象定位的依据。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初始效应”。“”期间,到中国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政要第一眼看到的是灰色、蓝色、黑色占绝对主色调的、单调的服装世界,这无疑在他们心中形成了国人生活方式整齐划一、思想禁锢的基本判断。在这些人的回忆录中,这种场景和由此产生的认知被屡屡提及。因此,传播服饰文化就是传播一个国家社会公众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进而也是在塑造和传播一个国家的形象。

要秉承民族服饰的特征。服饰的民族性是传播、丰富服饰文化的基础和根本。旗袍被誉为“国服”,然而,现代文明下我们偶尔能看见的,却是穿着旗袍的饭店引导人员和服务员在酒楼饭馆之类的场合之间徘徊。所谓“国服”,应该使人可看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博大精深。[12] 对服饰文化中的“旗袍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认真分析。当然,我们也有成功诠释已有服饰文化的案例。云南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如手工编制的围巾、披肩以及其他蜡染工艺品等),成为到云南丽江古城旅游的外国游客热衷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在2001年APEC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所穿的中式上衣,大方得体,潇洒稳重,在服饰领域影响广泛,至今仍是畅销的旅游纪念品。

要通过传播“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服饰文化来诠释“包容开放”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同时,要学习借鉴异质服饰文化,不断丰富中国服饰文化的内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服饰文化向来不乏“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盛唐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当时国人的服饰在款式和色彩上吸收借鉴了异域服饰文化,因而国人服饰雍容典雅、光彩照人,也为一些国家所借鉴和仿效,至今在一些国家的民族服饰上仍能看到盛唐服饰的元素。中山装就是在西装版式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因其庄重、大方的气韵而为国人称道,一度誉为男式“国服”。“旗袍”也是在满族人服饰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其后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普遍接受。“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通过改进服装设计提高了士兵作战时的灵活性和军队的战斗力,而且通过汲取外来服饰文化的合理元素这一服饰革新行为,积极推动国人抛弃旧习、更新观念,从而把服饰文化的作用和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从服饰“大国”向服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弘扬“开放包容”的传统服饰文化,特别是要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的基础上,打造拥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典雅时尚”的服饰流行“品牌”,让国人服饰诠释“包容开放”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

2.通过精神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形象

精神文化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观念、规范和模式等几个方面,贯穿于各个要素的核心就是价值标准,它是精神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灵魂。[13] 以下仅就中国精神文化中有一定优势和影响力的两个方面加以简要论述。

① 让“旅游文化大使”自觉传播中国文化

通过吸引外来旅游者,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是一种世界各国普遍应用的策略。就我国而言,在尊重旅游规律的同时,要把旅游项目的规划设计自觉和国家战略特别是与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结合起来。要用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充分诠释中国“求和”、“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

要重视人际传播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外游客还是本国的“出境游”游客都被赋予了“文化大使”的临时身份。当前,要通过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向国外游客传播中华文化的技巧(以外国人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解读中华文化,实现跨文化沟通),让更多的国外游客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进而成为在其母国自觉传播中华文化的“外国文化大使”。国内“出境游”游客更有责任和义务当好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化大使”。据初步统计,2006年,中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3200多万人次。据欧洲酒店业发起的一项全球游客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游客形象最佳,而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的游客形象却位居倒数第三。[14] 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国内“出境游”游客在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了《中国公民出境游文明行为指南》,对“出境游”游客谨言慎行、加强个人修养、维护国家形象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别强调“习俗禁忌,切勿冒犯”、“女士优先,礼貌谦让”,体现了对外国公民和文化的尊重。[15]

② 传播“以人为本”的体育文化

体育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无声“世界语言”,同样是一种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16] 在中国体育文化中,绵延不绝并至今仍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非武术莫属。然而相当部分的中国功夫片,在演绎中国武术时流于肤浅化、庸俗化,过分突出了搏击功能,因而对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诠释得十分有限和薄弱。武术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中国武术在重视其技击性的同时,更为强调和关注的是武术中所蕴涵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益智养生”、“防身健体”、“扶危济困”和“自强不息”等“以人为本”、“关爱人性”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决不主张“恃强凌弱”、“好勇斗狠”、“自我张扬”、“唯我独尊”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2008年北京奥运会抓住了全球聚焦中国的契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从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关注的主题来看,政治类报道占全部报道的首位(占全部报道总量23%,此前几次奥运会报道主要议题分别为体育、经济、文化等)。[17] 中国借助“人文奥运”平台,整合各种资源,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还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政治形象。

三、加强文化外交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如果说大众文化传播为中国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奠定形象认知的文化基础,那么文化外交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直接地为塑造国家形象服务。

1.文化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重要的“柔性”手段

虽然以文化交流导入外交、以外交促进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在外事工作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对文化在外交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仅停留在较低层面。随着文化全球化澎湃而来,“文化安全”受到普遍关注。另外,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出来。文化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是国家实现外交战略意图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即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18]“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国际形象是由国际文化价值结构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所建构和表达出来的,树立一国的国际形象更应该诉诸国家之间文化观念的相互吸引,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积极认同。” [19]因此,文化传播,特别是有政治和外交意图指向的“文化外交”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

文化外交之所以是塑造国家形象有效的、重要的“柔性”手段,原因在于文化外交兼有文化传播和对外宣传的优势。

廓清“文化传播”、“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三者之间的外延和内涵的不同,有助于理解“文化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所具有的优势。“文化传播”的主体比较宽泛,包括一国国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文化传播”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文化传播对象国几乎察觉不到他国政府政治和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和与政府有密切联系且接受政府战略指导的非政府组织;展开和实施手段相对正规和系统;以文化掩盖战略意图。“对外宣传”的主体为政府组织或直接为政府组织掌控、约束的社会组织;展开和实施手段最为正规和系统;战略意图较为直白。“文化转播”、“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三者实施主体范围依次递减、实施手段种类也依次递减,但战略意图清晰度和直白程度依次递增。“对外宣传”更强调和注重单向传递,而“文化传播” 与“文化外交”则强调和关注双向互动。

厘清“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文化外交的“柔性展开”。“文化外交”特别注重双方协调、互动过程。“‘文化外交’特别注意对方的需要和期望,突出自愿接受和选择的自由。只有当思想交汇时,文化外交才能发挥效果。”[20] 在实施的方式上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外宣传常利用“心理方式”(the psychological)、“劝诱”(persuasion)、“公众(公共)(public relation)关系”;而文化外交突出“合作”(cooperation)、“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互惠”(reciprocal)。

从以上分析来看,就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而言,文化外交的“柔性”在于最大限度地抵消了因意识形态差异和他国公众主观选择偏好而对国家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求在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加对该国的文化认知进而逐渐认同该国,达到了“攻心为上”的“文化外交”目的。以上分析不仅部分地解答了有关过去文化外交不尽如人意的疑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今后我国文化外交工作的“柔性”,提高文化外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以文化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要与国家战略相统一

任何有目的的国家形象塑造,都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设计,都是为国家战略、国家使命服务的。国家形象的主题和核心必然要与国家使命、国家战略相统一,否则,只是国家形象的自然呈现,而绝非我们在本文谈论的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国家形象塑造。

任何一个积极谋求相应国际地位和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无不在利用文化外交这一“柔性”手段来实现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美国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文化外交起步较晚,但美国现在无疑是在“文化外交”上投入最多、辐射最广,同时也是“文化外交”手段运用较为娴熟的国家。

3.中国文化外交要以回击“文化版的中国”为重点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为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积极推进文化外交工作。

在“走出去”方面,以“中国文化年”、“文化节”系列活动以及“汉语推广战略”和“孔子学院”最为引人注目。例如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5)、美国“中国文化节”、德国汉堡“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俄国“中国文化节”。 [21]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所积淀而成的灿烂中华文化,在举办国引起了文化上的震撼和轰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一提起中国,总有两种形象:一是龙,二是熊猫” [22]这种对中国肤浅、片面的认识。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孔子学院是国家主导和推广的两个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项目,也是迄今中国政府“文化外交”实施项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两个项目。中国办学实力较强的高校,特别是有语言优势的高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把自身国际化办学与两个项目的实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积极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据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汉语水平考试(HSK)目前已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了161个考点;截至2007年7月底,孔子学院已经启动建设了170余所(课堂),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个项目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外交的重点,应是有针对性地回击“文化版中国”。中国文化外交战略应与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相互协同配合,突出重点。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纷纷预测强大以后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中国“经济”、“文化”、“能源”、“环境”、“战略文化”等各种版本的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文化外交”的“柔性”、“渗透性”,大力传播中国“求和”、“开放”、“包容”等特质的“防御型战略文化”,让世界公众领略中华民族“平和开放”的博襟,进一步塑造起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形象。

注释:

[1] 入江昭:“文化与外交”,载《外交论坛》2004年第4期。

[2]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3] Joseph S. Nye.Jr.,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 1996.

[4] 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5] 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

[6] 参见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版。

[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8] 田土:“弘扬科学与先进文化的思考”,载《北京观察》2006年4月版。

[9] 张少飞:“中国饮食的文化内涵”,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版。

[10] 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析中西文化”,载《兰州工业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11] 黄明超:“发展广东先进饮食文化的思考”,载《商业经济文荟》2006年3月版。

[12] 同上。

[13] 居黎东:“文化与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05年12月版。

[14]“中国游客形象为何‘倒数第三’?”,travel.省略/20070530/n250308036.shtml

[15] 参见“国内游出境游文明规范出台”,《新民晚报》,2006年10月3日。

[16] 崔凤海:“试论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公共关系问题”,载《体育与科学》2003年第24卷第 6期。

[17] 董小英、李其等:“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载《中国软科学》2005年2期。

[18]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9]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20] 胡文涛:“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第16页。

[21] 李志斐、于海峰:“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载《理论界》2007年第2期。

[22] [美]奈斯比特:“奈斯比特再论中国大趋势”,载《嘹望东方周刊》2007年43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200083)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另外,作为世界霸权国,美国为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大多是要求所有参与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体制、机制或规制)。而从本质上说,这些制度无一例外都是规范即社会性的文化约定,都是“共有观念”,它们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合作观念和中性的竞争观念,而较少消极的敌对观念。美国就是靠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这些“共有观念”来让其他国家认同,由此以同化对方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合作”和“竞争”中达到“规范”和控制对方国家行为的目的。战后美国向西欧国家放送的“大西洋联盟”观念和向日本放送的“日美同盟”观念就实现了这样的战略意图。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衡水市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依据现状主要是通过现已经存在和可以挖掘创新的文化艺术形式以及环境人文资源作为基础载体,增加内容和形式,通过合适的宣传渠道和方式,达到对外辐射和交流的目的。促进衡水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关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龙头产业入手。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必然要抓住特色鲜明的龙头产业。以中尼文化交流为例,在1971―1985年的初创阶段,中国运用的就是“乒乓外交”策略,来带动对外交流,衡水可以抓住基础教育这个品牌,开展短期访学交流,或者定期举办中小学校长会议等项目,可以让每位校长遴选两名本校的学生,一道来访问。学生回去后,可以现身说法,更有助于文化的交流。

二、初创阶段,可以试着从文艺、学术、体育等多角度,打开文化交流的局面。文艺、学术和体育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载体,范围广,辐射面大。衡水市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已经举办了四届,初具品牌规模,下一步应加强特色品牌建设和舆论宣传建设。文艺和学术方面可以广开渠道,以衡水湖的休闲特色承接各种文艺和学术交流活动,或联合衡水学院与文化局主动策划和创立几项艺术交流项目,如:衡水湖湿地画家写生节,湿地摄影界等等。旨在进一步推动衡水市的艺术文化交流与繁荣。

三、进一步拓宽渠道。拓宽交流渠道,丰富交流内容。使文化交流的规模、形式、数量都有新的突破。加强与京津地区文化艺术公司的合作,搭建与京津地区合作的新平台,将交流拓展到卫生、科技文化、经济等多方领域。

四、 人口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建议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是将京津冀户口统一划归北京,这将从教育、经济、房地产等根本方面促进津冀的发展。

五、 媒体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在文化交流的发展阶段,媒体意识一定要加强,要想在特色、品牌上取得突破。首先要加强传媒方面的力度。

六、文化交流是一个系统问题。文化交流落实在行动上可以零打碎敲、各个击破,但在理论指导上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相互统筹的战略纲领,谋求全局效应。可以组建一个专门执行委员会,实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一整套文化交流战略。

七、文化交流是双向行为,无论是送出去的,还是请进来的,都要重视质量。

八、文化活动承办单位,要积极探索市场运作之路,把文化、社会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积极主动地持续地举办各种文化交流项目。借鉴和利用国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发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扩大衡水文化产品服务的国内市场的份额。

九、要持续不断的改善文化市场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投资衡水文化交流产业和项目,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衡水市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能否上水平,上台阶,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导和社会各届的广泛参与与关注。十三五规划中,对于文化建设与交流提出了新的建设方向,也指出了目前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如文艺出精品、出人才的机制亟待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填空白、补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文化产业还需要一批新的增长点做有效支撑;对外文化传播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对高新科技应用不充分;一些文化单位活力不足、运行效率不高,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等。

衡水的文化建设和交流要抓住十三五的大好发展时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效益,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创新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式、着力推动衡水传统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李海文.中国与尼日利亚文化交流六十年的成效与问题[J].非州研究,2011.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7-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1]。美国国务院编撰的《国际关系词典》这样定义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另外美国学者汉斯・N・塔克(Hans N.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外交张略的总体需要。

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关于公共外交,国内研究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2]。同时他还进一步阐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议。”从上述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简单来讲,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针对他国民众而进行的,为了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活动。

二、中华文化走出战略的必要性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党对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视,更显示出我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本质上是我党的一种文化自信。

其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国内学术界只是一部分学术论文或者政府文化领域的官员稍有论及。而且在这些学术论文或政府官员的论述中,都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但却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之处。譬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3]。也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上定义了走出去战略,如“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是指,本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突破本土的界限满足他国文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它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输出模式,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文化合作、本土化经营三种模式”[4]。而骆玉安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5]。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对什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一国政府或团体,为了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传播而实施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

首先,从文化自身特性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凸现出来。重视文化的软实力特性,是一个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

其次,从国际大环境的外因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地依靠“硬实力”进行竞争,那么软实力就悄然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譬如,生活方式、语言、电影、歌剧等等,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从中国需要与世界加强沟通的内因来讲。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优良的中华文化必须让更多的他国普通民众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运用

在国外,很多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广泛实施了公共外交战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机构来承担公共外交任务。这样的国家很多,譬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英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执行机构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BBC国际广播执行部门的代表等组成的公共外交战略会议,“其中英国文化协会是为促进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承担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任务”[6]。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文化交流事业,以促进世界对英国的认识,增进英国和各国的相互理解,强化英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人员交流和活动开展文化事业。

其次,开展由政府主导的或者支持的文化“走出去”的交流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配合一定的外交目标和政策而制定,通过设立某些文化交流项目为政府的外交目的服务。美国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其主要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主要有美国的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事务局负责。此外,欧美等国在开展文化走出去战略时,更多地调动了广大的民间力量,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开展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潜移默化地输出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民主模式等等。

最后,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化组织中可以体现出来。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有利于各国推广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助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衷也是一致的。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20世纪80年代,来自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阿曼都布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多次拒绝美国对该组织的掌控。于是美国于1984年12月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在2002年9月美国又宣布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美国之所以要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意识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四、小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要开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公共外交战略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是经过许多国家的实践论证过的。虽然目前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所采取的公共外交战略初显成效,但是与欧美等国在该领域所取得成就相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战略性的准备,在开展公共外交和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会处于被动的局面”[8]。

参考文献:

[1]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82).

[2]赵启正.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J].对外大传播,2007,(4).

[3]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与模式探讨[J].东岳论坛,2010,(10).

[4]茹静.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6][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38.

[7]任毓骏.美国为何要重返教科文组织[N].人民日报,2002-

10-05.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5W模式 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 文化战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显著的地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竞争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文化发展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理论基础,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分析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现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建议和策略。

一、理论基础——拉斯韦尔“5w模式”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是传播学的先驱之一,1948年他在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5w模式”或“拉斯韦尔程式”的过程模式。②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5W分别是英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它清晰地阐述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和五个基本构成要素,揭示了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点,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成效与不足

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建国至今,政府和党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也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和不足。

1、成效

从传播者层面看,中国传媒国际影响力增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际传媒的实力增强,他们可以通过卫星、互联网向世界传播自己的声音;开办各类专门传播中华文化的节目,如《中华医药》、《华夏文明》等;报纸、电视、网络多媒体的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平台,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从传播内容来看,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内容日趋多样,加深了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播内容不仅仅是汉语言的传播,同时还包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统手工艺、饮食文化、影视作品、书法绘画作品等的传播。此外,中国还通过举办文物展和主题公园等,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传播渠道来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渠道不断拓宽,形式更加多样。例如我国成功举办了“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在世界各地创办了孔子学院、文化中心,开展文化贸易,促进骨干企业和文化品牌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在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一些国际平台和合作渠道,如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同时还利用国际书展、国际电影电视节、国际文化艺术节等国际化商业推广平台,实现海外销售与发行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和中国文化理念在世界的传播。

从受众和效果角度看,我国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如通过各种书画展、文艺演出、电影节、饮食展等活动分别满足了受众对中国各种不同文化的需求,世界对中华文化认同得以加强,汉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各地掀起“汉语热”。例如,2009年1月上旬,韩国20位历届总理将他们联名签署的建议书送进青瓦台总统府,以敦促总统李明博尽早在小学实施汉字教育。③

2、不足

首先,传播组织偏于官方,中国传媒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力弱,传播人才缺失,个体素质有待提高。目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发声的主要是一些官方媒体,这会使一些外国人产生排斥心理,使国际上对我国媒体的信任度和认同度不高。再如孔子学院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战略,但在其中担任老师的并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传播技巧的人,很多都是还未毕业而派过去的实习生,造成传播个体的素质良莠不齐。

其次,文化资源开发不够、内容创新不足。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主要集中在京剧、武术、舞狮、皮影、茉莉花、民间剪纸等,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智慧并没有充分发掘出来。长此以往,难免使外国人产生一定的刻板印象。有一个外国人在其博客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歌曲非《茉莉花》莫属,中国的颜色非大红莫属,中国的建筑非长城莫属,中国的艺术非京剧莫属。”④

第三,传播渠道单一、传播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目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主要依靠政府渠道的推行,没有整合利用民间的公共外交资源,社会组织和个体参与意识弱。赵启正先生在谈及目前我国文化对外输出远少于输入的现象时也曾指出:“不说我们的文化没有资源,这里很重要的是我们对外的表达和传播的能力弱。”⑤

第四,缺少受众调查,忽视受众反馈,传播效果不够理想。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受众的文化差异,缺乏国际视野,没有根据传播地区的社会特点,进行受众分析和调查,忽略了不同国度对中华文化的不同兴趣和真正需求,使我们走出去的文化内容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不强,缺少吸引力和亲和力,甚至会造成文化误读,产生偏见和误解。

三、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分析与建议

中华文化要成为被广泛接纳的世界主流文化,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下文将根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结合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借鉴国外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1、传播者: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传播者的素质

新闻媒体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主要的通道,我们必须转变对外传播观念,建立对外媒体传播体系,改革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重塑媒介形象,同时加强与国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奠定基础。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在谈到新媒体与中华文化传播时曾指出:“从报纸到新媒体,他们都是互相兼容、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的,不可能哪一个消失。只是我们作为一个用户,他可以从更多的渠道来获得信息。”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有所长,所以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在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应充分开掘新媒体的作用。同时,人才在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是民族文化资源的创意者、生产者和整合者,加强人才的培养,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走出去。

2、传播内容:重视创新,开掘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个性特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宣传应避免“程式化”,要细挖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注重内容的创新发展。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很多。⑦对外文化的传播包括物质文化传播和非物质文化传播,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个性鲜明之处,而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它的传播。我们要立足于本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

3、传播渠道:官方、民间多渠道结合,形成合力

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多元渠道,应该把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经济传播渠道、教育交流渠道等)、人际传播渠道(学术交流渠道、智库传播渠道、华人华侨传播、旅游传播)相结合,通过发挥不同渠道的优势,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持续力。

从国外对外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来看,西方文化能迅速的成为世界强势文化,与国家政府这个强大的后盾支持是分不开的。比如“韩流”“哈韩族”的出现离不开韩国政府所实施的文化立国方针。所以我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政策支持,还要从理念、制度和行为层面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合力。政府不仅要运用多样方式如举办文化周,主题文化活动,通过高校、作协、文联等之间的交流和对外宣传继续加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通过文化旅游、文化论坛、文化教育交流等渠道让外国人亲身感受和体验中国的文化,通过文化创意活动,推动中华文化中的民俗、艺术、文学、戏剧传播,增强文化的发展空间和活力;还要鼓励人民在海外从事商业、教育和其它活动的方式,借助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在无形中传递中华文化,扩大其在世界民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受众及传播效果:细分受众市场,建立反馈机制,注重传播效果

文化对外传播是一种差异化传播,我们应该注重与受众沟通,构建有效传播渠道,建立反馈机制。地域或国家不同会存在语言习惯、接受方式等的差异,我们要细分市场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如对非洲国家,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而对欧美,可以淡化政治色彩,着力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先求文化认同,再求政治理解。⑧这样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进行传播,使中华文化更容易被接受,也不至于产生文化误读。只有科学有效的进行传播,才能使传播效果最大化。

结语

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将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可以促使不同国家的价值利益趋向一致,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安全保障。⑨所以,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尊重传播规律,发挥传播者在传播中的作用,选择最适宜的传播内容,选择最合适的传播方式,同时考虑受众的需求及反馈,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1(9)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0

③《韩国历届总理联名建议实施汉字教育》[EB/OL].新华网,2009-1-12

④《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中国软实力不足美国1/10》[EB/OL].人民论坛网, 2011-2-21

⑤《赵启正谈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EB/OL].人民网,2006-11-27

⑥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谈新媒体与中华文化传播》[EB/OL]. 2010-08-26

⑦周瑾,《中国元素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J].《对外传播》,2008(8)

⑧蔡哲远,《相信中国,寻找下一个比尔·盖茨》[J].《经济导刊》,2008(2)

⑨刘洪顺,《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刊》,2008(1)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日;文化外交;跨文化传播

一、文化外交简述

(一)文化外交概念界定

文化外交的概念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文化外交中,文化有时被理解为外交的载体,有时文化传播本身又作为外交的目的。

本文比较认同对文化外交的如下定义,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一国政府及其主导下非政府组织,以促进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目的。

(二)文化外交机理

1、文化外交的理念

文化外交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原则,以双向沟通为基础,反对单方面、强制性的信息输出,注重在交流与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同时,文化外交讲求一种“信誉政治”,一国需要依靠诚实、诚信来增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信服力,以说服力促进认同力和对外影响力。

2、文化外交的路径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通常是依靠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国际媒介,通过向国际公众社会展开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从而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不仅传播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和艺术,更致力于出口经过精心编码、能够准确反映本国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

二、当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在当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下,“政冷经凉”和国民感情淡化的趋势成为人们新的担忧。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深度互信的缺乏是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而要化解这僵局,推动两国民间的深入交往势在必行,这就凸显出了中日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同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建设可以说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也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外交,主要借助媒体传播、教育交流、大众文化交流项目、汉语推广等形式展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国家)年项目、奥运会、国家形象片等都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有益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媒体传播、教育交流、汉语推广和设立孔子学院是主要形式。

(一)对日传播媒体

当前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主要包括,以CCTV大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为代表的电视广播媒体,以人民网日语版、中国网日语版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人民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为代表的印刷期刊。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

(二)中日教育交流

截止2010年底,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86173人,居各国及地区之首;同期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为16733人,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交流以及专家学者、智库交往是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一个数量较大的中日文化交往人群充当着文化外交的使者,而专家学者作为更了解中日彼此情况的群体,往往比普通民众对彼此持以更高的好感,是深化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

(三)对日汉语推广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止2007年,汉语在日本已经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各类中国语专修学校蓬勃发展;汉语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跃,成果丰硕影响大;汉语水平测试种类多,考试制度完善。

(四)孔子学院

中国在世界各地赞助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主要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组织文化演出活动,传授中医课程以及开展其他文化活动项目。截止2011年,日本国内共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是在亚洲仅次于泰国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与超过80所孔子学院的美国以及英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对日文化外交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把文化外交视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解构为传播主体、客体,信息、信宿、信道以及信息的编码、解码几个部分来考察。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国对外文化外交来说,在上述几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具体到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时,下面几个制约因素格外凸显,是阻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发展的瓶颈。

(一)中日文化差异

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抱持以求得有限共识为目标的务实态度,是一种基本素质。这里把中日文化冲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中日文化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同源相近的,这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相比中国同欧美文化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日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对中日文化差异性评估的错位是影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通常认为,中日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将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共同部分视作增进双方好感的源泉。然而,尽管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典型的原生型大陆农耕文明同日本的外源型岛国稻作文明实际上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同时,中日之间长期的“文化阻隔”,也使双方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机制。一项名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文化对日传播调查研究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集中表层中国文化,如饮食、中文以及长城、熊猫等符号,而对制度性和价值观方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特殊的发展历程使双方的民众都培养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双方的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再遇到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拨,使得中日间的文化张力一直存在,且呈现趋紧之势。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在传播对象设定、信息选取和编码环节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失效,从而影响解码环节,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二)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

2011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而这一数据在中日关系围绕领土纷争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局势下,已经跌到了创历史新低的不足2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中国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十分恶劣。糟糕的受众环境无疑受到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但同时日本媒体长久以来带有偏向性的涉华报道,则是人为色彩很强的影响中国在日形象基础的原因。

1、日本媒体渲染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 教科书编撰会” 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其次为身边的中国人以及到中国留学、旅游,最后为学校课程和中国媒体。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歪曲信息为多,导致中国的形象没能得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化了的形象。尽管有学者在对比了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和对日本国内新闻的报道后认为,日本媒体有进行负面报道的习惯,对其国内新闻的报道亦是如此。但是日本大众媒体作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其报道的偏向性会对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主导,导致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在日民众中的形成。

2、中日现实冲突中加剧恶化的对华态度

2010年9月的中日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轮反华游行示威,仅从2010年10月2日到2010年11月20日就有12起反华抗议,参与规模共计达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人次。此次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反华示威游行是一个新现象,与以往日本右翼势力引导的反华情绪不同,此番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伴随着日本国内严重“厌中”情绪的是,日本朝野政党为了迎合这种不健康的民意,争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无论是还是自民党,日本政客们正在努力将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变在转嫁矛盾中让本当和自身得利。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反过来引导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右转。

恶劣的对日文化传播受众环境,使得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也显示出了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迫切必要,同时对对日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要求。

(三)中国作为对日文化外交主体的内在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必须遵循双向沟通的原则,在主体与客体交流、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讨论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对整体的中国文化外交来说,文化外交体系、机制不成熟,文化大战略和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民众作为文化外交最重要使者的媒介作用未得到充分开发等都是制约我国对外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文化外交的语境中,中国国内的反日因素和中国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是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具体制约因素。

1、国内反日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两次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刺痛着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巩固了民众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今天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日在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近两年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了对日企、日本车打砸烧的非理性境地。而国内民间仇日、反日情绪在互联网中体现更为明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涉日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活动平台。在电视传媒方面,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于国内某影视基地开拍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就多达上百部,文化产业消费的风向标也反映出了国内媒体环境中的反日大潮。

这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中日双方民众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国内却弥漫着浓重的反日情绪,一些不理性的反日行为甚至直接损害到了日本企业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一来,我们苦心经营的对日文化沟通便丧失了信服力。虽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被骄纵的对日民族主义无疑也越来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2、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日本民众对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的接触和使用率都很低,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够准确客观,政治宣传的意味大过信息传递。

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是中国媒体的通病。赵启正先生认为,提升话语力,应对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需要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促进多元主体表达,放大民间声音;提高修辞能力,积极追求正面效果。这些技巧正是定位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媒体所缺乏的。除了要学会展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传递中国的民间声音,使用可被接受的修辞外,中国媒体还需逐渐改变官方色彩浓重的形象,祛除宣传意味;改变传者本位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对象国的传媒市场,提高针对性,做好本土化,从而真正被对象国民众所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月刊中国NEWS》的内容精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由日中通信社翻译为日文,编辑成册。该刊实行市场化运作,受众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事务并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知识型读者,内容多为民众关心的深度报道,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的主流杂志发行渠道。

四、结语

从现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外交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宏观的问题,对于还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外交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待完成的体系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问题很难具体展开来说,因此本文仅选取了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的几个具体可见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启发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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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婧.日本汉语学习的现状与展望[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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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93页.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为了进行汉语文化的宣传,国家已经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二零零二年来,“汉语桥”赛事已成功举办七届,成为各国大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创办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自2004年底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的首尔挂牌以来,中国已在50多个国家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可谓“遍地开花”。孔子学院不仅是一个语言教育的合作机构,更应该是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协调者。现在国外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很多人渴望学习汉语,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来中国留学,大部分人只能在当地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讲授语言的同时,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汉语文化,典籍翻译的优秀作品可以更广泛接受和阅读。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也许最初的个别的努力,如同一个个思想的涓涓细细,但最终,这些智慧汇聚到一起时,就会如浩浩荡荡的江河,奔流入海。

本刊改版四年来,力求做“河边的垂柳,永远朝有水的方向伸展自己的根!”这水就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读者的需求。于是,不断追踪、挖掘对 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将理论的润泽与实践的热度淬出智慧的火花,为此我们一直走在路上……曾连续深入报道“跨文化传播论坛”,使其余音绵绵不绝;曾 连续两年直击“对外选题策划会”,使中国对外出版人能够了解外国人的思维在哪里拐了个弯儿;曾受邀赴广东到四川,转重庆,深入解析外宣领域一个个鲜活的 个案……今天,当《对外大传播》愈来愈受到业界人士喜爱,并逐渐向“理论的润泽、个案的鲜活、全球的视野”之路深化时,我们已深感实践与理论聚合的力量。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

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需要一代人的实践,更需要理论的升华与指导。刚刚闭幕的中国外文局“首届论文年会”是一种对理论宝贵的探寻,近百万字的优秀论文既有 对实践的宝贵总结,又有很多会成为实践的向导。

平安夜的钟声又要敲响了,“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希望平安夜的钟声回荡在我们心里。”圣诞是外国人的春节,春节又是外国人的圣诞,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分享快乐。

元旦、新年,在一年一度快乐交汇的时刻,生命之轮又转动了一回,我们将走进更富有希望的新生活。

尼采说,人类的伟大,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我们说,在桥与桥的彼岸是唤渡者的心声!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9篇

(日) 井上清 著 贾俊琪,于伟 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该书是目前最权威、最详实的有关及其附属岛屿归属的学术论著,是各国政府及学者研究问题不可或缺的材料。作者从的历史入手,科学严谨地讲述为中国领土,有力驳斥了日本方面“属于日本”、“为无人占领岛屿”等论点,论述了日本企图强占的目的,揭露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方一步步强占、琉球群岛的经过,驳斥了日本方面“属于日本”、“为无人占领岛屿”等论点,并结合近几年问题的新动向,指出了在新时期明确“属于中国”这一事实的必要性。

该书作者井上清是日本学界泰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其观点多次被我外交部发言人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直接或间接引用。

《图说百年中国》

王煦 著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1911-2012年的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从衰弱到复兴,从传统到现代。其变动之激烈,牵涉之广泛,进行之持久,影响之深远,堪称中国历史前所罕见,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以数百幅真实的历史照片,配以简明通俗的文字解说,从百姓生活的角度,鲜活生动地展示出百年中国沧桑巨变的激荡历程,讲述了平凡普通的社会大众,在变革社会中的生活情态、处境和奋斗史。本书不但是一帧雅俗共赏的风情图卷,而且对我们了解过去,体认当下,展望未来,皆有助益。

作者王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曾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参与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科研项目研究,出版过《后代的人生沉浮》(笔名虞晰)等著作。

《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国际传播》

姜加林 于运全 主编

外文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本书是“第二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主要成果之一,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由序言、大会演讲、入选论文3部分组成,从268篇研讨会论文中选编了97篇,包括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出的13篇优秀论文,共64万字。研究内容涉及党和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军队形象塑造与传播、媒体建设与话语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媒介融合与传播变革、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与效果评估等7个方面,与第一届论文选相比,本届论文的视野有所拓展,涉及国际政治、新闻学、传播学、党史、党建等多个学科。对传播实践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或案例分析,展现了当前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点。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岩性;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策略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求同存异、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4结语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将法国神甫白瑞蒙的《诗醇》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做过一番比照互释后,发出这样的浩叹:“盖弘纲细节,不约而同,亦中西文学之奇缘佳遇也哉!”“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而“心同理同,正缘于物同理同”,这是钱钟书先生对比研究中西文化后得出的学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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