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6 22: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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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连接世界的重要纽带
世界了解中国的独特“窗口”——《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改革创新中求发展
第一时间发出中国的声音——新华社对外报道探索与实践
“艰苦而深刻的转变”——与外宣专家沈苏儒一席谈
蓄势待来年——中国出版代表团在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中国优秀文艺作品走向国际的成功之道
对外报道金融危机的原则与应注意的问题
坦诚赢得认同——职业新闻人看中国新闻界变化
2008《中国出版蓝皮书》：出版业进入战略转型期
从“三鹿事件”看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策略
改革开放30年对外传播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全国图书出版单位书号实名申领12月推开
西方对中国有许多疑虑和误解
英国新闻媒体关注中国什么?
“会通”中西价值观——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徐坚
要闻月报
海外华文传媒在危机中发展的契机与生机
“凤凰”的活法
在创新中扩大对外华语广播影响力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迂回线路
海外华文媒体在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作用
华文媒体的“在地化”传播
中国22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集成资源 汇溪成河——从央视新闻改革谈华文媒体的新闻资源整合
外宣图书出版与市场化发展——访新世界出版社社长杨雨前
“有趣、有用、有益”——国庆对外报道有感
电视国际传播的心态与语态
中国现代艺术展和皮影展在捷克开幕
中美新闻文化的差异及应用意义——《人民日报》台风“桑美”报道和《纽约时报》飓风“卡特里娜”报道比较分析
科研教育机构的对外宣传
用“情”去贴近国外读者
【读世界】之五 龙安志与《中国的世纪》
一部西方读者容易读懂的中国书法著作——评《中国书法艺术》
新媒体环境下的民间对外传播
第七届亚洲传媒论坛、第二届亚洲城市论坛在长春市成功举办
要闻月报
对外宣传西部的十点感想
西部欠发达地区对外传播战略研究
以尊重人权的视角报道西部大开发
对外民族报道之我见
完善手段 健全机制——西部地区对外宣传工作浅见
大开发热土上的开放与传播
外宣助推广西崛起
震后海地见闻
2010年1月国际涉华报道热点概述
环境气候问题:下一个外宣主战场
影响和制约地方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要因素及对策建议
加强杭州市外宣媒体阵地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管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达沃斯论坛舆论场回顾
企鹅与麦肯森
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争论传统和夸张(摘录)
重大活动外宣效果评估初探
海外华文传媒对中国媒介建设的促进
英国媒体报道中关于阿克毛事件的逻辑谬误
自2009年3G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应用迅速普及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技术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龙小农认为，中国要想建构与自身实力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应在此次传播技术范式转移中争做主导者，而非后期跟进者。① 当前，“美国方面在努力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宣传平台”。② 包雪琳、刘昶认为，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微博外交”折射出外国政府在外交领域极强的适应和创新能力，我国的涉外机构要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微博外交”路径。③ 相德宝研究发现，在自媒体时代，涉华舆论引导需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广大自媒体用户的力量，积极开展自媒体公共外交，传播中国，提升中国国家形象。④ 由此可见，当前处于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的中国对外传播对于新媒体的运用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
二、国家导向：统筹两个大局，创新传播机制
在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可以发现存在着有所区别的不同的话语表述。这些不同主体发出的话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不断展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对外传播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要求和期待，期望中国具有和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年，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了建设“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人才强国”、“美丽中国”等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对未来中国形象构建和对外传播实践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⑤ 李长春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新网络对外传播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不断提升新兴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⑥ 王晨提出，要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和平发展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努力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⑦
三、核心主题：透视他塑自塑困境，确立立体研究架构
2012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形成这一年的研究主题。
在国家形象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所遇到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行建议。孟建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形象建构面临着两大现实困境:一是中国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二是在中国形象“自塑”的过程中，则存在着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错位的诸多问题。⑧ 郭可认为，我国需要一个相对真实的媒体国家形象，这样会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⑨ 刘琛以主席在解释中国的国际立场时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合作”等三个主题为框架，对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分析，认为美国不会冒险轻言放弃与中国的合作。⑩ 周勇等研究发现，美国电影中的中国人物为中性偏正面的形象框架，但是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刻板印象。11 郑天亮认为，国内媒体应推出能够展现当今杰出华人形象的节目，从而助力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华人形象的整体塑造。12张结海等研究发现在西方受众眼中，中国男性身体形象偏负面，中国女性身体形象偏
正面。13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对外传播研究的热点领域。赵启正认为，为了使舆论中的中国和实际中的中国能够一致，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加强。14叶皓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就是国际传播。15 贾付强认为，我国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不足，缺乏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公共外交。16周厚虎认为，软实力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17 许静认为，在超越传统的对外宣传思想方面，国家品牌化策略传播不失为一种选择。18 赵新利认为，中国一方面成为全球留学的重要生源地国，同时成为全球留学的重要目的地国，科学、合理、战略性地开展留学生公共外交，推动留学生对外传播工作十分迫切。19
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研究者已将军队形象提高到国家形象的高度来予以重视和研究。孟建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话语权建设，使中国成为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建构和传播的“真正对话者”和“国际发言人”，迅速提升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自塑”能力。20许森认为，在“无国界”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军队对外形象传播行动已经很难区分军内军外、国内国外，对内传播可能产生对外的舆论效果，对外传播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社会稳定，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现象越来越明显。21曾率认为，军队应整合新旧媒体资源，面向移动网络优化现有传播力量，同时探索军地媒体结合新模式，利用移动网络媒体构筑对外传播新平台。22
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南海、等问题成为这年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建军认为，全方位提升新疆现代文化传播力，是新疆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23石锋以《纽约时报》近年来的新疆报道为研究对象，揭示出西方主流媒体在“客观”“公正”的幌子下，隐藏价值偏见、双重标准的真实面目。24刘晓程、王赞认为，边疆对外传播应该选择“地方（边疆）—中央（国家）—境外华文区—海外英文区”的传播路径。25周德仓认为，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百万农奴站起来》对于对外传播的启示在于准确的历史感是对外传播的关键。26阎学通认为，中国调整执行了30年的“不结盟”原则和20年的“韬光养晦”原则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南海利益和在全球的国家利益。27张军芳从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入手，认为这一政治事件话语的展现过程中，凸显的是隐含在各国媒体新闻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28
在文化对外传播方面，软实力、孔子学院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世杰研究发现中国在美国的整体形象好于在德、日、俄、印，其中文化的贡献率最大，中国应加强中华核心共享价值观传播力度，建立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状况的数据库。29王异虹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整体认知和接受情况较为正面。 30梁云祥、王秀丽研究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 31胡泳则认为，应该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构建互联网国际话语权。30吴瑛调查发现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不同层次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异。33
四、媒介形态：建构多元传播主体，准确传递中国影像
中国对外传播需要依托不同的传播载体和传播形态进行。王晨认为，近年来，中国主要外宣媒体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对外传播能力不断加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的平台不断得到巩固。34韩松认为，2012年外宣媒体应该有更多作为、提供更多的中国新闻、提供更多的中性、客观而有新闻价值的动态报道、更加关注人才建设。35郝亚琳认为，新华社近些年在对外报道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注意以国际通行的语言和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36文建认为，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网络建设应注意核心站点与组织紧密配合、互为补充，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为全面的全球新闻网络覆盖。37张德修认为，在新形势下，人民日报海外版必须牢牢把握“解读复杂中国，抒发中华情怀”的时代主题。38柳斌杰认为，负有对外传播责任的出版社应“通过构建包括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海外主要华文书店、重要国际网络书店在内的中国出版物国际立体营销网络”。39饶谨、裴培认为，在广义的对外传播活动中，民间媒体与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使中国声音更加多元。40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或者说独立运行的自媒体，都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视野中重要的构成元素。
五、理论维度：贯通历史现实，重视实践前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基础制度、总体战略和国家定位等重大问题。姜加林认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对于研究国际传播，进而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十分必要。41 隋岩认为，全球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国际传播再一次获得了信息传播的时空优势，实现了信息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的即时自由传播。42 刘燕南、谷征认为，当前我国国际受众研究在理论体系、知识创新、方法应用和实际操作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43 高红玲、金鸿浩通过以“对外传播”为主题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显著，部级基金对于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的支持明显提高。44
「注释
①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第47页。
②王迪逊：《哈默眼中的公共外交和中美关系》，《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第59页。
③包雪琳、刘昶：《试论公共外交的针对性和人文指向》，《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第145页。
④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华舆情现状、传播特征及引导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第73-83页。
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1月8日。
⑥汪晓东、李章军：《积极运用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当好传统主流媒体进军新兴媒体排头兵》，《人民日报》2012 年9月15日，第001版。
⑦王晨：《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对外传播》2012年第1期，第5页。
⑧董军：《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自塑”能力》，《社会科学报》2012 年2月23日，第006版。
⑨郭可：《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2月23日，第006 版。
⑩刘琛：《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对外传播》2012年第6期，第9-10页。
11周勇、张雅佼、吴迪、吴储歧：《电影框架与大国形象建构》，《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第43页。
12郑天亮：《华人形象塑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新闻战线》2012年第10期，第92页。
13张结海、曲玉萍、吴瑛、康岚：《西方视野下的中国人形象测量研究》，《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21页。
14赵启正：《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殊途同归》，《国际公关》2012年第4期，第30-31页。
15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第11页。
16贾付强：《公共外交研究: 理论、实践及不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2期，第151页。
17周厚虎：《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国际展望》2012年第1期，第34页。
18许静：《论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品牌化策略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6页。
19赵新利：《留学生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48-49页。
20孟建：《倾力建构中国军队国际形象传播体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9页。
21许森：《军队对外形象传播探究》，《新闻战线》2012年第4期，第81页。
22曾率：《构筑新媒体时代军队外宣大平台》，《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57页。
23李建军：《提升新疆文化对外传播力的路径选择》，《当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76页。
24石锋：《被价值偏见扭曲的“新疆印象”》，《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第111页。
25刘晓程、王赞：《让边疆不再遥远》，《对外传播》2012年第7期，第29-30页。
26周德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9页。
27阎学通：《从南海问题说到中国外交调整》，《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33页。
28张军芳：《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新闻界》2012年第16期，第17页。
29关世杰：《中国文化软实力：在美国的现状与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72页。
30王异虹、龙新蔚、江晓川：《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德国的认知及接受度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0页。
31粱云祥、王秀丽：《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8页。
32胡泳：《互联网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三个维度》，《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第35页。
33吴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44页。
34王晨：《向世界客观说明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9月29日，第008版。
35韩松：《做好2012年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1期，第16-17页。
36郝亚琳：《讲好“中国故事”》，《传媒》2012年第3期，第71页。
37文建：《西方媒体海外传播网络建设的新趋势》，《中国记者》2012年第4期，第103页。
38张德修：《合作互利 放大中国声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9月29日，第008版。
39柳斌杰：《把中国的精品力作推向全世界》，《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10月8日，第001版。
40饶谨、裴培：《民间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20页。
41陈杉杉：《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第A01版。
42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第31页。
43刘燕南、谷征：《我国国际传播受众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探讨》，《现代传播》2012年第9期，第28页。
时下英语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由民族语言地区通用语最终成长为全球通用程度最高的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英语。但同时英语的全球化发展具有双面性，作为一门通用语它无疑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了先进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但是其传播是在不平等的背景下实现的，全球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又因此受到威胁。这就使人们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通过英语加强与世界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本文化的特点与独立。本文从英语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现状进行了一番阐述，同时对英语文化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其给我们带来便利和利益的同时还应该对这期间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诸如使其他语言受到威胁，冲击了世界语言的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采取因势利导的措施。
传播；英语文化；语言濒危；利与弊
Abstract
Nowadays,Englishisbecomingahighlydevelopinggloballanguageasitisspreadingrapidlythroughtheworldandiswidelyusedbypeople.ThespreadofEnglishhastwosides.Ontheonehand,itpromotesthecommunicationbetweendifferentcultures;ontheotherhand,thespreadofEnglishcultureisnotunderequalconditionandthevarietyofcultureandthegloballanguagesareunderthreat.Thus,thespreadofEnglishplacespeopleinadilemma:notonlytocommunicatewiththeworldinEnglish,butalsotoretaintheirnationalidentityandthecharactersofnationalculture.Thispaperanalyzes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forthespreadoftheEnglishculture.Fromtheanalysis,itisnecessarytomentionthatweshoulddevelopitsadvantagesandovercomeitsdisadvantages.
Keywords:spread;English;culture;endangeredlanguag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
一、引言
伴随着计算机走进平常百姓家，英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国际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和世界移民的不断增多，现在地球村的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门国际通用语言来满足全球化语境下快速，准确，直接交流的客观要求。作为人类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语言，英语正以史无前例的力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在一方面，英语文化的传播便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对全球的语言多样化，他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构成了威胁。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成为英语全球化传播中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英语的优势地位的原由
闻名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托教授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归结为“地缘--历史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指出，“一种语言获得国际性语言地位，主要取决于母语民族的政治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该地位的保持则主要靠其经济实力。”1p61而历史也给我们表明了：“语言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它的传播和影响有赖于该语言民族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的强大优势。”2形成于5世纪中叶的英语距今不过1500余年的历史，至我国明朝嘉靖年间，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500万至700万。随着英国在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中建起全球最大的“日不落帝国”，竭力推行语言同化政策，英语的全球通用程度空前提高。18世纪起美国等其他英语国家的诞生及崛起无疑给英语的全球性传播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假如说英语在二十世纪前的推广和普及主要得益于大英帝国的贸易，民族同化，移民和殖民政策的话，那么20世纪至今英语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主要归功于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威力，而表现在科技，电影，电视等上的强势文化无疑又是英语在全球语言中独领并持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英语以史无前例的渗透力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取得世界语言格局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在前华沙条约组织各国，俄语的强势地位不容置疑，但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正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北约东扩而锐减。在人口最多的中国，英语乘中苏关系恶化逐渐取代第一外国语俄语而成为首选外国语。”3P61其他诸如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在与英语的竞争过程中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三、英语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
（一）、英语传播对现代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把英语国家的文化带给了世界人民。“人们在接受英语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的接受了英语文化的积极方面，从而融合自己的思想，促进本民族，本国的进步。”4P11人类正在实现由“本土文化”向“文化全球化”的飞跃。这一飞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各国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人们受到传统通讯方式的限制，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征，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而英语文化在全球化的传播正是适应了传统文化的这种需求，它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使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向外扩散，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和碰撞。这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民族相互交流和学习。
同时英语全球通用程度的加强也符合日趋频繁的国际交往对世界共同语的客观需求，不仅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减少了由于语言各异而导致的种种误解。“以欧盟为例，我们肯定其语言政策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原则，但同时因其语言纷呈而不得不将超过三分之一的开支用于语言翻译，这确实让人感到很惊奇。”5P2
而以中国为例，英语在我国大范围的普及，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带来了英美国家的先进思想理念和技术，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在过去20年中正是通过英语这座文化桥梁，我国改革开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我国还重视英语文化学习，把英语文化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促使过去20年中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由此促进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即英语培训经济，
京闻名的新东方外语培训学校2004年暑期吸引了十万人进京学外语。”6P1同时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他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经过20多年来对英语文化的有效吸收，使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世界水平。有了这样的大环境，才为我国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英语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意义非凡的。
现代社会中，国家对全球时市场的依靠，人们渴望着成功与机会，已令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将英语视为获取财富的资源和手段。“已故的班达拉奈克总理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摆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自由之后，曾成功的推行了语言的本土化。结果只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懂得英语。然而时过境迁，当英联邦秘书长于1975年访斯里兰卡时，时任总理的班达拉奈夫人，为使国家加速现代化，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竟然要求英国多派些英语教师来任教。”7P2这不能不体现出英语文化传播对于世界的积极影响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英语文化传播对近代的影响
对于非英语国家非凡是发展中国家说，英语文化在对外的传播过程的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还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语国家把英语文化中的先进思想，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传播到非英语国家之中，以近代的日本为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通过明治天皇变法，引进西方英语国家的政治模式，学习英语，兴办现代学校，发展科技和经济，使日本在短短的时间里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印度的非暴力主义者”“圣雄甘地”曾于1908年针对英国的殖民文化痛陈其弊：让千千万万的群众熟悉英语就等于驱使他们做奴隶。“然而，一个世纪过去后，获得独立的印度，对外来语言的看法和需求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印度已经一跃而成为世界的软件大国，在世界信息化过程中占有独特地位。而这正是得益于英语的普及，是英语文化传播带来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人才。”8P2
对于这些非英语国家，英语文化的传播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作为一门优势语言在对外输出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对外输出英语中，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的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
四、英语传播过程的负面影响
（一）、对语言多样化及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一种事物不可能总是积极的或总是消极的，而是兼顾两面性，英语的全球化传播也是如此。”9P114在语言与文化的频繁接触与碰撞中，弱势语言轻则其使用范围或影响萎缩，重则消失灭亡，强势语言则逐渐成长为国际或地区通用语，如英语。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文化信息的载体和社会的粘合剂，语言是民族认同和归属的重要标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特征。同时，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逼迫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不断的边缘化,直至消亡.世界上的语言正以二倍于濒危哺乳类动物,四倍于濒危鸟类的速度灭绝.目前世界上的约六千多种语言，到2050年将会有一半会灭亡或濒于灭亡，到2100年90%将会消失。地球上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人类精神领域一座大型图书馆付之一炬,因为人类的物质生存依靠的是生物的多样化,人类的精神生存必须依靠语言的多样化.在这场人类语言的浩劫中英语无疑扮演着“语言杀手”的角色。而一种语言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消失，这对全球语言和多元文化构成威胁。因此欧洲各国在逐渐走向统一之后，在开始探讨制定欧洲宪法的可能性时，宁愿在欧盟会议上付出高额翻译费用，进行十多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沟通，谁也不敢提及统一语言的可怕事情。相反，欧盟将2001年定为“欧洲语言年”，以提倡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英语向全球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众多民族语言及其民族文化的灾难史。根据资料显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六千多种语言的80%将沦为死语言，这当中的很大原因就是由英语造成的。当英语随传教士于1819年登陆夏威夷时，当地便遭遇了一场‘文化灾难’：他们不仅被迫放弃世代繁衍声息的土地还丧失了他们引以为荣的民族语言，独立的政治以及世世代代传承的风俗和思想观念。像本土的印第安人一样，英语入侵夏威夷的社会和经济，使得绝大部分原住居民不得不生活在经济政治的最底层，他们被迫从事蓝领工作，接受高失业率和青年犯罪率，缺乏教育等现实。他们已失去了对自己所生存的地方的所有权，成为“英语文明和进步的受害者”。另外，英语在许多国家只被精英阶层所把握，获得知识，工作和升迁的机会属于少数人。这在诸如印度，菲律宾等国表现就很典型。因此有学者把时下人类贫富差距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英语的全球化，“它阻碍着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我们之前提到过对于英语国家来说，英语输出可以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爱好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此外，英语强势及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也产生了影响。同时，在同样以英语为主导文化的美国，通过向外输出美式英语文化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价值观，社会意识强加给其他国家，造成其他国家的意识混乱，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在东欧国家发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对影视以及新闻媒体的影响
大家都熟悉了好莱坞电影，“到目前为止，好莱坞已经处于世界电影产业的支配地位，是世界电影业的“首都”。”10它的庞大无敌和入侵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形，最能代表英语文化的优势地位。好莱坞大片排在世界各地电影票房的前几位，极少能有当地电影能够望其项背。好莱坞主宰着文化娱乐界,致使国际文化交流单向流动。“以好莱坞和时代-
-华纳为代表的美国娱乐界每年给美国带去的收入仅次于航天工业,而他带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却是无坚不摧的美国价值观,一种你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美国梦。”11P9
即使是在以热爱电影艺术而闻名的法国人那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好莱坞。根据统计，在当今的法国影院中，放映的影片60%是美国的。闻名影片《情人》的法国导演让.阿诺曾悲观地说：“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人能制作所谓的‘民族影片’，英语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文化。”“我们暂且不论这位导演所说的是否只是一家之言，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英语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冲击。而英语文化媒体则主宰着全球新闻界，英美“舆论导向”成了世界新闻导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AP）,合众国际社（UPI）和路透社决定着什么是新闻,全球公民天天看什么新闻.“可以想象，当为美国1320家报社和3400家广播电台以及1000家私人用户服务的美联社（AP），为美国本土之外的1079家报纸和2246家其他客户以及36家国家新闻机构提供资讯的合众国际社（UPI），甚至为世界上147个国家6500家报纸服务的路透社众口一词的时候“（譬如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和‘’事件），我们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还是‘众口铄金’？”12p114
（三）、对全球学术界的影响
一些学者早已注重到：他国的文学研究者若想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注重，获得肯定，必先得放弃本国语言，使用英语，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运用他们的方法，勉为其难地套说自己国家的情况。“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大汗淋漓的奔跑。”对于那些学者来说英语已经成为权利和威望的象征,守卫着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大门;不懂英语,在很多领域,都会被拒之门外.比如说，即使在被认为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界，英美的学术“权威”也操纵着明天“流行”什么理论。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加菲尔德言，1997年全世界主要刊物共发表科学论文92万5千篇，其中95%是用英文撰写的，而其中讲英语国家的科学家占了一半以上。其他国家即使得到了这些论文，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翻译。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国际声望（譬如获得诺贝尔奖），非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便会千方百计寻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而《科学》杂志的主编FlodE.Bloom却说，看到作者的文章里有语言错误，他便会怀疑该作者在做研究时是否也心不在焉。
（四）、造成人才外流和社会阶层差距
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名国际门卫，决定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非凡是人才的流动方向，致使很多国家高层次人才外流。我国有人认为，托福等考试现在成为英美等国家收割中国人才的“收割机”。同时，英语的传播和使用加据了农村和城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不平等，并且，“由于因特网的出现和使用，创造了新的信息贫困阶层。”13
在英语的“进口国”，英语成了一块烫红薯，扔掉不可，但拿在手里又难免烫手。作为英语出口国的英美国家，对于他们来说，也同样存在着忧虑：英语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冲击，慢慢的变了味，形成了所谓的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对于英美国家来说，英语的纯正性缩小了，自己的文化也有可能在其他文化的冲击下失去根基而四处漂泊。
五、结束语
英语全球化使许多国家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要通过英语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和合作，使自己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另一方面又想竭力在全球化中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性。面对英语对外传播的全球化中出现的这种矛盾，我们在充分肯定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对其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应该也要有充分的熟悉和预备。
我们可以通过“淡化英语标准”吸纳和接受在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民族英语”来消除人们因使用“不标准英语”而产生的语言歧视心理,从而瓦解英语在全世界的过度传播。此外,发展多元语言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提倡和鼓励多元语言的教学和学习,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面对英语的巨大冲击,许多国家也通过政治或法律手段来保护本国的语言和文化。2000年,波兰制定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公司的广告和产品说明书必须使用波兰语,禁止使用英语。在俄罗斯,2001年,普京签署了一项维护俄语纯洁性的法令,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词。近年来，法国就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法语，使之免受英语的影响。例如在正式场合中使用英语词汇而不使用法语已经存在的词，即被认定非法。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在接纳英语的同时，需要防止“万般皆下品，惟有英文高”的极端倾向。正视自己国家的文化，在此基础上鼓励提倡英语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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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否认，在一个日趋国际化的传媒大背景中，中国对外传播的作用已不可小觑，它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由此，对外传播也成为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国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作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的中国对外传播，和中国大众传播业的成长与发展息息相关，它发轫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当时较有影响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办的报纸《救亡日报》、对外通讯社的“国际新闻社”以及英文刊物《新华周刊》。
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的初始阶段，中国的新闻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外传播也随之走向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它彰显了很强的宣传功能，即要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等各个层面，以及中共高层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所持的基本观点，等等。特定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毫无疑问地被界定为宣传，成为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20世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前半期通常被看作是新中国对外传播的第一个发展时期。50年代，曾谆谆告诫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可见，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外传播，并将其视为一件具有战略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令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倍添生机。改革开放这一明智举措无疑令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中国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世界的大循环大发展中。在这个总前提下，中国越发迫切地要向世界宣传自己，而世界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一个对它们来说陌生而又神秘新奇的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新闻事业更是迎来了新的转机。一直到9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的中国对外传媒日益受到重视，掌控对外传播事务的各级新闻办公室相继成立，从政府部门到地方的各个层面，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这时的中国传媒机构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仍被看作是意识形态部门的分支，是，宣传教化的痕迹很重，更和市场运作毫无关系。这个时期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在中国的对外传播中，不需要有丝毫的商业属性和市场属性，因为市场会令中国传媒蒙羞。中国的新闻传播纯属意识形态，它和宣传几乎等同一词。
90年代中后期，被看作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这时的传媒不免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逐渐沾染上一些市场化的痕迹，越来越趋于成熟，同时也负担了更多的职业使命。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传媒的专业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除了做党的“喉舌”之外，追求职业化的成就感也当仁不让。比如，这时的中国广播电视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并逐渐跨入到生产与传播的新时代，而其生产与传播的作品又摇身一变成为产品，于是它在市场上的流通也成为可能。
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数年的发展磨砺，迄今为止全国的新闻从业者已从最初的1万多人发展到目前的55万多人，呈迅速上升之势。目前，中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多达2100种、期刊8800种、广播电台290多家、电视台450家、网站29万个，另外还有两家通讯社。其中，具有对外传播功能的传媒机构不在少数。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传播取得了崭新的成就。然而，同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传播理念、技巧及效果等等方面都相对滞后，还存在差距。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急剧增加，国际新闻传播面临着大好发展的良机，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鉴于此，一个更为专业化、更熟悉国际传播规律的媒体阵营便呼之欲出。如何把握和认知对外传播的对象，了解对外传播的规律，达到对外传播的效果，如何塑造一个真正世界性的强大传媒以加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竞争力影响力，如何更迅速地从边缘融入国际传播的主流中心……这些问题都有待新闻从业者去思索和探究。
一直以来，对外“传播”似乎涵盖了“宣传”，或者说“宣传”也是一种“传播”。中国所习称的“对外宣传”，从整体上说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而不应是被称为“宣传”的那种特殊的传播。
对外传播其实是一种极具特殊性的跨国、跨文化、跨语言传播，与对内传播的属性迥然相异，在对象、内容、方式和语言调遣上都与对内传播有着很大的区别，业内人士认为，这也是外宣与内宣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的一个必须遵守的信条。
专家建议，现今的对外报道要适时转换传播观念，注重技巧和策略，在强调大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宣传同时，也要合理融入世界主要文明及价值观的思考。更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将一跃迈向国际高度。它要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世人认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从而树立起一个独立的、可信度强的中国对外传播形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到国际传播的洪流中，挺立潮头，岿然不倒，也才能真正和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吻合。
中国的传媒要想真正做到具有传播的价值，就要靠传媒自身的改革来推动新闻宣传的改革，在传媒按照市场规律改造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要引领各级宣传主管部门，逐渐认识体味到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宣传，并尽量淡化对外传播的官方色彩。
在对外报道中，要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能百战百胜。为了使境外读者更好地掌握文章的精髓和要领，撰稿人要对发稿对象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了解，所以不懈的学习和研究是必要的，绝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外传播要合乎海外的生活逻辑，只有这样方能行之有效。同时，深谙中国国情也极其必要，而且以上这两种认识也并不是一劳永逸没有变化的，它们都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循序渐进，而这正体现出对外传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同时这也是对外传播的难点及困惑所在。
宣传的艺术性应重点被反复提及，在不脱离中国国情的大前提下，要巧妙地寓教于乐，把要宣传的术语转化成大家喜闻乐见的字眼，这样的宣传才能从僵化中挣脱出来，变成一个有生命、有色彩的活物。还要逐步克服外宣中所存在的主观主义，求真务实便是其唯一准则，也是一种必须遵循的方法和技巧。一定要通过事实来讲道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对外报道对象不会去听任何空洞无味的大道理，他们只接受客观事实。
此外，更要建立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雄厚新闻传播体系，一定要在重大事件和命题上，发出中国传媒自己的最强音，力图做到有较强的影响力。
微信时代对外传播现状
2012年4月，微信以英文名Wechat正式进入国际市场，同年10月开始支持繁体中文语言界面，增加港、澳、台、美、日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绑定手机号，加入英文语言界面，12月实现支持全球100个国家的短信注册。到目前为止，微信官方虽没有公布用户总数，但据第三方观察，国外用户突破1亿，海外活跃用户突破2亿大关。
借助这些微媒体平台，原本远离大众视野的诸多外交事务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各国使馆也迅速集聚了大批粉丝，实体外交关系逐渐演变成虚拟的“相互关注”关系，这种依靠媒介平台所实现的关系转换和规则创新正是“微时代”对外传播发展的核心能力。
2013年4月1日，腾讯正式推出了认证的公众账号，到目前为止，从事对外传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负责对外传播的媒体所设立的微信公众平台，如“China Daily”、“海外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平台）等；第二类是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微信公众平台，如“Hello Chongqing”等。
负责对外传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推送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民生等新闻
这类内容占到了对外传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推送内容的绝大多数，特点是以小篇幅、趣味性、时效性为主。
这类内容的目的在于及时向海外华人或者在华外籍人士报道每日在华发生的重大新闻。推送的消息内容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或小段视频，内容较为简短，中文内容一般在800字左右，而英文内容一般在1000词左右。
2. 宣传我国政府的执政方针、政策及理念
这类内容虽然在对外传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中所占份额不大，但是份量却极重，此类内容的特点主要以解释性、宣传性为主。
其目的在于及时向海外媒体、外籍人士宣传并解释中国政府的最新政策，作为配合传统媒体宣传的辅助渠道，微信公众平台与传统媒体组成了快速的、立体的、多渠道的新型对外传播形式。
3. 本地生活、消费信息等服务类内容
这类内容主要出现于地方政府机构所设立的微信公众号中，此类内容包括本地生活信息、本地消费服务信息及本地新闻等。
传播这类内容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于生活在当地的外籍人士，帮助他们工作、学习、生活。这类内容的主要特点是贴近性、趣味性及时效性。
微信对外传播的不足
1.微信在海外的使用量分布不均
微信在2012年4月推出海外版并命名为Wechat，此后正式进入国际市场。为了向海外市场推广，微信还邀请了梅西担任其最新代言人，拍摄的全球电视广告在15个国家播出，截至目前，使用范围已扩展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全球的使用密度来看，微信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和印度地区。在印尼，超过50%的职能手机用户使用微信，而印度由于人口基数大，目前已经成为微信的第二大市场。除了亚洲地区，微信也开始向北美、南美以及拉美地区普及，甚至南非、中东等地区都有微信用户。但相比于本国人口而言，这些国家的使用量并不大，截至2014年11月份，微信在美国用户量突破300万，与WhatsApp相比仍然差距很大。
2.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多为内销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很多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或普通民众都开通了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以开展对外交往，从不同层面传递中国声音和大国形象，甚至外国驻华使馆也陆续开设微博和微信平台，开展“微外交”。
受微信在海外市场的现状制约，微信公众平台所进行的对外传播仍然多属于内销。从传播形式来看，微信公众平台所进行的是“一对多”的媒体活动，官方的宣传色彩浓；从传播者身份来看，只有涉外机构和人员才会开通微信平台进行对外传播，如我国外交部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外交小灵通”；从关注者身份来看，基本都是国内民众、留学生和外籍在华工作人员；从传播活动的场所来看，他们所进行的传播活动活跃于中国国内；从传播内容来看，推送的信息主要是中国的外交事务，使用的语言几乎全是汉语，而且在文风上比较正式。因此，对于许多国内民众来说，这种内销行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获取信息的渠道，而不是另一种视野。
3.微信公众平台的生命周期存疑
有人把互联网产品的轨迹概括为“来的突然，去的迅速”。当然，这种“去”并非完全消失，而多是因另一种网络媒体形态的出现使之丧失了传播的主导地位。从博客到微博，它们从引入到成熟，都是在很短时间内集聚起数量庞大的用户的。经历一阵短暂的“大红大紫”后，就开始渐渐衰弱，主导地位被下一轮产品所替代。微信从2011年问世后，在近四年里就吸纳了6亿多用户（包括1亿多海外用户），它是否能够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保持着强势的主导地位而不被新产品所替代呢？这需要市场用时间来检验。
促进微信对外传播的对策
弥补微信对外传播的不足，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需要腾讯公司、微信公众平台方、微信用户的共同努力。
1.推进微信向海外市场的拓展
微信对外传播首先要基于海外微信用户的上升，因此，微信应在保持产品性能的基础上积极向海外市场拓展。可采取以下三种主要途径：一是腾讯公司应主动与国外相关公司洽谈合作。这方面腾讯公司已有相关经验，早在2013年2月，腾讯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媒体集团PT Global Mediacom子公司MNC组建合资公司，以此进一步拓展印尼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市场。同样，政府可以支持腾讯公司扩大合作范围。二是借助来华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推广微信。这一群体因特殊情况而需要较长时间留在中国，为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合作，他们都会使用微信，并各自对这一产品有着不同的使用体验。因此，可以鼓励他们向本国亲人推荐。三是鼓励中国留学生担当微信“宣传大使”。近几年，中国留学生群体日渐庞大，他们多用微信和国内的亲人朋友保持联系，并在当地向身边的外国友人、同学推荐。腾讯公司可以设定一个标准，对于推荐用户达到特定数量者实行具体的奖励措施，如发放优惠券等。
2.适应微信用户的传播需求
首先，微信传播者在传播内容上不能只是特定网站的内容翻版，而应为关注者提供新的解读、新的视角。既要报道正面事实和言论，也要适度地报道负面信息，而不应该一味地塑造一种“高大上”的中国形象。同时，还应适应网络文风，“在一种颠覆传统、消解权威、对抗规则、解构自我的流行风潮和速食、个体性、抵制性的‘微文化’背景下，完成一场‘去官方’色彩的后现代叙事。”①其次，对于部分外国用户而言，他们可能受本国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影响，对中国存在某些成见，这就需要官方机构借助微信平台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就外国人的思维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3.推进微信平台的民间对外交往
民间对外交往的主体主要指普通人、有名气的社会精英和明星等，这种对外交往既包括在国内的对外交往，也包括在国外的对外交往。在国内，每位公民都有机会与在华外国人接触，可以通过面对面交往或微媒体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在国外，留学生群体、经常出国活动的明星，都在不经意间充当着对外传播的角色，他们在微信朋友圈或公众平台上的言论和信息分享等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中国的声音，从而与官方的对外传播阵地遥相呼应。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民间交往主体应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一方面不对外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另一方面积极传播有利于中国形象的故事。
（本文是匡文波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在“茉莉花革命”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立项批准号11BXW037。）
「注释
从公元16世纪开始，中国即有大批以劳工和小商贩为主的下层劳动者，从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移居到东南亚。这些穷苦人多是因为躲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而被迫出外谋生，甚至是以“猪仔贩运”的形式被拐骗到国外做苦力。他们在海外受尽折磨和歧视，在心灵上渴望乡音的慰藉，因而十分欢迎闽南音乐和戏曲赴海外演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移民潮传播表演艺术的事例不在少数，17世纪即有潮汕移民使泰国成潮剧的第二故乡；19世纪中期以后，潮汕大规模移民，潮剧又由职业戏班和民间艺人带至南洋。可以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大批移民为戏曲在东南亚的传播奠定了观众基础，华人移民的民俗风尚和精神需求是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重要动力。“东南亚华语戏曲演出，经常是民俗节庆祭祀仪式的一部分，酬神唱戏，可娱神也可娱人。”有学者以福建戏曲为例，指出“乡情邀演”是福建戏曲海外演出中最重要的形式，即海外乡亲缘于乡情的邀请演出，“这类邀请演出主要有酬神演出、剧场演出、庆典演出三种形式”。以至19世纪后期，不仅大量中国演艺团体受邀或为谋生主动前往东南亚各国演出，而且还在新加坡①等地成立了华人剧团的行会组织。19世纪下半叶开始，因“淘金热”在美国西部务工的出洋华工，非常欢迎中国戏曲剧团到欧美演出，也推动了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如1860年中国戏曲剧团到巴黎为拿破仑三世演出，归国时途经旧金山，受到了当地华工的热烈欢迎。紧接着又有大批华工因“淘金热”被招收参与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大铁路。大量的在美华工移民急需一种精神慰藉、文化认同、族群仪式和乡愁排解，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以这些华工移民为观众基础，中国戏曲在美国传播时具有了较强的文化动力，得以活跃在唐人街。②中国戏曲在加拿大的传播类似于美国的情况，同样是因为“淘金热”和修铁路招工等原因，大批华工来到加拿大，同样是因为华工的需要催发了中国戏曲在加拿大华人圈的传播。③中国戏曲在澳大利亚的传播也开始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洲“淘金热”，随着华人的不断涌入，戏曲向澳大利亚的传播总与当地华人移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相关。因为戏曲艺术“极大地丰富了当时华工的精神生活，解决了华工的思乡之苦”，尤其是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海外华人要借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回忆和延续。像世界其他国家的华人移民一样，每到春节，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会举办演出活动。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常常和中国的传统节庆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华人的增多，中国的民俗和传统艺术会越发受到重视。相应地，华人在国外的戏曲演出和欣赏也会对当地民众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思想借助戏曲向外传达
戏曲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和广泛参与的艺术形式，因而它们更容易被热衷于暗示自己思想的人利用作为其思想的“传声筒”。这些人如政府官员、文化名流、爱国人士、革命活动家等等，往往也是各个时代一些主流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会主动对外传播戏曲，以达到暗示和改变海外观众的观念与习惯的目的。
（一）以戏曲传达革命理想
戏曲以其通俗性、群众性、娱乐性和互动性等特点，在宣传思想、打击敌人和教育人民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戏曲在战争时期受到革命活动家的普遍重视，他们为了传达革命思想以获取国外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亲身改编、演出和宣传中国戏曲艺术。例如，国民革命期间，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其地方戏曲被借用到革命宣传中，主张反封建、反迷信，歌颂英雄人物，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将民族民主的观念深入民间。一方面，先后有《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报》等多家报纸编撰刊登戏曲唱本以宣传革命；另一方面，相继有“采南歌”、“优天影”和“振天声”等多家剧团成立，并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区，以及新加坡、缅甸等国家演出，所演多是一些表现革命英雄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剧。如“振天声”剧团在广州上演的代表作是讲述明末抗清英雄的《熊飞起义》，以及其他如《博浪沙击秦》、《剃头痛》等历史剧。后来，“振天声”剧团集体迁往南洋继续向当地华侨宣传革命，对新加坡等地的华侨产生了极大影响。其时，粤剧还通过革命志士李是男在美国传播，这成为粤剧史上的一段佳话。李是男是在美华裔，同时也是同盟会成员，致力于清廷建立民国。他能歌善舞，“尤嗜本国戏剧”。辛亥革命期间，他为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饷银，发起组织了“新舞台粤剧团”，并亲自饰演小生，演出了《文天祥》、《唤国魂》等以反清革命为主题的粤剧。据记载，“是男复为筹款计，组织一新剧团，亲自粉墨登场，饰小生一角。君恒精于音律，至是高歌一曲，响遏行云，金门士女咸大为倾倒。每往来唐人街中，妇女界多称之新小生”。④李是男的精彩表演唤醒了华人同胞的革命热情，募集经费的活动也较以往顺利，仅支援武昌起义的捐款，便从旧金山华侨中募得1万美元。同样，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戏曲都被借用来唤醒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这在本质上正是意在暗示和改变观众的观念和习惯，证实了戏曲对外传播的此种文化动力。
（二）以戏曲宣扬普世性价值
为了宣扬跨越国界、跨越政治的普世性价值，以亲和国际间的人际关系，各界人士对外传播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还有许多人不太了解中国，以“中国”来敌视中国的发展，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时有不和谐的因素，所以，凭借“无国界”和无芥蒂的艺术，特别是大众普遍接受和理解的表演艺术形式，来加强国家间的文化理解与沟通，这当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说，艺术交流是国家间最不易起矛盾的交流方式，它能减少现在一些持“中国”的西方国家的敌视，以柔性方式宣传中国的发展理念。更进一步说，全人类对文化理解的需求，就是对普世性价值的心灵驱动和固守，对其认同和分享的需要，造就了同样作为文化现象和传播载体的表演艺术存在的不竭动力。“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存在着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并且这种人性不是离间人际关系，而是亲和、凝聚人际关系，我们也就能够证明：存在着普遍的和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相异的两个时空和两种文化语境下的人，时常会有误解和冲突，而冲突不能无止境地扩张下去，和平生存的需求会鼓励人朝向共同的普世性价值，借助人类文化艺术的载体，减少执拗和偏见。“艺术在典型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又能通过更深沉、更普通的人类感性的表达打通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价值壁垒，从而发挥文明冲突中缓冲、调适过度的作用。”中国戏曲中就有大量反映正义、自由、惩恶扬善等主题的作品。其中，像《雷峰塔》、《琵琶记》、《桃花扇》、《牡丹亭》等经典剧目就以可歌可泣的情感故事，呈现和呼唤人间的真、善、美。尽管戏曲不免具有特定社会制度下生成的伦理道德的内容，但要抓住其中亘古不变的一些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精神实质。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就是，“必须注意将其（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这种区分，传统伦理道德即被证明也是可以在现代社会有所继承的。比如，反映岳飞、文天祥事迹的戏剧演出中，我们要歌颂和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而非忠君意识。其中，爱国精神就是此传统表演艺术所传达的“精神实质”，而忠君意识就是已被排除的“封建制度的派生条件”，今天海内外的观众再看这类的戏也都是从这方面来把握其思想的。再比如，我们仍然坚守和表现“孝”的价值，但是是去除了封建制度附加给“孝”的派生条件的那一部分，因为其“派生条件”过于呆板教条和违背人性。这里所说的“精神实质”正是人类所力图追求的，我们不能够因为排斥那些“派生条件”而整个地否定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反映它的传统表演艺术。总之，向国外人群暗示思想的需要，包括革命理想、思想观念和普世性价值的理念，乃至新的时代精神等等，都构成了戏曲对外传播的重要文化动力。
三、通过戏曲寻求文化认同
民族感情是个体对其所属的族群所具有的独特情感，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特点的认同，以及对本族风物、语言、历史和艺术作品的热爱。中国戏曲特有的艺术语言，如节奏、旋律、音色，以及身段、服饰、舞台等等，都会给人带来不同于其他民族之表演艺术的审美体验，因而它在对外传播中易于凝聚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感情。正如学者所说：“引起民族审美感情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民族的艺术语言。这些语言由某些凝聚着民族观念的意象或符号组成，对中华民族而言，冰纹图案、五声音调、京剧小嗓、书法金石，等等，都会引发他们的情感。很难想象一部以他族艺术语言写作的作品，能够唤发起民族审美感情，例如用吉卜赛的音调，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战胜地震造成的灾害，等等。”当人们身处国内，可能感受不到中国戏曲的文化意义，可是中国戏曲一旦在国外演出和传播，就具有了文化身份与认同的独特意义。“中国戏曲并不像国旗，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象征意义，但是，当它在其他特定的环境下，便会成为像是充满魔力的符号，召唤出最核心和最高尚的中国元素，呈现给古今中外的中国人和非中国人。而且，对于那些自我构想的、散居海外的中国社群而言，戏曲则确认着他们的身份。”为了向域外华人暗示民族观念和凝聚民族感情，一些爱国人士对外传播和展示中国戏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的对外传播较为活跃，这主要得益于一批中国人，特别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努力。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站在建设中国民族戏剧的立场上，提出了“国剧运动”的理想。这批人在美国演出中国传统戏剧，组织或参加有关中华戏剧的社团，开展关于旧戏的讨论，回国后建立了戏曲学院。虽然其中一些留学生，如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都前后同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修戏剧，他们传播戏曲也是出于其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来自留学生们祖国自强、民族自立和文化自新的强烈愿望”。
通过历史不难看出，越是在国家困顿、民族危难的时刻，越是有更多人出来呼吁激发民族感情，寻求民族文化的认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衰落导致了文化和精神上失语，国人在心理上从自大转向自卑，最根本的就是文化自卑。“在光绪末年以前，国人多是惟我独尊的思想，看到话剧，大家的议论，都是说，不穿行头，没有歌唱，没有音乐，怎能叫作戏呢？意思是非中国这样的戏不能叫作戏。民国后，国人对于西洋，认识的渐多，看了话剧，便以为国剧不成东西。”尔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复兴，特别是“”的摧残，加之改革开放后专注于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并未得到同等重视，直到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仍旧处于弱势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自卑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文化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中国近代以来涌现出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曾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致力于将中国戏曲介绍到海外，希图确认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寻求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进而改变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及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些人中，如齐如山、张彭春等人协助梅兰芳访日、访美、访欧演出，又如近些年白先勇改编昆曲剧目在美演出，他们都是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著述和言谈中始终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忧心，以及期待借助戏曲在海外传播以确认民族文化身份的愿望。齐如山在《五十年来的国剧》意谈论了梅兰芳一行到日本演出的“动机”：“兰芳想出国演戏，与我的本意，稍有不同，他的思想，是他出国演戏，所以一切以他为前提，国中人也都是这样思想，所以一直到现在，说起话来，都是说梅某到外国演过戏。我的意思，是中国戏到外国去演，一切以国剧为前提。”⑤就如齐如山在这本书中一再强调的，他参与筹划戏曲到国外演出的动机，在于要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海外去，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一次演出提供支持。而且，这种传播在他看来，应该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梅兰芳第一次去日本演出是受人约请，对此齐如山认为“……兰芳的思想，是被人约请，比自动出去，面子好看的多。而我则以为，自动出去，是自己主动宣扬文化，较被人约请为冠冕”。⑥2006年，白先勇携青春版《牡丹亭》剧组到美国巡演，获得好评。当白先勇被问及为什么执着于昆曲推广的活动时，他回答，“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对中华文化的衰微感到焦急忧心。……这些年来，这么一直衰落下去，好像止不住往下的趋势，对我来说总有一种文化上的焦虑与乡愁”。⑦那么为什么独独选择昆曲来传播，他的理由是，“昆曲只是一个切入点。整个中国文化的断层如何弥补起来、如何让中国人产生文化认同，我认为一定要先有一个实际的、看得见的表演艺术来感动人心”。⑧结语现如今，中国戏曲对外传播仍在继续，并且前往海外演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但是仔细思考其中的动力后不难发现，由于绝大多数中国戏曲院团在海外演出并未实现经济上的营利，所以频繁出演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来自于政府的政治动力之外，便是民间的文化动力。这种文化动力从早期中国移民流向海外开始，是出于一种自觉的民俗需要，然后也有思想传达的需要，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这三种主要的文化动力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文化动力都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衰弱而式微。相比较而言，现代社会中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在对外传播中正缺乏如民俗这样的自觉动力，究其根源则在于本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意即中国文化在经历了从“殖民语境”一直延续下来的“后殖民语境”之后，受到了西方对东方乃至世界价值体系的设定和置换，失去了文化自信。现代国人宁愿选择西方化的观念和习惯，年轻人亦主动放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将美国化或者是西方化视为现代化和世界化，这是造成现今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对外传播困难的深层次原因。虽然传统文化的衰弱消减了戏曲对外传播的民俗动力，但是，随之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而且，思想借助戏曲向海外传达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现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世纪。我们拿什么文化与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仅要复兴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而且要表述新的时代精神，确认和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英语远未成为“世界语”
英语的确有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趋势。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暂且不说，在一些国际性会议上，英语几乎一统天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除开幕式和全会上有其他语言的同传外，分会基本上使用英语，英语甚至成为瑞士等多语制国家“国内不同语区之间的交际语言”。但非英语国家人士从本质上排斥英语。一些朋友游历法国后最大的感受是，法国人不爱说英语。笔者在希腊雅典街头用英语问路，也经常遭到拒绝。欧盟是最好的例证。欧盟的新闻中心有所有成员国文字的新闻稿，欧盟开会时一字排开的二十多种语言同传室堪称一景，欧盟藉“语言文字”来体现内部的平等。
众所周知，联合国有英语、法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6种工作语言。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官方语言，在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因日内瓦曾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且在法语区，因此，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将英语和法语的位置互换，将法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此外，在联合国直属机构和国际组织中，有的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有的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联合国早已经意识到系统内英语“一花独放”倾向，并提出了在国际组织中“语言与文字平等”的建议。联合国规定，所有文件首先要有英文和法文版本，其他4种工作语言版本随后翻译出。在一些重大会议上，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版本需要同时交到与会代表手中。联合国设有专门的口译和笔译部门，仅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的中文科就有几十位中文口译和笔译工作者。
语言平等代表着人的平等与尊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体现了民族自尊和自信，语言还是民族感情的宣泄，一些国家的长篇史诗是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的，如果语言消失，文化的传承自然出现断层。法德边境地区的阿尔萨斯一洛林曾是历史上法德争夺的要地，该地区的归属多次易手，而每当该地区“换了祖国”，首先改变的是语言。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最好的证据。
二战以降，因美国参战，和因参战导致的美国军火工业和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美国战后扶掖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让欧洲和世界一些国家对美国有种“感恩戴德”之情，美国文化和语言(英语)伴随着经济援助涌入欧洲，并向世界蔓延开来。近二三十年来，英语随着美国各类新型电子产品和影视娱乐产品传遍世界，乃至如今欧洲大陆充斥着美国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观，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也并不鲜见。过分夸大英语作为交际语言的作用，实质上是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文化，宣扬其价值观和社会观。各国有权利和义务为争取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努力。
下面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泛阿拉伯化”风起云涌。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马格里布国家的学校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还是法国的教材，尽管法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但除了教学和少数官方场合之外，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真正的国语。在马格里布国家，当地人对说法语和说阿拉伯语的外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在非洲以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基本讲本国语言或本民族语言。笔者曾访问西非国家马里，当地官员虽然用法语和我们交谈，但当地人之间则讲班巴拉语。在与任何国家人士交往过程中，使用当地语言表达了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少了“大国沙文主义”成分，却拉近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因此，中国对外传播需要大量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人才。
对外传播应使用当地语言
语言和文字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虽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可以通过翻译来相互沟通，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之后，便“染上”了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字的文化，英语远不能准确地表达不同语言国家的文化内涵。我们以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为例。此套连环画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字，销售量超过2亿册。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丁丁有个形影不离的小狗米卢。米卢原本是埃尔热的女友的名字，埃尔热将小狗命名为米卢，带有强烈的个人感彩，而且说起来朗朗上口。该书翻译成英文后，为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米卢被改成白雪，而早期中文译文则源于英文版本，这种“以讹传讹”的翻译失去了埃尔热的创作本意和韵味。《丁丁历险记》中两个孪生侦探兄弟杜邦和杜庞是具有典型的法兰西民族的姓氏特征，而英文版却改成了汤普森和汤姆森，是十足的英美国家姓氏。由此可见，不同的语言诠释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上述例子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对外传播需要“因语言制宜”，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字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试想，如果中国在“独联体”国家散发俄语宣传品，定会刺激这些国家民众的自尊心，因为这是在让他们通过“外语”了解第三国；而在波罗的海三国散发俄语宣传品，不仅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遭到抵制。在一些饱受殖民主义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才换来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现在却要他们使用前“宗主国”的语言来了解中国，效果肯定不好。
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存在着“同国不同语”的现象，即在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语言区，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四个语言区；比利时有法语和弗拉芒语两个语言区；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两个语言区；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两个语言区；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国家确定了以前宗主国语言和本地语言为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的现象。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必须熟悉世界各地的民族和语言区域。如果在瑞士德语区发送法文的宣传资料，在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赠送英文图书，在芬兰的瑞典语区赠送芬兰语的材料，这样的对外传播一定会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国内开设“小语种”的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学“小语种”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无用武之地，不得已使用他们的第二外语――英语，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以法语为例。近十几年来，特别是中国“十一五”规划以来，法中教育交流迅速发展，与前几年相比，中国在法国高校就读的学生数量已增长了10倍。根据2010年主席访法期间与萨科齐总统达成的协议，到2015年，中国留法学生的数量还将翻一番，达到5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现有10万人在学习法语。法语联盟在华有13处分校，其中10所分校是近十年创建的，2.5万名学生在法盟所属的学校学习法语，他们中的大部分准备到法国求学。中国如果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使用“小语种”人才，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国内“小语种”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体现了语言平等的宗旨，在感情上拉近中国与“小语种”国家的关系。
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使用驻在国语言，是对外宣从业者的要求。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中国国内根据所学语言的不同，已经形成了“英语圈”、“法语圈”、“俄语圈”、“西班牙语圈”、“阿拉伯语圈”、“德语圈”、“日语圈”等大小不同的语言圈，圈内汇集了外语精通、熟悉驻在国国情、业务精练、实战能力强的各类优秀人才。他们或长期在所属“语言圈”国家和地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或长期研究该“语言圈”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语言等，是该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们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非常难得的人才，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民间大使”。如何将这些领域的人才整合在一起，值得国家有关部门认真考虑，做出统筹安排。
中国进入第二个
受国际关注的时期
谈到在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中应如何对外传播我国的政策和形象这一问题时，曹景行说，我们国家成功应对了这场经济危机，应该说外部世界对中国从不关注转变到关注，从负面报道转变到更加客观报道。他感觉到第一个类似的转变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此前一段时间，尤其在“六・四”后，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的是敌视甚至是忽视的态度，希望我们国家跨掉。当我们渡过了那段时期后，西方世界就开始采取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态度。到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对中国的第一个关注期，尤其在“9・11”事件之前，首先我们率先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段艰难时期，其次我们还支持其他国家经济复苏，再次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开始显示出市场经济活力。这就是说中国开始与西方世界产生经济利益关系，这样他们的关注也首先从经济开始。“9・11”事件后，中国加入WTO，中国跟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这时西方世界开始关注中国。曹景行记得大概在2004年，在中国建国55周年前后，西方媒体开始出现对中国比较正面或者中性、而且数量很大的报道，像《财富》等一系列杂志用中国话题做封面和专辑，出现这种关注的前提就是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的关注。
曹景行认为，现在应该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第二个关注阶段。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情况有点类似，中国不仅自己经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而且成为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带动力量。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期间，出现了对中国关注的热潮，这一次报道热潮跟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数量比较大，第二介绍中国更加全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国的报道是以人权之类的负面报道为主。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西方媒体为中国制作的专题还是比较正面的，尤其像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些做法，美国的《新闻周刊》围绕中国做的封面故事等都很正面。这说明客观上世界开始想要再次认识中国。
要注重对外传播的效果-
曹先生说，现在我们正面临-+很好的机会，外界需要了解中国，我们也要了解对方，不了解对方的需求，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这是违反传播学规律的。要知道对方的兴趣点。他认为，“5・12”汶川地震中中国的对外传播是个成功的范例，原因是人心共通，在这个时候西方社会反而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更真实的一面。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跟拉萨“3・14”事件相比，我们的信息更开放，效果也更好，所以中国要做好外宣，首要条件就是开放。
曹先生认为目前我们外宣工作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用内宣思维对待外宣，只考虑自己怎么做，不考虑对方怎么接受。就是说对于如何让对方接受的主导性作用较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投入再多的硬件、再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曹先生认为，现在我们的外宣好像患上了“维也纳大厅综合症”，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出去表演、宣传，但不关心效果。我们应关注有多少人去看?效果如何?所以我说，宣传目的是关键，我们的外宣品是做给外国人看的，不仅要对方接收还要让其准确接受。围绕这个目的，我们在哪些方面还欠缺，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要搞清楚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我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一定先把这个基本的问题搞明白。打个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出口加工为什么这么发达，就是因为人家看好我们的产品，愿意来买。外宣品也是如此，我们的信息和形象，开始人家并不关心你，现在虽然我们赢得了外界的关注，但大多数有关中国的宣传产品是外国人制作的，而不是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如果我们注重效果和人家的需求，这方面做得好。自然会赢得对我们提品的需求和市场。
消除被围困的心态
在谈到对外传播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时，曹景行说，如果我们本身持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就有利于别人准确地了解我们。例如，负面报道是西方媒体的一个倾向，他们对本国的政府和新闻都倾向于负面报道，我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对中国都是正面报道呢?
曹先生回忆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个日本自由撰稿人，用中文在台湾的《综合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他们就是来看香港的末日，用了很恶劣的字眼。《财富》杂志封面的标题就是“香港死亡”(TheDeath of Hong Kong)，那时候对待他们的办法只有让他们看到事实。美国CBS前主播丹・拉瑟6月30日晚上还在报道，7月1号下午他们就拆棚离开了，他说什么都没发生(nothinghappened)。这就是西方的新闻规律。但如果发生任何小的流血事件。在他们看来都是大新闻。事实是，香港大街小巷没有人挡军车，大家都在夹道欢迎，这出乎西方媒体的预料。但他们还会对香港的未来做很多不祥的预测，当然后来像《财富》杂志就只好承认自己完全错了。 曹先生说，每个媒体都以市场需要和价值观来报道新闻。面对西方媒体这样的规律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那种被围困的心态，奥运会还有即将到来的世博会都是外界了解我们很好的机会。曹先生在一次讲课中提到，奥巴马访华将为中国带来10万美国留学生，这时有学生提出来，那么这些留学生有没有可能影响我们。他笑着说，外国人来到中国，我们对他们的影响要多得多。例如奥运会中也发生了一些负面事件，但现在看来奥运会还是我们影响对方更多一些。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时间有半年，会期更长，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负面事件。但关键是我们对负面事件的心态要正确，不能有被围困的心态，如果担心对方要打进来，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固步自封，什么都不敢做。对外传播，有时候出点错也是正常的，但大家面对错误的心态要好。以前我们国家的实力弱，西方对我们有围困的心理，现在西方已经知道无法围困我们了，我们就要放弃被围困的心态。就像从小经常挨打的一个孩子，长大了还是有紧张的感觉，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就不要有被欺负的不正常心态了。说到这里，曹先生的眼里充满笑意和自信，很用力地点了点头。
制定对外传播的
“全媒体”攻略
曹先生向笔者透露，继与凤凰卫视合作后，他又将加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央广手机台项目合作，他认为手机媒体有持久发展的可能。开放和免费是互联网的优势，但劣势是无法形成深入的盈利模式。手机从一开始就是付费的，而且是垄断行业，所以他看好手机媒体的发展前景，尤其3G出现后，与手机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会更多一些。
另外，就是跟广播的合作。曹先生说，跟电视相比，他更喜欢广播，因为电视成本太高，对观众在时间等方面的制约太大，值得收看的节目也越来越少。更多观众喜爱看的也就是娱乐节目，认真看新闻的很少，手机要做符合手机特点的资讯。曹先生说，新闻的资讯太多了，大陆的资讯比香港多，问题是受众没有时间去消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媒体思路，对媒体的筛选和深入加工，需要眼界、经验或者品牌。
笔者问曹先生，一旦转型到手机和广播媒体，他的个人表现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电视上要平稳理性些，手机上要简练和尖锐一些，以后的媒体可能更多是片断而不是连贯的。同样的新闻，通过不同形式的呈现就可能符合不同受众的需求。目前，曹先生在《上海联合时报》和《新闻周刊》的专栏内容就是从《曹景行手机报》手稿中筛选出来。
曹先生认为应该推行“全媒体”的传播攻略，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对外传播。现在人们不是缺少资讯，而是缺少内容符合现代需求的资讯。因而在对外传播上，渠道也可以多样化。目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6种媒体曹景行都有涉猎，为不同的人群提供适宜的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
【关键词】敦煌文化 传播 国际化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对外来文明的接触、吸纳和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位于丝绸之路上“咽喉之地”的敦煌，融汇了中外文化，创造了辉煌的佛教石窟艺术，留下了值得后人研究与探讨的巨大文化遗产。敦煌文化既是继往开来的典范，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的先声。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先生的话可以充分说明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敦煌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敦煌文化需要在对其进行充分保护的基础之上，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点进行广泛传播。
一、敦煌文化的传播现状
敦煌文化是指，敦煌居民从4世纪到14世纪那一千多年间的精神活动支使下的劳动力创造，是这种劳动力创造和体现与承载的敦煌地区居民那一千多年间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是敦煌地区居民进行的包括教育、学术、科技、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等在内的劳动创造所体现与承载的敦煌地区那一千多年间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有这样两句话形容敦煌：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去敦煌，因为那里有人类祖先留下的人文景观的精髓，如果你是外国人，你一定要去敦煌，因为那里有古代艺术家留下的绘画艺术瑰宝。大概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要将敦煌列入自己的旅游计划之中，一睹中国文化的神奇。敦煌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篇最精彩的华章，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库所特别珍视。目前，敦煌文化在国际上已经广泛传播。所以，敦煌文化亟待得到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传播。
二、敦煌文化的对外传播途径
面对敦煌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现状，要达到更深入更广泛的传播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文学途径传播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因此，敦煌文化需要通过文学载体进行传播，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敦煌壁画本身就记载着许多佛教故事，例如九色鹿、象护与金象等，可以考虑以敦煌壁画为素材，编写适合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的经典文学作品，图文并茂的讲述敦煌壁画故事，促进敦煌文化向更大范围传播。
2、教育途径传播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愿意学习汉语以及中国国学。自2004年起，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孔子学院一直在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赴海外执教，对外汉语教学是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但除此之外，满足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各种需求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孔子学院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以此为依托，敦煌文化也可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2007年12月，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主题为敦煌的文化讲座，2009年拉罗谢尔孔子学院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拉罗谢尔大学图书馆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敦煌莫高窟文化”的摄影作品展，在当地均引起不小的轰动，引发一系列对敦煌文化吸纳的热潮。可以看出，教育途径对敦煌文化的对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3、活动途径传播
近年来，“大梦敦煌”、“敦煌韵”等以敦煌文化为背景的歌舞剧目深受大众欢迎。敦煌舞依托文化传播的力量而昭显存在的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以舞剧《大梦敦煌》为例，它将敦煌文化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和月牙泉人格化，作为“可移动的敦煌”，向全国和世界宣传展示了敦煌文化和中国文化，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由此，可以更多的举办类似活动，通过舞台剧、商演等形式更多向海外发展，这不仅是对中国演艺产品的营销，更是对敦煌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营销与传播。
4、艺术产品的开发与传播途径
敦煌以其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依托，有着非常丰富的相关艺术产品，但这些艺术产品所起的作用大多只表现为旅游纪念品这一形式。实际上，以敦煌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产品其自身所能达到的宣传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要使敦煌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播，不妨将这些艺术产品远销海外，例如洞窟壁画仿真刻板、小型观音佛像雕塑、壁画合辑以及各种工艺精美的摆件等。相信在“中国热”的背景下，这些产品会受到欢迎同时达到传播敦煌文化的目的。
5、媒介宣传
敦煌文化也是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国际传播的主要媒介除了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还有新兴的众多新媒介，比如手机、网络。目前我国许多媒体集团均在海外设有分支，因此，对敦煌文化的传播，媒介可以从以上手段入手，利用多媒体融合的方式，对敦煌文化进行宣传与报道，及时对相关活动与演出进行报道，并可以考虑以专题的形式介绍敦煌文化，从而做到以媒介为依托使敦煌文化广泛深入传播。
三、传播敦煌文化应充分保护
今天，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当是建立在对其充分保护的基础之上。
1、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对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2002年12月7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出台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条例规定，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全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做好保护工作。省政府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敦煌市政府在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治安保卫等方面，做好敦煌莫高窟及其环境风貌的保护工作。敦煌莫高窟的保护范围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此外，敦煌莫高窟的一般保护区内不得修建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因特殊需要进行的建设工程，必须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由省政府批准。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表示该法规的颁布，对于莫高窟的保护非常重要，并认为大的历史名城、重要的自然景观、民间文学等等，都应该立法保护。但本部法规主要针对的是莫高窟的文物保护问题，与之相配套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石窟区保护范围的划定及建设控制地带也急需出台。
此外，由于中国遗产地存在着“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的管理不完善局面，政府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遗产管理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分级设立，以便于更有效地从宏观的角度对世界遗产加以管理和保护。
2、技术手段
首先，可以利用数字博物馆对敦煌文化进行收藏以及规范传播。博物馆数字化和数字博物馆建设是社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因为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经常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这样的建设模式显然不利于协调项目资源，不利于文化传承、区域宣传和网络学习。对敦煌文物来说也是如此，要整合敦煌文化资源，建设一个主题鲜明而内容丰富的数字博物馆是一个应有的思路。数字博物馆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灵活性的概念，可以是实体的博物馆，具有收藏，研究，教育三大功能，再根据不同的重点去扩展。如作为收藏，可以利用它进行详细的数据收集和对藏品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的研究工作，如果主要用于研究，可以利用这一概念去将博物馆数据进行详尽的比较和分析。若是专注于教育，可以在教育设计的基础上整理各种实用的教学学习资源，如果专注于创新和应用，可组织一系列的资源素材，提供新的展示平台等。而作为宣传，则可以策划围绕组织资料的宣传活动。以上各种应用彼此之间不但不存在矛盾，还可以结合在一起利用，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更是可以将数字化博物馆的整体优势最大化，可以对文化的规范传播起重要作用。
与此相似，中美两国专家为敦煌艺术的永久保存和再现而开展的高科技保护项目——壁画数字化拍摄和洞窟虚拟漫游制作，也为敦煌文化的规范传播起着重要作用。项目从1998年启动以来，通过数次密切合作，使用全数字近景的摄影测量，使敦煌壁画以数字化形式永久保存成为可能。这一项目所获得的成果形式除了数字等值线图外，还有崖面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及其复合产品。这增强了壁画保护成果应用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通过壁画数字化拍摄和洞窟虚拟漫游，建立敦煌石窟文物电子档案，无论对保护研究还是宣传传播都具有开创意义。
结语
对敦煌文化大力宣传的终极目标是使敦煌在国际上得到更多的认知，使更多国际友人了解敦煌了解中国，拉近敦煌与世界的距离，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并举。我们以敦煌灿烂历史文化为依托，采取更多途径，利用多媒体报道的平台，对敦煌文化进行全方位营销与传播，定会使敦煌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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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初广志，《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整合营销传播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0（4）：101-106
③常樱，段淑凤，《主题数字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传播中的应用》[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0（12）：70-74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掩卷深思：大道果真至简至易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大国和小鲜之間究竟有何相似性呢？
民以食为天。小鲜，作为食的代表，若大国，也自有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的经济基础是食材，海陆空荤素等，这是硬实力。上层建筑则是烹饪手法，包括刀工火候调料等，这是软实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原材料很重要，但也并非越贵越好。比如，很多国人趋之若骛的海参，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就是“海洋毛毛虫”，闻之色变，某些饕餮之徒津津乐道的燕鲍翅，亦饱受环保主义者的诟病。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当地出产且自然成熟的时令五谷果蔬最有益健康，但全球化的浪潮显然对此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总体而言，大家的基本共识是好的食材应该新鲜健康洁净，至少不能有三聚氰胺、苏丹红等违禁有害添加。
烹饪是门艺术，厨神的最高境界，很大程度上不是看他用昂贵的食材做出令人咂舌的珍馐，而是化平淡为神奇，把家常菜也做得别有风味，成为招牌。尤其是，考虑到季节地区等差异，针对不同食客各个阶段特点，根据现有的食材，选择最合适的烹饪手法，做出营养均衡丰俭由人的可口饭菜，让民工吃饱吃好，让小资吃出情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出神入化，法无定法。这事实上体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妙结合，亦为“巧实力”。就此而言，治大国亦然。
好的信息传播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传统的宣传（propaganda）如一味猛火，不分对象，无论荤素，一概坚持“火到猪头烂。”其登峰造极之作是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但谎言，无论动机如何，终究是谎言。就好比砒霜即便被煮化入肉中，也依然是毒药一样。真相大白之时，就是谎言破产之日，不仅破产，还会负债累累——导致信任危机或公信力的缺失，使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使老百姓成为“老不信”。所以，虽然对好的食材的评判可以见仁见智，但底线是要健康洁净。而真实是传播的底线。
真实是否就意味着没有做工作的余地了呢？非也。好比一个略有瑕疵的大西瓜，不良商贩甲可能会通过贴标等手段遮盖住问题所在以次充好；老实的卖家乙就直言相告然后适当打折；聪明的丙则可以把坏的地方切除，用好的部分做成一个水果拼盘。西瓜还是那个西瓜，给人的观感和实现的价值却大不相同。具体到对外传播，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考虑，显而易见，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乙丙之間呢，个人以为，还是要视情况而定，如当前我们总体被低估的阶段就要以丙为主，适当乙一下，在某些被高估的时刻则反之，即：我说的都是真相，虽然并非所有的真相都在里面。引申一步，从事对外传播工作，国情党情民情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好比一个长满五颜六色品质不同大小迥异菜品的大园子。选择何种素材以何种形式向街坊邻居展示，直接影响到别人的观感及对我们的定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如果只拣外表光鲜果实饱满的给人看，美则美矣，谁还会认同我们只是个中农呢？自己一大家人还嗷嗷待哺，若地痞流氓再来虎视眈眈，打个秋风，两个统筹就难了。
食材选好后就要确定火候和调味。年轻人多爱生猛，老年人多喜糯软，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才能皆大欢喜。新媒体如微博则好比快餐，虽然色香味比大餐要略逊一筹，但胜在方便快捷，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少不了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反过来，看别人做的菜，透过勾的芡，裹的面，我们也要能洞悉其本来面目——做成果盘的西瓜也依然是西瓜，没有必要因其出现在高档酒店就认为它必然品质上乘。理解并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游戏规则才有可能塑造新的游戏规则。最终我们会发现，南桔北枳，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所以，精通烹饪并超越这些表象就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饥饿的年代，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理想是繁荣，即使对繁荣的理解各有不同。
传播是双向的。己所欲，乐施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遗余力地挺中餐，希望别人多吃，也要允许别人开他的西餐馆。这样大家才能比较鉴别，取长补短，最终孰优孰劣，用脚投票。而最理想的结局是，“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人都有机会大饱口福，共同享受满汉全席般的人生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