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发展史范文
时间：2023-10-17 11:29:58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1
关键词：土耳其；汉学研究；孔子学院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2―0111―10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码：A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地理位置重要。该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商业贸易中心，也是中西多元生态文化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10年来，土耳其成为了中东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与土耳其历史渊源悠久，血脉相连。随着中土两国经济贸易的飞速发展，两国间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土耳其汉语教学正处于一个起步发展阶段，中土贸易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土耳其对汉语学习的热情和需求。同时，土耳其汉学研究由其国父亲自倡导开展，研究历史也不算太短，但是研究成果和进展并不太理想。2007年以来，孔子学院开始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建设。孔子学院的建设为土耳其人汉语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其语言文化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可以预期孔子学院必将推动土耳其汉语学习及其研究更快的发展，从而促进孔子学院在土耳其更加良好的运营。
一、土耳其汉语教学
土耳其目前有5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课程，分别是安卡拉（Ankara）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院汉学系、埃尔吉耶斯（Erciyes）大学中文系、法提赫（Fatih）大学中文系和奥坎（Okan）大学翻译系；另外，伊斯坦布尔大学（Istanbul）文学院于2009年8月在东亚语言和文学系设置汉语语言文学专业，但因师资等问题目前尚未招生。
安卡拉大学汉学系是在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凯末尔（Ataturk Kemal）建议下于1935年设立的，是土耳其历史最悠久和影响最大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中心。该系设立目标非常明确：设立汉学系的目标是利用汉语作为资料源语，为研究中亚土耳其历史提供指导。为查阅汉语资料，首先习得汉语，然后精细研究中国历史、文学、哲学以及中国文明。汉学系的作用是培养能够从汉语智库中获得土耳其历史的研究者。汉学系学生学习现代汉语、古典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学制4年。该系学科体系完备，不仅有汉语本科专业，还设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该系主任是欧凯（BulentOkay）教授，另有副教授1名、助理研究员3名，常年聘请中国籍汉语教师2名，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有合作关系。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从建立至今，已经为土耳其培养了2000余名汉语专业人才。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不仅是土耳其汉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土各行业汉语人才的摇篮。土耳其为数不多的土籍汉语教师多为安卡拉大学汉学系毕业生，少数人成为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专家。虽然土耳其汉语教师师资紧缺，由于教师在土耳其薪资较低，更多的汉语人才则从事待遇较高的行业，如中文导游。
位于土耳其开塞利（Kayseri）的埃尔吉耶斯大学中文系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该系由迈赫迈特・赛因（Mehmet Sahin）教授任校长期间于1998年在欧凯教授的帮助下建立，1999至2000学年开始招生。每年报名学生人数都有所增加。近几年每年都有一百多名学生报名，但由于教育部对招生名额有所限制，招生人数控制在20人左右。目前，中文系共有8位教师，其中3名中国汉语教师，5名土耳其汉语教师。3位中国教师皆为国家汉办公派教师，其中2位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相关教授，一位讲师。5位土耳其老师中有1位助理教授，1位讲师，3位助教。就汉语教学师资来说，埃尔吉耶斯大学中文系是目前土耳其国内实力最强的，又因其是国立大学，2012年土耳其国立大学学费从不多的数百土耳其新里拉（约2000元人民币）减至免费，故而现每年报考该系的竞争非常激烈。2013年该系原本计划招生20人，但报考人数超过400人，最后招生规模扩大到40人。
埃尔吉耶斯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为4年制。毕业后可获得学士学位。毕业生需达到142学分。126学分为必修课，包括：中文语音、中文语法、中文汉字、中文口语、土耳其语、土耳其历史、第二外语（英语），16学分为选修课，包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文选。教学目的为培养学生的学术思想和分析能力，能流利的使用汉语对话书写。同时要求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文学、哲学、历史等。此外，每年举办中国文化日，各种比赛以及旅游等社交活动。为了让学生学好汉语，学校还成立了中文俱乐部，每年5月举办“中国文化日”活动，展示中国的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太极拳等。中文专业配置图书馆和多媒体教室。图书馆有中国大使馆赠书近3000册，听力磁带、电影、CD及DVD等。多媒体教室可接收卫星电视，收看中国频道，给学生提供中文氛围以便于他们更易学习中文。埃尔吉耶斯大学非常重视中文系学生培养的国际视野，同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大连民族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中文系已有123名学生在中国学习过。2013年，在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推荐下，有18名学生去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从往年的情况来看，经过一年的留学，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大大提高，并且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往往受到中国公司和土耳其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欢迎。
伊斯坦布尔（Istanbul）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古代重要的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西安，终点就在此地。该市常住人口近2000万，土耳其20%左右的人口居住于此。伊斯坦布尔也是土耳其经济、文化、商业、交通中心和政治重镇；横跨欧亚大陆，居于地理战略要地。伊市目前有3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除了上文提到的国立伊斯坦布尔大学中文系目前尚未招生外，另有2所私立大学设立了中文专业，分别是法提赫（Fatih）大学中文系和奥坎（Okan）大学翻译系。法提赫大学位于伊斯坦布尔欧洲区，该校成立于1996年，同年在文理学院下设中文系，是土耳其第一所开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私立大学。由于中土贸易发展迅速，该系目标则是培养精通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文化的商贸、导游和为政府相关部门服务的专业人才。该系常年与中国西北师范大学合作，同时国家汉办公派3名中国汉语教师在此工作；该系另有土籍汉语教师2名。法提赫大学中文系至今已经培养200余名中文专业毕业生，可惜的是2013年起该系停止招生中文专业学生。其原因：一是，土耳其公立大学于2013年开始实行免费教育，这无疑对收费较高的私立大学带来较大冲击；二是，中文专业毕业生在实际就业方面也存在困难，土耳其汉语教师匮乏，但同时大学准入门槛较高，一般要求有博士学位，再则学校教师薪资属于中低收入水平；中国在土耳其的公司多处在起步阶段，需要的中土翻译人才量并不大。华为等国际大公司虽然雇佣了较多的土耳其员工，但多是专业技能人员，对汉语并无要求。
奥坎大学主校区位于伊斯坦布尔亚洲区，该校成立于1999年，致力于建设“最接近职业世界”的大学。奥坎大学文理学院翻译研究系下设的汉语翻译专业设立于1999年，目前汉语翻译专业雇用中文教师4名、土籍汉语教师1名，其中3名中文教师和土籍汉语教师精通中文和土耳其语两种语言。2013年5月奥坎大学和国家汉办达成协议共同建设孔子学院，目前该孔院外方院长是吉来・菲丹（Giray Fidan）博士，吉来博士是土耳其总理和总统的“御用”汉语翻译，是土耳其第一汉语翻译；他的加入无疑为奥坎大学汉语翻译专业实力带来极大提升。此外，国家汉办派出的中方院长、公派教师和志愿者教师，使得奥坎大学的汉语翻译教学实力得到极大提高。奥坎大学汉语翻译已经是土耳其实力最强大的汉语翻译专业。笔者曾于2012～2013年春季学期为该专业学生讲授“中国文化”一门课程。现该专业每年招生人数约在20人左右，整体在校人数接近100名。
安卡拉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埃尔吉耶斯大学是国立大学，法提赫大学和奥坎大学是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一般雇员需博士学位，薪资又属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故而很少有汉语专业毕业生可以继续攻读并取得汉语相关专业博士学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土耳其大学汉语教师匮乏，而土耳其教育部门规定开设新专业至少要雇佣3名以上的土耳其籍教师。伊斯坦布尔大学虽于2009年已设立汉语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仅有1名土籍汉语教师，故而迟迟不能招生。私立大学多较为灵活，奥坎大学仅雇佣了1名从埃尔吉耶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汉语语言文学本科生。中国汉语教师由于有国家汉办政策支持，加上各大学可以自己招聘且雇佣相关专业中国汉语教师，所以只要相关大学需要，就可满足对中国汉语教师的需求。目前这5所大学在读汉语专业学生约400人左右。未来几年内，土耳其还有望增加几所开设汉语专业的大学，在学人数有望逐年增加。
除上述5所开设汉语专业的大学之外，还有海峡大学（Bogazici University）、中东技术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寇敕大学（Koc University）、沙邦杰大学（sanbanci University）、道乌斯大学（Dogus University）、灰箭大学（university of Bozok）、5月19日大学（May 19th University）等约10所大学开设汉语教学课程。安卡拉佳蕾孔子课堂（Jialei Confucius Classroom）、伊斯坦布尔岛上高中（Heybeliada Anatolian High School）、伊斯坦布尔圣贝努瓦中学（SanBenna High School）、伊斯坦布尔道乌斯（Dogus）中学和小学、伊斯坦布尔莲花（Lotus）汉语培训学校等15所中小学也开展汉语教学活动。
整体而言，土耳其每年学习汉语的人数不过4000人次，汉语教学水平和层次也不高。2012年是土耳其“中国文化年”，2013年则是中国“土耳其文化年”。两国在贸易等方面的频繁往来催生了土耳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增加，开设汉语课程的大学和中学每年都有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对土耳其语言与文化感兴趣的人数也在增加；目前有4所中国大学开设土耳其语言专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土耳其研究中心”。
二、土耳其汉学研究
汉学研究（Sinology）泛指国外有关中国文化、历史、文学、哲学思想等的研究。欧美汉学研究大致可追溯至公元13～14世纪，而系统的、现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则要追溯至16世纪后期。当时欧洲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期间，开始研究并部分翻译介绍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典籍。耶稣会士的关注点当时拘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可融合性上。若从16世纪算起，欧美汉学研究不过数百年的历史。然而土耳其系统的汉学研究在1935年之前则几乎是空白。
1935年在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倡导下而设立在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的汉学系（现今汉学系设在东方语言文学学院下）可视为土耳其现代汉学系统研究的开端。阿塔图尔克不仅亲自指导建设安卡拉大学汉学系，而且力邀当时德国著名汉学家安玛丽・冯・嘉班（Annemarie von Gabain）加盟。安玛丽不仅是当时德国著名汉学研究者，同时也是德国突厥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35～1937年安玛丽作为汉学系筹建者在此工作2年，为土耳其现代汉学的奠基作出了贡献。而后，另一位德国汉学家沃尔夫拉姆-爱博哈德（WolframEberhard）接替了安玛丽的工作。沃尔夫拉姆既熟悉中国民俗、通俗文学、中国地域和少数民族文化，又熟知土耳其历史和中亚各族与中国的关系。由于种种机缘，沃尔夫拉姆于1937年接受了安卡拉大学提供的汉学系教授席位，在此工作至1948年。其间，沃尔夫拉姆不仅讲授了有关中国民俗、通俗文学、中国少数民族和地域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与中亚各族历史关系等课程，也极大地推动了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土耳其汉学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现任汉学系主任欧凯教授就是其徒孙。其他如巴哈迪・厄盖尔fBahaeddin Ogel）教授、穆德累（Muhaddere Nabi Ozerdim）教授、欧钢（Pulat Oktan）教授、居尔钦・坎达里奥卢（Gulcin Candarlioglu）教授、艾谢・奥纳特（Ayse 0nat）教授、奥兹坎・伊兹吉（Ozkan Izgi）教授皆是沃尔夫拉姆的徒子徒孙。沃尔夫拉姆的贡献还包括：1938年他在德语基础上制定的现代土耳其语版本的中国音节表：1939～1942年先后出版了《古汉语语法简要》、《汉语初学者重要工具书入门》、《中国北方邻居》、《中国历史》和《汉学入门》等；另外他还与穆德累共同研究编著了《中国杂文》、《中国民间故事选》和《汉语小说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等。这些著作时至今日仍是土耳其汉学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
穆德累博士在沃尔夫拉姆离开后，继任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主任。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哲学以及中亚突厥历史研究等诸多方面。1962年她第一次把《论语》翻译成土耳其语出版。另外，她还编译了《诗经文集》和《中国诗歌精华》等土耳其语版著作。穆德累的继任者、她的学生艾哈迈德・力萨・别金（Ahmet Riza Bekin）教授和欧钢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东政治和文化史上，代表成果有艾哈迈德教授1981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新疆地区的《丝绸之路》等。安卡拉大学汉学系现任主任欧凯教授旅居台湾多年，精通汉语，出版了第一本以中国原始资料为基础有关孔子的著作，另外还主持编写《汉语阅读教程》等。
土耳其汉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包括：厄盖尔教授以中国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博士论文《维吾尔国的建立》，奥兹坎教授对中国西域维吾尔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艾谢教授根据中国史料所做的匈奴史及其文化研究。现任教于伊斯坦布尔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精通汉语的阿尤布・撒勒塔史（Eyup Saritas）博士，亲自来中国考察并用第一手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回鹘族历史与社会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极有学术价值，图莱・凯卡马克（Tulay Cakamak）博士以其精通古今汉语的优势，在古突厥文化史及汉语语言学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为土耳其汉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其博士论文《唐诗的诗性写作与土耳其语言词典比较研究》可谓土耳其在汉语语言学方面的杰作。
总体来说，土耳其汉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土耳其汉学研究相比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而言尚显薄弱，这也和土耳其汉语学习基础薄弱不无关系；第二，土耳其汉学研究的成果很多还是借用西方如德、英、法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因语言等问题未能直接使用中国第一手原始研究资料。同时，中国文学、哲学、历史等典籍还未有成规模的土耳其语翻译版本。有鉴于此，土耳其政府于1997年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土耳其世界的历史――从远古到现代”项目等予以加强；第三，土耳其汉学研究资料较为欠缺，安卡拉大学图书馆有关汉学研究的藏书室是土耳其规模最大的，也不过万册左右，而且亟待更新。
三、土耳其孔子学院的未来展望
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汉城孔子学院（今称首尔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汉城（今称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截至2013年9月28日，国家汉办在全球117个国家成立了430多个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和650多个孔子学堂（Confucius Classroom），注册学员超过70万人。根据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规划：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1000个，学员达到150万人，网络孔子学院注册学员50万人。专兼职合格教师达到5万人，其中，中方派出2万人，各国本土聘用3万人。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土耳其目前正式成立了3家孔子学院，一个孔子课堂。分别是成立于2007年、位于安卡拉的中东科技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8年、位于伊斯坦布尔欧洲区的海峡大学孔子学院和成立于2013年、位于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奥坎大学孔子学院；中东科技大学孔院下设佳蕾孔子课堂。
安卡拉是土耳其首都和政治中心，目前人口逾400万。中东技术大学是土耳其最好的公立工科类大学（简称METU），中东技术大学成立于1956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占地6万余亩（4，500公顷）的宏大校园。该校与中国厦门大学合作运营土耳其第一家孔子学院。该校孔院自2009年初正式招生，每年国家汉办派出5～6名教师，2012年底注册学员达到了3000余人；与其同时，该孔院每年举办各种文化推广活动20余场次。位于国际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成立于1853年，海峡大学位于欧洲区，是土耳其最好的公立综合性大学。该校孔子学院是在国家汉办支持下，由中国上海大学和土耳其海峡大学共同组建，于2010年4月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亲自揭牌，截至2013年年底在学学员达到了近500人；每年举办各种文化推广活动近30余场次，接待中土访问团组超过30余团组。2012年由于业绩突出海峡大学孔子学院被授予“年度先进孔子学院”荣誉称号。另外，中东技术大学孔院和海峡孔院每年主要任务是开展汉语教学，并支持土耳其各大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和提供中土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平台，两所孔院已分别成为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地区较有影响的汉语学习中心、中华文化中心和中土学术交流平台。奥坎大学孔子学院于2013年6月正式揭牌，该大学是土耳其一所普通私立大学，中国合作院校是北京语言大学。奥坎孔院若能结合汉语翻译专业，有望成为中土翻译人才培养的基地。
四、结语
土耳其汉语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特点是基础薄弱、前景可期。土耳其汉学研究目标较为明确统一，即梳理突厥先祖历史以及研究中国，由国父亲自倡导进行系统汉学研究，起点较高。然而现状是规模、成果等还未形成较大影响。土耳其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对土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将起到推动乃至引领作用；孔子学院的发展与汉语教学以及汉学研究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2
（一）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1）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解释这段话时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1]（P2）由此可见，“文”指“典籍”，“献”指“贤才”。今天提及“文献”一词，一般偏重于“文”，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
（二）历史文献
从广义上说，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它是一切自然科学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的总和，包含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从狭义上看，“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一切有关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就是历史文献，它属于历史学科，是文、史、哲、经济、法律等学科分类中的史学著作。[2]（P6）本文提及的历史文献是广义上的历史文献。
（三）汉语史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3]（P1）1957年王力《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汉语史研究的开始。
二、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的作用
鲁国尧在《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一文中指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融汇。”[4]（P181）本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汉语史的研究，运用最多的方法就是“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下面，我们将主要以这两种方法为例，谈谈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考证法”的作用
顾名思义，“历史文献考证法”就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汉语发展内部规律的证据，这必然离不开历史文献，所有的研究、推论、构拟全赖于历史文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历史文献异常丰富，这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能极大地推动汉语史研究的发展。
如《切韵》音系的性质一直以来是各家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在《切韵序》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切韵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针对这一点，洪诚认为“假定《切韵》是记录一个方音系统，那么讨论古今南北的是非通塞是多余的”[5]（P164），由此可以考证出《切韵》记录的应该是一个综合音系。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语言学方面的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重要作用，其他历史文献同样对汉语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如林焘在《北京官话溯源》一文中，考察了语言、历史、政治、人口、民俗等各方面的文献，从而指出“一千年来我国东北地区和北京人口相互流动的历史情况充分说明东北方言是一千年前在现代北京话的前身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旧不断和北京话保持密切接触，并且曾两次‘回归’北京：一次是12世纪中叶金女真族统治者迁都燕京时，另一次是17世纪中叶清八旗兵进驻北京时。这两次的语言回归对北京官话区的形成和现代北京话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种方言相互影响，日趋接近，形成了一个包括东北广大地区和北京市在内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是林焘将东北官话纳入北京官话区的重要依据。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林焘认为东北方言与北京话同源，且由于政治和移民的影响，二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发展至今，出现了“从东北地区经赤峰、围场、承德直到北京市，形成一个在东北非常宽阔，进入河北省后逐渐狭窄，到北京市后只限于城区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就是为什么与北京市毗邻的河北方言听起来与北京话截然不同，但是远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方言却与北京话极为相似的原因。
（二）历史文献对“历史比较法”的作用
“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它运用比较的方法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重建原始语，把各亲属语言纳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线发展关系之中，因而提出语系、语族之类的概念。”[10]（P2）
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处理的材料主要包括现实的语言和历史文献。由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文献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进行比较，语言材料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大量的语言材料的积累，才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个别语言的历史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没有对具体语言的详细的、深入的研究，历史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方法、原则就无法建立。而这些语言材料除了在活的语言中搜集外，最重要的搜集途径就是历史文献。
（三）历史文献的局限性
虽然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对于有文字来说的语言，可以凭借文字、文献材料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这就是说，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或者是史前的语言，历史文献对其语言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作用。其次，对于拼音文字，文字、文献材料能很好地反映文字的创制或改进、改革时期的语言的语音面貌，但是对于表意文字来说则不尽然，如汉语能从各时期的诗歌、韵书、韵图中归纳出各个时期的音类，但是不能推测出具体的音值。
针对这些局限，王力提出，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于汉语史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考证，也要重视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打开汉语史研究的新局面。
三、结语
本文以汉语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为例，详细地论述了历史文献对于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为了将汉语史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系统的新阶段，我们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在注重考证历史文献的同时，重视对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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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3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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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新建.回顾与前瞻：2015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评述[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6).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4
关键词:对外汉语 教学改革 文化导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汉语热”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对外汉语专业在国内各大高校纷纷设立，招生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长期以来，文化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专业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教师在课堂上往往局限于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基础理论教学，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难以从更高层次上掌握和理解汉语，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面对这一问题，文化导入观念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汉语、外语甚至其他学科领域应用开来。
所谓文化导入，即教学过程中要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民俗等一切与文化有关的因素，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外汉语专业教学，我们倡导构建文化导入机制，以“了解文化、掌握语言、学以致用”为基本目标，全面树立文化教学理念，坚持语言和文化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借语言文化的渗透，潜移默化地使学生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
一、文化导入背景分析
要使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教学适应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及教育教学规律，就要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要想学好汉语，必须同时学习中华文化
“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1]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核。千百年来，汉语的学习和传播始终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在汉语教学中，学生要真正理解中华文化，必须掌握作为该文化载体的汉语;学好汉语，必须同时学习汉语所负载的中华文化。越是深刻细致地了解中国的文学、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准确地理解和使用汉语。
(二)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严重脱节，必须结合进行
学习汉语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掌握一种技术，而是在掌握汉语的基础上，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中华文化。文化知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文化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专业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汉语教学变成了仅限于传授学生字词句、说话、写作等基本应用知识的技能课，文化内涵的缺失导致了学生对汉语之美认识的严重不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不断下降。教学实践证明，汉语教学必须也只能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同时，积极倡导现代教学理念，才能重新激发其活力，展现其魅力，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三)汉语正面临危机，必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入新的活力
这一点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教学而言尤为重要。当前，各种外来语言势力、网络语言等纷纷进入汉语表达范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汉语，纯粹性日渐消解，功利性不断强化。同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导致汉语同传统文化之间不断背离、迷失和错位。“汉语正面临着危机，拯救汉语，是刻不容缓的事情。”[2]这已经成为当下许多学人的共识。同时，目前汉语所面临的这种危机，也给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汉语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教学中让学生真正认识汉语、了解汉语、用好汉语，从而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汉语。
二、加强文化导入意义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3]在语言教学中，发掘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是必须而必要的。通过对教学实践过程的认真总结与分析，我们发现，文化导入对汉语教学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在当前的对外汉语专业汉语教学过程中，应该占据更大的比重，承担更多的使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通过全方位的文化渗透教学，全面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所谓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利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精神文化成果，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品格修养。”[4]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素质教育的实施，核心之一就是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汉语教学是素质教育过程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和交际能力，也可以借语言文化的渗透，潜移默化地使学生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综合素质，为将来传播汉语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通过积极的文化导入，重新挖掘和弘扬汉语中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无论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还是修辞，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汉语发展中的不同特点，在汉语昂首走向世界的今天，汉语教学理应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语言文字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文字又是重要的文化事象。”[4]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对汉语背后的文化内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三)通过彰显语言的文化属性，赋予汉语教学崭新的活力
在汉语教学中，无论是教还是学，都要与语言的文化属性紧密结合，才能保持这门课程的活力。中国数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汉语不断发展的源泉。汉语教与学的过程必须与中华文化如文学、历史、地理、民俗等知识相互融合，赋予汉语教学崭新的活力和学习汉语的不竭动力，切实提高教学和学习的质量。
(四)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广泛联系，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汉语本身是一种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趣味的语言，汉语教学应该在课堂上将语言与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展示出来，通过文化的导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承认这种‘文化特性’的存在，并了解这一‘文化特性’的产生过程，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词汇。”[6]如在语音教学中适当加入古诗词格律、节奏、风格等知识，在汉字教学中讲授汉字发展史和中国书法等知识，以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效果。
三、如何建立文化导入机制
通过对教学实践的分析和总结，我们认为，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教学中应着重建立文化导入机制，即以文化导入为中心，以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以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调整为手段，以教材调整等为辅助，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综合人文素质。
(一)以文化知识的导入为中心，不断增强汉语教学的文化深度
梁潄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属性也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文化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教学改革中，必须重视人文知识的参与。在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教学中，必须把汉语置入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学习和研究，还汉语教学以本来面目。如结合古代语料、语言趣话等，追溯汉语发展的历史;结合文字发展史讲授汉字构造演变;结合诗歌韵律讲授语音知识;结合文化变迁讲授语法结构推演;结合历史知识讲授词汇更替等等。既以丰厚的传统文化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对汉语的文化认同，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学的文化高度。
(二)以教学方法革新为手段，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当前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中，许多人未经严格训练就走上了讲台。这些教师的特点，据李泉先生分析，主要有忽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对学习者的了解，忽视教学语言的可接受性，忽视教学活动的可预知性，缺乏平等观念和包容意识等。[7]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教会学生学习和实践的能力，由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将来要从事教学工作，所以实践能力的锻炼显得更加重要。一定要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调研式教学、探讨式教学等，努力建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应用为先导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立足课堂但不局限于课堂，以实际应用为最高准则，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汉语教学既要符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还要紧密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实际，针对留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引导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与留学生举行互助语言学习，举办双语晚会等，锻炼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可增强学生学习和传播汉语的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以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努力扩充汉语教学的信息量
“语言教学包括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8]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一方面他们要接受第一语言教育，同时毕业后又要对留学生进行第二语言教育。他们在其中有身份和思想的转化问题，既要学好，也要教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体验式教学，把文化行为训练纳入教学体系之中。在不改变课程目的、性质的前提下，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教学环节中适当增加文化知识的教学比重。如:汉语语音教学中可讲解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词汇教学可着重介绍汉语的词汇系统、词汇的发展演变、词汇的色彩意义等，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语法教学应从新的高度认识汉语的结构规律，认识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介绍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新动态、新流派，同时要广泛涉及语法变化背后的文化因素;汉字教学除介绍汉字的发展、现状、信息处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等知识，还要着重讲解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修辞教学应引入新兴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广泛涉及文学、历史、民俗、礼仪等知识，改变修辞教学的枯燥现象等，以有助于学生认识汉语的过去和现状，思考汉语的未来，为将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建立良好的知识储备。
(四)以教材和手段更新为辅助，积极扩大学生的文化知识阅读面
同其他专业的汉语教学一样，对外汉语专业汉语教学也要大胆试用新版教材，使学生能对学科最新科研成果有所了解，从而拓展知识面和研究视野。以《现代汉语》为例，目前普遍使用由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但此教材知识体系相对陈旧，未能及时反映新的科研成果，例句和习题的编排也已过时。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单一教材无法满足教学和学习的双向需求，因此应该根据课程自身的特点，紧跟研究前沿，积极引进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不同学习兴趣，补充相应的参考读物，有针对性地推荐好的《现代汉语》读本，供学生自学或参考。条件成熟时，可根据教学实践编写更具时代特点、更符合学生要求和教学实践的教材。另外，传统的讲台黑板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多媒体兼有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功能，既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和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可以让他们学会将来从事教学工作必须的基本技能。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教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高校中文系现有汉语课程建设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与其他相关学科有机结合，紧紧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核心，全面倡导汉语文化教学理念，建立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导入机制，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养成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下学习、使用、推广汉语的良好习惯，为汉语走向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注 释:
[1][波兰]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艺 术出版社，1987年版。
[2]朱竞:《汉语的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李成，张晓杰，于文海:《传统文化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中的功 能》，《文化学刊》，2006年第2期。
[5]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288页。
[6]张晓璐:《语言、文化与思维》，参见潘文国主编《汉语国际推 广论丛》(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7]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问题》，载赵金铭 主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跨学科探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岑运强:《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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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波兰]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艺 术出版社，1987.
[10]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转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5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中国文化自信；人才培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我国政府充分利用当下有利的形势，加快培养造就既熟知本民族又了解世界历史文化的对外文化传播高级专门人才，积极传播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有识之士赞赏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传播一时间还缺乏足够的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作为培养汉语国际推广与国际交流的专门高级人才，在培养模式上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民族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身体力行地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自觉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使者。
一、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
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和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作为世界古老文化中幸存下来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博大深邃的文化智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辩证思维等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对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要继承和弘扬。
1、对中国文化作用和重要地位认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一个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打不散、压不垮，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她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和不屈的脊梁，根植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人文主义思潮、自强不息精神、“天下为公”理想等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态势下，对我们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并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强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战乱和外敌入侵却绵延不绝，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中华文明的规模巨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医学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却又独立的体系。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国家积贫积弱，中国人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之中。中国人对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如何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下存续缺乏自信了。到了在，在“打倒孔家店”文化运动口号下，孔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标靶，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尤其是“”期间，传统国学又一次遭到了冲击了，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深厚的根基。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形态伴随着西方物品进入中国，处在迷惘中的中国人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模糊，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导致后来在对外交流和传播中的自卑和不自觉。
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我必须站在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高度战略，深刻的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中是文化起着重要地位与作用。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使更加自信、更加主动地去推动社会文化的体制改革。
第一，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美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是我们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并充分尊重和肯定这些丰富的价值，坚持保护和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创新，积极创建优秀文化体系并更好的传承下去，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振奋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第二，自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的修养，并在共同的价值观、“大同”的思想指导下，自觉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二、加强外汉语人才培养，提高中国文化自信
在国际交流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能胜任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以及胜任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专门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扎实掌握与汉语言文字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
1、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理论基础和掌握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质是推广汉语，让学习者学会典雅规范的汉语言文字，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汉语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是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以培养本科和研究生人才为主。根据国家教育部对对外汉语专业提出的业务培养要求来看，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语言学和第二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要能够掌握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要受到中西比较文化的基本训练，还要熟练的掌握英语，最终目标是要具备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而“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之语言能力，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基础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应用能力。如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古代汉语之所以重要是现代汉语的许多语法、词汇都是来源于古代汉语，且通过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更便于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而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作为支撑，只有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老师才能在教学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然，外语水平对于对外汉语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2、培养具有丰富的中外文化知识、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的专业人才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言深受文化影响，反映文化的发展。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对语言的有制约作用。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的文化对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语言教学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往往只注意对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律的学习和研究而忽视了对制约工具使用的外部因素的学习和研究，因而使语言学习者只能学到静态的语言知识，只能了解语言符号的语言意义，但因为缺少“文化”面不能学到运用语言的知识，不能真正把握言语的语用意义。因此，学习语言必须学习文化，学习语言须注意考虑语言以外的行为和环境。汉语的产生和发展与汉民族的历史密切相关，渗透了汉民族的文化积淀、认识经验、感彩。如果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及文化内蕴，外国留学生根本无法正确理解某些词汇与语法。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注重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的特征，从语言和文化教学两方面着手，使学生不仅明确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规则，同时也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在这种文化中形成的交际习惯，从而得体地运用所学进行汉语交际。再如，中华饮食文化、刺绣、剪纸、丝绸等对外传播具有悠久历史，颇受世人瞩目。传播者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引入这些中国文化教学，树立语言离不开文化的教学理念，无形中丰富了教学内容，使得对外汉语语言教学变得不再枯燥，学生们能在有趣的文化中学习语言，必将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由于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外汉语教师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要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尊重学习者的宗教、风俗习惯，以免出现影响国家、民族团结的错误。
作者简介：黄文吉，男，广西巴马人，广西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产业信息化，汉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6
关键词： 语言接触 语言选择 汉语 英语
1.引言
语言是在社会中发展。一种语言完完全全地处在一个孤立的环境里，其使用者与其他语言使用者毫无接触，这种现象很难见到。更多的情况是，某种语言的使用者与至少一两种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可能比这要多得多――天天都在打交道。不同语言使用者间不断地接触常常会给语言的发展带来许多的影响（Trask，2000:308）。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即为“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陈原，1983：3）。语言既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又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那么当它作为一种信号系统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种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触（陈原，1983：285）。
不同的民族语言相遇，互相发生影响，这就是语言接触（邢福义，1990：389）。历史上有过因为外族入侵和统治而产生的语言的融合。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有时从政治制度上施加压力，提倡或迫使人们使用某种语言，从而使他们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语言，加快语言替代形式的融合（邢福义，1990：406）。“历史上某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他族语言（不论愿意与否），这种现象并非罕见。有时他们采纳的是统治者的语言，有时是被统治者的语言，或是融合在同一国家中的某一民族的语言”（Baugh and Cable，2001:34）。在英国，统治者的语言占了统治地位，而在中国，被统治者的语言占了统治地位。
在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有一种语言会战胜其他语言，成为官方语言。通常情况下，统治者的语言会成为统治性的语言。英语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也有例外。比如汉语的发展史就是另外一回事。外族入侵统治了汉民族，他们的语言大量地进入了汉语，但汉语却统治着外族的语言，并始终保持着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本文试图探索在与外族接触的过程中语言沉浮的原因。
2.语言接触中语言的选择及其原因
一种语言之所以成为该国的通用语言，其原因并不在于它自身的内部结构优于其他语言，而在于一些外部的决定性力量，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有很多因素使一种语言成为通用语言。
2.1统治者的偏好
出于某种原因，统治者会通过下令迫使臣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语言。这种高层人物的偏好通常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取向，从而模仿高层人物所说的语言。
2.1.1诺曼征服
诺曼征服后法语对英语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如果根据英语在11世纪中叶所达到的状况，人们就很容易认为就形态、句法和词汇而言，英语大概是会变成像今日的荷兰语或德语那样的一种语言，就是说，它会成为一种大体上是日耳曼语而掺杂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希腊、拉丁和罗曼诸语的借词的语言。但是现代英语并不是这个样子。其所以会如此的主要原因需要到1066年诺曼底人征服英语这件事里去找，它把事物发展的方向改变了（费尔南德，1990：47）。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英语的影响远远大于英语史上其他的事件。如果威廉当初没有成功地登上英国皇帝的宝座，那么今天英语会是什么样子，无人能知。诺曼统治彻底改变了英语的发展轨迹（Baugh & Cable，2001:105）。
英王爱德华死后无嗣，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率军入侵，同年10月进入伦敦，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史称“征服者威廉”，诺曼王朝（1066―1154年）由此建立。威廉一世统治英国之后，法语，而非英语，成为统治阶级及其服务者的语言，因为大多数前英国的贵族被夺去了土地。在教会方面，威廉一世也采取了剥夺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土地的政策。说法语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被任命担任重要职务，还有许多说法语的僧侣进入修道院。皇室和贵族也都说法语。结果，法语词，如“prince，duke”自然就进入英语语言，取代了它们在英语中对应的词汇，而这些被取代的英语词汇不再被使用了。法语成了交际中的上流语言（Freeborn，2000:80），英语沦落为未开化的语言，是下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在其后的20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语都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语言。会说法语在当时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由于诺曼征服，英语沦为英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
2.1.2北魏时期
英语这种语言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中发展起来，汉语也是如此。汉语文化世界就是在同许多文化世界的激烈碰撞中发展起来的。自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至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作为汉语起源的语言就不断地影响着其他民族的语言，同时也不断地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在与其他语言不断地接触中，有一种语言被突出出来，成为标准语或官方语言。
在汉语发展史中，同样有因为统治者的偏好而使某种语言成为官方语言的例子。然而，所不同是这种官方语言并非统治者的母语，而是被统治者的语言。有些统治者会在本国提倡使用学习被统治者的语言。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386―534年）。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魏统一北中国。孝文帝极其崇尚汉语及其文化，因而大力提倡使用汉语而放弃他的母语：鲜卑语。孝文帝为了学习汉族文化，以废除燕太子丹，禁说鲜卑语为代价，使汉语的燕京方言逐渐成为北中国汉族共同语的中心（赵杰，2001：19）。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迁都后，一律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并提倡与汉族通婚。孝文帝实行这些促进语言融合的措施，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汉族的文化发展程度比鲜卑族高，而且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都洛阳之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做全社会的交际工具（邢福义，1990:406）。
除了客观的因素外，孝文帝个人的喜好亦对汉化起了重大的影响。孝文帝的祖母对他影响甚大，他生而丧母，为太后所养。而太后本是汉人，通书知礼，更亲授其教育，使孝文帝学识优异。并且，孝文帝在位时，正值儒学文学并盛，朝中济济多士的时代，故而孝文帝仰慕华风，且有杰出的文才经术。再者，太后驾崩后，孝文帝坚持以古礼行事，改变原有的丧葬制度，废革鲜卑族的传统习俗，格外显出孝文帝对汉文化的喜好，以及对汉化的执著。因此，汉语取代了鲜卑族语言的地位，同时也借用了鲜卑语言中的一些元素丰富了自己。
2.2使用者的影响力
除了统治者的需求或偏好以外，语言取得自己的地位还因为它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来自语言自身，而是其使用者在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影响力。
2.2.1军事政治力量
英国最早的居民是凯尔特人，我们对其语言知之不多。凯尔特语可能是在英国最早的印欧语。而现在的英语是日耳曼部落居民的语言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公元449年，一些日耳曼部落开始入侵不列颠，这些部落居民是英国的开创者，他们比凯尔特人更强大。许多凯尔特人被驱往西部，在威尔士和康威尔等地避难（Baugh & Cable，2001:43―9）。公元5世纪时凯尔特人的语言曾被广为使用，而现在则再也找不到痕迹了。正如Bede记录的那样，那时不列颠人要么被驱往西部威尔士、康威尔，要么沦为受人支配的农奴。而统治语言当然是统治者的语言盎格鲁―萨克逊语（Freeborn，2000:20）。早期的苏格兰人很可能也是说凯尔特语的。尽管在当今的苏格兰地区，凯尔特语言文化的残留仍然处处可见，但是随着历史上苏格兰地区多次遭到不列颠岛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格兰人），以及来自北方海上的诺曼人的征服，再加之英格兰人在经济上的强烈影响，苏格兰人逐渐被这些日耳曼入侵者（英格兰人和诺曼人都属于日耳曼族）所同化，最终丧失了本民族的凯尔特语言文化，成为了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
由军事入侵继而殖民化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在语言接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罗马帝国时期英国的凯尔特人学习入侵的罗马人的拉丁语。“毫无疑问，对不列颠的军事统治之后就是整个不列颠的罗马化。只要有罗马人居住和统治的地方，你就会发现罗马人的方式”。“罗马化当然也包含拉丁语的使用，因为拉丁语成为了官方语言”（Baugh & Cable，2001:43-5）。不仅是罗马本族官员、军官和居民说拉丁语，就连不列颠人自己，因为要为罗马人服务，或需要同他们打交道，也说拉丁语。罗马人用武器征服了英国，他们的语言也征服了英语。
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各种战争就没有停止过。伴随着战争而至的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往往带来政治制度的改变，从而产生语言融合的可能性。征服者与殖民者往往强迫被征服与被统治者放弃他们的语言，转而使用征服者或殖民者所属文化群体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强加给被征服与被统治者，从文化上来同化他们，以利于征服者从根本上建立维护自己统治的基础（邢福义，1990：406）。
2.2.2经济文化力量
经济地位是影响语言维护或更换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地位较低的语言集团总是向经济地位较高的语言集团的语言转变（祝畹瑾，1992：195）。
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国经历过两次外族统治，即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然而，蒙古语被吸收到汉语中的借词寥寥无几，满洲语就更属罕见（潘允中，1989:141）。汉语之所以能在融合中占主体地位，是因为汉族移民带来的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他们的文化在当时民族杂居的环境中逐渐成为主导文化，使当地土著逐渐被汉文化所同化（邢福义，1990:407）。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族被外族统治。当蒙古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占政治领导地位时，蒙语与汉语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统治阶级用的语言（蒙语）理应成为全国唯一的公用语，但因为汉族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比较高，汉语仍然不失去它的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蒙语在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能同汉语达到平起平坐的情景（陈原，1983：362）。元政府将汉语――曾在金代使用的官方语言――作为标准语或普通话，而不是将他们自己的语言作为官方语，并把其中的大都话作为标准音向全国推广。
清代是东北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中央政权，他们在东北使用的通用语就是汉语。满族占统治地位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情景同元朝相类似，而满语比蒙语的生命力更小，满语在几百年的期间中甚至渐渐退却。（陈原，1983：362）在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满族就将汉语作为全国的通用语言。清政府宣布汉语为官方语言，国人都应学习官方语言。雍正皇帝曾命令全国官员都要掌握这种官方语言。西方传教士称这种官方语言为“mandarin”――“man da ren”（满大人）的音译，即满政府官员所讲的汉语（赵杰，2001:20-22）。清初虽鼓励旗人使用满洲语，但未能遏止汉化的大趋势，所以没有推行开（太田辰夫，1991：214）。
3.结语
从英语和汉语发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语言不是因为其内存的优势而具有影响力、重要性。某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是因为它反映了各政权之间的力量的对比（Baugh & Cable，2001:3）。一个强大的国家，其语言也具备重要性，因为它直接反映了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的力量，艺术、科学的优势也能从语言中表达出来。“作为交际语言来说，标准语本身并不高人一等，但采用何种语言或发展某种语言作为标准语是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因此人们才会做出这种模仿社会中权威人士、强权人士的决定”（Freeborn，2000:224）。语言不能独立存在，使用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成功，语言便跟着获得成功；使用者失败了，语言也跟着失败。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会使该国语言成为有支配地位的语言。语言的选择取决于诸多因素，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态度都起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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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杰.汉语语言学.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7
摘要：教留学生学习汉语，不应采取满堂灌、填压式的方法，首先应该科学地设置课程，做到多样化和趣味化。多样化不会让人感到枯燥，趣味化会让人越学越有味。课堂教学也应丰富多彩，掌控灵活，安排合理。要根据学生水平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小孩学习语言是从听和说开始的，所以教留学生汉语也应该侧重口语和听力。
关键词 ：留学生；汉语；教学法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导致世界各地的学生涌入中国学习汉语。怎样才能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佳效果呢？应该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涵意及发展历程
对外汉语教学是针对外国人或华侨学习汉语的教学，对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外语教学。教学的任务是教会学生汉语拼音、声调、词汇、语法，从听、说、读、写入手，进行综合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阅读、社会交际和写作的能力。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从汉代开始的，到唐代则比较兴旺，此后一直延续至今。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开始重视汉语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开始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1965年以后，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学校逐年增加，如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不少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引发了“汉语热”。许多国家的政界、经济界、学术界以及友好团体等都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多地学习我国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为了在各个领域发展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学习汉语。也有些外国青年为了以后的就业，或对数千年古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来到中国刻苦学习汉语。所以，来华留学生的国别从起初的几个东欧国家发展到今天的世界各地。由于外国留学生要求学习汉语，从而产生了对汉语教学这门事业。从1950年开始，对外汉语教学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由于全世界要求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1亿人，所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旺时期。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教学，实际上也是一项文化宣传工作。随着汉语的推广，中华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中国也会为更多的外国人所了解，这也有利于消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偏见，有利于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分化”和“西化”。从这个角度看，对外汉语教学在国际上也是一项争取人心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人学习了某一国家的语言、在这个国家学习、生活或工作过，往往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某种亲近感，格外关注这个国家，甚至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促使自己的国家更多地发展同这个国家的关系。
二、课程设置要多样化和趣味化
要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课程设置举足轻重。外国留学生由于受生长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影响，在学习方面也各不相同。课程设置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不能把我们固有的习惯和做法照搬过来。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外国留学生都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课程设置也应多样化，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应多讲授中国特有的课程和文化，中国特色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感兴趣的知识就会学得更快，学得更有味。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探索，并借助于教学评估和测试以及来自留学生的反馈信息，对外汉语教学应设置如下课程：
1.基础汉语
基础汉语是关键的课程，也是一门基础课程。留学生在学习这门功课后，能较熟练地掌握语言知识，能掌握声母、韵母、声调的拼读。通过句型学习能掌握汉语的结构，使他们在日常应用中符合汉语的习惯，能掌握一定量的常用词汇，达到会念、会写、会用。这些基础打扎实后，以后的学习就容易多了。
2.口语
留学生在中国这个使用汉语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每天都接触有声的汉语，这就迫使他们要尽快学会说普通话。口语课是要留学生把在其他课程中学到的词语和语法等转换成声音，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练习口语迫使留学生用汉语思维，使他们在交际中做到随想随说，语态自然。实践证明，口语较好的留学生均学得较快，均能把学过的知识作为工具，再进一步提高。口语掌握得好，造句、写文章也就容易多了。所以，口语教学很重要，要和基础汉语课同步进行。
3.听力
听力课是培养学生用耳朵接受一个音节连一个音节的信息，通过感知然后分析综合从而达到认知的目的。想要与他人交谈、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听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听懂了对方的意思才能交谈，才能按对方的要求去思考、去实施。所以，听力和口语一样重要，也要与基础汉语同步进行。听力教学可借助于录音、录像。也可通过自由交谈来练习听力，因为自由交谈要求听懂对方的句子，这就自然而然地练习了听力。听力和口语是相辅相成的，听和说掌握好了，这门语言也就容易学了。
4.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这门课是留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课程之一。到了异国他乡了解居住国的文化和习俗非常重要。比如，在有些国家，学生不上课，教师并不在意，因为上课是学生的权力，不上课是学生的自由。而在中国，如果学生不上课则认为是不礼貌，不给老师面子、不守纪律。因而，认为旷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有时师生之间会为此产生矛盾。在教授留学生的过程中，有时留学生没来上课，教师出于关心和爱护的缘故，去宿舍看望，而留学生可能认为这是干涉他人自由，造成误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方了解对方的习俗，就不会产生这种误会。学好了语言有利于了解文化，对文化的了解，又将促进语言的学习。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影响留学生在交际中准确、得体地使用汉语。所以，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是非常必要的。这门课还能使他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从而在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背景的基础上理解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各项措施和政策，能正确看待中国在转轨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
5.报刊选读
报刊选读课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外国留学生都想利用在中国学习的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他们学到一定程度时，学习报刊文章是一个不错的途径。报刊上每天都登载着大量的新闻、通讯报道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稳步前进。除此之外，还有利于留学生复习大量的已学过的常用词语和语法，学到大量的政治经济词汇。
6.写作
留学生通过写作训练，不但可以复习已经学过的词语、语法和句型，使句子更符合汉语习惯，而且还能学到标准的书面表达形式，从而达到巩固和消化的目的。写作中出现的语法错误、逻辑错误和错别字等，教师给予及时纠正，使他们的汉语水平不断提高。有很多情况，口语表达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用书面的形式，这就更迫使留学生重视写作。写作要使用已学的知识，这就促使他们认真学习基础汉语等课程。写作要立意谋篇、俢词遣句，要求中心突出、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符合语法，这样反过来会促进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7.其他课程
为了使留学生学得充实，学得有味，课程设置要多样化、趣味化。因此，可设置历史、书法、绘画、乐器演奏、武术、太极拳等课程。有些留学生来自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历史很短，而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他们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不仅想了解中国的现在，还想了解中国的过去。书法与绘画能陶冶情操，毛笔和墨同样对留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哪怕成不了什么书法家、画家，他们也愿意充分利用在中国学习的良机，多学点中国人的本事。中国的民族乐器悠扬悦耳，都可演奏出美妙动人的乐章，他们也非常喜爱。中国功夫世界闻名，在外国，中国人常被缠着教中国功夫。留学生到了中国，更不会放弃这绝佳机会。特别是青年学生，学起武术来更是精神抖擞。太极拳能健身防病，由于水土不服，有的留学生来后常生病，自从学打太极拳后，病魔悄然离去，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
三、教学当中的几点体会
1.认真备课，因人施教
虽然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而外国留学生都是初学者，教他们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不然。对学生的提问，我们的老师也有答不上的时候。所以，必须认真地备好每一节课，根据教学细节，推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准备好解决的办法。在上课之前，要把这节课要讲的内容梳理一遍。比如准备问学生什么样的问题、学生可能如何回答、学生可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解答等等。此外，还要提前检查教学设施是否完好、教具是否准备妥当，以防在教学中出现意外。在教学过程中，不要采取满堂灌的方法。留学生既不喜欢教师在上面滔滔不绝的讲，也不喜欢从头到尾不停地听录音。他们希望多给点机会练习，通过练习，把学过的词汇和语法应用到口语或写作中，教师则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从而使他们应用得更准确，口语更流利。对初学汉语的学生，要先让他们认读生字，先带读几遍，然后让学生自己读，及时纠正他们的发音。对读得标准的学生要给予表扬，以资鼓励。学了一定量的汉字以后，可以教他们用生字组词。学了一些词汇以后，则可教他们用所组的词语造句。首先要采取举一反三的办法，让他们掌握基本句型。基本句型有问句、肯定句、否定句、感叹句等几种。
掌握这些基本句型的运用对规范留学生的中文表达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用“是”造句，就可以让学生练习这几种句子，“我是学生。”“他是学生吗？”“她不是工人。”“他是多好的学生啊！”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用“爱”字训练造句。“我爱中国”，“我们不爱说谎”，“你妈妈爱你吗？”“他们多可爱啊！”这样点点滴滴的训练，学生们驾驭中文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通过这样反复组词、造句，则可以慢慢引领他们入门。对有些汉语基础的学生，上课前先听写上节课所学的生字，复习上节课的学习内容，然后再讲新课。这样一点一滴地稳扎稳打，不断巩固，夯实学生的汉语基础。对汉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则可以让他们复述课文内容、录音材料的内容或一个故事的内容，让他们互相纠正错误，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用少量时间，讲一些他们关注的事情。比如学生对中国的节日较感兴趣，我们可以介绍节日的来历、过节的风俗、庆祝节日的意义，播放一些有关节日的视屏。有些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不妨结合历史教汉语，讲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学生在学历史的同时，也学到了汉语。学了一段历史知识以后也可以带学生去参观一些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故居等，一边参观，一边讲述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故事。这样学生在学习历史的同时，学到了不少汉语表达方式。有的学生对体育比较感兴趣，我们不妨讲一些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项目。
2.听说读写有机结合，侧重听和说
开始学习汉语时，要听说读写一起上。只教听和说不妥，因为语法、词汇都来源于基础汉语这门课的讲授，虽然写作是巩固语法和词汇的较好措施，根据学习语言的经验，参与记忆的感觉器官越多，记忆就越牢固。所以要听说读写同时抓，才能全面掌握汉语。大家知道，儿童学语都是从听和说开始的，所以，教留学生汉语应该侧重听和说。不管上什么课，开始时不妨安排几分种，和学生进行简单的对话或讨论最近发生的新闻，给学生练习听和说的机会，这样天长日久坚持下去，学生的听说能力会日新月异。
3．扩展留学生的词汇量要有科学的方法
词汇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学生不断增加词汇量，并能在写作中正确使用所学的词汇。教科书中对新单词一般都有英语或日语注释，课堂上，不必再用外语重复解释。可以用列举例句的方法，让他们猜出单词的意思，也可以用已经学过的词汇来解释，还可以根据汉字的组成和结构来解释单词的意思。这样，既可以复习已学的知识，也可达到认识新单词的目的。用实物教生词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讲到水果时，可以让学生看着各种水果，学习水果的名称，这样把抽象的名词形象化，不但便于理解，更容易记住。教人体各部位名称时，可以把学生分成两人一组，让他们互相指着身体各部位，说出各部位的名称。教室里也有不少物体，让学生互相指着不同物体，说出名称，同时在黑板上写出来。这样又直观，又可加深记忆。在教学中，要注意单词的重现率，即使课本中没有使过去学过的单词经常出现，也要利用造句、对话或写短文，把学过的词汇串起来，使留学生永记在心。实践证明，通过这些方法学到的单词，不仅不易忘记，还能正确地使用。
4.为学生营造语言氛围
学习外语，环境尤为重要。教师要营造一个学习中文的良好氛围，上课前，师生用中文相互问候。上课间，教师和学生用中文双向互动。在课外，要求学生尝试用中文进行交流。课堂用语一律用汉语，逼迫学生听懂课堂用语。通过动作学汉语也是一种好方法。当学生想喝水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比划喝水的动作。这时，我就教他们说“我想喝水。”当学生跑步锻炼时，可以教他们“我在跑步”。中午下课时，可以教他们“我饿了，想吃饭了。”学生感觉枯燥或疲倦时，可以教他们唱中国的民歌或流行歌曲，这样不但可以学会歌曲中的汉字以及歌词中的含义，还会感受中国音乐的美妙。也可以做一些小游戏，这样即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提起上课的精神。为每个留学生安排几个中国的学生作为朋友也是一个不俗的举措，在课余时间，他们一起交谈、一起购物、一起参加体育锻炼、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旅游，通过这种方式，留学生的汉语提高很快，口语非常纯真。而对中国学生来说，可以学到标准、地道的外语。我校的一名美国英语外教，在4年的任职期间，向她的学生学习汉语，第4年即可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5.课堂外的活动也有利于教学
围绕教学，开展丰富多彩、具有实效的活动，使教学更活跃，更有意义，效果更好。在课堂教学的同时，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比如大部分留学生都特别喜欢京剧，不妨教他们唱京剧。有的学生对中国的民族乐器非常感兴趣，我们也可以教他们弹奏乐器，以调节留学生的生活。我们还可以组织他们参观古建筑、到风景点旅游、到郊区和农村度周末。通过这些活动，让他们了解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精湛工艺，目睹我国的壮丽山河，加深对我国的印象和亲近感。让他们见证我国城乡人民辛勤劳动、安居乐业，逐步走上富裕之路的情景。这样一边参观，一般介绍，一边讨论，既练习了汉语，又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情操。
对外汉语发展史篇8
鲁迅说过，在中国，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文学革新”，其立足点都应该“要说现代人的话”，即：“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汉语新文学通史》所作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翻开此书，异常鲜明地凸现出来两个关键词：一是汉语，一是新文学。前者强调的是“中国人的”、“自己的话”，它从空间领域横向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存在和文学研究的视域，把香港、台湾、南洋地区等地华人的文学活动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汇集到汉语这样一个共同体之中。后者旨在一个“新”字，它指向的是“活着的”、“现代的”、“真的声音”，它建构了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范畴，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在一种更为宽广的也是更为现代的“新”与“旧”对比之中，去探讨汩汩流淌的历史长河中诸种文学规律，去寻觅一种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者兼容的文学世界的建构。
无论是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还是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取向都一致认定，语言，不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封闭系统。语言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的，它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实、一种行为规范、一种思想结晶。
《汉语新文学通史》对语言的界定当然是汉语的语言，是白话的汉语，也是现代的汉语。于是，面对新文学，现代汉语的内涵就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孤立性、符号性的静止状态了，它已经作为一种“言语”而存在了。一方面，现代汉语与新文学之间建构了一种同一性的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两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新文学以白话的现代汉语为起点，并通过现代汉语为载体表现出来，现代汉语既是传达新文学思想内容的工具，也是创造新文学艺术的形式，它与新文学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地融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新文学史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语言只能通过思想而存在，思想也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那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汉语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置于现代汉语之中的思想，或者说是用现代汉语进行的思考、言说。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语言革命往往构成了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乃至文学革命的先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同样是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的。20世纪初，黄遵宪提出“我手写吾口”、“言文合一”，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这些语言形式改革的理论，为“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随后，在五四运动中，胡适提出“白话文学”论，强调只有白话写成的文学才是活的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应该是文学的正宗。同一时期，台湾的《台湾青年》、新加坡的《新国民杂志》、泰国的《文苑》、印度尼西亚的《新报》等杂志和很多海外华人也都积极地做“同声相应”，共同加入了这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大潮之中。历史的实践证明，如此波澜壮阔的白话文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厚重、深远、多元的。一则，它是一场语言革命，是中国语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二则，这场语言革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的自身，由语言指向了文学。即：只有诞生了白话的现代汉语，才可能诞生以白话为载体的白话小说、白话新诗、白话戏剧等各种新文学体裁，才可能有突破旧文学樊篱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三则，语言革命的意义既超越了语言也超越了文学，指向了更为宽广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如书中所说，在五四文学倡导者看来，语言本身是与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尊严相依相生的，文言是权利建制的工具，许多荒谬的思想都渗透在古代汉字之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不只是推倒文言文，更是要推倒以文言话语为代表的一套权利机制，要打倒社会上的阶级对立，打倒士大夫阶级对知识和文学的垄断，从而实现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自由发展，实现人的个体生命的自主和主体自我的解放。
于是，现代汉语可以是一种立场，从现代汉语的立场来书写现代文学史，建构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即一种变革的、创新的思想态度，一种“新”与“旧”相互对抗的发展理念。《汉语新文学通史》便是这样一部建立在历史变革基础上的“新”文学发展史。例如，书中对文明戏的阐述，始终遵循着“新”与“旧”相互矛盾、相反相成的“历史步履”。它具体阐述了文明戏的发展过程，总结了文明戏的功绩与不足，在别的作者认为可以对此问题划句号的时候，又专门拿出一节文字来论证文明戏如何既标志着近代文学的终结如何宣告了新文学的开端：相对于古代文学而言，文明戏是“新”的、是革命的，它宣传新思想，以新思想改良国人，用新剧传统改造旧戏曲，并能够轻松地在剧场里推广白话，用西洋话剧的演出体制取代传统戏曲的“行当体制”。相对于新文学而言，文明戏又是“旧”的，它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戏曲的某些模式、结构，内含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腐朽的成份”。于是，文明戏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与“旧”的相互对比，文明戏“冷静的中西合璧的态度”自然显得“旧”了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鲜明地拒绝传统的革命姿态自然显示着“新”的潮流。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批判文明戏运动，虽然这种“新”有点“好比否认自己扯断脐带以前的生命”的味道。
现代汉语也可以是一种视域，从现代汉语的视域来审视文学，扩大了文学存在和文学研究的空间，使原有的一些单一的、狭窄的樊篱被拆除了，使文学世界的分离状态被重新整合、统一起来。这既是地理范畴中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写作的数量上的增加，也是不同视角写作的作家作品在政治、文化、文学等层面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体验的拓展与重组。一方面，现代汉语当然是华人的语言，是中国的话语，新文学史作为“中国人的”文学史自然应该包含一切用汉语来言说来创作的文学。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的文学写作也始终与大陆文学保持着相同的节奏旋律，共同唱和着“现代的”、“真的声音”的主旋律，共同谱写着“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的汉语新文学史。在书中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时期，台湾、南洋地区的张我军、赖和等人的文学活动是对大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呼应；在抗战时期，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台湾、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也都相应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活动；在大陆十七年红旗下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台湾文学也弥漫着“军中文艺”、“战斗文艺”、“怀乡文学”；当大陆文学经历着从文学解冻到先锋文学到文学边缘的炼狱洗礼时，港台等地的华人文学也同样沿袭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脚印。于是，现代汉语也可谓是中国文化和民族情感的一种象征。以现代汉语书写的新文学史，使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找到了思想、文化、情感的归宿，这些身处异域的作家们也以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时空背景和文化记忆给大陆文学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现代汉语还可以是一种品格，以现代汉语的品格创造的文学使中国文学走入了“新”的征途，走向了文学的自觉和文学本体的回归。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每每到了历史转折、思想更新的关键时期，语言和文学常常是联袂登场的。由于现代汉语自身所携带的诸种现代性特质，就使其某种程度地制约着甚至是引导着新文学的艺术品质和发展脉搏。无论是大陆文学发展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文学到国难文学，从工农兵文学到红旗文学到红太阳文学，再从文学解冻到先锋文学到文学边缘化，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从国难文学到军中文艺、到现代文学、文学回归，再从后设文学、到文学边缘化，等等，每一步都是社会历史转型之中的文学革新，每一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步又都是新与旧的矛盾对抗之中的终结与蜕变。
于是，《汉语新文学通史》的“新”可谓“新”在思想理念上，它从现代汉语的立场、视域和品格出发，使《汉语新文学通史》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轨迹。或者说汉语新文学就是以现代性追求为目标书写的文学发展史，现代性成为衡量各种文学现象的一个标尺，诸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都是在现代化的谱系中寻找着自身的位置、实现着自身的价值性。在书中，对现代主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从社会学意义上，它以现代生活为表现对象或参照系；在思想道德、生活模式和人生状态等方面，它与一切传统的观念相悖；在美学上，它以先锋性的姿态表出强烈的反传统气质。于是，30年代新感觉派的价值就在于以上海大都市生活以及都市人的现代感觉为表现对象，通过诉诸内在感觉通过直觉把握表现对象以“整体感观化”达到对外在世界的审美表现。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同样如此，1950年纪弦的《现代诗》宣告着“现代派”诗歌流派的诞生，他们提出的“现代派六大信条”其中的五条诸如“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等都可以追溯大陆新诗的象征派和现代派那里，都在昭示着一种现代化的追求。同样，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的认定也以此为标尺，即：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冲动数次遭受挫折，新文化运动总结了其前几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从人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等方面入手，使现代化运动得到根本性的推进。
当然，《汉语新文学通史》的“新”也“新”在研究方法上，它摆脱了各种文学史书写的清规戒律，以一种自由的、自主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来审视历史来评说作家作品。
此书开创了一种批评本体的新文学传统。在著书者看来，由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中国20世纪启蒙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必然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即以国家、文化、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批评为前导而展开文学活动。或者说，文学史应该是一部批评史。以周氏兄弟为例，他们在进入创作本体的道路以后，其文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真正精神，是对人生各种问题的研究，就是一种以批评为本位的文学体系。鲁迅倡导“文学是战斗的”，坚持将文学当作批判的武器，其诸多的文学理念、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都包含强烈的社会批判和人格批判意识。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也始终对人生保持批评的状态，他写的散文和杂文同样都体现着这种批评本体的要求。两人都可谓是批判本体的新文学伟大传统的开创者。
由于批评是本体，展示了批评理念的高屋建瓴和批评方式的自由自主，既也可以站在思想理论的高度来审视一切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也可以使文学现象得到理论上的提升。例如关于学衡派的评析，渗透着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说理：学衡派对于传统的尊崇、圣贤的信奉、先哲的虔敬，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一贯倡导的文化道德。其哲学和心理学基础是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与情感的泛滥，其论理学思路是通过内心自省和自律达到道德完善，从而形成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内宇宙观，而其立足现实的实证主义与发扬传统的历史主义相结合又形成一套外宇宙观，这种内外宇宙观的合成指向了人本身，指向了对人的改造和人的提升作远离抽象理念的社会化的现实的探讨。因此，对学衡派的历史定位就不能是简单的“保守”了，而是“虽然偏向于传统却代表着新潮的相当‘现代’的思潮”。例如关于五四小说的评析，实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融会：五四小说的成就在于完成了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上的基本成熟，正是从文体探索的欲求出发，胡适发表理论文章《论短篇小说》，此文又被认为是新文学小说文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它的问世又进一步提升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叙事写情的艺术质量。
由于批评是本体，文学的文体研究也进入了文学史的书写之中，在各个历史发展的文学转型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新文学体裁的革命性尝试和飞跃式发展”的类似章节。例如鲁迅一章，在写完鲁迅的文化定位、批评本体的开创之后就写鲁迅的文体贡献：从语言革新的角度来看，鲁迅的白话文体创作将语言变革与文体变革真正融合起来；从古代文学文体变革的角度来看，鲁迅打破了以情节为中心的古典小说模式，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注重情思情绪的现代小说文体；从古今中外文学借鉴的角度看，鲁迅的文体创新是取今复古、熔铸中外，别立新宗的。例如对五四文学的文体特点的总结：早期新文学文体交叉杂糅，各类叙事文体普遍渗透着浓浓的抒情美和诗美。从文体自身的特点来看，文体本来难有规范的限制或固定的界说，它随着历史、语境不断地变化，并与作品形成一种动态的对话关系；从时展关系来看，由于五四是新旧交锋的时代，五四作家既重视现实人生的关怀，也乐于实验新形式的试验，因而导致文学作品类型的混杂。
在这里，批评的姿态是大胆、独到的，随处可见新鲜的观点和独到的思考。例如，以“边缘姿态”“民粹意识”来定位创造社，“创造社是汉语新文学初创时期最富于现代风貌和品质的文学社团”，“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团体”，其典型性在于以“边缘姿态”发表自己相对激烈但相对统一的言论。这种边缘姿态又带来了一种从边缘人视角审视平民阶层的情感认同，一种弥足珍贵的“民粹意识”。例如，对胡兰成的评价也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他作为一个批判家，眼光独到，风格独特，是坚定的“唯中华文明”者，他的文学评论具有对当时的文坛保持理性的认识、评论自己欣赏的作家、他的批评以人生为根基、以人生的况味为出发点，等等。
在这里，批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文学色彩和艺术的感染力。在历史事实的陈述和评说之中，既充分体现出作家作品自身的独到个性，又让读者领略到一种审美的体验。例如：田汉的剧作流露出神秘主义的倾向和颓废情绪，带有浓重的感伤情调；郭沫若剧作的浪漫主义精神是“让剧中的古人说出现代的语言”，“激情洋溢，气势澎湃”；丁西林、熊佛西的剧作则以讽刺幽默为特色，但又有些夸张过度。
在这里，批评语言是平和的、生活化的，平易近人，亲切耐读，仿佛是在与读者聊天，唠家常。诸如：陶晶孙，是郭沫若的连襟，在郭沫若筹办创造社之际参与了创造社的讨论，深深了解新浪漫主义与创造社学风之间的关系，在郭沫若的鼓励与敦促下，他的《黑衣人》的剧作带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风格；任天知，有人说他是西太后的私生子，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养子，也有人说他是台湾人，还有评论家说他是隐姓埋名的革命家，在文明戏史上是个传奇人物；林纾，翻译小说的方式独特，他不懂外文，通过精通外文的人来口述西方著作，主动权都操纵在口译者的手中，他以古文笔法、古朴顽艳的笔墨介绍西文，翻译的速度和数量惊人，吸引了一大批受中国史传文学影响的晚清读者，是一个以独特方式专事小说翻译的翻译家；李金发的诗歌评论，最早评论李金发诗歌的是他的广东老乡钟敬文，等等。就是这样一些“连襟”、“私生子”、“广东老乡”的字句，不仅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特色的一种人性化的交待，也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