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命意识范文

女性生命意识篇1

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池莉和方方深深地渴望着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在她们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及其自我意识觉醒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向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对外部世界的剖析和观照，一条是对女性自身内部世界的审视和认同，内部自审和外部探索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交融互渗后便达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

1999年，方方推出一部中篇新作《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小说以一个名叫黄苏子的知识女性的生命起始终结的过程。中塑造了一个人性被压抑至绝望乃至分裂的主人公形象。她热爱生活但被排挤于生活之外，渴望亲情却被亲人遗弃，幻想爱情却被爱情欺骗。于是，便荒唐而令人痛心地玩着将人分裂为二的游戏，她在不受欢迎中出生，又在不被尊重中死去。

2007年2月，池莉三易其稿的长篇小说《所以》隆重推出。小说鲜明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知识女性叶紫执著坚定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和存在价值的发现上。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伴随着求知和自我救赎的精神，同时还呈现出人性的力量。

之所以将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是因为池莉的小说《所以》与方方的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分别以主人公叶紫和黄苏子的成长过程中各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伴随着抗争束缚的含血带泪的过程，体现了对女性的关注。

一、童年亲情的缺失：母行父权，父亲专制

童年真正塑造人的灵魂，在一个孩子成长的年代，温暖、友谊，表达，安全等都是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孩子就会缺乏被认同感，得不到身份证明，从而产生基本的生存焦虑和自卑，及至影响后来整个人格的发展。

叶紫从小不受父母疼爱(连名字也是民警小何所起)，感觉家庭这个本该盛满亲情的地方，是一片荒原。干涸的荒原。母权意识在《所以》中非常突出，它演变成了父权行为标准的同样执行者，只不过非男性操纵，而是由女性执行。使传统文化构筑起来的所有关于母性的伟大神话全都土崩瓦解，母亲对子女关爱的注解，已被异化。母亲对与不同价值观念的他人对话从来都是咄咄逼人，有着强制性与控制欲，如母亲的话语表述状态最多的是：尖叫、嘶叫等。在叶紫的眼里，母亲则成为“含有自我陶醉、为他人服务、懒散的白日梦、诚恳、不怀好意、专心或嘲讽等等因素，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而父亲呢，终其一生，经常都是一副茫然的神情，让人不能对他有什么期待和要求。

这一切使得叶紫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而向家以外的环境去寻求认同，在成长过程中过早地建立了与身心发育不协调的自我意识。

对于黄苏子来说，一个看似诗书满腹的父亲代表了坚不可摧的女性规范和女性歧视，他的专制，使得黄苏子自幼陷入了自卑和自负相纠缠的自我封闭之中，

自私、虚伪、冷酷是黄父的显著性格特点。他对女儿立下诸多规约，给女儿随便取名为黄实践，又公开改名为黄苏子，擅自做主不顾女儿意愿与兴趣将其调到理科班，黄苏子的父亲嘲讽女儿没有自知之明，这番话的语气，并不激烈，仿佛还有些漫不经心，但黄苏子却觉得字字如针扎耳。扎得她感觉自己的耳朵流出了鲜血。鲜血流到她的肩膀，又顺着手臂一直滴到她的指尖。她的手指夹筷子，于是血又沿着筷子流进了碗里，以致饭都被染红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描写，更直观地显出父亲对黄苏子无情的伤害。

最后，当黄父得知黄苏子真正死因之后，立即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不是为了女儿永远不再的生命，而是反反复复地说：“我黄家怎么丢得起这个脸呀!我黄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贱骨头呀。这要我下辈子怎么见人呀!”他在嚎啕中，破口骂人，将许多脏词都用在了黄苏子身上。父母及姐妹无一人来关注黄苏子永远不再的生命。

家本应是生活的港湾、情感的投靠、命运的归宿，然而黄苏子的“家”却蜕变成了冷漠无情的荒原。她一生下来就讨父亲嫌，在父母兄妹的冷言冷语中她学会一个人走路，从未享受过亲情的呵护。封建家长式的教育方式压抑了黄苏子自由思想的健康成长，缺少人文关怀的家庭氛围使她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和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

黄父的形象说明，封建家长的精神奴役总是通过束缚、戕害女性的精神和灵魂为出发点，一点点蚕食她的人格尊严和人生幸福。正是以他为首的家人，在精神上扼杀了黄苏子的健康成长。这时的黄苏子是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识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石子，随她父亲的行动卷带着，落进阴沟。她只能生活在幽暗和阴冷之中，总也见不到太阳。

二、初喑世事：无处求助，不知所措

叶紫叶紫在大学毕业前夕，本应该追求美好爱情的浪漫初恋，却非常现实，只想尽快找个男朋友，找到一个不被打搅和不被监视的空间，逃离家庭，获得自由。至于为什么关淳家如此热情好客，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领结婚证，在关淳邀请她去他家时，她想过向父母求助：“在我们彭刘杨路街坊邻居的眼里，我父母当然是成功人士。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稳定，……我的父母，他们肯定富有经验、见识和判断力”。“关淳，你就等着吧。我父母会把你分析的原形毕露，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没有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轻薄他们的女儿!”然而“一回到家里，我就意识到，又是我，一厢情愿地美化了我的父母。所谓‘他们肯定富有经验，见识和判断力’，纯粹是我的自作多情。”叶紫无处求助，结果，迫切逃离家庭的心情，使得她尽管意识到与关淳话不投机，悄悄流下委屈的泪水，还是忍气吞声、草率地做出了第一次婚恋选择。

而黄苏子有时被兄姐欺负了，迫于无奈去母亲前告状。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与父亲的婚姻并不愉快，故常常不分好坏，偶尔地帮她几句，更多时却反过来骂她喜欢惹事。这个结果使得黄苏子在自己被人欺负后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当父亲当众宣布要把那个消亡了的“黄苏子”请回来时，黄苏子也坐在台下，她刚读初一。正处在敏感和害羞的年龄。发现许多同学都向她张望，窃窃私语地说她些什么，还有人吃吃地好笑，这令她感到十分紧张，紧张得只想撒尿。当有同学公开嘲弄黄苏子时，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只能悄悄地哭了，而大部分人都没有听到她的泣声。黄苏子原本话就不多，这一来，她便更不爱说话了。

父亲对于孩子的严格导致黄苏子内心的极度压抑，她把男同学的情书公开，这本

身是对女性受到喜爱的一种恐慌和怯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父亲的阴影里，她遵从中国儒家女子最基本的道德，父亲为维护自己所谓的儒士操守而公然辱骂追求女儿的同学，为女儿的成长制造了太多的难堪与羞辱，使得黄苏子倍受同学嘲弄，也导致了她之后的被报复。而她也只能是见人不想讲话，想笑都笑不出来。她失去了跟外界沟通交流的能力，她却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

当她在大学受到同学冠以“僵尸佳丽”的羞辱时，她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阴郁。她再无盼望男生追求的欲念，积存在内心的压抑和愤怒转化为收集脏话的怪癖。黄苏子暗中骂脏话的习惯是在大学毕业前养成的。但她从来没有脱口而出过。因为她实在是太不爱说话，早已习惯把所有的话都搁在心里。

三、步入社会，进入职场：遍尝冷暖，倍受嘲弄

当叶紫在小县城孝感发奋努力，做出很多成绩满以为能调回省城武汉，却得知是其上级董馆长被调回省城武汉时，意识到自己的单纯被董馆长利用，她用简洁的短句表达了她的快意而激烈的愤恨“都躲!社会!这就是社会!何止复杂呢!简直龌龊!”激愤之下无奈只有屈从世俗社，小说文本中还使用了很多括号。这些括号所起的作用是，叶紫对自己发出的注解，她在内心呐喊、呼吁，嘴上想说不敢说的话，便在心里说了。

黄苏子大学毕业后，顺利的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参加工作以后，黄苏子工作责任感强，交给的任务从来都不马虎，于是黄苏子也就得到了她过去从未得到过的诸多好评。黄苏子曾一度以为她找到了可以游刃有余的生活空间，因为她感觉机关的人和她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都是分裂的人。她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内心对爱情也充满了憧憬与幻想。

虽然黄苏子在工作中并不比任何一位男子差，但她听到的往往是对她性别角色不到位的挑剔、嘲弄和挖苦。仿佛作为一名女人，工作搞好搞不好是次要的，而作为温柔、娇媚、稚拙的性工具才是重要的。

黄苏子的自我意识是清醒而强烈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坚持使她在现实中老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被抛弃的境地。她的痛苦、孤独、不幸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个体价值实现的自我坚持而产生的对庸俗社会的拒绝，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拒绝被抛弃。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黄苏子始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黄苏子的岁月是空白的。她的身份也是无以定位的：她不是女儿，不是妹妹，不是朋友，不是同事，只是她自己。她一直处于人际关系的对抗状态，也无法融入现实生活。

四、涉及婚姻爱情：饱尝艰辛，受骗受辱

叶紫的第一次婚姻随着毕业分配结果的明朗化：美梦与噩梦，同时破碎，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叶紫落荒而逃。

叶紫的第二婚姻带有极明确的目的性，从小县城孝感调回武汉，需要嫁个正团级军官。于是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子不高但能把她调回城的武警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禹宏宽，尽管叶紫并不爱他，但为生活，还是选择了向世俗妥协。

由于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不甘于成为禹宏宽繁衍和泄欲的工具，当正在拍电视剧的导演华林出现时，叶紫感到血液激荡起来一股温热之感弥漫全身。叶紫以为遇到了知己，以为遇到了她所希望的理想爱情，她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和阻挠，孤注一掷地认为这就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爱人和爱情，倾情投入并努力经营，然而十几年的努力后以失败告终。

黄苏子在大学她暗自仰慕的武姓男生发明了“僵尸佳丽”的绰号羞辱她。

工作中本来她也有机会正常地恋爱、结婚，可是最初相处的对象竟然和当年给她起外号的武姓同学认识，恋爱落了空，“僵尸佳丽”的绰号再次和她相伴。

许红兵扮演着纯情王子，目的只是为了报复黄苏子中学时对他的羞辱。更为可恶的是，许红兵的报复方式极端卑鄙和下作。竟把她带到肮脏龌龊的下等地下妓街――“琵琶坊”来戏弄她，这是一处横飞的地方。一个是赴庄严殿堂的神圣，一个是报复的野兽似的凶蛮，这个飞蛾扑火般渴望爱的女子，在烧毁了自己的翅膀后，却连真情的影子也没看到，黄苏子的世界顷刻间灰崩瓦解。

五、经过磨砺：化蛹为蝶，向死而问，彰显生命的张力

显然，叶紫在爱情婚姻态度上渗透着强烈的自觉、自主意识。叶紫经历的三次婚姻，每一次对她来说都是自觉、自主意识上的成功。第一次处于朦胧的青春期，她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和关淳领了一个结婚证，算是花青春买的人生教训。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她感到自己此时是自由的。第二次和禹宏宽的婚姻，她认为是自己驾驭了命运，“我通过他作为跳板，我又不要他了，我赢了”，这是她最真切的心理感觉，尽管她会愧疚，会对不起人家。婚姻成功和失败的标准应该是以幸福和不幸福为指标，叶紫不离婚她会很痛苦。第三次和华林的婚姻，叶紫却在看清卑劣男性的嘴脸之后反而变得自立和坚强，她身心俱创却无比坚定地走出了围城。爱情的失败让叶紫彻底清醒，她不是痛哭流涕、呼天抢地，而是面对现实、迅速调整，她已经明白不能继续依附于某个男人，而应当活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她之前不断地被女儿、妻子、母亲等从属身份所覆裹，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无法支配自己的欲望，她随生活一起成长，每一次离婚对她来说都是新的解脱、自由。呈现出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化蛹成蝶，获得了穿越否定后的坚韧，究其原因，叶紫身上始终有股身陷困难、挫折而不屈不挠，与生活顽强搏斗的精神。

叶紫有着自己的思维能力，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感知力，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与准则，她自己思考问题，自己描画未来。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黄苏子那一夜绽放的真情彻底被摧残了。黄苏子在得知受骗受辱受伤的那一瞬间猛然爆发多年积淀下来的脏话，以轻蔑和激烈掩饰自己的痛楚。显然是一个压抑了太久，隐藏了太久本我的角色，她一直没有机会表达真实的自我，始终被那种人群中恶的释放所环抱、影射。她始终处于极度失语，失真的状态。她需要一个缺口，一个机会释放。

在琵琶坊这个完全有别于黄苏子30岁人生经验的地方，许红兵粗暴而恶劣地开启了黄苏子，而黄苏子在对美好短暂的向往和绝望后，飞快地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一一变身为“虞姬”她享受的是变身的过程。也许在初始，她是以一种自我作践的方式自残，惩罚自己。但后来，她感受到了，并沉浸在一个“变身”游戏的巨大快乐里。她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对黄苏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线光明，她终于可以坦然地释放自己，完全地背离自己。直至最终被嫖客杀害。

黄苏子虽然是一个不幸的人，她却是一个透彻的人。因为太透彻而不幸。这种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和情感上的无所皈依，引导着她向真实的自我和人生价值的找寻和探索。尽管在琵琶坊她更感受不到人间的真情，但在那个充满欲望肮脏的角落里，她却感到了心灵的安静。

黄苏子以向死而问的抗争是一种精神上的反叛，这主要体现在思想的独立层面，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定数和宿命的。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在内心中充满了反抗和无奈，一一方方把这一对矛盾称为生命“张力”。

结语

方方、池莉擅长行云流水般地叙写普通人生活里的小波细浪，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的漩流池莉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在创作主题方面，表现出观照和展现女性生存本相、深刻挖掘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下的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力图确立独立的女性人格和价值观的内容特征，池莉最大的贡献是为女性总结出一条可靠的定律：只有靠自己才是女性唯一的出路。女人更需要一颗自己的心，乃至这颗心的纯粹性应该完全超越具象，与房子、婚姻、男人一律无涉。

女性生命意识篇2

[论文摘要]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十七年”的女性小说主要描述“爱情——革命”对立中女性解放与成长的故事，但在革命叙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体现出从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的特点。

由于社会参与意识的无限膨胀极度消解了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十七年”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事实上，“十七年”不仅有女性文学，而且出现了像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众多可以代表时代最高成就的小说，是20世纪女性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相比，呈现出特异性、复杂性、隐蔽性特征，具有浮表层面和潜隐层面的多重解读性。所以，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极端社会化的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继承了生命化的女性写作传统，表现出对女性成长的倾注，并在关于这种女性成长的革命叙事中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

一、“十七年”女性意识的全面萎缩

在中国的封建伦理体系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女不干政”的伦理绳索将女性牢牢地捆绑在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中，女性的从属意识和附庸观念格外强烈。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地位是角色的基础，角色是地位的表现。千年不变的“女主内”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一同参与公共事物的社会参与意识，她们对政治极为冷淡，对公共事物更是不闻不问。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冲破了“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男性的附庸变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顶起了“半边天”。“十七年”这段历史，在后来以妇女社会地位甚高而著称，但“男女都一样”这种社会实践，对于妇女的进步与解放其实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推动，女性普遍社会化，另一方面则因两性地位差异缩小，生活中“两性冲突”模糊化、弱化，精神意识方面也缺失新的批判传统性别秩序的动力。与20年代妇女解放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突显精神意识层面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不同，“十七年”妇女解放由于融入全社会解放中，女性意识的作用因政治强力的遮蔽而不显其“在场”。主流话语在女性身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男女两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经济上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性别特征情感生活的极度贬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使女作家从历史叙事的边缘跃为革命话语的讲述中心，她们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对女性性情的贬抑使女性意识无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现。这样，她们的文本中，阶级解放的现实遮蔽了妇女解放的种种困惑，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全面萎缩。

在无限膨胀的社会参与意识驱使下，女作家首先将自己的视野从闺室、厨房拓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玲、草明就分别以自己的中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动力》从华北的农村和东北的矿山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宽广的历史画面。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则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蓝本，描述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跨越几个时代，为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争取女性的职业地位，在传统与现实双重挑战的夹缝中倔强挣扎。此后，女作家将写作的焦点聚集在女性如何彻底压抑、舍弃“个人主义的爱情”而完成向社会运动、集体主义境界的彻底融入。宗璞的《红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大学生江玫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最终用革命置换了自己的爱情。杨沫的《青春之歌》则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揭示了旧社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必备因素。茹志鹃的《百合花》将微妙朦胧的异性情感升华为“圣洁”的军民情谊。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向人们诉说了清莲和张玉克这一对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以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故事。

在这样的时作中，统一的革命信念隐没了对女性心理、命运、社会地位的关心与思考，也使得“十七年”女性小说叙事深陷“爱情——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爱情——革命”二元对立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传统所掠夺女性的莫过于她们没有社会参与权，而革命则带来了女性参与社会创造的可能。这一逻辑演绎的结果必然是，女性的解放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因此，“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在革命中心叙事的“正轨”上往往倾注于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解放与成长。

在“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已由启蒙的主体沦为改造的对象，知识女性的革命成长成为主要的叙事内容。知识女性成长的本质就是要女性去掉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去掉温柔的感伤主义，去掉个人主义的观念，融入集体，融入社会，投身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业中去，成为一个坚强的胸怀远大理想、把全部身心献给党献给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样的文学想像中，有两个因素不可或缺：革命和爱情。革命是女性成长和解放的必经之途，并使禁欲时代的爱情叙事获得合法性地位；而人类最具私人化的情感——爱情在“十七年”的语境中往往作为社会化、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也就常常和革命构成尖锐激烈的冲突，成为走向革命的阻碍。这就意味着女性必须实现对爱情的决绝才能成为纯粹的职业革命者。由于女性意识的缺失，“十七年”女性小说一般不表现两性冲突，而侧重于描写女性脱离爱情而革命的人生道路抉择。

《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经历两次逃亡而走上革命路。父母要将她卖给有钱有势的局长，她逃出了；后来她又走出只允许她“陪着丈夫”以及将来“照顾孩子”的“太沉闷”的余永泽的家，也是再度逃亡。两次逃亡中还有北戴河的小学校长要将她献给县长作姨太太，娱乐场所阔公子对年轻女性的骚扰等插曲。林道静实际是在这样一个不断逃亡的过程中接触到革命者和革命思想，与革命越走越近的。从封建婚姻和性别奴役的大罗网中逃亡而分外真诚坚定地走向革命，是现代中国很典型的一条女性解放和成长道路。从文本的显层结构(故事层面)看，林道静不屈从于命运的指定，苦苦挣扎、寻求，最终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构成了全文的情节内容；文本的潜在结构(喻义层面)则是作为各种符号的象征而出现的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拯救过程。也就是说，林道静的革命成长是通过与三个男人的爱情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与余永泽的“五四”式的个性主义爱情还是与卢嘉川的“个人的命运是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朦胧情怀，甚或与江华的献身党与革命的同志式婚姻，男人已经完全脱离了性别色彩，而只不过是旧式知识分子迈向革命必经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运动结合的社会实践)的象征符号，因而，在“拯救”实施的时候，爱情是林道静的革命推进器；当“拯救”的使命完成，男性的性别意识逐渐显现，爱情就成了林道静革命道路上必须逾越的障碍。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爱情被赋予了反封建的革命主题，但随着中国的主导话语从对自我、个体的关注转向劳苦大众，革命从反封建转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在争取劳苦大众并以大众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下，个人的自我体验走向边缘，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强烈起来。爱情被认为是革命意志中的腐蚀剂。在宗璞的《红豆》中，女主人公江玫选择了革命，战胜了爱情。这是理智对情感的胜利，高尚对自私的胜利，革命阶级对非革命阶级的胜利。以斩断爱情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这是一个知识女性改造自身获得前进与成长的模式。因爱情不是志同道合的产物，江玫和齐虹一开始就存在的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预示着这爱情的悲剧性。时局迅速变化，江玫在同屋萧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关心社会形势，越来越主动地参加社会活动，而爱情的对方齐虹毫无变化，既不关心政治，也不支持江玫，反因江玫的社会活动影响到他们的爱情而戚戚。感情越来越深，分歧也越来越大。最后，是答应齐虹远走美国读书，还是留在自己的祖国加入社会革命的行列，江玫必须做出抉择。虽然抉择是痛苦的，并且多年后重返故地仍然泪眼迷蒙，但江玫最终选择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必然走的革命道路，而她的成长也因决裂的艰难而更具意义。

饶有意味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还有一种特别的“爱情——革命”对立叙事类型，就是将爱情巧妙地隐退在革命的背后，其结局虽然往往带有遗憾，但没有了抉择的痛苦，更显示人物精神境界的崇高。《百合花》中那位小通讯员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让人感到可敬的英雄品质，反倒是一位十分腼腆害羞的小伙儿，小说叙述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超我结构，叙述者我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主人公，在我与通讯员的一系列接触中，都蕴涵着十分鲜明而自觉的情爱冲动，就作者来说，赋予女主角以多情主动等性格特征，增加了文本可接受性，也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情感得以自由呈现的想象空间。但这又产生了用个人情感解构革命叙事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一可能，作者迅速地将我从文本的情节中撤出，由新媳妇出场来完成这个情感上的空白结构。从通讯员为伤病员借被子，新媳妇不舍唯一的嫁妆，到年轻的通讯员因掩护民工而牺牲，新媳妇含泪把心爱的嫁妆为他入殓；从新媳妇最初羞于为伤员护理，到最后为牺牲的通讯员擦拭身体，缝补衣肩破洞。前后剧烈的反差，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张力，使女性的灵魂在战争中得到了“圣洁”的升华。因此，才有了茅盾给予它的权威性阐释与定性：“反映了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的真诚。”具有“清新、俊逸”的风格。朦胧的异性情怀被刻意转化成“军民鱼水深情”，实际上仍然隐含着“爱情——革命”对立模式中革命对于爱情的绝对胜利。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在叙事上比《百合花》更为“单纯”，“我”和张玉克成了“朋友”，此后长达8年中仅三次半见面，每次只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并且主要是在公众场合，所谈多不关私情私生活，而是时代与战争。青年指挥员张玉克的情绪总是处于激越之中，谈的多是敌人残暴、被捕同志英勇不屈、形势艰难与发展、革命胜利定都北京……作者努力以人物的革命精神来使人物的爱情得到更多谅解。张玉克牺牲后，“我”用慷慨激昂、“长串的热泪”、理想来冲淡压抑，振奋自己，谱完这篇“英雄的乐章”小说通过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完成了人物向革命崇高境界的飞跃。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对传统男权文化予以反驳的过程，沉重的伦理文化积淀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女性的成长与解放不是仅仅依靠某一场革命的社会化实践活动就可以完成的。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十七年”女性文学将女性的成长简单理解为“爱情——革命”冲突中的取舍，以革命、战争等暴力叙事拒绝与尘封了女性成长的丰富内涵。

三、女性成长叙事的裂变

“十七年”女性小说主要表现女性的社会解放与成长，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含有当时意识形态的要素，是一种相对缺乏性别意识流露的“女性文学”。但是，考察具体的文本，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小说还是在迂回曲折和参差错落中凭着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混沌性，顽强地表达出女性的情感与意愿，流露出女性的风格。作品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自主抉择和爱情叙事中细腻柔婉的笔致使得革命成长叙事由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

“十七年”，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讲述过关于女性的爱情故事，如《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但女性在那里主要体现为男性英雄的陪衬，革命叙事的点缀，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精神地位却显得十分空洞。与此相对，同样被批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青春之歌》与《红豆》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其中的男性似乎都是这个女性的陪衬。《青春之歌》中杨沫以与革命叙事所不相容的个人化叙事，使得对林道静的成长叙事与以往“一个男性与几个女性”的故事不同，讲了“一个女性与几个男性”的故事，从抛弃余永泽，选择卢嘉川，到对江华的仰慕，这都是林道静自主选择的结果。宗璞的《红豆》，江玫不愿意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个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在爱情与自我的意志、理性与感性之间，她选择了后者，离开了大资产阶级公子齐虹。她和齐虹的爱情是真挚的、纯洁的，虽然他们的分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但更重要的则是江玫自己的选择。作者以江玫的“我不后悔”的痛苦的自我抉择保持了人物自身的主体性。

“十七年”女性小说艺术手法上的女性特色主要是在形象描绘、心理刻画方面体现出的柔婉细腻。《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加以展示。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中的女性视角虽然并不能代表它们的意图是女性的，可是在写法上，它们都是把英雄人物平常化、普通化。因为女性的细腻和感性，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叙事变成了温馨的家庭式叙事，这无疑为“十七年”中那些“志如钢毅如铁”的“钢铁战士”注入了情感的涡流。《英雄的乐章》里英雄张玉克是有着丰富深厚的爱的，爱士兵，爱祖国，爱和平，爱恋人。革命和恋爱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热烈浪漫的爱情可以为革命生活输送强劲动力，可以克服伴随着革命和残酷的战斗而来的恐惧。在当时的禁欲语境中，它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相比之下，《百合花》中的爱情描写则含蓄朦胧得多。小说很大篇幅写的是“我”眼中的小通讯员：年轻、质朴、羞涩、热爱生活和美。“我”关心他的一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睛里，甚至心里的。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女性对异性朦胧的爱。另一个女性是新媳妇，这是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他们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在小战士牺牲后，她“细细地、密密地缝那个破洞”，最后，还把那“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了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百合花》笼罩着一层女性朦胧的爱意和母性的怜惜之情。

这些在文本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女性意识，显现女性话语特质的女作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以男性话语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和指责。杨沫被迫离开自身经历，在第二部中构造陌生的革命故事，《红豆》作者宗璞被指责描写资产阶级人性和不健康的感情，遭到了长时间的严厉批评。刘真、茹志鹃也因作品遭遇了同样不幸的命运。然而，在政治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着的“十七年”女性小说，经过岁月的汰洗，恰恰是这种成长叙事裂变出来的女性意识的部分显示着其存在的价值。

女性生命意识篇3

关键词：辛亥革命；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革命；妇女解放；女子参政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30-03

在以“贞孝节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受到了严密控制，饱受政权、族权、夫权的多重压迫。缠足、无知、专制婚姻等几千年沿袭下来的陋习对女性的禁锢到辛亥革命之前还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伦理，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三代以下，女界之黑暗极矣。缠足以弱其身体，不学以愚其知识，而女子遂丧其固有之人格，等于动物，仅足供男子之玩好。男子益利用其愚弱之术以压抑之，而女权遂亡。”[1]

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为改变女性的悲惨状况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均未达成。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猛烈的冲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同时也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一大批先进的中国妇女挺身而出，为自身的解放奔走呼号，也为国家、民族独立而奋斗。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严厉批判了封建礼教，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并将劝禁缠足、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鼓励女子上学和参政等，用法令、法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大大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激发，她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主自强的社会主体，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部分先进的女性知识分子自觉把自身的解放融入到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之中。

一、中国妇女政治参与形成的条件

“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2]几千年来，中国女性一直处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社会规范，已经深深扎根于她们的思想中，并以此作为为人处世、完善自我的标准与尺度。在这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女性没有话语权，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自我意识非常淡薄，更无女性解放、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意识。

（一）西方自由、人权思想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参政提供了思想武器

中国国门在鸦片战争后就被打开了，在遭受列强侵略的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潮也悄悄流入了中国，“天赋人权”学说以及“妇女解放”等思想的流入，为后期中国妇女发动妇女解放运动，参与国家政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艺复兴以来，“天赋人权”思想得到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其所强调的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女权理所当然也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权的剥夺则违背了西方的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先进妇女，奋起抨击封建礼教，要求恢复女权。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爆发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成为中国先进妇女效仿的榜样。早在17世纪中叶，世界上就已经出现了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活动。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由此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这对于整个世界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3]

一批较早接受启蒙思想的知识女性，在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以及戊戌维新运动的推动下率先形成了自强独立的自主意识，成为后期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鼓励下，一批知识女性走出家庭，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全国人民不分男女，皆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都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及选举、被选举的权利。”[4]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女子参政组织纷纷成立，以唐群英、林宗素等为代表的先进女性用多种方式要求同男性一样参与政事。虽然在斗争中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但由于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顽固性，使得女子参政运动备受挫折。

（二）辛亥革命为女子参政运动提供了精神支持

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在他的民权思想中有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男女平权”，他主张妇女同男性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力，鼓励妇女也学习参政知识，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对妇女参政要求表示赞同，由于受到其他革命同志的反对，并且女子参政问题关乎国家大事，孙中山为了革命同志内部的团结，他对女子参政问题的支持只作为个人意见，并没有正式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但他的支持给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鼓励。通过广泛设立女子学堂普及女子教育，提高妇女觉醒意识以及她们参与革命的能力，并强调提高女子受教育水平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在重视女子教育的同时，孙中山还通过吸纳女性会员进入同盟会，鼓励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积极发挥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培养、锻炼了一批诸如秋瑾、何香凝等妇女运动领袖，她们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革命、参与政事，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正是在孙中山等先驱的支持下，广大妇女同志在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参与政事的过程中才更为坚定、勇敢。

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妇女政治参与的形式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外国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从废除缠足、突破封建专制婚姻、改良旧式服装开始，到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从关注自身的发展上升到对国家、民族解放的关注，而这种关注通过开办女子学堂、创办女刊、成立女子团体等形式表达出来，并确实推动了国家、民族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一）兴办女子学堂，提高妇女素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对于军事参与的发韧，即由女学堂始。”[5]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倡的“男女平权”思想中，女子与男性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孙先生的鼓励下，由一批先进女知识分子创办的女子学堂为妇女参政运动输送了大批人才。辛亥革命中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多出身女子学堂，她们或是女学教员，或是学生，如辛素贞、张馥桢、周其永、陈婉衍等人均是女学的创办人或教员，沈亦云、陈允淑、黄绍兰、曾季肃等都是当时女学的学生。通过女子学堂的兴办，提高中国妇女的知识水平，从而为其参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做好思想准备以及能力基础，同时也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辛亥革命时期兴办女子学堂成为女子参政运动的首要表现形式。

（二）创办女性报刊，表达女性心声

辛亥革命时期女子参政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创办女性报刊，通过女刊这一舆论工具，表达女性群体的声音。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女性报刊《女学报》，其主题就是倡导女权和爱国主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争取女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创办女性报刊的高潮。女性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就是广大妇女，是一种面向女性、关于女性的报刊。在女学的推动下，辛亥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先进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同西方女权运动，并受之影响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们认为报刊杂志可以很快的宣传教育，而专门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女性报刊可以使得广大妇女读者快速的接受教育、获得知识。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既进行革命宣传、又进行女权宣扬的女子报刊，如狄葆贤在上海创办的《妇女时报》、唐群英等人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生会杂志》和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女子白话报》，还有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部创办的《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等等。通过这些报刊杂志，广大妇女同胞进行妇女解放与国家兴亡的探讨，控诉封建专制制度对女性的迫害等等，极大调动了妇女参与国家、民族革命的积极性。

（三）创立女子参政组织，推动革命发展

武昌起义的胜利，给资产阶级革命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随着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瓦解，革命党面临着筹建新的全国性政权的任务。此时的先进资产阶级女性也将目光投向新政权建立后妇女参政问题上来。这一时期，女子革命团体组织纷纷成立，如联合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等等，在不同程度上为革命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这些女子团体后来改组为女子参政组织，成为女子参政组织的前身。在上海、南京等革命中心地区，成为女子要求参政权利的集中地。妇女参政运动的先锋林宗素、唐群英等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学习参政知识，并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女子参政同盟会等组织，积极要求参政权利。在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期间，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参政权利同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激进女性甚至闯入参议院，要求《临时约法》中体现男女平权思想，要求女子可以参与国家政事。虽然这一要求最终遭到否决，女子参政未能得到法律认可，但是女子团体的成立为革命增添了力量。

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情况不佳的原因分析

同封建专制制度下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相比，辛亥革命了君主专制，广大中国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就革命中兴起的妇女参政运动高潮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要求虽然强烈，但并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

一方面，虽然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包含了男女平权，他个人对妇女参政的支持并不能代表整个革命阶层，包括后来临时政府官员的观点。由于多数资产阶级革命者仍有歧视妇女的陋习，对妇女参政的要求持反对意见，而孙中山为了革命内部的团结，对此问题进行了妥协。包括一些同盟会内部的成员为了得到其他党派的支持，放弃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问题，虽然遭到了妇女同志的强烈的反对，但并无奏效。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指导，以及中国妇女本身较低的文化素质，导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参政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往往流于形式，在要求参政权利的过程中过于情绪化，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来谋求认同。比如说1912年3月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期间，由于女子参政的提案遭到否决，一些过度激动的妇女闯入参议院，找议长理论，遭拒后捣毁玻璃，并对卫兵示威，甚至一些女性骨干也不例外。她们没能认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存有幻想，过分相信“代议政治”，简单认为男女平等的要求只要得到法律的认可就行。

辛亥革命虽然了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旧社会的体制和价值体系开始瓦解，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过程中，总会带有它所取代的那个旧社会的影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依然占据大多数人的头脑，妇女解放运动任重道远，需经历长期的社会变革才能取得显著成果。

参考文献：

[1]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61.

[2][3]魏秋玲．欧美的女权运动：从家政到国政[J].国外社会科学，1995，(8)：14．

[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959.

女性生命意识篇4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女性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关注旧时代女性的命运，对于两性关系、社会文化和婚姻生活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在她的小说作品中，充满着对人情世态、世事沧桑的描写与刻画，并塑造了一个个饱受压迫、满怀苦楚、奋力挣扎、肆意堕落、追求独立的女性形象，为中国文学史画卷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下文将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归类，并展开分析。

一、心灵扭曲的变态女性

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类重要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备受压抑，心灵扭曲，却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欲望，力图通过非正常的方式掌握人生，既是封建伦理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助纣为虐之人，她们在夹缝中生存，被扭曲异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变态女性。在这一类女性中，典型代表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曹七巧是父权制度的牺牲品，在长兄将其卖给姜家之后，曹七巧一步一步由正常转为异常，最后葬送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幸福。曹七巧在嫁给患软骨病的丈夫之后，婚姻十分不幸，个人极度压抑，她渴望正常的情感却难获得，还要饱受他人的欺侮与嘲讽，她的刚毅的性格遭到扭曲，强悍的生命力亦在冷漠的环境中挤压变形，她开始疯狂复仇，开始“吃人”，可她又如此弱小，只能将罪恶之手伸向下一代。她摧毁了儿子的幸福婚姻，致使媳妇寿芝抑郁而亡，又对女儿的婚姻横加干涉，活活拆散美好姻缘，使女儿变为了另一个自己。曹七巧以变态的方式毁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不仅没有使自己获得解脱，得到幸福，反而在罪恶的泥潭越陷越深，如同疯人。张爱玲将日常文人所讴歌的母爱进行了彻底颠覆和改写，她以曹七巧的一步步变异表达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人性的摧残与践踏，通过心灵扭曲的变态女性的刻画表达了女性被压抑的呼声，以及女性强烈想要主宰命运的欲望。

二、意识觉醒的独立女性

张爱玲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类不屈服于命运，坚守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颠覆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认识，尽显了女性人格独立之美和傲然的生命姿态。这类具有觉醒意识的独立女性之典型较多，现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例展开论述。

《倾城之恋》讲述了范柳原和白流苏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书中女主角白流苏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备受娘家人嘲讽，但其并未就此沉沦，而在偶然认识潇洒多金的单身汉范柳原之后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拿自己做赌注，远赴香港追随范柳原，打定主意要成就一段合法婚姻。白流苏在旧时社会体制之下主动追求自主婚姻，独立布控个人命运，尽管小说结局展现的是灰色的团圆，但是白流苏却在整个婚姻中发挥了操纵意识。我们不可否认，白流苏是作者张爱玲塑造的一个成功的具有觉醒意识的独立女性形象，她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婚姻，不盲从他人，也不任由命运的摆布，虽然她谋求的婚姻更多的是对范柳原经济的依附，却比那些逆来顺受的悲剧女性要强很多。爱玲以一支妙笔描写了旧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命运的反抗，表现了女性夹缝求生的生存状态。

三、恪守妇道的守旧女性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她写出了旧社会女性的压抑和觉醒，也描写了女性对守旧礼法和社会伦理的遵循，其小说中也刻画了一些循规蹈矩、恪守妇道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的小说以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描写为主，她关注为人妻母的家庭妇女，塑造了许多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无论高低贵贱都恪守妇道，绝不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她们毫无怨言地操持家务，爱家护家之心始终如一，但其背后无不有一个或猥琐或无能的小丈夫。例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不仅要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劳作，在疲惫之后还要挂念自己的孩子，应付猥琐的丈夫，她以自己的沉默、坚守和勤劳维护和支撑着这个家庭。而《创世纪》中的紫薇在嫁给一个只会斗鸡玩鸟的遗少之后，在操持和掌管整个大家庭中消耗掉了自己美好的一生。这些平凡而又庸常的家庭女性始终恪守着为妇之道，一生碌碌而沉寂。张爱玲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既是对无能男子的鄙夷，也是对女性命运的叹息。

总之，张爱玲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命运，她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我们刻画了各类女性形象，深刻揭露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表达了女性应自强、自立、自尊、反抗的鲜明意识。

参考文献：

[1]许玲玲.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J].教育观察，2013，2（7）.

[2]田丰，.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1）.

女性生命意识篇5

［基金项目］ 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杨建华(1971―)，男，湖南邵东人，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 要］ 新时期以来，许多女性作家以现代意识为依托观照历史女性，形成了一种不同于男性历史小说家的独特表述形态。女作家们站在男性对立面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表达了历史女性平等意识觉醒的艰难与身体反抗的决绝；继而以生命意识为表述核心，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诗化意境，更凸显了女性文本的存在主义哲思。这种女性书写的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关键词］ 历史小说；性别意识；生命意识；文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J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75―05

On the Femal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New Time

YANG Jianhua，HE Xun

(College of Literatur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new time，many woman writers have got help from the modem thought to enunciate their views and have created the female representation type．Some woman writers engage in history writing which is grounded on the male，and focus on the awakening of humanity and the body writing．Others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expression on the life consciousness in female history writing．These works have become more obvious on the poetic daily life and 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All of this has marked the new rationality heigh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historical novel； humanity；life consciousness；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依托现代意识，以中国历史女性为中心，“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1］，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不同于男性历史小说家的表述形态。代表作家作品包括：《武则天》（须兰、赵玫，1994）、《秋瑾》（叶文玲，1996）、《高阳公主》（赵玫，1996）、《红瘦――李清照》（唐敏，1997）、《武则天・女皇》（赵玫，1998）、《陈圆圆・红颜恨》（石楠，1998）、《王昭君・出塞》（庞天舒，1998）、《赛金花・凡尘》（王晓玉，1998）、《梦断关河》（凌力，1999）、《上官婉儿》（赵玫，2001）、《柳如是・柳叶悲风》（蒋丽萍，2001）、《盂兰变》（孟晖，2001）、《吕后・宫廷玩偶》（王小鹰，2001）、《德龄公主》（徐小斌，2004）、《一代名妓柳如是》（石楠，2005）、《北方佳人》（凌力，2008）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现代女性作家究竟以何种视角进入历史，又以何种姿态走出男性中心的话语霸权阴影？在创作上又表现出哪些女性所独有的人文内涵与艺术特征？究竟该如何看待历史小说的女性表述之于当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一 性别意识：从平等要求到身体反抗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女性“性别”一直是被遗忘、被压抑、被扭曲的主题。在男权中心的漫长的古代社会，女性逐渐被塑造成男性希望的角色，并内化到历代女性的一言一行中，成为女性观照自身、改造自我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对于女性方面的事实记载甚少，即便是像武则天、杨贵妃等人正史有载，也因“红颜祸水”等定论被打入历史另册，这无疑给作家的女性历史书写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简单复现历史显然不是当代女作家的主要任务，这就如卡西尔谈及近代启蒙主义的发生时所指出的：“这里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新的事实的发现，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发现。”［2］女性作家正是从“性别启蒙”这个历史基点出发，揭露了女性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真相。具体而言，这种性别意识，在历史小说中首先表现的是对男女平等的诉求，其次体现的是对历史女性身体反抗的认同。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杨建华，何 勋: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女性表述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平等意识的诉求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构的传统理性对于男尊女卑的强调从未放松过，男女两性的差别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差别，更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含义。对于历史上大多数女性而言，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男女平等在今天看来是女性在社会上最基本、最普通的要求，在过去却是她们无数次梦想却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为了揭示女性“被奴役的历史”，也为了激发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的决心，女作家便将笔触伸入历史，力图借历史女性之言行，表达自己的反思态度和现实意愿。叶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红瘦》、庞天舒的《王昭君》、石楠的《陈圆圆》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着这种平等意识，其中尤以叶文玲的《秋瑾》表现得更为明显。

女诗人秋瑾，称得上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巾幅英雄，是中国妇女中为革命献出头颅的第一人。她的从容就义的举动震惊环宇，由此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秋瑾轰轰烈烈的生平曾多次为后人描摹，搬上了舞台、银幕与荧屏，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量和引领作用。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即暗含了秋瑾之死，并在革命烈士坟头添上了一个花环；20世纪30年代，夏衍先生还专门写了话剧《秋瑾传》，并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作为结束：“天快要亮了。”而叶文玲的《秋瑾》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仅打破了一般的历史小说以时间顺序来叙述人物生平的传统写法，从秋瑾被捕起笔，然后通过此事对各界的巨大震动展开叙述。这样，船夫沈阿奎、丈夫王子芳、好友徐寄尘、学生吴氓、同志王金发、山阴县令李钟岳乃至绍兴知府贵福等都变成叙述人，他们各自眼中的秋瑾便组成了这位“巾帼英雄”的整体艺术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使用了一种极为诗化的手写方式，以灵性激活历史，让人物不断地与“我”的现在情感进行对话，突出“我”对秋瑾生命经历的感受，使秋瑾成为作者自己所理解的秋瑾。在作者笔下，秋瑾既有着刚烈又委婉的侠骨柔肠，更有着诗化了的晶莹剔透。

为了表现预设的“男女平等”这一主题，叶文玲一方面对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思想与行为变化大书特书，将秋瑾不仅描绘成一位才学品格都不弱于男性的非凡女子，不但办女报，创立女校，而且连字号都改为“竞雄”；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笔下代表家庭与社会政治权力、掌握女性话语霸权的男性人物丈夫王子芳、知府贵福进行了多角度的描摹和讽刺，主要是刻画他们自私、猥琐和恐惧于女性观念革新的一面。

不得不说，作者为了突出秋瑾在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方面的贡献，不得不遮蔽秋瑾心灵世界深处的颤栗与不安，不知不觉走向了另一偏激立场。作家笔下的秋瑾只为一个目标，以男性为标杆，一切行动向男性看起，凡是男性具有的阳刚、进取和开放精神，女性无一例外必须拥有。而在《红瘦》、《王昭君》、《陈圆圆》等历史小说中，这种“刚性”表达也牢牢占据着小说主题表现的制高点，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表述应有的特色和意义，而这恰恰又是众多女性作家书写历史却难以造成普遍影响力的尴尬和症结所在。

（二）身体反抗的宿命

如果说平等意识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向男性看齐、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温和层面，那么执著于历史女性身体的叙写，更是成为这种女性重述潮流中颠覆男性书写力度最强、表现也最为惊艳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显然跟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流行息息相关。

在众多的女性历史小说中，最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当推赵玫的《高阳公主》。它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陈旧的女性追求爱情而不可得的失意故事，但由于作家大胆地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以现代女性主体精神镀亮了历史，小说主人公高阳分明散发出作者这个时代才会有的现代女性气质，这就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决绝与诗意。

《高阳公主》也可以说是一个家族题材故事，而书写这类题材正是赵玫的长处。出身帝王（唐太宗）之家的公主下嫁给当朝宰相（房玄龄）的儿子，这件事本身似乎就有非同寻常的含义，换成男性的视角，应该会变成一个权力与利益等价交换的政治性极强的“宏大叙述”，甚至可能是将个人、家族以及历史、民族与国家交织缠绕的大国寓言；但在赵玫笔下，皇室家族仅仅是作为铺设故事的背景，叙事中心却在对身体本身、对女性生存体验的细腻书写。在男权话语编码的历史中，高阳公主最后定性的形象是理所当然的“妖妇”。而高阳公主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父权”（唐太宗李世民）、神权（辩机的信仰）、族权（夫兄房遗直）和夫权（房遗爱）的彻底反叛。为了心目中的幸福与爱情，她可以不计后果一次又一次地与世俗作对，不断地向所有男性规约的世界反抗。身体本来是她认为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但在内心渴望的幸福爱情一再受阻、无法以正常途径实现的情况下，身体却变成了一把最锐利、最有效的武器。因而，她拒绝与驸马房遗爱同房，却毅然以身体诱惑其兄房遗直；情后吓跑了房遗直，便又在终南山游猎时用肉体诱惑了辩机，将又一个男人拉入情感的漩涡。

作家就这样大胆地讲述了一个“一女多男”的有关身体和欲望的故事，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男性话语中惯用的“一男多女”模式，而且巧妙地将男性“看”女性的视角也颠倒过来，以女性的眼光打量并选择那些奉献自己身体的男性。在高阳的眼里，房遗爱“膀大腰圆，满脸蠢笨”，但他天生的奴性也偶尔让人感动；房遗直“脸上棱角分明，目光深邃”，有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吴王李恪“既冷酷孤傲又文质彬彬，既雄才大略又温文尔雅”，是一直呵护自己的大哥哥；而真正打动了她的还是和尚辩机，为了得到他高阳简直使尽了全身解数。她第一眼看到辩机时便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好像不属于他们这一类世人，他是大自然中的某种东西。”在公主“把她的蜷曲的身体强行塞进了辩机的怀抱中”之后，辩机钢铁般的意志力轰然倒塌，对于真正的男人来说，内心单纯飘渺的根本无法战胜现实中肉体的信仰。正是这种顺从身体的意志不计后果地去挑战高高在上的家族政治传统和伦理道德的权威，高阳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赵玫在塑造高阳这一叛逆女性时，无疑是立足于现代爱情观，对笔下人物是包含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的。高阳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以身体为武器，诱惑一切也毁灭一切，甚至连基本的伦常道德也置之不顾，无情地嘲弄了父权、夫权、神权、族权，同时也宣告了男性社会的阴冷、自私、狠毒与不可依靠。赵玫以独特的眼光切入历史人物，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女人在幸福追求失败后体内所爆发的巨大野性能量，充分表现了女性身上所固有的原始生命力的强大威力。这就如美国学者罗洛・梅所说的：“原始生命力是个人的敏感性与创造力的独特模式，这种独特模式构成了个人与其世界关联的自我……原始生命力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3］

二 生命意识：从日常化叙事到存在追问

对人的生命意识的重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支撑点之一，这也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持续繁荣的一大有力保证。而生命意识也更是新时期女性历史小说蓬勃发展的内在生长点，它始终体现着女作家对人的存在本质深入挖掘的价值关怀。回顾和总结30年来女性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样一种创作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跳出了男女性别对立的二元视界，以一种更为高远的“超性别”写作方式贯注于女性日常生活生命流淌的细腻描述上，凝结在于历史女性悲剧命运的情感认同上，升华于女性荒诞性存在境遇的深刻体验上，这一切已经构成了女作家们追问女性生命存在意义的精神表征。

（一）日常生活的诗化

生命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现象，作家只要写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作品都是生命的表现。然而，综观新时期女性历史小说，它对生命的表现与男性历史小说又有所不同：女性作家显然更善于将历史事件生活化，借助平凡而又意味的历史细节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叙写生命的呐喊与奔突。

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主要讲述的是一名“下九流”的梨园戏子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故事发生的时代是晚清的鸦片战争时期，但它并不担承正面的叙事价值，而是仅仅作为铺展人物命运的幕后背景。小说还大胆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并让他与天寿成婚。小说开头很有几分李碧华《霸王别姬》的味道，而对亨利的描写又让人想起了电影《红河谷》。小说对小天寿初次登台的描写尤有几分细腻而生动的生活化意味:

小天寿手忙脚乱地从寿星老儿的硬头壳里钻出来，赶紧换上仙女的头饰和衣裙。下面是专贺婚庆的《鹊桥密誓》，那是《长生殿》里杨贵妃与唐明皇对牛女双星发誓、要生生世世做夫妻的一折，为此，台上还要布置一个桥景，上面插许多喜鹊灯来象征鹊桥。天寿扮织女，得第一个上场。他直犯嘀咕，下面这么乱，自己怎么能压得住台?这可是到广州来头一次亮相，唱砸了怎么办?往唇上点胭脂都点到嘴角去了。

而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的结尾女主人公的心态同样写得哀婉动人：

她洗尽铅华，回复她年过半百“知天命”的本相；她深居简出，消淡了强出人头的虚荣心；她收心敛性，改正了挥金如土的奢糜陋习。她心甘情愿地衍化为一个小家庭里的主妇、一个小官僚的眷属、一个封闭在一座小小四合院内只不过干些洒扫庭院做饭晾衣之类琐事的微不足道的细小老妇。她已人老珠黄，她已貌不惊人，她已失却魅力，她已急流勇退，她已畏首畏尾，她已成为“捧不起的刘阿斗”，她避之不迭地远离尘嚣，她完全失去了“红倌人”、“名”、“赛二爷”的轰动效应。她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女子，一粒凡尘。

可是她回复为人，再不是物。

至此，作者将赛金花跌宕起伏的一生化为凝结着生命体温的两个字――“凡尘”，一语便抹去了赛金花身上的种种传奇，道尽了一个底层女性平凡而又悲苦的一生，还了她一个“自然的本相”。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化叙事中，作家不仅通过女主人公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表现了历史人物本真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童年的天真无邪、少年的懵懂无知却又过早裹入红尘、晚年淡然从容甚至临死前的眷眷留恋，可谓琐碎而不拖沓，平凡而不庸俗，细腻而不油滑，倒应了周先慎先生在评析《红楼梦》时所说的一句话――“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二）生命存在的追问

女性历史小说不仅体现着富有特色的形而下的日常化叙事的诗意，也呈现出追问生命形而上存在意义的生命哲学意蕴。作家们自觉地从现代的“人学”出发，将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辨紧密结合，并把“自己也烧在里面”，从而告别了肤浅、单一的政治情绪式的浅层表现，真实地复现了一幕幕生命毁灭和人性扭曲的命运悲剧。

比如，王小鹰的《吕后・宫廷玩偶》面对的是已经湮没于历史红尘有二千多年的汉高祖皇后吕雉。在作者笔下，吕后一改历史上的反动面目，而是一个全力以赴追求爱情、渴望亲情的历史女性。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无疑是理解多于批判，悲悯多于否定。清醒与迷误、坚定与软弱、忘生与怕死这样对比极其强烈的两极，在一位高居大汉帝国皇后身上竟然胶着得如此紧密，难分难解！这种深切的悲剧性生命体验在赵玫笔下的武则天、上官婉儿中也得到了同样的体现。

当然，女作家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真实地还原扭曲的人性和异化的灵魂，她们还着力于女性历史富矿的深挖，在由生命构建的历史隧道中走得更远。美国新批评家海登・怀特就曾指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着手分析他们文化历史中的‘精神创伤’性质的事件”［4］。女性历史小说家正是以现代哲学和人类学眼光探究历史人物深层次的“精神创伤”，依稀可见西方存在主义的巨大身影。以庞天舒的《王昭君・出塞曲》为例，小说中昭君从贫穷的秭归山乡被强选入汉宫，在掖庭深巷里熬过不见天日的数载岁月；继而出塞远嫁匈奴，以汉家女儿的柔弱之躯承受着草原的风沙酷寒；又在夫君死后，尊崇胡俗，忍受“子娶其母”的侮辱，再嫁其子……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在她步入安闲的晚年时，爱子却遭人谋杀!昭君一方面以柔弱之躯抗争着命运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在质问上天：“为何如此残忍地对待我这个平凡普通的汉家女儿？”

小说更为动人的地方还在于引发了我们的深层次追问：昭君这样一个弱女子，内心为什么是那样坚强，到底又依凭了何种支撑力量呢？作者在投入自己的生命体验的过程中，最终为昭君找到了一种近似天人合一的宗教情怀。作者不仅从民族大义上为昭君找到了外在的支撑点，更从宗教的皈依方面为昭君柔弱而伟大的生命和灵魂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巨大的、源源不断的能量。由此可见，女性历史小说不仅是历史的寓言，而且更是人类的预言。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现实，女作家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自身的一份清醒认识，并借一幕幕不停上演的历史悲剧提醒人们：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荒诞的生命处境！至于如何在辨证唯物史观和先进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认识和把握并最终超越这一荒诞性存在，则正是当代历史小说留给今天乃至未来的沉重课题。

三 女性表述的文学史意义

历史小说的这种女性表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种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女作家们第一次以全新的现代目光对视女性历史，从性别意识的萌动到生命意识的成型，无不凸现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女性生存的另一种真实，作家们也借助历史中的女性形象最终完成了现代女性精神空间的立体建构。

翻看20世纪中国历史文学史，虽然有不少作品是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展开的作品，但写作者却大多为男性，这些作家要么有意无意地将她们打扮成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曹禺《王昭君》等），要么对历史女性形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与歧视（杨书案《风流妩媚娘》、李端科《怨妃》等）。而到了当代女性作家的笔下，这一局面出现了根本性改观：女作家们纷纷以全新的视野切入历史，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男性中心话语已难觅踪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女性不再是男性政治角斗场中可有可无的花瓶和点缀，而是以昂扬自主的姿态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无论王昭君、武则天还是上官婉儿、高阳公主，她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活泼泼生命个体。也正是在这批作家的推动下，当代女性文学才得以进一步壮大了声势，并获得了一种自由、深切而博大的文学境界。这种充溢圆满的自由境界正是当代女性书写的最终理想。［5］

其次，女性历史小说家在追溯历史、塑造人物时所体现的特有诗性品格，为当代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的多元化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作家借助古典诗意的语言打捞“失落于历史大河”之中女性的情爱、信仰以及人生归依等本体性问题，表现她们清丽秀美而又伤怀多情的“诗化”人生，因而呈现出唯美的诗性品格。并且，这种诗性并不仅仅停留于外在的抒情化语言和含蓄美意境，更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6］。这种整体性的诗性叙述方式又较好地契合了小说题材的对象表现――揭示历史女性追求爱与美的心路历程，诸如她们在梦想渴盼时的撕裂挣扎，在命运质询中的痛苦孤独。同时，小说中的叙述者与女性人物、作者时而是合而为一的，时而是分离的。作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女性既是相距遥远的“他者”，又是近在咫尺的“自我”。这正如刘小枫所说的：“诗意化的世界，是以‘我’的精神为核心的。”［7］女性作家的这种书写方式也是自身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另一种表述与寄托，是女性主体意识自觉的真正体现。

正是借助这种诗性叙事，作家们才得以将历史人物从历史家谱和道德伦理的蛛网中解放出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才会变得如此熠熠生辉。这就在《李自成》、《雍正皇帝》为代表的史诗性风格和以《曾国藩》、《张居正》为代表的文人化叙事之外，另行树立了一种更为婉约也更具人情味的诗性品格，使得“人的文学”这一经典论断在历史题材领域不至于沦为空谈。

总之，女性历史小说家作为新时期历史小说大军中一支独特的“巾帼轻骑”，敢于从男性主流历史的裂缝罅隙间突入，以自己的特有言说方式参与了历史真相的拆解与重建，从而颠覆了以往所谓权威历史记载对于女性的曲解与误读，使一直处于潜在状态与被放逐境地的女性群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还原出立体的、丰富的“人”的形象，并最终确立一整套有别于男性历史表述的本真话语，为人类大历史的书写开辟了另一条崭新途径。而在当前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却很难看到这批作家作品的身影，这一尴尬局面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观呢？我想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等待，还必须有切实的行动，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参 考 文 献］

［1］ 戴锦华.诗歌的女性视野［N］.中华读书报，1997-12-17.(3).

［2］ ［德］卡西尔.人论［M］. 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美］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4］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后亮.再现的政治:历史、现实与虚构论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理论特征及内涵［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21-128.

［6］ 李扬.现代性视野中的曹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女性生命意识篇6

关键词： 小说《玫瑰门》 女性命运 女性觉醒

现代文明社会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调，但在封建思想濡染的旧中国，对与男人共同组成社会成员的女人来说，“平等”是遥远得近乎陌生的字眼。受着封建文化的浸润和压迫，女人的奴性迫使她们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在狭隘而畸形的生存空间里苦苦挣扎，却始终逃脱不了男人施予的压制、蹂躏和践踏。她们当中的一些人试图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然而终究挣脱不了女性宿命的桎梏。铁凝以庄家三代女性为落笔的小说《玫瑰门》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真实复原，作家以客观的态度审视特殊历史天空下的女性命运，并以理性的思维寻找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

女性自我意识解放问题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话题，当我们在纠缠于“谁是女性悲剧命运的酿成者”这个问题时，是不是该更加关注女性的自省与批判，质询女性自身？在《玫瑰门》中，铁凝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眉眉，可以说她是铁凝的化身。眉眉，庄家的第三代女性，她是庄家女性故事的陈述者和体验者。而对于整个故事的呈现铁凝也是借由她的成长铺展开来的，从年幼的眉眉到成熟的眉眉，这个人物形象见证着庄家上两代女性悲剧的始末。在这些悲剧的背后眉眉深深地自我反思着，并以跳跃式的眼光审视女性觉醒过程中，庄家上两代女性所遭受的挫折与苦难。

一

婆婆司猗纹是整个作品中最重要，也是极其复杂的女性形象。她出身显赫，聪慧且开朗，跟着家塾先生熟读过四书五经，而后父母将她送进当地著名的教会学校。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与现代文明的新鲜成分在司猗纹的血液里激烈地撞击，司猗纹由此开始了全新的人生历程。“两年的学校生活使她接触了现代文明，使她认识了许多从前她不认识的人，懂得了许多从前她不懂的事”。［1］也就是在这个懵懂的时期，司猗纹遇到了华致远，但她的热恋遭到了父母的规劝和阻止。她生命历程中最初的、也是最决绝的一次反抗是她对自己18岁时爱情遭遇的捍卫与守望。［2］但这一次反抗也只是以司猗纹嫁入庄家达成母亲的夙愿而告终。面对丈夫庄少俭的侮辱，司猗纹竟然遗憾自己的“不洁”，她反省着自己曾经那场美好而又不真实的梦。

纵观司猗纹的一生，是奋斗与抗争的一生。戴锦华称司猗纹是“一个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的要在时代的剧变中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一个绝望地试图作为一个‘纯粹的女人’进入（挤进）历史的女人”。［4］司猗纹的大半生都在积极地活动着，但强大的男权秩序和特殊的岁月冰冷地拒绝了司猗纹的强势超越，她渴求在生存的罅隙间寻找到一丝阳光，巨大的阴影却牢牢地将她包围，司猗纹最初的灵魂在生存困境里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司猗纹是觉醒着的，她折腾一生只为替自己找到话语权，女性主体意识已经在她的身上蓬勃萌动。面对社会和周遭的压迫，司猗纹学会了抗争和还击，在她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股强烈的女性自我保护意识，或许这只是司猗纹出于本能的自我反抗，然而就是这个突然的爆发为女性解放的曲折轨迹添上了一抹希望。虽然司猗纹幡然醒悟，但她并没有萌发健康的女性主体意识，反之，在压制下她选择了相对变态的手段，强烈控诉压迫她的社会和男权制度，这种不健康的报复手段扭曲了女性主体意识解放的正确轨迹，日益畸形的心理将她推进了女性宿命的深渊。

二

“那是一个男人，不，那是一个女人，不，那是一个男人。她不能立刻确定他的年龄，他个子偏高，驼背，无胸，留下一个耳朵也遮不住的分头，耳垂儿肥大。”［7］这是眉眉第一次见到姑爸时对她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反复揣摩和猜测之后，眉眉肯定了姑爸的女性性别。年轻时的姑爸并不是这样的：“乌黑的大辫子，丰满的胸脯，不胖不瘦的身材，不长不短的脖子，不粗不细的腰，不宽不窄的鼻子。”伴随着姑爸豆蔻年华的时代，命运的扭转应该是从姑爸做新娘开始。当姑爸满心欢喜地坐上扎着红绣球的汽车，却不知命运给她安排了三天的时间就将贤妻良母这条路走完了。她在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做了一件令人着实讶异的举动：改名为姑爸。姑爸，“这是一个自我声明，是一个对终生的自我声明。也许还不仅仅是自我声明，这是册封，是宣判，是庆幸，是哀歌，是进入，是逃脱”。［8］“姑爸”这个称呼让她在听觉上享受着平常女性无法领略的声誉和权利，而为了在视觉上跟这个称谓彻底的般配，姑爸全副武装自己：剪掉两条大辫子，穿上西装马褂，迈起四方步，烟袋整日不离手，让自己变成平胸甚至伛胸。很显然，姑爸做着对自我性别角色和整个社会最决绝的超越，她试图用这样的方法谄媚地向男权社会靠拢，却不知这样的方式只是蒙蔽她自己而已。

不管她如何改变自己的外观和生活方式，姑爸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外表之下隐藏的仍然是一个女性的躯体，她选择给别人挖耳屎这样变态的方式来反复地肯定自己的存在感，亦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逃避，不断地催眠自己，使自己的性别意识得到平息和淡化。在封闭的自我空间里，姑爸甚至将自己所有的生活情感都寄托在一只“男”猫身上，“大黄，黄黄，黄乖，乖黄，黄宝贝，黄贝贝……”这些昵称是姑爸用尽了人间所有对爱的形容表达对这只“男”猫溺爱的无极，她的生活中心和重心都围绕着大黄。然而，大黄的闯祸为姑爸平静的生活画上了一个不漂亮的句号。“大黄在号子声中被撕开了，大黄的脚各奔东西”，［9］这不仅仅是撕裂了大黄的生命，更是撕碎了一个女人的所有，姑爸彻底崩溃了。长夜里一声声尖细而又凄厉的嚎叫其实是一曲女人的哀歌，它叫出了强旺的女性本能与无法更改的社会角色之间的长久搏杀的无奈和悲戚。［10］

姑爸嘶哑的叫骂声换来的是小将们的“打、骂、罚跪、挂砖”，和“两腿之间直挺挺地戳在那里的一根手指粗的通条”，历史的暴力裸地还原了姑爸的女性性别，这是对姑爸穷其一生装扮男人逃避自我性别的最大嘲弄。姑爸试图改变自己的命途，但她将这种改变仅仅寄托在女性性别的抛弃和背离上，或者说她觉得命运的不公只是既定的性别带来的，这种解决办法限制了所有的可能，掩盖了姑爸所有的退路。在男权和性别压迫的社会制度下，姑爸连为自己争取话语权的意识都没有萌生，她从来没有意识到为自己去争取些什么，或者向无情蹂躏她的这个混乱年代反抗过。人格与尊严被肆意地践踏也丝毫没有唤醒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姑爸从头至尾都是沉睡着的，她一辈子活在自己替自己营造的安全小岛上，活在自己的牢笼里，这样的姑爸是悲哀的，悲哀到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悲剧，姑爸成为了悲剧时代下畸形的缩影。

三

“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里，所有的女性似乎都难以逃脱失败者的角色；男权社会的蛛网不会因女性的无畏和热忱而灰飞烟灭，它依然顽固地弥散在女性生命之途的每个角落，随时都可能将她们堕入万劫不复的苦难轮回”。［14］庄家上两代女性命运似乎都在这样一个轮回里不停地画着圈，女性性别带来的挫败感和流离感将这些苦难的女人牢牢地困住。面对牢固而强大的、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她们凭借自己微薄的自以为是的力量试图逃脱已经设定好的性别角色成为妄想，而盲目挣扎的举动带来的是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变质，正常的心理也在压抑中非正常化。这群苦难的女人在命运的嘲讽和捉弄中遍体鳞伤。

反观眉眉本身，上两代女性的悲惨境遇深深地烙印在眉眉的心底，在眉眉的心里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是狂乱的岁月和婆婆的巨大阴影的化合物。在创伤中长大的眉眉，看似成功的事业和家庭背后，还是抹上了一抹悲剧的色彩，与叶北龙的爱情注定毫无结果，与丈夫的婚姻也平淡得缺少激情和爱。在眉眉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她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作品中标有“5”的六个章节是眉眉对自我内心的剖析和修正，这是新时代下女性主体意识的砰然觉醒，女性主体意识的种子已经在眉眉的心底播种。在沉痛的代价之后是清醒的道路，眉眉总结前两代女性悲剧的缘由，避免悲剧的重复上演。眉眉成长过程中的渐变似乎就是在告示着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明朗化，从年幼到成熟的每一步，眉眉学会关注和重视女性的自身价值，她勇敢地直面女性真实而又丑陋的灵魂，她专注且理性地思考女性的主体地位，女性主体意识在眉眉的身体里生长并茁壮起来。眉眉在对上两代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思索的同时，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在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探寻女性主体意识的轨迹，这是新时代下女性的全新征程和阶梯式进步。

时代在进步，女性自我意识解放势不可挡。女性必须充分了解自身的缺点和认识自己的本质，挖掘自己内在的潜质并获得更高层面的自我觉醒，用女性自身的阳光驱散男性意识形态文化的巨大阴影，在灰暗中找到自我生命和存在价值，从而抛开自身对男人的奴性和依附性思想。或许这样，女性才不会被囚禁在男权领域，而是以同等的生存姿态与男性并存于全新的时代下，获取一种精神和灵魂上的浩瀚，人格上的独立和女性的永恒，逐步走向或者走完女性自我救赎的道路。当然，女性完成自我救赎的这一过程无疑是曲折而漫长的，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摸索，有时还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或许逃避能忽视暂时的痛楚，但痛楚的积累却是新一轮的轰炸。所以与其逃避，倒不如选择勇敢面对，女性要相信自身强大的爆发力和可塑性，带着一股永不退缩的韧性去追求女性主体地位。在探寻女性主体意识的路途中，挣脱加在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以女性强有力的姿态推倒男权的樊篱，走出头顶那片阴影笼罩的天空，沿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轨迹去书写不一样的女性未来。

参考文献：

［1］［5］［6］［7］［9］［10］［11］铁凝.玫瑰门.作家出版社，2009.4，第1版:59，28，39，110，27，358，358.

［2］齐红.拒绝与诱惑――《玫瑰门》与当代女性写作的可能性.齐鲁学刊，2001，（1）.

［3］朱桂林.女性命运的历史演变――简析铁凝《玫瑰门》.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5）.

［4］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

［8］耿英春.《玫瑰门》女性形象探析.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5，第14卷，（1）.

女性生命意识篇7

女性主义起源并发展于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兴起，女性主义电影在中国的引入与介绍，使电影做为一种传达媒介，将宣扬女性主义与电影美学价值相结合，呈现出许多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中国银幕上开始出现独具魅力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女性电影作为精彩纷呈的电影题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中国女性与社会特殊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丰富的女性形象和独特的女性视角，也使得女性电影这个门类不仅有着无穷尽的创作空间，更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使得中国女性题材的电影得到更多电影创作者的青睐。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

女性电影的首要任务，是在影片中表现女性意识，塑造独特有魅力的女性形象。我国传统的女性电影并没有从女性视角去关注女性的命运，也未能塑造出独具女性意识的独立女性的形象，而是常常以男性的视角去审视和表达女性形象，女性形象在这之中更多地被符号化了，成为了道德与情感的代码或是本能与欲望的符号。呈现出的，是女性主题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缺席。由男性导演所指导的女性题材电影告诉观众，有时候女性的悲剧往往不是女性自身的错误，她们所受到的束缚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原因，这种电影使得女性本身去承认社会的局限上有很深的认同感，女性一直安于被动的角色，并且产生的意识形态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1]。

二、《女人四十》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形式

透过许鞍华的镜头，我们能够发现她镜头下的主人公拥有女性另外一个与之前不同的位置与空间。她的经典作品《女人四十》中，电影的全篇几乎都在诠释一点。身为家庭主妇的孙太，她不仅有着工作的能力，并且还是一位有价值的，比电脑还能干的职业女性，同样的，她也不会为了家人而完全放弃她的工作。若是在传统的意识中，影片这样的题材故事的往往会向着苦难的无奈的虐心的基调发展下去，本片却并没有。主人公孙太像大部分的中年女性一样，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自己要照顾家庭的同时还要要面对工作上的竞争对手，这些都给她的生活带来压力。她承担着一般意义上男人在家庭应当承担的一切，家庭的权利掌控出现了错位，我们看到，男性的权利和主导逐渐向女性身上转移了。从孙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人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庸，而是独立的，可以抛开男性去养家去生活，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完全的展现。

三、女性觉醒意识的表达

关于所谓的女性意识，就是指从女性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去体察生活中的一切。作为社会中独立存在主体的女性，必须去打破千百年来的男性中心主义，冲破由男性构筑的围墙，去更多的关注生自身的生存状态，自身的命运，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不断揭示出男性与女性存在的差异，树立其现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而女性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电影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2]。所谓女性电影，需要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生命体验和情感心理，解答不同的女性的心理特征与她们共同的心理需求，更多的为他们提供了抒发心声，选择人生道路和自由的表达观点的可能，需要电影创作者以多元化的主体去表现女性生命的价值和主体的意识。影片传达对传统女性由于身份地位而面临悲惨命运的人文关怀，对男权意识的冲击与嘲讽，对女性内心中的情感与欲望的描述与试图解答，或者是对女性权利在现代的体现与思索等，都是具体的表现。

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女性觉醒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80年代经典的女性电影之一，影片的主人公几乎全部是女性，整部影片中，对与老爷这个角色的具体形象没有做出清晰的刻画，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个正面的镜头，我们只能是从他的台词，动作和模糊的身影中明白他的存在，老爷在电影里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出现的，是作为陈家大院的主宰，所有女人命运的掌握着而出现的。尽管他在影片中没有一个正面的形象，但他的至高无上，他无形的威严，他对大院里所有女人所持有的控制的大权却表现的十分的清楚。

陈家的大宅院里，宋莲曾是清醒的，也曾挣扎和反抗，但终究她的清醒，她的挣扎，消失在强大的封建的势力高墙中。软弱的梅珊也在挣扎过后最终消失了。而在宅院里获得一席之地生存下来的，是根本缺乏女性的清醒意识的卓云，和已经被男性异化了的大太太。不管是宋莲与梅珊，还是生存下来的卓云与大太太，都是命运悲剧下的女人，正是她们的女性的身份注定了她们命运的悲剧本质[3]。

五、女性形象的审美演变

电影作品不仅能比其它的文艺作品更加直观清晰的表现中国女性的命运，而且在通过具体的女性形象所揭示出来的社会内涵上，和探索追求的，中国女性在社会历史道路中的发展和变迁上，表现得更加深刻。女性在电影作品中的形象变化，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地位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到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

女性生命意识篇8

关键词： 生命意识 大学生 提升策略

1.问题的提出

生命意识指人对生命的存在、价值及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是个体主动认识和理解生命、热爱和珍惜生命、尊重和敬畏生命的意识，是创造和升华生命价值的意识，是追求生命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意识[1]。根据各种数据信息显示，在国外，生命意识教育很早就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融入学生的课程中，并且使生命意识教育成为日常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中国，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社会宣传教育的不足，近年来频频出现大学生因人际矛盾、就业压力等问题自杀或他杀的非正常死亡社会现象。这些看似突发性的事件，折射出当前社会的复杂问题。

我项目团队成员通过对广东某高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在校学生的生命意识调查，了解当前学生对于生命意识的了解现状，并就其原因提出有效的建议或措施，旨在更好地提升和加强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大学生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善待生命的观念。

2.调查设计

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大学生生命意识状况调查问卷》进行无记名抽样调查。问卷共包括生命意识的三方面内容，分别是生命认知、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生命教育导师》一书指出：生命教育，即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尊重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

在本次调查中，男生占24.62%，女生占75.38%；大一学生占23.37%，大二学生占35.3%，大三学生占38.94%，大四学生占2.39%。

3.结果分析

3.1生命意识的认知情况

为了解该校学生对生命意识认知的认同度，问卷以下几道题目涉及个体对生命意识的观念理解，选项采用5点计分法，5分代表“完全同意”，1分代表“完全不同意”，各题的得分平均值见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在各项对生命意识认知有关的题目中，该校学生普遍具有良好的认知水平。大部分学生都有较端正的态度，能够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确认自己能明确生命的方向；同时明确生命中有自己值得在乎的人事物，也有其追求的梦想或目标；能认识到自杀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不会轻易选择自杀、轻生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3.2不同类别大学生面对挫折的态度比较

使用均值比较和非参数检验，比较男生与女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面对挫折时的态度差别。选项采用5点计分法，分数越高，态度越消极。

*在置信度（双侧）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从表2得知：男女生在如何面对和应对挫折时，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得分的均值看，女生的均分比男生的要高，分数越高表明态度相对消极。更进一步说明，男生比女生面对挫折时会更积极地面对，也可以说明男生的生命意识比女生强，男生会采取积极的态度面对各种挑战。

3.3生命教育开展形式的兴趣度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若学校开展关于生命教育的活动提高学生对生命重要性的认识，学生更偏向于户外拓展活动，对于开设生命教育课、主题班会或者座谈会的形式兴趣度相对较低。除了调查问卷提及的三种方案，有学生提出一些其他的新形式，如关于自然灾害的安全逃生演练；采访身残志坚的顽强意志典型人物；亲近大自然的郊外素质拓展等。

4.提升策略

从本次调查可以发现，该校学生对生命意识只是停留在表层的认识并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和探究。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家庭、学校对其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为此，我项目团队成员提出以下观点，希望为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意识提供有效的建议策略。

首先，大学生不要沉迷做“低头族”，要多外出走走、锻炼身体、增强体魄，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平常多与身边人沟通交流，遇到挫折或者困难时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疏导情绪。另外，还要多参加社会实践锻炼，多积累生活经历，体验社会，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使心胸变宽广，多传递正能量给身边的人，改变自己不良的价值观，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

其次，家庭是每名学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每个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因此父母在子女的生命意识教育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父母要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生命教育意识，多与子女沟通，真正理解和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对子女不是以“分数是唯一目标”为成才要求。父母应该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子女，引导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再次，生命教育工作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可以多开展各种专题讲座或者其他关于生命意识培养的活动增强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和重要性，努力提升自身生命价值，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1]。由表3分析可知，学校可定期开展关于生命教育的户外拓展活动，能提高和增强学生的积极性和对生命意识更深入的认识[4]。学生应与老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当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学校应当做好引导工作，让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尽快摆正不良心态，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

最后，社会媒体应该多传递、传播正能量，多倡导珍惜、珍爱生命的行为。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约束提醒人们关爱、重视生命，以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

参考文献：

[1]崔伟，陈娟.大学生生命意识异化的成因及其对策分析[J].科教文汇，2010（1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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