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存与女性生态运动

[摘 要]女性被“自然化”与自然被“女性化”的文化隐喻，展示了女性与自然文化身份的一致性。女性的疼痛体验和母怜，女性生存空间与自然的亲近，使她们更能洞见大肆掠夺对自然和人类自身造成的极大影响和戕害。她们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向人类发出了愤怒指责和热情呼喊，并积极投入到解救自然、解救女性、解救人类的生态运动中。女性主义生态运动主张全面抛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包括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性别压迫在内的一切反生态行为，倡导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模式”，从而将生态运动推向深入。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存在状态；文化命运；生态运动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102-07

[作者简介]潘桂林（1972―），女，湖南麻阳人，文艺学博士，怀化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20世纪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湖南怀化 418000）

Title： Female Existence and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Author： Pan Guilin

Abstract： The cultural metaphor of naturality and feminization between female and nature reveals their similarity in cultural identity. The female experience of pain and maternity feeling， as well as the special intimacy to nature， make them see the disadvantageous effects of the short-sighted exploration on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very clearly. They have made fierce criticism and enthusiastic appeal， and thrown themselves into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to free nature， women， and human beings as well. Feminists advocate abandoning the dualist thinking mode and object to all anti-ecological behaviors includ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as well. They stand for a new relationship called companionship for mutual benefit， thus they push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into a deeper stage.

Key words： eco-feminism； existence； cultural identity； ecological movement

生态女性主义深入阐释了女性与自然在存在状态和文化命运方面的相似，也认识到人们以母牛、狐狸、母狗、猫咪等动物来描述妇女的事实，其实是女性被“自然化”与自然被“女性化”的文化隐喻。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为拯救世界的人之子，女性在父权制的十字架上被钉成了工具和罪恶。作为“母亲”，注定要用身体的疼痛和衰朽换来新生命的诞生与茁壮；作为外表美丽内心空虚、撒播灾难的“潘多拉”，注定会成为男望的对象和审判的客体。男性主体则可以利用她们的工具性，开采她们的财富，驯化她们的野性，并惩罚她们的罪恶。疼痛、艰难与分裂是她们真实而持久的体验。而与女性相似的大自然，作为人类生命的养育者、财富的开采场和死亡的孕育地，也成为人类利用和征服的对象。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关怀与同情的态度体验生命体之间的休戚与共，因此能在每一个被漠视、受迫害的生命个体身上，感受到皮肤的撕裂、血液的流失和灵魂的灼痛，并清醒越过文化冠冕堂皇的“发展”蓝图，以切近生活与生存的眼光审视人类的行为，勇敢决绝地投入到生态运动之中。

一、疼痛与艰难：女性对自我和自然的生存体验

苏珊・格里芬在《自然与女性》一书中回顾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定位，她采用“我们听说”、“据说”的表述方式，深刻揭示了女性自我价值、思维和声音完全被剥夺的无言境遇；采用“规定”、“宣称”、“命中注定”这一表示他者强加的谓语，显示了女性被定义、被规定的被动生存状态。她认为，男权文化将女性描述为乳牛、骡子和马戏团的马，不言自明地阐释了妇女被利用、被驯服的地位。乳牛形象集中体现了其工具性价值和尊严阙如的处境：牛感觉迟钝，“什么也不思考，只等待别人挤奶，年复一年，生小牛，为公牛配种做好准备。她忠实……轻信、呆滞、乡下气、闲散、鲁笨的头脑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像一个懒汉。她展示自己的肉，供世界使用。”①女性是弱者，是接受器，是可任意成型的物质，是与理智背离的欲望化客体，是他们离不了却决不会羡慕的卑微、笨拙而耐心的骡子，是被鞭打却忠实于主人的坐骑――犹如驯服的马。正如盐、煤、金属矿、土壤是他们在大自然中的必需品一样，“我们听说我们为了他的需要而存在，我们是必需品”，“他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他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②女性和自然就这样在他们的需要和幸福中一起接受宰割。

古代女性徘徊在男性中心的幽暗隧道，承受着各种惨无人道的文化陋习。作为妻子，除了为夫家生养子嗣、延续血脉之外，还要满足丈夫的欲望，同时又要坚守。古罗马时期，西方贵族女子开始束腰，以凸显丰乳肥臀，激发男性激情。中国封建少女的奋斗目标就是缠出一对“金莲”，以满足男子的视觉美感和性。③中古欧洲大陆的女性，被一种金属打制的带锁住了柔软的和象征血统纯正的贞节。非洲某些地区则一直沿袭割除女性的传统，以抑制女性的性，避免她们沉溺失去。我国古代女子的束胸和缠足也有防止失贞事端发生的意图。中国封建社会制定严明的礼教文化，宣扬“一女不事二夫”，旌表“烈女”、“节妇”，华夏大地上林立的“贞节牌坊”便是中国封建妇女血泪生活的见证。而印度殉夫自焚的传统、欧洲以火刑处死女巫的律令等等，都将女性的生命和尊严无情践踏。这些漠视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酷刑陋习，早已成为女性最疼痛的生命体验。

格里芬愤怒地指出，据说“只有通过理性，一个人才能拒绝成为本性的奴隶”④，而女性的脑容量小，不适合思考，是缺乏智能和理性的第二性。在女性头脑失却思考空间，声音失去表达权利的文化境遇中，“我们听说，我们分娩的痛苦是想象的。患歇斯底里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听说，我们分娩的痛苦是自然的，受苦是我们的本性；据说，我们分娩的疼痛是愉快的，这就是我们怎样成为母亲。”⑤现代临床医学研究证明，歇斯底里症并不是一种子宫游走在体内导致的妇女病，它是内心难以承受压抑、失望和痛苦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官能症。妇女更易于患此病的现实，恰恰体现了妇女生存状态的艰难。只有生育过的母亲知道，分娩时身体被撕碎爆裂般的痛感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分娩中幸福感的存在并非由于女性本受苦，而是因为乐于承担责任并迷醉于创生的力量和神奇。

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者一直都在争取妇女与男人的平等权利，致力于将女性塑造成完美的理性的人。早期女权主义者把女人送入公共领域，却没能唤醒男人分享家务的自觉。传统性别角色羁绊仍然存在，女性不仅得不到解放，反而境遇更惨：既要在社会上与男人平等以实现社会价值，又要做贤妻良母以尽“女人本分”。不少事业型女性由于无法承受双重压力而走向人格分裂，形成“女强人综合症”。但治疗这一病症的合适药方几乎没有。为事业放弃爱情、婚姻和母亲身份的妇女往往后悔自己的选择，认为可怕的孤独让人难以忍受，而内心最渴望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家。做了相反选择的女人则说，不得已向丈夫要钱的情形让我发疯，“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当你不需要依靠你丈夫去获得生活里的好东西时，当你能凭自己的能力去获得时，这提高了你的自我价值。我现在十分努力于平等对待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有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让我母亲陷入瘫痪，而我也不得不克服它。我希望我女儿有真正的选择。”①可见，单纯的向内，向外，还是内外兼顾，女人都苦不堪言。

从过去蜷缩在家庭的狭小空间，到现代走入社会大舞台，女性一直在体验着来自身心的疼痛与艰难。而媒体大势渲染和人们津津乐道的色情暴力文化，正在肆无忌惮地强化着女性痛苦的生命体验。苏珊・格里芬深刻认识到文化对女性和自然的同一性界定：“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大自然”，“是缺乏智力的大自然”；②“动物是我们在痛苦、疾病、灾难和饥饿之中的同胞，我们听说他们可能与我们有共同的祖先”；③而那种用炫目、撩人的文化包装出来的色情作品，正在象征性地发泄着现代人对女性、甚至对“女性化了的自然”的仇恨和压迫意念――“是否现在存在着……一种地球色情作品？因为这个被个性化了的地球，这个柏拉图以‘生命之母’或‘我们的养育者’的说法提及的行星，它不仅实际上被――由露天开采、乱砍滥伐和放射性的废料而遭受损害；而且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窥淫癖的媒体传播所折磨……”④她强烈感觉到，地球也正像受害女性的身体一样，绿色的皮肤被撕破，饱满丰腴的肌肉被犁开，强健的筋骨被放射性元素腐蚀，大气层污染导致她呼吸艰难，血管里流淌的是浑浊的污水，而精神上还要受到文化的。

二、亲近与投入：女性参与生态行动的现实基础

在生命节律和文化身份定位上相似，女性对自然有一份特殊的亲近。另外，由于妇女承担着繁衍后代、从事人类再生产的神圣使命，具体生存空间主要在家庭，劳动形式以操持家务和养育孩子为主，使她们更能够以关爱孩子的母性，敏锐体察和强烈警惕自然创伤对人类产生的危害。玛丽亚・米斯和范德纳・希瓦强调：“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关心这些要素：空气、水、土壤和火。为了生育和抚养健康的孩子，为了能给家庭提供有营养的食品、足够的衣物和坚固的住所，女人需要肥沃的土壤、茂盛的植物、新鲜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①，女人更容易产生生态环保意识。

同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也为倡导环保意识提供了可能。首先，妇女在家庭生产劳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大量农村男性为了挣钱涌向了城市，妇女是农村家庭食品、燃料、饲料和饮水的主要提供者，是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当今世界的生态退化和资源耗尽现象，使她们争取生存的斗争日益艰难，并形成了进一步贫困与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例如，非洲森林的毁坏使非洲妇女长途跋涉去取柴薪和饮用水，或者变本加厉地利用可耕地、草地、森林和水资源，甚至毁坏稀有林木以取薪，烧毁热带雨林来种庄稼，以维持生计。污染、灾害、贫困无情地夺去大量孩子的健康、生命和家园，不少人涌向城市棚户区，生存压力变得更为沉重，可持续发展遭受到巨大威胁。由于大量民工涌入城市，我国农村家庭种植和养殖业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妇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否具有环保意识，开源节流，保护生态环境，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非常关键。其次，妇女在家庭消费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全国妇联所属的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2005年调查显示，我国77.3%的已婚女性决定着家庭的吃、穿以及日常用品的选购，22.7%的已婚女性在家庭买房、买车、购买贵重物品等大额支出时会“自己做主”，其余已婚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重大消费的最终决策。妇女能否选择绿色消费，抵制有污染的洗涤用品，重拎菜篮子，崇尚俭朴自然的生活，自觉节水、省电，实行废品回收，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等等，可以直接影响生产结构和环境状况。最后，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母亲与孩子的接触最多，如果母亲能用自己的行为影响孩子，使他们从小树立环保理念，培养环保习惯，从而推进关怀大地的伦理情怀。

妇女对绿色工程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养育上。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对于孩子的健康有很大影响。现在市面上的许多食品，由于一味追求色香味俱全和超长保质期，而经过多重防腐保鲜处理，在食品天然营养静悄悄流失的同时，一些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成分又被孩子摄取了。而如果糖分、铅质、磷酮、碳酸化合物等摄取过多，会导致儿童龋齿、肥胖、骨质钙化不足、厌食、营养不良甚至智力低下等，以致严重影响下一代的生命质量。而孩子发育除了生理以外，还要考虑到心理人格的健康。当今中国的独身子女是家庭的中心，祖辈溺爱、父辈高压和教育体制的不完善都容易导致孩子人格不健全。母亲在这里须得以自己的耐心做好几代人的工作，还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只有子孙后代身心健康，才能维持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营构真正的绿色生态社会。

另外，妇女还可以在许多具体的细节上起到影响家庭外成员的作用。女性偏于感性，长于直觉，富于联想，心怀恻隐，看到一棵树、一茎草、一只受伤的小鸟，便能撩动情丝，感悟到自然、自我和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无辜。这些多思伤感的女性除了是家庭生活的操持者以外，多从事教育于学校，面对社会的下一代，或供职于媒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宣传条件，或战斗在服务业，直接参与生活垃圾的制造和处理。这些行业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宣扬、倡导我们的环保理念。女性随时都是生活中环保的实践者和指示标，不管是富裕后的消费，还是贫困中的节俭，她们的理念和行为都会影响环境生态，影响自我生存、孩子成长和人类命运。

三、激情行动：解救自然就是解救女性，就是解救人类

不同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从不同角度阐明，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文化分离对立的传统不仅压抑了女性，糟蹋了自然，也扭曲了男性，他“必须不断寻找男子汉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必须牺牲某些文化嗜好，以便使自己适应竞争。”①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妇女解放、自然解放及男性解放是一体的。但女性独有的疼痛体验和爱怜情感，使她们更渴望尊重、理解和关爱，更能洞见鼠目寸光的大势掠夺对自然和人类造成的戕害。她们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包括文学创作、政界立法、理论倡导、媒体呼吁，甚至日常言行、生产建设等，对人类发出了愤怒指责和热情呼喊，积极推进环保事业的发展。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环境文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第一本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用诗化的语言呈报了杀虫剂对人类、自然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揭示出隐藏在控制自然背后的毁灭性灾难，并号召人类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关系，拉开了绿色环保运动的帷幕。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和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等人也积极加入了反乌托邦的警世生态写作行列。前者于1999年创作的《玛拉和丹恩》被评论家称为“一部儿童的奥德修纪”，写兄妹俩为了一个梦想――水、树和美丽的大自然而历尽磨难，但他们终于没能找到心中的伊甸园，更大的灾难还在降临……流露出对和谐生态环境的深深怀念。2003年，正值SARS病毒肆虐全球之际，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用一系列震撼性的画面和人类灭绝的灾难警示人类：科学的发展是否已经超出了限度走向了疯狂？而她的另一部作品《浮现》则深刻地揭示了男性对待、摧残妇女和人类对待、摧残自然之间的联系，将解救自然与解救女性、解救人类联系起来，堪称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

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倡导与生态文学创作一样，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震撼。罗斯玛丽・R・鲁斯的《新女人/新地球：性别歧视观念与人类的解放》（1975年）、卡洛琳・麦茜特的《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1980年）、范德纳・希瓦的《保持活力：妇女生态和发展》（1988年）和卡伦・J・沃伦的《生态主义的权力与承诺》（1990年）等等，都从生态伦理关怀、尊重和谐原则出发，强调了女性与自然同被作为客体性的对象而被侵占的意识形态关联性，号召女性做生态精神的维护者和环境运动的参与者，携起手来解救女性与自然。由于将人作为生态网上的成员，生态女性主义还指出，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性别压迫一样，都是生态网中的有毒物质，是应该被清除的反生态障碍。罗斯玛丽・R・鲁斯指出，“妇女应该看到，在一个继续以支配关系作为基本关系模式的社会，妇女没有自由可言，生态问题也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她们必须把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种种需求联合起来，想象新的前景：积极改造和重新建构基本的社会经济，重建这个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②这一论断的基本出发点是反支配、反压迫，对人类的种种非正义活动发出了挑战。米斯还指出，第一世界白种男人“亲近自然”的意图实际上是寻找殖民对象的行为：他们寻求的是可以作为“殖民的、落后的、异国情调的、遥远的和危险事物来感知的自然，属于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自然”。①这些理论都显示了她们毅然向自己所属的意识形态大胆宣战的勇气。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们无法避开后工业时代消费文化的影响，生态环保行为越来越集中于概念的话，第三世界妇女则站在生活的最底层，除了承受着核辐射、大气受损和水污染，还要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入侵带来的林木被伐、水土流失等问题，她们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的“契普克”抱树运动影响巨大，当一家木材公司的伐木人准备砍伐曼达尔村附近的森林时，妇女们用血肉之躯紧紧拥抱护卫着小树（“Chipko”的原意是“抱”或“粘”）。这些女性决绝反抗的激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家庭现实利益，考虑到这种小树可以运用于编织篱笆、篮子，做染料、入药、装饰、阴蔽甚至当作食物；二是出于捍卫一个民族的尊严，因为这种树木象征着北印度人，代表着一个独特的民族。生态女性主义者希瓦称这次运动为“捍卫真理之战”、“维护权利之战”，她呼唤姐妹保卫山峦和森林，拥抱树林和溪流。也正是这一行为拯救了数千平方公里敏感而容易遭破坏的流域，并让她最终意识到，这些现象与跨国大公司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在印度每一片被破坏的林地后面都有世界银行”，“如果我想要拯救我们本土的森林、农场、农庄，我就不得不同孟山都（Monsanto）们和卡吉尔（Cargill）们打交道。”②显见，生态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问题，更是一个触及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问题。

作为农业大国的生态理论家和实践者，希瓦反思并指出了60年代以来在印度推广的“绿色革命”所隐藏的巨大危害：高产稻种排斥了其他杂粮，造成了粮食和生物的单一化，降低了土地肥力的自我涵养能力；杂粮作物高茎秆燃料的缺失，增加了能源压力；高产品种对充足化肥和水资源的需求，提高了印度农民的生产成本；当地的生态系统开始出现了恶性循环，出现了土壤板结甚至荒漠化、水资源匮乏和生物多样性亏损等现象。科技更新和市场经济带给印度的不是富裕，而是进一步的自然贫瘠和社会贫困。希瓦因此积极呼吁重回“生态农业”，“在生态安全的基础层面上，缔造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全，使战争、暴力和武装无处藏身。”③她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具体而微的生态保护运动中，是一个“将妇女和生态置于现展进程的中心”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卓越的社会活动家，环保倡导者和实践者，并因令人世人瞩目的成绩获得了多项荣誉和奖项。例如，1993年度的“适宜生存奖”，1998年的阿丰索・科明奖，2002年获美国《时代周刊》颁发的“环境英雄奖”，在《亚洲周刊》评出的“对亚洲最有影响50人”中，她名列第五。

在世界各地，热情护卫生态资源、努力创造绿色生态环境的妇女数不胜数。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从1977年就开始发动“绿带运动”，既缓和了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和资源匮乏，也提高了妇女收入，为下一代的成长改善了条件。她得知自己获奖后说过，环境问题对于和平异常重要，当我们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资源稀缺时，人类就不得不为资源而战，而植树其实就是播种和平。在中国西北农村，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妇女牛玉琴则用自己的勤劳和毅力，在漠漠黄沙之上筑起绿色长城，建设绿色家园，并于1993年从泰国诗琳通公主手中接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拉奥博士奖”。在进行这项绿色工程期间，她的丈夫因病身亡，但“丈夫死了，还有娃儿”，造福子孙，后继有人的信念支撑着她走向了成功。母亲对孩子的爱，女人对自然对人类的爱，化为行动的激情，燃烧在绿色环保运动中。

当然，不是每一个妇女都能像她们一样，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的生态环保工程，“妇女・环境・家庭”的宣传活动、“环保妈妈志愿日”活动、中央电视台的“环保时刻”栏目、妇女环境网络的开通等等，都吸引了更多的妇女和男性积极加入到环保运动中。尤其是女性主义生态思想的传播，引起了整个社会对“生态网”与“和谐”概念的深入认识，掀起了一场比局限于“关怀大地”的环境伦理学更深刻的生态思想运动，她们号召人类洞悉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性别压迫等现象背后有碍人类和谐发展的反生态因素，引导人类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向反歧视、反统治、反对抗、反自我中心主义，从而真正实现敬畏生命、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模式”。①可见，女性主义的生态运动具有深刻广泛的人性与生命关怀，能够抵达反生态问题存在的思维与文化根蒂，从而张扬和谐生态精神，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