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09:30:52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出现了女性主义教学法这一概念,女性主义教学法又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女性主义教学法指的是只要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知识传授与学习,都归为女性主义教学论中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教学论尽管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却始终坚持一个目标,即通过对社会和教育领域进行批判与改造来实现公正与平等。在课堂教学中,女性主义教学法属于狭义的层面,即该教育不仅要将知识进行传授,更重要在于让学习者能够成为知识的拥有者。女性主义教学法使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更为突显,同时也打破了教师的只是权威形象,强调了课堂教学平等与合作的理念。女性主义教学法最初只运用在妇女研究项目中,而近些年来则逐渐成为了高校的学科教学中的一部分。在女性主义教学法中主张释放学生主动学习的潜能,较为注重知识产生的过程,其教学方式主要通过参与、对话以及经验传授等方式进行,学生的个体学习体验是女性主义教学法的重点。同时女性教学法还是分注重多元文化,提倡教师创设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互动,通过互动来增加学生的知识,同时锻炼其创造与批判能力。教学课堂中的民主与开放氛围也是女性主义教学法的主要特色,教师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为了给学生创设一个思维锻炼与积极反馈的良好课堂氛围,使教学能够持续进行并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概念混淆,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容易出现错误的观点见解。女性主义教学法注重的是对男性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以及社会历史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女性形象与作用进行细致的探寻。在英美文学中,男性文学作品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观念,男作家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刻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过分理想化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完美的性格,或温柔或美好,二是过于极端刻画女性形象,将女性视为社会异类,刻画成恶魔。而这两种形象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随着英美文坛的发展,一些女性作家开始提出了女性主义这一说法,他们以女性群体为背景来书写女性的文学,由于女作家在创作上的人物刻画、主题思想、叙事手法等方面与男作家并不相同,其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解放,并且使女性主义从女性文学中被挖掘出来,并作为了一种教学方式逐渐融入了高校的外语文学专业课程中。

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的运用

2.1女性主义教学法三大核心在英美文学的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女性主义的三大核心讲解,让学生对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便于其进一步学习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第一核心是学生。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课堂的教学现状而言,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中心,对于文学具有较好的鉴赏与理解能力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而英语程度较差,口语表达不够流畅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却容易受到教师的忽视,无法在课堂上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兴趣。而在英语专业中,英美文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学生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获得应有的教学知识,就容易拖拉后续的知识点学习,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并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因此,教师应当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全面的关照和教授每一位学生,使课堂形成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学习氛围,削弱学生自我态度,共同进步。第二核心是增加学生课堂权利。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过分强调学术的权威性,学生被动的吸取知识往往难以取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能力,如果单纯的采用教师讲解的方式是无法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会一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与创造能力。而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则能够改变课堂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强化,教师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教学活动当中,从而促进其个人能力的激发。第三核心是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采用女权主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认真聆听自身的想法,同时培养学习经验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教师对于作品的讲解除了进行一些基本方法的传授以外,还应当充分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和解开作品赏析的规律,对于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理念积极鼓励其走上讲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锻炼其领导与学习能力。

2.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对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创新和颠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更为注重课堂中师生的平等,强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的应用,笔者将以教材《新编英语教程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例进行应用说明。在教材第一单元中有两篇课文和互动练习、角色扮演以及写作部分四大板块,对于写作部分教师可以进行单独的教学,其余教材内容则在课堂上分为八课时进行教学。在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进行导入,并以课文题目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时派出代表讲述论点。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进行提问,教师重点讲解文中的语法和段落讲解。关于课文内容的讲解,教师可以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并要求学生对文章进行细读,自主翻译。教师在此环节应当充分鼓励处于英语弱势的学生进行发言,使其能够学会主动表达自身见解。课文讲解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回顾,仍旧采用师生对话讨论的方式进行课文赏析,并在课后布置基础词汇练习。角色扮演板块部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练习,对话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学生小组可与教师进行互动问答,从而完成课文问题部分,教师布置练习内容之外,可让学生进行自由提议,并就学生的建议进行部分内容的再次讲解。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课堂氛围的活跃性,同时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上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能够促进学生进行群体合作,从而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3结语

综上所述,将女性主义教学法运用到英美文学的教学课堂中,无疑能够给学生带来全新的文学视角,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兴趣。女性主义教学法强调的是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挖掘学生对于现有思想的质疑精神。学生向来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只有在课堂上引进女权主义教学法,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之中,才能够真正促进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学会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拥有自己的思想,从而促进自身文学水平的发展与进步。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两个支点,一个是生态世界,另一个就是男权社会里的女性,这两个支点紧紧地支撑着这一理论核心。不从生态自然的角度去研究,就会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批评的框架下;若是撇开女性独有的视角,就成了生态批评研究。所以在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时,双视角才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完美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一则,可以从两性视角着眼,着重研究女性作家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态话语表现及批评特征,以此突出女性群体生态作品的优越性;再则,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环境与女性描写或与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相联系,加以分析和阐释,从而进一步深入或多角度研究作品内在主题。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是对生态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优化组合,是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学发展的“双赢”策略。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一直都潜伏在社会各个层面,渗透在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由于其覆盖范围之广,扎根时间之长,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从始至终不得不攻克的两大难题,所以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两种思想的结合势在必行。一方面它弥补了以男权思想为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的生态主义批评理论中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完善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使其不再单一从两性角度解构男权思想,而是联合自然生态世界这一“同盟军”,来共同找到受压迫、受破坏的根源,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拯救”。女性与自然环境之间微妙的闺蜜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女性与生态环境本身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表现在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奴役之间的相似性。两者“既需要本我的动力也需要超我的指引,但只有当超我和本我之间达到平衡点时,才能成为一个社会自我存在体而快乐生活。”但对女性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应该看到虽然女性与自然环境有相似的遭遇,共同的使命,但不能把妇女和环境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不能把女性单纯地理解为身体,也不可以把女性自身所具有的能力纯粹地解读为一种自然本性。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理论浩瀚星河里中一颗小小的“新星”,前方研究之路也一定会遇到困难和阻碍,漫长而艰辛,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研究的未来之路是乐观光明的。引导世界区分妇女和环境被压迫和奴役的共性,找出合理有效地保护两者的途径,使女性和自然脱离被欺压的“苦海”,让女性与男性、环境和社会相互之间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生态女性主义者从独特的女性角度去探寻破坏环境和奴役自然的生态危机根源,不仅为解放妇女和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开辟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男权统治的新理念,而且强调女性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和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些都对人类社会进步和自然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中,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还将做出许多贡献。”人类社会的春天会鸟语花香,妇女将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也一定会朝着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地前进。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性别;民族;身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异即使不是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女性主义从而自上世纪开始就成为显学,但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女性主义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头衔出现,而是出现过无数有不同前缀的女性主义,好比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等,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性主义更适宜称为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的现象,表现了女性主义学术界对差异的强调。女性主义本身是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论,随着社会运动目标以及策略的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做出调整,同时在和其他理论的对话中,女性主义研究也不断吸收其他理论成果,因此可以预见“以女性主义作为后缀的名词还面临无限扩大的可能。”[1]近年来女性主义的一个较为新锐的发展方向则是和后殖民主义的合流、碰撞、互相对话形成的独特的论述空间,即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声音,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已经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一支――黑人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这一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批评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创作(好比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妇女活动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分裂印度》获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罗奖,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兰・德塞(其《失落的遗产》2006年英国布克奖,2007年美国的国家图书批评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随着这一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女性主义理论的走向,它填补了女性主义的某些空白,当然也补充了后殖民理论性别视角的缺失。[3]

既然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该理论在海内外的发展进行详尽的梳理。

一、大陆研究

大陆学界近年来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无论译介还是评论还是文本批评实践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对于80年代后登上舞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派别的关注却并不是很多。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性的著作中对该流派的关注。笔者把国内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论读本和女性主义读本综合来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该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绍过简。其中值得一提的则是2008年任一鸣教授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单列一章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国内研究难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关于后殖民女作家创作的最新资料。

其次,理论译介。当代西方文论在国内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译介方面。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经做了译介,而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在西方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派别在国内的译介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在理论译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罗钢和刘象愚合编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收集到的几篇最关键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该论文集出版于1999年,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过是90年代初,从时间上来说很难全面反映该理论发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该理论的最多还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国期刊网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个别的华裔文学、亚裔文学。这些文章都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对该理论的应用性进行了检验,可以说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时大同小异,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则是所用到的理论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罗钢和刘象愚这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几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圣经”。

第四,国内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门对该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罗钢《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都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论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相关硕博论文有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南京大学98历史博士论文);王淑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2006博士论文)。相对而言这几篇论文体现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分支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献都是较新的一手资料,对黑人女性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可以说这为我们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总体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导向。

这些论文及研究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该理论的兴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论文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这一分支已经做出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从共时关系横向上如何把握整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体系,如何和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评结合则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对于其他女性主义论述发展较晚,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引介尚属起步阶段,但可以预见,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论述将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对大量涌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著作,海外许多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涉及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帝国关系的讨论,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性论文,对我们了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发展概况和理论来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郑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张晓虹、简英英、邱贵芬等。整体来看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文论汇编中。其中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隶属于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仅仅作为一个章节进行综合研究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编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较视野:种族,性别,阶级的影响》,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编的《女性主义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编写的《解殖的女性主义:种族,性别与帝国的建构》Uma Narayan编写的《错位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导读》,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去殖民化理论,实践共同体》。在这些汇编中收录了比较全面的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论文,她们从各个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讨论,例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对话问题,以及该理论的文学批评术语问题,尤其是大多都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现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的讨论,这就为我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方向:紧密结合当地政治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她们认为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义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国别优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女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总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化》,1995年麦克道威尔出版《变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和理论》一书标志了黑人女性主义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提出除了要关注政治意图外还需要注意到文学再现中的复杂表现。[5]而在前面列举的这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论文合集前面编者都写了长篇的导论,这些导论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莫汉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序言中探讨关于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联合,进一步寻求动态关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认为女性问题应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性别歧视不是问题的核心,殖民压迫、种族歧视等族群政治才是问题的关键。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义导读》的导言可以说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整体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经典文献。她们详细回顾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密切结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实际斗争以及文化现象,从六个方面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然后明确的提出当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种族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就有被讨论的必要。并意识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争议,但是这并不能遮盖她们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讨论的态度。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学研究结合,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以及她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中对印度当代小说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还有如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张小虹称周蕾是继斯皮瓦克、郑明河之后美国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仅分析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倾向,还对大众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对《末代皇帝》的解读;还有邱贵芬的《仲介台湾/女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台湾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探讨如何建构新的台湾文学史,以及对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作别开生面的解读;郑明河则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越南的电影作品,可以说这些著作对我们研究文学/文化产品具有较好的启发。

相对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无论是原创性文论的写作还是整体评价以及应用等。我们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该理论,并将理论与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切实结合,并引发我们对该理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论遗产影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思考,以及作为一个有统一称呼的理论派别其核心思想与目标是什么,其理论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论的异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点又是什么等等。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运动与文学批评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义势必会呈现更多的理论维度,开创更有价值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伊瑞格瑞.性别差异[A].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72.

[2] 周乐诗.笔尖上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4.

[3]Sexuality and Sexual Politics: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Russo, Lourdes Torres,199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39.

[4]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34.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第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为侧重点的研究,目前仍处于零散的阶段,研究数量既少也不成体系。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更多挖掘本土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需要消除对“男性作家作品不如女性作家作品贴近自然”的刻板印象,无论是面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还是对最新出现的创作作品进行审视,均要既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又不排斥多元视角间的对话。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和近些年来传进中国文学批评界,并招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惹得沸沸扬扬的诸多国外文学思潮相比,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运似乎与众不同,有点特别。所谓特别或不同,说得俏皮些,便是至今它还没太被当成一回事――讲西方有种女权主义批评,大家都能姑妄听之,可如果认定它是一种比较有系统,而且有深度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坛上会有不少人觉得是故弄玄虚,起码有些言过其实。”[1]

的确,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界的尴尬境地(北大曹文轩教授曾将之概括为四点:“其一,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甚如意;其二,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其三,被研究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其四,被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际关系之中”[2])。女性文学研究在孙桂荣博士看来简直是“尴尬中的尴尬”、“边缘中的边缘”。“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3]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毅力从硕士到博士学位论文均以女性文学研究为选题对象,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本《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便是她多年耕耘的产物。

该书是在孙桂荣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来的,这篇论文曾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关于“后女权主义”,她在博士论文中总结道:“‘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形态可以说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回归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时代现场与个人欲望、男性期待与女性意愿、物质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文化的社会性别理想,所有这些都在‘后女权主义’这里构成了一个交叉点。”这种论述是颇为独到的。

在消费社会,生活本身已抹平了与艺术虚构的界限,艺术变成了生活本身,审美幻境到处泛滥,所有的事物都披上了一层不假思索的戏仿色彩。处于这一躲避崇高、“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时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根本无力去反抗人性中对外在虚荣的追求以及利欲对于人内心的煎熬,更无法改变败坏人的灵性与神性的种种社会陈规与陋习,它能够给予自己的唯有一种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内在力量。正如邓晓芒先生在《文学与文化三论》的自序中所言,“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反抗却不一定是反思,所以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至于所需反思的具体对象与关键内容,可引用孟繁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需要反思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的“失语”状态,到底是因为知识论或信息交流上的无话可说,还是因为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还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这样的反思无疑能够触及当下女性文学研究最为深层的问题。而孙桂荣博士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中,对女性与女性文学在消费时代的存在状态与文化际遇有着精辟而详尽的论述。

孙桂荣博士是笔者读硕士时的师姐,当初读书时女性文学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孙师姐在那个时候就沉迷于这方天地,几年的耕耘与沉潜果然使其在这里做出了一番成就,这本《消费时代的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今与师姐天隔一方,各自在工作之地为生活奔忙,谨以这则书评聊以表达对师姐的想念和对她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成绩的祝贺。

注释:

[1][挪威]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271页。

[3]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79-02

一、女性主义基本概念的引入

“女性主义”一词19世纪70年代源于法国,原意是用来表述患上肺病并呈现出女性特征的男性少年,但很快成为“妇女解放”、“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同义词。英文feminism从本世纪初起被翻译成汉语“女权主义”。从词根本身来看,femi-nine原指女性,ism则是习惯性被译为“主义”。“女权主义”的“权”字是人们根据feminism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而译出来的,尤其是根据西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在文学领域中,它包括为争取大众听到妇女的声音而进行的努力,使妇女作家和妇女批评家能够发表作品和受到公众的阅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阅读和写作的批评理论。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妇女的经历和经验会使她们在阅读文本时得出与男性读者不同的评价。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分为多重派别与形态,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等。

黑人女性主义起初表现为一项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体现为对20世纪7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满情绪,原因在于:民权运动主要集中在对黑人男性的压迫上,而在民权团体的内部,许多黑人女性遭到严重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运动则集中在白人女人面临的问题上。总之,这两项运动都没有正视黑人女性的问题。黑人女性处于较差的位置上。意识到这样的处境,黑人女性开始创建理论,发起一场新的运动,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等问题结合起来。黑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三者纠缠在一起。黑人女性主义浮出历史是人类社会种族观及民族观进入一个新境界的标志。

据确切资料显示,中国首次介绍黑人女性文学是在1981年。董鼎山于此年在《读书》11期中发表题为《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的文章。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仅用百字来介绍黑人著名女作家莫里森,但这实属首次面向中国介绍美国黑人女作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益繁荣。70年代初,艾丽丝・沃克在马萨诸塞大学和韦尔斯利大学向学生教授有关黑人妇女文学的课程。芭芭拉・史密斯,芭芭拉・克里斯和玛丽・海伦・?华盛顿等黑人女性主义者已提起美国黑人文学中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受其影响的同时又有别于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此前白人妇女对黑人女作家和第三世界妇女不予置喙。因此,其批评阐述的根本是作者的性别和种族,它促使一些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排除了排他性这一幻想。由此,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可以预告其到来。

二、女性主义思想在黑人女作家作品中的体现

“女性写作”的观点是由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1975)中首次提出来的。西苏认为写作是一个载体,写作完全可以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露丝・伊利格瑞也主张一种“女性写作”,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一书中对弗洛伊德和西方传统哲学进行重读和反思时她认为:虽然在现实意义上,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仍然存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但可以另辟蹊径,在女性阅读男性作家的作品时,我们的眼光和出发点是独特的,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称之为游戏于文本之间。

黑人女性主义最基本的就是主动自觉的有意识的着眼于控诉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与政治上承受的不平等,这与黑人女性本身的生命体验是不可分割的,这逐渐也成为了作为特殊群体,黑人女性作家的传统的文学符号。例如,黑人妇女的日常生活传统以及其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众多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都具有非偶然的一致性。在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玛格丽特・沃克和爱丽丝・沃克的作品中都曾详细描写过黑人妇女的日常传统,比如挖掘植物的根茎,念咒祈祷,挖草药,当接生婆等。并且黑人女作家不仅局限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在她们的作品中,其人物对白完全符合其身份,书中运用的黑人妇女的语言十分道地。无论是对生活传统的精确且相似的描写,还是对黑人妇女运用的独特语言的准确呈现,黑人女作家成功地通过自己对黑人妇女的传神记叙将当时社会形势与书中的内容完美契合,使得其作品能够贴切地反映出黑人妇女所处境地。从这一点来说,白人男作家的文学结构无法企及。同时,这也有助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找到黑人女作家作品中的共通的地方。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蔚蓝的眼睛》和《苏拉》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少女或妇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书中的感情基调。但是书中的异性恋情仅限于感情层面,关乎性事的露骨描写往往只涉及异之见。

芭芭拉史密斯的《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1977)是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早期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发出了为黑人女性作家鸣不平的第一声呐喊。她拥有针砭时弊的勇气,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女性作家受到的歧视。与此同时,批评了肖尔瓦特当时不自觉地表现出的种族主义。她指出:“白人对黑人女作家的错误态度表现在他们根本无视她们的存在,尤其在女性主义评论方面”,“黑人男评论家也会做出他们不知道黑人女作家存在着的样子,当然这是由于他们不可能理解黑人妇女在性生活和种族生活方面的遭遇”。莫里森在《黑人的存在不可忽视》一文中宣称,目前文学界所标榜的“美国文学”实际上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仅仅涵盖了白人男性作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白人女性作家也会排斥在外,其标榜的是作家这个职业只有作为男性时所体现出的天赋、社会地位以及产生的文学影响,这在美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和母题中都有迹可循。长久以来,黑人妇女不仅在其他领域处于边缘地位,为主流文化所挤压,在同种族之中同样被黑人男性所压迫,处于失语状态。

三、黑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

期刊、报纸、杂志以及专著是黑人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途径。早在1995年,在国内影响较大的鲍晓兰编辑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一书中,以及在《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这两篇文章里,就有关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介绍。刘涓的《“从边缘到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一文则在“‘身份’批评”这一小节中,详细介绍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就被部分影评家有意识地应用到影视文本的分析中,从这一点来看就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评论。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紫颜色》就很好地通过影视的形式对黑人女性主义这一主题进行诠释。这部电影根据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同名小说改编。尽管电影这一题材决定了这部电影更注重通过语言为载体对原著精神进行传达,与原著中多层面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影片很好地为我们阐述了书中人真实生活,最大程度地反映出原著的主体精神。例如,在影片中,无论是莎铬头上的彩色翎羽,莎铬演唱的爵士乐还是布鲁斯音乐等场景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非洲黑人民族色彩,说明了黑人文化回归方兴未艾。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文艺运动的本质思想从黑人文化的广泛的回归这一层面就能窥见一二。

《珍爱:改编自撒菲尔小说》于2009年在世界各个电影节上巡回展映。《珍爱》是一部与此前黑人电影完全不同的作品,它丝毫没有建华对于女主人公生活中,以及美国黑人经验中恐怖真相的描述,这在位于美国主流边缘的电影中尚属首例。

继文本与影视之后,网络成为最广泛的传播途径。博客空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是女性主义传播不可忽视的阵地。“博客”一词源于英文“worldwide web”,博客中最火爆的通常都是女博客,她们的自由性、开放性、个体性更强。它为博客们提供的是一个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公与私的界限的舞台。女性在各个博客网中可谓是如鱼得水。这使得女性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得到前所未有的兴盛。

四、黑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及接受

1994年以后,在国内以莫里森为题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126篇之多。而宝拉・马歇尔、佐拉・尼尔・赫斯顿等女性作家在1990年代以后也开始受到评论界的瞩目。90年代以后,每年公开发表的有关黑人女性作家的评论文章有十几篇以上。每年还有众多的硕士论文和一些博士论文是以黑人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

在当代中国有关黑人文学的三部评论专著中,有两部专门论述了黑人女性作家,即王守仁、吴新云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翁得修、都岚岚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迄今为止,专门论述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论文分别是:稽敏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概观》(《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曾竹青的《的黑人女性主义观――兼谈艾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以及谢莉莉的《与艾丽丝・沃克的妇女主义》(《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一些学者积极面对,提出许多应对办法和建设性的意见,以期学科范畴、概念、术语等日益规范化、科学化。如学者乔以纲、贺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研究对象的确立、理论资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及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帕特里克・墨菲;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帕洛玛・比利亚米尔・阿格拉斯(Paloma Villamil Agraso),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富兰克林学院博士研究生,西班牙生态批评研究社(Grupo de Investigación Ecocrítica,GIECO)成员。

[译者简介]王俊ィ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博士,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主任,1973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士学位,1983年获得加利福利亚州立大学北岭分校英语硕士学位,并于三年后再次获得该校英语博士学位。诚如墨菲本人在《构建:文学研究期刊》(Frame: Journal of Literature Studies)的一次专访中所说,刚读研究生时,他对生态批评或任何生态文学运动的存在没有什么概念。当然,他也承认当时对自然开始了最初的关注,但也仅仅是从风景、地方和空间的层面上而言。墨菲的硕士论文是以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为研究对象的《地方追问》(A Quest for Place)。当时墨菲使用了“生态诗人”这一术语,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再引用“生态批评”或其他类似的术语①。墨菲在研究生阶段深受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尤其是其《对话的想象》(The Dialogical Imagination)(1981)和《通向行动的哲学》(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1993)两部著作的影响。巴赫金的理论和方法为墨菲构思《另一种》(another)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术语②。

墨菲的生态批评生涯始于其1988年撰写的论文《对地球的性别―烙印:盖亚想象和父权制的问题》③,该文不是发表在文学期刊而是《环境伦理》上。墨菲在文中探讨了将我们所处的地球想象成盖亚、地球母亲以及最初的养育者这种做法的弊端,为此,他分析了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深生态学者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一些作品。尽管墨菲也承认盖亚假说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意识,但他最后还是认为,盖亚想象强化了父权制中关于性别问题的压迫性等级模式的套路。

墨菲著述颇多,他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当属1995年出版的《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Literature,Nature, and Other:Ecofeminists Critiques)一书。墨菲借助这部书为概念化的环境分析建构了一套理论框架。他还认为,有必要修正广为流传的妇女/自然、自然/文化的二元论,并解释了对地球进行男性诗化的性别―烙印的问题。不过,墨菲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还是他与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合作编著的论文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育学》(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1998)。该文集首开此类著作之先河,因为它不仅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如何为文学批评贡献力量,而且指出文学批评反过来也可以提升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论文集共收录了12篇文章,涵盖的范围包括:从凯思琳(Cathleen)和科伦・麦圭尔(Colleen McGuire)的草根生态女性主义,黛博拉・瑟莱斯(Deborah Slicer)的土地身体理论,到加德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教育的反思,约翰・保罗・塔桑尼(John Paul Tassoni)的文学入门课堂的生态女性主义对话方式,以及墨菲关于当代文学作为理论批评的文章。

墨菲最近的两部著作是《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Persuasive Aesthetic Ecocritical Praxis: Climate Change, Subsistence,and Questionable Futures,2015)和《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和文化批评》(Transversal Ecocritical Praxis: Theoretical Arguments,Literary Analysis,and Cultural Critique,Lexington Books/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3)。《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分为11章,贯穿其中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批评范畴。作者在导论部分简述了书名中涉及的术语以及整本书的架构:第一章详细阐释生态批评的对话理论,他将此奉为其生态批评实践的首要方法;第二章思考了其他与身份、身体和自我相关的术语;第三、四章专门考察了生态经济与生态学;第五章分为三部分,墨菲从将外星球殖民化的视角考察了居住与生存的问题;其余的部分致力于探讨一种强调跨越国界交流的文化研究①。

墨菲最新出版的著作《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是由一篇关于生态批评作为行动主义的特约文章扩展而成②。因此,第一章借助艺术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的评论,集中探讨宣传、煽动及说服的主题;第二章依照第一章的结论分析了苏珊・费尼莫尔・库珀(Susan Fenimore Cooper)的《乡村时刻》(Rural Hours);第三、四章分别致力于剖析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电影和短剧集作品中关于气候变化主题所持的悲观和乐观的作法;相反,第五章专门讨论科幻小说《曼谷的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该书关注的是后碳未来时代的农业综合企业和种子垄断问题;第六章与第五章一样,探讨的也是农业问题,但却质疑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财富基金和跨国大企业不断推进购买和租赁土地;第七章考量了从消费转变到可持续的可能性;第八章继续讨论各种用以重审对人与环境关系之认识的方向和方法;最后,第九章专门讨论了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小说《生态乌托邦》(Ecotopia)和《生态乌托邦之诞生》(Ecotopia Emerging)中所呈现的一种可持续的未来模式。墨菲在该书的最后附上了一些关于进一步的横向生态批评研究的建议,以及一个附录和一个访谈录③。

迄今为止,墨菲常有文章见诸各种期刊的专栏,在此仅列举一二。首先,是《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的创刊号,当时他也是该刊的创刊主编。据墨菲回忆,ISLE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探讨一种新的文学和修辞研究的平台,而这种研究在当时还未被学界完全认可,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生态批评家“展示其批评活动的合法性和价值”,而这在后来的若干年已经为诸多知名学术期刊、学术会议以及热衷于出版生态批评学术著作的出版社所广泛认同①。很有意思的是,由墨菲和格里塔・加德联手主持的ISLE专栏“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②中包含一篇由他们二人共同署名的文章,题为《关于文学批评在生态女性主义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对话》(1997)。墨菲还参与了《人类科学研究》期刊的好几次专栏写作,最值得一提的是发表在该刊1988年第2期第15卷的文章《女性、生态和人文学科的未来》。

墨菲对生态批评的影响已经远跨美国,并穿越了大西洋。近些年来,他与西班牙生态批评家在许多场合有过合作。例如,他是西班牙生态批评研究社(GIECO)的学者成员,GIECO是一个生态批评研究的团队,成立于阿尔卡拉大学富兰克林学院,是西班牙高校的第一个生态批评研究团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生态批评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学者和院校中已经达成某种共识,但在西班牙却还仅为极少数人所知。GIECO的成员和合作者致力于通过召开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出版著述来改变这种现状。

2009年,墨菲受邀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富兰克林学院作了一场题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实践生态批评”的讲座,讨论的是文学中与美国人的个体与财产之类理念相关的环境主题。他还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流非常重要,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诸如2005年袭击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卡特里娜飓风”之类的自然灾难。墨菲在此次讲座中也从生态视角解读了一些诗歌。此外,阿尔卡拉大学一些其他的GIECO团队的成员也参与了讨论,如胡里奥・卡捏罗(Julio Ca■ero)(现在是富兰克林学院的院长)和 路易莎・华雷斯(Luisa Juárez)和 卡门・福来斯(Carmen Flys)教授(GIECO的核心成员)。

在富兰克林学院做完讲座后,墨菲又在由格拉纳达省威斯喀市举办的第二届生态批评研讨会“基因发言”(loci loquentes)上发表题为《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崇高的匡谬》的演讲,与会学者现场讨论了生态批评的若干理论,他们分析并讨论了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小说《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并于会后进行了一次前往拉萨格拉山脉和卡斯特里尔下游边界的徒步旅行。2014年,墨菲再次来到西班牙参加由GIECO 举办的 “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探讨”专题研讨会,探讨了科幻小说中的反乌托邦化及其正位。

论及墨菲在西班牙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就不能不特别强调其在《女性主义》期刊专栏“生态女性主义:妇女与自然”〔由泰利・吉福德(Terry Gifford)和罗琳・(Lorraine Kerslake)主持〕上发表的《土地掠夺时代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的改变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应用》一文。墨菲在文中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生存观及其作为一种呼唤重建社会和重塑全球非正义之必要性的描述。该文还论及布基・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莱丝利・玛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阿娜・卡斯蒂洛(Ana Castillo)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女性作家的小说,分析了她们在作品中揭示的女性所面临的攻击,以及她们试图通过不同的生存观的应用进行相同的抗争。由胡安・伊格纳西奥・奥利瓦・克鲁兹(Juan Ignacio Oliva Cruz)和卡门・福莱斯・洪克拉(Carmen Flys Junquera)担任主编的《加那利英语研究学刊》(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第64卷专栏“英语研究中的生态批评”,发表了墨菲的另一篇文章《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崇高的匡谬》,他在文中认为,崇高的等级概念起源于强调压迫自然的男权主义和等级观念。墨菲在文章最后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困惑,即崇高的概念是否真的是一个对生态批评有益的术语,它是否真的可以用来描述人类在自然中的体验①。墨菲的文章《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同样值得一提,该文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发表在《内特尔文学、艺术和知识专刊》(Nerter:A journal dedicated to Literature,Art and Knowledge)的“生态批评”专栏上。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一些学者积极面对,提出许多应对办法和建设性的意见,以期学科范畴、概念、术语等日益规范化、科学化。如学者乔以纲、贺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研究对象的确立、理论资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及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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