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法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1 15:08:06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所有行业
宜：
1.打折、送礼、请明星。
>> 在本月日历上(10月) 日历:欢庆2月 日历:闲逸4月 日历:曼妙7月 日历：经典1月 日历：时尚3月 日历：多彩6月 日历：绚丽7月 日历：缤纷12月 本月日历上(1)月 六月旅游日历 10月 2011年5月纺织日历UPDATES 在本月日历上(4月) 在本月日历上(3月) 在本月日历上(11月) 在本月日历上(8月) 三月旅游日历等 七月活动日历 二月市场的“日历效应”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10月营销日历 10月营销日历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向琳")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0月1日 国庆节
@所有行业
宜：
1.打折、送礼、请明星。
2.针对广大不爱出门扎堆的宅男、宅女，打造国庆下单“美女（帅哥）快递送货上门”的噱头。 10月3日 世界住房日、国际建筑日
@房产、装修、家居
宜：
1.对购房最上心的人是谁，非丈母娘莫属啊，打造“丈母娘看了都满意”的婚房主题营销。
2.单身人士情怀营销，以“一人生活，不将就”为噱头，推出单身公寓、单身系列家居生活用品。 10月4日 世界动物日
@游乐场、商场、时尚餐饮
宜：
1.国庆期间，来点小清新，让工作人员身穿动物外套。自拍、转发，引爆热点，没得说。
2.宣扬产品环保性，反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0月7日 陈冠希生日
@各大潮牌
宜：
1.推出“陈冠希生日限量款”产品，做饥饿营销。
2.以粉丝团的名义@陈冠希，祝他生日快乐，内容植入产品信息，获取大转发量，增加品牌曝光度。 10月9日 重阳节
@保健品、旅游业、珠宝饰品、智能硬件
宜：
1.借节日主题，打情怀牌，给老年客户送祝福，打孝顺牌，把品牌塑造为“送长辈最好的礼物”。
2.通过海报、短视频等方式进行故事营销，塑造出品牌的复古感觉，体现其文化厚重感。
3.把品牌塑造成“老年潮牌”，如果能有“潮大爷”王德顺站个台，那绝对成为热点。 10月12日 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所有啤酒品牌、卖场、餐饮
宜：
1.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山寨版啤酒节，并在各大平台集体直播，扩大声势。
2.跨界营销，和炸鸡排店合作，买啤酒送鸡排。
3.结合微博、微信，直播啤酒节，让每一位顾客当直播主角。 10月13日 世界保健日
@保健品、、养生产品
宜：
1.推出“今天，你动了吗？”互动营销，在上班族聚集区，摆放各种简易健身器材，参与者，送产品样品一份。
2.“污”营销是“保健日”的不二法门，“今天你大保健了吗？” 10月17日 世界贫困日
@时装、书籍、餐饮
宜：
1.做“将爱心送到山区”促销活动，凡是顾客能够向山区儿童捐赠一件旧产品，便可以优惠价获得新款产品一件。
2.做“光盘行动”微信营销，顾客在用餐完成后，将光盘照片转发朋友圈，可免单或者打折，当然不要忘了在盘子上露出品牌Logo。 10月23日 霜降
@ 养生品牌、护肤品牌、女性用品、茶品牌
宜：
1.节气版品牌海报。
2.女性营销，提倡节气养颜。 10月28日 男性健康日
@各大男性品牌
宜：
1.以“男性也需要关爱”为主题，一反各大“节”以女性为主的传统，进行情怀营销，比如推出男性顾客的系列故事短片。
2.做女性付费，男性免费的促销。
3.打造“男人节”。 10月31日 万圣节前夜
@年轻品牌、想转型的老品牌
宜：
1.预售万圣节南瓜款产品。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 北京大学成立歌剧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供给侧改革绕不开产权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释放风险点 保持长期稳定增长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早期保险学科发展小考 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成立 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招生简章 北京大学餐饮中心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蹭课指南 重新认识北京大学 陆平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1918 北京大学“被改名” 北京大学MOOC实践报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录取规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院区正式投入使用 “中韩女性教育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曹煦")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创办人、名誉院长厉以宁
扶贫故事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梦想，也是国际学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减贫进程对世界减贫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洞察到这一点，在厉先生辛勤奔走、呼吁及感召下，北京大学的学者们集合起来，于2005年11月6日成立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开启了传承北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统、续写中国人反贫困新篇的历程。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成立11年来始终认为，暂时缓解收入上的贫困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减贫，只有解决人类长期发展的问题，才能解决脱贫人口返贫及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风险，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制定中国的扶贫策略，才是突破中国减贫瓶颈、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而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是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核心，在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深入中国有代表性的典型区域进行长期调研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编辑出版“区域可持续发展丛书”， 自2008年7月，丛书已出版发行了4辑，每辑6本，共计30部专著。丛书归纳起来主要探讨了以下重要问题：区域形成与区域结构对持续发展的影响，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模式，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等等。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国充满了创业精神 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我国 康多莉扎・赖斯：美国国务卿以外的精彩人生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美国国务卿克里 又一个赖斯成为国务卿？ 第二位姓赖斯的黑人女国务卿？ 分别会见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老挝总理通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黑格:三朝元老,“政治将军” 亚历山大.黑格:最有资历的美国前国务卿辞世 明星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忙”丈夫 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斗气” 走近美国三位女国务卿 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 克里刷新美国国务卿外访飞行里程数 美国务卿希拉里着手推动“E外交” 国务卿的角色 国务卿与小贩 “生活里充满了惊奇!”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国充满了创业精神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国充满了创业精神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张璐晶")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9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北京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称，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造力和企业的创新精神。IC
9月22日―25日，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确认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和成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推进。
9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原教务长、斯坦福大学教授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现身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于北京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赖斯坦言，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是在发展中的关系，如何把这种复杂关系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让人们不再恐惧和害怕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
赖斯是美国国务院第66任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她被认为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最重要的“军师”。
赖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经济确实非常强劲，但它也有自己的困难要处理。经济很强的国家也会不断地受到源于本国自身的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创业的氛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布什团队的首席智囊，赖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和摩擦？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该如何合作？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赖斯有什么见解？
美中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
当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51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近227倍。未来10年，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有望再翻一番。
伴随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上升，美国对华出口正加速扩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5年年报显示，作为美国的出口市场国，中国的地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对华出口过去10年间增长了198%，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出口增长。
赖斯表示，中美在很多重要领域上是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彼此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都不可能稳定地发展，两国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卓有成效。
赖斯也坦陈在一些领域上美国民众会对中国存在一些焦虑。如果美国人在《纽约时报》头版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报道时，民众对两国关系中的恐惧和焦虑感就会增加，有一些问题是由于美国人民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中国而产生的。
对此她的建议是中美需要最大程度地扩大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加大彼此的投资。赖斯表示在她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确保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被这个世界误解或引起恐惧，努力把中美关系向有利于世界繁荣和平的方面发展。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摩擦和曲折中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中美两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应把握此次访美机遇，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创造中美合作的新高度。
创业可以被教授，也应该被教授
中国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卸任后的赖斯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她直言创业在斯坦福的基因之中，在斯坦福几乎每个人都想创业。
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硅谷摇篮”，校园里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培养了大量的科技精英和商界主管。上世纪90年代，从斯坦福大学中走出的最著名的创业人才便是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
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y）有着“硅谷教父”之称。他不仅是谷歌公司和思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还与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交往密切。2000年他接任校长之职后，学校的创业气氛变得更浓。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曾对外宣称，有超过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
亨尼西校长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赖斯表示，中国充满了创业者的精神，而且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像阿里巴巴、腾讯等都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没有人会质疑中国缺乏创业者精神，而且创业创新已经得到中国国家的重视。
赖斯同时指出，创造力并不是全球的，可以说是有边界的，创业者想获得一些融资支持，政府现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这些好的点子真正转化成实际的财富，需要比如法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
“如果中国的机制建设完善的话，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帮助我们创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来促进创业者的发展。” 赖斯说。
赖斯在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现场分享了一个她的思考，即创业可不可以被教授？创业精神可否被教授？她的观点是不仅可以教授创业，而且应该教授创业。
赖斯表示：“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已经充满了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就像我们教授人们怎样书写或者演讲一样。有时候人们可能并不能最终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熟悉写作的基本规则。同理，教授创业精神，并不是说每个人最终会成为创业者，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创业想法，而且他有这样的激情，想要找到解决方案，然后进行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创造好的公司。”
赖斯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又或是出口和投资，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造力和企业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5月中旬，一款号称“你睡了，你的问题还在为你赚钱”的付费问答类
>> 分答：为好奇买单 分答的平衡术 分答与知识共享 分答：付费的问答产品 分答，爆款的焦虑 为面子买单 为品位买单 为全球变暖买单 谁为安全买单？ 谁为策划买单 为废话买单 为脚买单 为亲情买单 为无违章买单 为虚荣买单 谁来为爱买单 谁为明天买单 为谁买单 谁为男篮买单？ 谁来为“”买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分答:为好奇买单 分答:为好奇买单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你睡了，你的问题还在为你赚钱
5月中旬，一款号称“你睡了，你的问题还在为你赚钱”的付费问答类产品――分答火了，推出仅一周，便刷爆朋友圈，上线24天就完成了A轮融资且估值超1亿美元。
分答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用户在分答上介绍自己擅长的领域，设置付费问答的价格，1元到500元之间，其他用户感兴趣就可以付费向其提问，回答必须是语音，时间限制在60秒内。而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兴趣，可以付费1元选择“偷听”，提问者与回答者都可以得到0.5元，也就是说提问者也可以赚钱。
分答随着王思聪、汪峰、章子怡等一波网红明星的进驻红极一时。5月28日，介绍标签为“网红、投资人、哲学家”的王思聪开始在分答上答题首日，分答增长了10万级的付费用户。王思聪以每个问题4999元的价格，回答了32个问题，赚了23万元，成为分答的“吸金王”。
“回答32个问题，花费不到20分钟净赚23万元”，王思聪赚钱的速度让网友们惊掉了下巴，王思聪回答的问题也成为网友们最关心的焦点。王思聪被偷听的问题第一名是“你的人生还有什么买不起的？”“你如何分辨女票（朋友）爱你的人还是爱你的钱？”“我替几千万适龄女性问吧：请问你择偶条件是什么？”
6月3日，登上分答新晋榜第一名的章子怡以每题2999元的价格回答了23个提问，赚取78692元。网友们最关心的话题是“娱乐圈潜规则”和“与汪峰的婚姻状况”。
你觉得明星答题太贵？连鹿晗合照过的邮筒都有粉丝排队拍照的今天，有渠道能让明星亲自语音回答问题，对粉丝们来说，即使价格翻番估计也有人买单。当然，并非每个名人都设置了天价门槛。佟大为回答一个问题的价格为8.8元，海清每个提问的价码为1元。
“你们火了！”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嵇晓华）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人这么说。从科学松鼠会到果壳网，姬十三积累了大量忠实粉丝，虽然小众，但却是妥妥的“钢丝”。直到“分答”的出现，姬十三真的是火了。在分答上线的一个月时间里，热门话题刷爆朋友圈、微博并登上各大媒体，这让分答成为互联网热议度超高的现象级“爆款”。 为你所获的信息付费
按照姬十三的说法，从科学松鼠会到果壳网到Mooc到在行，他一直在走的，是一条“知识变现”之路。不出意外，分答也不会偏离这条路太远。
在分答上，这样“知识变现”的迹象也是存在的。比如，协和医院医生张羽在分答上共计回答了两百多个问题，赚了十几万元。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羽查阅了很多资料，积累了6万字的文字材料，她准备用这些内容出自己的第四本书。逻辑思维CEO脱不花也表示，利用分答作为了解读者和用户需求的重要途径。
对于姬十三来说，分答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让碎片化的知识变现，前提是定制化、真实化；二是提问成为投资，也可以挣钱；三是把声音比喻成出版，优质内容可以持续带来回报。这并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只是积累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姬十三认为，“分答的火爆其实是整个果壳团队在过去五六年里，在知识经济这件事情上深入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从需求端来讲，知识付费是消费升级在知识领域的体现；从供给端来说，得益于整个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变现渠道变得顺畅，认知盈余当然也可以轻松变现。”
6月27日晚，分答在北京举行了上线以来的第一场会。会海报上，印着大大的数字“42”，代表分答上线42天。
分答上线42天积累了超过1000万授权用户，平台共产生50万个语音回答，总订单1800万元，日付款19万次，付费用户超过100万，复购率43%。在1000多万用户中，医学领域答主有5028人，教育类答主4366人，职场导师3371人，科研科普工作者1881人。此外，有超过800家机构申请入驻分答。目前已有包括逻辑思维、汽车之家、keep、简单心理、世纪佳缘、联想服务等一批工号开始体验。估值超过1亿美元，融资额25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元Z资本、红杉资本、普思资本（王思聪）和逻辑思维。
当我们在谈论分答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深度剖析分答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象级应用，还是所谓的知识共享经济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分答本身所传递的价值观：为你所获得的信息付费。 分答“素颜”回归
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分答之时，8月12日，分答突然消失，无论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内链接还是APP，你能看到的都是一张图片上的几个字：尊敬的分答用户，分答君的大招还要憋一会儿……一时间，关于分答命运的猜测众说纷纭。直到“停摆”四十多天后，分答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9月27日晚，沉寂多日的分答悄然回归，通过在服务号上发送的一张“小别胜新婚”图片，宣告自己重新返场。
可以发现，小别回归的分答已非从前的分答，删除了之前的名人、兴趣、机构等板块，仅剩余三个类别：职场、健康和科普。但有意思的是，如果直接搜索人名，依旧能够找到并进入“王思聪”“papi酱”这类明显不属于以上三类人群的个人分答页面，一切功能都能正常使用。
此次回归，分答首页变成了一些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如社会学家、天文学家、金融总裁、心理咨询师等，在显眼位置得到充分展示和推荐。另外，除了栏目内容上的变化，分答还推出了“行家答主支持线下1对1约见”的功能。明星大潮退去后，分答会花大力气去打造各个领域的专业答主，这其中更有专业的服务真实地呈现出来。
姬十三曾在分答首次会上表示：知识经济+粉丝经济=分答，干嘛要分那么清呢？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追求被粉的欲望。而在重新上线后，核心的偷听机制虽未改变，但是完全依赖个人名气的“纯粉丝经济”基本走到了尽头。至此可以说，新上线的分答在进过一轮“冷冻”之后，彻彻底底变成了一款“知识分享”产品，而不是一个收钱才能听八卦的平台。
而对于知识分享经济，易观新媒体分析师马世聪认为：“语音付费问答平台在逐渐增多，不管是垂直型问答平台还是综合性问答平台，各家企业都在试图先将这块‘蛋糕’做大。”
国内知识分享变现的潜在群体达到千万量级，中国网民数量世界居首，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数量也很多，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过去，由于缺乏有效的变现渠道，容易加剧知识的盗版，如果缺乏对知识生产者的有效激励，很容易降低知识分享的水平。如今，知识分享付费平台开了一扇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正如艾媒咨询显示，44.9%的网民认为付费问答能够实现知识价值，39.5%的网民认为，能够激发优质内容。长远来看，有助于形成优质知识生产和变现的正向激励反馈。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一、现状和回顾
从文学(广义的,但主要指叙事文学)来研究法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中国,至少自90年代以来,法学界[1]经有一些法律学者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的有:贺卫方的论文《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文章就涉及了古代官吏“司法”中判决书写作的文学色彩,特别是那种有明显文学追求甚或有“玩文学”之嫌疑的“花判”;[2]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3]主要以古代文人的笔记、小品、故事为材料,比较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简单提出和阐发一些法律的问题;刘星首先在《南方周末》以一正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法律故事,后来汇集成册以《西窗法雨》出版,这些故事的分析都相当细致,说理性强,文笔也简洁明快;他的《古律寻义》中也有类似的追求,[4]而刘星的同事徐忠明则多年来一直坚持史学家的“以文证史”、“诗史互证”的路子,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发掘、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史料,在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中作出了长久、持续的努力;[5]与徐的研究思路类似、但材料有所不同的汪世荣则从中国古代判词,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判词,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6]此外,强世功讨论女权主义的论文不仅涉及到中外三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有浓重的中外法律比较的色彩。[7]
回头看来,即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构建和解释,这些着作或论文几乎已经触及到美国学者首先创设并界定的法律与文学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贺文实际是讨论“作为文学的法律”,但侧重的是司法文本;刘作也可以属于“作为文学的法律”,但范围比贺文更宽,他实际侧重把历史记载的整个法律故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来研究;梁作、强文都更多涉及到“文学中的法律”,但略微偏重于理论问题;同为研究“文学中的法律”的徐之研究侧重的是法律史,注意的是开掘文学作品中可能作为法律史研究的信息;汪的判词研究则同时涉及了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法律与文学,但就总体而言。上述着述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自觉(强文略有例外)。例如,梁作虽然利用了中国古记、故事,这些材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学的文本,但是作者的短论常常流于杂感和随想,且侧重于法律文化的讨论,与法律往往只有若即若离的联系;刘的《西窗法雨》相当善于从各种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但由于报刊专栏的篇幅限制,未能也不可能深入分析;贺文涉及了、但其关注点并不在“作为文学的法律”,自然就放过了其中可能隐含的一些问题;汪世荣的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徐的论文最关注法律与文学,但从其专业出发,他更多是从法律史学的角度进入法律与文学,关心的是从史学的进路处理古代文学作品,开拓了法律史研究的材料,未能从理论上考察这一领域,没有提出法学理论的新问题。强文的理论思考则在女权主义和法律与文学这两个法理学分支之间游离,并侧重于女权主义考察。[8]
在这一时期,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的法律与文学写作者也许是[！]当时执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冯象。尽管他在这一方面的有关作品并不很多,但由于他横跨两个专业的学术训练背景(哈佛英国文学博士和耶鲁法律博士)以及他年轻时的文学爱好,[9]使得他的这些不多的作品中的每一篇都显示出相当深厚的法律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功力,敏感的艺术感受力,乃至娴熟的叙事技巧。例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10]从作者的法律专长知识产权出发,讨论了文学艺术与广告的边界,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和广告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如在《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11]作者以小见大,进一步分析了“秋菊”困境的社会构成(为什么秋菊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历史构成(秋菊是如何在现代化法治话语中变成“法盲”的),并且深刻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法治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其中隐含的悖论;不仅如此,他还娴熟地用蒙太奇的手法把秋菊同美国电影《接触》勾连起来,从时空上的无关创造出意义的相关,造成一种相当奇特的阅读效果,表现出一种在当代中国常规法律论文中所不见的叙事和论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冯象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当代法律与文学的另一个问题,即叙事(narrative)的问题,或“通过文学的法律”。而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产权-至少有一部分就是“有关文学的法律”冯象的长篇论文《法律与文学》[12]则在中国第一次系统、概括且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诸多问题;并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关于法律与文学的一系列比较系统的具有理论潜质但未展开论述的看法。其视野的开阔和深入,其叙事和论证的方式,在我看来,甚至超出了目前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勾勒的边界。
既然提到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就不得不多说两句。尽管法律与文学的题目在美国法学界早就有了,[13]但是作为一个法学运动或领域或流派,却是自1970年代以来主要在美国法学院内发展起来的;目前,美国各主要法学院都设有法律与文学的课程,反映了这一运动的广泛影响。对这个运动,冯象已经作过很好的概述,[14]无需我在此再多说什么。在此,我只想交代一下这个运动对我的影响以及与我目前这一研究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细致分来,如同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有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将法律文本以及司法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研究其修辞和叙事,从这一进路看来,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应当予以解释和理解的故事;[15]近年来甚至有一些作者用文学方法讲述法律,[16]这就是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同时还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法律
分析其他可能的贡献,特别是解释;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0f literature),研究各种规制文学艺术产品(包括着作权、版权、出版自由、制裁文学书刊、以文学作品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法律;以及四,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出来的法律。[17]但一般说来前两者可以且常常被归为一类,第三分支与传统的法律研究特别是知识产权的研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更多学者认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两大分支,即作为文学的法律(作品和理论),以及文学中的法律。[18]这两个方面都对我有所影响,前者影响我更早,但后者对我的启发更大。 先谈论前者。如同70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我也曾经爱好过文学。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不可能之生活的一种弥补,它帮助人们理解他/她当时甚或永远无法进入的生活和人。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专业的限制,由于对于理论思辨爱好的增长,由于到美国留学、远离了中文的文学环境,我已逐渐放弃了年轻时的梦。我接触到了美国的法律训练,尽管我不喜欢它太过技术化的一面,但是美国法学院的不尚空谈、反对宏大理论的思维训练却给我很大影响。事实上,当时美国法学院流行的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故事和法律文本展开的解释。这种训练使得我开始越出传统的法律边界,看到了我自己关心的法律与社会问题。但由此而来的我的判断是,文学和法律截然不同,并且很难交叉。
改变我的一个主要影响来自“作为文学的法律”。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可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当时主要关心的是法律解释问题。大约在80年代中后期。当时(至今仍然如此)我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司法制度、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和解释很感兴趣;但我又感到困惑,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总是令我难以捉摸,特别是如果仅仅从宪法的文本或围绕美国宪法的大文本来看。从注重法条和概念的学术传统中出来的我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案例法传统,我还是倾向于把法律视为文本;我不能理解美国的宪法实践其实与宪法的原始文本没有如同人们想象得那么多的关系,不理解宪法法律话语更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话语实践,其含义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的传统中界定的;我不理解语词的标准含义和实践含义从来都不是来自字典(包括英汉词典),而是社会实践界定的。特别是在80年代中后期,美国曾有一场关于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或本质含义是什么的大规模的争论。[19]这场争论实际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20]但以学术的名目展开,各方都运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作为一个不熟悉美国实际政治过程的外来者,我居然把这场有强烈政治背景的学术争论或者用学术包装的政治斗争当成了一个纯学术问题,努力从理论上寻求某种解。
就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我遇到了作为文学的法律。这一分支的当时的核心观点大致是,文学作品的解释方法可能有助于法律的解释,例如文学作者的原意,理解者的再创造,理解者再创造的社会条件,语言的问题等等。也是在这个探索和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接触了哲学阐释学、分析哲学以及与阐释学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
但是,到1992年回国之前,我已经基本放弃了发现一种解释方法或解释学来保证法律解释的统一、准确的天真想法。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研究者没有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命题,无法用作个人理解解释文本的指南,甚至准则;而是说,在政治利害不同的群体间,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学者间,甚至在因其他原因而有不同判断的个体间,这种方法基本是没有用的。因为即使有这种准则或指南,其运用也是使用者冷暖自知的,没有一个可以反复测试的“客观的”标准。特别是当文本解释涉及重大的利害冲突时,当社会公识不存在时,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你无法要求也无法迫使冲突双方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律解释更多是一个争夺利益的战场,而不是划分利益的标准或方法。那种理想的解释状态实际上要求所有的人都诚实,要求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程度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人世间不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真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需要法官了,至少不需要律师了。因此,美国的这场围绕宪法的解释学运动进入了90年代以后就基本偃旗息鼓了。表面的原因是争论双方都发现文学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解释无所裨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80年代末期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因年事已高而退休,新任的大法官们就总体而言渐趋保守,“解释”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某种“现实意义”。理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理论解决的,而是时间和人事更替解决的,是自然的力量。
尽管以文学的解释理论乃至阐释学或语言分析哲学获得正确解释方法的幻想已经破灭,但是这种经历(包括这种幻灭的经验)仍然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种追求毕竟带着我游历了-尽管是粗略地-一些相关的领域。阐释学使我看到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解释中读者的重要性,读者的偏见(不具贬义)以及这种偏见的历史性,使我不仅看到文字、法条、书本而且看到“文本”以及文本的历史和社会构成。分析哲学使得我更加重视语言的用法和功用,重视语词使用的语境,而拒绝“正确的”语词和定义,理解了语词与其他符号之间的相通之处和互补。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语言的表征作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学术话语、命题的历史构成。但最重要的是,在这种追寻中,这些概念和命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概念,不是文字的学术装饰,而是一种对自己阅读和理解经验的提醒,它或多或少地已经溶人了我的学术研究,促使我更多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使得我对事实、事件、权力、语境和文本都比以前更敏感、更宽容同时也更苛刻。这种能力的获得大大扩展了我的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法律与文学之看法的主要是美国着名法学家、法官波斯纳,并且主要是在我1992年回国以后。1993年起,我开始翻译波斯纳法官的《法理学问题》,[21]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法律与文学,另一节在讨论女权主义时也讨论了一些文学作品。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一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从平凡的甚至是非法律的故事中提出非常实际的法律问题、法理学问题,使我大开眼界。他的另外几本重要着作也曾对文学作品做了细致的分析。
除了书名《法律与文学》的专着外,[22]他在-例如-《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以荷马史诗为材料分析古希腊社会的法律制度,分析古代传统社会的其他一些制度,[23]在《征服法律》中他也不时分析了法律与文学。[24]1997年,为编《波斯纳文集》,我开始翻译他的《法律与文学》(1988年版),更仔细地阅读了此书,这些阅读给了我重要影响,日益感受到文学作品对于理解法理学问题,理解特定时代的法律制度问题的可能性和意
义。 波斯纳以法律经济学成名,但也是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个几乎是绕不开的人物,[25]但严格说来,波斯纳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倡导者;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批判者。
他的《法律与文学》第一版的副标题就是“一场误会”。第二版删除了这一断言,但他仍然对法律与文学的许多研究者以及基本命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波斯纳的批判并不是一般的反对,不是站在圈子外不着边际的拒绝,不是用他的另一擅长法律经济学来攻击他人的法律与文学(这种类型的反对在学界-不仅在中国-是常常发生的)。他是一种接触的(engaged)、参与的反对和批判。他充分利用了他对西方经典文学(在《法律与文学》的第二版中,他甚至包括了一些当代的流行文学作品)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熟悉和敏感(波斯纳本人本科从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并且是最优秀的毕业生),同时充分调动他的法律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训练、知识、洞察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提出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其他解释,让自己的解释同其他学者的解释在“学术和思想的市场”中竞争。波斯纳的这种进路对我的这一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波斯纳尽管以古典自由派(libertarian)的经济学家闻名法学界,但是他在研究法律与文学以及其他的“法律与××”中,[26]他的分析问题的基本进路-在我看来-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兼容性。他总是把文学作品的故事放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予以考察,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性对于制度和人的行为制约,只是他所使用的术语更多是受当代制度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并且由于经济学训练的严格和文学训练的敏感,特别是高度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技术发展,使得他的分析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为细致和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波斯纳的分析进路不仅在文学分析上而且在其他一些社会基本制度的研究上,都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的一种改进和精致化。尽管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波斯纳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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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林铎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今天各位领导、学者和商界精英，媒体界的朋友，莅临甘肃定西，就贯彻落实脱贫奔小康重要战略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系列决策部署，围绕“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的主题，深入讨论交流互鉴，相信首届中国扶贫论坛的举办必将进一步拓宽甘肃扶贫工作的视野和思路，提升我们扶贫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此，我谨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感谢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人民日报社的精心指导下，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主办这次论坛，感谢社会各界对甘肃扶贫及各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对各位领导和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贫困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使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始终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兴旺。反贫困一直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总结我国多年来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针对当前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思想，以巨大的历史担当和政治勇气，明确提出把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向全党全社会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紧锣密鼓深入贯彻落实扶贫战略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盯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奋力攻坚。贫困地区的面貌，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求变的精神状态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甘肃属于西部欠发达的省份，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长期以来主要的经济指标和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排名靠后，全省86个县市区中有2/3的县，也就是58个县分属国家扶贫开发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和藏区三大片区。此外还有11个县属于贫困县。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倾力帮助下，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不仅实现了从“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向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第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集中连片推进的区域性扶贫开发，大规模异地扶贫和生态移民搬迁“三个第一”的典型经验。
特别是近年来，我省把牢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这一红线，围绕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中心，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一主题，咬定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目标，把带领贫困地区群众过上幸福美好新生活作为最大的责任，在发展上谋创新，在推动上下真功，在落实上求实效。不断完善扶贫开发的思路和举措，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由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贫困户，省市县乡1.5万个单位40多万党员干部与全省1.6万个贫困村67万贫困户结成了对子，宣传党的政策，了解社情民意，疏导群众情绪，强化基层力量，促进惠农政策落地，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推进1236扶贫攻坚行动，就是紧紧抓住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这一核心，以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力争在基础设施建设、异地移民搬迁、金融资金支持、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素质提升等6个方面取得突破。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施1+17精准扶贫、金融扶贫政策措施，出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实施意见，配套实施安全饮水、危房改造、电商扶贫、金融支撑等17个支持计划系列政策措施，紧盯对象、目标、内容、方式、考评、保障6个精准，因户因人精准帮扶，分类施策，整合涉农扶贫资金，整合不同部门不同渠道的各类扶贫资金，根据不同贫困程度和脱贫的难度，直接切块到县，由县里统筹使用，重点解决一批多年想解决而无法解决的大事和难事，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把“互联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运用大数据系统，提高建档立卡的精准度，对贫困人口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统计分析考核扶贫政策落地政策，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效率，这一创新举措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贫困省份的推广。
甘肃省推行了853挂图作业的扶贫方法。首先是大数据平台建设做到了8个准，即脱贫对象识别认定准，家庭情况核实准，治贫原因分析准，计划措施制定准，扶贫政策落实准，人均收支核查准，对象进出录入准，台账进度记录准;其次是建立了贫困人口进出的动态图，全村脱贫目标任务图，贫困户脱贫任务村级作战图等五张图;还有脱贫农户落实三本账，即脱贫计划进入账，帮扶措施办法账，帮扶责任工作账。细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施工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倒逼帮扶力量到户到人。这一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组合拳，助推我省“十二五”期间累计减贫553.5万人，平均每年减贫1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由40.5%下降到“十二五”末的13.9%，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4.8%，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近2%。
多年来的扶贫实践，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甘肃扶贫开发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甘肃的极大关怀，得益于中央各有关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上给我们的支持，得益于社会各界对我省扶贫事业的热心参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和全省人民的期盼，持续不断地深化对省情的认识和把握，持续不断地精心组织实施，扎实有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为此，我们将继续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号工程，深入贯彻落实视察甘肃时提出的着力推进扶贫开发，加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重要指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采取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对接好中央脱贫攻坚的政策，加快完善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积极争取国家更多的扶持，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和金融支持，动员和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不断提升脱贫攻坚的政策水平和保障努力;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实施易地搬迁、饮水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危房改造等重点任务，不断改善贫困地区面貌和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继续加快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的培育，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着力提高贫困群众脱贫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继续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坚持扶贫先扶志，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平，让贫困群众先富脑袋再富口袋，切实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7篇
>> 访港旅客人次连跌7个月，“购物天堂”如何突破零售“港濉 滚不出《港濉返陌贝尔 《港濉分械男孕睦 《港濉纺芊瘛笆崭词У亍 论电影《港濉分械囊帐跣榧 电影《港濉坊尘擅姥У纳成 《港濉废愀凼子 盼两岸电影多交流 《港濉氛倏会包贝尔读差评流泪 《港濉防锬切孕方法有用吗 徐峥献声《港濉钒蔷缜樾念升级 《港濉罚呵楦谢毓榈男牧槁猛 赵薇佩戴POMELLATO珠宝亮相《港濉啡球定档 大陆访港游客零售消费者偏好实证研究 女性批评主义视角下看《港濉酚搿断穆逄胤衬铡返呐性塑造 《港濉钒贝儿取代王宝强牵手赵薇、徐峥挑战12亿票房 香港零售业难止跌势，“购物天堂”风光难续 汤姓探源访濉阳 唐山港:瓶颈即将突破 购物的革命无缝零售 “港港联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访港旅客人次连跌7个月,“购物天堂”如何突破零售“港濉 访港旅客人次连跌7个月,“购物天堂”如何突破零售“港濉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 年4 月的清明节和复活节假期期间，包含内地游客在内的抵达香港旅游的游客总人数下降12.4%。
2月15日，香港迪士尼披露2015年业绩，全年净亏1.48亿港元，为2012年来首次亏损。受到旅游业寒潮影响的不仅仅是迪士尼乐园，香港的另一家大型主题乐园――香港海洋公园日前报告称，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海洋公园内地旅游团人数录得双位数跌幅。报告同时指出，2015年全年该园入场人数跌幅达到14%。
海洋公园行政总裁Tom Mehrmann对媒体表示，2015年 7月时，内地游客数量还占入园游客人数一半以上，现在已经跌至四成。Tom Mehrmann预计，未来这一跌幅恐还将继续一段时间。
由内地游客减少而引起的这一场寒潮可谓旷日持久。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香港的旅游业开始每况愈下。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2016年1月2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访港旅客有5930.7万人次，比2014年下跌2.5%;其中内地旅客为4584.2万人次，相比2014年下跌3.0%，内地过夜旅客人次则下跌5.7%至1799.6万。整体访港旅游人数已经持续7个月下跌。原来被寄予厚望的“圣诞折扣季”也未能为香港带来一丝暖意。2015年12月内地访港游客仅372万，以15.5%的跌幅创下2015年单月下跌最大幅度纪录。
尽管旅游业在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中占比最小，但自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开放以来，香港旅游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增幅长期占据四大支柱产业之首。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麦瑞琼日前表示，香港过去太习惯于动辄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目前甚至可能仍要持续的旅游寒冬，对港人来说，可谓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由行”10年间，香港批发与零售业占GDP比例由2.9%上升至5.3%
2003年7月，为了支持香港应对非典疫情的冲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央政府应港府要求推出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首批试点4个城市。此后几年，“自由行”逐步扩大到内地49个城市。2009年，为帮助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内地又开放“一签多行”，即允许符合条件的深圳户籍居民申办一年多次往返香港签注。
根据香港出入境的统计数据，每年访港的游客接近6000万，其中，内地访港游客数量2003―2013年每年增幅在10.1%至34.5%，平均每年增长23.6%。其中，持“一签多行”签证的游客由2009年的150万人次增长到约1200万人次，占据全部内地访港游客的一半左右。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给香港的零售行业带来了黄金时期。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2003年，香港批发及零售业的生产总值为351.4亿元，占当年GDP的2.9%。10年后的2013年，香港批发及零售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102亿元，占当年GDP的5.3%。零售业就业人数也以平均每年2.2%的速度稳步增长。
即使有漂亮的数字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成果体现，“自由行”政策带给香港的“痛痒”也不可忽视。旅游人次带来的零售利润使得大量的金铺、药房取代旧日的茶餐厅、平价老店涌入繁华街道，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节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将原来在香港出售的产品带回内地贩卖从而赚取差价获利的“水货客”也开始变得日渐猖獗，香港部分物价开始上涨，本地出现物品不足难以满足港人需求的现象，旅游设施也开始出现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自由行”暴露出的问题让双方都无法回避。
2015年：访港人数连续7个月下跌;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续10个月下跌
2015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始停止向深圳市居民签发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一周一行。诸多因素影响下，访港人数随即有了显著变化。2015年6月开始，访港人数连续出现7个月跌幅。
随着访港人数的放缓，香港零售业也同样迎来了艰难时期。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月2日发表的最新零售业销售额数字，2015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为4752亿港元，较2014年下跌3.7%，这一跌幅创下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大纪录。
2015年12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437亿港元，较2014年12月下跌8.5%。扣除期间价格变动后，2015年12月的零售业总销货数量较2014年12月下跌6.1%。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下跌幅度最大，与2014年12月比较下跌17.0%，与2014年比较下跌15.6%。此外，服装、百货公司货品、药物及化妆品销货价值均有下跌。
自2015年3月开始，香港零售业就一直维持跌势，2015年中有10个月总销货价值连续下跌，8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为379亿元，同比下跌5.4%，跌幅创年内最高。
零售业的萎缩在本地旺铺租金上的表现更为明显。铜锣湾罗素街在2012年曾以每年每平米平均租金2.1万美元的“天价”冠绝全球，远超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以及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如今，这条街道不仅门可罗雀，创下租金纪录的罗素街“铺王”――由英皇钟表珠宝承租近12年的罗素街59号至61号地下B1至B3号商铺，更是于2015年9月中旬结业，新租客卓悦的租金便宜了将近40%。
2003年至2014年间，中环、铜锣湾、尖沙咀以及旺角的临街商铺的租金普遍暴涨213%，化妆品、皮具用品及钟表珠宝业在香港的分店数量分别暴涨1975%、62%及29%。如今香港市场已经迎来了大规模的减租潮，曾经取代了食铺、电影院、中档品牌店铺的名店正在逐渐关门。
哪些因素削弱了香港旅游业竞争力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高级经济研究员蔡永雄表示，过去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大幅增加，加深了本地社会对香港旅游业承受能力的忧虑，零团费强迫购物、“限奶令”、反水货运动、售卖假货、欺骗旅客等，均难免会影响内地旅客访港的热情，并对香港旅游业的声誉造成打击。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香港旅游业自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便已走上下坡路，除却香港本地少数人的不友好态度外，日本、韩国等邻近国家签证放宽，服务水平高、港府年初由“一签多行”改至“一周一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内地游客在“黄金周”考虑转往其他周边国家旅游。
蔡永雄进一步表示，全球经济表现欠佳及港币汇率升值都影响到了香港旅游业的竞争能力。他表示，从近期香港旅游业的数据看，过夜旅客减少及其消费力转弱是本港旅游业不景气的主因。其中，来自各主要市场的旅客人次和消费能力均有所下降，相信部分原因与全球经济复苏乏善可陈有关，这难免会影响境外旅游的需求。此外，在美国加息预期升温的背景下，港元被动跟随美元同步升值，在目前全球经济表现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港元升值大大影响了本港对外的竞争力。
多方努力，香港旅游业能否力挽狂澜
为了应对旅游业发展低潮，香港特首梁振英在1月13日公布的施政报告中指出，政府将向香港旅游发展局拨出8000万港元，并另外拨出1000万港元的配对基金，支持旅游景点在海外市场宣传。
早前为吸引游客，香港旅游发展局曾推出了长达半年的促销活动，不仅为到达香港的旅客准备了欢迎礼包，还联合香港本地零售及餐饮商户、景点及酒店提供了超过240万份的奖品来吸引到港旅客消费。此外，香港政府联合旅游业界整顿旅游团乱象，加强“零负团费”内地入境团的规管工作，目的是减少“零负团费”衍生的不良效果。
此外，香港政府也在进一步扩展香港旅游项目，不仅在沙田修建新的旅游购物城，开通近100辆穿梭巴士接载游客，同时在大屿山发展旅游观光项目。
香港的大型零售商也开始开展自救行动。除了像周大福、周生生一样关闭部分店铺并暂停扩张计划外，莎莎也开始利用微信推销产品、招徕顾客，而六福珠宝也开始逐渐布局电商层面。
责编：张伟
陈惟杉
徐豪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8篇
将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法学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多少有点不易被人们所接受。这不光是因为法律的神圣与严肃和文学的随意与浪漫有着天壤之别，而且更主要的是在人们看来，法律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本，文学源于个人创作的灵感冲动，反映的是作者的个性；法律源于集体理性所形成的“公意”，反映的是民族的精神。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法律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以至于形成一块迅速发展的独立的学术领地。[i]本文选择三部古典戏剧《安提戈涅》、《窦娥冤》和《威尼斯商人》作为讨论法律问题的对象。这种选择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这三部戏剧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便于我们从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进入主题。当然，我们最后将会发现这三部戏剧有一种便于我们进行比较的内在关联。其二，之所以选择戏剧而不是小说之类的题材，是因为戏剧作为民间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更便于反映民众法律观念中的集体无意识。本文的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了女权主义法学的发展及女权主义的法律观；第二部分讨论了《安提戈涅》一剧，分析了国家法与习俗法的冲突；第三部分讨论了《窦娥冤》一剧，揭示了中国古代法文化中对法官的超人预设和法官的常人品格之间的冲突；第四部分讨论了《威尼斯商人》一剧，区分了实现正义的英雄型选择和常人型选择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五部分剖析女权主义法律观的内在矛盾，并对造成这种矛盾的话语模式提出批评。
一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一般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到公共生活领域，因此，妇女要求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诸如财产权、继承权和政治自由权等，于是追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就成为妇女解放的核心内容。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不平等只限于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妇女受压迫不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因为二十世纪后半期妇女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男性大体上已实现了平等），而是由于女性受制于男性的统治。她们认为科技的发展可以改变或弥合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而实现平等，由此兴起的女权主义法学除了关注女性普遍受害的状况，如性暴力、性骚扰和婚内等问题外，还关注于人工流产、试管婴儿、基因工程和同性恋等方面的问题。[ii]但是女权主义者很快就发现，女性受制于男性的统治不光表现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文化方面，表现在文化的认知和评价方面。正如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瓦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也就是说，女性的“温存”、“柔顺”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角色限定不是由生理特性所决定的，而是一些成见、法律和习俗等文化观念和社会性构作。因此，“第二性”作为“女性”的替代可以弱化传统观念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各种文化限定。[iii]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更强调创造一种独立的、不受男权文化影响的，或者说与男权文化相对应的女权文化。[iv]与此相应，女权主义法学除了“提出女人的问题”外，而且提倡女性积极地投身于司法实践中，从总体上提出一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
女权主义法律观建立在男性和女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基本差别之上。一般说来，这种观点将喜欢技术性差别的人描述为男性意向，而采用同情理解的人被描述为女性意向。由此形成强调逻辑推理、严格规则和自我中心的男性法律观，和强调总体理解、衡平正义和普遍关联的女性法律观。“男性法律世界观从案件的丰富特殊性中抽象出几个显著的事实并使它们在法律上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规则之法（law by rule）-也就是规则的作用。而女性法律世界观更情愿将判决基于案件的全部情况
夏洛克、安哲鲁、依莎·贝拉
和特里·伊格尔顿*所持观点〖〗鲍西娅、威也纳公爵和
爱斯卡勒斯**所持观点法治（government of Law）〖〗人治（government of men）形式主义〖〗现实主义法律〖〗政治学法律〖〗衡平法律〖〗仁慈法律〖〗正义规则〖〗自由裁量规则〖〗标准规则〖〗原则（如衡平准则）逻辑〖〗政策严苛的〖〗灵活的正确答案〖〗好的答案实证法〖〗自然法依先例裁定〖〗仲裁法官〖〗Qadi***，陪审团严格责任〖〗过失（不合理性）契约的客观理论〖〗主观理论客观性〖〗主观性按原则的（中立原则）〖〗以结果为导向的（result\|oriented）权利〖〗需要成文法〖〗普通法成文法〖〗宪法解释论〖〗非解释论严格解释〖〗灵活或松散的解释文字〖〗精神法官发现法律〖〗法官制造法律*夏洛克（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安哲鲁（Anglo）和依莎·贝拉（Isabella）是《一报还一报》中的主人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oton）系支持夏洛克观点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引者注
**鲍西娅（Portia）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维也纳公爵和爱斯卡勒斯（Escallus）系《一报还一报》中的主人公。-引者注
***Qadi，伊斯兰教中法律的解释者和实施者。-引者注不为要求闭眼不顾全体的规则所限制，不为决定必须服从普遍的和‘中立的’原则所麻烦。“[v]在此基础上，波斯纳提出女权主义法律观和男权主义法律观相对应的”法律对立概念表“[vi]从这一法律对立概念进一步展开，则可以说”男性的法律观就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女性的法律观就是自然法的法律观“。[vii]
上述法律对立概念表有助于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念和方法。不过，这种类型学上的划分是否应当归之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不同意象，还不能简单地予以回答。我们最好还是以这一法律对立概念表作为参照系，来分析古典戏剧中的三位女性的法律行为或法律观念，看看我们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二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伟大的悲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之后取得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
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公然埋葬了她哥哥。她被带到克瑞翁面前时，她认为埋葬其兄长是依照神法来履行职责，而且这种不成文法是永恒的，连克瑞翁的命令（城邦的法律）也不得违背它。克瑞翁大怒，坚持将她处死，并关在墓穴中。后来克瑞翁遇到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情人，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这才认识到自己一手酿成了悲剧。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对该剧的隐喻意义一直有不同的解释。[viii]在该剧中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时有一段常常被法学家所引用的台词：
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
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
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
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
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ix]
以这段话为依据，法学家们通常认为《安提戈涅》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或者说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冲突。[x]从上述女权主义法律观的视角来看，安提戈涅很自然就成了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者，她体现了女性呼吁自然法以反抗体现男性意象的法律实证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追问，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以至于酿成悲剧？或者说安提戈涅为何要以神法为依据来反抗克瑞翁的命令？面对这些问题，这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线索或帮助，相反，我们还得设身处地地理解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悲剧冲突的意义所在，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女权主义的法律观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面上看起来，安提戈涅主张神法（即自然法）高于实证法，但事实上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埋葬她的兄长，尽管他是叛国者。因此，这里的神法或自然法强调的是兄妹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克瑞翁的命令（城邦的法律）强调的是公民与城邦之间的政治关系。所以，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在于血缘关系优先还是政治关系优先的不同选择。就安提戈涅而言，尽管其兄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但是依照当时的宗教观，人们普遍信仰死后灵魂不灭，但不是升天堂，而是安乐墓中。无墓的灵魂必然游荡而贫困，因此，葬礼就成为家族中的头等大事，[xi]安提戈涅有义务埋葬其兄长，如果她服从城邦的法律而使其兄长暴尸田野，那么她就有悖于家族的宗教，将会受到神法的惩罚。就克瑞翁而言，他也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他释放了安提戈涅，就意味着同意埋葬叛国者，也就意味着同情或纵容叛国者，这不仅伤害了为城邦捐躯的Eteoclus，而且标志着城邦的法律如同废纸一般没有权威和尊严，城邦必定因此而瓦解，这与城邦公众的利益相冲突，也与公众的意见相左（如果我们承认城邦产生的合理性的话）。如果他为城邦公民的利益计，坚决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则如剧中所示，悲剧不可避免了。因此，安提戈涅所援引的神法与公众意见和利益是相冲突的，她对克瑞翁的命令的公然违背，绝非“恶法非法”式的自然法对实证法的批判。换句话说，这里并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道德原则对另一种不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命令的批判，而是两种同样具有合理性的价值判断或制度安排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此，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普遍适用的合理性标准。行动的合理性，无论是安提戈涅反抗还是克瑞翁的命令，都只有在特定的情境（context）中才具有意义。不过，对于我们的理解而言，问题不在于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或选择，而正是在这种冲突的悖论中发现悲剧的意义所在。
如上所述，古希腊人普遍信仰人死后灵魂不灭。与此相联系就是每家人皆祭有“圣火”，它代表物质的光明、温暖与富贵和精神的纯洁、善美和幸福。圣火、神、鬼和祖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家族宗教。家族在希腊文中可直译为“环圣火者”。[xii]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建立在家族和家族联合而成的部落之上的，虽然征战和移民使家族结构和组织受到很大的冲击，[xiii]但是城邦及其法律仍然从家庭宗教的习俗中获得合法性的资源。“一般来讲，它们（希腊法典-引者）是近乎宗教崇拜的对象。家庭仍然是宗教传统的栖息地，在希腊城邦公民的和法律的意识形态中，古老的信仰依然存在。”[xiv]这当然是国家与家族组织之间相互支持的一面，但是，作为国家起源典型方式的希腊城邦国家（恩格斯语）一旦形成，就力图冲破家族组织而直接建立在对自由民的统治之上。家庭和城邦这两种社会组织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由此形成以宗教传统力量为后盾的家族习惯法与以军事政治力量为后盾的国家法这两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当然是国家法胜利了。克瑞翁不仅宣布严惩叛国者，而且严惩了以家庭习俗的不成文法为最高权威而蔑视国家法的安提戈涅。因此，安提戈涅的呼吁意味着地方性习俗在面临强大的普适性的法律予以摧毁的困境中的最后反抗。
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排除法学家们将此作为自然法思想的早期代表，因为自然法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习惯法，也可以是上帝的律法，也可以是人类普遍理性所设计的法律，当然也可以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自然规律。法学家们对自然法概念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得安提戈涅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它意味着人们对国家法所持有的批判态度，自然法概念也就成为批判现存制度的一种话语模式。不过，就《安提戈涅》而言，意义远不止于此。国家法虽然战胜了地方性习惯，但是克瑞翁却陷入了妻死子亡的绝望深渊。换句话说，当国家法割断它与其合法性来源的习惯法的联系并与其相冲突时，国家法也就要陷入困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是安提戈涅（及其所代表的习惯法）的悲剧，也是克瑞翁（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法）的悲剧。“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在进行立法、判决、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人。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xv]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必须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必须要为维系法律的民众所信仰，从而在社会中取得合法性，使国家法由强力的推行变为通过信仰体系的合法统治。而国家法要获得信仰体系的合法性支持，就必须深入到民间的习惯法中，内化为民众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经验，使其变为民众不加反省的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变为人们的文化本能。换句话说，法律作为一种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必须要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如宗教、道德、习惯等价值认知的支持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率的。而《安提戈涅》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揭示出国家法获得独立地位之后，在迈向理性化的过程中与传统习惯法的断裂和错位，这是制度转型过程中常见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悲剧现象。
回到女权主义的法律观上来，安提戈涅似乎主张一种更注重与个体经验（血缘情感）相联系的习惯法而反对建立在抽象的、经过反思获得的公众利益之上的国家法。正如波斯纳所言，《安提戈涅》中的冲突在于“自然及其基本纽带与社会及其更抽象的细带，感情和理性……女性与男性”之间。[xvi]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安提戈涅无疑就是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同样，我们还可以在波斯纳的“法律对立概念表”中分别添上“国家法”和“习惯法”这一对范畴。当然，这种简单的归类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后边还会进一步加以讨论。
三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安提戈涅的故事发生在古代中国，故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尽管Polyneices背叛国家实属“十恶”之罪，尸体永不得埋葬，但是，安提戈涅置生死于不顾，埋葬其兄长，其孝悌之心可佳，故有可能获得克瑞翁的宽恕或嘉奖。当然，这并非由于克瑞翁一己之好恶，而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本身就建立在家庭之中，家与国是统一互补的，不像古希腊那样，家与国是分离竞争的。因此，儒家之人情伦理自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了。这种家国一体、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已为大家所熟知。[xvii]
就这个故事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境遇，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的法律是一种体现男权主义的法律，而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一种体现女权主义的法律，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光是凭这一个故事在中西文化中假想的不同境遇，更主要的是中、西法律所依存的文化在总体品格上显示出男性意象和女性意象之分。我们可以信手拈来许多比附男性（阳性）和女性（阴性）的文化特征来描述，对比中、西方文化，从而列出一个“文化的对立概念表”。在西方文化的栏目下，可能有诸如：“罪恶文化”、“逻各斯中心
”、“理性主义”……；而在中国文化的栏目下可能有诸如：“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经验直觉”……。这正是几年前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得出的普遍结论。[xviii]无疑，这种形象的分类概括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直至今天，我们不也在抱怨我们的法律缺乏权威、缺乏规则、缺乏形式理性吗？[xix]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结论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析层次上时，上述结论的局限就马上显现出来了。我们还是再解剖一个中国的案例。
在中国的古典悲剧中，《窦娥冤》可谓是影响甚广的经典之作。故事讲的是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卖给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不料二十岁的窦娥与婆婆一道守了寡。其间蔡婆婆遇难被张驴儿父子所救，被迫答应婆媳二人嫁张驴儿父子，结果遭窦娥坚决反对。张驴儿便想毒死蔡婆婆，谁知竟药死自己的父亲。他遂嫁祸于窦娥，对簿公堂，结果屈打成招，死罪难免。行刑那天，窦娥许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和三年大旱这三大愿以显示自己的冤情，结果皆如窦娥所愿。三年后，当上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出巡楚州，窦娥冤魂不散，梦中向父亲告状，终使冤案得以昭雪。
《窦娥冤》一剧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素材，诸如天人合一思想与神判的联系，类似巡回审判的出巡察访制度等。不过从女权主义的法律观来看，窦娥呼吁用公正的“天”来代替人间的法官来主持公道，就顺理成章地被划为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但是，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一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那么为什么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窦娥却栽倒在自家的门前呢？这一悖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察省。事实上化解这一悖论可能的解释就是将规则的冲突转化为人与人的冲突。所以一般认为是“昏官”（或贪或糊涂）没有很好地执行法律以致造成了冤假错案，而这些冤案只能待“清官”来纠正了。因此，我们就会发现窦娥并不像安提戈涅那样反对实在法，她所反对的恰恰是造成冤案的法官，楚州太守桃杌，而给她昭雪的也是另一位法官窦天章。
如果我们本着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地从楚州太守桃杌的处境出发，从人间的实证法的逻辑出发，那么设想一下桃杌是如何审案的呢？作为法官桃杌最起码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法律事实。首先，张驴儿毒死父亲的可能性（或动机）不太大，倒是窦娥毒死张父的主观动机可能性很大，且毒死张父的面汤又是窦娥做的。而窦娥一方面提不出张驴儿毒死其父的证据，另一方面她又提不出自己无罪的证据。其次，窦娥声称张驴儿父子逼她婆媳出嫁，也没有有力证据，如果她婆媳不同意嫁给张氏父子，为什么又让他父子俩住在自己家？最后，窦娥不招，用刑逼供也是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的，至于她因何屈招，非法官所能知。所以，如果我们以常人标准来看法官，来理解桃杌的话，那么桃杌的判决实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窦娥问罪当斩，合情合法，自得其咎。因此，桃杌可以说是不信神报、不讲人情、维护法律尊严的理性法官。
但是，得出这样的判决既不符合实际上客观发生的事实，也伤害了我们看戏人的情感，更冤枉了窦娥的性命。这时，法官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显现出来了，即建立在合理事实基础之上的合法判决与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绝对正义就发生了冲突，即使在法律合乎公正，法官清廉正直时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法官也是人，应用常人的眼光来衡量。因此，法官在审案时特别是在认定证据和法律事实时，一方面要受到有界理性（the bounded rationality）的限制，也就是说他对有关案件事实的认定和选择受到他所能接受到的与此有关的信息方面的限制，有些信息可能根本就无法获得，有些信息摄取成本又太大。楚州太守在审理窦娥一案中，只有张驴儿和窦娥提供有关此案的信息，在这两种信息中如前所述，张驴儿的信息强度大，且呼声（voice）也高，所以桃杌自然就选择他提供的信息作为认定事实的基本依据，这时辨别真假信息的举证责任就落在窦娥身上，如果窦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话，事实认定就会对她不利。当然此案中关于毒药的来源这一“间接信息”张驴儿不承认，则这一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或摄取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法官要受其“前见”的约束，也就是说，要受到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等形成的视域的影响。在楚州太守看来，“人乃贱虫、不打不招”是经得起经验证明的合法司法程序，“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哪有审案不用大刑的道理。因此，法官所认定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观自在的事实，而是对自在事实的有限度的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主观意义世界对客观自在世界的社会性构作过程，[__]它必然对自在的客观事实有所歪曲、添附或遗漏。因此，法官所认定的作为法律判决依据的法律事实是经过主观（但非任性）选择的合理事实，这种合理性有赖于认定法律事实的合理程序和对信息的合理甄别利用。在合理事实之上适用法律（当然，这也是一个复杂的解释和构作的过程），得出的判决不可能符合强烈意义上的正义，而只能符合总体上合理的、妥当性含义上的正义。[__i]
当然，这并不是为冤假错案找开脱的理由，而只是说法官不过是常人而已，他也有常人应有的局限，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且认识区域也是有限的。但是，人们所预设期待的法官角色却是没有常人局限的超人形象，正如窦娥所确信的法官那样：“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__ii]如果说桃杌糊涂，无法分辨事实真相的话，那么我们看一看“清官”窦天章又是如何为此案的。窦天章到楚州查案，看到窦娥一案时，见是谋杀公公而犯“十恶”不赦之罪，便认为无须细察而放在一边。这时窦娥的冤魂进来将案卷放在他眼前，如此五次三番，窦娥才开始向父亲梦中告状。由于父女血缘关系，窦天章主观上确信女儿恪守孝道，不会谋杀他人，这正是窦天章不同于桃杌的预设或“前判断”（prejudgement），此时，窦娥的呼声（voice）就要比张驴儿的高得多，窦天章所获得的信息结构就与桃杌的大不相同。因此，窦天章重审此案时，审问对象和举证责任就转移到张驴儿这边。但在审案时，“卷上不见合药的人”，张驴儿又死不承认，窦天章陷入了困境，“我那屈死的儿哟。这一节要紧的公案，你不自来析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哪里？”[__iii]这时窦娥冤魂显现，方使张驴儿认罪伏法，此案才得以。由此来看，窦天章不是依赖合理的信息甄别来审案，而是由先入为主的偏见确信了信息的真伪来审案，同时又靠窦娥的鬼魂的引导才使他摆脱合理事实（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困境，做了一次“明如镜、清似水”的清官，但我们又如何能期望太守桃杌也有这样的机缘呢？
我们以局外人的身份，以上帝般无所不察的眼睛来审视此案时，自然知道是非曲直及其原由所在。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和窦娥一样期望或相信作为局内人的法官也要像我们局外人一样具有无所不察的超常人的能力。法官就应当是神，象神兽“”（“法”字的组成部分）一般能够辨明事实的真相。但是，看看我们所期望的清官，无论是窦天章还是现在电视里演的“包青天”，如没有神仙指引和鬼魂帮助，又如何能断得清官司呢？当然艺术的想像与真实的世界毕竟是两回事，艺术的想像不过是弥补真实世界的缺憾而已。但是，当我们将想像与现实、应然与突然相等同时，将作为统治者人的法官真的等同于“上帝”或“”来看待时，悲剧就诞生了。因此，《窦娥冤》的悲剧不在于反映了父母官草菅人命或封建制度下人治的黑暗，它所反映的是法律自身的悲剧。一方面法律必须被信仰，也就是说它包容了“人的全部存在，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终极关怀。”[__iv]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又是人类理性构造的产物，尽管这种制度安排源于对自发秩序的提升。也就是说法律制度以及运作法律制度的司法人员（如法官）都是有限的，当我们将无限的终极关怀投射到有限的制度安排之上时，要么就产生偶像崇拜，[__v]要么就出现窦娥式的悲天恸地的呼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__vi]的确，桃杌人身肉眼，如何做得无限的“天”和“地”呢。于是窦娥注定要被处死，而她的信仰只能通过艺术想像中的超自然现象给所有注定要重蹈悲剧的人以强大的力量资源。
由此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体现了一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有其自身的逻辑刚性，法律规则的权威不容受到挑战，它的合法性从来没有受到怀疑，但它又追求实现道德正义的适度灵活性。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由于礼法合一、家国合一（或更大背景上的天人合一）所形成的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自洽。但是，法律与道德毕竟是有冲突的，应然与实然的结合毕竟是有限的，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张力必
然在特定的情境下导致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我们在《安提戈涅》那里看到的正是这种危机。但是，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这种制度危机却转移到法官这一特定的角色之上，在对“清官”的渴望和对“昏官”的批判中，在错案与的更迭中，保持了国家权威的制度体系的合法性。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经是好经，只是给歪嘴和尚念歪了”，于是，我们不再关注于“经”，而只关注于“歪嘴和尚”。而一旦将关注的焦点从制度转移到个人时，法律的权威刚性就消失了，因为中国古代法中缺乏有关程序的严格规定，“法律事实”的认定缺乏严格的约束个人任性的规则程序，于是也就没有“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之分。法律制度问题就转化为法官的道德品质问题和法官的破案能力问题。[__vii]所以，窦娥既不是怀疑实证法规则，又不是主张衡平裁量，她所要求的是法官应当具有“无界理性”。因此中国古代法中既有规则（实体规则）又没有规则（程序规则），既可自由裁量（以礼入法）又不得自由裁量（先例式的法官造法），它有不同于西方法律文化的一套自己的意指系统（frames of signification）。
以类似于女权主义法律观和男权主义法律观这样的西方法文化中的概念体系来概括中国古代法文化可能会陷入“认知控制”（cognitivecontrol）的误区之中。[__viii]因此，窦娥也不是典型的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但是，为了便于分析女权主义法律观，我们暂且抛开法文化上的深层含义，从反抗法律现实这一表象意义上将她划为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这时，我们应当在一开始提出的“法律对立概念表”中再加上一对概念：“有界理性”和“无界理性”。
注释：
[i]源于法官审案的“前见”这一概念经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改造之后已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参见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吴启之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法律对文学的借鉴中，早期学者如霍姆斯，卡多佐等强调文学隐喻在法律判决中的独特功能；现代学者如德沃金、费舍（Fish）等借鉴文学中解读文本的方法来解释和理解法律。波斯纳在其著作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中，全面探讨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法律问题和法律中的文学问题，成为法律与文学领域中的重要著作。在我国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文学题材作为法学的讨论对象。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年）中的某些片段。至于文学题材何以能成严肃法律论文的主题，这是一个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另行文撰述。
[ii]参见苏力：“女权主义法律思想”（未发表的讲课稿）。
[iii]参见胡缨等，“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读书》，1988年第4期。有关女权运动的简史，可参见米歇尔：《女权主义》，张南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iv]关于上述女权主义的几种主要主张，参见阿莉森·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国外社会学》1995年第3期。
[v]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8页。
[vi] Richard A.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08.
[vii]同前注②，第508页。
[viii]参见Lloyd L.Weinreb， Natural Law and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第273页注。
[ix]转引自前注⑧，第22页。
[x]法学家一般皆持此说。如Weinreb就仔细地讨论了该剧，认为安提戈涅是“第一位民间非暴力抵抗的女英雄代表”。参见注释⑧，第22页。博登海默也认为该剧反映了“两种法律秩序的冲突”，参见其《法理学》，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Corwin认为此剧是“法律发现观”（早期自然法观）的第一个阶段，且亚里士多德也以此剧为依据，主张人们通过人间的法律无法实现正义时，就直接诉诸自然法。参见Edward S. Corwin， 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28.p.6—7.
[xi]详见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卷一。
[xii]同前注，卷2.
[xiii]参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xiv] Donald R.Kelly，The Human Meas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1.
[xv]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38页。
[xvi]同前注⑥，第112页。
[xvii]参阅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章和第十章。
[xviii]大多数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大体上同意这种划分。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持类似的观点。比如卡普拉直接用“阴”和“阳”这两种对立概念来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因此称西方文化为“阳盛阴衰型”，中国文化为“阴盛阳衰型”。参见其《转折点》，卫飒英等译，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
[xix]从1992年起，法学刊物上累牍连篇的关于市场经济与法律建设的论文中，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几乎都提到这一点。
[__]正如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言，“法律事实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编），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80页。类似的，但是用另一套概念体系表述的观点亦可参见Donald Nicolson， Truth， Reason and Justice：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in Evidence Discourse， The Modern Law Review 1994，Vol.57，p.726—744.
[__i]参见前注⑤引书，波斯纳在该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法学方法论等方面对强烈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和正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解构。
[__ii]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元杂剧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
[__iii]同上。
[__iv]同前注，第46页。
[__v]正如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所言，这些自称无限而并不具备无限性的有限事物，是不能超越于主客体图式之外的，尽管信者将它当作主体，它仍然是个客体，对它们的信仰只是偶像崇拜，只是将次要的、有限的实体提升到终极地位，而非真正的终极关怀。参见许纪霖：“终极关怀与现代化”，《读书》1991年第1期。
[__vi]同前注。
[__vii]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清官形象一方面体现于刚正不阿、敢抗权贵，如《铡美案》和《海瑞罢官》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心细如发、明察秋毫的侦破能力，如《十五贯》等。
[__viii]关于对“认知控制”的批评，参见根特·弗兰肯伯格：“批判性比较：重新思考比较法”，贺卫方等译，载《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编），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72—239页。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9篇
上海滩的夜，是要往深处去看的，越到深处，便越是妖艳：夜空里的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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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夜，是要往深处去看的，越到深处，便越是妖艳：夜空里的霓虹，舞台上的粉墨，烈酒、红唇、靡靡之音、醉生梦死，都要在夜里，用一盏一盏的灯点亮了细细打量，才能品出味道来。
如果说上海城是大海上最著名的一颗夜明珠，那么琉璃楼便是上海城里最璀璨的一抹光辉。四层翘檐小楼，每一层的走廊上都点着36盏琉璃灯，就连白日里都是不熄灯的，到了晚上，此楼方圆五里内都用不着路灯，躺在琉璃楼的房间里，不论夜有多深，都会产生恍如白昼的错觉，流光溢彩混合着漂亮女人们的胭脂粉香，吴侬软语，不是天堂又是哪里呢？
红琉璃提着食盒往一楼最东的房间走去，食盒里装着的是她亲手做的水煮肉片，琉璃楼的姑娘们都有自己的一手绝活，有的擅唱，有的擅舞，有的擅琴，红琉璃今年已经三十岁，她并没有出色的长相，也没有媚人的才艺，她只有一个长处：做菜。凭着这个手艺，她才能在琉璃楼里立足。眼下正在屋里等着她的，是宋氏金银楼的老板宋银林，这人尝过她的水煮肉片之后便上了瘾，隔三岔五便要来吃上一回。
宋银林新雇的保镖陈阿五站在房门口，他是一个腰圆膀粗的彪形大汉，模样长得颇有些唬人――在上海滩这种龙蛇混杂的地方，有钱老板多半要雇佣保镖护身，红琉璃早就司空见惯，不但不害怕，还对着陈阿五大大方方地笑了笑，接着，她推开门走进房间。
“宋老板……咿呀，人呢？”
红琉璃退回到门口，向陈阿五问道：“宋老板出去了吗？”
陈阿五一脸诧异：“没有啊！人不是在里面吗？”他往屋子里探了探头，房间里果然是空的。这间房子很小，靠北的地方放着一张雕花大床，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屋子正中放着一张小圆桌和四把椅子，左侧是洗脸盆架和梳妆台，右侧是一个樟木的衣箱，除此之外便再无他物。
红琉璃把窗户推开，不由“啊”地大叫了一声：这扇窗外正对着琉璃楼的围墙，离窗户只有一米距离，灰色的墙体上赫然有几处鲜血。陈阿五伸出手摸了摸那血迹，粘粘糊糊的，还没有完全干透。 （二）
宋银林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左侧脑疼得厉害，手底下一片冰凉，赫然是石板地面！
“这是哪儿？！”
没有人回应他，眼前的黑暗里没有一丝光线， 宋银林慌张起来，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伸出手去找墙，一连跌倒了三四次，才总算找到了。他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动，同时大声叫喊，但这墙竟然像是没有尽头一般，墙上没有门，没有窗户，朝着他所不知道的方向延续着，而他的呼叫也得不到任何回音。宋银林曾经听人说过，一个人在死了以后，会走过一条很长很长的黑暗隧道，如果没有人召唤他回去，他就会一直走到阴曹地府。
宋银林使劲掐了掐自己的手背，仍然有痛觉。这不是死亡，他被人算计了，有人绑架了他，他们把他丢在了一个黑暗的牢笼里，在死亡以前，他先要尝尽被囚禁的痛苦。他回忆着自己曾经得罪过的人，越想便越害怕。
“救命！救命！”宋银林终于崩溃地大哭了起来。他的腿发着抖，身体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般软下来。
“哈哈哈哈哈！”黑暗中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声。 （三）
常天走进宋宅客厅，一眼便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霍守成，虽然知道他是宋银林多年的好友，但常天的心里还是不由得紧了一下，毕竟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往来了，而当年那个心结，不知道对方是否已经解开？
霍守成正跟宋银林的夫人唐茹说话，唐茹双眼红肿，脸颊上泪痕未干，显然还在为了丈夫下落不明一事忧心忡忡。两人见了常天，便一起站起身来，唐茹朝他微微欠了欠身，招呼了一声“长官请坐”，霍守成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里冷冷淡淡，既不吃惊，也不局促。他的长相与十年之前变化并不大，那股傲气仍在，身材也还健壮，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些上海商人特有的精明。
虽然十年不见，但常天并不是完全没有听到霍守成的消息，他如今经营着一家酒楼，一家制碱厂，厂子的效益颇不错，如今的霍守成，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卑微的小巡警，而是大多数人见了要弯下腰毕恭毕敬地喊一声“霍老板”的富商了。值得欣慰的是，在很多人的口中，他仍然是个敢作敢为，讲义气的汉子。霍守成既然是宋银林的好友，后者出事，他来安慰照顾一下朋友的家人，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常天心想，这样也好，本来也有些事要向霍守成打听，他人既然在这里，就一并问了，真要单独找上门去，两个人只怕会更尴尬。
已经过去两天了，宋家仍然没有接到绑匪的勒索信，一般说来，绑架和勒索都是同时进行的――要赶在家属报警前提出警告。现在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实在反常，常天只担心对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
唐茹也正是为了这个担心，她向常天征求意见：“要不要我们干脆发一条启事出去，只要他们别伤人，我们多少酬金都愿意付。”
“绝对不行。”霍守成抢在常天开口前急急反对，“你这么做了，就是把主动权都交到对方手里了，他们觉得你胆小怕事，没有主见，更要狠狠讹你，而且其他人也会觉得你们好欺负，就算这次银林平安回来了，以后也还会再出事！”
“那可怎么办呢？总不能这么干等着吧？总要做点什么吧？”唐茹说道。常天看得出来，她是那种极传统的中国女人，虽然穿着上还算时髦，但骨子里却没什么主见，宋银林一消失，她就连思考的能力都一并失去了。
“要做些什么也不是由你来做。”霍守成瞟了一眼常天，“你说是不是，常长官？”
常天知道他的意思，有些赧然，连忙表态：“没错，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破案的。”
“是谁绑了他呢？”唐茹问，但这个问题显然常天没办法回答。他尽量不去看霍守成的表情，开始询问唐茹一些常规问题，可惜的是，唐茹基本上一问三不知，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个正经商人，和上海滩做金银首饰这一行的商人也没什么太大的矛盾，至于感情纠葛更是没有，宋银林去琉璃楼主要是为了吃，而不是为了红琉璃，那女子比她年纪大又不如她貌美，所以她并不是特别担心。
果然，在常天被停职之后的一星期后，白海洲尸体的几个部分被人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有人向警方反应，在白海洲失踪前几天，曾有一些不明身份操云贵口音的陌生人在其住宅附近出现。 （十）
常天在东源酒楼的包间里喝酒，他专门挑了霍守成失踪那一夜用过的包间。宋霍两人的失踪案仍然一点线索都没有，现在没有消息就算是好消息――至少还没有人发现宋银林与霍守成的尸体。
他想象着那一夜，霍守成独自坐在这里喝着闷酒的时候，心情大概就和现在的自己一样无助，他想做很多事，但是却什么也做不了。
有人在包间外敲门，他没有回应，对方只敲了两声便推门进来，常天看见一张神憎鬼厌的丑脸，大龅牙撑出足有三寸，像是在嘴的位置长出了一个拳头，下巴几乎没有，下嘴唇直接连上了颈子。
沙鬼原名沙贵，因为看不见人模样，人们便叫他沙鬼。此刻的沙鬼看上去和以前不同，过去的伪装被扒开，露出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沉之气。
沙鬼在常天的对面坐下来，他开门见山地问：“为什么要送我这个人情？”
“保命。”常天不想废话，他知道跟聪明人说话最好不要自作聪明。
沙鬼笑了：“只要你想，你可以要得更多。”
“我的能力有限，做不了太多事。”常天说道，“要做得更多，就得往上走，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升不了职吗？因为就算给了我更高的位子，我也坐不住。”
“人贵有自知之明。”沙鬼沉默了半晌之后说道，“上海滩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不多。我喜欢和聪明人交朋友。”
“在上海滩还是不要交朋友的好。”常天说道，“朋友就是软肋，谈钱更保险。”
沙鬼哈哈大笑起来，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下：“有件事，还希望常长官多费心，我有批货丢了，是内鬼做的，纱厂里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找到。最开始我以为是白海洲设下的局，现在可以确定不是。”
常天沉思了片刻：“这个局不是针对你的，是针对白海洲的，有人想借你的手除掉他，那一部分找回来的可能性不大，我只能尽力。”
“白海洲的仇人还不少。”沙鬼皱了皱眉头。
“我劝你不要追究。”常天说道，“对方不是要跟你做仇人，你逼急了，倒会逼出个仇人来。”
沙鬼想了想，点头：“你说得有道理，可我得给别人交代，也得给手下人交代，这是江湖，规矩比道理重要。”
沙鬼离开后，常天又给自己倒了三杯酒，喝完，然后站起来，踉跄着走出酒楼。街上仍下着下雨，雨雾加上醉眼，越发看不清这上海滩了。他没有方向地乱走，最后在琉璃楼前停了下来，以前车马不息的琉璃楼，如今已门可罗雀，楼上的琉璃灯熄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像是两行眼泪，沿着楼身往下淌着。
上海，这就是上海。常天叹了口气，走进去，点名要见红琉璃，老板亲自出来推说红琉璃病了，见不得客，常天见惯了说谎者，一眼便看出有问题，执意进了红琉璃的房间，红琉璃果然躺在床上，手脚脸上俱是被毒打过的伤痕，已经奄奄一息。常天二话不说抱起红琉璃走出了琉璃楼，将后者送到了医院。他又在医院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红琉璃醒过来。
“常长官真是个好人。”红琉璃说道，“我还以为上海再也没有好人了。”
常天苦笑着挠了挠头，几乎没有人这样评价过他。
“他们打你，是因为觉得你坏了他们的生意？”常天问道。
红琉璃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不然还为什么呢？在这种地方，人心都被袁大头吃掉了，不过白长了个人形罢了。”
“你为什么不离开那里？”常天问道，“你还没有存够赎身的钱吗？”
红琉璃摇摇头，转头望向窗外，外面还在下雨：“到处都一样，不过，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我很高兴这样离开，他们完了，是不是？”
常天点点头：“差不多。” （十一）
教红琉璃厨艺的人叫魏平，他不是被辞退的，是被人打断了一只腿丢出去的。听说他跟红琉璃好上了，把红琉璃藏在潲水桶里，想偷偷运出去，哪知道却被人发现了。
但他没有死。魏平一瘸一拐地回了乡下，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农夫，娶了一个农妇，红琉璃绝食了七天，七天之后她爬起来，决定活下去，她每天都做魏平教她做的水煮肉片，每天都让自己痛一次，她靠着这痛活着。
常天在办公室的窗前站了很久，他也回来了，他还有利用价值，他靠着它站在这里。骆杨嘱咐说，好好把宋霍两人的案子破了，上面就没有话说了。常天跟骆杨说不用了，估计就这一两天，他们就会被绑匪释放了。
唐茹送来消息的时候，也是红琉璃出院的那一日。常天买了两套衣服送到医院，算是给红琉璃的送别礼物，后者联系了一家教堂，决定做一个修女，她认为教堂大概是唯一可以真正保护自己的地方。
常天没有劝她。
“水煮肉片里要是不放花生，会不会好吃？”常天问她。
红琉璃愣了愣，随即笑了：“其实你已经猜到了，是不是？”
常天点点头，笑了：“这个局没有你是做不成的，只不过，谁都没办法证明，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不过，从今天起，我希望你就当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将红琉璃送到教堂之后，他才赶往宋家，宋宅外已经围了一大帮记者，他很费了些功夫才从人群中挤进去。
宋银林和霍守成都坐在沙发上，两人已经洗过了澡，换了身衣服，脸上有些伤，手腕处还残留着被绳索捆绑过的瘀痕，见了常天，宋银林扶了扶鼻上的眼镜，轻蔑地冷笑。
“长官，您来得还真是时候！”
唐茹在前一天夜里接到绑匪的勒索信，她按照对方的要求，没有通知警察，乖乖地把赎金送到了指定地点，第二天早上便接到第二封信，信上是一个地址，在南郊湖边的一座木房，唐茹带着家丁赶过去，发现宋银林与霍守成被五花大绑地扔在里面。
“两位老板要继续追查吗？”常天与霍守成对视着，后者皱了皱眉头：“当然要追查，这种事怎么能够姑息？！”
“你确定吗？”常天把嘴凑近霍守成的耳朵，压低声音说道，“见好就收吧。你以为沙鬼是那种吃了亏会往肚子里咽的人吗？”
霍守成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他把头转向宋银林：“宋老弟，借你的书房用一用，有些话，我想跟常长官单独谈谈。”
宋银林狐疑地扫了二人一眼，点了点头，将两人领进书房，关上门离开了。
霍守成在书房南侧的沙发上坐下来：“我知道，如果有什么人能查出来的话，那个人也只能是你了。不过我还是很想听一听，我是在什么地方露的破绽？”
“琉璃楼。”常天说，“没有人能从琉璃楼一点动静都没有地把人绑走，所以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什么绑匪，那个人是自己大摇大摆走出去的。”
霍守成挑了挑眉，笑了：“不错。”
“当时进了红琉璃房间的人根本不是宋银林，只是一个和他身材差不多的胖子，胖子戴上眼镜，贴上两撇胡子，再加上陈阿五那么个相貌不凡的保镖，谁也不会怀疑那个人不是宋银林。当然，红琉璃是认得宋银林的，所以她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她只需要像平常一样离开，去做那道水煮肉片，给屋子里的人腾出空就行了，那家伙要做的事也不多，不过就是取掉眼镜，拿掉胡子，把穿在里面的外套换到外面来，再在墙上撒点人血，然后沿着窗外的那条路走到琉璃楼的院子里，直接离开就行了，琉璃楼的客人那么多，谁都不会留意到这么一个人。”常天笑了笑，“琉璃楼的姑娘那么多，每一个都有恨透了琉璃楼的理由，如果有人愿意给她们足够的钱，又能帮她们整垮琉璃楼，大约谁都愿意冒冒险的，不过遇上红琉璃，还算是你们的运气，这个女人够冷静，也够能忍，不然的话，只怕你们不那么容易过关。”
“你还是没有说，我的破绽是什么？”霍守成问道。
“还用说吗？陈阿五。”常天说道，“他是宋银林的贴身保镖，怎么会认不出谁是真的宋银林？他陪着假的宋银林进了琉璃楼，又装作失职，陪着你们演了这出苦肉计。”
“宋银林开始并不知道我的计划，是我给他下了药，把他绑架了，然后才找人去冒充他。”霍守成说道，“我想趁机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险恶，稍不留神就会被人算计了。”
“他可不傻。”常天说道，“他跟人说自己对花生过敏，就冲着这一点，这人就不是个傻子。也就是因为花生，我才知道，是你算计了沙鬼和白海洲。”
“哦？”霍守成微微吃了一惊，“你知道宋银林在撒谎？”
“他是那么一个谨慎的人，怎么会随便跟别人说他对什么过敏？无非是想借这件事，看看有谁会对他不利罢了。”常天说道，“他其实根本对花生不过敏，他之前在酒楼跟人为这个大打出手，只是为了强化别人对这件事的印象吧？但你想得会更多，你查出白海洲就是那家酒楼的股东，我想你应该就是从这件事上看出白海洲要对他下手了，所以才设下了这么大一个圈套吧？”
“怀璧其罪。”霍守成说，“我知道惹上这个人，很难脱得了身，光是把宋银林撇开，也不能完全救他，而且，我也根本不想跟这个人合作。”
“你知道他和沙鬼有矛盾，又打听到沙鬼最近有一批军火要出手，所以就设下了圈套，劫了他的军火，先找人送消息给沙鬼，说找到了军火，又找人送假消息给白海洲，说找到了你，让这二人斗个两败俱伤。当时纱厂爆炸的事，是你干的吧？你知道这样一来，白海洲铁定就活不成了。”常天冷冷道，“你和宋银林也就安全了，而且经过了这件事，别的人也会投鼠忌器，怕因为这生意而惹上了大麻烦，一箭三雕，真是高明。只是你有没有想过，沙鬼以后要是查出谁摆了他一道，你认为你还能脱身吗？”
“我为什么要亲自去做这件事呢？”霍守成说道，“白海洲的仇人那么多，我只需要写封匿名信，献个计策就好了，我自己要做的，只有一点，保证自己在合适的时候失踪。”
常天打了个寒战，他怔怔地看着霍守成，在这个人身上，他已经看不到十年前的那个年轻人了。
“这里是上海。”霍守成知道常天在想什么，“我要做的也不过是活下去。我现在在你面前完全承认这些，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相信你，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常天仰起头来，忍住眼泪。他知道有些东西回来了，但是回来的这一份友情，还是他十年前最珍惜的那一份友情吗？
他从怀里将霍守成的怀表掏出来递给对方：“已经修好了。”
霍守成抚摸着怀表，眼圈也红了。
女性法律论文范文第10篇
法条主义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的进路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意义。[注释1：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中国一般称其为“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而在美国，至少是在波斯纳那里被归结为形式主义。波斯纳曾对形式主义法学以及——更广阔地——对一般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细致地讲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优点。见RichardA.Posner，Problems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条主义将法条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要求社会生活都服从法条。这种方法往往适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规制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都处于——有时是急剧的——变动之中，并且作为社会生活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条主义，这并非学术本身的逻辑要求，而是学术所附着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时，中国法学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必须超越法条主义，因为学术发展本身不可能来自学术资料本身。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进行着这种超越法条主义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社会变迁，已使得许多法学家不再满意法条主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进路和方法。
但是，现有的中外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对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够的系统关注和理论分析。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很少提及方法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了），偶尔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没有结合具体实例的细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表述，只是笼统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题。近年来，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法律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论论述，但是法律经济学分析对数据要求的标准很高，对经济学素养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难以在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界。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of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要寻求一种与法律人有更多相关性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因此，在放开眼界的同时，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试图提出一种我暂且称为“语境论”的进路。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就态度而言，这种语境化一方面拥有法条主义一般说来容易表现出来的尊重既定具体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又要求或至少是隐含了对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的学术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批判态度；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学术的强调，这种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了某种建构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战略。就总体而言，这一进路反对以抽象的、所谓代表了永恒价值的大词来评价法律制度和规则，而是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的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社会问题做出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当从宏观上考察时，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或原则的简单搬用或重复；它有哲学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也不强调哲学，而是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
必须对本文标题中的一些关键词加以强调和说明。首先，本文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路，在这一层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与法律条文并不等同，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或无需正式条文的规定（习惯）。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个别的司法活动，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化处置社会常规性问题的方式。其次，希望读者注意，本文强调语境论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研究进路（包括法条主义进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欢迎法律研究的其它进路和视角，只要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到没有原则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笼统地谈“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为言者缺乏智识能力（分不清理论之是非），就是因为媚俗、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对目前中国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同样旨在超越法条主义的两种主要法学研究进路提出理论上的分析批评。第三，尽管有种种危险，本文还是试图对语境论的进路提出一种略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这一进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题，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体化，成为一种方法或类似于方法的东西。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努力不仅有可能失败，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教条。因此，我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它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联系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它更多是一种入门指南，而不是一种操作手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真正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话）严格依据某一操作规则而获得。因此，读者只应把这种方法论表述作为获得“语境论”和思考问题方式的一个或许有但不必定有帮助的过程；做人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做学问过河拆桥则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须。
为避免方法论的讨论“玄学化”或过分“概念化”（这常常是难免的），讨论必须有所附着。为此，本文特别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作为展示这种研究进路和方法的范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现这种分析进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说力。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有关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仍然是一座过后就可以拆的“桥”。但是这并不意味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虚构的，没有经验材料支持，因此是没有意义的。的确，本文中谈及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构建，即它不等于某个朝代或某个地区的具体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经验材料支撑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附着于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我将首先对法律制度研究的“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解释力的弱点（本文将不对法条主义的进路展开讨论）。然后，我展开本文主张的“语境论”进路对这一制度的分析和理解，力求比较细致展示这一制度的历史正当性。第三节将对这一进路作进一步的理论解说，回答人们可能对这一进路提出的批评。第四节试图根据上两节的分析提出一种显然很不完善但有必要予以追求的理论化、公式化的表述，力求它可能作为一种制度研究的方法或指南。第五节，我将进一步展示这种进路和方法对于理解西方法律制度的适用性以及对我们今天法治建设的部分相关性。最后是一个小结。
一、
大致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诸多特点中，具有法律意义的大致有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同性不婚、七出三不去等。[注释4：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特别是第2章；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1992年；郭建等：《中国文化通志·法律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特别是第3章。]对于这种传统的婚姻制度应如何理解和分析，就与当下法律的相关性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进路，我分别称其为“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注释5：当然，这里的概括并不涵盖一切。至少在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种“史实”的进路，这种进路特别强调发现和引证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本来面目，不追求对制度或规则本身做出解释，力求保持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但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本文的关切相关性较少，我将在其他地方对这一进路做出分析和评价。]
从“价值论”的进路切入，大致说来，对上述婚姻制度的种种特点（也许“同性不婚”除外）都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一种家族主义的、父权主义的价值，反映了对妇女以及其它弱者（子女）的歧视和压迫，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或中国封建社会无视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主流价值取向，因而传统法律制度是必须批判、彻底废弃的；在这一话语中，传统婚姻制度的全部作用只是证明我们（特别是作者）的伟大、我们祖先的愚昧。
作为一个现代的个体来说，我当然赞同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并且认为传统婚姻制度的这些特点在现代条件下是应当并可以废弃的（事实上也正在被废弃）。但是，法律的学术研究并不是要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表示一种不共戴天的革命态度，更重要的是要解说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得以产生并长期延续，并进而理解我们的今天的制度。如果传统的婚姻制度真的是那样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就只能——如果激进一点——从一种非常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将这种制度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即统治阶级或体力更强的男子或父亲利用自己的强力有意欺压弱小者，并制度化地巩固自己的特权；或者——如果缓和一点——可以说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比方说容格说的集体无意识，或者简单公式化地将之归结为小农经济的影响）选择了一种父权主义、男权主义的价值，由于这种价值选择的错误，因此造成了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落后、残酷和荒谬。
这两种解说都很难成立。第一种激进的说法看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观相一致，但实际上由于它完全没有考查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发生的经济生产方式，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落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而一旦进入实证的层面，我们就发现，这种解说实际必定要基于一个几乎无人可能接受的假设，即所有的男子和父亲（也许还要加上包办婚姻和重男轻女中的母亲）都是天生的极端自我中心的恶人，他/她们不惜牺牲自己亲人的利益，甚至会有意剥夺自己亲人的利益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且由于所有的人只要不是“英年早逝”，都大致会成为父母亲，因此，这种论述的结果只能是“打倒一切”。我并不打算否认世界上确实连窝边草都不放过的人，但是，如果从我们的生活周围（我再次假定人的生物性特征是长期稳定的，尽管不是永久不变的）乃至历史路上看，这种人如果有，也很少；否则，我们如何面对孟子所概括的并得到广泛认同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呢？大量的历史记述和故事告诉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男子至少在其恋爱期间对其钟爱者的万般柔情；在古代的（这种状况如今日益减少）所有社会中，一旦面临灾难，为了保护儿童和女人，男子不仅会奋不顾身，而且这常常是一种法定的（尽管不一定形成文字）义务。如果读者不否认这些，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无论怎样都无法调和、又不可能同时为真的两个关于人的一般命题：所有的男子或父母亲都会为了自我的利益剥夺女子或子女的幸福，以及，（至少有一些）男女之情和亲子之爱往往是最动人无私的。
价值选择论的说法会缓和一点，但同样无法成立。这种说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一个社会的价值视为与该社会各种生产生活条件都无关的东西，似乎人们在价值选择时完全不受社会、人类生活和个人利益的影响，完全是一种集体的随机和随意的选择，并且，一旦选择之后，选择者本人及其后人就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一条道上走到黑，直到由于某种以外的原因引入了某种新的价值。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我将在后面的分析中仔细论及）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且这实际已从根本上剥夺了“价值”这个词的意义（这是发生在为维特根斯坦所批评并认为不可能存在的“私人语言”了）。价值本身就是相对于人（人类、阶级、群体或个人）而言的，没有人的存在，不与人发生某种关系（效用或反效用），任何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当我们说某个东西有价值时，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这是我或者你应当追求的东西。
这种价值选择论的说法还进一步低估了人们的变通能力。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强调了特定社会的人们在价值选择特别是初始选择时享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因此，今天我们对某种价值之选择也可以是无条件的）自由，而就在同时，它又完全否认了这一社会的人们或后代对价值重新选择的可能性和条件。似乎一旦价值选定后，只要没有新的价值的引入（似乎不可能内发产生新的价值），那么，某个特定社会的人们就会永远将错就错下去。此外，这种观点还隐含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种族主义因素（包括所谓的“亚洲价值论”）。
第三，这种价值选择论也实际上把我们今天认可的某些做法和倾向视为一种永恒的、无条件的“价值”，不仅将之神话、终结化了，而且把这些做法或偏好视为与时间空间无关的一种实体，是脱离社会的某种东西，这就很容易把价值视为一种天才人物的忽然发现，视为某种知识分子的独家产品。这种倾向不仅有太重的自我吹捧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隐含了很危险的话语霸权，隐含了一种和无视民众的观点。实践起来，更可能导致暴政。而我将在后面有关程序正义的语境论分析指出，即使是我们今天认可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不仅从理论上，这种价值论进路的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而且从实践上看，这两种进路都势必导致当代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很容易把过去的历史仅仅视为谬误，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当然，在一个社会需要变革时，有时这种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也许会具有革命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甚至也不无促使学术传统更新的作用（但这仍然是社会的意义），但如果从知识上看，它无法满足智识的要求。
“文化论”的进路与温和的价值论进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其一般表述而言，最典型的是经常被引用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在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莫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了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另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这段话按照通常的解释，被认为是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根本的类型的差别，尽管它并不是不可以作其它解释。[注释9：显然梁漱溟先生的话是一种比喻，我基本赞同他的结论，但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则可能有不同的论证；因此对他的话如何解释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化的不同，如果将中国的文化形态主要视为一种心态、一种态度的外射，则我不能赞同他的论证，但是如果将这种文化形态视为诸多社会制约与人互动的产物，则我赞同。但似乎梁漱溟先生偏重于前一种解释]如果按照通常的解释，这种文化论的进路与温和的价值论进路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比较强调文化、观念、心态或抽象的民族精神对于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样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这种文化更多是集体下意识选择的产物。但是两者的最大差别也许在于，价值论侧重于从单线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对两种价值的评判，但文化论则侧重于从文化多元的理论框架强调对不同文化的同情理解。[注释10：必须注意，我在本文中将予以阐述的“语境论”进路同样也强调同情理解，但是，这两种进路的同情理解仍然有许多不同。文化论的同情理解更多是从符号和意义的角度上进行的，试图重构一个文化的“意义之网”，而就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而言，从这一进路研究的典型是梁治平。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系统的文化论进路的解说，请看，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有关对这一进路的理论性阐述，请看，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同上。]
我曾在其它地方曾经对这种文化论的进路进行过比较细致的分析。一方面我高度评价了这一进路的理论化努力和贡献，而另一方面，我也指出了这一进路可能隐含的问题。就问题而言，我认为这种文化论研究进路具有很强的“唯心”（不带贬义和政治色彩）的色彩，即强调人（复数）的观念、价值、思维方式、意义赋予对法律制度的构成性和限制性作用，人们因此可能难以从这一进路看出法律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受制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的一面，例如人口、自然地理、耕作方式。在我看来，文化既是选择的，也是被选择的；意义和安排秩序的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变化既是文化的、也是功能主义的。此外，文化论进路的法律研究由于强调文化的根本区别及其重视“差异最大化”，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title=‘跳转到该注释’name=‘注释1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页38.>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注释1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页38.>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
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些质疑（尽管我并不排斥这种文化论的进路）。并且认为，这一进路仍然难以用来考察回答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定问题。比方说，我们就很难用文化论的进路来解说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制度的上述特点，即使做出解释，也几乎等于没有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早婚”？如果你回答，这是中国的文化类型决定的。这几乎等于没有给予回答）。显然，对于这些具体的制度性特点，我们必须寻找其它的解说进路）。
二、
基于上述两种进路的弱点，我主张，在考察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时，要坚持一种语境论的研究进路。就上述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系列特点而言，我认为，它们都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或与这一生产方式相伴随的诸多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是为了回应人类如何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繁衍生存问题的。
我们可以从传统社会中人的预期寿命来进入这个问题。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医疗水平也很低。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平均寿命很低，“人生七十”就算是“古来稀”了。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是35岁左右。而据刘翠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家族的家谱研究，在1400-1900年间，中国人出生的预期寿命约在35-40岁之间波动。显然，在没有现代科学发展起来或大量传播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前，由于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由于农业耕作的劳累，由于种种天灾人祸，人的寿命不会太长。
也正是这个生命周期的问题，为了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就必须早婚。假定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那么如果当时人们结婚年龄如同当今城市人结婚的年龄，那么该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去世时，其头一个子女才10岁出头，这样大的一个孩子在农业社会中虽然可以参加劳动，但尚不足以独自谋生，而其最小的弟妹则可能还在襁褓之中。显然，这种婚龄是无法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早婚几乎是一种必然，一种最佳选择。如果16岁结婚，40岁去世时，长子或长女已经20多岁了，完全可以独自谋生，成立家庭了；下面的弟妹一般也可以独自谋生了；即使最小的弟妹还小，长子也可以承担起抚育的责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更一直都有“长嫂如母”“长兄如父”的说法和实践）。因此，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就有确证的法律规定婚龄而言，大致在男20，女15，甚至更早。并且要注意，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婚龄往往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注释16：陈顾远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对中国远古时期规定的高婚龄表示不可信，原因就在于他是用现代人的允婚婚龄理解古代的必婚婚龄。]规定的不同表现出，同样是婚龄，其针对的常规性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而言，前者要是维系人类繁衍和国家人口数量，后者则声称要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一旦承认早婚早育的合理性，媒妁之言与包办婚姻就几乎不可避免。由于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们往往是在一个村庄长大的，同村的同龄异性往往是近亲属，可以接触到并可以成为配偶的异性很少。与别村的适婚异性也很难交往，一般说来，当没有确定的可能性之际，你不大可能在辛勤劳作一天之后，翻山越岭跋涉几十里地去寻偶；即使是有这个干劲，由于没有事先的约定，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此，我们在古代小说或戏剧中，常常有一见钟情的男女相约来年在某地再次相见之类的说法，这实在不是偶然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今天习以为常的自由恋爱方式婚配，交易费用会极高。为了扩大择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媒妁之言就不可避免；媒妁之言实际是一种择偶的信息渠道，在乡土社会中总体说来（尽管并不总是）具有正面的功能。
与此同时，包办婚姻也就很容易发生。首先，由于结婚要早，婚姻者也许还不懂儿女私情，还不留意异性（例如，戏剧中梁山伯对祝英台同窗三年尚不知对方是女性），很自然，婚姻就成为父母为儿女操办的一件大事。应当说，这种包办一般还不会造成什么悲剧；重要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青年男女也许会自己相爱，而这时由于交往对象的局限，所爱的人往往是长期经验累积起来的习惯法不能允许成婚的近亲，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包办婚姻就会酿成个人的悲剧。当然，促成包办婚姻发生还有其它一些因素。首先，对异性的爱慕是青春期性冲动是一种生物性本能，往往“当局者”会不考虑其它任何因素。但是婚姻却是一种制度。它涉及到诸多的社会性因素，最起码要考虑到后代的健康、养家糊口。因此虽然以生物性本能为基础，而婚姻则必定是涉及利害的选择。父母为了儿女着想，往往选择儿女不熟悉不了解的人，选择富裕一些的人家，至少是同等殷实人家。前一选择是保证后代健康的要求。而后一选择标准也并不简单的是嫌贫爱富，而是一种因生活需要而必须做出的选择。在没有其它标志证明婚姻对象的潜在生活能力之际，以现有的家庭财富作为一个择偶标准，对于那些为子女择偶的父母亲来说，一般说来，也许是最实在的、最可见的、最经济的标准。只要设想一下，即使当今的父母，又有几个人会完全不考虑儿女婚后家境呢？尽管如今可能会看重一些学历之类的东西，但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学历也大致是另一个衡量未来收入状况的标志。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并不一定考虑这些，而可能更多考虑相貌或其他性特征是否吸引人。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些儿子在婚后往往会同父母一起居住，父母一般不愿家里出现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底细、性格上有冲突的陌生人，因此，他们自然也会要求对儿女的婚姻做主。因此，子女的婚姻选择和父母为孩子做出的选择之间就必然隐含了某种冲突乃至悲剧的可能。当然，父母由于其控制经济，由于其成熟，由于其交际面的广泛，由于其长期形成的地位都使得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占据主导，因此，包办婚姻就成为一种婚姻的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
同姓不婚，与前几点相关，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为回答乡土社会中甄别可结婚对象的一个简单且有效的规则。首先，通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现，如果近亲结婚，更可能出现畸形、痴呆的后代，这种状况将造成极大的社会负担，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无法承担起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其次，在一个人口流动不大的乡土社会中，同姓者确实更有可能是近亲。第三，由于缺少文字记录，乡土社会也往往没有其它更为有效且便利的甄别是否是近亲的制度。因此，在乡土社会，同姓不婚就是防止近亲结婚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制度，它节省了人们细致考察哪些同姓可以哪些不能结婚所需要的、有时可能是巨大的费用。只有当有充分且显然的证据表明同姓者不可能是近亲时，这一规则才不再适用。
最后，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有关离婚的规定。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和离”，即双方自愿离婚，对这种离婚历来并不禁止，尽管事实上并不多。一种最主要的、在今天也最引起道德谴责的离婚制度是“休妻”，长达数千年。根据这项制度，如果有以下七种情况丈夫可以单方面的将妻子赶走：这七种情况是：无子、不抚养丈夫父母、、乱说话、偷窃、嫉妒和恶疾。但是如果细致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七种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相联系的。无子，其实，这一规则的主要关注并不在于某个个体能否生育，它的主要关注是一个有无后代，有没有养老保险的问题。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代，如果谁没有后代，他或她老了，就很难生存下去，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有儿子对于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都很重要。不赡养公婆，这也不仅是一个不孝顺或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在于这种行为是对农耕社会的老人保险制度的破坏，有可能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其后果和无子是一样的。，这也会造成社会关系的紊乱，造成家庭的不和，甚至可能导致血缘的混乱；这个问题在一个乡土社会中所带来的影响会非常大。乱说话，同样，不只是会惹事生非，重要的是会造成家庭、家族或社区的冲突。盗窃也是会造成秩序的混乱。这里面可能最有道德争议的是恶疾和嫉妒。问题在于“恶疾”是有特指的，并非一般的疾病，而往往是长期的且具有强烈传染之可能。这种疾病的问题并不在于使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有可能会长期耗费家庭的大量财产，造成其他家庭成员难以生存，甚至疾病会传染，造成整个家庭、家族乃至村庄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休妻确实非常残忍，但这也许相比起来是最为现实的选择，这就如同，在爱斯基摩人中，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冬季食品奇缺之际，老人会自己离开部落，将食品留给年轻人和孩子的做法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仁慈是奢侈的，需要以某种程度的富裕为基础的。最后是妒嫉，这里的嫉妒也是特指的，往往是与无子相联系的，本来妻如果没有儿子，是可以通过娶妾予以补救，但是妻子嫉妒不许丈夫纳妾，这就会造成无子的问题，因此可以休妻。所有这七条当然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在农业社会中，男子是主要的生活资料的创造者，由此导致男女的不平等。但这恰恰反映出小农经济社会的制约，而不是由于人们当初选择了男女不平等的“价值”。
但是，即使在这种制度下，也并非完全不保护女性，与七出的同时，又有三种情况不能休妻。这就是，同更三年丧、丈夫家先贫穷后富裕，以及无家可归。这三种情况都是为了保护或客观上保护了妇女利益。同更三年丧，并不是因为妻子贤淑，更重要的表明妻子对丈夫一家做出了贡献（丧事不仅对丈夫家是一个重大的花费，而且父母死后三年也往往是丈夫最需要扶持的时期），先贫穷后富贵同样是为了保护妻子共同参与创造的家庭财富不被剥夺，无家可归则是为了防止增加社会负担。因此，虽然表面上有种种休妻的许可，但是只要有了这三种情况之一，就不允许休妻（至少在唐以后一直不能援用三不去，这是对妇女的一种震慑）。此外，“无子”也并不是休妻的绝对条件。依照唐律的规定，妻子只有到了50岁以上（也就是绝育期以后）还没有儿子方能休妻，而妻子到了50岁时，在一个人们预期寿命35岁甚至更低的年代，她如果还没有“同更三年丧”，那么家中父母也已去世因此“有所取无所归”，属于三不去的范围了。而且古代是允许纳妾或过继，因此，无子对于妇女一般说来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正是以这种方式，妻子的利益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制止了丈夫在另有所爱时遗弃妻子。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尤为重要，妇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如果遭到遗弃，妇女就没有生路，或者会加重社会的负担。当然这种“保护”当然很不充分，妻子可能日子还是不好过，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妇女来说，她们无法诉诸政府的保护，因为当时的政府，由于种种财政上的限制，无法建立和支持一个强大的司法执行体系，它可能为妇女提供的保护最多也就是这一点了；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首先是活下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权利，权利永远都受到一个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
将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放在受当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条件中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都不是某个圣人、天才人物凭着头脑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恶人有意要欺压妇女，而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实践的智慧，是经过考验的，只要是“天（社会条件）不变”，这个“道”也就很难变；其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在当时的严酷的社会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公正的，因为它尽可能地平衡了各方面都必须考虑的利益。当然，也正是在从这种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与这一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相违的许多司法特例，例如，一些允许同姓结婚或无需媒妁之言父母包办的特例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制度确实是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至少在这一进路和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具体社会的诸多制约条件，其中包括自然、气候、资源、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人的相对恒定的自然属性等共同塑造的。我在这里坚持了一种同情的理解，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情理解。
三、
这样一种分析进路，显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但是，在一些急于中国现代化和建立现代法治的法学或其他的学者看来，这样一种进路会令他们很不顺心。首先，这样的语境论进路以及其中隐含的同情理解会大大削弱对旧制度的批判，赋予了旧制度过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建立。因此，处于一种“价值”的判断，他们会仍然坚持对传统法律制度的批判。其次，如果理论思维更精细一点，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也许忽视了“现代”价值、观念、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这两种怀疑和批评都有道理，但未必精当。这一进路其实并没有赋予——仍然以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为例——这一制度某种超越时空或一切社会条件的正当性；恰恰相反，由于总是将一个制度的正当性同该制度所针对的社会常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自然条件联系起来，这一进路本身隐含着对任何制度强烈的批判精神：只要某个制度所针对的问题变化了，或者是其他社会、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原先具有正当性的制度，即使是如同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就需要有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予以替代；如果某个制度所针对的问题由于其他社会条件的变化消失了，那么这个制度就有废除的必要；如果由于社会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就需要并且也一定会建立或形成新的制度来解决。在这一进路中，任何具体的制度本身都不具有超越一切的合法性，都必须服务人类的、特别是当代人的需要，这才是任何法律制度合法性的根据。它反对用一种自我中心的、上帝式的、历史在我这里或在我们这一代终结的眼光来考察和评价任何制度，而主张并力求进入适当的语境，移情地、体贴地、具体地予以考查和评价制度。正如卡多佐所言：“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制度变革和改革，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变革都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并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是从发达国家来的，而在于它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的要求，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要求。这岂不是更强化了这种变革的正当性吗？！其实，仅仅因为别人或别国如何如何这并不能赋予某种做法或制度本身任何规范性或正当化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因为国外有某些同性恋家庭的家庭关系很好而认定那些夫妻关系不太好的人都必须组建同性恋家庭（或者相反），或者因为西洋人从不听京剧就认定中国应该废除京剧吧！制度变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之真正根基必定要扎根于（而不就是）我们的感受。
因此，这一进路和价值论进路在求变上具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更深入一些；它不像价值论那样容易或总是从道德善恶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在语境论的进路看来，用善恶的语言来考察制度这不是法律的进路，其最终往往只能借助暴力来解决问题。语境论要求，你不仅要提出目标，而且考虑船和桥的关系问题；它在坚持法律制度变革时还强调要细致分析考查法律制度形成和确立所必须具备的种种条件。它不以“变”作为一切，而是隐含地以是否“变得好了”“变得有效了”“变得更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三者在实践上是同一的）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如果变得结果必定更糟，它也反对变，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又可能是保守的。它也重视法律的移植和模仿，但并不以移植和模仿本身为目的（如同那位学步邯郸而忘记如何走路的古人），而是以模仿和移植作为理解并进而解决自己面临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因此，语境论的进路不是宣传鼓动家的事业，也不是一般的思辨家、学问家、评论家的事业，它属于实践者和行动者。它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推进这种改造；它不是大连金山体育场那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呐喊或体育评论员的赛后评点，而属于（因此并不等于）尽管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但并不只能或只应以失败告终的一代中国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它拒绝“天桥的把式”，而欣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由于是行动者、实践者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也并不只是要求人们消极等待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成熟，它非常欣赏王进喜的格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它首先会去创造条件，它懂得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河，但首先要解决船和/或桥的问题。而且，它承认人们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这种条件之一。
因此，这一进路其实也并不看轻观念、制度乃至信仰、意志的作用，它只是从不把这些因素从具体语境中脱离出来，以它们代替基督教中的那个上帝，作为世界一切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它坚持任何观念、制度和信仰都必须要附着于人或其他物质性的存在物，而不可能凭空存在，最起码它们要附着于我们这些有着无法摆脱的“沉重之肉身”的普通人。因此，在这一进路看来，早婚或晚婚完全不是由于古人和今人的抽象价值不同，而是由于社会条件变化引发了生物特性大致稳定的个体的机会成本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不过是对这种社会基本格局的一种简单便利的表述而已，这里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一进路坚持，任何话语的机制都要依附于非话语机制才能得以运转，才能发生效果。它当然相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会形同虚设”，[注释26：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但是，它强调即使信仰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所依傍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或直觉的判断，而是一个依附于种种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注释27：苏力：“法律如何信仰？”，《四川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增刊，页30-32.]它甚至会认为即使是情感、爱、恻隐之心、本能、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如同福柯所言——从这些人们通常认为最没有指望发现历史的地方来发现历史。[注释28：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1998年，页380.]例如，它不会把曾在传统中国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溺婴特别是溺女婴仅仅视为人性的丧失、人权观念的缺乏或天性的重男轻女，也不会把“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或“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视为人权观念或女权主义的忽然发现或最早“萌芽”，而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结果。[注释29：分别为陈琳《饮马长城窟》和杜甫《兵车行》的诗句。]它既不会如同某些卫道士把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婚外恋现象增加归结为人性的背离，也不像某些理论家将之归结为人性的发现，而是认为这更多是人口流动增加、交往对象增加以及其他制约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果，因此，即使是这种似乎完全是由基因或生物本能决定的东西，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也仍然是历史的、语境的。
因此，这一进路也就根本不是决定论。它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只是它又认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历史；它承认法律制度也是人创造的，但是由众人而不是由某个天才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同创造的，法律制度不是一章法条，可以由某一个学者起草某个机关颁布的。它承认，即使针对的是同样社会常规问题，也未必要以同样的制度来回应，或一定要以某种制度来回应，因此，它不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无需对症就可下药且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从这一进路看来，恰恰是价值论或文化论可能隐含了更多的决定论或反文化论的因素，恰恰是那种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某一原则或制度，认为坚持某个原则就必定会如何如何的思路更具决定论的因素。依据这一进路，当必要时，它甚至会乃至必须界定和考查那些不在场的或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乃至随机因素（比方说，中国如果没有孔子，或者孔子不是死于73岁，而是死于37岁，中国传统的文化表述又会如何？）。
这一进路，因此，与抽象的价值完全无关，它要求聆听，要求一种充满博爱之心的理解，要求细致的调查、对大量相关细节的辨识和把握，它要求耐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它要求人们想“事”和想“问题”，而不是想“语词”或“概念”[注释32：OliverWendellHolmes，LawinScienceandScienceinLaw，12HarvardLawReview，443（1889）p.460.]——尽管人们无法脱离语词和概念想事。它甚至不反对价值判断，只是认为，这种判断是应当在了解、斟酌问题和诸多条件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并且不要将这种判断神话，不容讨论。
对法学家来说，这一进路因此还隐含着要求法学家集中关心法学的问题，但它并不以专业化的名义要求法学家仅仅关注被一个社会的学科建制标记为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话语，相反，它要求法学家尽可能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它要求法学家有法律职业者的眼光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常识，注意“常人”（reasonableman）的标准。它相信并坚持在学科建构上法学是而且应当是（为了学术分工的效率以及司法独立）一个独立的（independent）学科，但不相信一个真正具有活力和能解决问题能力的法学有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不相信一个满足于自斟自饮的法学有可能是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合法性的学科。
四、
由于需要大量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因此，这一进路严格说来几乎完全无法表述为一种公式化的方法。但是，依据上一节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分析，我还是试图对这一进路做某种更为细致的公式化概括，也许这种概括很是拙劣，但是至少会比一般的哲学命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更为具体一些，至少可以给有兴趣继续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们某种略微细致的提示或警示。
当考查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时，这一进路的第一步是善意地力求重构这一制度或规则所针对的社会常规问题。这里必须对几个词作一点解释。首先是善意。一般说来，当一个制度或规则能够在历史上或某一特定时期内比较长期地存在，应当说，这一制度和规则都必定满足了接受这一制度或规则的人们的特定需要，否则这一制度就不可能比较长期的存在和延续，除非是长期地运用暴力强制人们接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使用暴力也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即使是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比起初民社会的杀戮战俘的做法也是一个进步；而奴隶制的崩溃并不是由于人们理解了正义和人权，而是由于奴隶制的效率。[注释35：见巴泽尔：“奴隶制”，《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05-118.]当然，这里的善意并不是假定制度创造者本人怀有善意，而是指研究者不要急于（因此并不是完全排除）从道德上来指责、解释历史上的“恶行”，而是努力将制度视为对常规性社会问题的回应，即使这种回应可能是错误的、恶劣的。从认识论上看，这种善意也是今天的研究者理解的前提条件。[3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其次是“社会常规问题”。法律制度和规则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少数特例，而是要解决比较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尽管提出这一社会常规问题的事件有可能是一个历史上不再或很难重复的特例。例如司法审查制度是来自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件，甚至与此案中的主要当事人马歇尔个人的许多具体的想法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制度，司法审查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案例中发生的争议。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案争议，就不会有作为制度和规则的司法审查，而只有作为一个事件的司法审查。[37：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因此，当针对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在某些特例上出了毛病，我们不应简单否定这一制度的有限合理性；正如O.J.辛普森审判不能否定美国的司法制度或刑事司法制度一样。第三是重构。必须指出，完全的重构是不可能的，这种重构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必定是力求。因此，重构的结果有时可能会有多个，因此一定要将重构作为一种假说，而不是一种定然的事实。研究者必须对这种重构有一定准备，一方面，在强有力的证据否证这一重构之前，要有坚持这一重构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当强有力证据出现之后，又要有放弃这一重构的坚定性。
第二步，当重构了问题之后，研究者必须再考查人们的自然禀赋、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等相对稳定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之在解决这一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和规则选择的基本制约。当然，首先要考查人的自然禀赋（即所谓“人性”）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当时社会中常人的或履行特定社会工作的某一类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的常规生理能力、认识能力、专业能力以及其他一般特点或弱点（例如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遗忘、有时会缺少反思、有限的利他心、爱有差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运用“常人”的规则，而不是强调具体案件中的某个具体人的特点，防止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的或理想化的要求。必须注意，尽管人的自然禀赋一般说来相当稳定，甚至长期稳定，但它并非一成不变，从长期来看，这些特点都有可能（至少不应简单地排除这种可能）要随着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发生变化，例如，我们今天拥有的语言能力、记忆力等，甚至人的“自然”情感，在一定意义上，都不完全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社会的因素参与塑造的。此外，还要了解当时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以及往往与此相伴的资源。这些对法律制度往往具有重要的制约。
比方说，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早婚早育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当时历史水平下保证人类种群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自然禀赋决定的，每个物种都“力求”自己种群的延续，或者说，那些不具有这种自然禀赋的物种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都逐渐被淘汰了，不管这一种群有什么样的在我们看来“好的”或“坏的”价值，剩下的都是那些具有这种自然禀赋的种群。人类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技和医药发展水平，一般人的预期寿命要大大短于现代一般人的预期寿命。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早婚得以成为制度，仅仅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有效率的维系人类延续的法律制度，而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无涉。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一思路来分析媒妁之言、包办婚姻，发现在早婚且社会信息流通不畅、交易对象有限的社会条件下，这也许是防止近亲繁殖保证子孙繁衍的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简单且便利的制度。当然，在这一考查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不可能考查一切相关因素，因此，应当集中关注最主要的一个或几个制约条件，从此去理解、发掘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
第三步，不应当简单地将这种构建起来的正当化予以固化。必须认识到这种正当性只是一种“构建”，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在考察其他条件的同时，还要看看有无其他制度或规则可以更为恰当地解决我们今天善意重构的那个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可以继续下一步；而如果有，则要追问为什么这些今天在我们看来显然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没有得以确立，由此有可能发现为我们忽略的或尚未认识到的其他制约因素甚或是人为因素。当然，这种探索并不一定会有结果。此外，在探讨任何正当性之际，都必须保持一种非决定论的态度，即承认制度创立者们的自然禀赋和信息都是有限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性力量和信息同样是有限的。承认第一个有限是因为制度创立者们不可能如同我们今天这样可以很方便地拥有大量信息，可以从容地进行比较和选择。承认第二个有限是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完全无法重构和理解制度创立者的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此外，还应当考虑制度和规则发生的某些随机因素或选择领域，一定不能将某一种选择视为非此即彼的定然。
由于除了纯粹的历史考查外，任何对历史上的或外国的法律制度或规则的考查往往都伴随了当下的关怀，历史的正当性往往与当下的正当性以某种方式相关，因此，第四步，法学研究者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考查与某个法律制度或规则相关的当代的社会问题，考查支撑先前某法律制度或规则的诸多社会制约条件是否有重大到必须改变这一制度或规则的变化。必须指出，这种考查并不可能总是得出一致的结论和判断，甚至常常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和判断，因此，这种考查也并不应当是决定论的，而必须允许对一种制度和规则有多种正当性之判断，正如在一定范围内法官做出几种判决（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决）都是正当的一样。只要对事实没有争议，那么这些不同的判断或结论是可以竞争性并存的。并没有高下之分。如果争议出自对某个或某些事实的判断，那么，这种争议就是可以辩驳的，有可能通过对事实深入调查而获得进一步沟通；而不是如同纯粹参照个人感受而发生的“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只有黑白对错的对立，没有沟通妥协的可能。还必须指出，以这一方式来考察制度并不要求一旦发现社会条件有变化制度和规则就必须有所变化；对一个珍重法治的法律人而言，只有当社会的变化已足够大，制度和规则之变化带来的社会利益已足以弥补这一变化必然带来的社会损失之际，才要求制度的变化，因为保持制度和规则的稳定本身就是法治的最基本的形式价值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的稳定性、保护被依赖的利益等）。
基于同样的思想脉络，即使发现社会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第五步，一个负责任的法律研究者还有必要提出具体的制度和规则变化，并基于当下已发生的或有根据预期其即将发生的社会条件变化来说明新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法律是天下之公器，因此，任何人都完全可以表达自己的偏好或理想，但是如果他/她要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的研究者，而不是作为一般的号召改革的政治宣传家或社会活动家，他/她就不应仅仅用自己的偏好或抽象的价值作为支持某种变化的根据，不能笼统地用一种热烈的言词表述一种“价值”或“方向”的选择，他或她必须有更为坚实的事实支撑其主张；而利益相关的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她做出更为细致的利弊分析和盘算。
必须指出，这五个步骤的区分并不严格，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它们有可能相互交错。例如，第一步的问题构建就很难完全脱离对制度发生和运作之时代的社会条件的初步了解。此外，也并不是只要经过了这五个步骤就一定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或判断。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步骤有可能要重复多次。因此，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肯定不会像这里的介绍那么齐整和利落。但是，在我看来，一个认真的法律制度研究，都不能不考虑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五、
这种语境论的进路和方法，并不仅限于分析诸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它的适用面要广泛得多。我自己就曾在一些论文中对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进行过并非自觉的简要分析，其中既包括宏观的制度（例如对中国近代以来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也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法律规定（例如对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注释39：“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与思考，《北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例如对成文合同的分析，关于刑讯逼供的分析等[注释40：见于”科技与法律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5期，页64-65.]但是，一些学者完全可能认为这种进路分析不适用于分析西方的法律制度，在他们看来，至少是西方的某些法律制度已经通过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其体现了一种人类的共同的终极价值。因此，要例证语境论的正当性，我就不得不以语境论的进路对一些源自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一些分析。在这一节，我将分析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法律文化之源头古希腊的制度，一个是今天许多学者强调的源自西方的”程序正义“。当然头一个例子还希望表明”语境论“的进路并非一种独创，而是一切认真的法律研究有意无意都必须遵循的，本文的概括只是一种法理学的总结。而后一个例子则试图进一步表明，语境论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有限的预测未来制度的力量，而不总是只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在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及古希腊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中有这样一个乍看起来非常无理、压迫人且荒谬的法律规定，大致是，当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人们分裂为两派时，所有的人都必须加入到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中去，否则就是丑恶的人。梭伦时代被认为是雅典的黄金时期，受到后代学者的广泛赞赏，被认为是西方民主与政治的典范，梭伦立法也一直受到法学家的广泛赞赏。[注释42：参见，由荣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52-54.]但是，如果仅仅从子面上（即法条主义的）考查这一法律规定，如果我们不是盲目崇拜古希腊，似乎很令人非常怀疑梭伦以及梭伦立法是否值得这种赞美。这种法律规定可以说完全剥夺了人的自由选择：它不论纷争中的两派究竟谁是谁非，而仅仅谴责和惩罚那些“逍遥派”。对于如今超过40岁以上的人，这种法律规定甚至比“”还要惨烈，因为“”时期至少还允许“逍遥派”的存在。
一些善良的人门或当代的“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也许会说，这种法律规定只是一个例外，人难免犯错误，这种规定无妨雅典和梭伦的伟大，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等等。这种辩解当然可以成立，也可以令人接受，其修辞甚至颇为打动人。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辩解是无力的，这与其说是辩解，倒不如说是一种帮倒忙。
相比之下，孟德斯鸠的分析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学者的真正的洞察力和理论解说力。孟德斯鸠首先指出，在理解这一规定时“我们应该看看希腊当时所处的情况”。指出这一方向很重要；随即，他分析指出，希腊“当时分为许多小国家”，以及“在一个为内讧所苦的共和国里，最是小心谨慎、智虑明达的人将隐避起来，以致事态被推向极端。”孟德斯鸠还指出，“在这些小国家发生变乱的时候，大多数公民都参与了争吵或制造了争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应当让那些少数明智、安静的人参加到叛乱者里头去。这样，一种发酵了的酒可以仅仅放进一滴另一种酒而停止发酵。”
而这种情况是否今天或在大国同样适用呢？孟德斯鸠没有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同样分析了支撑制度或法律规定的一些社会条件。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君主国里，党派是少数人组成的，老百姓则愿意安静无为地生活着。”由于这种社会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孟德斯鸠认为，这时，“就要号召回到广大国民中去，而不是号召广大的国民[加入]到叛乱者那里去”。
孟德斯鸠的解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尽管他分析的程序似乎与我在上面概括的程序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进路是一致的。首先，孟德斯鸠不是简单将这个在他看来也是“非常特别”的规定予以拒斥，而是善意地理解并重构了这个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使得社会中因明智而逍遥于党派纷争之外的人加入到激烈的党派中去，以他们的明智至少是降低党派之争的热度。其次，孟德斯鸠又指出了这个问题发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内党派之争的特点，指出了人的不同禀赋和才华使得他们对党派之争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因此这就支持了这一法律的正当性。第三，孟德斯鸠实际上还提问了，是否可以以其他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激烈的党派之争；他做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这时小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党派之争，强迫少数人（不论他们的本来选择是否正当合理）加入多数人（不论多数人加入的纷争是否荒谬）的争论，就现实性而言，更为可行。第四，孟德斯鸠还进一步分析了大国的特点以及大国（实际是孟德斯鸠时期的英法等国）发生政治纷争的特点，由此隐含地得出了这些大国的法律对纷争者有不同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孟德斯鸠的分析中没有使用抽象的价值判断或文化解说。他没有说雅典是崇尚自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因此，不能强迫个人从事他自己不喜欢的事务，没有批评这一法律中隐含了对多数人智慧的不信任，而相信少数精英，因此违背了古雅典的民主精神等等。孟德斯鸠完全没有用我们今天许多学者最习惯使用的体现了“价值判断”的“大词”来评判梭伦的法律，他也没有简单地用真理（两派中的那一派更正确或少数人的判断是否比多数人的判断更为正确）作为判断法律规定的标准；而且，他也没有把古希腊的这种特定时空中的制度性智慧作为当时英法等大国的制度的基础。他只是从如何以制度化方式（因此这一法律并不关系某个具体纠纷的是是非非）的便利（因此强迫少数智者加入多数暴民，而不是相反）且不过分不公正（虽然时期强迫了少数人，但并不构成对生命或一些根本价值的剥夺）地防止社会纠纷激烈化，如何使人们冷静处理争议这一非常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确认了法律制度的正当性。这就是一种“语境论”的进路和方法。这种进路不仅比那种“错误难免”或“战士之缺点”的辩解更有说服力，而且这种解说保持了一种理论的融贯性和自洽性。
这种进路不仅可以理解古代西方的法律，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理解近年来从西方国家引进、时下在中国法学界颇为流行的“程序正义”的说法。近年来，许多法律论文都开始讨论“程序正义”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性。许多论者都强调这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把程序正义视为比实质正义更高的正义和价值。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论证（而只是一种判断），至少是这种论证方式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是所有的外国著名学者都以这样的方式论述，它也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而只是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强权毕竟不能成为真理。但，这种论说又并不意味着，我拒绝“程序正义”。事实上，我完全同意程序正义在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更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上更重视“程序正义”，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的法学家获得了他们的判断。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通过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的抽象比较（这实在是无法比较地），而是从语境论的进路，认为程序正义在近代社会生活和技术条件下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下面，我将对此作出一个学理上的简单勾勒，展开则至少需要一篇单独的论文或专著。
在我看来，如果可能，司法就既应当实现正义，即各得其所。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种种现实的制约，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很难圆满解决。因此，选择一个现实的司法制度都必须在其制约条件下做出某种选择；这里说是选择，实际更多是被选择。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司法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近代以前的司法制度基本运作在一个熟人社会，因此，不仅纠纷相对少，案情相对简单，同时裁决者往往是社区的一员或者对社区的人员比较熟悉，他可以甚或只能用这些“地方性知识”（对当事人品性的了解或人之常情）来决断纠纷，他一般说来不仅缺乏专业性知识，更缺乏财力和信息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来发展这些专业知识和运用这些专业知识，有时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专业知识（想一想中国人的“情理”以及英美法中的“常人”标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司法或纠纷决断，很难谈及程序（程序是要有技术和机构保障的）。事实上，在古代，世界各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都更强调和看重杰出法官个人的慧眼独具和非凡魅力。[注释45：韦伯认为人类法律史的第一阶段总是“通过法律先知获得具有魅力的法律启示”。见OnlawinEconomyandSociety，ed.ByMarxRheinstein，trans.ByEdwardShilsandMaxRheinstei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4，p.303.例如，所罗门国王在确认孩子亲生母亲问题上体现出的非凡智慧被记入了圣经，几乎完全没有程序，见，TheOldStatement，1Kings3：16-18；又如中国戏曲中的包拯、况钟等司法者的司法实践（见，李行道：《包侍制智赚灰栏记》，朱素臣：《十五贯》，两剧均集于王起主编：《中国戏曲选》上册和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239以下和页903以下）并且包拯的故事与所罗门国王的故事几乎完全相同。]这其实反映了在一个缺乏现代法律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时代，人们只能将获得公正司法结果的希望更多寄托于法官个人的能力、才华、智慧上，司法断案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更多是一种裁判者个人魅力和智慧的展现。他所面对的合法性要求主要是社区的认同。
而到了现代社会，问题就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经历了一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陌生人社会造成了犯罪违法的机会的增加以及受惩罚的机会降低。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力也逐渐扩大了，纠纷解决日益为国家（通过司法制度实现的）垄断，而不是如同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常常由社区中的智者、长者来解决；纠纷解决日益成为一个专业职业集团的活动。这种专业化的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个职业团体中的个体日益与案件当事人陌生化，他们无法像以前的智者或熟人那样了解案件真相，他们无法而且也不愿通过自己的长期同当事人的直接交往而获得的其他相关的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注释47：有关司法对于地方性知识之依赖的非系统考察和讨论，可参见，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2期，以及“农村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北律评论》，第2卷第1辑，1999年。]来对案件真相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的司法已逐渐失去了其正当性。而另一方面，由于纠纷解决之垄断，这个专业职业集团逐渐累积起了更好的法律专业知识，[注释48：有关这一点，可以参见RichardA.Posner，OvercomingLaw，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特别是第一编。]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司法机构拥有了更多侦破案件发现案件真相的技术能力。在这种条件下，过分强调依据案件真相来判定案件不仅很难，而且往往导致对法官律师这一职业集团的法律职业技术的轻视和贬低，这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声称权利、社会地位乃至经济利益之主张都是不利的；[注释49：因此，我们可以预料，越是拥有这种职业技能的人一般说来就越是强调程序正义；而在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律师、法学教授要比法官、检察官更强调程序正义，而法官和检察官又比普通人更强调程序。]因此，这个专业化集团也更愿意在司法上发挥自己的知识上的比较优势。这就导致了程序在推卸自己的道德法律义务，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第三，在现代人员日益陌生化的社会条件下，要发现案件真相，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都已大大提高了，而这种个案方式也不利于司法活动的“规模经济”，无法更有效率地格式化处理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纠纷，相比之下，程序正义则具有种种优点。第四，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也使得通过程序实现司法正义的条件大致具备，或者可以通过法律促使这种条件的形成和完善。例如，纸张价格的降低和文化的日益普及事的文字契约日益普遍，使得书证的获得更为容易，合同法对文字契约的要求也更进一步使得人们几乎把书面合同当成了合同的同义语，已经忘记了合同只是一种合意，未必需要文字的记录；又如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都使得其他类型的物证更容易获得和通过技术予以确认，因此，这些非话语的机制都使得“程序”的话语机制更有可能，同时也更有效率，更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同时也大致实现了公正的解决纠纷。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程序已经从总体上看更有效率、更为公正的纠纷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尽管以这种方式对某些具体纠纷的解决未必更为公正（例如一个遗失了借据的放贷人就可能在这种程序正义中败诉恶，而赖帐者可能从这种程序正义中获利）。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司法制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有了日益专业化的法官或其他司法活动参与人，社会如何利用这些专业化的知识和机构扬长避短地对一个个裁判者基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案件作出一个常规上看来更为合理、更可能真确并因此更可能为整个社会（而未必是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接受的判决。也正是在现代，司法制度变得日益程序化了，官僚化了，司法意见已变得日益形式化了。[注释50：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曾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工业化之后已经从先前的“宏大风格”转向“形式化的风格”，见，KarlN.Llewellyn，TheCommonLawTradition：DecidingAppeals，Little，BrownandCo.，1960，pp.35-39.]在美国，甚至正当程序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经历了从“实质性正当程序”到“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转变，这种听起来繁琐累赘的术语表明了程序正义本身也在进一步程序化。
如果依据这一进路分析理解程序正义，我们就可以发现强调程序是一种为了有效且基本公正地回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制度装置，而不是因为程序正义本身比实质正义更为正义（在英语中，正义是一个无法用比较级修饰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出，程序正义只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无奈”，它成为现代司法制度之首选仅仅因为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无法基于“实质正义”运作。这种分析，不仅对实质正义提出了批判，而且对“程序正义”保持了一种警醒；从而，保持了一个学者永远警醒的批判的同时也是求实的精神。
六、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语境论”是一种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法学研究方法呢？非也。确实，细心的学者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语境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和语境化，但同时又把语境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方法，这本身就是非语境化，就是违背语境论的。但这只是一种误解。其实，语境论更多是一种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它并不能代替对具体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任何研究仅仅贴上“语境论”的标签仍然不能解决或回答任何问题。同时，语境论也并不否认其它法律的研究方法，例如，法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和有用性。这也就意味着，语境论了解自己作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当然，这一进路并不是没有弱点，而且我必须在这里明确指出其弱点。其最根本的弱点就在于适于这一进路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比较长期存在且稳定的制度或规则。因此，它或许不那么适于对当下制度的研究的或未来制度的精细设计，尽管并不必然或总是如此。例如，从上面关于程序正义发生之分析，就有可能对当代中国司法的总体走向做出某种初步的估计，并据此可以做出某些制度性的调整。因此，这一进路并不彻底排除对未来做出某种预测和计划。同时，即使承认这种方法的局限，我们也还必须看到，这一局限实际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必然隐含的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人的一种“宿命”——人不能事先确定的知晓未来、掌握未来；但这又是一种反宿命——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才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未来的诸多可能。如果真正意识到这一进路的局限性，并真正重视这种局限性，那么研究者也许应更重视人们的社会实践，他人（包括外国人的）实践，而对人类本身的或当代的理性力量少一点独断论，多一些谦卑，多一些允许试验的宽容。
这一进路的另一学术弱点在于它对于其他学科乃至社会的知识的高度依赖，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而这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因此，它实际是一个无法彻底贯彻的方法，尤其对于从事实务的律师而言。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学科（数学、逻辑、几何可能除外）都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阐释学上的因此也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个基本问题。正是这一难题，因此更多的人们才喜欢法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那可以省略对许多几乎很难获得一致的“为什么”的探讨，省略对前提问题的探讨。[注释52：对此，波斯纳曾有过初步的分析，见，TheProblemsofJurisprudence，特别是第1和15章]但是，存在这个弱点并不是放弃这一进路的理由，而只是对我们运用它时的一个警示。而且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理论上的麻烦，在实践上，人们经常运用这一种不那么地道或纯粹的语境论的方法。
这种进路的另一个可能具有政治性意蕴的弱点是，如果不恰当的使用，它有可能忽略某种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将制度的实际角色简单化。因为，如同尼采所指出的，制度总是会被人们为了新的目标或利益而做出新的解释，一次次在具体的运作中被篡改，被人们“挪作它用”。制度的实际运用并不为其初始针对的问题所决定（而不是制约或影响），也不为制度初始设计者意图的决定。福柯对19世纪刑罚制度变迁之研究，对精神病学在刑罚制度中角色之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上述的有关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就把这一制度主要视为对人类繁衍延续问题的回应；而事实上，“七出”完全可能而且确实曾被一些人用来压迫妇女，并在某些条件下被用作维系这种压迫的正当化的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制度才能发生在我们看来可欲的或不可欲的蜕变和变异。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警醒，并保持一种对于事实或实证材料的高度敏感和开放。但是，即使出现了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恰恰是未能坚持语境论产生的，是没有将一个具体的制度放进其运作的具体环境中进行细致考察而产生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弱点未必是拒绝语境论的论点，相反，可能是强化这一方法的论点。
一旦理解了语境论作为方法和进路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我不可能在此一一明列的弱点，我们也许就不能指望有一种包治百病的进路和方法。我们都是凡人，凡人只能做可能会出错的事情，不出错的事是上帝的事业。也正如此，法学研究才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路以及法学的其他研究方法的补充；毕竟，语境论只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和方法。也正因此，从语境论得出的观点将同从其他进路获得的观点在一个思想和学术的市场中竞争，最终的裁判者将会是社会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