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视野宏阔，是该论著的另一大特点。在结构设计上，《历程》打破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另辟蹊径，以冰心、丁玲、张爱玲三个女作家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写体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主体框架结构之外，论著作者别出心裁，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辅结构或副结构———在每一编的最后单设一章，分论三个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节设置是:时代主题的交响(一)———冰心时代的庐隐;时代主题的交响(二)———丁玲时代的萧红;时代主题的交响(三)———张爱玲时代的苏青。这是一个贯通到底的双结构。这样，每一编里实际安排了地位主从的两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较，冰心与庐隐，丁玲与萧红，张爱玲与苏青，两两相对，所谓“交响”，既是对同时代的两个个性和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及其创作之比较，同时，更是对同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时代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交响”，双声部或多声部之谓也。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构的，杂树生花，30年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涌现出了大批经典性文本，现代女作家依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所提出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出路等重大问题引发了持续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繁复丰富的研究对象，任何所谓“抽象”、“概况”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见肘，流于简单。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论著目前的双结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视野恢宏，它最大程度地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使得作者的论述丰富厚重，析出的观点和结论坚实而有力。

二、文本细读

论从“文”出。《历程》在文本细读上所显现出来的硬功夫，是笔者最想强调的，这是论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韩立群这一辈属于第二代学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启下”的意义更突出。他们活跃于新时期初期，那个时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学科定位和建设问题，所以这一代学者学科意识尤为强烈。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是教材撰写。在山东，在第一代学者田仲济总主持下，韩立群参与并主持了山东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为山东乃至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编撰，除“史识”外，通读作家作品，对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韩立群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课，培养了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和第一手史料的掌握，长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练就了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因而其学术研究从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观点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作支撑。这种细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读，在《历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来，《历程》三编的框架设置是平行的，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题，即“理性启蒙”、“艰难实践”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盘考察和整体分析，三个时代女性主题的界定、特征和差异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你会发现，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上，作者实质上划分出了两个阶段。1940年代随着愈加深化的殖民地过程，女性在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两性关系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挤压着，女性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愈来愈物化、奴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体性地位进一步丧失。

三、总结

作者敏锐地抓住它，并层层发掘出来;不仅如此，借助于对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的辨析，作者发现，女性愈来愈被物化和奴化的本质正是在这些“文明”、“自由”观念的掩饰下而变本加厉的。而在革命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将文明、自由的观念予以实践之，则是丁玲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问题意识”的统领下，《历程》的作者将女性问题一一提出，界定、辨析，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和近些年来传进中国文学批评界，并招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惹得沸沸扬扬的诸多国外文学思潮相比，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运似乎与众不同，有点特别。所谓特别或不同，说得俏皮些，便是至今它还没太被当成一回事――讲西方有种女权主义批评，大家都能姑妄听之，可如果认定它是一种比较有系统，而且有深度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坛上会有不少人觉得是故弄玄虚，起码有些言过其实。”[1]

的确，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界的尴尬境地（北大曹文轩教授曾将之概括为四点：“其一，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甚如意；其二，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其三，被研究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其四，被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际关系之中”[2]）。女性文学研究在孙桂荣博士看来简直是“尴尬中的尴尬”、“边缘中的边缘”。“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3]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毅力从硕士到博士学位论文均以女性文学研究为选题对象，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本《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便是她多年耕耘的产物。

该书是在孙桂荣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来的，这篇论文曾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关于“后女权主义”，她在博士论文中总结道：“‘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形态可以说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回归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时代现场与个人欲望、男性期待与女性意愿、物质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文化的社会性别理想，所有这些都在‘后女权主义’这里构成了一个交叉点。”这种论述是颇为独到的。

在消费社会，生活本身已抹平了与艺术虚构的界限，艺术变成了生活本身，审美幻境到处泛滥，所有的事物都披上了一层不假思索的戏仿色彩。处于这一躲避崇高、“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时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根本无力去反抗人性中对外在虚荣的追求以及利欲对于人内心的煎熬，更无法改变败坏人的灵性与神性的种种社会陈规与陋习，它能够给予自己的唯有一种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内在力量。正如邓晓芒先生在《文学与文化三论》的自序中所言，“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反抗却不一定是反思，所以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至于所需反思的具体对象与关键内容，可引用孟繁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需要反思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的“失语”状态，到底是因为知识论或信息交流上的无话可说，还是因为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还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这样的反思无疑能够触及当下女性文学研究最为深层的问题。而孙桂荣博士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中，对女性与女性文学在消费时代的存在状态与文化际遇有着精辟而详尽的论述。

孙桂荣博士是笔者读硕士时的师姐，当初读书时女性文学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孙师姐在那个时候就沉迷于这方天地，几年的耕耘与沉潜果然使其在这里做出了一番成就，这本《消费时代的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今与师姐天隔一方，各自在工作之地为生活奔忙，谨以这则书评聊以表达对师姐的想念和对她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成绩的祝贺。

注释：

[1][挪威]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271页。

[3]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琪客文学消费文化女性主义

一、琪客文学概述

琪客文学(ChickLit)，又译为“小鸡文学”、“鸡仔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起英美文学界新兴的女性文学类型。该类书籍由女性创作，为女性而写，关注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交关系，描写她们在职场及各种恋爱、友情关系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目标读者为有类似经历的女性。琪客小说兴起伊始，其主人公多为“居住在大都市中、二三十岁的单身英美白人异性恋女性”[1]。不过随着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琪客文学的描写对象已扩展至“不同年龄段、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女性生活”[1]。被视为是琪客文学开山之作的，是克里斯•玛萨等人在1995年和1996年出版的两本小说集：《琪客文学:后女性主义小说》以及《琪客文学2:小鸡雏难展翅》。而1996年美国女作家坎迪斯•布什奈尔的《欲望都市》和1997年英国女作家海伦•菲尔丁的《B.J.单身日记》则让琪客文学迅速成为年轻女性读者追捧的对象，堪称琪客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品。此外，索菲•金塞拉的“购物狂三部曲”、梅丽莎•班克的《少女渔猎手册》、劳伦•韦斯伯格的《穿Prada的女魔头》、爱玛•麦罗琳的《保姆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琪客文学作品。不少琪客小说被改编搬上荧屏甚至网络，如与原著同名的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等，都深受观众喜爱，吸引了更大批的受众群体。琪客文学作品以轻松幽默的语言，采用日记、信函等叙述方式，多以第一人称及自白式的写作模式，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日常生活，涉及爱情、友情、事业、时尚消费、种族、阶级、对美貌的追求等众多现实问题。其中，爱情、时尚消费、女性成长是琪客文学作品的主要母体。琪客文学继承了女性文学的传统，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女性的自我完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消费伦理”[2]三个方面体现出后女性主义的特征。

二、近十年国外琪客文学研究的四大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界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有不少学者对琪客文学研究持肯定态度。2001年，专门出版琪客小说的“红裙墨水”出版社(RedDressInk)成立。2003年2月国际通俗小说研究协会(ARPF)召开了琪客文学研讨会；2004年1月，美国女性图书协会(WNBA)也举办了题为“琪客文学真的幼稚吗”的讨论会。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关于琪客文学批评的文章。不少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等名校，也将琪客文学作为“女性文学”、“当代文学”或者“文化研究”的分支纳入教学体系。在对琪客文学的研究成果中，较有影响力的有苏珊娜•菲瑞思和马洛里•杨在2006年编辑出版的《琪客文学：新女性小说》论文集，收录了十四篇论文，分别从起源、定义、影响及分类等方面论述了琪客文学,是学界首次就这一文类进行全方位探讨和论述，对琪客文学的研究影响深远。此外，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也陆续有关于琪客文学研究的专著面世。纵观国外学术界近十年来的琪客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热点和趋势：一是对琪客文学与女性谱系关系的研究；二是对琪客小说中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的关注；三是对琪客文学的新形式，包括其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的分支和变体的研究；四是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跨学科角度来解读琪客文学的特点。

（一）琪客文学与传统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琪客文学的起源以及其与主要文学流派，尤其是和传统女性文学以及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克里斯•玛萨的论文《谁在大笑•琪客文学简史及一种文类的歪曲》回顾了“ChickLit”这一术语的诞生过程[3]；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在其论文《论新社会风俗小说的传统和改写》中，阐述了琪客文学的特点，并指出琪客文学是对几种主要文学流派的改写，研究琪客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能更加明晰琪客文学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也更能解释琪客文学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的反应[3]；朱丽特•威尔斯的论文《琪客文学之母•女性作家、女性读者及文学史》，将琪客文学放置在女性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中，在情节设置、主题表现、叙述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3]；苏珊娜•菲瑞思在《叙事与影片的双重性：〈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一文中，论述了《B.J.单身日记》及其电影版与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异同，指出不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在女主角寻求自尊及安全感的心路历程上，都能发现一些《傲慢与偏见》的影子，但又不完全相同[3]。艾梅尔达•维勒含的专著《女性主义畅销小说：从〈单身女孩〉到〈欲望都市〉》视琪客文学为当代通俗女性小说，通过历时性对比分析，剖析了19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分别对60年代和90年代女性通俗文学所产生的影响[4]。2011年，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出版专著《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论述了琪客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起源及其流行原因，讨论琪客文学对主要叙事传统的改写。哈维斯基认为，新的社会现象催生了琪客文学的诞生，虽然与早期爱情小说有相似之处，琪客文学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现代爱情，尤其是对单身女性及其经济状况的刻画方面。由于其复杂多样又带仿拟的文学形式，琪客文学代表了一代新风俗小说[5]。

（二）琪客小说中的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研究

爱情婚姻与女性成长，是琪客小说中所普遍反映的主题。对琪客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身份建构进行分析，是学者们所青睐的视角。A•罗切尔•马布瑞的论文《关于一个女孩：当代“琪客”文化中的女性主观性和》以《B.J单身日记》和《欲望都市》的小说版和影片版为例，从营销策略、叙述方式、尤其是对女主角与他人关系刻画、女性间的社群联系等方面，说明琪客文学的特点，指出这类文学展示了当代女性真实的声音，让她们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但作者也指出，许多琪客小说结尾仍不如意，流于俗套，无法摆脱男性主宰文化的限制[3]。而与之相反，安娜•科尔南在其论文《没有满足：〈欲望都市〉、〈奔跑追逐吻〉以及琪客文学中新女主角欲望的矛盾》中却认为，是女性的愿望得以建构、表达和接受的重要一环，《奔跑追逐吻》和《欲望都市》两部小说中，传统的两性关系已经完全颠覆，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女主角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3]。艾莉森•乌明格的论文《令人惊奇的布里奇特•琼斯：论琪客文学中令女性真正沦陷之原因》以三部琪客小说为例，展示了在琪客文学中，女主角与外貌、尤其是身材体重间的斗争和追求，往往超过了对男的追求[3]。薇薇安•瑞兹的博士论文《布里奇特们、丽贝卡们和凯莉们：琪客文化定义女性》以三部经典琪客文学小说的女主角为例，分析了琪客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包括父权制及异性恋常规，批判了这些作品以商品消费、生儿育女和非理性为特点来定义女性气质[6]。2007年，波兰学者卡扎兹娜•斯米兹斯卡出版的专著《布里奇特•琼斯眼中的世界：琪客文学作品中的身份话语》，从文化角度探索琪客小说中的主题，研究琪客文学折射出的矛盾冲突的多重身份概念。作者认为，琪客文学是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现象，构建了个体和集体身份话语、并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相连。在家庭、爱情与性、消费主义的主题中，女主角们承担着特定的身份，她们既是女儿，也是爱人和消费者。每种身份都暗含着危机和价值观的崩溃：核心家庭和谐统一的危机、对浪漫爱情信念的消失以及消费欲望所带来的不满和焦虑。琪客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这些危机，展现了多重个人身份中蕴含的矛盾和冲突[7]。消费文化在琪客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有着学研究重要角色。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在商品文化中享受着却又备受煎熬。她们既是消费的主体，在消费中获得满足、发现自我、追寻自身的价值；同时又不知不觉沉溺于消费，负债累累，变成消费品。杰西卡•凡•斯鲁顿的论文《时尚债：索菲•金塞拉“购物狂系列”小说中令人侧目的消费、时尚和浪漫》论述了时尚消费这一琪客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说明女主角能通过消费和时尚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3]。美国学者卡罗琳•斯密斯在其专著《琪客文学中的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中，通过分析琪客小说中女性生活与流行杂志的联系，探讨了消费文化对现代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琪客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流行杂志等消费文化媒体所传递的观念意识，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些观念意识提出了挑战。作者也呼吁广大女性要理智看待消费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各种信息，不要在消费文化的各种产物中迷失了自己[1]。

（三）对琪客文学分支和变体的研究

随着琪客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其描写对象已从最初二三十岁的单身都市白领女性扩展到更广泛的年龄层次、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种族国籍的女性，出现了多种变体，包括青少年琪客文学(ChickLitjr)、妈咪文学(MommyLit)、保姆文学(NannyLit)、非裔美国女性文学(SistahLit)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琪客文学等，因此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琪客文学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甚至性别等的多种分支和变体，研究其中的主要特点和主题体现。如乔安娜•韦伯•约翰生的论文《青少年琪客文学：不止是对青少年的浮华诱惑》对目标人群为叛逆期女孩的青少年琪客文学追根溯源，总结了这类变体的特点和多样主题[3]。希瑟•休伊特在《你并不孤独：个人、政治和‘新’妈咪文学》一文中，阐述了“新”妈咪文学产生的背景和主题，指出“家庭主妇式的幽默”是这类变体的主要特点，“新”妈咪文学作品采用自传式的写法，触及到不少“禁忌主题”，从更广泛的层面反映了母亲，包括单身母亲、酷儿母亲、少女妈妈以及不同种族母亲的声音[3]。伊丽莎白•赫尔的论文《长期受苦的职场女性：以保姆文学为例》，则分析了“保姆文学”这一琪客文学的新晋分支，保姆文学为琪客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让这类文学作品能深入到社会更真实的黑暗面。也有论文从跨越种族的角度探讨琪客文学。丽莎•格雷罗的论文《“Sistahs”并非为自己：黑白肤色的琪客文学》，以《等待呼气》（又译：《待到梦醒时分》）和《B.J.单身日记》两部小说为例，比较“黑人姐妹文学”(SistahLit)和琪客文学，尤其探讨了它们的区别。文章指出，由于种族和社会背景等因素，虽然描写非裔美国女性的“黑人姐妹文学”是琪客文学的一个分支，却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类小说往往在表现黑人女性人生追求、对男性的刻画以及描写女性与家人、朋友关系等方面与主流琪客文学有着显著区别[3]。诺拉•塞蕾的论文《布里奇特•琼斯和匈牙利琪客文学》跨越国界，对《B.J.单身日记》和被誉为匈牙利版《B.J单身日记》的StopMammatheresa!进行比较，阐述了琪客文学在匈牙利的发展和接受情况，认为琪客文学在与当地的社会经济语境融合的过程中，已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3]。

（四）琪客文学的语言文体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对这一文学形式进行新的解读。2012年，西班牙格达纳大学讲师罗西奥•蒙托罗出版了《琪客文学：卡布奇诺式小说的文体论》一书，从语言学和文体学这一全新角度分析琪客文学的主要特点，扩宽了琪客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琪客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通过运用多模态文体学原理，从琪客文学作品的书籍封面，包括封面颜色、印刷样式、总体设计以及人物刻画、语境、读者反映等方面入手，从非语言和语言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特点。作者认为，琪客小说能给读者快乐满足的体验，仿佛唇齿留香的感觉，加之其所体现的都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气息，就如同饮下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因此将其称作是“卡布奇诺式的小说”[8]。

三、结语

琪客文学的诞生和繁茂与消费文化的背景密不可分，琪客小说家从消费文化中获取鲜活的创作材料，采用灵活的叙事策略，生动展现了现代社会都市女性的生活方式，吸引读者去认同她们的婚恋追求和消费观念。琪客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初期，由于其女性小说加通俗小说的双重身份，其严肃性和文学性存在一定争议，曾一度受到学界的冷落。但近十年来，随着大量琪客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和受众数量的激增，尤其是跨文化、跨种族的多样琪客文学小说的出现，琪客文学已成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学界关注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英美学批评界，这一新的文类已开始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琪客文学扎根于女性文学的土壤，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琪客文学的出现是一种阶段性产物，是当代女性试图通过写作来参与社会经济变革、寻求女性生存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琪客文学反映了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现代都市女性的需求、梦想、和对自我的关注为女性提供了逃避男权统治的现实的途径，同时也暴露出后女性主义时代琪客文学作家对女性自我定位的胆怯和迷惘。琪客文学为后现代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其狭隘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较为单一的素材来源也限制了其对现实社会关注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解读与研究，肯定其积极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批判其消极负面的元素，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及后女性主义视角、社会文化视角、语言学视角等都可作为对琪客文学写作特点和表现主题进行研究的很好切入点。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学位论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文化大学1998），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同年李镇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学）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社会文化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陈雅玲《唐代研究》（台湾师大1995，硕），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政治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赖pèi＠①如《〈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研究》（东海大学1997，硕）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从研究队伍来看，台湾不仅有一批女性学者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群体。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苓、郑毓瑜、胡晓真、徐照华等，也有外文系的学者，如曾珍珍、张淑丽等，一批老一辈学者如林文月、叶嘉莹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观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钟慧玲主编的《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2000）、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台湾大学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89），叶嘉莹《论词学中的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词学》11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8卷1期），郑华达《“敬顺”与“悔嫁”——唐代闺怨诗的社会意识》（《大陆杂志》97卷期），王雅资《唐代宫廷女诗人初探》（《中兴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集》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宫女入宫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诗〉为例》（《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马森《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传〉的意义》（《国魂》500期），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史论集》一集、续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关女性文学的探讨等。另外，还有上述的一批学位论文，使这个女性文学研究群体，有着很强的后续实力。

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说研究为例，不但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中关于唐人小说的例举等，而且多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刘燕萍在《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单篇论文也是如此：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1995年8月，东海大学为配合“国际妇女年”，召开了“妇女与文学研讨会”，就有关女性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是台湾首次对女性文学的专门研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台湾学术界女性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则是20世纪结束前范围更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盛会。会后结集成《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2001)。会上还组织了一场研究生会，向海内外学术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后续实力。专门研究女性、性别的“性别／文学研究会”也于1995年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专门研究女性文学及性别关系的学术组织。

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模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5页。）该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文学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湾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社会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晋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注：分别见《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1996；《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91页。），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环境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写作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心理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荡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时藉机解释自己的行为，强调并无逾越礼法或有碍妇职之处”，而且通过夹插自叙的方式，强调其书写是在妇职中“忙中拨冗”中实现的。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他们笔下的后花园，充满了隐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园是压抑和禁锢的围墙，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私会、释放的场所，而园中的花妖树怪，更是对的。至于其“欲望的公开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认为在弹词小说中是通过“女扮男装情节”来实现的。胡晓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学博士，近年来一直着重于明清代女性叙事文学尤其是弹词的研究，著有《女作家与传世欲望——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自传性问题》（《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弹词小说试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学想象与晚明变局——论〈天雨花〉中父女传承》（《传统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文集》2000）、《凝滞中的分裂文本——由〈梦影缘〉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2001.7.23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阅读反映与弹词小说创作——清代女性叙事文学传统建立之一隅》（《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之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等，并主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理学”和德希达的符号学理论（由于其学历出身，她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毋宁说更多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我姑且称之为新索引派，因为旧索引派着重于对书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则重在对书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图解与解读。

另外，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识也较为明确，往往在前言或结语中对此加以强调，或与传统的研究意识加以比较，以突出其不同。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意在探讨文学与世变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几近一半的女性。主编在“导言”中对此种研究方向和选择还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女性与世变关系，往昔的讨论多数着重于描绘妇女在乱世中的受难角色：或飘零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躏；或者宁死不屈、捐生守贞。至于妇女本身对世变的思考及主动参与，或者女性价值在世变中的意义等，则或者由于研究资料未被发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视角，很少受到重视。本书中有多篇论文关怀女性问题，弥补了这项缺憾”（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导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4页。）。蔡瑜在《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的“前言”中对传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她说：唐代虽被公认为是诗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但“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诗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诗史或诗学史的册页中实难得见女性诗人的身影。因此该如何重读唐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探寻不同的意义，来和以男性为主的诗学建构形成对话，实是唐诗研究必须开拓的新视野，更是研究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环节”。（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81页。）钟慧玲则从女性角度强调研究“思归诗”的重要。她认为“思归诗”不同于男性作者写的“思妇诗”或“弃妇诗”，也“显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睐。可能是这类的题材并不符合以夫权为主的婚姻传统。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内在的声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扰，清晰地呈现出来”。（注：《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归诗探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128页。）许丽芳在《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的“前言”中强调研究女性书写的动机与价值：“相较于一般士人对于从事书写活动之认知与自我约束，传统之女性书写者则另具有不同之书写认知与个人之自省批判，其人不仅受限于传统之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加之性别与地位之相对差异，对于书写之认知较男性书写者更为复杂与多元”。作者说自己的研究目的即是“藉由分析历代对女性书写活动之认知、女性自身之书写自觉及实际作品表现，以期对于传统女性对于书写活动之意识与反省”。学者们的这种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对年轻的研究生们当然会有影响，成功大学陈玉萍的硕士论文《唐代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虚构意义》(1998)，不仅对《全唐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绘手段、意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诠释，而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论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并从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恐惧等种种心理。辅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王学玲在《古典诗歌中“”形象的运用及转变——以李白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在近五万首的唐诗中，有关的篇章就有250多首，“可见形象的运用构成了唐诗中极有风韵和魅力的一部分”。但“在男尊女卑、礼教为重点传统社会中，‘’向来遭受鄙视和轻忽，尤其是自命清高的文士大夫总是视之为妖魔祸水而痛加挞伐。奇诡的是，她们往往又是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话题”。（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9-2,12,111页。）作者通过对李白在咏妓诗上的贡献的肯定（即将以色艺供人娱乐的变成抒发个人情志的女性）来批判传统的两性观。

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

女性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时不再是以传统的标准和男性眼光，而是改为女性的角度来看待历代男性作家书写的两性关系和妇女问题，并对历代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发掘和重新评估，不但视角新颖别致，而且在价值判断上发生扭转。东海大学中文系的钟慧玲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钟是东吴大学的博士，曾任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对台湾的女性文学研究有较大的推动，本人的研究领域则在古典文学方面，尤其是清代女诗人研究，著有《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金川诗草百首鉴赏》（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97），主编有《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等。她的《吴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从“翠袖”、“依竹”的象征意义，“性别自觉的痛苦”和“男装的意义”等独特的考察角度，来发掘这为清代女诗人在性别意识觉醒时的痛苦与困惑，对其诗作的价值做出重新评估。钟慧玲有关唐代文学的女性研究有《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东海中文学报》10期1992）、《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东海中文学报》11期1994）等论文，也同样以研究位置的转换为其特色。过去研究杜甫的家庭生活，总是从杜甫的视角来肯定他独喜幼子、关爱老妻，甚至同李白的家庭观念作比，来突出杜甫浓厚的家庭观念。《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却专门讨论杜甫妻子杨氏的情感世界，体察她在离乱和贫困中的思念和忧愁。这与探讨杜甫的内心世界的通常做法，在研究位置上发生了置换，可以说是体现了女性文学及其研究者的典型特征。《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分析了元稹在《莺莺传》中赋予张生形象的几个重要特质：守礼不乱、诱惑者的角色易位、炫耀与审判的双重心态，并以此来分析元稹的感情世界：对爱情充满了不信任，眷怀旧情的矛盾心理，指斥莺莺是“妖孽”又比拟为“仙女”——对莺莺无法定位。如此的感觉与体察，恐怕也只能来自于女性学者。张淑香的《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则从女性角度来观察刘鹗，解析他的创作动机。她认为“刘鹗似乎是有意突破传统，为女性打造新形象，表示他对女性的重视和认知”。（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390页。）东华大学外文系的曾珍珍从女性文本出发，对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进行了重新解读。历来谈到陶渊明的乌托邦乐土，总是以《桃花源记》为例。曾珍珍认为大家都忽略了《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作者认为该诗所启示的是母权乐土，是“以阴阳两仪并立、开创多元共荣的结构原则”在“这组诗文本两性化”中的体现。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颗树》中母权乐土想象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女性观点阙如”。（注：《粲粲三颗树：论六朝诗赋文本两性化的表现》，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年，第316页、317页、340页。）这种研究位置的转换，也导致她对阮籍等人的六朝诗赋作出独特的理解。她认为：魏晋风流可能与男同性恋有关系，“说六朝诗人独具双性想象，应非妄议”，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二，即“是以古喻今歌咏男同性恋的”，而且这种双性想象是屈骚传统的流被。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了体验神灵宇宙的阴阳相生、浑然一体，巫者必备雌雄同体的双重身份。《离骚》中的屈原挪借巫者身份，自然或男或女，六朝诗人的双性想象正源于此。梅家铃在研究“代言”、“拟作”这类古典诗词时，也从女性角度确立新的界定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她的论文《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兼论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等皆作如是观。在后一篇论文中，作者对拟作、代言现象以及女性价值观重新作了分类，并试图以新的判别标准勾画其发展流变线索。她认为“拟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纯拟作，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纯代言，如曹植《七哀诗》、徐干《室思》、张华《情诗》以及二陆的代妇赠夫等；兼具拟作、代言性质，如《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汉人骚体辞赋，一方面代屈原立言，另一方面又模仿《离骚》运句遣词的方式。但无论那种方式，所表现的都是男人的视角和社会、家庭主体者的心态。欧丽娟则认为《红楼梦》中的“五美吟”，不同于阮籍、左思等传统的咏史、咏怀诗，是“开显女性主体意识到咏叹调”，“一阙歌赞女性价值的颂歌”。诗中被“指斥、痛讥、鄙弃的英布、彭越、汉元帝、石崇和杨素等人，正是俗世之中到处张扬横行的浊臭男人的代表，他们或贪或莽、或庸俗或鄙吝，或目光浅短或昏聘无能，在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等才性焕发的女子对照之下，都显得多么卑微，龌龊和渺小”。（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0年3期，第6页、121页。）

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如1995年12月，东海大学中文系发起召开“妇女文学学术会议”。钟慧玲、梅家铃、洪淑铃、徐照华、曾珍珍、张淑丽等16位女学者参加会议，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古、现代女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探讨与研究。其论文集《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则由里仁书局出版。1999年3月13日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召开“水＠②＠②——女性形象学术对谈会”，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胡晓真与南华管理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淑娟，就“中国古代诗词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进行对谈。同时还进行史学和当代影视方面的对谈。同年4月30日，淡江大学举办“中国女性书写研讨会”以及“女作家座谈会”和研究生会；2001年8月20至22日，“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隐、私、密、情等概念的核心意义”、“应循何种途径与策略，探讨明清女性或私人性作品，如闺秀日记、日记、游记中所表现的对个人私密世界的兴趣与经验”？“五代至宋在原本男性威武文化中有文弱化和女性化倾向，此时之男性情感世界别开生面，如何从文人画和笔记小说中窥一究竟”等问题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澳、中、德、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150多名，另有50名观察员参加旁听。会上发表的26篇论文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文学研究，如日本学者青木敦的《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与江南民间习惯关系再考》，英国爱丁堡大学BonnieS.Mc-Dougall＜Revealing to Conceal: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Republican China＞，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伯克莱加州大学Paola Zamperini＜In and Out love's Market-place in late Qing Fiction＞，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私情？公义？——孟姜女故事流传探析》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程念祺也在会上作了《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与私情》的发言。紧接其后的8月23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又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中心召开“近代中国的妇女、国家与社会”研讨会，集中讨论1600--1950年间性别与国家、性命、法律、社会，妇女与美感、教育、文艺、家庭，以及性别与战争、跨文化的妇女等女性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胡晓真、华玮、吕妙芬、蔡瑜、周慧玲、前山加奈子、Susan Mann,Joan.Judge等3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这两次研讨会皆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时的盛大聚会和军力的检阅。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胡晓真、衣若芬、刘苑如三位女学者主持的长达两年的“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主题计划，如前所述，亦多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题材亦多是女性。这些海内外研讨活动的开展，自然扩大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推动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展开，除了上述的女学者主观努力外，更是台湾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支持和扶植的结果。淡江大学就专门有个女性文学研究室，上述研讨会就是由她们与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而会议的第一场主持人则是当时的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张双英。提供经费支持的除了教育、科研单位和行政部门外，联合报系的文化基金会、淡水镇公所也提供了赞助。上面提到的本世纪开始时的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前者是由“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举办；后者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财团法人纯智文教基金”提供资助。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女性文学是当代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发展 ，女性文学创作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也显而易见。诸如心浮气躁的创作姿态，人文精神的极度缺失，误入歧途的女性意识，逃避现实的低吟浅唱，囿于的个人叙事，欲乱情迷的女性形象，妖异纷乱的 艺术 格调，扑朔迷离的创作前景，都表明在女性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区。

萌生于1980年代的

六、欲乱情迷的女性形象

早期的女性创作中，女作家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创作了一批卓然不群的女性人物，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人物画廊。如献身医学事业的陆文婷、追求爱情理想的钟雨、寻找自我的戚润物、清高绝尘的陆芬荃、悲欢离合的王琦瑶等，透过人物的悲欢离合，传达了作家的人生理想。而后来的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第一代“身体写作”，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第二代“身体写作”，以九丹、木子美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身体写作”，出现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女性人物，是堕落风尘的女性形象:饱受身体和精神双重饥饿的六六(《饥饿的女儿》)，为了居留异国出卖肉体的王瑶、芬(《乌鸦》)，遭遇姐夫与情人双重抛弃的妹妹(《你喜不喜欢我》)，搞老外的“性感宝贝”倪可(《上海宝贝》)，以及用肉体作为工具与男性及命运不断抗争的乌珍(《妖烧罪》)，投人到自由的私生活中去的杨娟娟(《私生活》)，遭遇婚外情的尴尬和困惑的梁丽茹(《爱你两周半》)，痴迷于同胜相爱游戏的朱凉(《回廊之椅》)，在残酷青春里自我放纵的春树(《北京娃娃》)，不愿走进社会也不知道该怎样走进社会的“问题女孩”红(《糖》)，留学新加坡的堕落女孩儿海伦(《凤凰》)，等等。她们大多是徘徊于迪厅、酒吧、豪宅、饭店，沉酒于吸毒、酗酒、泡吧、中的“同居女人”、“越轨女人”、“风尘女子”、“堕落女性”以及“性感宝贝”、“另类女孩”、“问题女孩”、“不良少女”的形象。

新锐女作家们倾情刻画、精心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苍白、畸形、病态的。她们没有代表性，缺乏典型性和普遍性，与当今实际生活、女性生活状态、女性精神风貌、女性心路历程、女性真晴实感相去甚远。

七、妖异纷乱的 艺术 格调

早期的女性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传统的女性风格:柔美、明丽、细腻、清新、俊逸等。1980年代以后，陈染、林白、海男、棉棉、卫慧等回避宏大叙事，热衷于个人私语，将社会生活化，生活个人化，个人感觉化。除去明显的自传色彩、浓重的自恋倾向、强烈的欲望表达等特色外，后起的女性创作呈现出纷乱的艺术格调。陈染的凄清怪诞，九丹的露骨煽情，林白的怪异奇诡，棉棉的阴郁缠绵，徐刁斌的神秘色彩，徐坤的嘲讽调侃，赵波的摇曳生姿，戴来的残酷冷漠，春树的另类反叛，张悦然的忧伤哀怨，等等。在一些速成的文本里，在一些另类的自传中，鲜见典型的人物及生动的形象，缺少精彩的描述及深刻的思索，缺乏人文的关环和对人哇的揭示。

社会浮躁风气的曼延，市场功利主义的侵蚀，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时代低俗风尚的诱导，都对女性文学创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诸多作品中，更多的是矫揉造作的情绪渲染，歇斯底里的病态表露，淋漓尽致的露骨描写，排山倒海的欲望表达，莫名其妙的奇思异想，离奇怪诞的叙述方式。很少见到独特的创作个性、脱俗的人格精神、高雅的艺术情趣、不凡的审美追求、拔的文学才能和清新明快的艺术风格。

在当前的女性文学中潜藏着危机与困境，社会责任感的缺乏、人文精神的迷失、创作视野的狭窄、审美追求的浅薄、文化品位的低俗，导致了女性文学日益媚俗化、快餐化、时尚化。当女性文学向肉体靠拢，以“情”、“色”引人，以“脱”、“裸”走红之时，已经逐步堕落为时尚文学、言情文学、色情文学，这样的创作只会袭读了崇高的文学事业。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2008年9月14日至16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代表团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了美国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届大会暨国际女性文学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女性文学委员会1995年成立于北京，目的论文联盟是追求男女平等，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学术交流。该会成立以来，已经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主持召开了八届全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今年6月又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将海外华文女性写作长期纳入研究视野。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1988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从最初以美国为主的二十几位女作家，发展到现在除非洲外四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成员，其创作和影响已经遍及全球。这次参会者近百人，来自世界各地。大会轮值主席为美国华文幽默散文家吴玲瑶。大会议程丰富，既有中国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结合自身创作以《女人的心没有家园》为题的精彩演讲，对女性文学的概念提出质疑和商榷；又有美国作家程明铮、赵淑敏《女性书写的往世今生》等对女性文学哲学意蕴的严肃探索；既有加拿大学者鲍家麟、徐学清等对中国近代以前的女性书写和加拿大华裔作家女性文学成就的缜密梳理，又有美国作家喻丽清、诗人唯唯等多才多艺的表演和英语吟诵；既有来自中国宝岛台湾的学者、报人吴婉如等有关报业、互联网、“部落格”（博客）的学理言说，也有以flash形式对于女性作家心路历程的回顾。而女性文学学术研讨则以独立单元的形式由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担纲。女性文学委员会会长谭湘在演讲中对海外华文女作家们复调式的、特别富于张力和审美意味的书写，进行了全球时空的审视。乔以钢对近三十年女性文学学科建设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对推进女性文学学科发展提出了中肯建议。林丹娅探讨了海外华文女性作家的世界性凝聚，认为是“他者”处境中的同气相求与同声相应。林树明对中国大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应做了历史性梳理，认为中国批评家对于西方同行并非唯命是从，但有两点不足：一是文学性不足，二是坦诚性不够。喻大翔从审美风格的角度，对世界华文女性散文诸如温雅、冷肃、缱绻、幽默、细腻、清空、泼辣、荒诞等艺术风格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勾勒。会议推选吴玲瑶担任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新任会长，并决定下一届年会将于2010年在中国台北举行。

女性文学委员会代表团还应邀与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的华文文学社团进行座谈。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作家刘荒田高度评价这次文化活动：“开女性文学国际交流先河，促进全球华文作家合作，增进中美人民友谊”。

（吕文西水）

写作于我而言就像是旅行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访谈录

邓中良 译

瑞典文学院终身秘书恩达尔在宣布勒-克莱齐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主编亚当·斯密斯随即采访了正在自己祖国的小说家。

斯：考虑到你成长的过程中曾在许多国家待过，而且你的足迹遍布全球，有没有什么地方可算作是你的家呢？

克：是的，有的。事实上，我看毛里求斯可真正算作是我的小小家园，那是我祖先生活的地方。因而，那就是毛里求斯，这是肯定无疑的。

斯：而且你是在双语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但是你总是用法语创作。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克：有的。作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我讲的是法语，我是说我上的是一所法国公立学校。因此，我与文学的最初接触是通过法语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为何用法语创作的原因。

斯：你孩提时代就开始写作，而且非常多产。光书你就写了30多部，写作很容易吗，你喜欢用笔在纸上写字吗？

克：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坐在桌子前，无论在何地。我是没有办公室的，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写作。所以，我在桌子上放上一张纸，然后我就开始旅行了。事实上，写作于我而言就像是旅行，我走出自我，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也许是更为美好的生活。

斯：那的确不错。人们常说阅读就像是旅行，而写作也像是旅行，这确实不错。

克：是的，对我而言，两者共生相伴。我很喜欢身处异国他乡，尤其是以前没去过的新国家、新地方。而且我也非常喜欢着手创作一部新的作品，那就好像是成为另外一个人。

斯：你写过其它地方、其它文化、其它的可能性，而且写了很多。你特别还写过一部有关美洲印第安人的作品。印第安文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吗？

克：也许是这一文化与欧洲文化迥然不同吧。而另一方面是，这种文化过去没有机会表达自己。这种文化在有些方面遭到现代世界的破坏，特别是遭到欧洲征服的破坏。所以，我感觉到，这里对于欧洲人来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让欧洲人去面对这一与欧洲文化迥异的文化。欧洲人可以从这个文化中学到很多东

转贴于论文联盟

西的，那就是美洲印第安文化。

斯：你也写了很多殖民经历方面的作品。你觉得用这种方式让现代欧洲文化去反省自己的过去，这一点很重要吗？

克：是的，因为我感觉到——这是我的感觉。欧洲，我觉得还有美国社会，欠殖民地人民的太多太多了。我是说，欧洲的财富源自于蔗糖和棉花，源自于殖民地！正是有了这些财富，欧洲人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他们的确欠下殖民地人民很多很多，他们得还债啊！

斯：你创作面颇为广泛，难以归类。你为何创作，有没有贯穿始终的统一目的？

克：主要就是要对自己真诚，用最精确的方式表达自己。我觉得作家就是事件发生的目击证人。作家不是来牟利的，也不是哲学家。作家是这样的人：他是自身周围所发生事件的目击证人。因此，写作是一种方式，是做目击证人的最佳方式。

斯：对于那些不熟悉你作品的人们，你能不能建议一个特别的起点？

克：哦，我不能，我不敢那么做的。我是说，阅读是种很自由的实践活动。你不能靠偶然因素而引领，那得靠你的感觉引领。论文联盟我认为，读者想从哪本书开始就从哪本开始，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阅读无须引领。

斯：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回答，谢谢你了！呃，最后一个问题。诺贝尔奖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名声。你认为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信息需要利用这种名声来加以传递呢？

克：嗯，得让我想一想。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情形，因为我不熟悉……我不习惯于发出信息，表达思想。我还是更愿意说，我更喜欢有人读我的作品，更愿意看到我的作品能够启发一些人……我，不管怎么说，当然还有那个演讲，我得向瑞典学院作演讲。因此，也许我会找到一些信息在那时表达传递。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女大学生；生命美育；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女性生存危机，面对恋爱、婚姻、家庭和事业等诸多问题时，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常被社会潮流和传媒文化所左右和驱使，陷入迷茫。高校，作为知识女性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关键场域，必须承担起正确引导的职责。但由于高校生命教育、女性教育等的缺失，当女大学生脱离象牙塔走向社会面对一系列问题时，极易处于认知的困境中。如何弥补这些缺失，解决这些问题，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大学生由于性别和民族身份的特性，她们往往处于边缘的边缘，面对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何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弥补教育缺失带来的遗憾？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下面的论述将呈现在以云南本土女大学生为分析研究对象，利用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实施生命美育的思考。希望这些思考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大学生生命美育构建有所启发。

在针对云南本土女大学生的教育实践中，不难发现，利用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更易帮助本土女大学生建立起完善的人格；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和事业观；更易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生命现象，去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去认识到生命的伟大与崇高、脆弱与无助。究其原因主要可总结为三点：

首先，上世纪80年代大量涌现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具有形象性、生动性、思辨性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特色，能够提供丰富的感性切入材料，利于女大学生由感性体悟升华到理性思辨。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涌现浪潮，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类型不断丰富，创作影响不断在业界扩大，已涌现不少代表之作。比如景宜（白族）《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获得“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董秀英（哈尼族）《最后的微笑》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白山（回族）《血线――滇缅公路纪实》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作品集奖”，黄玲《李乔评传》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等奖”，袁智中《最后一封情书》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新作奖”。这些优秀的作品体现了女性的感性表现方式，情感强烈、感受细腻、视听灵敏、思维具象，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构自我的体现。

其次，由于民族身份认同和女性身份认同的影响，云南本土女大学生更容易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中自主吸取所需养料，通过独立思考，渐渐走向健全的审美的人。比如云南本土女大学生在阅读体验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作品《女人是蜜》时，会了解纳有文化“情死”，以全新的角度思考“情死”，思考女性生命的本质，思考女性在爱情中所付出的代价。

在体验感悟具体作品的过程中云南本土女大学生会培养建立起敏锐的审美能力，良好的审美趣味，健康的人生态度，完善的心理结构，丰富的个性魅力，拥有自由的超越精神，炽热的理想追求。当她们在阅读黄雁（哈尼族）《胯门》时，会对哈尼族传统婚俗“钻胯门”有新的审视和切入，唤起她们对女性生命本质的思考，这是传统文化对哈尼族妇女生命的沉重压抑。女大学生们往往在阅读体悟之后，会不由自主的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可贵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展现自己的个性魅力，保有自己的自由精神。

最后，关注和研究云南女性文学及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研究成果涵盖文学史的梳理，如黄玲的学术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和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也有针对个别创作者的研究，如李松的硕士论文《云南女性文学视野中的景宜作品研究》。研究中既有对其现代意识、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肯定，也有对其主题、表述和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的分析，如张直心的学术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论略》。这些研究，可为高校展开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相关的生命审美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也可引导本土女大学生独立思考“生与死”这一生命本质问题，使她们“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以敬畏的心情善待一切生命，以负责的态度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那么，如何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有效运用于本土女大学生的生命美育中呢？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构建：

首先，在生命美育视野下对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进行梳理研究。可从以下三点切入：

1、分析其所具有的审美特性，在审美品悟中实施潜移默化的美育影响。七彩云南为生活在此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各民族彼此依存、彼此融会的同时展现着自己文化中蕴含的可供人们欣赏、借鉴的东西。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就以不同的姿态展现出多彩之美，“各美其美”。作品中会展现独特的民族风情、地域风貌，而这些是深蕴于本土女大学生生命中的养料，她们对此的审美共鸣不需要施加任何外在的引导，这将实现审美教育的于自由中给予自由的境界。

2、分析其具有的性别属性，在性别身份的认同上树立“双性和谐”的性别观。性别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自我言说、自我表现时，其作品鲜明的体现了各民族妇女的生活、情感和心灵，是女性的感性表现方式，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构自我的体现。这对帮助云南本土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对待爱情、婚姻和事业的观念；帮助云南本土女大学生树立完善的性别观念，树立“双性和谐”的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分析其具有的民族属性，通过民族身份认同落实生命美育。在云南这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方，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大学的身上流动的民族血液使他们心灵深处对母族文化有着倾斜和回归的渴望。他们在母族文化和汉文化的边缘游走，努力寻找着心灵的平衡。当他们看到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时，会在无意识间调动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心灵深处与生俱来的东西会被唤醒。所以他们会更容易接受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感，更容易与文本传达的作家的生命体悟产生共鸣，更容易沉静下来反思民族叙事语言、民族历史和文化，实现对民族身份的超越。最终认识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伟大与崇高，于生命中获得“生命”。

其次，构建利用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进行生命美育的有效途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赏析课程可作为生命教育的融合课程，增加生命教育类通识课程的样式，实现跨学科生命教育系列课程的设计或者多学科渗透的生命教育体系。这是对生命教育资源新的探索和挖掘。建议可从以下四种方法着手：1、“案例教学法”：在入学教育中可以开列阅读书单下发给新生，并提供生命教育理论下的作品导读资料。2、“专题讲授法”：在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程，课程以专题研究形式开设，重点在于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3、“读书讨论法”：举办课外活动。如举办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的读书征文活动；鼓励女大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并在创作中凸显生命审美意识。4、“影视欣赏法”：在课堂、课外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影视作品，营造校园环境氛围，让学生自主思考、感知和体验生命。

综上，在生命审美教育理论支撑下，融汇民族教育和性别教育的相关理论，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综合运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大学生的培养中，实现了跨学科理论的融汇及理论交叉运用的有效实践。这样的实践应该也适用于的云南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性别教育、审美教育和生命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曾云莺、王东红：《后现代教育观视野下的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01；

[2]汤丽芳：《近20年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研究述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01；

[3]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当代藏族女性作家 汉语文学 综述

一、藏族女性作家研究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批评，尤其是藏族女性文学的研究现状却不容乐观。由于地理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在人类文学批评史上藏族女性作家成了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一个“沉默姐妹的团体”。因此，要对女性文学进行比较准确的把握，还应该去关注藏族女性作家这一沉默的群体状况。回看1950年以来的藏族女性汉语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不同时代留给藏族女性作家的印记。她们的笔下流露着对男性世界的顺从、渴望以及对自身的困惑与不满。另外，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也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了继承藏族文化的媒体。为了全方位梳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展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必须追溯历史源头、系统建构藏族女性文学传统发展过程，以此来发掘隐藏于文化深处的藏族女性文学宝藏，呈现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藏族女性文学做了一些研究，主要有以下学者：

南开大学徐寅的《雪域高原的女性书写―当代藏族女作家梅卓创作论》。本文从文学体裁入手，分析了青海女作家梅卓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并分析了梅卓创作的内在动因，如族裔的烙印、宗教的影响和女性意识。在其《非女性主义的性别想象――管窥藏族女作家梅卓文本中的性别群像》中徐寅描述了梅卓创造的男性和女性群体形象。

民族学院的胡沛萍在《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发展概述》和《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内地女性文学差异之辨析》中对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史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认为藏族女性文学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发源期、发展期和高峰期三个依次递进的历史阶段。

甘肃联合大学的严英秀，她是藏族女性作家，也是藏族女性文学批评者，她的代表论文有《中国藏族当代女性文学30年发展简述》。严英秀以时间为序，列举了当代多位藏族女性文学作家。对藏族女性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做了一个简单总结和梳理。

民族学院的徐琴发表了多篇有关藏族女性作家汉语作品评介的论文，为广大读者了解这一作家群体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如《民族意蕴的抒写与女性意识的凸显――评藏族作家梅卓的长篇小说创作》、《灵魂的栖居与守――藏族作家白马娜珍的散文创作》、《红尘中的痛殇与救赎――评白马娜珍的小说创作》等。

总之，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当代主要藏族女性作家的大致情况和主要作品。他们大部分只是列举了从事汉语文学创作的藏族女性作家的名字并简单介绍了他们的作品梗概。有少数几篇文章分析了个别作家的代表作品但是缺少整体性，没有形成体系。 到目前为止对于藏族女性汉语文学的发展轨迹、主要特征、整体风貌及其对藏民族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等问题还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

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对藏族女性文学的研究不仅表达了对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弱势女性群体及少数民族群体的关怀，更希望将这种关怀扩展到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高度上，把种族道义责任提升到弘扬生命意义的层面上，这适合当下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化”共存的文化背景。

藏族和其他民族一样面临着传统信仰的坍塌与现代民族精神的找寻，也面临着民族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等现代性的问题。怎样去看待现在和过去不仅仅是男性作家关注的问题，女性作家们也从女性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女性作家们以不同于男性的叙事策略和技巧建立了一个特殊的阐释方式和女性叙事传统。系统而完整地研究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对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在2014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中指出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和谐是以各个民族各自发展基础上的和谐， 即和而不同，民族和谐要求各个民族互相平等。关注藏族女性作家发出的声音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尊重不同、包容多样的心态，这必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

总之，藏族女性作家汉语文学写作摆脱菲勒斯中心语言的藩篱，书写她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体悟。这种书写以剥离原貌和叛逆对抗为特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开发，是女性觉察到了话语权的存在，从而开始思考女性自己的语言，再用语言来言说自我，将女性自我写进人类文明发展史，打破男性世界的绝对统治和垄断。二是挖掘女性经验，它超出男性思S惯性和期待视野的，重建“女性话语”。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创作大多来源于青藏高原文化圈与内地文化及周边各地区文化的交叉过渡地带，因此，探求藏汉“两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反馈的因果关系”及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藏族文学的含义、流变和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中把握和研究“跨族别”、“跨语际”写作的文化意义，以及促进民族和谐和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藏族女性作家汉语文学作品地历史与现状、特点的分析，站在民族团结乃至全人类的高度上，把民族道义提高到弘扬生命意义的高度上，成体系地梳理藏族女性文学传统，全面理清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发展脉络，探究当代藏族女性创作主体身份、宗教，多元文化对其写作的影响，理解他们在创造过程中面临的文化寻根与现代文明交锋焦虑，并挖掘他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族群认同及与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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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佳俊.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J].中国藏学，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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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朱霞.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浅论[J].民族文学，2010（7）.

[14] Eagleton， Mary. E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A Reader.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1995年借世妇会的东风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女性文学领域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12年来，已经在北京、南京、厦门、北京一承德、贵阳、哈尔滨、开封一洛阳等地召开了7次学术研讨会，并与中国作协、中国版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牵头主持了两届中国女性文学的评奖，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主办，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名作欣赏》杂志社、山西文学院、山西大学文学院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协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张平，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傅书华，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主席蒋韵等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叶兆言、毕飞宇等人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大会收到论文七十余篇，专著近二十部。在大会发言中，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第一位女性文学博士生导师刘思谦教授和第一位以女性文学话题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著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玲教授分别就两性和谐和社会发展、女性文学的体性等宏观问题作了高屋建瓴的发言。

与会者就文学历史和性别视野、女性文学主体性建构、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及批评中的误区与出路、文学母题与女性创作、女性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美女作家与消费文化以及高等院校的女性文学教学等诸多当代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学的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女性文学创作通过二十多年的繁荣和发展，各路创作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女性文学观照人生和世界，反思传统性别文化和女性自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写作的女性将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同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整合在一起，女性文学的总体格局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创作日趋繁荣和理性，视野和主题更加宽广和深刻，而女性创作主体队伍的代际关系也愈发协调和熔融。

此外，本届大会还对高等教育部级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进行了研讨。作为中国第一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的出版在当代文学历史、女性文化和文学发展历史、女性文学学科建设历史以及出版历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长期以来活跃在教学一线的专家学者们多们教学实践和性别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以女性文学委员会为标志的众多学者们多年默默耕耘的汗水和智慧，它涵盖和部分代表了中国女性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顶级学术水准。《女性文学教程》的学术视野开阔，涵盖古今中外，追求科学性、实用性和启发性，注重知识性、学理性和可读性。

会议期间，教程主编、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林丹娅教授还就教程编写的基本认识和思考、教程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特点以及对教程使用的建议等问题作了详细而具体的陈述。教程编写的指导思想是：面向高校女性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以开阔的视野阐述女性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女性文学的基本内涵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介绍古今中外女性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梳理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探索与实践，分析女性文学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使读者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有初步的认识，对以性别视角观照各类文学现象的意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进而启发学生对性别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敏感和思考，推动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促进文化领域的两性平等。教程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体系的完整性；二是注意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把握女性文学的面貌；三是在注重意识形态分析的同时尽量不忽略女性创作的审美特征和艺术创造，不离开文学本体；四是文风比较平实、客观并具学理性。在教材使用方面，教程强调应该注意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讲授专业性课程之前，调动学生在生活中的性别感受和由此发生的性别意识，提供有关性别文化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知识；二是教学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布置书目的阅读和讨论，适当穿插影视观摩；三是点面结合，以点带面，使学生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轮廓和线索；四是教材为辅助，主要提供脉络，课程讲授需要丰满的血肉；五是课后进行教师的设置。参考书目鼓励自学，不追求标准答案，尊重不同理解，重在启发思维；六是文学研究与文化视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