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的重要性范文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法律思维现代企业管理规则性思维平衡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内涵

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从深层次看，法律思维始终为维护法治而存在，有学者将法律思维概括为：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的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判断结论总是确定的，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等。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本文理解的法律思维内涵有四：其一，法律思维是诸多思维中的一种，它以法官或律师的思维为典型代表，是指根据法律进行的思维，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其二，法律思维是在决策中以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透视所遇到的客观情况，作出特有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推理，是按法律逻辑思考、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考模式，是受法律意识和操作方法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其三，法律思维是根据既有规定，通过推理、判断、程序和自由心证，也即通过法律方法给争议双方一个解决问题的结论，注重对法律事件的公正处理；其四，法律思维由专业训练获得，源于法律思想和法律逻辑，表现为思维人意识、观念或态度的自主性，是法律品性对人的思维产生抽象、概括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

法律思维与处理法律关系的考察因素密切有关，表现为重证据、讲事实、守程序。其中，重证据是指法律思维下处理问题时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从查明案件证据和正确运用法律两个关键环节入手；讲事实是指法律思维下以事实来支持所获得的结沦，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要为法律结论提供充分的法律论证与法律理由，这种事实一般是公开的，而且具有一定说服力；守程序是指以法律思维思考与处理问题时，严格执行程序，程序是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和过程，以严明的程序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

法律思维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

企业发展的差距在一定意义上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我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域外法先进的法理念导入我国，正如庞德所说“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调控的手段”，已不仅仅是惩治的代名词，而更多体现的是倡导平等、恪守规范、诚实守信的原则，发掘法律作为社会调控手段的深刻内涵，与企业管理制度相结合，在企业管理中渗入法律思维，能更好的实现企业规范化管理目标。

传统企业管理主流理论—泰勒的“分析式”科学管理理论及连续因果链条管理思维，缺乏对复杂环境涨落的响应能力。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引入法律思维，在价值取向、基本原则、战略重点选择上规则而理性，直接导向企业管理目标的及时应变。

（一）法律思维以减少企业法律风险为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有一个重要的潜规则，即机遇与挑战共生，经营和风险并存。忽视法律风险的存在，单纯强调企业生产流通销售业务，其结果必然达不到企业预期管理目标。另外，企业风险承受度与预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企业管理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企业如果一味过度强调控制或者回避风险，可能造成商业机遇丧失和管理成本增加。法律思维能够平衡企业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的关系，将预警、揭示、识别、降低、化解企业风险视为作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价值取向。

（二）法律思维以预防为主、救济为辅为基本原则

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警示，其中包含强制性、责任性的信息给人以威慑和教育，帮助企业提高责任意识，防患于未然。现代企业管理中，法律思维关注企业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引导企业识别管理后果，警示企业对管理事务作出合理安排，预防事故发生。法律思维倡导和突出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为主、事后救济为辅的基本原则，强调前瞻性防控理念，防微杜渐，一旦出现无法预防事故后，引导企业迅速补救及妥善处理。

（三）法律思维以制度和规范的流程为战略重点

现代企业是具有高度分工与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只有规范化管理，才能将企业意志统一，形成合力。法律思维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和流程优化，以法律思维帮助企业实现管理制度化，保证企业内部管理业务的有效性，继而通过企业管理规范化流程，合理分配任务，建立企业内部轮廓清楚的矩阵结构、自上而下的驱动机制，法律思维始终视制度和规范的流程为企业管理战略重点。

法律思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表现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将其中法理逻辑渗于现代企业管理事理逻辑，提升企业理性思维，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科学性、决策果断性，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其应用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规则性思维下恪守规范

法律思维是一种规则性思维，“法律是使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以法律规则为标准。法律思维的规则性强调三段论推理的表现形式，强调三段论推理的逻辑是合乎情理的，对决定理由进行说明和论证，推出法定结论，这种结论出自理性，具有说服力。规则性思维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在判断行为和事件时，要求逻辑缜密、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

现代企业管理中，会面临各种利益冲突，规则性思维要求思维者注意规则的存在，帮助企业预设标准，并在处理问题时尽可能遵照已有规则，不任意改变已有规则和原则，对管理冲突中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判断。继而当该思维成为企业管理习惯性思维后，引发出如何协调管理矛盾的日常考究。规则性思维发挥作用的另一情形是约束企业员工行为，企业管理层通过向员工传达稳定性、可预测性的规则，表达企业管理决策理念，通过规则性规范指引，增强员工对经营行为的预期，引导员工从事企业激励行为，避免禁止行为，这就意味着管理中首先要服从规则而不是听从情感，也意味着规则必须重复使用，不能轻易更改，以有利于企业管理长期有效机制的构建。

（二）平衡性思维下倡导平等

法律思维是一种平衡性思维，集中由诚实信用原则体现，具有极为丰富的价值内涵，诚信原则将各种利益维持在合理框架内，平衡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维护平等和公正。对于不论是产生于个体与社会之间，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法律包容主体间的利害冲突，尽可能将冲突和平解决，一旦发生特殊争议，则交由权威的法庭解决，将失衡社会秩序恢复到平衡状态。

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平衡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倡导平等，体现在管理上，即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行为要信守诺言，这样的诚实守信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行为对

员工的单一义务，而是互动的原则，以平衡矛盾及倡导平等。通常，平等包括结果意义上的平等和机会意义上的平等，企业管理中，由于各部门、各员工个体职责、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能有所谓结果意义上的平等，企业管理强调机会平等的积极意义。从管理实效上强调机会意义的平等，意味着企业为每一部门、每一员工搭建统一平台，提供平等竞争机会。在客观条件存在差异情况下，平衡企业各部门与员工差异带来的机会不均等，调动企业部门和员工个体的积极性，使其相互配合，达到机会平等的理想状态，衡量企业管理的成功度也应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的综合评价。

（三）程序性思维下维护秩序

法律思维是一种程序性思维，法律程序是实现公正的重要手段，是法律内部生命力的表现。程序性思维表明特定政治或社会组织为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而确立某种适于生存与发展的有序形式的努力。

现代企业管理中，程序性思维引导企业行为的有序状态，它对管理的启迪不仅在于手续、步骤上的要求，更触及管理的核心，因为任何程序相对于内容而言，无疑更具灵活和易变的特性。程序是实践内容的前提，规范的程序下，即使管理结论未必让人信服，也具有很大的可接受性，程序性思维引导企业如何管理，拟定的管理方案如何实施等。随着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条件的变化，企业管理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调整，尤其经济变革或者转型时期，企业与社会环境联系越加紧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日趋复杂，信息传递日趋迅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而矛盾的问题，企业原有管理程序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妥协”或者“能动”，此时更须保持程序性思维，以惯常使用的程序，防止过度自由化而导致权力滥用的危险。

（四）基准性思维下果断决策

法律思维是一种基准性思维，以合法性思考为前提，注重事实，实事求是，以既定标准评判确定特定行为的合法与否。法律基准性思维评判结论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强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最大、最佳的政治、经济、道德效果。

现代企业管理中，基准性思维出发点是把握客观标准，将权利义务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通过权利义务关系分析，检索企业主体各项权利义务后，寻找连续的因果链条，再进行推理。复杂的企业管理环境中，抓企业管理中主要问题，通过因果链上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对企业管理中各种利益、请求、期待做出评价，依据因果逻辑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由，纲举目张的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难题。基准性思维以既定标准为决定依据，以此判断并保障特定管理关系的稳定性、管理行为可预见性、管理发展进程连续性，保障企业管理决策明确化、公正化和稳定化，避免模糊、随意、不确定和不稳定决策的产生。

结论

社会转型和法律制度的变迁，使各种法律问题日益突出，现代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中，法律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企业管理中兼容法律思维的优异功能，吸收其合理内核，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企业管理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法律思维帮助把目标实现过程做得规范，法律思维应用于企业管理，预示着和谐和利益的统一，效率和公平的均衡，成本和效益的最佳，资源和边际利益的最大化，帮助企业机构设置、岗位职责、流程设计规范。

目前，我国现代企业管理普遍忽视法律思想、法律逻辑的借鉴意义，在法律思维尚未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在我国走向市场、走向法治的进程中，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学习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在实践中将法律思维贯彻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企业决策、管理、激励、监管、执行、裁处过程中，逐渐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提高现代企业管理思维水平。

参考文献：

1.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M].法律出版社，2003

2.葛洪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2

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维视野包括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两个方面。法律思维视野在时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回溯性，“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决定法律思维在时间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动法律思维起动的法律问题的过去性。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有待于解决的复杂的涉法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过去发生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在法律上“再现”过去发生的问题。第二，思考涉法问题的依据即法律规则的既定性。法律思维只能从既定的规则或从存在的先例中寻求法律理由，规则和先例都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并适用未来问题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程序而做出的决定被赋予既定力，除非经过法定的高级审级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机制迫使决策机关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碰到同类问题必须按同样方式解决，造成同样结果。”另一方面，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虽可以重新解释，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法律思维在视野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维的空间维度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法律思维活动如法律推理活动是在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和法律程序所构成的框架内展开的。(1)法律规则的适用是有空间范围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有效，国内法一般在国家所及的领域内生效，国际法律规则也只在缔约国家适用。法律规则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维主体养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特定的理论空间思考的习惯。(2)法律事实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要再现、查清这一事实必须以当时的时空为界限，这就限定了思维的空间范围。(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动必须在程序所允许的空间维度内进行，例如诉讼法关于与受理的空间范围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也是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联分不开的。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性质渗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不同国家法学理论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本国领域。另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法律思维主体往往以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语言的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间语言交流的障碍也是造成思维空间有限性的一个原因。

三、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法律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近年来，人们对法律思维方式问题的关注缘于法治观念的兴起。正是法治建设呼唤法律思维方式。我国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时代的强音。许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对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尽管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但关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法律思维对法治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渠道发生:(1)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增强人们抵御野蛮和专制的能力，推进人们行为的理性化。野蛮行为和专制思想是随着法学知识的增长而节节败退的。这可以说是法学家对法治的最大贡献。(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当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如此，法治精神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当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投入到法律职业(包括法学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识、研究法律方法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载体，有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也才有了所谓的法律人生。

参考文献：

[1]郑成良：《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论纲》，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4月。

[2]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6]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法律思维，大众思维，法律教育

法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关涉的学问，因此法律实践活动是在法律理论指导下的由法律思维所指涉的活动。这不仅是一个形而上的思维观念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指向具体对象或关系的法律适用的问题。，无疑是需要在长期的法律专业教育中培养成长，并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这里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即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法律思维的大众化意向和法律教育的定位。

一、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

法律虽然是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已存在的，但真正形成以法律专门人才运用其学识赋予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以结构和逻辑性的培养模式，却是始于11世纪末的波伦亚法学院。[1] 由此在欧洲将分散的法律认知方法通过集中式的传授方式，给予法律人以共同取向的法律思维，使法律知识成为至少在职业共同体内具有类似基础的共同语言，成为法律职业人沟通、交往的基本途径。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共同法律思维交往的结果是促使法律知识增长的重要手段。[2] 因此，建立在共同法律思维基础上的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就势在必行了。[3]

在明确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之前，有必要对何谓思维做一个说明。何为思维，对于古希腊哲学家而言，已是一个在努力探索的问题了，如柏拉图所思考的“善”与“正义”，亚里士多德对“形式”与“质料”所做的区分，无一不是思维的结果。直至黑格尔对思维的本质之考察，使人们明显关注思维的权能，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思维做了深邃的剖析：①“首先就思维的通常主观意义来说，思维似乎是精神的许多活动或能力之一，与感觉、直观、想象、欲望、意志等并列杂陈。”②“我们既认思维和对象的关系是主动的，是对于某物的反思，因此思维活动的产物、普遍概念，就包含有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4]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思维是主观的，有某一客观的物与之相对立；同时思维也是能动的，是某物在人的思维意识中的反映，可以通过反思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这个意义而言，黑格尔所揭示的思维本性正是笔者在此考量思维的依据所在。

无可否认，法律思维与哲学思维有着极大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哲学思维面向的是事物的整体的一种抽象，而法律思维既存在哲学思维的特点（如立法活动是面向整体、抽象的活动），又存在面向局部、具体的事物及其关系的活动（如法官对具体的人与人、物之关系所做的判断）。因此，有学者总结了法律思维的要素，认为法学的思维就是判断；法律工作就是行使判断力；法学的注疏学是法学思维的第二个要素；通过形成新的规则，进一步发展法。[5] 这种归纳是正确的，如果再加上一个理解环节，形成理解-解释-判断-创设-理解这样一种循环的过程，法律思维才能达致真正的成熟。

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究竟是什么呢？这应该从法律思维的功能着手来进行考量。总括起来，法律思维具有如下的功能：①统一法律思维基本类型的功能。如前所述，法律思维针对具体的个案或抽象的规范整体的认知活动。从抽象层面看，每个具体的法律人需要与整体规范的意义域发生关联，即从规范整体中理解、解释、判断法律的意义指向。[6] 从经常台层面看，法律人与之相关联的不仅是规范整体，而且包括具体的事实构成，于是必不可少地涉及到事物的“先见”或“前理解”。[7] 因而有必要再法律思维定式上取得一致。[8] ②提供法律人相互理解、论争直至创新的基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类社会的关系依语言为中介来维系相互间的交往。统一的法律思维有赖于法律语言的统一，从而将所有的法律活动涵摄于法律思维。③形成真正的法律权威。由于法律判断在适用中属于一种独断的判断，[9] 因而相对统一的法律思维能保持与大众思维一定的距离，从而保持一种距离感而产生权威，这在法律过程中是必需的，否则会形成大众内心的不尊重。

综上所述，法律思维的局部取向立足于统一的法律知识传授，形成统一的思维取向以谋求法律认知活动的基础，最终实现法律的目的-人类社会中的正义、善和人的价值。

二、法律思维的大众化意向

依循上述法律思维发展的路径，毫无疑问将出现法律职业专门化的趋向，并由此形成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对峙。这是在社会发展中由于分工产生的必然现象。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就一定存在法律人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呢？在我国的现实中，实际的情况是法律思维过于大众化。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司法统一考试虽然在2003年提高了门槛，只允许拥有本科学历者参加，但其中多数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士，于是一位从未受过法律专业知识传授的人只要通过司法统一考试，就可以成为一名律师甚至理论上可以成为一名法官或检察官；我国历来倡导与群众密切联系，在司法上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于是诸如“送法下乡”、“法官咨询”的活动在各地屡屡发生。与此相应，考虑到我国民众历来法律意识淡薄，对于维护自身的权利和遵纪守法的观念缺乏传统，因此国家虽已实施多年的普法运动但实际收效却甚微。总体而言，我国的法律思维的大众化意向太过明显，需要的是发展法律思维的专门化。

在此不得不留意波斯纳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如何防止法律专门人员自己成了一个职业特权阶层，其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判断都有重大不同？换言之，如何保持法律既通达人情，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和反复无常？”[10] 这并非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在实现法律思维专门化的进程中，如果只一味地塑造法律的专业思维、专门术语，结果可能是一份普通的司法判决书对于大众而言也无异于天书；同时如果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完全融合，法律将成为任性的代名词。回顾法学理论发展的阶段，如概念法学所追求的“概念金字塔”，从其顶端屹立的一个最高概念出发，推导出抽象的和一般的概念，再推导出许多具体的有内容的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阻隔一切社会现实需求而自我繁殖-虽保持了法律观念的高度专业化，却导致了自我封闭；利益法学在实践上使法律面向生活，排斥逻辑优先的概念法学，以生活价值居先-虽保持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却抛弃了法律的专有逻辑，导致面对众多利益无从决定何者优先。[11] 这两种法律体系现已成为历史的一种面相，从中可见无论是过于自我封闭或过于大众化的法律体系都不利于法律的成长。

在此所谓的法律思维大众化意向，并非意指法律语言、思维等与日常生活的彻底融合，而是指法律语言、思维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而独立、封闭地成长。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史中，人类已成为生活在社会中的动物。人的生存通过语言这种中介物，能对事物进行抽象式的思维（如抽象地提取各种类型概念）；同时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这是人类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和个性的表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说过：“这种交往实践的职能就在于，在一种生活世界的背景下，争取获得、维持和更新主体内部所承认的具有可批判性的运用要求为基础的意见一致。”[12] 按笔者理解，这里有两层涵义：一是人的交往立基于生活世界背景。联系到法律领域即是法律最根本的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法律既统治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又在人们的行为有冲突之际予以援手。二是人类的交往行动建立在可以相互交流各自意思的基础之上。统摄于法律即是既然法律服务于人类，那么就需要构建一个人们进行法律交流的平台。也就是说，在法律思维和大众思维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使法律思维不至于成为生活世界外的孤岛。既要使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主体间性”，又要使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法律思维，这绝非易事。在此实际上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应培养哪些类型的法律人才，是否需要培养一类介于法律职业和大众生活之间的类法律人或法律中间人，以其所具备的法律思维与大众接触面而服务于大众生活世界。这是笔者下面将予以考量的问题。

三、法律教育的定位

现代社会要求高等教育能够按照各学科的分类为学生提供精深的专门知识，同时又要求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沟通。惟其如此，高等教育才能适应社会日益精细的分工和日益频繁的交往、沟通的需求。因此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既要教授学生以深厚的专业知识，又要使学生学会实际应用的技能。具体到法律职业教育同样存在上述两方面的基础性要求。[13]

我国法律专业的真正繁荣时间并不长，相较于西方国家在法律理论上的研究差距甚大，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因而在我国尚处于探求法律知识和形成共同的法律知识背景的阶段。这正符合卡尔·波普尔的一句话：“人们对问题进行有效的批判讨论，只要是无意识地，就要依赖于两件事：所有以达到或接近真理为共同目标的各方都能接受，以及相当数量的共同的背景知识。”[14] 因此法律教育的立足点在于透过法律条文存在的表象，深入考量隐藏在条文背后的法律原则、论证体系和社会目的，反映到课堂教学上就是对每一法律规则的提出，需要从其缘起的条件、发展的历程以及根植的法律原则等方面，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确定当前所选择的社会价值。对法律规则或条文的这种解释，不仅可使学生易于理解、接受，而且可使学生学会探索法律知识最为重要的方法，形成一套独特的法律思维模式和以共同法律知识为背景的先见。这是我国在相对缺乏法律背景知识的前提下首先要实施的工作，也是培育法学专家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熟练掌握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法律教育必需与实践相结合。人在社会中为增进知识的增长而从事积极的活动，都是以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为前提的。诚如康德所认识到的，理性包含了任何现实的经验，但现实的经验却不能构成理性的全部，[15] 有一部分理性需要依赖于理性实践后的反思得出。之于法律更是一种预设的体系，需要通过实践证实或证伪，从而以理性人的意志之反思，重新认识法律的预设。因此在法律教育中，实践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种实践应该是在理论指导下人的一种自主行为。笔者认为这种法律实践活动主要是以法律思维为基础的，是一门专门、专业的职业活动，其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鉴于现代社会的需求，法律职业人员必不可少地要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知识的交叉，形成一种建基于广泛的社会知识背景下的法律职业群。

最后，法律教育需要培养一类既具备法律思维又倾向于大众思维的法律中间人。这类人员非经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人，但他们通过一定的途径如法律培训班等掌握了一定法律知识技能，形成诸如企业法律顾问、社区法律顾问等，让他们以贴近大众思维的方式，既解决企业、民众对某些法律问题的疑惑，又可以承担在社会中传播法律知识的职责。这类人的数量可以远大于法律职业人员，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大众、法律中间人和法律职业人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使法律活动顺畅地承上启下地运行于社会结构之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的重点在于训练一批具备专门法律思维的法律职业人，包括具有精深法律理论的学术人才和理性实践能力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当然鉴于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些专业法律人不仅应具备法律思维，而且还应涉及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然后通过培养以大众思维为取向的法律中间人，让他们成为承载联系大众与法律职业群的桥梁，彻底改变法律人的大众思维倾向。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律系）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152页。

[2] 波普尔认为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主要是基于科学意识的形成，由非暴力的理性批判取代对错误的消除。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在法律领域中，运用共同思维对法律论证的批判，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3] 法律家共同体形成的标志首先在于：“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步。”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4]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74页。

[5] 参见[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6] “任何人如果适用了某个具体法律规范，等于说事实上适用了整部法律、甚至即整个法律秩序。”R. Stammler， Theor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Halle 1923， S.15. 转引自[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7] “先见”是加达默尔的说法，“前理解”是约瑟夫·埃塞尔的说法。“先见”是一种具体人评价事物时所必备的理解平台，其先前的生活阅历、知识等构成了理解倾向的基础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因此加达默尔认为只有形成“先见”与法律本文的视域融合，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才会开始本文的意义世界。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同时参见王晓、董必秀：《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8] 如有学者总结了法律家的思维方式：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通过程序思考；注重缜密的的逻辑，谨慎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等。参见前引[3]孙笑侠书，第280页以下。

[9] “法官必须确信自己诠解的权威性，否则在表达出来以后会难以服众。因此，法官最后只能做出独断的判断：与立法者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本文对社会的适应性；与民众也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适用变更的可能性。”前引[7]王晓、董必秀文。

[10]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1]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以下。

[12]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洪佩郁、蔺菁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3] 季卫东教授认为，现代式法律教育和相应研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实用的精致的法律解释学积累。其次，空灵的、创新的法学理论的探究。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14]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15]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328页。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4

Abstract: Our country tradition judge has not formed the professionalism the ideological mode, must complete thought reforming to select suits our country national condition the evolution type reform mode, cannot lag, also cannot blind in advance.

关键词：思维 职业化 法官独立

key words: Thought professionalism Judge independent

作者简介：孙萍（1984――），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

法官职业化思维具有法律思维的一般特性。法律思维最表象化的特点是注重缜密的逻辑思考与环环紧扣的推理过程。法律思维的核心内容在于规则性思考――提取事件要素、进行案件分析、预测可能结果等过程的核心依据都是相关法律规则，即客观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职业化思维的明显特质在于：第一，程序性思维。审判程序作为交涉过程的制度化，弥补实体法的功能缺陷。法官审判所追求的真实是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与还原。第二，中立性思维。法官处于等腰三角形的顶点，不存在维护哪一方利益的问题。第三，保守性思维。法官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表现得较为稳妥，甚至保守，而不应当对法律作过为宽泛的自由解释。第四，确定性思维。法官的确定性思维直接要求是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而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在其审判过程中没有形成职业化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特点明显背离于现代的法官职业化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传统法官在自我角色定位上就有失法官特性。他们把自己完全当作行政官（俗称“父母官”），把诉讼案件当作行政事务，把判决当作管理手段，把解决纠纷结果当作合乎民意的政绩。而事实上也正如此，历代所谓廷尉、大理、推官、判官等并不是专门的司法官员，而是行政官员，司法是行政的附属品。再者，我国传统法官不能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司法依据多元化。一是传统法官具有听从上级的个别性指示，命令即原则的行政性思维。二是以利弊权衡为中心的政治思维倾向明显，不追求是与非的确定结论，而追求利益的调和，谋求“双赢”。三是法与情理之中，看重后者，有时不得不“屈法以伸情”。四是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80年代的判断书中曾出现过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其鲜明例证。另外，我国法官程序意识淡薄。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效果，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与过程；注重追求“客观真实”，而不讲求以证据为基础的“法律真实”。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过程同样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结果，是社会的和道德上的效果。”同时，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没有保持中立，表现出过分的主动性。司法模式为典型的职权主义，法官处于完全主导地位。

如何塑造我国法官的职业化思维，如何使我国法官养成职业化的思维习惯，这需要在主观与客观两大方面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经过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过程，实现我国法官思维的职业化与现代化。主观方面在于法法律知识的体系化学习，法律信仰的树立与司法理念的强化，以及司法实践操作技能的加强；客观方面在于法官教育体制的变革，法官保障制度，特别是法官独立保障机制的建构，以及社会整体法治风貌的形成。

体系化的法律知识是法官思维模式的基础，是法官思维的“硬件”，思维的最终结果在于完成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的匹配，因此，法律知识应为法官熟练掌握。法官应当明了现行法律的基本体系、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及救济程序，明确支撑部门法规的原则、规则、概念等基本理论知识。书本知识的习得与前辈的传授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应当在亲历亲为的法律实践中升华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够透过法律条文看到其背后的宗旨要义与社会目的。“一个人即使具备了相当的法律知识，甚至能够对法律条文倒背如流，但如果对法律并无信仰，也不具备法律思维，根本不能成为法官。”i法律信仰是法官思维的最深层内核。只有法律成为法官内心的“圣经”时，法官才能够心怀对法律的崇敬，抵挡住一切诱惑，刚正不阿地执行法律。正义、公正、理性、中立等司法理念要不断强化，通过多种形式让法官随时感受到法律的神圣性与职业的使命感。“法官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法律思维，一端连接着信仰和价值，另一端连接着说理方法和解决纠纷的艺术。”ii在法律运用这门艺术中，法官应当磨炼司法实践技能。“法官作为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义的解释者，就必须提供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纠正那些不确定性，并通过自由决定的方法――‘科学的自由寻找’――使审判结果与正义相互和谐。”iii案件的审判过程就是对法律条文具体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官要剖析法律的逻辑结构，自觉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与法律推理方法，还要作经验性与常识性的判断，最终将法律事实还原为程序中的“真”，取得抚平社会利益冲突的效果。

以上谈到的几方面的实现依赖于法官的良好素质，而高素质的形成更需要良好外部环境的支持。首先，所有特质都不可能天然形成，而需要专门的培训与养成。法官教育是法官思维职业化的必由之路，应当围绕着法官职业的特质，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训练，最终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当前我国法官教育体制在法律学科教育、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律继续教育三大主要环节上都要着力进行有效地改革。再者，从长远来看, 法官职业化思维塑造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要以法官独立为核心, 构建现代法官制度, 从制度上切实保障法官独立办案。一是要明确在宪法中规定法官独立, 使法官独立原则上升到高度；二是严格法官的任职资格与选任制度；三是强化法官的职业保障, 延长法官的任职期限, 甚至确立法官职业终身制；四是提高法官的任命等级, 克服司法权地方化；五是实现法官独立的经济保障；六是规范法官的惩戒制度。iv最后，法治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法律职业人的贡献，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一个充斥着“人治”、“专制”、“权力本位”等思想文化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法官的法律思维不仅丧失了思维的源泉和交流的可能，而且其语言、技能等品质也将在社会的大熔炉中被弱化甚至消解，最终其职业性的法律思维也就无从谈起。v法官思维在根本上是对现实社会的应对, 法官思维的转型应当选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不能滞后，也不能盲目超前。

注释：

i 康宝奇：《对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理性思考与实践》，载于《人民司法》2007 年第 2 期，第 49 页

ii 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载于《法律科学》2003 年第 2 期，第 14 页

iii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第 5 页

iv 参见邬凡敏：《以现代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分析与思考》，载于《法律适用》2004年12月刊，第49页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辩证思维；整体；矛盾；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39-02

垡蛩固谷衔，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德国著名诗人诺瓦利斯也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所以，对于法律而言，哲学也是其基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定。一个民族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等都有其哲学的烙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在西方，由于古希腊罗马自然哲学的影响，西方诞生了最早的自然法思想；在中世纪神学的影响下，西方形成了教会法以及神法思想；19世纪，西方出现了功利主义哲学、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想，法律上则形成了社会法学、分析法学等；而在现代，结构法学、批判法学、行为主义法学等也都受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都说明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深刻影响着其法律的发展。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儒家、道家、法家、佛教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的哲学观，也影响了中华法系的形成，辩证思维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的法律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

辩证法体现在人类思维中就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察而得到的，根据这些观察从而形成一些基本的关于世界的观点看法，形成自己的认识思维，进而指导人们的其他活动，辩证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与逻辑思维的“非此即彼”不同，辩证思维的核心在于辩证。辩证思维自从人类开始认识世界时就已经存在了，虽然这时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辩证思维，而只是在生产生活中无意识地运用辩证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西方哲学史上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以及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辩证思维的形式；康德提出了“二律背反”问题及其在认识上的困境，表明人类科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来解决；黑格尔通过对思维的辩证性进行研究从而建立了自己的逻辑体系；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唯物辩证法，从而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辩证思维研究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也很少使用辩证思维这一词汇，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中国人很早就在运用辩证思维，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阴阳调和的思想就是这一思想最典型的体现。

中国的辩证思维诞生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特殊的文化环境，与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等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的辩证思维。中国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法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性质，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中华法系。

二、整体性思维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中国哲学中的整体性思维

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充足的水源以及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的主要经济模式，农业与气候、水文等密切相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环境，所以中国人形成了对自然的深厚感情以及对自然的崇拜，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抱有美好的幻想，形成了“天人一体”的观念，形成了整体性的思想。古代哲人没有把人与自然分裂开来考虑，而是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这种整体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中医理论把人体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相互联系的系统关系中把握疾病的治疗；在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家也是一个整体，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即使中国历史上有过国家分裂的情况出现，但是国家民族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整体性思想表现在生活中就是普通民众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热爱，努力调和人和自然的关系；整体性的思想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中国古代诸法合体以及法律渊源的单一性。

（二）整体性思维对传统法律的影响

1.诸法合体的统一法典

中华法系虽然具有广阔的时空性，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但就其内容的属性来说，却是比较单一的，基本上只是一个刑事性的法律体系[1]。中国传统法律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部门法，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所有的法律规范都统一于一部刑事法律体系，所有的行为都通过刑罚手段进行调节。这种法典编纂体例受到了整体性思维的影响，“大一统”“法自君出”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要求，所以把各种社会关系综合在一部法律中进行调节，这是我国整体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整体性思想直接对法律施加影响的结果。张晋藩认为，法典所采取的体例，或者是混合编纂，或者是单独编纂，是立法技术问题，是特定时代立法者的选择[2]。中国在整体性、统一性思想的影响下，古代立法者选择了混合编纂的立法方式，形成了一部部统一的法典，从《法经》《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两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延续着诸法合体的编纂体例，直到清末修律才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法典模式，诸法合体的立法体例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法典，这种立法模式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这种立法体例的形成以及延续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2.单一的法律渊源

中国古代的法律在渊源上也体现了整体性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体现了整体性思想影响下的大一统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在形式上有：律、令、科、比、格、式、敕、例等，虽然这些法律渊源从形式上以及字面意思上看是不相同的，但是这些法律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由最高权力机关，皇帝直接或者通过皇帝以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认可才具有效力。为了保证中央以及皇帝对于权力的掌控，古代国家发展出了立法形式的单一渊源，通过对生杀大权的掌控来控制国家的权利。

三、强调同一、忽视斗争的矛盾观对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强调同一、忽视斗争的矛盾观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西方哲学思想中重点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性，在古希腊以及古罗马，早期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是通过互相辩论发展起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留下的哲W著作都是以对话的形式表现的，这种互相斗争、互相辩论的思维模式使西方形成了以斗争为主的辩证哲学思维。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传统哲学中主要强调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对矛盾的斗争性是不重视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什么也不做，那么矛盾自然也就没有了；儒家强调中庸，认为任何矛盾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调和点，通过调和矛盾，从而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实现矛盾对立面的和谐一致，这种注重矛盾同一性、忽视斗争性所导致的后果就是竭力取消矛盾、消灭矛盾、寻求和谐。

（二）矛盾思想对传统法律的影响

1.无讼、厌讼的法律文化

“法律根植于文化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的特定要求产生反应[3]。”中国哲学中的矛盾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也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中西方对待矛盾的观点不同，所以造成中西方对待纠纷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中国的同一性思维强调和谐，“无讼”是我们的价值理想，通过调解化解矛盾，最终消灭矛盾，是我们处理纠纷的主要准则；注重斗争性的思维观则发展出了西方丰富的诉讼思想，形成了西方人注重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权利的历史传统以及法律文化，通过法庭辩论、法庭斗争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西方社会处理矛盾的主要方式。

强调矛盾同一性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中国无讼、厌讼的法律文化，道家主张按照自然而生活，通过无为消灭矛盾产生的根源，消极地避免争议的发生，达到和谐的生活；儒家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无讼的法律思想，和谐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对于矛盾与纠纷要互相忍让，通过协商解决纠纷，而不是动用法律让官府来解决，诉讼在儒家的观念中是可耻的，儒家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儒家的这种诉讼观也一直作为主流的法律思想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成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对我国古代法制发展和我国传统的法律意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无讼思想。

2.重视调解的司法方式

中西方对待矛盾的态度不同，导致中西方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是有差异的，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有调解和诉讼，在中国和谐思想以及无讼理念的影响下，中国发展出了丰富的调解思想以及关于调解的实践经验。中国人的矛盾观形成了我们在面对冲突时寻求同一与平衡的价值观，通过调解的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秩序，这就是中国调解的精髓，这种司法理想适应中国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统治者对社会的统治需要，因此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从而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各种调解形式，例如官府调解、民间调解以及官批民调。民间调解是指第三人介入纠纷，对争议的双方从情理法上进行说服教育，从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民间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以及宗族首领都是中国古代进行民间调解的主体，同时亲友、邻里也可以主持调解。由于家族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地位，所以宗族调解是古代解决民间纠纷中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家法族规是解决纠纷的主要依据。由于统治者对于调解的倡导以及官员政绩的需要，所以历代的官府对于民间调解都是积极支持的。

此外，由于统治者对于无讼以及和谐的追求，讼清狱结、纠纷少、社会和谐也是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所以面对民众的诉讼案件，地方各级官吏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对双方进行劝解，而且这种调解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官府处于主导性的地位，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及权力对当事人施加压力，重点并不是通过调解维护当事人的权利，而是在于消除纠纷、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党校；法学教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是党的十报告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当代社会，法治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的治理方式，其体现在：一是要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二是要靠领导者和全社会成员的法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后者，它是法治的目标和归宿。党的十以来，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多次就依法治国发表重要阐述，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政务的能力与民众日益增长的依法治国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尤为显著。为此，党的十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在人，而各级领导干部在我国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领导干部有没有法治思维直接决定着他们能不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高低同样决定着他们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力度和速度。

一、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养成的基本要件

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养成和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必须按照思维模式的形成规律，从影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各方面因素入手，多管齐下，建立长效机制。

1.掌握法律知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掌握必要法律知识是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的最基本要求。党的十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依法行政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领导干部应掌握的法律知识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求学习掌握作为普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诸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等，还必须熟练地掌握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法律和法规。因此，领导干部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法治思维的培养，学会运用法治方式调控和管理经济事务，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加强法治学习

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治思维更是基于法律意识而产生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离不开法律意识的正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法律知识，通过学法而懂法、守法、用法，明确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学习法律知识掌握基本法理原则，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治理念，才能形成法治思维，才能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做到自觉依法行政，提高政府政策的法制化和透明度。这是时代赋予领导干部的责任，更是人民群众的需求。

3.注重法治实践

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实际运用，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同时通过实践可以使法治思维得到检验，得到巩固。因此领导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积极主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做到心中有法，遇事用法，把法治思维作为观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基准性思维，增强责任意识，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二、党校加强法治思维教育的必要性

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应首先从教育入手，使其了解法治思维的内涵、意义及必要性，从而运用于实际工作当中。在教育形式多样化的今天，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党校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党校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地，是开展党性锻炼和能力培养的熔炉。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党校办学的本质特征和重要特色。较之其他类型的培训，党校学习无论是培训目的还是培训内容，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教育形式多样化的今天，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党校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

此外，党校教育的核心是政治培训、党性培训、素质和能力培训。在能力培训中就应该包括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训。现阶段，全国的党校系统都开设有法学课程，党校学员来自不同的专业，法律专业的学员很少，如何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党校的法治教育尤为重要。新时期，党中央对法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党校教育也应该进一步的提升法治教育，尤其是法治思维能力的教育。应该加强各级党校法律方面的集中授课或者法律的专题班次。这种法律方面的专题班次对于学员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开设多种形式、不同内容的法律专题班次，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

三、党校法治思维培养的具体举措

1.在教学目标制订上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是党的十提出的新要求。 理念是思维形成的基础，并对思维方式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党校法学教育更是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法治思想。

党校法学教育通过专题课设置，要达到三个教学目标。第一，让领导干部掌握什么是法治思维。第二，让领导干部理解为什么要提高法治思维。第三，让领导干部知道怎么提高自身的法治思维。只有这样，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真正植根于领导干部心中，并在长期积淀中形成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认同。

2.在教学内容设置上

党校法学教育的内容设置上，应该着力培养领导干部五种法治思维。

一是宪法法律至上思维。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程》在总纲中也明确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宪法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行使任何公权力都不得超越宪法与法律。

二是合法性思维。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时，不论是决策、执行，还是解决矛盾、争议，必须首先自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这样做合不合法？怎么做才合法？始终绷紧“合法是一切行为的底线”这根弦。具体来说，应当从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五个方面随时审视其行为是否合法。如果领导干部在行为过程中发现违反，应当及时主动改正。

三是程序性思维。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对程序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依法按程序办事繁琐、成本高、时间长，远不如行政命令直接、快捷、低成本。但法治实践告诉我们：世界上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接近公正的实体。英美国家有句著名的法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所以法治思维应当包含程序性思维，程序性思维强调凡事都要先想到程序，领导干部作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的要求，违反程序同样构成违法。

四是契约性思维。现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时刻离不开合同，合同就是契约，因而法治思维还应当包含契约性思维。西方法治国家中的人们，将契约关系置于人情关系之上，将契约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写到“契约是缩小的法律，法律是放大的契约”。领导干部在现代行政管理中采用自愿性的行政合同来实现行政目标，其效果远远胜于通过强制性命令的方式。除此之外，领导干部对行政相对人、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法合同必须认可和尊重。

五是责任性思维。责任性思维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得随意放弃、不得不当行使其职权，否则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性思维，让领导干部时刻意识到，权力行使都会带来责任和后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侵权须赔偿。

3.在教学方式运用上

党校的法治思维教学必须结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教什么”的问题。坚持理论创新，是党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在学习原有马克思理论基础上，对于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应当与本地改革发展的最新实践结合起来，推进教学内容单元化、教学单元特色化、特色单元系列化，用身边生动的实践做教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讲透，坚定党员干部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是“怎么教”的问题。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牢牢把握问题导向，建立教学计划从需求调研中生成、教学专题从实践调研中生成的机制；教师要在精讲、精学、精读上下功夫，在讲“管用”、讲“发展”、讲“创新”上下功夫。在选择教学方式时，要根据专题课内容的需要，遵循党校法学教学的规律，任何教学方式都有它的优势，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讲法学理论用讲授式分条理讲清楚即可。为了把理论讲得鲜活也可以把社会热点问题的法律观察、典型案例的法律分析穿插其中，讲授式加案例式配合绝妙。对于可辨性的法学问题不妨采用互动式，促进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三是“怎么办”的问题。教研能力如何提高，怎么提高？到基层去实践，在实践中调研，是我们培养专业队伍的主要抓手。每个党校教师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学科方向，选择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每年下基层调查研究，每人撰写调研报告。只有深入到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去，党校教师的能力才能得到锻炼，素质才能提高，学风才能养成。

总之，党校法学教育应当通过科学设定教学目标、精心安排教学内容、综合运用教学方式来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为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7

【正文】

近年来,为顺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我国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职能定位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由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转变为化解争议、息讼止纷。同时,为适应这种转变,在制度安排上作了修订和补充。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制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在增进容忍、促进稳定、追求和谐的社会背景下,税务人如何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去处理涉税问题以求税法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又如何防范自身的风险?这是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税务人应认真审视的问题。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环境及对税收执法的影响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环境

社会经济学家们指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将处在发展的关键节点,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拉大,处理不善,将会使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目的消弭殆尽。由于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性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央适时提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理念和法律实践活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并受西方法治理论的影响,在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以“合法性”考量为核心的法律思维模式。但近年来,在“和谐”的价值追求下,这种单一的法律思维模式受到质疑。例如法学界关于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法律裁判与民意裁判、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大辩论[①],体现了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反思,对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理念的探索。

这种反思对行政执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为适应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增加的基本事实及快速解决纠纷的需要,部分与行政执法相关的制度开始了思想超越性的创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对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人民法院要通过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实践,不断探索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多种结案方式,不断创新诉讼和解的方法,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工作机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创了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制度;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加强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强调“调解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依法进行调解”。这些制度创新极具扩展性,其影响并不限于司法与复议等准司法领域,因裁判的引导作用,其影响将扩展至整个行政过程。[②]

(二)对税收执法的影响

对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理念的探索,体现了对法律运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价值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既相冲突有相统一,一般来说,当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趋于一致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处于高度重合状态,容易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③].因此,特定转型时期对税务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防止单一的法律思维形成机械执法,造成不良社会效果带来风险;同时,也要防止疏离法律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式的执法思维模式带来法律风险;更要防止以个案的特殊性为名,抛开法律的基准,形成权力寻租导致执法权的异化。

二、和谐视野下的税务法律思维

(一)影响税收执法的“不和谐”因素

税收是财富分配的利器,在税收执法的背后可能是几千万财产的分配、可能涉及一个企业的兴衰、可能关系一个人的命运。当前税收执法虽一般不会导致群体性社会矛盾,但其关系经济民生,随着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增强,税收在和谐构建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这点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住房房产税的开征、税收增幅超GDP的增长等在社会上引起的热议,可见一般。当前,影响税收执法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在:

1、公众的税收意识

TAX(税收)一词的原意就是“忍受”的意思,它“意味着社会产品由私人部门向社会公共部门的转移,是对纳税人财产或所得的一种合法的‘侵犯’或‘剥夺’,会造成纳税人财产减少或损失。征税过程始终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单纯从利益关系上看,依法收税与依法缴税是一对对立的矛盾”[④].为协调这种矛盾,现代社会提出了“公共财政”的概念,“税收是文明的对价、是购买公共服务的代价”,但由于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甚满意,对公共预算的参与度、 知晓度不高,公众未形成现代税收国家应有的税收意识(包括纳税意识和权利意识)[⑤].客观讲,“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观念并未成为全社会十分强烈的共识。

2、税收立法因素

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谐的税法是和谐征纳关系的基础。因税收法律、法规粗线条、原则而概括,执法活动当中直接使用的更多的是各种形式的执法解释(财税发、国税发、国税函、国税明电等),“执行法律文件有两千五百多份,现在只有不到一百份属于严格意义税收法律的规章,其他两千四百多件都是涉税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截至2005年)” [⑥],在行政主导的税收体制下,因政府有征税的内在冲动及追求管理的效率,往往存在扩大解释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情形,而疏于对恣意征税的限制,往往造成实际执行的难度。

3、其他利益矛盾的影响

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矛盾的增加,其他领域的矛盾往往将税收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如,一些举报案件往往是其他领域矛盾的反映,处理不当,也会使税务机关处于风口浪尖[⑦];其次,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造就地方政府独立的经济利益,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地区税收竞争等与整体利益相冲突的矛盾并影响税收执法[⑧];第三,当其他领域的矛盾尖锐时,往往寄希望于税收的调节作用,调节房价寄希望于开征房产税、治理污染寄希望于开征环境税、调节交通压力寄希望于开征机动车排污税。各类社会矛盾进入税收领域,对税收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4、税收执法因素

随着近几年依法治税工作的推进,税收执法总体有了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着法律思维欠缺、辩法析理能力低等问题,影响税收执法的法治化转型。同时,税收执法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解释、行政决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乱用、滥用执法权的情形。

(二)税务人的法律思维模式

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理论上有无数种思维方式,但最典型的公共决策的思维方式有四种,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和法律思维。政治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政治思维最大特点不在于考虑是非,而是强调在思维过程中将政治的利弊权衡作为中心因素考虑;经济思维主要将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为核心因素来考虑,如何用同样成本来获得更大收益,是经济思维要考虑的核心因素;道德思维首先考虑道德上的善恶评价;法律思维就是合法性思考,以合法性为决策的前提[⑨].

税收执法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执法是其本质属性,尤其税收强调“法定主义”和“公平主义”,因此法律思维应是税务人的首要思维模式;而对法律实施社会效果的追求必然要求税务人思维的多向度。因此,在和谐社会背景下,税务人应确立以法律思维为主导多向度的思维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第一层次: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合法性考量

法律思维首要考虑的是合法性。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这种考量主要是以三段论为基础,运用演绎推理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思维是一种知识性、技术性思维方式,它需要充分的税收、法律业务知识和逻辑推理技术。

这种以演绎推理为基础思维模式,能够保障所有符合法律规范所定条件的情况被相同处置,从而实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的法律形式正义要求;其次能够保证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必然性,就此可以维护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最后能够使我们以最可靠的方法检验各个推论环节的正确性,进而对执法过程进行监督。因此,确立这种思维模式为税务人的首要思维模式,是实现“税收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执法、防止执法权乱用滥用的需要。

2、第二层次:以辩证推理为基础的价值考量

这种思维模式以建立在辩证逻辑基础上的价值考量为判断依据,也是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实质正义的追求。“这种逻辑是建立在理性考虑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它同武断的判断完全区别开来。这种逻辑的特征在于它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其判断标准并不是那种毫无控制的意志或主观偏爱的产物,而是以整个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为基础的……(其判断标准)主要有那些在文化中业经牢固确立的价值规范,贯穿于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的情势必要性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方针”。[⑩]这就为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但这种思维模式“通常要比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判决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11]因而,它是有适用条件的,只能作为“合法性考量”的补充。在税收执法中以下两种情况需要运用这种思维模式。

一是,当作为演绎推理前提的规则概念模糊、不周延时。立法在界定法律概念时,通常考虑的是那些能够说明某个特定概念的最为典型的情形,而不会严肃考虑那些难以确定的两可性情形,而案件事实具有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在法律适用时就会出现模糊状态,必须借助价值考量进行判断。“期望建构一个在定义上严格而又一致的法律概念系统,并期望这种系统能够为一切案件提供可靠的、机械的操作标准,使法律成为一个完全的演绎制度,是永远不会成功的”。[12]税收执法也是这样,税收以各种经济活动为征税对象,而经济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而法律规则中的概念是概括的,往往滞后于现实,在确定某项经济活动是否适用某一法律规则时,往往需要借助价值考量进行辅推理。[13]

二是,当作为演绎推理前提的规则与当代现实、法律原则精神相悖时。在行政主导的税收体制下,因政府有征税的内在冲动及追求管理的效率,执法解释往往存在扩大解释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情形,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关注规则执行的社会效果,借助辩证逻辑进行价值考量。当规则与当代现实完全相悖、产生不良社会效果的,要运用政策反馈机制、复议中的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等促进规则完善,消除税制中的不和谐因素,力求税收的“良法之治”

3、第三层次:以谦抑性为核心的“恢复性行政”思维

《复议法实施条例》创新意义最大的是首创了行政复议的和解与调解制度,将源于美国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引入我国行政领域,体现了一种“恢复性行政”思维——“通过所涉行政争议相关的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丰富的参与和交流,双方相互交流、沟通和妥协,在正式的复议决定外寻求和解与调解,以期修复由行政违法导致的社会关系的破损,并尽量减少后续主体交往中的知识性和情绪。……‘恢复性行政’不单纯关注纠纷的法律答案,而侧重在一种更加宽阔的社会视野中关注纠纷解决的社会效益,以社会参与和寻求合意的机制设计最终达到纠纷解决的最大收益。”[14]

这种“恢复性行政”契合了“和谐社会”的理念,但因其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相悖,缺乏具体操作性的法律规定,实际执行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强化行政对管理方便与效率的片面追求,而缺乏对公共利益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审慎思考[15].因而理论界对其仍保持足够的警惕。

笔者认为,虽然“恢复性行政”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困难。但“恢复性行政”思维体现了对行政权的“谦抑性”要求,这点对丰富完善税收法律思维、实现税法执行的社会效果,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是改变单纯的“报应性惩处”的管理思维,注重征纳双方利益的衡平。“恢复性行政”是与“报应性惩处”行政相对应的,“恢复性行政”强调执法的目的不在于惩处,而在于“恢复被违法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寻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刑法修正案关于偷税罪的修订,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恢复性 法律思维”。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在税收执法(包括是执法解释)中运用“恢复性法律思维”来考虑问题,改变单纯的“报应性惩处”的管理思维,对于提高税制理性、提高税收执法的社会认同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健全执法程序,使行政相对方的诉求充分表达。“恢复性行政”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公众参与、当事方充分交流沟通乃至妥协,从而减少后续交往中的知识性和情绪。按

“恢复性法律思维”,应更注重执法程序的独立价值,在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中,尝试将第三方引入程序,体现执法对舆情之关注,能提高最终决策的公信度。如,《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规定“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成立行政复议委员会,研究重大、疑难案件,提出处理建议。行政复议委员会可以邀请本机关以外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总理在依法行政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各级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

三、基于法律思维的执法意识

笔者认为,税收实务中要运用法律思维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首要的是坚持“合法性”考量,当单纯的“合法性”考量导致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冲突时,应运用“价值考量”去反思,我们的法律适用是否陷入“形式主义法律观”的陷阱。要运用“价值考量”和“恢复性行政思维”保持税制的理性和执法的谦抑性。基于上述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应提高以下几种执法意识:

一是尚法意识。法律思维是以法律规则为基点开始的思维,在执法中首先要崇法尚法,善于用法言法语、运用法律思维规则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在实务中要提高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要杜绝疏离法律规则的空泛评价。

二是说理意识。法律思维是一种说理性的思维。我们执法中运用证据认定法律事实,解释税收法律规范,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作出决定的过程,实质上是多个演绎推理或辩证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说理的过程。实务中稽查报告、审理报告、处理、处罚决定等都作概括性表述,缺乏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说理过程,这样就很难保证最终的决策符合法律思维的要求。因而,推行说理性税务文书,对于推动执法人员按法律思维办案,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证据意识。法律思维是一种建立在法律事实基础上的推理过程,而法律事实是根据证据、依据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离开证据,法律思维无从展开,执法活动也无从开展。离开证据的执法活动必然违背法律思维的要求。

四是程序意识。 法律思维首先是一种追求程序正义的思维。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证,是防范自身风险的保障,也是提高决策社会认同度的必要手段。如,在重大执法事项决策时,规范有效的合议制度,适当引入专家学者等第三方,一方面可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社会认同度,另一方面即使导致某些不良后果(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也能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在法律思维的视野里,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建立在对程序的实质遵守上,否则就很难发挥保障作用,因此要防范对程序实质要求的规避。根据修订后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规定,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的案件,不论以什么主体名义对外作出决定,发生复议都由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受理,体现了对程序的实质遵守的追求。

五是衡平意识。在以辩证推理为基础的法律思维模式中,衡平是关键。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每个执法人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相关税法规范的理解和解释,就必须树立衡平意识,培养公正衡平的技术,在整个法律体系内进行价值衡量,以实现法律适用的公正。防止孤立地理解税法规范,或受“形式主义法律观”支配。法律是价值衡平的技术,而不是单向价值的追求,对那些单向价值追求的思维方式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怀疑。[16]

四、结语

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 法律逻辑学 教学方法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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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工商管理硕士入学考试研究中心.2005年mba联考综合能力考试辅导教材逻辑与写作分册.[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