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农产品供给范文
时间：2023-09-21 17:45:45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1
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要坚持稳定面积、优化结构、主攻单产的总要求，确保丰产丰收。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着力加强800个产粮大县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支持优势产区棉花、油料、糖料生产基地建设。扩大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规模，在重点产区实行整建制推进，集成推广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模式。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加强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与联防联控能力建设。加大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实施力度，扩大园艺作物标准园和畜禽水产品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创建规模。以奖代补支持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试点。推进种养业良种工程，加快农作物制种基地和新品种引进示范场建设。加强渔船升级改造、渔政执法船艇建造和避风港建设，支持发展远洋渔业。
2.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落实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灌排泵站更新改造、中小河流治理，扩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覆盖范围，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大雨水集蓄利用、堰塘整治等工程建设力度，提高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加大财政对小型水库建设和除险加固支持力度。及时足额计提并管好用好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加快落实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的政策。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继续实施种业发展等重点科技专项，加快粮棉油糖等农机装备、高效安全肥料农药兽药研发。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3.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统筹规划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局，重点支持重要农产品集散地、优势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适时增加新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交易中心。加快推进以城市标准化菜市场、生鲜超市、城乡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零售市场建设。加强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冷冻贮藏、分级包装、电子结算。健全覆盖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力培育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发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和农民网店。继续实施“北粮南运”、“南菜北运”、“西果东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启动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示范区创建。支持供销合作社、大型商贸集团、邮政系统开展农产品流通。深入实施商标富农工程，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
4.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充分发挥价格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激励作用，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产品临时收储。优化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完善粮棉油糖进口转储制度。健全重要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认真执行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改善鲜活农产品调控办法。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税收调控政策，加强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健全大宗品种进口报告制度，强化敏感品种进口监测。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规范进出口秩序，打击走私行为。加强和完善农产品信息统计制度，建立市场调控效果评估制度。扩大农资产品储备品种。
5.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改革和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综合协调联动，落实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加快形成符合国情、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强化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测，严格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检测室（站）建设，补助检验检测费用。健全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建设投入，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2
〔论文摘要〕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具有以下效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促进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引导其它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供给量和供给水平的供给效应;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增收效应。
一、引言
社会保障是国家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一种安全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从产品性质上看，除社会保险具有部分私人产品性质外，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均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社会保障应主要由政府财政供给，以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农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与城市社会保障应均衡发展，并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二元经济结构等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障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均低于城市，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分离结构和特征，因此更需国家政策扶持和财政投人。目前，针对农村社会保障，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大部分是围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投人机制进行，鲜有学者就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所产生的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和供给。本文在借鉴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挤人效应理论、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等理论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对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综合效应和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综合效应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指政府运用公共财政对农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和生活困难等情况下给予物质保障.以公共财政分担的方式分散和转移农民生存、发展风险。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主要具有以下几种效应:
(一)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人成倍的增长，这就是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政府支出既包括财政投资、政府购买，同时还包括政府转移支付等。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属于政府转移支付，按照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这种乘数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来实现。假定不考虑税率的影响，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可表示为: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边际消费倾向/(1-边际消费倾向)
可见，在不考虑税率影响的前提下，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大小完全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当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时，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也随之提高。通常而言，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除了收人水平之外，主要就是社会保障因素。当社会保障健全有效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相对乐观，因而敢于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当社会保障不健全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相对悲观，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不敢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自然降低。因此，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人，建立和完善以财政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这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影响的形势下，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为重要和关键。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扩大全社会消费、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关键和重点在农村。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起步相对较晚，保障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消费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所提高，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以江西为例，2002年以前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人均支出不到10元，全省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只有农村社会救助、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因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始终在较低的水平徘徊，最低的2001年甚至还不到0.1。2003年以来，江西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先后建立了以财政为主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保障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有所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村消费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也相应提高。从表1可看出，由于2003年实施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农村特困群众救助和五保户供养，当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迅速提高至0.8，较上年提高0.18，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也提高至5.07，农民人均消费额增加99元，均比以前有大幅提高，财政投人的当期效应十分明显。虽然近年来随着农民收人的增长，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所波动，但基本稳定在0.7左右，农民人均消费额更是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可见，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经传导可转化为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即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可促进经济的增长。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对提高整个农村居民边
际消费倾向均具有正效应，但这种效应因不同人群而有所差异，其中效应最大的人群笔者认为主要是农村低收人者和身患疾病的农民。据笔者在江西部分乡镇、村的调查，农村低收人者在没有获得社会保障前，边际消费倾向基本在0.3左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获得社会保障之后，尤其是获得低保收人后，其收人相对有一块稳定的来源，具备了最基本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低保对象将低保收人的70-80%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消费，因而边际消费倾向大幅提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救助的实施，大大减少了患病农民医疗费用上的支出，使他们将没有保障前须自己支付的医疗费用部分转用于消费，从而大幅提高了这类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量和供给水平，产生供给效应。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具有双重效应，即投资通过创造收入而产生对产出的需求效应，并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的产出能力而产生供给效应。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笔者认为也可视作一种“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不是投向经济领域，而是投向农村社会保障这种特殊的产品。按照哈罗德一多马理论，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也具有供给效应，只不过这种供给效应不是增加资本存量产生的供给效应，而是通过增加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量、提高供给水平而产生的直接供给效应，并同时影响和引导私人资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而产生间接供给效应，也就是挤人和外溢效应。
1.直接供给效应。
如前所述，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如仅靠市场进行配置和供给将不可避免存在市场失灵、供给不足等缺陷，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收人低下及观念的相对落后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主体必须是政府公共财政。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直接供给效应就是通过财政投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水平，满足农民对社会保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江西农村社会保障自2003年以来随着财政投入的增加，供给量增加、供给水平提高，初步满足了农民的需求，直接供给效应比较明显。以全省保障覆盖范围较广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随着财政投人的持续增加，农村五保户的供养数、集中供养率、集中供养标准分别由2003年的16.3万、25% ，800元/人.年，增长到2008年的22.6万、81%，1800 元/人.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数、人均年补助水平分别由2006年的1221万人、35.6元，增长到2008年的2930万人、80元;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数和月均补助水平分别由2003年的99万人、12元，增长到2008年的150万人、55元。可见，不论是保障范围还是保障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变化得益于财政投人的增加，体现了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直接供给效应。
2.间接供给效应。
农村社会保障中部分产品如社会保险产品还具
有私人产品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应完全由财政提供，而应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提供。政府作为这类保障产品的提供者之一，对这类保障产品的财政投人不仅可产生直接供给效应，增加其供给量，满足农民的部分需求，而且还将产生间接供给效应。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间接供给效应就是利用部分社会保障产品具有私人性质的特点，通过财政的投人缓解这类产品市场拥挤、供给不足，进而引导、带动和挤入民间私人资金的进入，以此增加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量，提高供给水平。以覆盖面较广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2006年一2008年江西各级财政(含中央财政)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投人分别为4.35，9.97，21.52亿元，而同期引导和挤人的农民个人参保资金分别达1.42，3.02，5.38亿元，挤人效应比较明显。其它保障项目如农村养老保险，财政同样产生了挤人效应。可见财政资金在自身投人的同时还挤人了部分个人资金，提高了总供给量，产生了间接供给效应。
(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农民增收。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支付乘数，增加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总供给;而且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人，对农民具有一定的增收效应。
1.以国民收入在农村再分配的方式直接和间接增加农民收入。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国民收人在农村的再分配，这对绝大部分农民收人的增加都具有正效应。对于低保对象来说，相当于有一块稳定的收人来源，并可将这部分收人用于生产和经营，实现间接增收。对于身患疾病的农民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医疗救助可大幅减少其对医疗的支出，相当于间接增加了收人。2008年，财政对江西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大约39亿，相当于每位农民从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上平均获得近130元左右的收人，占农民收人的2.8%。今后随着财政投人的增加，农民从中获得的转移性收人将更多。
2.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增加农民收入。
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可解决农民生活、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务工性收人。据统计，江西近年来累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64.0万人，其中仅2008年就转移160万人。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2006年江西农民外出务工性(包括外出务工和在本乡内企业务工)收人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37.9%，务工性收入增长对当年农民收人增长的贡献率达50.7%，可见，劳动力转移外出务工有效地增加了农民的收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是分不开的。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减少了农村居民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居民人均土地等资源的实际占有量，提高农村居民从农林牧渔业等产业获得的人均收入。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将增加城镇人口，而城镇人口的增加必然扩大对农村农产品的需求，缓解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等现实问题，增加农民农业收人。
3.促进农民增加文化教育用品和生产等投资而提高收入。
当前，农民的保障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土地、家庭保障为主，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且成本过高，农民对此还有很大的后顾之忧，不敢消费，不敢对以前不科学、不合理的支出结构进行大胆调整，而进行诸如文化教育、生产经营等最能影响农民增收项目的投资。以财政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建立则可有效消除这种后顾之忧，促使农民对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如减少养老性储蓄和医疗支出等，增加用于文化、教育等用品的投资，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和创收能力。2003年江西农民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上的支出为223元，而2004-2006年分别增长到237元、276元、288元。此外，以财政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险还可改变当前农民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观念，减少家庭抚育的时间耗费和资金支出，促使农民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于文化教育和生产经营，实现增收。
三、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具有三种效应:一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促进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二是引导，其它资金进入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总供给量和供给水平的供给效应;三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农民收人增长的增收效应。这三种效应及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为提高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效应，建立和完善以财政为主导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格局，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在GDP和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
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欠帐较多，大大落后于城市，因此在确保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占据GDP和财政总支出一定比例的前提下，应逐步向农村倾斜，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应高于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城乡社会保障人均支出和保障水平应逐步实现均等化。通过财政投人，拓宽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和范围，重点是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对生活、医疗等的后顾之忧。鼓励农民消费，提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以此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的增收。
(二)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高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帮助农民逐步抛弃传统的养儿防老、土地养老等不合时宜的观念，为个人、集体等社会资金挤入农村社会保障提供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鼓励农民个人进行参保。
在提高财政的直接供给效应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挤人效应和外溢效应，引导和挤人更多资金进人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总供给量和供给水平。
(三)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贵金的监管，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审批和支付等监管制度，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公正和透明，防止社会保障资金被截留或挪作他用。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3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 新农村建设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其结果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完善其供给制度，改变政策导向和政策思路，创新供给模式。实施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有益探索。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著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必须实行两个改变，一是尽快改变公共品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二是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路。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必须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而不是仅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关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相同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把公共产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给城市和乡村。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3．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建议。统筹城乡供给，要将重点放在农村。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来制定规划。基于农村当前公共品短缺的现实，政府应该把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放在农村，缩减城市“锦上添花”的公共开支，把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建设上，以弥补过去的欠账。要保证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城市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发展，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从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人手，突出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着力解决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等突出问题，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个良好开局。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4
[论文摘要]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分野令人应接不暇，但是无论何种经济学分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公共产品理论为解释“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在对公共产品理论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综述及评价，并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的框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进行一个尝试性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
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供由农村居民享用，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各类经济物品或公共服务。根据其在消费过程中性质不同，也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前者包括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服务、综合规划、农村信息系统、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的治理、农村环境保护等；后者包括农村义务教育、电力设施、小流域防洪涝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以后，农业税被划为市县本级收入，用于县市一级的公共产品提供。农村乡镇基层组织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权职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这一体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靠内部解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滞后于现代公共产品供给，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管理体制下，城市地区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产品比较充裕，提供的主体是政府，建设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的管理，也有比较完备的管理体系。而农村地区除少数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外，大多数农村至今还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公共产品。虽然有些地方建设了道路、自来水等公共基础设施，但建设资金基本上由农民自主解决，国家只给予适当的补助，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国家财政资金向城市投入多而对农村投入少。
（二）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乡政府及村负责，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少，基础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存在较大差异，农村教育经费与适龄人口的匹配不相适应。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由于忽视农民的教育培训，加上经费短缺，师资力量薄弱，致使城乡教育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这说明我国农村处于十分严重的“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人口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培训。
（三）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薄弱。1991-2000年，全国新增医疗卫生经费中投入农村的只占14%，而这14%中又有89%是“人头费”，真正专项的农村医疗卫生经费只有1.3%。目前，农村有3000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役接种，10%的村寨没有医疗卫生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也只有9.5%。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四）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下，城市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而以农民为保障对象，涵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保障的边缘。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只占农村总人口的9.6%，这意味着农村养老基本上仍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
三、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建议
（一）消除体制障碍，给农民以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管理制度现已成为制约“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区域均衡的主要障碍。因此，应尽快消除以传统户籍管理制度为主的各种体制障碍，实行以职业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与农村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
（二）积极引进私人投资，构建多层级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根据公共财政学的有关理论，社会产品序列可以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划分为四类：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可以由市场机制自行提供，俱乐部产品的受益人是相对固定的，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通常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因而可以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将相关受益人组织起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并通过共同费用分摊，实现收益内在化。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缺乏效率，因而必须由政府扶持。而政府扶持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提供，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等方式和私人混合提供。
（三）积极挤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现行制度。从当前来看，惟有进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通过提高现有农村地方税税率，把现行制度外财政中具有税收性质的部分转化为制度内征收，其余部分在清理的基础上作为税收的附加一并征收，然后再按其用途返还。这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的权威性确保公共资源的筹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乱开口子，乱收费的情况发生。
（四）重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将教育经费的投入重点向农村倾斜。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必须适时超前地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投资。要将教育经费的投入重点放在农村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真正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尽快改善农民的教育状况。
（五）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应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二者进行整合，以简化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设计，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二是进一步做好对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三是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四是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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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开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分析及对策[d]山东大学，2007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5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农民负担
农村公共产品(countryside public goods)，概括起来涉及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供水、供电、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综合整治，防灾减灾、气象、公共科技资源与服务、病虫害防治，社区服务等诸多内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作为关系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促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农民福利和生活水平、以及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安徽省位于华东地区，靠近长三角，2005年末全省人口总数达6515.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147.02万人，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为了更好地说明我国农村工产品产的需求供给状况，课题组在安徽省355个行政村，由400民本科生进行实地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64份。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农民需求的内容、机制的比较等关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大方面共设计了26个问题，从不同的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和需求状况进行了调查，反映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已存供给与真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安徽省农民的基本特点
(一)农民的基本信息
被访者所在村平均人口3169人，平均耕地面积3500亩。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116元。被调查者总人数364人，家庭平均人口4.6人，平均劳动力2.7人，占人口数的58.70％，其中平均外出打工者1.1人，占人口数的23.91％。其中男性占81.40％，女性占18.60％，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4.7岁，其中村干占14.59％。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占5.69％；小学文化者，占18.70％；初中文化占44.72％；高中文化者占21.1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0.57％。
(二)农民的经济现状
对目前家庭收入，45.38％的人满意，54.62％的人不满意。主要是由于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低，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外出务工的工资都较低，难以应付庞大的开销，尤其是医疗、教育费用难以承受。
二、安徽省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和供给现状和对比分析
(一)农村公路变通设施的需求与供给对比
农村基础道路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位于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第1位。在361份有效回答中，有108位农户强烈要求要建设当地的基础道路建设，原因是道路关系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信息交换的主要枢纽，当地农民非常迫切的需要搞好农村基础道路建设。
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消费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迫切需要与外界建立其比较快速完善的流通体制，这需要农村公共等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持。而目前的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的供给显然不能满足发展农产品的流通的需要，与此同时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也不利。
(二)农田水利设施的需求和供给对比
关于农田水利设施，仅次于农民对于农村基础道路建设需求，排在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第2位。目前的农田水利设施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78位农户要求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以保证农业的增收稳收，同时保障农村和国民经济的稳定。
根据调查，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数量有限，面子工程多，实用工程少。比较实用的，大多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的安全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水利设施对于保障粮食的安全更是不言而喻。而目前的基础水利设施显然已经不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技术服务和培训的需求和供给对比
技术服务上，有41位农户非常需要加强技术服务的培训，排在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第3位。农民自身强烈的感受到由于技术的缺乏，已经严重地限制了他们的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从表1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服务和培训在安徽省农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供给严重不足。对于调整老化的农业产业结构、提高落后的农民种植方式、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技术服务和培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技术服务和培训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非物质形态的供给，由于其无形性，最容易被供给公共产品的地方政府所忽视。这对农业的结构调整，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市场经济是极其不利的。
(四)农村医疗保障需求和供给
据调查，在安徽省农村，农村公共医疗供给水平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接近60％的农民在生病时会选择小病自己扛、实在扛不住才上医院。调查中获悉，近1／3的地区没有自己的医务室，医务室规模不大，能治疗的疾病有限，且因为医疗费用、道路状况和医疗技术等原因，对于大多数农民看病仍然是个很艰难的问题。
超过50％的农民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由于农村的医疗保障仍处于初级的阶段，不是全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自2003年启动，全国已有21％的县(市、区)顺利推进，参保农民超过2亿人。但是由于筹资机制不健全、制度设计不够合理等问题，使得该保障制度受益面窄，补助标准过低，使得广大的农民无法受益。
(五)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供给
安徽省农村近2／3的地区还没有普及学前教育，而这些本村没有幼儿园的村庄也不会把年龄幼小的孩童送到外村的幼儿园就读。相对较严重的学前教育缺失，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教育情况虽较好，但仍不尽人意，近两成的小学生要到外村上学。
2007年后安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全免学杂费，会让学费问题更一步得到缓解，但教育乱收费在农村仍然是个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真正有学识的人才，以适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不仅需要在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添置学校基础设备，改善教学条件等方面努力，完善的教学环境和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在农村建立起来。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的原因
(一)农村公共产品总量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其中中央政府的投入决定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总体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1978年为150.6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2003年为11754.45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1％。若剔除水利气象等事业费支出，近些年中央对农村的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过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李琴和熊启泉(2004)根据2001年有关资料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在全部农业投入中农村救济费只占3.3％，科学技术3项费用只占0.7％。基础教育作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更是显然的事实。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和主体的错位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效率
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上，仍然以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领导集体决策为主，没有考虑群众个人需要，主观性地“自上而下”，没有真正做到“自下而上”，没有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需求意愿，给予农民需求表达权，协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从而引发公共产品的供给错位，缺乏效率。根据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供给方无法真正获悉消费者的需求，就会造成公共产品的供求不均衡，严重影响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
与此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主题的错位也造成了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效率。际上，地方政府名义上承担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但由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确立了有利于中央政府集中财力的财政体制，以及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为从根本解决，基层财政仅仅充当一个“收钱的机器”，缺少固定的资金来源(尚长风，2004)。因此，地方政府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事责，体制内财力的不足而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持。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农村公共产品中关系农民生产生活、基本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极其短缺。由于在水利设施修建、农业技术研发和市场信息采集上受可操作性或者成本过高的限制，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供给相当缺乏。农村医疗保健水平落后，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滞后也已成为农村市场化改革的瓶颈式障碍。如杨翠迎(2005)的研究，从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乡镇领导对上级有考核要求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性高，地方政府出于对政绩的偏好，往往存在投资短线行为，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产品，追求政治目标最大化，却很少考虑到农村经济利益最大化。一些具有生产战略性、不容易短时间出效益，对农业发展具有长期效益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不够。
四、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考
(一)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冷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充足
第一，财政资金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财力保障，首先在总量上加大财政投入。第二，财政供给主体地位明确，各司其责。应该按照以税种为基础的财力分配情况为依据，中央级和省级由于财政收入比例高，承担受益范围广的公共产品财政责任，县乡财政由于财政收入水平低，承担受益范围。第三，拓展“制度外筹资”渠道。动员社会资源，引入更多的优惠措施鼓励制度外筹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投入机制。
(二)建立顺畅的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有效
建立农民平等权利的农村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机制。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受惠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生活，有着切身体会，因此他们最具有发言权。建立农民参与的不同层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按照农民需求位序结构安排不同性质和层次的资源，提供公共产品。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运行透明、监管有力”的现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三)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确保农村会共产品供给内容的合理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6
论文摘要：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在本质上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确保每一个国民均能够免除生存危机的必须举措，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推进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因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也是政府赖于生存的基础。本文就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的责任进行分析．
论文关键词：政府；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行为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与重建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通常更多的集中在制度设计与资金筹措等技术环节方面，而对至关重要的社会养老保障责任的划分与界定始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政府在该项制度中的责任定位．至今仍处在争论和分歧之中。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仅严重地影响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时还直接损害着新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现代社会保障既不再是传统的恩赐式官办慈善事业，也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商业保险，而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基于人们对平等、幸福、和谐生活的追求和保证全体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正义举措。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在本质上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确保每一个国民均能够免除生存危机的必须举措．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推进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因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也是政府赖于生存的基础。
一、政府主导农村社会养老是维护社会养老制度实施和运行相对公平的基本前提
首先。现代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矫正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无法实现相对公平的“先天性缺陷”．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政府介入其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是维护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施和运行的相对公平性的基本前提。综观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从其诞生之日起．都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并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是农村劳动者享有国民基本权利和待遇的具体体现。显然，这里所指的公民，不仅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农民。把农民排斥在整个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剥夺和歧视农民的社会政策使然，对农村劳动者的不公平待遇使农民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也是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职责没有得到应有的承担。农民应该和城镇居民一样，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应给予农民基本国民待遇，向他们提供养老保障。
其次，农村社会养老应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特别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一般只能由政府提供，私人提供公共产品会形成低效率，原因在于这样会出现因私人收费过高而导致“供给闲置”或因收益偏低而形成“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社会保障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市场无法完全充分有效地提供，它是政府解决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社会风险的一种有效的政府机制。且社会保障所表现的道德风险。同市场运行机制下商业保险行为所产生的“逆向选择”现象同样具有消极性和损害性，因此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提供社会保障这个公共产品。从世界范围行动实践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已成为生存权的一部分，各个国家因其国情或国力的不同，无不对国民的生存权担负着或多或少的责任，由公共财政支持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作。显然农村公民的养老也应纳入该体系。
再次。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长期的土地承包使用权，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权利大大弱化，形成了“空壳”，这样，农村村民的养老保障就蜕变为完全由农民自身负担的自我保障形式。这种“真空”．只有通过其他替代的力量填补进来，而其中最具可能性和最具必要性的即为政府力量的参与，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吸引力。同时，通过政府力量的参与．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投入来源，并充当制度有效运行的启动资金，以带动更多的农民个体经济力量参与其中，才能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是政府机制干预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这种干预是肯定无误的，是必然有益于社会的，因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有着同样的机率。
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去主宰市场。现实生活中，某些项目或该项目的某些方面可能更适合采用政府行为，而另一些方面可能更适合采用市场行为。如果选择的倾向在市场一方，那么政府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选择的倾向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社会养老保障资源配置，那么市场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度选择关系，而是在合理分工基础上双方都有机会来促进和改善对方的管理。显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不是用理想的政府去替代不完善的市场，也不是用理想的市场去替代不完善的政府。而是要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和不完善的现实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有效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能根据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区别不同的具体项目，在两者的不同组合之间进行选择。
二、政府介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中的必然性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构成部分。而社会养老保险则是以政府为主体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因此政府天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的责任主体。其基本理由，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业保险市场“失效”现象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需要建立起以政府和集体为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现代新古典学派理论认为：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完全是由于私人保险市场存在的某些市场失效造成的。在私人保险市场上，市场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对称的。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拥有其个人全部信息，而提供保险者拥有相对不足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的信息结构”。此时在私人保险市场上至少存在两种市场失效；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于私人保险市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被保险对象进行准确的判断，保险提供者不可能做出有利于其自身的选择。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信息的传递速度、人的整体素质都要落后得多，市场失效更为严重，因此，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只能以政府或其他公有单位为主体来进行。
2．政府介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进行，政府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调节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是指缘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外部条件的某种限制。而使得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的状态。”换而言之，即使“使得市场机制完全的发挥作用，也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必须政府发挥作用。特别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微观经济领域效率的不断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公共财政的活动领域。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养老保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富的差距问题。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且我国当前正在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作为人民政府所建立的养老保障制度覆盖所有的城乡地区。自然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
3．政府介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从我国农民的角度看。他们上缴各种税、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财政积累了大量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的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缴税费的人。养老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应该是享受养老保障的主体。税收公平原则的标准之一就是根据受益的多少(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水平)缴纳税负。所有的纳税人都应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府的服务。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4．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是对农民承担了部分改革成本所进行的补偿。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中央政府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其中对农民利益影响很大的是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这项改革措施执行的结果是：国有粮食企业既是粮食买方的垄断者，又是卖方的垄断者。销售粮食是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来源．而买方垄断自然造成粮食生产者低价销售，收入勉强抵补生产成本(有的地方甚至收不抵支)。近几年以来，农民的名义收入增长缓慢。而很多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呈负增长，可以说是农民为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体制改革的成本。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为年老的农村居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既是对农民因制度的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做出的补偿，同时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政府依据公共财政的理论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的投入
居民纳税是为了购买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产生和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则居民纳税就无据可依。我国农村居民的税收负担是否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呢?现实的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障供给一方面由于历史性欠账而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造成县乡财政困难。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这种服务。客观存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历史性欠账和县乡财政资金短缺直接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有效供给，制约着农村社会养老公共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对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供给资金进行创新。具体包括供给主体、资金来源等。
1．改变农村社会养老单纯依靠农民自己的不合理现象，建立中央、地方、村集体和农民四位一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供给体系。根据公共产品服务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通常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区性公共产品和集体性的公共产品。不同范围的公共产品应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从理论上分析．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而集体性公共产品应由集体提供。鉴于我国具体情况，当前还没建立也不适宜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出资呢?如将农业税按一定比例用于农民养老，一部分形成全国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另一部分则直接下拨给基层，由基层政府用于农民养老支出。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也要相应按一定比例出一部分资金。
2．公共财政具有保障农民个人生存和发展权益职能。福利经济学认为国家公民都有无差别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力，不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歧视待遇，评价社会福利效用的标准是公民享受社会福利要达到均等状态。我国长期存在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是我国社会福利效用偏低的一个表现。而且强调农村公共财政的保障职能．不是只从社会公平的抽象原则出发，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和收入水平的必然要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个体农户日益成为经济主体，农村集体经济在不少地方有萎缩迹象，村组的保障职能几乎丧失：农户收入增长缓慢，家庭保障的能力没有明显增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强调农村公共财政的保障职能，是提高公共财政在农村效用的需要。在我国农民收入偏低、经济民主水平偏低的条件下，农村公共财政的较多资源直接用于个体农户以有效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比由县乡政府传统的集体按照自己的利益去配置要有效得多。据统计，农村改革以来，国家从农村集中的税收和用于农村的全部支出(包括农村事业费、支农工程投入以及对农村和农民的扶助与救济基本持平，而农民多年的感觉是国家“只取不予”，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配置用于农村公共资源的效率太低，农民很少直接得到公共财政的实惠。强调农村公共财政的保障职能．意指国家必须承担社会转型的风险。我国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后，农村生产由以集体为主，变为以个体为主，农产品交易由统购统销为主，变为个体的市场交换为主，由此产生的农业生产风险和市场交易风险基本由个体农户自己承担．农户劳动的价值损失占农产品产值比重较高，尤其在我国西部农村由于农业合作组织和市场发育不健全，每年农户的无效劳动占相当比例，直接抑制了牧入增长和农民继续投入的积极性。国家是农民产权的界定者和权益的保护者．在社会转型给农民带来经济利益损失时，应当采取措施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并给予农民一定补助，使农民的最后收入基本与其劳动付出相当。因此，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在农村社会养老中的投入，也是实践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途径。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7
[论文摘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石。而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却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调、供给机制有失公平以及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失等不和谐因素。如何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主要应从转变供给理念，科学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时应尊重广大农民的需求意愿以及重构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运行体制等方面着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在新世纪初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改革与调整，包括调整农业结构、完善公共产品供给、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这众多改革层面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是其他方面的基础与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现阶段，应该把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作为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本文试图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来审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不和谐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改进措施。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石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农村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农村经济能否发展，农村社会能否稳定，将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工业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要使农村发展，就必须首先改变当前这种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农村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化有利于农村的繁荣稳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由于决策目标和资金的限制，政府为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有限，并且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多样性、高质量的要求，这既严重地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一步延缓了工业化，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抵触，形成了国家不稳定的隐患。所以，通过优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别是优化农民最关心的卫生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让农民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的选择中去，有助于实现他们的愿望，从而转变他们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态度，由在对某些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抵抗、不满走向与政府的合作，因此，这将大大有助于维护好农村繁荣稳定的大局。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突破口和关键措施
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即城市公共产品完全由国家提供，而农村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自给自足”。这种体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障碍。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重新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财政要向农村倾斜，而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突破口和关键措施就是实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国家公共财政的范围内，“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能找到着力点，统筹城乡发展才能落到实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也只有实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使农民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逐渐扭转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状况，改善农村生存和发展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有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和谐的体现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部分地满足了广大公民的要求。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和谐之处还不少。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长期以来由于以农补工的财政政策和税制改革而形成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偏低。1978—1998年，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仅占同期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5％。第二，农业科技供给不足。我国普遍存在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不足，科技人员短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对农村科技软硬件的监管不到位等现象。第三，农村社会保障缺位。农民没有享有如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很多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的现象并不鲜见。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调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表现为总量上严重短缺，而且还表现为供需结构的失调，即供给过剩和部分短缺现象并存。因为，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由乡和村内部的需求决定，而是由乡和村外部的指令决定。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成绩的短期公共项目，即对上级考核的防洪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及交通道路建设等“硬”的公共产品积极实施，而对于提供农业科技推广和应用及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等“软”的公共产品，则流于表面应付。其结果不仅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调，而且导致供给成本较高、增长无序的现象，无形中加重了农民负担，损害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失公平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的不公平性。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显得尤为突出，城市里公共产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供给均远远低于城市。二是地区间的不公平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对要较多、较好，而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供给就差一些。三是体现在公共产品成本分摊上。近几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政府已全面取消农业税，即使这样，农民公共产品成本分摊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取消的这些只是农民手中的“明税”。据有关学者估算，目前我国农民负担的直接间接税费每年至少达到7406.6亿元，其中间接税近5000亿元。这些“暗税”并没有以公共产品形式返还给农村，而是流出了农村。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失
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和管理体制之外，没有把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主体——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结果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预算的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难以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进行规范的监督。因而，往往会导致农村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和无序增长，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上要求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实现合理、高效的供给。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转变理念，树立农村公共产品和谐供给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树立和实现什么样的理念，将直接决定现实中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言行。因此，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和谐理念。在供给过程中，以实现广大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人与自然环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确保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
(二)合理划分事权，科学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
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及其外溢性的大小，科学地确定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进而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中央政府应主要从事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信息网络建设以及与国防建设有关的民兵建设、与国民素质相关的义务教育等。效益辐射到多个村镇的公共产品，如乡村道路，由乡镇县来提供；局部受益的村级公共产品，如：机井、农村小水利等，由村民自治组织解决。
(三)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时，应公开和透明，尊重广大农民的需求意愿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水平千差万别。如果忽视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不同需求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必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如何真实而准确地掌握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述机制，在尊重大多数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模式，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目前而言，必须针对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个体素质不高的情况，在尊重村民自治原则、切实反映广大农民的公共产品实际需求的前提下，县乡政府和村委会组织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因地制宜地为农民提供急需的公共产品。
(四)重构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运行体制
我国农村基层政府长期处于巨大财政压力之下，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要想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必须重构农村基层公共财政运行体制，使其具有稳定、合法、合理、充足的财力，保障其正当、合法利益和履行职能的能力。
1、建立科学的农村基层财税体制。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应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税制，逐步将农民出售的农产品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在此基础上，完善地方税体系，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
保障农产品供给篇8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财政保障机制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