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评论范文

经典文学评论篇1

[关键词]博客；高校大学生；经典阅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07-01

随着互联网文化的迅猛发展，博客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崛起，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麦哲伦”。博客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博客已经成为高校师生的时尚新宠，高校大学生群体更易接受新鲜事物，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博客推广经典阅读，引领阅读潮流，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创建高校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的意义

将博客应用于高校大学生经典阅读领域，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交流平台，引导大学生接触经典著作，通过博客了解大学生所思所想所需，与大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有针对性的对大学生进行个人阅读规划指导，构筑与大学生双向交流平台。

博客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进入大学生领域，博客软件允许用户设置文章的评论权限，可以允许任何网民匿名发表评论。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是引领经典阅读活动的主要阵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点击，大学生因为参与博客而更有兴趣读书，从而使得书尽其用。随着大学生读书评书荐书的热情高涨，理论水平与时俱进，博客使得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

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资源，增添网络经典读物的数量，推广网络经典阅读，以新的数字技术开辟经典阅读阵地时，经典阅读博客可以通过开设经典阅读导航，导读，经典书评等栏目，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

二、高校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的创建

（一）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

大学生员坐拥书城，最有条件博览群书，大学生应积极营造个性的环境，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鼓励大学生创建自己的经典阅读博客。由于博客具有开放性，大学生可以通过经典阅读博客与他人互动，交流经典阅读的心得体会，使更多的经典走进大学生。

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能及时反映大学生的心声和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水平。可以指导大学生建立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可在校园网站开设一个在线大学生经典阅读博客，在大学生与大学生之间架起一座开放式的全新的沟通桥梁，拉近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给大学生一个充分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平台，使大学生能够更及时、更全面的了解经典阅读，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水平。

（二）大学生经典阅读导航博客

大学生经典阅读导航博客是用来对大学生进行经典书目导读。经典阅读导航博客创建书目导读栏，向大学生介绍馆藏经典图书的书目、新到馆的经典图书资料和音像制品，并将推荐的经典书目放在博客且及时更新，也包括各种经典讲座等。大学生有时面对浩如烟海的经典书籍无从下手选择，国内可以参阅北大等名校推荐的经典阅读书目，国外我们可以参阅哈佛大学等名校推荐的书目。为了提高大学生查询经典图书的效率，将国内外名校推荐的经典书目衔接在大学生经典阅读导读栏。大学生可以通过经典书目导读栏查询，找到更多对自己有价值的经典图书，提高大学生阅读素养。

（三）专家经典阅读博客

专家经典阅读博客能够对大学生进行更有效的阅读指导，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高校最好开辟专家经典阅读博客，给这些专家一个独立的日志空间，邀请专家学者对重要经典图书进行评论，请他们不定期地把自己在经典阅读研究领域的一些新观点以专题形式发表到博客上去，以方便大学生获取需求的信息。相关专家、学者的经典阅读心得权威性、学术性较强，不定期开展座谈会，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效果更好。经典阅读的魅力在于读原著文本，了解著作原意。不同的大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不同的体验，一千个大学生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专家对经典著作有更准确的把握，能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因为它是人类最优秀思想的集散地，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经得起不同时代的不同人从不同的视角去赏析。

（四）经典阅读书评博客

开辟经典阅读书评博客，介绍书的出版信息，并附书评，鼓励大学生参与书评创作，吸引大学生之间、大学生与专家之间相互交流，彼此争鸣读书心得，深入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提升大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有了评书热情，反过来促使他们多读书，读好书，产生良性循环。

经典阅读书评博客选题一定要有话题性和可读性，要把大学生的眼球吸引过来，把经典阅读书评博客做得更有意思，引发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吸引大学生择优而读。举行“名著研讨”，让学生围绕一部名著，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写出评论，一本好书常常会好评如潮，一石激起千层浪，跟贴评论数十甚至数百条，引起关注的人可达数以千计，激起更多的大学生争相阅读，将经典阅读书评博客创办成大学生心灵相通，知识共享，激情互动的精神家园，日积月累，养成阅读经典名著的好习惯。

三、博客在高校大学生经典阅读应用中要注意的问题

创建经典阅读博客只是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要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要及时维护博客，如向搜索引擎提交博客网址，衔接其他相关的博客，评论其他博客等。对于内容消极离谱的评论要及时删除，对于能领悟经典神韵，解析经典玄机，深入理解作品思想内涵，有利于提高阅读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的优秀书评要发扬光大。

很多大学生仅仅是把博客当做消遣娱乐而已，他们在纷繁芜杂的博客世界里，往往不知道如何选择，也就无法有效地运用博客。因此需要运用网络交流方式，实现和大学生在经典阅读方面的深入沟通。

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博客推广经典阅读，引领阅读潮流，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创建经典阅读博客体现了高校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经典阅读博客可以全面提升高校大学生素质，做好高校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引领工作，使大学生可以跨越时空享用经典阅读资源。

参考文献：

[1]王家莲.全民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微书评应用前景探析[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2）：88-90.

经典文学评论篇2

在笔者看来,由于曹文轩的多重复杂身份,考察他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关系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这些角度主要包括: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曹文轩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策略;曹文轩是如何以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经典化的。

一、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

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历来都是人们争议的热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挑拣出他文学观与经典观的“关键词”,例如“纯美”“感动”“审美”“形而上”“悲悯情怀”等等。他自称“在理陛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和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有评论家指出,“曹文轩的小说以其优美的诗化语言、优雅的写作姿态、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执着于古典主义的审美情趣。他追求艺术感染的震撼效果,追求文学的永恒魅力,同时也汲取了西方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悲剧精神”,他的创作也因此被视为当代文学“古典美”的典范。然而,他对于当代文学的一些偏激看法也屡屡遭到非议。例如,他反复强调并怒斥当下中国文坛的“粗鄙化”倾向,认为“文学不能转向审丑”,“文学不能缺少美的特质”,并且将新时期文学总结为“粮食”与“房子”两大主题,追问作家们“我们可曾想过,这粮食问题与房子问题总有一天是要被解决掉的吗?如觉得文学确实不能这样太形而下,便应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力图寻找到形而上一些的东西(如人性等)”。这样的文学观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经典观,进而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与选择。

在其颇有影响的学术着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曹文轩列举并分析了80年代的诸多文学现象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渴望着‘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所谓“‘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其实就是“经典”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在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被译介到国内以后,曹文轩似乎马上找到了文学观和经典观上的知音;而他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诗意语言倾诉“遭遇”布鲁姆时的欣喜,甚至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在理论资源枯竭之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所谓“憎恨学派”将审美“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是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最基本的文学立场和首要的文学观念。他强调“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以及“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其实早在读到《西方正典》前,曹文轩便已经大致形成了与布鲁姆相同的经典观,在随笔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中收录的十七篇对经典作家的解读中,我们看到,那些或是竭力追求形式美或是力图探讨形而上问题的20世纪西方作家的名字占了多数(川端康成、普鲁斯特、卡夫卡、奥尼尔、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一人则占了两篇),而毛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三人也是19世纪西方文坛上以“形而上”思考和对艺术性追求着称的作家。在对中国作家的态度上,鲁迅因其不可回避的经典地位入选,但曹文轩基本上是在探讨鲁迅在艺术上的不朽价值。另外三位中国作家则分别是钱锺书、沈从文和废名——其倾向与立场不言自明。至于中国当代作家,则没有一人进入曹文轩的法眼;相反,他对已经“经典化”了的当代作家赵树理颇有微词,认为他一生都在关心“当前问题”,开了当代作家执着于“形而下”问题的先河。

在积极投身倡导“儿童阅读”和中小学生“经典阅读”的活动中,曹文轩终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典观”:“所谓的经典就是那样一种东西,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面。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我只能这么说,它可能成为经典。”“我以为一个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当将对经典的阅读看作是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尽管曹文轩延续了一向使用的诗意语言风格而使得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并不是很明确,但综合他在其他场合的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他所谓“至高无上”、需要“仰视”的经典,就是那些在思想主旨上追求“形而上”、在艺术上追求“纯美”、“唯美”且倾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而“经典”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好)东西”理应成为将来的经典。

二、曹文轩文学创作的经典化历程与策略

对于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经典”的事实,相信不会存在太大的疑问,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宣称“曹文轩是新时期以来最出色的少年小说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一直是少年文学创作的标杆性人物”。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的,因此,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可以说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始终,是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一个理想剖面。

提到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策略,人们通常会想到文学评奖、评榜叙述、命名叙述、大众文化传媒叙述等路径。而在这些路径上我们都能看到曹文轩的身影。就文学评奖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曹文轩一入曾五获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无出其右者;第二,在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曹文轩的个人着作荣获两项大奖,这在历届国家图书奖的评比中尚属首次。此外,在曹文轩的自述中,我们还了解到《红瓦》曾参与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当年进入茅盾文学奖评奖的终评,直到最后一轮才下来,而且好像就差一票”。罗贝尔·埃斯卡皮曾说过,“在某一种着名的文学奖中获得一票或两票,就会成为一张王牌,人们是不会忘记在书的封套上提上一笔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由“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具有权威性(起码就当下而言),并且能够意识到它们在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就应该承认曹文轩的文学创作(起码是获奖作品)已经具有了成为“新经典”的资格。

吴义勤先生在论及文学选本活动时曾指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年度内的中国中、短篇小说被‘经典化’的机会。”选本(不仅是年选)和排行榜对于经典化的重大意义并非仅限于中短篇小说领域,对于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 领域都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中小学生“经典阅读”之风日盛的当下,曹文轩的作品被选人由“当今国内权威的儿童文学专家”们组成高端评选委员会、费一年多时间选编的带有鲜明的“官方”“正史”色彩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其“经典”地位的权威性似乎已不容置疑;而诸多民间“经典”选本也纷纷看好曹文轩,将其作品列入选本(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曹文轩作品并非仅被学院派的“经典”眼光看好。

在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时,文学图书的发行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已经进入“畅销书时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抛弃了“流行=庸(低)俗”的片面观点,开始探求既叫好又卖座的文学创作与销售之路;而全社会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自然会淘汰那些庸(低)俗的通俗文学出版物,兴起高品味阅读的热潮。曹文轩的作品几乎每一种都是图书市场上的热门之选。仅《草房子》一书,印刷次数就超过了一百次,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家的版本销量就超过六十万册,而包括《草房子》在内的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问世二十七个月的总销售达到一百零四万册,被国内出版界惊呼为“奇迹”。为此,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专门在北京举行了“《草房子》百次印刷庆典暨曹文轩创作成就研讨会”。曹文轩作品的畅销与长销,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同样是以高品位青春小说创作着称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村上作品中文译者林少华先生的论文《村上文学的经典化的可能性——以语言或文体为中心》则力陈村上小说可以列入“经典”的诸多理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表现了对人类正面价值、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的肯定与张扬;对人性的把握和拓展方面有新意;具有个性化的语言或文体。我们发现,曹文轩的作品也基本上具备这些特点:《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对于“”时期乡村生活片段的呈现,作者对人性深入剖析,对人文关怀、“感动”等普世理念的追求,以及富有诗意的语言风格,都使曹文轩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醒目的存在。如今,村上小说能否算作“经典”尚无定论,或许这正符合曹文轩的“经典生成过程论”,但林少华论文中列举出的那些观点无疑能带给我们些许启示,成为同样支撑曹文轩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有力理由。

从《飘》等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出,畅销书有朝着经典或名着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或者说经典和名着必须首先是畅销书,因为“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读者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本质特征”。“文艺作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当下学界对“畅销书”的定义众说纷纭,在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就给出了“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很高、深受读者欢迎的各类图书”和“专指一种商业运作意识自觉的商业性图书”两种不同的解释。曹文轩作品比较符合前一种定义,但在其出版发行过程中也可以嗅到浓郁的商业气息。广告、书评、专访等传统宣传方式自不待言。在出版商的策划与配合下,曹文轩也曾多次举行大张旗鼓的签售和读者见面活动;而借“人文进校园”等教育主管部门所举办的活动积攒人气、向乡村小学和少儿图书馆赠书等做法,无形中塑造出了作家热心公益事业的形象,相较于许多作家负面新闻不断的现状,堪称成功的宣传与营销策略。种种事实都表明,在一个所谓“注意力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与各种媒体配合默契程度的大小,或许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销量与受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其“经典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影响”理应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例如,村上春树作品的中译本行销总数已逾三百三十万册(截止到2007年10月),他本人已经成为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而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也无疑成为了“村上春树作为严肃文学作家也正在得到承认”的重要证据。曹文轩的许多作品早已走出国门,在韩国、新加坡等地受到追捧。例如,韩国早在2001年便翻译出版了《红瓦》,该书随后被韩国全国国语教师协会选为“国内外最优秀的成长小说”,并入选高一国语教材《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成为写小说和阅读的样板;至2009年,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均已被翻译为朝鲜文在韩国出版。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向全国国民推荐阅读《草房子》,并规定全国所有国立图书馆均需配备四十册《草房子》……国际影响的增强,也为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加分不少。

三、曹文轩是如何以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经典化的

曹文轩被誉为“国内少有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以及“有出色才华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然而,除了四部学术着作,我们却很少见到他的学术论着(文)。反倒是经常可以看到他为别人的新书作序,或是接受各地各级媒体的访谈,这显然已经成为曹文轩在新世纪表达自己文学观点的最主要方式。一位记者曾如此介绍自己眼中的曹文轩:“现在,曹文轩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书看书。……然而,他做不到。因为俗事缠身。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他接了三个约他讲课或当评委的电话……在曹家书房墙上挂的月历上,9月份30天中有21天画着圈,那是对曹文轩必须外出应付的提醒。……光是写序,曹文轩说他一年到头就不知要写多少,这是他颇为头疼、无奈的事。‘外人只看到我写了多少序,不知道我推掉多少’。”这一段描写或许不仅仅适用于曹文轩,也是当下众多一线评论界、学术界“名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正是这种生活,众多的“曹文轩们”在一点一滴地促成着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历程。

除了撰写评论,学者和评论家们最常做的事情便是编辑各种文学选本。曹文轩曾参与主持了两次着名的选本活动。首先是在新世纪之初主持编选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其次是他长期担任“年度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的主编工作。《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在诸多当代文学作品选本中的独特地位在于,它选择了“20世纪末”这一时段(其实是20世纪最后的20年),是一部当时少有的直接针对“新时期文学”的选本。由此不难看出曹文轩在刚刚经历了二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披沙拣金、力求甄选精品树立经典的意图。而这一选本与他主持的其他选本一样,被冠以“学府选本”的名称,这是编选者理念的集中概括——以“学府”二字彰显与其他商业化选本不同的纯粹性、严肃性、学术性、创造性的品质和特性,这在他为该书所作“后记”中也可看出一二(“作为学府选本,这套选集稍微倾向于作品在艺术上的纯粹性”)。由此,编选者便毫不避讳明显的倾向性,例如对汪曾祺小说和海子诗歌的格外偏好;而海子小说《初恋》、张承志诗歌《(心灵史)第五门尾诗》等“越界之作”的入选,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另外,他还舍弃了不少作家原本被公认的“代表作”,而选择他们并不出名但水平与“代表作”不相上下的作品(例如不选鬼子的代表作《被雨淋湿的河》而选《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选择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冷门作家作品(例如许辉及其《夏天的公事》罕被文学史提及,倘若不是被这一选本选人,也许就会一直湮没无闻下去)。这些做法无疑会使“新时期文学经典”更具多样性,但也更复杂了。而“年度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的编选,则是长 期以来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北大评刊”活动的深入。印在扉页上的“学院的立场,可信的尺度,严格的筛选,切近的点评”点明了这一编选活动与《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学府选本”在艺术追求上的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曹文轩历来强调“点评式”的小说评论与鉴赏,认为“若干世纪以来,艺术品就是这样被阅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阅读,使文学成为了文学”,并由此找到了“新批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小说鉴赏》与金圣叹、张竹坡等中国古典批评家的相通之处。而“北大评刊”正是他重振评点式、鉴赏式小说评论的实验田,彰显出他力求借助中国古典文艺批评资源参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努力。

曹文轩对文学的关注点从向儿童文学、“成长小说”和青春文学的转移,或许始自他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作为高等学府的代表,曹文轩等人不仅仅只是一次作文比赛的评委,还肩负着为重点高校遴选保送生源的重任。从此,他的名字便与“新概念”和“保送生”联系在了一起。若干年后,曹文轩编选了一套《北大清华高考状元阅读书系》,让六位相当“酷”的北大清华高考“状元”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阅读书单。这一出版选题看似很突然很“无厘头”,但仔细思索其编选者的背景,便不难得出结论——尽管“新概念”号称是要探索一条人才选拔的新路,是素质教育对应试教育的一次挑战,但在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挑战”无疑是软弱无力的。曹文轩一方面擢拔出韩寒、郭敬明这样的“人才”,力图促使他们完成龙门一跃(但是韩寒似乎并不领情,早早辍学了),从而塑造自己“素质教育先锋”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又向应试教育的鼓吹者妥协甚至“合谋”,借应试教育最成功者(“高考状元”)来推广所谓的“经典阅读”。两种做法看似矛盾,但无形中都是在利用手中令无数学子艳羡的高等教育资源书写着自己的神话,从此,万千学子只知曹文轩是“青春文学教父”,或是皈依曹氏“经典阅读”便有成为高考状元的可能,当下传媒界极为重视的“读者忠诚度”由此形成,并得以不断巩固。一个凡事都要“祛魅”的社会,却同时又在进行着“增魅”的荒唐举动。所谓“教父”一词,闪耀其上的“卡里斯玛”光芒是否还不够夺目?而当商业社会力图将各个领域都“偶像化”时,文学界又岂能免俗?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历程是各种经典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出版商、读者、批评家、媒体乃至教育部门都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其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坛文化全景图。这无疑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控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世纪文化生成语境同新时期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结果。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的文化生成语境亦是一柄双刃剑,在肯定其对文学经典化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

经典文学评论篇3

一、国学经典文化背景，理论依据研究内涵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的一生中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在此阶段接触最具智慧和价值的国学经典，可以奠定他一生高远的智慧和优秀的人格基础，成为他一生不断消化、理解、受益的文化根基。近十年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继“希望工程”之后推出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许多文化大师、学者和国家领导人加入了这一工程的推广行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经典诵读工程全球测评仪式上作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而呼喊》的讲话，季羡林、南怀瑾等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国学大师热情积极地参与推动。

二、构建课题研究原则，明确课题研究目标

课题研究原则：①差异性原则：承认学生个体间记忆、思维、兴趣等方面的差异性，不搞“一刀切”。②自主性原则：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诵读指定的篇目，鼓励学生以自己的方式自读自悟，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可以诵读更多的篇目，并给予相应的积极评价。③激励性原则：以鼓励、激励为主，对诵读国学经典确有困难的学生不做过高要求，注意因材施教。引导学生了解并热爱民族的传统文化。

课题研究目标：①总体目标：在不加重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使学生从小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提高学生的国学修养和文化水平；发挥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把学生培养成长为新一代胸含传统文化底蕴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者。②具体目标：以诵读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篇为主，依次系统地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笠翁对韵》、《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大学》、《中庸》、《孟子》、《论语》、《道德经》等，使之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促进语文能力的提高。充分利用学生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诵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作好知识储备，并以此锻炼与增强学生的记忆能力，提高记忆内容的质量。将学生长期置于诵读经典的氛围之中，使之受到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熏陶，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水平和道德实践能力，达到人格教化的目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三、精心设计研究步骤，周密实施研究方法

课题研究步骤：第一阶段：粗浅地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针对重点以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及简单古诗开始；第二阶段：了解做人的道理，通过经典阅读渗透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取向。增加学习《千字文》、《增广贤文》及古典诗词选读；第三阶段：通过经典阅读学会辨别忠奸、善恶，结合实际生活进行道德取舍实践，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基础。计划进一步接触《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孟子》、《朱子家训》及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计划分阶段开展美德故事大比拼活动。课题研究的方法：①调查研究法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实验前中后各个时期的实验对象进行科学调查，得出定性定量结论，使研究实践轨迹更为有效可控。②文献资料法是通过对课题研究组成员进行专题学习、辅导、自学、讨论等形式，认真学习理论依据和报刊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充实课题组成员的理论基础。③行动研究法是对研究国学经典诵读促进小学生传统文化修养提高及道德养成的研究方案不断提出改革方案，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充实、修正，从而找到科学有效可行的教育方法、手段、程度等理性认识。

四、积极组织实施交流，课题研究效果评价

经典文学评论篇4

“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故事、话语与阅读

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

叙事理解的认知理论辨析

小说中背景故事的分类和功能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叙述聚焦研究

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砖巷》叙事艺术

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小说人物研究

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

论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对模仿认知的违背

论虚构性的标记:一种叙事学的角度

虚构与移情伦理的悖论:重读狄更斯的现实主义

拙劣的情节把戏、情节漏洞及叙事设计

身体的小说化:论医学与叙事的互补

镜子般的回忆录:当代回忆录中的反故事

不可叙述的母亲与《劝导》的隐性情节

我者自述之———巴赫金视角观照下的叙事身份

无神论者的全知:论简·奥斯汀的“不犯错误的叙事者”

《洛丽塔》中的疏离型不可靠性、亲近型不可靠性及其伦理

重新思考不可靠性:易犯错误的和不可信的叙述者

从UCP到A&P:论近期美国短篇小说叙事语态的变化

“思维理论”与虚构人物意识的再现实验

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

弗洛伊德、福克纳、卡鲁斯:创伤与文学形式的政治

眼光,身体和女主人公:《劝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叙事学研究的新拓展:评《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

换个角度“话”叙事:评《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奇特声音》

教育叙事研究新视野:评《叙事研究教与学:行走在边界上》

叙述学入门的好帮手:评《叙述学词典》的中译本

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新突破:评《整合与叙事研究:方法与实践》

越战小说中的话语控制:再读《恋爱中的汤姆卡特》

建构小说叙事学理论的精到之作——评《小说叙事学》

美国长篇小说的第二次提升:当代叙事中的种族、形式与后种族美学

“非自然叙事学”有多自然:什么是非自然叙事学的非自然?

什么是非自然叙事学的非自然?对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回应

短篇小说的意义产生方式:以爱丽丝·芒罗的《激情》为例

虚无的口袋:爱丽丝·芒罗《激情》中的“形而上的孤独”

语气暗示与阐释的不确定性:《达洛维夫人》中的情感与伦理

论文化叙事——兼评刘易斯《大街》等四部小说的文化叙事特征

“文本”何以成为“世界”?——《文本世界理论入门》评析

走向第二发展阶段的后经典叙事学——评《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

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新进展——评《20世纪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不可靠性》

叙事学研究的他山风景——评沃尔夫·施密德《叙事学导论》

史论结合气势恢宏——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创新与超越——评《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伦理维度与叙事视角的典范结合——评《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

《激情》中情感强化和读者投入——短篇小说情感沉浸片段的语法结构

修辞阅读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

经典文学评论篇5

20世纪60年代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些法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这些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强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些过激。《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文化研究内在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过来将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

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了阐述。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某个分析流派认为的经典，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新映入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作是文学活动，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为“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间，更加经久不衰。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文学对人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的功能或者价值在中国古代就有“兴、观、群、怨”，在西方贺拉斯提出文学寓教于乐，都注意到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果仅仅从审美功能上认定一个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文学性，把作品当作作家一个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经典”、“伟大”产生的社会根源，便抹杀了文学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这些必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析，又能够让我们有所借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顿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也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

经典文学评论篇6

关键词：文艺学 考核 层次性

文艺学系列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由《文学概论》、《文学批评》、《西方文论》等课程组成的有机体系，其构成原则是“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对教学计划中具有相互影响、互动、有序、相互间可构成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的相关课程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构建的整合性课程的有机集成”。[1]

具体的说，文艺学系列课程多以《文学概论》课程为核心，由《西方文论》、《古代文论》、《文学批评》、《美学》、《文学批评史》等性质相关的课程组成，形成“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为两翼，以文学批评为落脚点的课程性质相同、功能相异、服务同一教学对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门课程的整体建设。”[2]文艺学系列课程的考核重视课程内容的逻辑关系，关切考核内容的层次性，破除了课程之间的壁垒，重视立体、互补的考核体系的构建。

考核的层次性是指考核体系既有全局视野，实现对整个知识体系的全局把握，也要认清课程的交叉关系，理清课程的重叠内容，避免多门课程对同一个知识点的重复性考查。即便对同一个知识点的考查，也需要结合课程的开课先后顺序、学生的学习能力、课程的学科定位进行针对性的考核。为了实现这点，在考核之前应当先将课程分为四个层面，即基础理论层、理论扩展层、实践应用层、元典阅读层。通过区分课程的定位、重难点、考核方式、考核内容的差异，实现科学的考核。

一、考核的层次划分

1、基础理论层考核

涉及课程有《文学概论》《美学》《艺术学概论》，以讲授基础理论为主，考核学生能否以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去阐明文学、文艺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关注对基础知识的理解、阐释和推演的能力，重在考核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以面向一年级的《文学概论》为例。作为文艺学系列课程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课程，它以文学活动的基本原理、概念和相关的科学研究方法为对象，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对文学活动的属性、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同时也提倡从具体的文学案例入手，注重理论阐述的生动性，关切学生对理论的认知。该课程内容覆盖了文学活动发展论、文学活动本质论、文学创作论、作品构成论和文学接受论五大板块，以阐述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活动自身的特点、文学作品形式的特性、文学和读者的互动关系。以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提高文化素质，和实践应用能力，为学习其他文艺学课程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该课程考核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作为基础理论层面的考查，考查对基础知识的记忆、理解。第二，作为其他课程的先修课程，考视基础性，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相对较低。

2、理论扩展层考核

涉及课程有《西方文论》《古代文论》，考核学生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解，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之后，能够理解重点概念、理论在文论发展史上的形成和流变，了解重要理论家在文论史上的地位，以检验学生对文艺理论史知识框架的把握能力。

以面向三年级的《西方文论》为例。该课程作为《文学概论》的拓展课，以西方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为历史线索，概括分析自古希腊到当代的各种学说，总结其中重要的理论，帮助学生掌握西方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提高学生在更高理论层面认识评判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反思文学遗产的综合能力。目的是引导学生把握西方文论的基本知识、理论，理清西方文论发展的历史线索。明确文论家、著作、思想在文论中的位置、作用及传承关系。弄清西方文论与哲学、美学、伦理、文化、宗教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该课程考核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时空跨度大。考核内容从古希腊到20世纪，覆盖了数千年的理论发展史，考核难度大。第二，文化差异大。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时代语境的特殊性，学生不能准确理解某些概念的原意，误读较多。如“形而上学”、“解构”、“后现代”等。第三，考核的覆盖面差。该课程涉及重要理论家近百人，进行专题介绍的有几十人，普通的考核无法实现对教学内容的有效覆盖。

3、实践应用层考核

该层面涉及课程有《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视觉文化批评》，考核重在改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树立学生开放、多元化的大文学观念，重点检验学生审美反思和批评能力。

以面向一年级的《文学文本解读》为例。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学目的是“深入了解文学文本解读的性质，系统掌握有关文学文本以及文学文本解读的知识，从而建立起文学阅读的专业眼光，不断提高对文学文本审美意蕴的理解、解读的能力。”[3]在诗歌解读方面：理解古典诗歌主题和意象，评判诗经、唐诗、宋词等体裁的审美价值。理解现代诗歌的结构特点、写作方法和解读方法，评判现代诗歌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在小说解读方面：理解小说的基本知识及阅读方法，能辨析古典和现代小说的本质差异。在散文解读方面：掌握散文分类及发展脉络，评价散文的主题和结构特点。在电影解读方面：了解电影的艺术特征，掌握电影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该课程的考核具有二个特点。第一，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重视考查学生的艺术感受力、艺术推想力。第二，重视对表达能力的考查。重点是对学生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的考查。

4、元典阅读层考核

该层面涉及课程有《中国文学理论名著阅读》、《外国文学理论名著阅读》，考核学生对元典的理解能力。元典在西方语义中有经典和圣典的双重含义，是经历人类文明传统陶冶而来，蕴涵了深刻道理的优秀典籍。同时，元典具有开放性“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原型，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性的框架，而并非封闭式的教条。这就使元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之源，一再发挥启迪功能。”[4]从这个角度看，回归元典是必要且可行的。

以面向二年级的《外国文学理论名著阅读》为例。该课程选取了从古希腊到21世纪的代表性文学理论成果，所选篇目简练精纯，以质量见长。选取了《理想国》《诗学》《忏悔录》《判断力评判》《美学》《艺术哲学》《作家与白日梦》新批评》《写作的零度》《影响的焦虑》《文学理论》等代表性篇目。这些篇目提纲契领，集中描述了西方文论发展的主线，从中可以一窥西方文艺理论演变的全貌。课程教学目的是通过对元典的阅读，避免因翻译造成的误读，避免因低水平转述带来的断章取义，实现对文本原意的回归，还原出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深度，发现元典的生成和运作机制。

该课程的考核的重点是检验学生对字外含义的理解力、结合文本语境的领悟力。通过考核加强学生对元典的认识，帮助学生品位原汁原味的思想、精神和方法，避免对文艺学知识片段式的理解，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

二、分层考核的操作策略

因为文艺学系列课程的互补性，经常出现对同一知识点的重复考核的现象，既增加了学生学习负担，也造成了考试资源的浪费。在新的考核体系中，应当平衡基础层、扩展层、应用层、阅读层的关系，实现高效的考核。

以“典型”的考核为例。“典型”是文艺学的核心概念，在文艺学系列课程的考核中都会涉及，但考核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基础课程《文学概论》的考核中，应当重点考核学生对该词惯用意义的理解，学生只需要结合所学的基本知识进行必要的总结即可，不需要学生结合该概念在中、西方文论中的历史演变，对其进行深入的阐述。在扩展层《西方文论》的考核中，主要考核学生对“典型”概念古今演变的把握。学生应能结合典型的希腊语的词根义，柏拉图的“理式”说，亚里士多德的“类型”说，贺拉斯的“定型”说，黑格尔的“理念”说，马恩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说等理论，对“典型”在西方文论历史上的演变进行较为完整的概括。重点考核学生对西方文论理论体系的驾驭，考评学生的融会贯通能力，而不仅考查学生对某单个知识点的简单记忆。在应用层《文学文本解读》的考核中，考查学生在理解“典型”的内涵之后，能够结合不同的文本，对典型的艺术内涵、价值，作家的艺术水平进行准确的评判。在阅读层《外国文学理论名著阅读》的考核中，选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涉及“济金根”的篇章，要求学生能够总结论战双方对“典型”的不同认识，总结论战双方主要观点。在这类课程的考核中，主要考查学生的阅读、思考和总结等方面的能力，是对综合能力的考查。

总之，文艺学系列课程的考核应当重视层次性，打造分工明确，各有侧重，此详彼略，互为补充的考核体系，实现考核效能的最大化。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教研项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艺学系列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成果 （项目编号：JY2013013）]

参考文献：

[1]王嘉才.课群及其质量检查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9：（12）.

[2]刘晗.当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处理好的几个问题[J].中国大学教学2012：（4）.

[3]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冯天瑜.“元典之树”何以长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经典文学评论篇7

1992年10月，我赴京参加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在分组讨论时，我揭批了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等严重错误，希望学会关注这类现象，为净化辞书园地尽一份力。此事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和学会领导的重视。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在大会的闭幕词中对辞书界的打假批劣发表了看法，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辞书界剽窃成风，差错成风，拼凑成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被人抄袭不计其数。辞书编纂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掮客，他们把编辞书当作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的手段，不管坑害广大读者与否。有一本《语言大典》，公然把《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两个附录加以影印，当作自己的附录。这本书许多条目照搬《现代汉语词典》。我社有的同志翻阅《语言大典》，发现其收词和释义简直不可思议。例如在“一”字头下，大部分词目是任意凑合的自由词组，既无查阅的必要，也无查阅的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词目，如“一袋”、“一盘”、“一箱”、“一茶杯”、“一个铅字”、“一段台词”、“一截粗木头”、“一套房间”、“一声喊叫”、“一次又一次的损失”、“一天干两天的活”、“一股劲儿地呜嘟呜嘟吹奏”等等。释义则如：“一胖一瘦”释为“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直被人叫着”释为“在一段时间中保持粘着和固定，看来像由于粘合力或粘着力或粘住”；在“一部分”这一条中甚至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的消灭宗教”这样的例句。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

这一段话，义正词严，吹响了中国辞书学会打假批劣的号角，拉开了其后中国辞书界“三大战役”的序幕（见2003年12月17日《中华读书报》载巢峰的《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一文）。

三大战役

返沪后，我进一步检查了《语言大典》，又发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问题，于是写成《如此词典，匪夷所思——评（语言大典）》一文在《辞书研究》1993年第3期上发表。刊出前，《文汇读书周报》根据该文校样于5月15日以头版头条发表《（语言大典）竟是“谬误大全”》的报道，披露了该文的要点。5月22日该报又以头版头条发表《杜绝谬种》的报道，说该报上期揭批《语言大典》的报道“在读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此后，于光远、曾彦修、巢峰、王宁等知名人士相继发表了批评《语言大典》的文章。批评的对象陆续扩展到王同亿主编的其他词典，如《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新华字典》、《英汉辞海》、《英汉科技词天》、《法汉科技词汇大全》、《俄汉科技词汇大全》等。

在开展批评的同时，由于《新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大量抄袭《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又由于《语言大典》抄袭《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两个附录（共二十多万字），《语言大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大量抄袭《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五个单位和部分作者于1993年7月至9月先后对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提讼。这五起案件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审理后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经分别审理，最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是我国最大的辞书著作权诉讼案件。此案的审理和判决，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扩大了对王同亿系列词典集体性批评的影响。

在这次集体性批评中，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为数更多的以杂文为主的短评（其中瓜田的《无知却有胆快去编辞典》最出色）成为一大特色，还有一批评论性报道（其中庄建的《我们丢失了什么？——从王同亿、海南出版社涉及的五起著作权侵权案说开去》分量最重），再加上华君武的漫画；广播电台、电视台也施展了他们特有的手段。这一场规模大、气势足、内容扎实、形式多样、持续数年的集体性批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选录了六十五篇批评《语言大典》的短评，编成《发人深思的笑话——（语言大典）短评集》一书出版。印数两千册，很快销售一空。

1997年，中国辞书学会秘书处将批评王同亿系列词典的论文四十三篇编成《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在1999年出版，对打假批劣的第一战役做了总结。

但王同亿并不甘于失败，他回到湖南家乡继续炮制劣质词典。2001年，他抛出了由他主编、京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并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对该书略加增补，又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两部词典，除抄袭剽窃有所收敛外，胡编乱造依然如故。词目中充满着污言秽语，如“”、“的”、“”、“放狗屁”等等。释义则信口雌黄，如“不破不立”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暴卒”释为“凶暴的士兵”，等等。例证不仅堆砌得不可思议，如“一”字条第二个义项“最小的正整数”就有八十个例证；而且许多例证的内容令人不可容忍：思想荒谬的如“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黄色下流的如“有色心无色胆的只能色迷迷地看”，恶俗不堪的如“屙屎带放屁——顺便”，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对于王同亿再造伪劣词典的行为，中国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会在2001年6月决定予以批评。该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在同年8月举行的研讨会上落实了这一决定。同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又联合中国教育学会举行座谈会继续展开批评。两次会上的发言都整理成文并先后发表。此外，报刊上还发表了其他批评文章和评论性报道。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把这些文章编成《需要批评需要反思》一书，在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汇集了打假批劣第二战役的成果。

自称为“王同亿重出江湖”的事件发生后，中国辞书学会加大了对辞书市场调查研究的力度。2002年底，向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提供了六十种有问题辞书的名单，并报告了这些书中的主要问题。不久，图书司司长阎晓宏约见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曹先擢、副会长韩敬体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告知他们总署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了一些可能有问题的辞书，又接到学会提供的有问题辞书的名单和许多读者对伪劣辞书的投诉，决定开展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委托中国辞书学会承办。由总署确定的对二十一种辞书的专项检查随即启动。2003年10月，总署公布了不合格辞书的名单。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内容相同、字数相同、定价也相同仅书名不同、开本不同的两部书。一部叫做《中华辞海》（32开），一部叫做《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16开）。它们是孪生出来的一对怪胎，不伦不类，抄袭剽窃，胡编乱造，差错泛滥。不合格辞书的名单公布后，发表了《“非常态”的伪劣辞书》、《有名无实的“百科全书”》等一批评论文章。这就是打假批劣第三战役的大致经过。

在三大战役中，不仅揭批了伪劣辞书，而且还对从源头上遏制伪劣辞书提出了不少建议。鉴于伪劣辞书都是由不具备辞书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出笼的，因此建议出版行政部门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规定出版辞书必须具备的条件，不具备条件的出版社不得出版辞书。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数量合格的辞书编辑，为此建议举办辞书编辑培训班，编辑经过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证书后方可持证上岗。建议建立出版社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度，防止为了追逐利润而出版伪劣辞书。建议出版行政部门组织辞书专家定期进行辞书质量检查，发现伪劣辞书及时处理。建议对伪劣辞书的出版者给予行政处罚，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对伪劣辞书的编纂者追缴其稿费，不让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建议立法保护精神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购买伪劣辞书的读者应有权索赔。建议新闻媒体介绍辞书应认真审核，力求合乎实际，不能让伪劣辞书的编纂者、出版者自吹自擂，欺骗读者；同时对伪劣辞书加强舆论监督，使之原形毕露。

以上种种建议，有些已被采纳。早在1994年2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召开的提高辞书质量、促进辞书繁荣的座谈会上，时任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图书司司长的杨牧之即已表示赞同与会专家提出的加强辞书质量检查、辞书编辑须经培训获得资格方可上岗、出版社须具备条件才能出版辞书等项建议。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先后发出《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开展辞书出版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从2006年到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合作，已举办七期培训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辞书学会还在2008年《辞书工作者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自律准则》（载《辞书研究》2008年第2期），其中，“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择手段追逐暴利的行为”、“反对抄袭和变相抄袭”、“确保辞书质量、杜绝劣质辞书进入市场”等准则都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伪劣辞书。

两位代表

中国辞书学会的打假批劣，参与者甚多。他们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能容忍宝贵的国家资产被用来制造文化垃圾，败坏祖国文化，愚弄和毒害广大读者。同时，他们对辞书事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能容忍辞书的园地被糟蹋，辞书的名声被玷污。因此，他们坚持不懈地投入打假批劣的斗争。其中有两位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必要在此略加记述，以便于学习和发扬他们正气凛然、祛邪不止的精神。

一位是历任学会第一副会长、代会长、名誉会长的巢峰。1992年他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上吹响了打假批劣的号角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组织开展这项工作为己任，运筹帷幄，精心部署，逐步推进。他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会提及打假批劣。重要的如：1993年在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题为“《语言大典》的教训”的开幕词；1994年在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上题为“‘王同亿现象’剖析”的讲话；1995年在首届中国辞书奖颁奖大会暨中国辞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两次讲话；等等。他一再建议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和培训辞书编辑，作为遏制伪劣辞书的手段。

他还写了一批相关的文章。主要的有：1994年发表的《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2001年发表的《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2003年发表的《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辞书出版准入制势在必行》和《净化辞书市场的五大措施》。这些文章在辞书界、出版界、文化界有较大影响。

另一位是长期担任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副会长、现任顾问的周明鉴。他对优质辞书爱护有加，多方帮助；对劣质辞书则绝不容忍，务必铲除。他住在北京，常到甜水园图书市场浏览，发现可疑的辞书，就自己掏钱买回去检查，从而发现了许多问题，积累了大量资料，通过学会向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报告。拿到王同亿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后，他随机检查了该书的五分之一，每页都有红笔划出的条条杠杠，贴着密密麻麻的浮签。后来他又发现王同亿的《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其实是此书的翻版。批评这两部词典时，他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评析》、《词典都是“东抄西改”编出来的吗？》、《可悲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底中国辞书学会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六十种有问题辞书的名单，许多都是他的发现。如前所述，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开展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时确定书目的三个来源之一。检查结果公布后，他发表《有名无实的“百科全书”》一文，揭批了煌煌四十六册、用大礼品盒包装、定价五千八百元而内容一塌糊涂的《现代生活实用百科全书》。

影响深远

中国辞书学会打假批劣的壮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致力于推动开展学术批评的杨玉圣，曾经两次论及辞书界的打假批劣。他说：“围绕《语言大典》等王同亿现象的集体性批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辞书界的‘无法无天’态势，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历史性的。”又说：对王同亿现象的批评，“不仅给辞书论坛注入了生气和活力，而且强有力地显示了学术批评的魅力与威力；它不仅张扬了辞书界的正气之歌，而且为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批评开启了一条阳光大道。”（见1996年10月2日和1997年10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是还可以看得更广更深一些。于光远在《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一文中说：“它（按：指《语言大典》）的用处看来只是为研究当前我国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对象。它使我们去想不少问题，它也使我们通过这种思索了解不少问题。”这样的词典为什么能够出版？为什么被吹捧和抬举得那么高？为什么被揭批后还可以发行？“这就要深思一番了。这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接着我们还可以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风气？并且进一步要问这种社会风气是如何造成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一个问下去，得出行动方面的结论，进行教育，改进工作，我想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事业是大有好处的。”（载1994年第2期《辞书研究》）对于后来揭批的伪劣辞书，也都可以做这样的深思。

从辞书编纂出版的角度说，打假批劣，对所有的辞书编纂者、出版者都有警示作用，告诫他们决不可造假制劣，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当然，无视警告、敢于冒险的大有人在，但终究少得多了。尤其是由打假批劣引出的辞书出版准人制、辞书编辑培训和持证上岗制以及辞书质量专项检查的实行，对于整顿辞书出版秩序、从源头上遏制伪劣辞书、提高辞书质量、建设辞书编辑队伍已经起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从辞书研究的角度说，这些年不仅揭批了伪劣辞书，而且揭批了伪劣辞书的炮制者为自己开脱的种种奇谈怪论，光是关于抄袭行为的就有一大堆。被人揭发其抄袭行为如整个词条的注释、例句一字不动地照抄，照抄注、例，仅增删个别无关紧要的字等五种手法后，王同亿竟答辩说：“凡编词典，都离不开这‘五种手法’。”他又说：“词典具有承继性强烈的特点，按照传统模式，东抄西改而已。”他还说：“作为语言构成成分的语词，人们应有共同的认识。……以‘抄袭’为名，将‘共识’据为‘专利’的作法是不适当的，也是行不通的。”（按：王同亿将“共识”绝对化，并将“共识”和“对共识的表述”混为一谈。）他又说，词典的条目是“记录”的结果，不是“创作”的成果，没有独创性，因此不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按：歪曲别人所用的“记录”一词，毫无根据地抹煞词典的独创性和著作权。）他还说，他的行为是对他人词典的“适当引用”。（按：他的行为和著作权法规定的“适当引用”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严加驳斥，这是辞书研究的一个成果。另一方面，伪劣辞书为辞书研究提供了大量反面素材，也对辞书研究的深入开展甚为有益。

经典文学评论篇8

关键词：桐城派 方东树 诗歌史论 昭昧詹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86-92

郭绍虞先生曾指出：“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1如就诗学而论，作为桐城诗学代表作的《昭昧詹言》，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当有重要地位。该书在著述体例上，采用先总论各体，然后依体选诗，按时代先后排列作品进行分论。这种以“体”为经， 以“时”为纬的著述方式，使其具有明显的诗歌史论之特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诗歌史论性著作，体现了以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诗派对诗歌史及其演变过程的基本看法。本文讨论其诠释模式与呈现出的批评形态，一是为揭示方东树诗学体系的展开方式，二是揭示其诗学批评的基本风貌，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诗学意义。

一

一般而言，采用什么样的诠释模式取决于诠释对象的性质及特点。不同对象，其诠释的方式也应有别，否则，会出现文不对题或似是而非的情r。作为诠释对象，《昭昧詹言》不同于诗学史上“以资闲谈”为目的、随意点评式的诸多诗话，它既有系统的诗学理论，又有系统的诗歌史批评。其理论的系统性表现在，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其中，诗歌观念是理论基础，诗歌史观为指导思想，诗歌史批评方法是具体的诗歌批评采用的批评策略。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三位一体，都是其诗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史学认为，“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1照此理解，《昭昧詹言》可以视为方东树依据其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对诗歌史进行批评而著述成的一部诗歌史，其中隐含的诗学理论就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诗学批评体系，这种认识是符合文学史学一般原理的。

就文学观来说，诗歌观念主要是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功用和价值、审美理想等的基本看法。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诗歌批评者，方东树总不会对诗歌一无所知，只要有所知，就有诗歌观念的存在。《昭昧詹言》作为诗学著作，其批评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诗歌体制，二是诗歌作品。就体制而论，只论及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七言律诗。就作品而论，每种诗体只论及具有典范性的几个诗人诗作。这表明方东树对诗歌史实是经过取舍的，这种取舍总是以其诗歌观念为基础的。方东树认为“诗之为学，性情而已”2，又说“诗以言志”3，在诗歌观念上除继承先秦“言志”传统和汉儒以来的“吟咏情性”之说之外，又从桐城古文理论出发，强调“诗与古文一也”4，不知古文不能为诗，在审美取向上奉持方苞“雅洁”之理想，崇雅贬俗，崇真黜伪。这些诗歌观念制约着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评论及致思方式，是其诗歌史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文学史观主要是回答诸如文学是进化的抑或是退化，文学与政治、经济及其他文化门类，特别是意识形态关系、文学史是否可以说是形式演化的历史，文学史是否有盛衰，盛衰是否有规律可循等问题。5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歌史观则主要是以对诗歌史上的“源流正变”、“通变”等现象的探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对此，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云：“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6在他看来，“师法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是“文章之道”，其对诗歌史上诗家诗作的评论既是为了证明“师而不袭”是历代诗家创作之正道，又是为了指导后学，如何才能“师而不袭”。“师古”是为继承，“不袭”是为创新，对继承和创新间的关系，方东树提出要“善因善创”，这表明方东树有明确的通变观念，这是其评论诗家从因革关系入手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的“知正知奇，别其异，会其同”，又表明方东树有着明确的“正变”思想。方东树的“通变”“正变”观是方东树对诗歌史演变规律的基本看法，是方东树诗歌史观的思想内核。概括地说，方东树的“正变”观主要是对诗体“正变”的认识，持“变而不失其正”之立场。“通变”观上继承了刘勰的观点并整合了叶燮的“通变”思想，有以复古为新变的倾向。方东树的“正变”思想和“通变”观相结合，就形成了其“离合”论7，也就是其对诗歌史演变动力及其路向的看法。

诗歌史批评方法是对诗歌史上诗人诗作进行评论所采用的批评策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开展诗歌批评，取决于批评者的诗歌观念与诗歌史观。方法总是来自于观念，观念不同，批评方法就会不同。在文学史上，因为文学观念的不同，文学史研究就有“主题学”和“语言学”方法之别8。再者，批评方法的运用如无明确的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作指导，也易流于漫无目的、随意式批评，易使人感觉到混乱而不知所从。如在《昭昧詹言》中，由于方东树诗学观念上坚持“诗文一理”，在批评诗家诗作时，往往从古文的角度，采用人们所熟知的“以文论诗”的批评方法，借之达到正本清源、澄清诗史、导示后学之目的。这其中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确保了诗歌批评方法运用的针对性和批评过程的有序性。

简而言之，方东树就是依据其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对诗歌史上的诗人诗作进行取舍、组织并采用特定的批评方法加以评论，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学批评体系的。方东树对诗歌史诠释策略的选择必须服务于这一批评体系的建构。采用适当的诠释模式对这一批评体系的展开尤其重要，它为观点的合理性、论证的逻辑性的实现提供具体的途径。

二

《昭昧詹言》内含的诗学批评体系对诠释模式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方东树是凭借自己的诗歌史观来选择诗歌典范的。面对诗歌史上众多诗家诗作，方东树以其诗体“正变”观为标准，择其善者为典范，作为批评的对象。其次，依据其创作上的“通变”思想，对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关系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即为具体的诗歌史批评行为，而其理论依据正是其诗歌观念。据此可知，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采用是“正变-通变”批评相结合的诠释模式。

具体说来，方东树对诗歌史的批评是遵循先以“正变”辨体，后以“通变”辨流这一轨迹展开的。方东树的“正变”思想，旨在辨明体制，即辨清诗歌的“正体”与“变”体，弄清诗歌的源与流；其“通变”观念，则旨在评论创作，评析具体诗歌创作上的因革问题。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对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的体制先后进行详细的论究，并列出相应的诗歌典范，然后以“通变”的眼光来识别这些诗歌典范之间的源流关系，并以此为序依次加以评论，从而构成较为完整的诗歌史批评过程。如从《昭昧詹言》所评诗体来看，方东树对诗歌史批评实际是分体诗歌史批评，即由五古诗歌史、七古诗歌史、七律诗歌史组成的诗歌史批评系列。对诗歌典范及其创作上的因革关系的批评是其诗歌史批评的主要内容，因此，方东树基于其诗歌史观所建构的诗歌史主要是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史。

方东树本其“正变”观念，依体定人，确定典范，明其源流。再依源流先后，详论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关系。这种诠释模式呈现的是具体的批评活动，属于微观层面。如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正变”与“通变”相结合的诠释模式又体现为由通论各体到个案分析模式，并被用于对各体诗歌史展开评论。

以七古诗歌史论为例，他先通论七古体制，分别论及七古的创作特点：以才气为主，以古文法行之；七古的语体风格：朴、拙、琐、曲、硬、淡，总归于“老”；七古创作方法及其运用：叙、议、写；七古的文法：命意深、下字典、取境远；七古章法：顺逆开合展拓，变化不测，着语必有往复逆势；1此外，对七古的用事、笔力、造语等方面也作出具体的要求。

在通论七古体制特点的同时，又结合自己的诗歌观念，对七古的创作典范亦作选择。李白、杜甫，“二千年来，只此二人”2，代表着七古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是七古之“正”，而韩愈、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诸家的诗歌与杜甫“一灯相传”3，是七古之“变”。方东树按照七古流变先后次序，对李白、杜甫等诗歌典范进行个案分析，论其诗歌艺术手法、风格等，具体展现七古之流变过程。这种从通论到个案批评的诠释模式，还体现在单个诗歌典范的批评之中。他对具体的诗歌典范的批评也是先以翟蜃苈燮涫歌创作特点，后举其作品个案进行点评。如其在《昭昧詹言》卷五专评陶渊明诗歌，前十七则就对陶诗创作各个方面作了总论，从十九至八十五则评其具体作品，以证总论之观点。这种模式也体现在对组诗的批评中，如评杜甫的《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

通论到个案的诠释模式，成为方东树著述基本思路，规定了《昭昧詹言》一书基本结构。如从论证的角度来看，这种诠释模式是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后以论据支撑，观点与论据的充分结合，显然更有说服力。它与“正变-通变”相结合的批评模式一起构成方东树诗歌史批评两条路线，一从宏观层面规定诗学批评的基本方向，一从微观层面指导具体的批评行为，形成方东树诗学批评“复调叙述”，这使其诗歌史论具有诗学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三

方东树对诗歌史的评论主要是针对诗歌典范的评论，且又侧重在诗歌形式层面展开，从批评形态上看，其诗歌史论应属于文体批评，具有形式美学批评的特点。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分析，一是注重其诗歌的因革，二是注重诗歌的形式。注重诗歌的因革，这是其诗歌史论的题中之义，注重诗歌形式的审美批评，是其指导诗歌创作的需要。他本其“正变”思想，辨别五古、七古、七律诗歌体式，论其形式之别及创作上的特点，其意即是为了指导诗歌创作。诗歌体式属于诗歌形式，体式的因革主要指形式的因革，对诗歌创作而言，既有诗歌形式的创新，也有诗歌内容的创新，方东树强调“以新意清词易陈言熟意”1即是言此。但“意”随人变，人随时变，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的“意”自然不同，故其创新往往为易。而“词”相对稳定，其用易被约定俗成，尤当诗歌的“词”经组合，形成一定的体式，就有规范、约束之力，如不能有所突破，就会流于因袭，故创新实是不易。方东树于此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他对诗歌创作中的“合”与“离”的论述，多次强调其难，主要是对诗歌形式、技巧等而言。从其诗歌史批评来看，他是沿着由文体论、创作论至批评论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文体论侧重形式，相应的，创作论、批评论也侧重于形式，这是合乎其致思方式的。方东树指出：

读古人诗文，当须赏其笔势健拔雄快处，文法高古浑迈处，词气抑扬顿挫处，转换用力处，精神非常处，清真动人处，运掉简省、笔力崭绝处，章法深妙、不可测识处。又须赏其兴象逼真处：或疾雷怒涛，或凄风苦雨，或丽日春敷，或秋清皎洁，或玉佩琼琚，或萧惨寂寥，凡天地四时万物之情状，可悲可泣，一涉其笔，如见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于义理渊深处，则在乎其人之所学所志所造所养矣。文字忌语杂气轻，既无根柢，又无功力，尚不能深清雅洁，无论奇伟。2

读古人诗，须观其气韵。气者，气味也；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气韵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笔势分强弱，而古人妙处，十得六七矣。3

他认为解读古人诗歌，主要从笔势、文法、词气、转换、精神、清真、笔力、章法、兴象、文字、气韵等角度来入手，评论其得失之处。而“义理”则存于作者之志之学，论其深浅须看其人而非其诗。这种认识，使得其对诗歌典范的批评侧重从笔势、文法等形式方面展开。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谈到作品接受时，提出“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4这“六观”中，除“事义”属于作品意义层面外，其余都属于作品的形式层面。方东树对前人诗歌的接受，“事义”关注不多，故主要是“五观”。

我们说方东树诗歌史论着眼于诗歌的形式层面，注重分析诗歌的用意、兴象、文法等形式要素，并不意味着他对诗歌的意义层面分析不作任何评论，他对诗歌的意义层面亦有点评，但并非主要，多服从形式批评之需要。如其评杜甫七律中《诸将》五首，先总论此组诗歌形式、技巧上的特征：

此咏时事，存为诗史，公所擅场。大抵从《小雅》来，不离讽剌，而又不许讦直，致伤忠厚。总以吐属高深，文法高妙，音调响切，采色古泽，旁见侧出，不犯正实。情以悲愤为主，句以朗俊为宗，衣被千古，无能出其区盖。5

他认为此组诗具有怨而不露、意蕴深曲、文法高妙、音调响切、采色古泽、字句朗俊等特点。接着逐个评论该组诗单个诗作，虽有对诗歌意义层面的评论，如纠正前人旧说、点评句意等，却为说明该组诗的上述特点提供证据支持。如评组诗其二云：

告河北诸将，以张仁愿勉之，极言借助回纥之非。何义门解之最当。回纥倾国而至，而异于太宗之用突厥。汾阳勋虽大，而此自为非。他日回纥助史朝义内侵，至三城州县皆为邱虚，遂有轻唐之心。其后虽复助顺，而所过抄掠一空。其后助仆固怀恩，侵至泾阳，虽听汾阳击吐蕃自赎，而唐之被侮亦极矣。公言肃、代之不如高祖、太宗也。笺失之。起四句，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凶猛，乾坤摆雷也。五句宕接，六名绕回，言后之弱，以思祖宗之盛为开合，笔势宏放。收点明作意归宿，作诗之人本意。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序矣。与前首同一章法，五六为开合，朔方与突厥，以河朔为界，仁愿乘虚，压漠南城。1

此评先集中于诗歌意义层面的分析，言诗义大略，后集中于形式层面，言其章法布置，文法高妙。文法高妙正是体现在诗义的巧妙表现，故言诗义正是为说文法提供证据支持。统观方东树对诗歌史上诸家诗作的评论，他往往不是作诗义的分析，而是径言诗歌形式上的创作特色，所以如此，是因为诗歌典范间的因革关系，主要是诗歌形式上的因革，而意义层面的因革则不明显，对诗歌学习者来说，诗歌形式层面的因革对其诗歌创作更具有借鉴意义，这是方东树的诗歌史批评侧重于诗歌形式批评的重要原因。

方东树的诗歌史批评注重形式与其诗教观念是有矛盾之处的。如果从诗教观念出发，像义理不能兼备的谢灵运、无血气性情的王维这样的诗人应该在其诗歌史之外，但事实是二者在其诗歌史上均居有重要地位，王维甚至是七律诗歌之“正宗”，是与杜甫相并肩的“二派”2之一。这一矛盾，除与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选择不完全基于其诗教观念相关外，还与他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认识分不开。方东树曾云：“昔人言《六经》以外无文章，谓其理其辞其法皆备，但人不肯用心求之耳。”3有以《六经》为文章最高典范之意，后人苟能用心深求《六经》，其诗文、理、义皆善，如杜甫、韩愈等，如不能直接深求于《六经》，其诗于“理”常有所失，而依其才狻⑻旆值鹊梦摹⒁逯善。如谢灵运、王维等。也就是说诗歌的“理”可以从《六经》中获得，但“文、义”则不一定，因其可以凭自己的天分、才气获得。而且“理”是不能通过天分、才气获得的，只能靠后天的学习。方东树将“义理”独立出来，说其存于作者的立志与学养，认为其与诗歌的文、义即形式因素、法度技巧无关。从指导创作来看，“有德者必有言”，作者能否深于“义理”固然对其诗歌创作极为重要，但这主要取决于其主观努力，如通过读书、问学来丰富自己的学问、提高自己的操守等，但这些并不能从作为典范的诗歌中直接获得，而诗歌创作的法度、技巧等则可以通过对典范作品的研读直接获得启示。谢灵运、王维等诗家之所以能进入方东树的诗歌史之列，就是因其诗在法度、技巧上的卓越，能同杜甫、韩愈等诗家一样给后人以启示。因此，方东树的诗教观念与诗歌史论之间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其将诗歌的形式层面因素（文与义）与内容“理”或“义理”剥离开来，不能将其创作主体的“本源”论4在诗歌批评中贯彻到底。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方东树注重诗歌的形式批评的原因。

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批评注重诗歌的形式、技巧，这使得其所理解的诗歌史表现为诗歌形式演变史，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律论倾向。但需注意的是，方东树对诗歌形式的批评与其对创作主体的批评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强调“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因此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四

综上所论，《昭昧詹言》隐含着一种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和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潜在的诗学批评体系，此虽未见于方东树明确的理论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它证明了方东树的诗学思想确实具有系统性，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缺少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1。受这种批评体系制约，方东树对诗歌史的批评采用两种模式，一是微观层面的“正变”与“通变”批评相结合的模式，二是宏观层面的通论-个案分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保证了其诗歌史论的逻辑性、完整性并呈现独特的风貌。

其一，方东树诗歌史论诠释模式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相统一。艾略特在《个人与传统》一文中指出：“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己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2“正变―通变”诠释模式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诗歌典范放入诗歌传统之中，辨析其创作与前人作品之联系，探究其作品独特面目的形成原因，这种批评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诗人诗作作纵向的考察。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批评又着重从作品形式层面辨析，通过剖析作品气韵、气势、兴象、精神、章法等形式要素来揭示创作风貌并将其与同时代诗家作品作比较，这种批评是从审美的角度对作品作横向的探究。因此，方东树采用的诠释模式既是历史的，又是审美的。

其二，建构了桐城派传统诗歌发展史。“正变―通变”诠释模式本身含有正本清源之目的。方东树对诗歌批评史是有着深刻的反思的，“千百年除李、杜、韩、欧数公外，得真人真知者，寥阔少见，则何如求通其辞通其意之确信有依据也？3”在《昭昧詹言》中，他“信古求真，商榷前藻”4，力求做到不诬古人，不误来学。可见，求得对诗歌史的正确认识，是其著述的重要动机。其实现途径就是采用辨体析流的方式，考察诗歌史上诗歌典范的源与流，阐释其间的因革关系，进而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道，诗史演变之轨辙。这种注重典范之间因革关系的诗歌史批评，实际上是对传统诗歌演变过程进行重新梳理，其结果是建构起一部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诗歌发展史。

其三，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重视文学典范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特征。其主要体现是文学选本的大量存在。中国古代文论家宣示自己文学主张、争取批评话语权、显现自己存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选本。选本是由选者遵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对既已存在的作家作品进行挑选并按一定的体例编纂的。这些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是选者文学观念、审美理想的载体，并通过历代读者的阅读、摹仿发挥影响力。桐城派非常重视选本的这种作用，编选了大量的文章选本，著名的如姚鼐的《古文o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等。《昭昧詹言》就是依托王士祯的《古诗选》、姚鼐的《今体诗钞》，参以刘大《历朝诗约选》《盛唐诗选》《唐诗正宗》等诗歌选本，并经方东树熔铸改造著述而成的，其中集成了桐城诸老如姚范、刘大、方绩、姚鼐等人的诗学智慧，被视为桐城派诗学的代表作。方东树对其中的诗歌典范，从桐城古文的视角进行系统的诠释，充分揭示了诗歌典范在导示后学中的实践意义，指明了桐城诗学在薪火相传中的基本方向。此举虽在配合其师指导后进，却也收到借助两种选本的流行，宣示自己诗学主张的效果。方东树是以此方式参与了桐城派诗学理论建设的。

其四，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之地位。方东树认为：“凡著书立论，必本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1又说：“吾观古今才高意广、自矜大雅，而心粗意浮、蔽于虚妄，卒不登作者之堂、当作者之录者，如牛毛；则余此书虽陋，而亦无可诟病者。使言之失当而有误有，不可以质古作者，斯当诟病耳。”2《昭昧詹言》是方东树“不得已而有言”，因为诗学史上众多诗家“心粗意浮、蔽于虚妄”，所论多有失当，其言不仅无用，而有害后学。在他看来，诗学真理是掌握桐城诸老手中的，“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3，作为桐城后进，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对历代诗论多有批评，特别是对明清两代诗坛风云人物如前后七子、钱谦益、王士祯、袁枚等均有批判。可见，方东树对诗歌史的重新诠释，不仅是实现其师“存古人之正轨，以正祛邪”之目标，而且在客观上是在替桐城派在诗学领域争取话语权，从而确立桐城诗学在诗坛之地位。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and Critical Forms on Fang Dongshu’s Poetry and Historical Discussion

Guo Qing lin

Abstract： Zhao Mei Zhan Yan is a historical poetry works， which implies a set of poetry criticism system with the logic relation of itself.It is made from poetry concepts， historical view of poetry and poetry criticism approach . In the open way， Fang Dongshu uses“zhenbian-tongbian”criticism and “general theory-individual case analysis”combining interpretation model， Coming into being “ polyphonic narration ”from the micro and macro aspects； In the form of criticis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m aesthetics criticism， embodie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principle and aesthetic principle. Thus， Fang Dongshu 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poetry development histor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ongcheng school， established the value of poetry model in Tongcheng poetic communication， who strove for poetic discourse and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Tongcheng poetics.

Key words： Tongcheng school， Fang Dongshu ， history of poetry，Zhao Mei Zhan Yan

1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9页。

1 董乃斌著：《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2 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3 《昭昧詹言》，第2页。

4 《昭昧詹言》，第376页。

5 董乃斌著：《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6 方东树著，《考集文录》，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六卷。

7 参见拙作《方东树“离合”说及其文学史意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

8 陶东风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 《昭昧詹言》，第232页。

2 《昭昧詹言》，第232页。

3 《昭昧詹言》，第237页。

1 《昭昧詹言》，第17页。

2 《昭昧詹言》，第23页。

3 《昭昧詹言》，第29页。

4 范文澜著：《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5 《昭昧詹言》，第404页。

1 《昭昧詹言》，第405页。

2 《昭昧詹言》，第378页。

3 《昭昧詹言》，第8页。

4 方东树论学，尤重涵养本源。在其著作中，“本源”有时作“本原”，如“文章之道……言不失本原”，本原即“本源”，见《姚石甫文集序》，《考集文录》，卷三。

1 刘文忠：《试论方东树的诗歌鉴赏》，《江淮论坛》，1983年第五期。

2 [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译：《个人与传统》，《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 《昭昧詹言》，第537页。

4 《昭昧詹言》，首页前《述旨》。

1 方东树著：《书林扬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2 《昭昧詹言》，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