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应用分析范文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1

1 要有整体概念，有自己的鉴别、分析

在运用各种信息数据报道经济新闻的时候，记者要从不同角度入手罗列出收集来的各种信息数据，要具备整体概念，要能够全面而客观地鉴别、分析这些信息数据。在选择信息数据的时候，记者需要准确甄别信息数据的来源途径，判断这些信息数据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具有针对性、代表性。如果把这些信息数据放到某背景环境中，是否可以给读者留下一个完整印象。在实际工作中，记者要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技巧方法，深入思考一系列问题，并将其放入到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社会系统中，运用透视化的思维方法分析相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数据新闻报道过程中，宏观思维显得特别重要，需要借助相关的数字，分析其潜在的规律，客观地做出判断，才能更好地报道数据类经济新闻，让读者准确理解报道内容。

2 灵活应用信息数据

在实际工作中，记者要借助相关的数字，客观地分析对应的问题，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原始数据，显示出它具有的深刻内涵，对这些数据进行感性化地包装，使其显得更加亲切，成为所报道新闻内容的活跃因素，促使报道的新闻更具说服力，更能吸引读者。

2.1 首选全局数据

在报道经济新闻过程中，如果必须引用大量的信息数据，要坚持“精而不多”的原则，避免罗列出相同的信息数据，不能出现琐碎的数据，这样将无法客观地呈现出新闻的内在价值，使其更具说服力。换句话说，如果罗列出多个同类型或者局部的信息数据，不如直接罗列某个更具权威性的信息数据，尽可能舍弃次要的权威数据，例如，人人皆知的各种现象。对于现实生活中持续变化的信息数据来说，要借助某个权威性数据，促使报道的内容更具说服力。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权威数据在说服力方面，无法取代，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数据。

2.2 小心样本偏差

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样本存在偏差，调查的结论也会出现失真问题，把它作为论据，推论是无法站稳脚跟的。在经济述评过程中，如果需要分析某个抽样调查方面的信息数据，如果要使用某一数据作为论证的重要参考数据，需要明确所调查的样本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存在偏差。以民意调查信息数据为例，需要客观地分析这些信息数据是否可靠、是否具有权威性，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依据，避免出现偏差。在新时代下，一旦某种新媒体现象、新网络调查数字出现，新媒体、传统媒体都会纷纷进行跟踪、评论，调查其前因后果，在没有深入思考的前提下就片面的判断，剖析调查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还提出一些所谓的建设性意见。在此过程中，如果抽样不合理，问卷设计也不够严谨等，调查结论极有可能出现偏差，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否则极易误导读者，导致舆论生态中又多些特别的虚妄、浮躁。

2.3 明辨统计口径

如果需要分析平均数的时候，先要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对应的统计口径，确定好统计口径，准确判断，确保得出的论证更加完整、真实，更具说服力。在分析平均数调查结论的时候，需要从不同角度入手深层次分析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人群的分层次统计结论，多层次展现社会现实，揭示深层次的问题，采用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这就需要相关的新闻报道能够客观地披露对应的统计数据，能够反映社会全貌问题的信息数据，要具有鲜明的统计学意义，促使对应的调查机构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公信力等，要根据报道内容特点，有些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对比调查。通常情况下，想要得出某个更具参考性的数字，必须付出较高的成本，例如，需要提高调查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化的后期统计分析。

2.4 认真对待排行榜

在判断、评论所调查的数字时候，先要客观地判断指标位置是否合理，主要是因为调查结果和调查指标位置密切相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调查者的排序情况。《统计数字会撒谎》是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的著作，在该书中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西班牙交战这段时间中，美国海军死亡率为9%，而在同一时间段，美国纽约市民的死亡率高达16%，远远高于海军。随后，一些海军征兵人员便使用这些有力的数据去证明在战争期间参军是明智之举，幸存几率更大些。但这两组数据并不具有可比性，海军是由年轻人组成，体格健壮，而城市居民涉及到病人、老人等，很明显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换句话说，这些数据是无法证明参军的人幸存的几率更大。在对比2个数字的时候，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指向内涵，不能存在任何偏差、错位，否则其得出的结论是不客观、真实的，极易误导读者，错误理解所报道的内容，新闻报道也无法展现应有的价值。

3 结论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2

关键词：新形势；农村经济管理；信息化技术；问题；策略

如今是信息化的社会，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社会也是日新月异，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农村经济管理建设也应该积极适应这种信息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管理工作，推动农业等可持续发展，因此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当前，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信息化对于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重大意义，也不断利用各种方式去加强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农村经济的信息化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够成熟，尚且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管理中信息化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

1.1 农民的网络使用成本较高

近些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农村发展的情形下，农民的经济条件不断提升，收入逐渐增多，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许多农民都有机会并有有条件解除到信息技术，但是，总体来说，信息化技术的使用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农民群众没有能力或者不能经常去支付高额的使用费。还有一些情况，大部分农民对于信息技术必须的一些硬件设备不能在使用工程中不能够予以很好的保护和维修，且由于自身技术水平有限，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情况。

1.2 农村经济信息技术获取渠道不畅通，内容单一

农村经济的信息技术使用者是有不同层次的，而且要求不同，信息富于变化性，而我们国家农村的信息技术的来源的渠道确实很畅通，信息单一匮乏。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视、报纸、以及科技杂志等，而这些信息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的科技信息，缺乏关于农村经济建设重点的一些信息，，例如如何实施农村经济的市场开放，如何推动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发展，如何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发展。

1.3 农村缺乏系统完整的网络配套设施

我们国家目前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缺乏相应的系统完整的网络配套设施，网络覆盖率不大，而且都是一些单一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匮乏，这几致使许多的农民不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信息资源，而且那些专门性的农业科技信息网站相当缺乏，使用率也是非常之低，这严重阻碍了当前农村经济信息化的建设发展，对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极为不利。导致我国地区农村缺乏系统完整的网络配套设施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相关财政投入不足，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完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1.4 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缺乏

技术人才是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没有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就不能够有效的对农村经济信息化建设进行技术指导，不能够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农业信息化也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农村经济的信息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尚不成熟，所以相关的技术人家非常的缺乏，那些既了解农业又了解科技的人才更是缺乏，未能够有效的指导农民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农业活动当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2 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经济管理中信息化技术应用的策略

正如以上所述，农村经济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新农村建设的大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鉴于目前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设中存在着上述多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严重制约着新农村的发展，所以必须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一推进农村经济信息化技术的运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2.1 努力发挥政府在农村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农村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庞大复杂的工程，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级各政府、农民百姓、信息技术的开发商和运营商等，而政府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y中则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其最大的职能，有效领导农民群众进行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制定专门的规划和体系，指导农民有序开展工作，加大资金的投入，努力通过各方面融资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加快农村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发挥其最大的效应。

2.2 强化农民信息化技术的培训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很少甚至未曾接触过信息化技术，信息技术化的理念意识和理念不强，因此，就需要大力加强对农民群众信息化技术的培训工作，努力去提升农民的信息化意识，向农民普及信息技术和农业技术，而且要重点培养他们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农业发展的实际能力。对于农村的一些小生产者和商业人员，要对其重点培训，积极有效额指导他们运用信息技术去提升经营水平和业务水平，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农民群众只有在意识上得到解放，意识到信息化的重要性，才能够真正运用信息技术去改变自己的农业生产方式，才能够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2.3 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

农村经济信息化建设必须有服务意识，必须建立起信息技术服务的专业队伍，要有效结合各个乡镇得经济管理部门以及一些农业推广站，进一步发挥它们的实际功效，努力扩大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规模，与此同时，应该对农村经济信息予以再加工处理，注重了解每个农村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经济信息服务，积极鼓励农民群众在现代化的经济信息管理中运用信息技术获取效益，帮助他们认识到信息化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设当中要注意对每项农村活动予以规划和整合，制定出相应的目标和计划，从多个角度为农民提供丰富的信息和技术，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促进信息技术的实践运用。

2.4 加强农业信息数据库建设

农业经济活动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活动，关乎着整个农业的发展，而建立起农业信息数据库则可以有效的指导农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国家地域方位广阔，各地自然条件有所不同，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加强农业信息数据库建设，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信息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将这些重要的数据输入信息库，分门别类，建立适时的追踪，及时予以修改和调整，这些数据库作用巨大，能够对农民的农业活动进行针对性指导，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且这种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使得农业资源得以充分的利用。

参考文献：

[1] 张丽君；陈伟春；；浅谈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年36期

[2] 尚进；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行为标准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年

[3] 张丽君，陈伟春. 浅谈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36）

[4] 李秀莲；；强化农村经济管理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J]；现代农业；2008年10期

[5] 齐星；；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路[J]；现代经济信息；2010年24期

[6] 李浩 农总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加强农村经济管理人才培训正当时[N]；中国城乡金融报；2011年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 统计分析 大数据时代

一、前言

在宏观经济关于统计分析不断得到广泛应用的状况下，市场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弊端，这样的状况严重的影响了其发展。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合适解决方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学者重点的研究对象。基于这样的状况，为了有效的保证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对策的制定具有时效性，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才能够给予行之有效的、与时俱进的、对国家和大众都有益处的对策。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简介

（一）内涵分析

在本课题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相应概念进行了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对整体经济关于同一方面的总称，在其发展的不断阶段，经济学和统计学两种知识的融合，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详尽的信息。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主要分为两个发展系统：一是统计学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系统；二是和经济学知识为中心的发展系y。两种不同知识所形成的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价值自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主要注重关于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多一些，主要表现在计量经济学上面[1]。鉴于计量经济学具有理论形式的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形式的计量学，将其应用到实际当中，能实现对数据的统计和管理，进而达到探索经济当中潜在规律的目标。宏观经济的统计部分所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宏观经济实际运行过程相应结果，在此过程中主要把宏观经济的相应理论作为依据，而将统计分析方法和方法作为工具，充分的利用统计的资料，来实现对宏观经济实际当中运行的规律予以深度的认识与分析。

（二）常用的方法

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其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静态分析。该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把经济变动的整个过程和时间的因素进行排除，进而使经济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2）边际分析。该种分析方法主要是边际概念当中的数量分析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对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进行详细，进而凸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3）均衡分析。该种分析法是对经济实际均衡状态下变动条件和形成条件进行详细分析；（4）比较动态分析。该种分析法主要是对两个不同的经济予以比较对比，进而获得变量的关系[2]。

三、推动宏观经济状态下的统计分析发展策略

（一）“与时俱进”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能实现对信息予以合理分析，对现今市场经济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分析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和相应的分析方法呈现出迥异的特征，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将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应用到该项分析当中，能使数据终端使用人员提供的重要的信息保障。大数据时代为我国超越追赶经济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当中，注重从政府采集和分析得到的信息数据着手，进而为经济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为了能贯彻和落实新经济时期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在经济发展趋势不断变化后，对不适应经济长远的项目进行改进，在关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经济研究的前瞻性，并对互联网中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提供科学依据与良好的服务。在大数据时代迅速发展下，我国可以对当地各个社会基础单位作为的数据作为依据，对顺应现今大数据时代信息发展的平台进行建立。强化物流网络自身统计与各个行业之间相关联的机构进行建设建设，进而为各个行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地政府同时也要对资源环境和电网供求提供的信息数据作为重要的依据，实现对我国各项能源的全面发展。此外，大数据相关平台网站要进行科学的建设，这样才能为我国能源基础建设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上文的论述得知，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各个地方的政府要注重自身发展的创新性，能实现对数据的合理分析，通过采用多元化的经济统计方式，才能对统计和分析方法提出个更好的方法，进而实现合理科学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目的。

（二）完善相关体系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采取的重要措施。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现存的经济发展结构很难为经济的实际发展提供满意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无法适应新时展的趋势。基于这样的状况，在实际的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改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应注重要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分析工作能在现阶段得到健康的发展。政府机关单位中的从业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应研究出适应现今经济发展的体系，进而能科学的指导现今市场经济中企业自身的经营和长远的发展。同时还要对参与工作的相应人员，对自身的专业技能进行不断的提升，让其拥有更加专业的职业技能，保障新建指标体系能顺利有效的实施，发挥其调节指导作用[3]。

（三）加强宏观控制力

由于经济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易产生很多种类型风险。因此，要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政治外交结合，与国际宏观调控接轨，并且在宏观调控基础上，贯穿落实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使宏观调控能力与市场机制调节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将宏观调控目标分为若干个小目标，逐一的进行宏观调控，使宏观调控成果巩固，以实现经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存在着较多样化的问题。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时俱进符合时展与国家的宏观调控加强，相关体系不断完善，政府与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能够实现对所有经济数据统筹管理与精确分析，使国家经济发展加快，促进整体经济效益优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期有效发展的契机，为人们谋取更多的福祉。

参考文献

[1]张永生.浅谈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现代国企研究，2016，（16）：146.

[2]袁天夫.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20.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4

法学研究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经济学研究一定制度下资源的利用及其配置，法经济学以法律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即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现象;二是经济的法律分析，即运用法学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如果将法经济学比做一枚硬币，那么，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便是这枚硬币的两面。法的经济学理论是个开放性的系统。法经济学涵盖了一切对社会中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且要对经济进行法律分析;不仅要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而且要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运作对法律的影响。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

谈及法经济学，人们大都习惯性的想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也就是经常提及的新古典主义的法经济学，该学派以波斯纳为代表，常被奉为主流的法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顾名思义，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法律的经济分析之基本信条建立在三大定理之上：

(一) 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

(二)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法律对资源配置不发生影响，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

(三)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抑制交易，财产权利应赋予对它净值评价最高的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常用的分析方法有：以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法、以道格拉斯拜尔(Douglas G.Baird)为代表人物的博弈分析法、以阿莫斯(Amos Tversky)为代表人物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法。新古典分析法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完全理性、信息充分、竞争完全为假设前提，从供给和需求入手，分析实现均衡的条件，实现效率最大化之路径;博弈分析方法是时下比较热门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它从价格走向等行为，研究人们的行为如何在既定的规则下走向均衡，实现人们之间对策行为的互动，并且开始研究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人们的合作问题;行为经济学的方法打破了前两种分析方法的研究范式，认为人是有限意志与有限理性的，人的自利又使其会考虑经济之外的因素，甚至会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决策，它关注人们的认知问题。特别是对于金融市场中的一些行为，行为经济学似乎更有说服力，目前它正处于在争议中发展的阶段。法律的经济分析几乎渗透了所有法律部门，为法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法律的制定应该以个人的理性和自由为前提，这往往会导致集体的无理性;运用边际收益方法分析__和调整调整，经常会导致法律的不稳定。

(二)经济的法律分析

一个事物的迅速发展往往会形成对另一事物的抑制，这种抑制或有形或无形，造成了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视了对经济的法律分析，而经济的法律分析正是法经济学的发展源头，也是时下的重点。经济的法律分析，就是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从法律的视角对其加以研究，发现制度与经济绩效直接的相关性，以制定、修改或废除(法律)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法律分析，可称为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以科斯为代表。作为法经济学的鼻祖，科斯的研究路径不同于波斯纳，他认为法律原则和规则在促进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说：法律制度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努力。我们应该利用法律的思维和方法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的现象，解决经济现实中的问题。法学家必须成为交易费用工程师，研究怎样通过法律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的效率。在法经济学的研究中，价格理论是基础，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单靠这两者，无法支撑法经济学这一庞大的学科大厦。诚如钱颖一所云：市场是人们所能发现的组织经济的最有效方式。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遏制垄断、消除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保证市场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又被称为法制经济。

经济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这也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的需要，符合法经济学之效率目标。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并非一个单向的运动，也就是说，用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是一个方向，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现象是另一个方向;它们的运动也并非总是一致性，因为两种方向的研究结果可能冲突，也可能互补。由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所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与经济的法律分析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他仅将法经济学看作是法律的经济分析，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内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波斯纳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只是法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面，不足以构成法经济学的内涵。如果过于强调法律的经济分析而忽视经济的法律分析，会导致人们对于法经济学认识的不周全，特别是在法经济学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一个正确的观念和科学的模式对于法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法经济学所包含的两面法律的经济分析与经济的法律分析，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只有对它们有着全面的认识和到位的宣传，才符合法经济学本身的要义。

二、法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法经济学是时代要求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法学和经济学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它们在人类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社会的发展是由一个系统来促进的，反映在学科上，就是多门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学科专门化会使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研究纵深化;同时，也会使事物朝着单极的方向越走越远，这不符合社会多元的发展目标，对于法学和经济学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它们都以为各自是显学而坚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将是对自身最大的禁锢，它们必须敞开理论的胸怀，吸收彼此的滋养，在融合中实现发展，法经济学正好能实现法学与经济学的完美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价值还体现在方法论上。

法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拓宽了法学的研究视野，使法学的研究不再只是停留在正义与公平的权衡上，它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让公平变得可度量、可观察、可比较，赋予了公平的效率新义。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看，发展法经济学对当下中国的意义重大。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成为理论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中的棘手问题。国家管理经济主要有三种手段：政策、法律和监管，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法律的运用程度将越来越高，法律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将日益增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法律的效果要直接或间接的通过经济效益体现出来;二是加强经济立法。做好这两项工作都需要法律与经济的复合背景，法经济学恰好能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从保障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法经济学意义重大。在经济学的语境下，法律与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关键变量。因为在经济行为发生之初，需要有制度规则，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这些制度规则主要表现为广义的法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持三种态度：支持、反对或放任，这些便构成对经济主体的约束条件。而经济行为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源泉，待经济的运行产生财富积累后，如果对已有的财富进行有效的保护，又需要法律，所以，法律不仅站在经济行为的两端，也贯穿于经济行为的运行过程。总之，法律与经济如影随形，法经济学作为法律与经济的结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上可知，法经济学在理论上具有独立价值，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法经济学是时代要求，对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指导作用。

(二)法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

理论应服务于实践。理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通过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来体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法学家擅长于规范分析，经济学家擅长于实证分析和实验分析，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使规范分析的方法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到完美结合。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应该为法律实践、经济实践乃至整个社会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如果该学科不能为社会服务，那么，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要让法经济学大放光芒，关键在于提升其实践价值。新古典主义法经济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其局限性。首先，它所赖以存在的最大化原则及理性人假设未考虑人的社会化和复杂性特征，造成现实与理论的偏离。比如，现代金融特别是股市中的一些行为并非纯粹理性所能解释。其次，法律就像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拐角是及其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

可见，试图用纯粹的经济学模型来阐释法律的真谛是荒谬的。再次，过分使用数学模型进行法律的经济分析，可能使简单问题复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经济收益和福祉。单靠新古典主义法经济学并不能实现法律的上述目的，人民收益的提高及福祉的提升需要经济的法律分析。通过对法律法规所引起的经济结果进行考察，才能对这些法律法规的优劣做出客观评价。所以，法律的经济分析只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来研究法律本身，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法律的经济作用，而经济的法律分析却通过研究法律对于经济的影响来评价法律的优劣，从而直抵法律的目的。两者相比，经济的法律分析更具有根本上的意义。可见，法律的经济绩效更大程度上是通过经济的法律分析来判断。展现法经济学魅力不能仅靠一些数学模型来分析法律，关键是要加强对经济的法律分析，通过客观的经济数据来评价现行法律，在实践中体现法经济学的生命力。法经济学是时代召唤的产物，它坚决反对割裂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来认识社会现象，主张当法律促进经济发展时，该法为良法，当法律阻碍经济发展时，该法为恶法，恶法非法。理论研究不能凭空想象，不能脱离现实，应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方针。当下，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是法律对于经济绩效所产生的影响，让法律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和经济发展成果的保护者。对经济的法律分析，既包括实体方面的分析，也包括程序方面的分析。对当下中国，似乎程序方面的分析更为重要和紧迫。

正如无摩擦的世界在现实中难以存在一样，中国经济中，总会发现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要研究行政干预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否则，这样的行政干预应该减少或避免。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法学家应做出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遭遇重大事件时，比如，在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多为国家建言献策，只有这样，让理论转变为政策，法经济学的实践意义才能得到体现，法经济学才能生命长青。

(三)法金融学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对于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自科斯之后，发展较慢，在法与金融领域，LLSV 做过一些有益研究，其中包括法律起源的理论和法律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关系。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或正向、或负向、或不相关)，关心的是经济的法律分析。经济的法律分析除了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外，还可分为对实体经济的法律分析和虚拟经济的法律分析。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万业之基，要对其进行法律分析自不待言。虚拟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竞争之主战场，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各国之间虚拟经济的竞争，基本可以概括为金融实力的较量。金融实力的强弱与金融发展程度直接相关，金融发展程度与金融法律制度密不可分。从世界范围来看，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在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内部发展的重点将是新制度主义金融学。

它研究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金融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在金融内部，又分为以银行为主导的直接金融和以证券为主导的间接金融。笔者认为，要重点研究间接金融的法律分析，在银行、证券、保险及信托中，要重点研究证券与信托的结合。让金融学与金融法学对流起来，实现从金融学的角度看法律，从法律的角度看金融学。在我国，一方面，人们对金融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关系还比较模糊，再加上银行业的垄断，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中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比例失衡的现象较为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间接金融的法律分析，促进间接金融的发展阻碍较多、压力较大、任务较重。但是，中国崛起的最快方式及最优路径又是打好金融战，特别是要在资本市场的主战场上打出漂亮仗。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高端场所，它的效率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效率。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这个市场充满活力和效率，是法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30 多年，中国实体经济的总量可观，基本面良好，但是，资本市场发展20 余年，虽有过短暂辉煌，却以持续低迷为常态，原因何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一些制度恐怕难脱干系。

比如说，股票的发行审批制度，用伪市场化的方式处理市场问题，必然出现怪胎。就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创业板而言，为什么企业一上市就能造就数个亿万富翁从而泯灭创业者的创业激情，为什么询价能到天花板，为什么保荐人能拿高薪而承担低风险，这些经济现象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制度缺陷?进行经济金融现象的法律分析势在必行。法经济要发展，就必须破除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障碍，这需要从经济学者和法学学者做起，他们的充分交流和互动，才能促进法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实现法经济学的繁荣，在全人类范围内实现最大的福利。而目前的情况是，法学家在经济转型领域几乎是缺席的。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中，几乎听不到法学家的声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法科学生普遍缺乏经济学与统计学、会计学的基础知识，一方面导致法科出身者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遇到障碍，另一方面导致部分法学家对金融现象的不了解和不理解，无法进行金融现象的法律分析。法金融学在美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并且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对于实现美国金融的规范发展和稳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中国的金融发展急需制度保障，法经济学的发展任重道远。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5

一、应用性本科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基本趋势

1.应用性本科经济学特点。根据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其理论体系具有两大特征。一为学科理论体系庞大，微观经济学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行为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与收入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微观规制与收入再分配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包括剑桥学派、制度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凯恩斯学派、非均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二为分析工具数学化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数理经济学的产生、计量经济学的崛起、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在纯实验分析中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归纳出某些经济规律、博弈论的引进。

2.趋势。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培养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一线急需的应用性人才。应用性人才既不同于从事研究和发现客观规律的学科性人才，也不同于依赖操作技能完成现场制作的技能性人才，应用性人才主要擅长于技术应用，在将设计、规划和决策物化为实施方案和物质产品的过程中，显示其独特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才类型，应用性人才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更加着眼于专业技术、经营技术、管理技术水平的提升，要求比技能性人才有更宽厚的理论基础，又较学科性人才有更强的现场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应用性人才的鲜明特征是具有较高的综合职业素质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应用性本科经济学课程改革的总趋势是按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要求，理论教学在尊重科学性、系统性原则的同时，突出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经济学教学中力求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的分析工具、分析方法以及基本原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应用性本科经济学教师能力要求

1.雄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经济学的精深和广博，作为经济学教师，自己要做到融会贯通，足以穷其一生精力，而要在短短的60个课时内给学生传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深入浅出。深入要求教师对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全面驾驭和把握，并熟知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讲给学生的也许是最基础的知识，而教师则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浅出则力求讲述通俗易懂，讲出抽象理论、复杂模型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内容，用现实的案例和实践使抽象模型具体化，最终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并能够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2.扎实的数学基础。经济学的数量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与大量统计及经济计量学软件的开发，使得数学和经济学结合的手段更为便捷，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这种现实要求经济学教师要较好地完成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扎实的数学基础不可或缺。

3.对前沿动态的敏锐洞察力。经济学是对经济实践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并在理论上指导经济的运行，所以它必然会随着经济实践的快速发展而发展，同时随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相继出现并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现代经济发展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针对这些新问题经济学理论在不断更新发展。尽管经济学教材在不断地推出新的版本，但是还是跟不上理论发展的速度，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最新的理论发展，所以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在讲解教材中的基本的经典理论知识时，还应该站在经济学的发展前沿，跟踪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及最新研究成果，在课堂上有重点地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这就要求经济学教师立足学术前沿，有意识、有目标地吸纳新知和消化新知，具备一种不断补充学术养料、拓展学术视野、更新学术理念的较强能力，积极主动地及时地给自己的学术生命输送新鲜血液，让学生了解人类认识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教给学生发现新知识和培养他们勇于探求未来知识领域的能力。

4.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经济学的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是应用性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不应该总是直接地给出或简单地讲解现成的结论并要求学生机械地记忆，而应该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相融合，引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适时给予评价，引导学生在问题探究中不断质疑和释疑，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学生摆脱教条，学会思考问题，培养思维技巧。这就要求经济学教师关注现实，参与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

5.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教学方式的变革提出了要求。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粉笔+教案”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以提高教学质量有三个层次：一是教学演示，如设计powerpoint教案、教学课件等增加教学的直观性。经济学其特点是分析研究方法较多，经济模型复杂，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分析和图形，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教师只能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各种复杂的经济模型，浪费时间且不精确，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运用现代的多媒体技术与传统的教育手段相结合，以多媒体提供的特有的声、图、文、动的学习环境，可使原本抽象、枯燥的数据和学习内容用动态、多维、直观的形式加以表达，使复杂深奥的原理一目了然，可以有效地传递信息，减轻学生的学习难度，使所学内容变得更容易理解，提高学习效果。二是网络课程的开发，经济学教师要善于从网络的节点和连接中获取教学素材和信息，利用网上资源，不断增加鲜活的现实素材和理论热点，拓宽课程内容。三是构建交互式学习环境，为经济学的教学过程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使教学过程更为民主化、个性化。要实现上述三个层次的资源整合，需要经济学教师全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特征，善于寻找信息技术与经济学的结合点和融合点，并能够综合运用多种信息技术。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6

关键词： DSGE模型； 新凯恩斯模型； 中国经济； 异质性假设； 不完全市场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12-03

一、引言

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简称“RBC理论”），标志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产生。新凯恩斯理论完全吸收了RBC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将理论坚实地建在DSGE模型的基础上。与RBC理论相比，新凯恩斯DSGE模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市场处于垄断竞争之下；第二，经济中存在着一定的“名义刚性”；第三，货币政策在短期是非中性的。尽管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目前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分析和预测工具，然而，由于DSGE模型能够通过对经济主体决策行为关系进行清晰描述，并可以采用适当的加总技术得到经济总量满足的行为方程，以及对经济的长期均衡状态和短期的动态调整过程进行细致刻画，体现出了显性建模框架、理论一致性、良好的整体特征、微观与宏观经济分析的完美结合、长期与短期分析的有机整合等独特性，因而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同时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提高以及贝叶斯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DSGE模型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而且逐渐成为许多研究机构进行宏观经济定量分析的一个基准模型。

二、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进展

随着DSGE模型的不断发展和普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DSGE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并且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呈现出日益丰富和不断扩展的态势。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际冲击分析

主要基于扩展的RBC模型来研究中国实际经济周期问题。卜永祥等采用DSGE方法建立中国货币经济周期模型，研究发现，技术冲击这一因素可以解释76%的中国经济波动。陈昆亭等运用基本RBC模型基本上较好的模拟了实际中国经济中多数宏观变量的波动特征，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80%以上。陈昆亭等在基本RBC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考虑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形成，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内在传播机制。黄赜琳在RBC模型中引入内生劳动力，考察劳动供给变化与技术冲击的复合作用对中国经济波动变化的影响，得到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的结论。陈师等将投资专有技术变迁引入到一个具有内生的资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劳动RBC模型，证实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短期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影响。陈晓光[15]将信贷约束引入RBC模型，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向修海引入不完善的冲击信息市场扩展了RBC模型，结果表明经济人依据不同经济状态调整自己对冲击的信息知识，从而产生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内生机制。

（二）金融政策分析

杜清源将“金融加速器”引入RBC模型，发现“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动对经济的影响。陈昆亭在基本RBC模型的框架下引入粘滞性价格和内生货币机制，发现在规则货币政策下，模型给出的经济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而且比基本RBC模型更接近中国实际经济的周期特征。许伟的研究发现，引入银行贷款渠道和价格粘性的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好的解释力，而且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波动。贺云松建立了一个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来分析当期型、前瞻型和后顾型三种利率规则的福利效应。许志伟等在DSGE框架内探讨投资融资约束冲击的动态特性，发现盯住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能够较好地对冲投资融资约束冲击的负面影响。耿强在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DSGE模型，结论认为汇率冲击和国外需求冲击都具有明显的双重作用，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奚君羊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进行分析，认为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应该直接针对通货膨胀，而不应该追求利率本身的稳定，而且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步由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汪川等在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中讨论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信贷因素，并检验了“金融加速器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李巍等在DSGE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梁斌等基于贝叶斯估计构造了一个包含房地产部门的DSGE模型，刻画了各种宏观经济冲击对房地产价格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机制，并比较了首付约束和利率两种房地产市场调控工具的政策效应。杨柳等在一个包含Calvo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模型中，讨论了中国货币冲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财政政策分析

黄赜琳将政府支出引入RBC模型，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而且证实改革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王文甫等在DSGE分析框架下将消费性和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分析发现所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罗英等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有效作用。梁斌在DSGE框架下引入家庭异质性和市场不完备性，证明了收入分配差距是房改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王佳等基于七部门DSGE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认为，外生冲击沿部门传导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

（四）开放经济条件分析

李浩等的比较分析表明，开放DSGE模型比封闭DSGE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并且随着政府购买引入到开放DSGE模型，其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也得以显著提高。李浩等构建了一个与中国的特征事实较一致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分析发现，贸易顺差与GDP、消费与就业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成等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多部门的DSGE模型，识别和分析了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国际贸易等六种可能冲击。黄志刚建立了一个具有加工贸易部门的随机动态开放宏观经济多国模型，分析发现，进口中间投入品、出口最终消费品的加工贸易部门对于汇率传递和贸易平衡具有重要影响，而企业的定价策略对短期的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具有重要影响。刘尧成等运用DSGE两国模型，模拟了在不同消费替代弹性下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和以货币冲击为代表的需求冲击对一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很好地解释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外部失衡问题。刘尧成应用DSGE两国模型的研究表明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拟合更好，这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解释和预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合理途径，从而给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五）模型评价和参数估计

刘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基于中国的数据，采用Bayes技术估计了中国的DSGE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许志伟把生产要素利用率的微观行为引入企业生产，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并研究了1978-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资本积累和TFP都是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两者总共解释了平均增长的87%。

三、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评述

既有文献表明，DSGE模型从理论上更准确地刻画了经济的波动特征和传导机制，也使得最优政策选择和福利分析成为可能，而DSGE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延伸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然而，目前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一定程度上也昭示了DSGE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冲击来源分析不足

现代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波动是由外生冲击驱动的，因而冲击在经济波动分析中居于核心地位。找出了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就对经济波动的机制有了大致掌握。可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在SVAR的框架下粗略分解各个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有少部分论文在RBC框架下从外生技术冲击、金融加速器、投资专有技术、政府消费、信贷约束等角度去分析它们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细致的分解及识别还没有研究者完成过。而且在分析中国经济冲击来源时，技术等实际冲击分析的比较多，而货币冲击分析的少；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的比较多，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的比较少。

（二）参数校准标准不统一

虽然DSGE模型早已成为了宏观研究的主要工具，但基于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还很少。仅有的研究也都停留在参数校准及模拟的水平上，而通过DSGE模型来分解波动冲击来源的研究少之又少。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运用DSGE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时尚缺乏较为可靠的校准标准。为了求解模型，通常需要校准的参数有：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主观贴现因子、资本产出弹性、折旧率等。但这些参数的校准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可资借鉴。如 为代表性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现有文献有的将其设定为0.97，有的设定为0.99；折旧率 有的文章设定为0.10，有的设定为0.08，还有的设定为0.05。由于校准标准的缺乏，研究者常常是出于服从结果的需要，较为随意的选取这些参数的校准值。还有，由于中国没有劳动时间投入方面的数据，现有研究主要是用就业人数这个变量来替代，这实际上是劳动参与率，与微观个体的劳动投入时间有很大差别。这既给同类文献研究结果的横向比较带来很大困难，也不利于DSGE模型应用研究的严谨性。因此，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亟需统一参数的校准标准。

（三）异质性问题重视不够

由于不同经济主体在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和产品都存在着数量、质量和种类差异，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已不再适用，标准的DSGE模型也存在诸多由于同质假设带来的局限性。因此，在国外，异质性问题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如：Caggese发展了一个在行业中存在众多异质性企业的模型，该模型中的企业同时面临融资约束和不可逆约束，他运用这一模型检验了总固定投资、可变资本投资和产出在持续的、异质性和总冲击的环境中的周期；Algan et al考虑了异质性个体、不完全市场和借入约束的作用，解释了通胀与资本积累之间的驼峰状关系，认为正向效应来源于比完全市场更高的Tobin效应（更高预防性储蓄动机），负向效应来源于通胀税保险效应（平均分配）。但在运用DSGE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既有文献中，异质性条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得模型模拟结果与中国实际经济不是很吻合。例如，在模拟中国实际经济波动时，中国代表性厂商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存，而由于这两种企业面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不同，以致它们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经营目标，特别是国有企业既存在着利润目标，又有着做大做强的上规模目标，这与标准的DSGE模型中代表性厂商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假设发生了重要的背离。如果无视这种异质性而直接套用标准模型，其模拟结果必然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四）货币政策因素关注得较少

在运用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应用研究中，用原始的DSGE模型——RBC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在DSGE框架内考虑货币因素的却比较少见。刘斌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这方面的首创，该文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中国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但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货币政策效应的微观基础以及DSGE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徐高从冲击分解的角度，在DSGE框架内探讨了货币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认为货币冲击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李春吉在基本的新凯恩斯模型内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了数值模拟，同样发现货币冲击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源泉。从上述各文献可看出，目前国内对DSGE模型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局限于既有框架在中国的直接应用；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微观基础关注过少。刘晴辉在这方面做过尝试，他在DSGE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内，探讨货币政策、企业行为与商业周期这一过程内在的动态传播机制，并试图通过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两类企业，扩展基准的DSGE货币政策模型。市场经济离不开货币，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五）阶段性变化常被忽视

正如Kydland et al的方法论文章所说：“评判一个模型的好坏，不在于它是否与现实完全地吻合（因为任何理论模型都是现实的高度抽象），而在于它是否适合所要解决的问题。”DSGE模型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者们可以结合具体的经济环境，不断改进和完善模型的设定，构建更符合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模型。然而，模型设定越复杂，相应地模型求解也越困难。理论模型的最终目的是要能解释现实经济，DSGE研究也一直致力于把模型中得到的理论含义应用于实证检验，以考察其与现实可观察数据的匹配情况。但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分析中，研究者们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的把握还不足够，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波动常常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例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波动的阶段性变化，以及2000年以来经济波动幅度出现的平稳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将其称之为“大稳定时期”。现有的文献，如陈昆亭等把人力资本和粘滞性价格引入标准RBC模型，解释了1952-2001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波动，然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可能影响模型的解释能力；陈晓光等通过利用1980-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信贷约束这一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模型预测的资本波动标准差只有实际波动水平的29.74%，这可能与没有注意到样本期内中国经济波动具有阶段性变化有关。然而，在运用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应用研究中，除了徐高[4]、詹新宇等的研究之外，现有文献较少注意到中国经济波动发生的这些阶段性变化，直接照搬了西方的标准模型，从而给模拟分析结果带来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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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应用分析篇7

关键词：形势；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分析；应用；经济；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2-0000-01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名词不断出现，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一些旧的会计模式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发展。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新的准则开始在上市公司以及其他的企业中进行应用。与传统准则相比，新的准则对计算的前提进行明确，并就相关的问题明确规范。另外诸如公允价值运用等，都对财务报表的分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分析的作用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对分析的影响。新的会计准则对未来的预测性更强，也更容易操作，在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等多个项目。在新的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与负债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需要进行分别列示，同时也有较为明确的标准进行区分，实用性更强，也更能够体现出应用价值。另外公允价值的引入，成为一些专家与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新的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运用相对谨慎，需要一定的前提与基础才能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二）财务会计报告目标与理念变化。在新的会计准则中，对会计报表的作用进行了明确，它是以向企业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相关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反映出企业的管理效果，以此为依据做出相关的正确决策。新的财务会计报告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概念、原则和方法，与国际会计惯例实现了实质上的趋同。

（三）利润表的变动影响。在新的准则中，对营业外的收入与支出进行明确规范，反映为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即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在新的会计准则中，费用分类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由成果分类更改为功能分类，主要分为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与资产减值损失等。现金流量表与旧准则相比也发生了变化，更为简单，取消了细化规定。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新会计准则新增内容，这与现代企业的并购、转让有着极大的关系。旧的所有者权益分析已经不再满足现代企业发展需求。

三、新形势下财务报表分析难点

首先是公允价值的运用。它的运用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的，能够更加真实反映出企业的价值。在新的准则下与公允价值相关的准则多处出现，如何进行准确应用成为一大难题。收益质量表现表达信息与企业真实状况的相符度，可以让管理者更加明确企业的经营现状，同时它受到原则与方法变化作用，需要长期关注稳定、持续的利润，才能发现企业的真实盈利状况；再次，关联方的需求披露范围不断扩大。旧的会计准则中是对重要的关联交易进行披露，而新的准则则是对关联方及其交易信息进行全面披露。所有的关联交易必须明确交易类别与金额数量，这给财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也让企业的组织架构更加复杂，同时也让外部使用者更加不便。

四、新会计准则体系下财务报表分析应用对策

（一）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分析。投资者通过多个报表对企业的现状进行了解与分析，可多方位对所有者的权益变动表进行分析，首先是对变动比例来进行结构分析，其次是对公司的长期增长潜力进行分析权益增长性；第三是对企业发展形势进行一定的预估。

（二）利润表分析应用。投资者对于利润表的分析应用主要是体现在企业的新准则利用方面，通过利润表能否正确反映出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也可以发现企业在新的准则下是否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问题。利用利润表信息的财务比率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调整，如对公允价值变动进行分析、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比例等。

（三）企业合并分析。由于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的合并与转让行为更加频繁，在新的准则中，对合并的范围、内容都进行了较大的改善。在分析过程中，首先需要对被收购企业是否纳入合同范围、合并报表行为是否是合理进行明确；其次，新准则对“少数股东损益”也进行了相应的明确，即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其它非控股股东享有的损益，需要在利润表中予以扣除，利润表的“净利润”项下可以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其对应的存量概念是“少数股东权益”。但在应用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不足与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财政部门进行细化完善并解释。

（四）企业应用对策分析。首先，企业的管理者与财务工作人员要尽快地熟悉好新会计准则的各项内容与影响作用。上市公司随着经济环境的影响会发生估值变动的情况，这是正常的，会计政策的变化会对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会计政策影响到的是上市公司的利润，但对企业的现金流不会产生过大的影响。现代企业在新的准则下要对原有的财务比率谨慎运用，设计一些新的财务比率，重视现金流量相关比率的应用，通过现金净流量数据与利润对比，来对利润的质量进行分析。其次，构建科学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在会计报表分析过程中，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及企业所处的行业背景进行全面了解和战略分析，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综合考虑，保证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的有效性。再次，企业要加强现代信息化网络建设。在新的会计准则下，需要企业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才能对新的金融工具应用自如，才能更为详尽地披露出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与更多相关的信息，也才能够更好的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缩短会计报表的披露时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五、结束语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新的会计准则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会计制度。与旧的会计制度相比，新的准则在会计处理方式与原则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与现代经济发展更为吻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形势还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会计制度也需要紧跟形势，不断完善。政府层面要不断对新的会计准则进行研究，企业要不断适应新的会计准则变化，正确利用准则，为企业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永红.新会计准则下财务报表分析与应用[J].经营管理者，2011，12：25.

[2]石雨鹭，王曙光.新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分析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3，21：9-10.

[3]孙峰.新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分析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09，02：164.

[4]罗国磊.基于商业银行视角的企业集团财务分析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

新经济应用分析篇8

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①是20世纪60年代正式兴起的法学流派。作为一种法学方法，它被誉为法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因此，在法学研究中恰当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对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论意义认识不足，尤其对经济分析法学和民法方法之革新的关系尚待深入研究。

一、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理念

（一）从经济分析到经济分析法学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古皆有，而非经济分析法学首创。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边沁、斯密、马克思、瓦格纳，以及20世纪初美国制度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当然，真正将经济学与法学紧密结合并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新的可以与传统法学抗衡的法学流派，则非经济分析法学莫属。

从理论渊源上考证，经济分析法学的思想萌芽，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理论，②分析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等也都吸取过功利主义思想。经济分析法学缘何得以产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基础；政策选择的困境、效益与福利的争论，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学科间的渗透、法之宏观结果受到重视，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的法理基础。总之，“为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需要，经济学的研究在向法律制度（这个过去被认为当然的既定前提）发展，法学的研究在向整个经济后果（这个过去被忽略了的法律的宏观后果）发展。正是在这两种发展趋势的交叉点上，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③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及其强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有庞德先生的精辟总结为证：“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作为重点。”④

（二）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

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是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必要性以及合理制度的标志的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社会要想维持活力就应当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法学以效率为其核心概念，因为“效率”虽属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思想，但同样支配着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施行。“法律制度归根到底受效益原理支配，法律安排实质是以效益为轴心”。⑤因而，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纽带乃是客观存在的，运用经济学上的概念、方法与结论对法律或法律现象进行审视和研究亦有可行性。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以及法律制度本身，对人类的行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隐含成本，从而在事实上发挥着资源配置之功能。所以，法律之原则与制度在最终意义上都成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手段，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活动都围绕资源有效配置与利用而展开，从而，市场规律内在地演变为法律逻辑，并影响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各个法治环节。“良法”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法律信息、法律程序的有效安排，可以合理地降低法律规则对人类行为产生的隐含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并有益于人类。这就是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理由。

法律规范（制度）是而且应当是包含了经济逻辑的，法律权利应当分配给能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一方。⑥以价值得以极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说财富极大化，是法的宗旨。⑦可见，从分析路径上看，经济分析法学乃是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进行理论诠释，其所运用的理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其所采用的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投入产出法”，其分析的对象是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等。

既然经济分析法学是把效益放在法律价值序列之首位，那么我们评价经济分析法学的是非得失，毋宁说是检验这样一个命题是否成立：法律可不可以追求效益目标，可不可以把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⑧既然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那么法律在总体上应当以社会的主要目标为其主要追求。“法律价值的变化受制于生产力状况的发展”，“法律价值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开发性系统”。⑨随着法律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经济运行模式以及整个社会所追求目标的变化，法律的价值偏重也无法做到“从一而终”。“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把效益作为它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目标的时候，法律可以把效益作为它的首要价值，或者说，这时候法律应当追求效益目标”。⑩我国在经济生活领域已经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般原则，并开始全面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法律特别是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具有直接经济内容的法律部门（如民法），应当在不破坏社会最低限度的公平的前提下把“效益”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二、经济分析法学对法学方法的影响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用于研究的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正确，是决定研究活动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b11正是由于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法学领域，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法学流派中独树一帜，表现出某种理论优势和特色，正是得力于其研究方法的优势和特色”。b12“经济分析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对法学来说，经济分析方法的‘入侵’或‘加盟’意味着一种思想的革命，一种研究方法的革命”。b13经济分析法学已经而且还必将继续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使法学研究得到全面的改造，并因此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考察西方法理学之历史，人们曾经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法研究法律，但这些方法都未曾尝试定量分析。经济分析法学则首开以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法律之先河。所以波斯纳指出，30多年法律经济学的历史表明，它既是对现代法律分析本身固有思维弱点的一次无情冲击，又无疑是对传统经济思想核心的回归和重整。正是这场思想、理论和技术的革新，为法律实施、法律效果、法律效率、宪政理论（包括政府行为控制，民主决策或制度选择）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b14由于经济学理性自利、理性选择的重要基本预设，与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研究的学问，必然探讨规范对人类行为产生效果的面向不谋而合，是以将经济学的分析理论运用在法律学上，就有了迥异于大陆法系释义学传统下以“涵摄”、“三段论法”等法体系研究路线的成果。b15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不仅仅或者并不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而是一种思维方式”。b16所以，经济学与法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法学研究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的全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学研究和法律规定真正找到了出发点和归宿，那就是从人本身出发——这里的人不是道德的人，而是社会和自然的人。由此，通过使激励而不是强制成为整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个法律制度的核心，从而引导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作出社会可欲的选择。b17

法律规则是一种按序排列的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高级规则控制着低级规则，“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着创造另一个规范的方式，而且在某种范围内还决定着后者的内容”，“法律就调整着它自己的创造”。b18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这一性质，因此对法律的分析首先是一种规则分析，是根据规则的含义而进行的解释和分析。b19但这又带来了法律的职业化特点——传统法学的研究重点集中于现行法的内容是否清楚、规则体系是否存在漏洞以及现行法内部是否存在妨碍法律作用有效发挥的矛盾。因此，规范的法学研究乃“法言法语”式的研究，无法脱离概念主义法学研究体系的范畴。法律体系完整的一个传统标准，就是最大限度排除非法律因素对法律的干扰，以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从而法律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逻辑体系，即就法论法当属法学研究的第一方法。而社会现实是否适应现行法的要求，即法律适用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法学研究的核心。

但是，法律的规则分析有其局限性；而且，“随着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日趋广泛，法律的合理性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从而研究法律的相关经济和社会因素就成为‘行动中的法’的逻辑要求”。b20因此，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主要内容是现行法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而非法律的逻辑结构一致性；法律经济分析的重点乃是合理性问题或者法律“为什么”的应然问题，而不是合法性问题或者法律“是什么”的实然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条主义”者将法律视为当然或自主的体系，在法律的弹性空间里主观地寻找“创造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玩弄“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可以说，正是因为不满正统法律家的“法条主义”作风，经济分析法学家才开始垂青经济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研究法律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将法律制度的结构和法律主要规则视为理所当然，把不同时代所决定的判例全部当作似乎是昨天决定的（而不是将旧的判例视为历史的结晶）” 。b21这就使法律失去了外在的视角，法律学术也就会流于一般化。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在分析方法上提供了一套传统法学所不具有的、分析人类行为的完整架构。在反对“法条主义”的旗帜下，法律经济分析开启了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法律的经济分析已成为了传统规则分析的有机补充，离开了经济分析，现代法律的规则分析是不完全的。法律的规范性经济分析和实证经济分析即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已经并将更大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因此，任何蔑视或蔑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都是十分幼稚和愚蠢的”。b22因此，我们不能把规则分析与经济分析两种方法对立起来。b23

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优势还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法律虽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但法律同样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机制。法律经济分析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通过事前分析新法制定或现行法修订之后果，以尽量预防或避免立法上的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经济分析法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已形成几个活跃的理论流派，成为一个开放、竞争的理论系统，必将为经济学和法学提供更多创造性的思想源泉。

我国当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b24为此，吸收经济分析法学中的合理成分，改造法律研究的方法，以效益目标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在我国似乎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当然，任何一种法学方法都有其缺陷，经济分析法学也不例外。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时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重视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又不能将其绝对化，更不能将其作为反对运用其他分析方法的理由。b25但无论如何，经济分析法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应受批判的只是那种“将这种方法视为法律之全部”的极端做法。

三、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方法革新的特殊意义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b26但民法是直接调整社会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法律，“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b27因此，民法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其“经济性”更为明显。而如前所述，经济分析法学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具体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所以经济分析最有用武之地的领域就是直接调整财产关系、具有直接经济内容、处于市场经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部门。加之“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法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交易成本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基于对产品利用能力的不同估计，以及对其自身利益的最大追求所进行的自由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换，正因如此，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民法规范，比起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调整带有隶属、指令性质的纵向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显得更加驾轻就熟。由于民法的经济性，使得民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从而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方法之革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对人的共同假定

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其根源在于法学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对人本身共有的关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而经济学只是更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同时由于法律规定以及法院的判决将会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以经济学对法律分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b28可以说，人是经济学与法学“联姻”并形成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介质。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的特殊意义，同样首先在于“人”。

民法与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现实活动，就是人的行为（特别是交易行为）。民法要调整人的交易行为，首先要认识和了解人的行为动机，并在民法制度设置中形成均衡状态。b29“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的方法”。b30经验证明，人的基本行为原则就是趋利弊害，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即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经济人”。b31因此，在经济学上，“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必须把每一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这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b32实际上，经济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人们的基本行为动机，即经济活动主体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或“理性人”。

这种“经济人”和民法视野中的人并无二致。民法是利益机制的成文化和制度化，因此“民法人”也通常被称为“经济人”或“理性人”。在民法典中基本上隐含了个人主义的两个根本假设：一是社会唯名论（nominalism）立场，鼓励人消解传统的价值规则，实现个人独立的自我设计；二是个人对社会价值的优先性。b33“民法人”就是“经济人”，这源于民法的基本属性。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而在市民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了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b34所以，民法应当也只能以人性恶为其逻辑基础。“立法者并不着眼于通常情况的人，而是最坏情况下的人；人如此自私，以至于假使对他没有限制，他就不会关心任何他人的利益，而且如此聪明，以至于他可能立刻会认识到这种限制的每一漏洞”。b35“雷锋式的人物在民法中是不能被普泛化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诚如伯尔曼说，法律不能创造爱，只是为爱培育土壤”。b36拿最著名的《德国民法典》来说，其理想人格“是这样一种人，即人们能够指望他们具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契约自由、营业自由、竞争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市民盈利团体，理智的活动并避免损失”。b37

民法学和经济学都是在由这样的“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中寻求减少冲突、促进交易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路径。民法就是“经济人”的“人法”，正如徐国栋教授所说，“在亲属法中，贯穿着弱度的经济人假说，人们并没有爱得不可开交，而是经常地进行着利害的计算；而在民法的财产法部分，贯穿着强度的经济人假说，尽管强弱不同，两者是可以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b38

（二）对交易的共同关注

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社会就是市民社会，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b39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奔波的平等主体，因此交易构成了这一社会的基本运作形式，“市民社会是市民交往的总和”。b40作为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民法规范的重要使命在于提供交易规则，维持交易秩序及确保交易安全。尽管民法的调整范围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大领域，但仍可以说民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财产交易法，“交易”是民法这一伟大篇章中的关键词。就经济学而言，制度经济学把研究重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方面）转移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交易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代表人物康芒斯指出，使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单位就是交易。所谓“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因此，交易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所理解的交易就是关于财产权利的互动行为，这一互动行为就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

（三）对效率的共同追求

效率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当今时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以效率为其基本价值追求的程度，因此，效率作为民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也不成问题。我国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法律效率价值的探讨，究其原因，一是效率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价值，二是我国的法价值论产生的背景是在一个缺乏效益的时代。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异常紧密，民法的眼中不能没有效率观念。正如谢鸿飞所言，现代民法是以自由和效率为目的的。换言之，民法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以权利—义务关系模式，将市民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可以计算的关系（甚至民法上的亲属关系也是以权利—义务来表达的），人被归结为一种数字操作，他“把别人看做是工具，也把自己降为工具（马克思语）”。b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