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3-11-13 17:36:20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1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新经济的雏形，目前它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关于科技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上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它对就业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见仁见智。本文研究表明，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在技术进步较快条件下，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新特点，一些知识密集行业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样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有提高的趋势，就可能将演变为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下降并存的态势。
关于新经济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有些学者指出，“新经济”存在“宽”、“窄”两种含义，“宽”的含义是指起源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窄”的含义只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①。目前较多的观点属于前一种，即从知识经济角度来对新经济进行定义，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为载体，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主要手段，以技术创新为动力，面向全球化竞争的新经济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技术为当代世界经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新经济的雏形，目前它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知识、技术因素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及使用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如分散生产使企业走向小型化、扁平化，企业对“知识工人”的需求激增等等，经济运行中的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新的就业理论来予以解释。
1早期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观点
关于科技以及知识因素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看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劳动者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用较小。机器是作为劳动力的替代物出现的，因此当时的技术进步是偏向物质资本型的。对于知识、技术因素在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增长理论等早就有所研究。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资本、劳动、技术等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比例关系的研究，来推断技术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该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作独立于劳动、资本等常规要素之外的一个单独要素。在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会引起总产量的增长。如果总产量增长了，技术进步就不一定使得就业人数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长期积极效应会抵消其短期负面效应。这是新古典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对于技术因素在劳动力就业中所起的作用间题，结构增长理论则仅限于从生产函数角度来分析，它更加侧重于从产业结构角度进行分析，即通过对若干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来说明技术进步的种种效应。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库兹涅茨认为，技术进步从两个方面对产业比例产生影响:一是技术进步导致产品需求的变化。就是说，技术进步使得某些产品的需求增加，某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已有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开发出全新的产品，使经济中出现了新的产业部门。由这两方面因素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影响到就业结构。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增长理论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技术进步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未必是消极的。
1965年D.J.罗伯逊在《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中阐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川他分析道，采用新技术，只要它意味着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通常只指节约劳动成本而言，而对于资本的节约却被忽视。假定单就劳动成本来说，技术的进步会引起失业，而且这是从企业角度来考察的。从节约资本来说，技术进步就不一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很可能会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因为:第一，技术进步需要采用机器，也就是要生产机器、操作机器、维修机器，这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技术进步中，所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人数则是增加的。第三，如果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总产量的增长大于社会人口的增长，那么实际收人会增加，而且工时亦会缩短，从而导致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罗伯逊的上述分析价值体现在，考察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不能只就个别企业而言，而应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哈维·布鲁克斯对技术进步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在考察技术进步的效果时，不能只看到或者夸大其短期效应，从而忽视其长期的积极效应。在论述技术进步有利于增加就业时，他写道:“如果投人物中劳动成本的节约会在产品的消费者价格中反映出来，此种节约就会导致购买力的解放，这反过来将对需求，由此对就业，以致对经济发生作用。
与就业有关的问题不在于提高了生产率的公司或产业会失去多少工作岗位，而在于由此解放出来的购买力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多还是更少，在于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好还是更坏。”f21布鲁克斯的分析创新之处在于，他是从技术进步释放出的购买力，即增加社会总需求的角度对技术进步的客观效应作出解释。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存在着一些悲观的观点，例如将机器人摆在与工人对立的位置，认为机器人夺走了工人的工作，工人只得接受低的工资。对此，理查德·维德予以驳斥[[3]，他指出:机器人所替代的工作通常是那些“从事单调劳动的工人，这些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多与对智力的要求”。机器人有时所做的工作还是对人们有危险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被替换下来的工人最后会把机器人作为一种解放自己而去做高报酬工作的手段予以欢迎的。可见，机器人的使用实际是对人力资源配置方向的调整。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人的使用，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其初次的就业效应，而是表现于二次就业效应，他对此做了举例说明:当一个企业增加一名工人时，每天增加2个产品。如果每个产品价格为30元，那么，该工人一天为企业增加60元收人。但是，如果企业增加一个机器人，每天可以增加5个产品，因此一个机器人每天为企业可增加150元收人。同时，由于企业使用了机器人，就需相应增加修理工。机器人与修理工的产值必然大于原来工人的产值，企业与工人的收人都会增加。这一例子说明了技术因素的二次就业效应，只是理查德·维德在此是就企业内部的岗位而言的。如果推而广之，从全社会众多产业来讲，技术进步、知识作用加大将会拉动一系列生产行业及服务行业，从而使社会的就业人数维持在较高水平。
2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的特征
考察当代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为核心，以均衡为目标，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假定基础上。它采用生产函数这一基本分析工具，来描述和研究经济增长。该理论把劳动、资本、土地等视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把知识或技术进步视作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这说明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研究和讨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就业问题存在着先天不足。以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改变了新古典理论的传统，把增长理论建立在了知识内生的基础上。以该理论的观点看，知识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知识是一种特定商品。它既不同于公共物品，带有私有物品的性质，但是又与一般私有品有着区别，即它具有与人共享的性质。因此，知识可以在低成本条件下进行扩散，具有无界增长性，这使得知识具有良好的外部性。由于知识的这一属性，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报酬递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的情况，而且经济系统也具有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证明，一个长期的、均衡增长是存在的，其增长的发动机是知识的不断积累。从实际的情况看，根据有关资料[，，从1970-1994年间，在OECD所有国家的整个制造业中，熟练工人的就业数量增加了10%，而不熟练工人的就业数量则下降了70%;与高技术相关的高工资就业增加了20%，中等工资就业下降了20%;按受教育程度分，中学毕业以下的人员失业率为10.5%，而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员失业率则仅为3.8%。这种情况说明，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劳动力知识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的问题。象美、日等经济与科技发达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失业的困绕，其原因就在于结构调整。例如在现代计算机、电子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适应的劳动力出现大量过剩。这些简单劳动力在机器大工业条件下容易实现互换，而在新经济环境下，知识本身发展迅速，劳动者技能变化较快，劳动力就业岗位就难于象传统工业经济中那样进行替换。这是由知识本身的特征决定的，是人类跨人新经济时代初期不可避免的结构失业难题。
2.1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
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者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农产品生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庄园，生产成果是在家庭以及庄园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劳动者实际上获得的是“制度工资”而非“劳动或就业报酬”，因此农业经济时代不存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就业问题。人类进人工业化时代后，大量采用机器进行生产，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典型形式，大批劳动者进人工厂从事规模化生产活动，并且逐渐形成了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依附。由此出现了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决定劳动力就业以及相应的收人分配问题。
进人工业化后期，尤其是新经济时代以后，人力资本要素逐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其就业模式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对创新劳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者与资本两要素的相对价格已因供求状况的改变而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创新性劳动在与资本的结合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主动的地位，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局面。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就业增加的速度与规模，一般须依赖于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情况。这也就是为何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率仍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原因。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尤其是创新型劳动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化就业模式的束缚，反而物质资本在与这一要素的结合中居于从属地位，这些特征在知识创新集中行业已非常显著。
2.2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凸显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主要从事体力或以体力为主的集体活动，此时劳动力在对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中，只要能恢复必要的体力与脑力就可以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居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在新经济条件下情况则大不相同，整个劳动力群体就业的规模、劳动力个体对就业的依赖程度、甚至宏观经济的增长都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投资。可见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以人力资本为源泉的增长，而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消费与投资是经济系统运行以及经济总量扩张的重要方面，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的个人私事，而是与投资有了相同含义。广义上讲，劳动者的消费与投资是等价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在W.舒尔茨之前，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力资本，一位是亚当·斯密，他在当时大胆地把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视作资本的一部分;另一位是H.冯·屠，他进一步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欧文·费雪则“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W.舒尔茨充分地研究了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界定了人力投资的范围和内容，他指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类资本(指物质资本一一引者注)与收人相对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了。……然而，人力资本则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tz}。经济学家的上述研究思路说明，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是一个历史趋势。
由于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地位将在新经济条件下日益突出。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而是指现代整个教育制度，其中包括正规学校教育、网络教育、在职培训等等。从前面关于创新劳动无限需求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在新经济条件下实现以人力资本为源泉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它保证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剩余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扩张，呈现出递增趋势。由此可见，教育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作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通过经济总量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项产业，发展教育本身亦将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这表明在新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直接，并且教育通过就业进一步影响不同劳动力群体的收人水平。
2.3劳动力转移有了新特点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国劳动力流动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大量的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作“配第一克拉克命题”。然而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仍保持这一基本流动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一些代表新经济特点的行业象信息技术、计算机、高新技术等领域，其劳动力需求尽管也需要从第二产业转移一部分，然而更多的却是依靠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填充，而不是象过去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那样，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主要由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来实现〔3;。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将充分享受到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如果劳动者更换就业岗位，不一定严格依赖于就业场所的改变，他甚至完全可以在家里受雇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厂商，因此劳动力在就业空间上将呈现出分散化趋势。
3结论
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特点。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资本有机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与工业化时期有机构成对就业的影响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人口相对过剩规律与产业后备军理论曾描述了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降低了投资于劳动的份额，进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结果提高了失业率。然而，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方向出现了新的特点。在知识生产密集的行业，由于创新劳动作用的日益加强，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样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就演变为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下降并存的态势。其中前一种趋势出现在非创新劳动密集的部门;后一种趋势发生在创新劳动密集的部门。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2
论文摘要: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哲学创新必然要求对创新进行哲学研究,形成创新哲学。创新哲学是哲学的新分支,是研究创新的一般现象,揭示创新的一般特征、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哲学。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它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包括它自身,因而它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和思辩哲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现代哲学的中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创新的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正如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就在于它的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旧哲学的彻底变革和根本超越,是创新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超越了前人,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合理内核—唯物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哲学的终极,而是哲学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新开端。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未为其哲学设置一个终点,把它变成封闭、僵死的体系,而是敞开通向真理的大门,为这一学说的再发展留下了无限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150多年以来,自身一直地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他们的哲学作了发展,他们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的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实践和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又不断地从批判旧东西中发现新东西,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谈到辩证法的本质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具有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学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教条。 “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应的定义”那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创新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这种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和二根本要求。
二、哲学创新必然形成创新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而真正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哲学从总体上反映把握时代的基本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时代精神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创新就是要根据时代的不断变化,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理应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时代是工业经济的时代,那么新世纪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产物,是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是知识创新的结晶。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和知识处于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乃至整个知识的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
事物的根本特征是标志着该事物得以成立的根本点,是本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点。创新作为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主要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虽然也有创新,但创新数量少、速度慢、周期长,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力的投人,知识创新不是主要因素,不构成这些经济的主要点、根本点。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创新的周期相对较短,创新步伐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具有加速度的性质。上个世纪80年代技术产品的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90年代则为20年左右,世纪交替之际则更短。有些高新技术产 品的寿命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就需要更新换代,计算机领域的产品更新周期已降为6个月左右。着名的摩尔定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微软公司,正因为它不停地提供社会 需要的新产品,才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搜取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知识经济需要不停地开发、不停地创新。要是没有创新,科技就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会出现,知识经济也不会存在和发展。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知识经济的根本所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国家主席江泽民才在近年来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正因为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对创新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课题,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关注新时代的呼声,把握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炼新的时代精神,为时代提供理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就必然要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创新哲学。
三、创新哲学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与哲学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指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创新哲学则是关于创新的哲学,是以创新为对象的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创新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科学,是对创新的哲学审视。因而它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是研究创新一般现象,概括创新一般本质,揭示创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科学的建立,都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它基本的问题。创新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创新现象,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创新都具有的共同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创新学是一致的,它同创新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创新学也可以说是创新哲学。但它同创新学也有层次上的一定差别。创新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创新的内在机制,说明创新的一般规律,着重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哲学则强调对创新现象的哲学审视和批判,对创新一般知识进行反思,提供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因此创新哲学是创新学的理论基础。
创新哲学研究的一般创新问题,是各种具体创新现象都:具有的共同问题,如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创新的根源和基础、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创新的类型和结构、创新的要素和机制、创新的过程和变化规律、创新的主体和客三体、创新的能力和素质、创新的意识和思维、创新的原则和方法、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心理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理性的范畴,就是创新哲学的基本通任务。
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冬创新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提供创新的一般理念。创新是一个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相关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影响创新的进程和效果。人的身体于和心理,特别是人脑这个复杂系统,是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创新的进行和成败。人的心理素质如何,人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怎样,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是创新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创新有哪些内在要素,它们有哪些内在联系,性质和作用怎样,都是创新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创贡新哲学也要研究创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任何创新都不能进行。创新哲学特别要研究创新的根源和基础、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关注创新的伦理意义,突出创新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审视每项创新的终极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创新,要进行哲学批判,揭示其利弊,为人们制定其应用的伦理原则提供理念。
创新哲学不是一般哲学,而是应用哲学。它不研究整个世界的问题,也不研究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它仅仅研究人类社会的创新问题,把哲学的一般原理应用到人类创新领域,揭示创新的哲学意义。它之所以高于创新学,属于应用哲学,是因为它揭示了其研究的对象~—创新具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3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2.“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质区别。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于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王教授系统研究并阐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种对旧中国国情概括的异同。王教授指出，关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语顺序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般概念的逻辑问题，而是关系到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本质、社会性质的主体内容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理论形态的基本概括，并且直接涉及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目标与路线的制定、政策与策略的执行，甚至还影响着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3]他认真考察了两者的差异：关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主体认识方面；关于革命任务的确定和前途预测方面；关于民主革命过程中政策和策略方面；关于对革命成功后中心任务估计方面。王教授首次将“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论述，科学地认识、区别并把握旧中国两大基本特征，系统论证了旧中国国情的封建主体性，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现代化建设，对于正确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至关重要。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4
特征一：全面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目标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 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六个更加”从一般的规定性上清晰地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有一般就有具体。接着，******在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目标内容。这就是经济上的“三个力”——经济力(GDP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的“三个权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上的“三个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生 活上的“三个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三” 具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是由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总体达小康决定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 上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 的目标，跨进了小康的门槛。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所谓低水平 ，就是经济量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平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 距还不小。所谓不全面，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 和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 趋势明显扭转，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可见，“总体达小康”是 “全面建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全面建小康”是“总体达小康”的继起和发展。“全 面建小康”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源于“总体达小康”的历史前提。
特征二：重点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重点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来，不仅提出了“三农 ”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重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面建小康”的战略既讲全面推进，又讲重点突破，把“两点论 ”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又把握 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凸现了重点推进的战略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重点选择的“三农”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推进的特征是 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农”国情决定的。所谓战略重点，就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主 攻方向或中心目标。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之内，当某些部门处于落后地位，成为整个 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时，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就会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 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重要判断 ，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三农”国情。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 。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差距主要在农村。具体看来，农民生 活水平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少地方的农业生 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条件差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我们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其实，重中之重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 有全国的小康”。******同志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见，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定位在 “三农”问题上，是在全面估量“三农”国情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出的 实事求是的决策。可见，“全面建小康”的重点推进性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 农”的基本国情。
特征三：积极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任务的规定性。在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 ，最关键的目标是要用大体20年时间，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 3000美元。过去20多年中，我国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到2020年再次实现GDP翻两番，同前一个“翻两番”意义 和要求截然不同。前一个“翻两番”是在GNP 2832亿美元，人均GNP 297美元的基础上 实现翻两番的；而后一个“翻两番”则是在GDP 10081亿美元，人均GDP 850美元的基础 上实现翻两番的。很显然，后一个“翻两番”难度加大了，这就要求后一个“翻两番” 必须是在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是综合兼顾经济指标、社会指标、 环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雄心壮志。
同积极推进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由战略目标的积极推进性所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党建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均贯穿着昂扬向上、积极有为的奋进精神。 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雄心勃勃 ，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组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跳起来摘 桃子”的，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 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组文化建设和 改革的主要任务，其要求也很高，是积极推进的。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密不可 分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 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6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 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这6方面的主要任务也是经过努力才 可以实现的主要任务，也是积极推进的。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项项 都闪烁着积极推进的思想光辉和积极进取的奋进精神。
战略依据——看战略任务所背靠的战略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是 由20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的。十六 大报告明确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是一个科学 的判断。在可以预见的20年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平与发展 的主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伴 随着国内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02年底，GDP 达到10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 外汇储备26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总之，本世纪头20年“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是一个 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面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党 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全 面建小康”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来源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特征四：稳步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阶段的规定性。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根 据邓小平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在21世纪 中叶达到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两步。10年走一步，10年又走一 步，20年走头两步，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达小康，在整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可预见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头两步，第三步则不同，50年走第三步，则是预期，是展望，是设 想。现在开始走第三步。面对第三步，必须把它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完成了新“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 立100年，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和后30年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中第一步的战略目标，1995年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的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布署；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则 是新“三步走”中第二步的战略布署。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 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承上”，承接现代化发展 战略第一步、第二步战略步骤，“启下”，开启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步骤。正如 “三步走”发展战略体现分阶段循序渐进稳定推进的战略特征一样，比照“三步走”设 计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样体现了分阶段推进、循序推进和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前两步也是可操作性的可预见性的 现实性的两步走，后一步也是一个预期，是一个展望，是一个远期设想。将来后人面对 新“三步走”的第三步时，还会有一个新“三步走”的更新的“三步走”战略出台。只 有实施这样三个“三步走”的具体发展战略，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发展目标 。三个“三步走”体现着一个共同的战略特征——稳步推进。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5
一、全面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论》一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秉承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又适当地吸取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新科技革命作为逻辑起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做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全书由十一章组成，内容主要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基本特征、运行机制、运行周期；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代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历史定位以及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及其固有矛盾，并用来指导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工作，妥善地处理与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可贵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抓住了单个经济体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个关键的观察角度
选择分析的角度是理解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该书从单个经济体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从单个经济体的运行来讲，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加强以及世界经济的运行主体―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经济”、“知识经济”等许多新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高技术经济”与“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当代资本主义围绕科技发展展开新一轮的竞争；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周期等都出现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讲，当代资本主义更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形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建立了许多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并行推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也都开始融入到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三、区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基本的类型――发达资本主义和发展中资本主义
以往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主要都是围绕着帝国主义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而展开，这是由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的。然而在当代，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再像旧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一样无足轻重，而是已经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反映在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在于其已经全面融入到了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论》一书在区分资本主义的两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孕育了深刻的经济、政治矛盾，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已成为理解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矛盾的关键所在。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研究使得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更为全面和更具现实意义。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从理论体系上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渊源的承续特色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承续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和运用上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科学运用的理论结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统一体。其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立于中国实际，围绕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主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相承性特征。
第二，理论品格的创新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创新的特征。
邓小平以超人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现实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风格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这种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理论资源。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邓小平理论对传统文化中“藏富于民”的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得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上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更好地做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2 ]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从理论自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于它是在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结果，而且体现在这一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着蕴涵有实践和时代精华的要素。
一方面，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条件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既坚持这个理论、又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体现了这一理论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同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观念。 [ hi138\Com]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反对和抵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需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样性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化艺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从实践上看，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领导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这一实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总体概括和外在表征。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三是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第一，科学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科学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实践特征。
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由此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党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其次，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条件，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4 ]建立在这一科学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任务，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再次，在发展步骤和发展规划方面，坚决纠正了战略目标超越历史阶段的急性病和战略措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化的失误，坚持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与战略措施的可行性的统一。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开放性特征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融入世界发展中的，本身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十分注重对各国经验、模式、手段的借鉴与吸收。在分清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实现手段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5 ]
第三，渐进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渐进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表征的概括。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逐渐加深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巩固中提高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6 ]这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循序渐进性的深刻理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既有形式的改变，也有内容的更新。
第四，全面性特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施“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胡锦涛同志在上述基础上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全面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3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81.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91.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52.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44.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7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总体上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或四个阶段。同时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速度和程度大大加快。垄断已经成为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垄断组织的载体主要是跨国公司；金融寡头和金融垄断资本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资本输出的速度和范围不断增大。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都曾有过重要论述。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涉及的方面较多，这里主要介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呈现出的新特征。
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主流观点
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研究古典或者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关系，部分涉及了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列宁关注的不是单个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以资本主义19世纪末期的主要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使用金融资本的概念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是比较粗糙的。
规范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学者们主要以宇野、米切尔等为代表，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商主义阶段主要以纺织工业为代表，以英国初期的商业资本为主。自由主义阶段主要是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当时仍然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阶段主要是指美、英、德等国家的金融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期。
当前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方面主导的划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15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为期约300年；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第三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四阶段是二战后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绝大多数学者在时间划分上持有这种观点。
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些学者对上述划分进行了补充。
Robert(1987)对资本主义阶段进行了划分。1.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来临(大致从1789年到1873年)；2.帝国主义竞争时代(1873－1945)；3.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第三个发展阶段，有两个发展进程，即生产的国际化和国家的国际化。在每个世界秩序中都有新的国家形式、新的历史集团和生产关系新的组织方式出现。
Scott和John(1987)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第一阶段(大致1875年之前)，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有的企业都是小型企业，企业的诞生和死亡都很高。第二阶段(大致1875－1970年左右)，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三种企业得以发展：不可能转变为更大企业的小企业；进行跨国扩张的区域性的国内公司；以单一中心进行扩的，母公司对国外分公司和分支机构保持严格控制的跨国公司。第三个阶段，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些企业发展了“多中心”的结构，它们的分公司更独立的经营和一个多部门组织类型的出现，当多中心跨国公司兼并本身跨国经营的其他企业时，这些企业通常生产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工艺流程。众多多中心跨国企业已经发展为至关重要的全球公司。
勃朗科(2001)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依据通常的三阶段，商业、工业和后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细分。他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特点是小商品生产，时期为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第二阶段是第一个受管制的阶段，主要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到18世纪中期；第三个阶段是自由放任阶段到二十世纪30年代，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市场是竞争性的，之后垄断占据了主要地位；第四个阶段为第二个受管制阶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特征是凯恩斯主义国家管理经济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目前是后工业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开始回归。勃朗科认为在最后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晰。
AlainLipietz(2001)按照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分法。他认为福特主义社会主要有三个特点；泰勒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导致了从20世纪初开始劳动生产率持续和快速提高，同时也是建立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对立的基础；宏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向所有社会阶级重新分配，特别是向全体工人的再分配，结果是购买力提高；福特主义的调节模式导致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进行重新分配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并通过集体谈判、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法来维持这个制度的稳定。但是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陷入了危机，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市场和生产网络国际化，缺少相对应的资本劳动妥协的国际协调机制，另一方面，泰勒主义的劳动组织方法耗尽了劳动的合理性内容。
John和Thomas(2001)采用坐标轴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坐标原点代表“纯粹的资本主义”，即理想的使用价值空间，可以完全商品化，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控制，经济生活在资本的逻辑下得到了完全整合。原点以外的所有点代表那些不能够完全被资本控制，因此具有外部的使用价值空间。越靠近原点的点，越容易被商品化，越容易被资本控制。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距离远点的位置，他们确定了三种形式的社会，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帝国主义。通过划分基础，又研究了“后资本主义的转型”。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结束了，被社会民主所取代，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是真正的历史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第二阶段不同，现在的社会不再是以生产为中心了，具有后福特主义特征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民主制度倒退。目前的经济萧条不能够再按照提高资本的市场效率的老办法来重组经济。
Giovanni和Jason(2001)认为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从初始形成到不断的扩张，可以分为四个相互部分重叠的积累周期，每个积累周期都由物质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扩张阶段构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荷兰周期，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美国周期，从19世纪起到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每个周期都是以特定国家的政府和商业部门，在领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首先采取物质资本扩张后向金融资本的扩张的转化为特征。
转贴于 Robert(2001)认为应当分四个阶段来划分资本主义，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消费主义。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资本积累最成功的“黄金时期”。重商主义的黄金时期，主要表现在1700－1750年之间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以英国的1840－1870年为典型，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以1890－1914年期间的德国和美国表现明显，消费主义阶段以1950－1970年的美国为代表。在每个阶段，资本积累总是主要涉及资本的特殊组织，特殊劳资关系以及推动资本扩张的特殊部门。
G6rard和IAvy(2001)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他们认为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尽管有马克思所指新轨迹的影响，资本主义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利润水平；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经济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之下，但利润率已经开始下降；之后是新自由主义发展和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发明和广泛应用阶段。
萨米尔(2003)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1500年开始，欧洲殖民强国征服全球，导致资本主义和现代两极分化的同时诞生；1800年开始，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工业革命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完全形成，法国大革命爆发；1880年开始，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1990年之后，战后时代结束，波斯坦时代来临，苏联时代终结，世界一体化的新阶段开始。
伊藤诚(2006)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过程，与其说是由于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本身所产生的进化，不如说更主要是由于经济组织内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发展、作为其补充的政治军事秩序和经济政策的特征，以及各种共同体性人际关系的特征及作用的历史性变化。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就是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
三、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呈现的新特征
战后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速度和程度大大加快。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仍然是原有矛盾发展延续的表现：垄断已经发展成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垄断组织的载体主要是跨国公司；金融寡头和金融垄断资本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资本输出的速度和范围不断增大。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呈现出的新特征，国外马克思学者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
Seott和John(1987)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他们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组织化的时间选择和程度：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历史时间；资本主义前组织在资本主义时期保存下来的范围；国家的大小。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非组织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业、银行和商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来的世界市场扩大，意味着一国市场中被该国的本国公司控制的部分减少；白领工人数量和服务阶级的持续增加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结果，也是现代资本主义非组织化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工业生产能力被削弱时，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都减少；劳资关系中集体议价过程重要性和效果下降，企业层面议价增长与从泰勒制到工作组织灵活性方面重要转变共同出现；摆脱了单一民族国家直接控制后，大型垄断组织的独立性不断增长；工资议价、计划等形式出现使国家规定大部分破坏，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扩散导致了冶炼、制造等基础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部分第一世界无产阶级的工作被转移到国外，反过来使第一世界经济的工业和职业结构向服务型产业转移；对现代资本主义组织而言，随着冶炼和制造业雇佣人数绝对和相对下降，这些部门的重要性下降。
William(1997)从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经济变化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在过去的25－30年中，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增加了6倍。然而，这些跨国公司的就业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几乎一直保持不变，大约为2600万人左右。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公司在外国投资、购买现存的资产或者新建工厂，在过去的15年中呈现爆炸式的增长。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以及衍生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民族国家政府在整体上失去了基础，部分原因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不再行使对商业和金融的控制权。在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销售者，积极促进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为保持所有者不致负债提供一种基础性繁荣。结果是大多数政府正受到不断上升的经常性预算赤字和不断积累的债务威胁。自己缺乏跨国公司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成为新的殖民地，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只能扮演附属性的角色。这些国家在不断上升的工业化进程中，也会分享繁荣，但是他们的经济主权仍然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支配。
Samir(1997)指出当前世界体系有两大新的特征：中心民族国家衰退，在生产和积累之间的关系消失，仍然完全受自我中心的民族国家边界影响的政治社会控制也在弱化；鸿沟已经开始弱化，在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心国家和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
Samir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特征表现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代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和社会管理框架，彼此处于侵略性的竞争之中；中心地区的工业化和地区的工业匮乏之间形成几乎绝对的发展。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不会结束现存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的两极分化，而是把这种机制和形式推向被金融、技术、文化、军事垄断所控制的其他领域，中心国家能够从这些垄断中获益。并且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相互渗透侵蚀民族国家和建立在国家实体之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持久存在之间存在矛盾。苏联体制崩溃已经扩大了资本主义扩张领域。
Samir分析了全球化过程中两极分化的新形态。两极分化是由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高速增长引发的，这一时期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世界体系。这就需要根据各国社会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比重来对众多国家进行分类。心脏地带(即中心国家)的大量劳动力到参加到现役劳动力大军中。在拉丁美洲、东亚和苏联这些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中，存在着在岗的劳动力大军，并且还可能推进上岗的过程。但是，它不可能进一步吸纳来自农村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后备劳动力。一方面因为现在的全球竞争所需要的是生产技术，生产技术的使用不可能吸纳大量的后备劳动力；另一方面因为针对大量的移民涌现缺乏有效的安全阀。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并不能结束现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两极分化趋势，相反两极分化的趋势和机制将会被推广到其他地区。中心区国家的金融、技术和文化以及军事垄断权将控制这些形式和机制，使全球化价值规律的新形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
Keesvan(2001)认为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以商品形式出现的资本流通的国际化，通过贸易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货币流动的国际化，联系形式是外国投资；生产本身的国际化过程，通过厂商的跨国性劳动社会化。资本秩序具有世界同步的特征，与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
David(2001)讨论全球化问题中指出，20世纪末的全球化重要特征表现在国际贸易扩大、短期投资性资 本流动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扩大。短期投资资本流动的急剧增加给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全球化的另一个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大公司之间的竞争。全球化妨碍了在资本快速积累时期重构国家的可能性。结构方面体现在全球的相互依赖增加，限制了单个国家调节资本的能力。全球化把大公司由国家干预的支持者改变为反对者。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所在国的商品和劳动市场只具有有限联系。
Robert(2001)认为走出消费主义的转换阶段，劳动的商品化并不预示着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而是通过全球化推行金融高压政策的结果。这种趋势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财富将从劳动人民手中再分配给资本家，从穷国再分配给富国，从借债人再分配给债权人，从消费者分配给资本家，从小资本家再分配给大资本家，从纳税人再分配给资本家，最后从非金融资本再分配给金融资本。
Bob(2001)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得出全球化的结果。他认为全球化的谜团、福利增加的童话是建立在薄弱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缺乏实证论据的支持。全球化并不能提高劳动者和贫穷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全球化只不过是加剧了全球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两极分化，最终获益的只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和中心国家的少数资产阶级。
Makoto(2001)在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指出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五种方式限制自由竞争市场，螺旋式的倒退到一个世纪前的情况。1、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公司将为电子自动系统引入工厂和办公室，以更少的投资获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凭借信息技术，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重新设定生产和销售提高了灵活性，也强化了跨国的全球竞争，金融市场也实现了全球化，增强了不同金融区域和部门之间的竞争。2、由于信息技术在工厂、办公室和商店中的普及，企业可以减少大部分熟练工人和经验丰富的工人，可以雇佣大量的妇女、非熟练工人和临时职工。3、国家的经济作用已经大大削弱，这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在解决持续滞胀和国家累积性财政危机方面失败的结果。4、伴随着这些变化，市场经济在全球发展加快，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正在恢复活力，并试图要渡过经济危机。5、面对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主要通过采用信息技术和新政策，却无法进行经济重组。
AlainLipietz(2001)指出全球化和金融化是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金融化同时是后福特经济社会的结果和加速器。国民收入中没有自动消费部分所占的越来越多的比例被用作金融资产积累起来。金融资产带来的红利和利息，增加了最富裕阶层仅用于储蓄的收入。这些金融资产不断追逐股票债券，导致虚拟资产价格快速上升。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加剧了金融化的进程，资本在寻找生产对象的时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企业之间甚至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争斗。
萨米尔(2003)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及社会框架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孕育而生，并在各国之间展开积累的竞争。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两极分化状况更加严重，并反映为中心地区的工业化和边缘地区的非工业化之间的绝对对立。赢得政治独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区开始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但是发展极不均衡。随着资本在所有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间的渗透，国家生产体系宣告解体，各国之间重新组合资本，每个国家的生产都成世界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结束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所固有的。在发达国家中，资本在国际间的相互渗透削弱了国家内部生产效率，政治制度和思想制度的持久性正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资本渗透的必然结果就与制度的持久性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解决。
罗格(2004)指出资本主义上个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信号越来越多，而且在一国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安宁的征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破坏了劳动力的国际分工，由此产生了一个规律，竞争使财富减少，对立加剧。新资本主义向特权的回归并引发了保持特权存在的冷酷斗争，效率原则被废止，财富在20世纪末比在以前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趋于集中。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丑陋外观，其中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它是一场强者对弱者，金钱对效率，总体经济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战争。
阿·伯罗诺耶夫(2005)通过全球化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当实行非常迅速的制度性变革和社会关系强化时，就会产生激烈的拥护者和激烈的反对者。跨国活动的发展，导致跨民族国家界限的商品流和金融流的强化，劳动分工的深化及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迅猛增加和发展。通讯革命的发生，自1989年产生的网络和其他手段，大众传播具有的全球特征，形成了出现跨国大众文化的趋势。出现了全球人民的新的分层，层次化不是在民族国家基础上，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把人类划分为确定的集团：非常发达的国家、一体化不强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 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精益战略；临界战略；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144-0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粗放式的规模增长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基础之上。这种增长方式的结果，必然导致矿产资源供应的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一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由资源消耗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是以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由初级产品生产向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而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对矿产资源的消费结构和数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审时度势，确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战略，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1 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的理解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得到的经验总结，是人类重新认识和审视自身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结晶。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相继制定和开始实施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基础之上的，而矿产资源又具有现实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因而，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有关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开展了深入广泛的研究［1］。但就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探求矿产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和途径。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为了满足后代人实现其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要求，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追求矿产资源代际配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3］，或者探求矿产资源耗减量与可更新资源补偿量的动态平衡等［4］［5］，实质上都是解决有限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置问题。第二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矿产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功能，探究不可再生的、有限的矿产资源如何实现持续供应，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7］。解决的途径或者是扩大供应范围的开源模式(如全球资源战略)，或者是集约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的节流模式(如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战略)。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局限性，那就是将矿产资源和社会经济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来看待，立足于矿产资源的静态有限性，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态持续性问题。过多地关注于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忽视了矿产资源系统内涵和结构上的发展演变性。事实上，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包含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因而，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需求要求相适应，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即矿产资源的发展属性)，正是矿产资源系统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纬度上的发展演变属性，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矿产资源系统本身存在着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因此，探究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第一，必须紧密结合地区产业构成及其未来的发展态势，不能就资源来谈资源；第二，必须从动态发展的观念来理解和考察矿产资源的构成和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即必须强调发展的思想；第三，必须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思想来认识矿产资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性。这样，探究一定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就是要在全面分析和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发展演变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和更替升级问题。
2 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尺度及临界演进规律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它反映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现出不同的系统属性。系统特征尺度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特征时间尺度和特征空间尺度的统称。所谓特征时间尺度，是指能够体现系统本质变化的最短时间跨度；与特征时间尺度相对应的空间范围被称为特征空间尺度。系统特征尺度定义中的关键是“本质特征”，这一“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标志，系统特征尺度反映了系统在保持其特定本质特征状态下的时空范围。同时，系统又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当客观事物的发展演化发生了质变时，标志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表现为系统特征的根本变化，即系统的临界状态变化。“临界”的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物理系统，其性质随着物理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当物理参数达到或超过某一阀值时，物理性质将发生突变，超导现象就是典型的临界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Prigogine)在研究非线性热力学系统时发展出了一套从混沌到有序的科学理论，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系统在临界分叉点上的选择［8］。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的矿产资源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研究表明，一国家或一定区域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对矿产资源的消费和需求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即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在某一特定的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的消费呈现出一种倒“U”字型分布，其变化过程由初始、增长、成熟和衰落四个阶段组成。这种对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阶段划分与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大体相适应(见图1)。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这一发展变化特征，表现出矿产资源系统在保持其特定资源消费结构状态下，一个完整的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的发展演化过程［9］。
区域矿产资源系统不仅表现为特定系统性质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的消费需求变化规律，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考察，矿产资源系统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平衡特征。当控制参数达到某一阀值λ0时，系统将发生分叉，系统在分叉点上所面临的选择可能很多，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新资源结构(机会型或可持续性分支)、混合资源结构(波动性分支)和原资源结构(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见图2)。矿产资源系统在分叉点上具体选择哪一个分支取决于系统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
上述矿产资源系统通过临界点选择实现的系统更替与演进规律，已被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矿产资源消费结构的现实演变过程所证实。根据世界上不同地区工业化发展对矿产资源投入大规模开发的先后，区域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消费结构大体上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各自的主导矿种。具体类型划分及代表金属与能源矿种为：①传统类型-主导矿种有煤、铁、铜、铅、锡等矿种；②现代类型-主导矿种有石油及天然气、铝、铬、锰、镍、钒等矿种；③新型类型-主导矿种有铀、钴、锗、铂、稀土元素以及钛等矿种。由此形成了传统矿产资源系统、现代矿产资源系统和新型矿产资源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维度上的依次叠瓦状更替与演进规律(见图3)。
由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及其临界演进规律可知，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两种时间尺度上的含义。一种是某一特定矿产资源结构基础上，在其系统特征尺度时间范围内的可持续性；另一种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建立在系统临界点上及时科学的系统选择与更替上的可持续性，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真正内涵是这两种可持续性的综合。因此，建立在上述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基础上，研究区域未来一定时期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由此来规划和确定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和对策，必须首先准确判断地区所处的系统特征状态，是处于某一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缓慢演进状态，还是处于系统发展演化的临界状态，才能对未来本地区矿产资源消费需求态势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确定不同的战略规划和对策，即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精益战略选择和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战略选择。
3 基于系统特征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精益战略选择
当矿产资源系统演化处于远离临界点的稳定状态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需求处于某一特定资源需求结构基础上相对缓慢的量变过程。此时，如果从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内某一时间点截面来观察系统运行特征，区域矿产资源系统是地区空间范围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加工、利用等环节和过程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按照其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差异，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采选、矿产资源加工和矿产资源利用四个次一级的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见图4)。一方面，四个子系统相互依从，没有前一个环节的作用，后一个环节将无法进行。随着矿产资源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的不断深入，前一个环节构成了后一个环节的前提和基础。区域矿产资源的现实可供量，是由其中最薄弱环节上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后一环节对前面的环节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如果后一环节的资源利用不合理，会造成资源浪费，加重以前环节的工作强度。正是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各环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个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本质特征。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系统时间尺度范围内的任一时间点上，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均表现为相同的系统作用要素构成，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系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各个作用要素的作用强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系统运行的初始期和增长期，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现有资源储量的大量消耗，其它作用因素影响程度较小；当系统逐步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加工深度的加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等环节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矿产资源系统开源要素(包括：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开发替代资源、非资源的资源化、矿产品进口、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和节流要素(包括：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提高矿产资源的采选回收率、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等)作用强度的增大，实现了对地区原有资源储量消耗强度的降低，从而构成了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波状运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必须保证系统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平衡。根本的选择在于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精益战略的选择与实施。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10］［11］，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由于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以及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输入，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步伐在明显加快，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明显变短，使得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曲线分布区间变窄，对矿产资源需求强度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表现为短期内对矿产资源消耗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一定时期内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系统自身的供应能力和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如我国目前出现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资源勘查、加工、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全面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精益战略，切实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技术贡献率，才能实现资源供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矿产资源系统演变状态的临界战略选择
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包含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量变意义上的持续性，又包含不同资源消费结构系统演化质变意义上的持续性，是通过系统不断量变和质变的循环往复演化过程来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而这一过程的另一关键点就在于系统远离平衡态时临界战略的正确选择。
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在构建矿产资源系统模型时，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就表现为参数。矿产资源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化(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对矿产资源的消费构成发生了变化)就导致控制参数发生变化。环境对矿产资源系统的非平衡约束能够使隐藏在系统非线性特征之中的复杂动力学行为充分展现出来，使矿产资源系统远离平衡态，出现临界状态和分叉行为。此时，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战略选择。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即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这一战略选择随着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适时地实现了矿产资源构成结构的转变，由传统类型的资源结构转移到现代类型的资源结构，再到新型类型的资源结构等，从而保证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见图5)。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能源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先后经历了柴薪为主阶段、煤炭为主阶段、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阶段，以及未来的核电为主阶段、太阳能及风能为主阶段等。能源系统结构的演变与更替，向人们展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远景。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即波动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基于地区的资源基础特征，采用了旧资源结构与部分新资源结构的结合，由于区域资源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造成经济发展受到资源供应的制约，表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代价增大。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即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往往过分地强调本地区原有的资源优势，没有及时地实现资源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转换，基于特定类型资源自身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表现出地区矿产资源系统资源供应能力的不足。
5 结 论
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在于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需要不断地演变和更新。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依赖于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供应和消费产业链运行中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精益战略选择和实施。可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还取决于矿产资源系统演化更替过程中临界战略的及时选择与正确实现。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是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是波动性分支战略；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是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当前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根本的原因不是资源的供应能力不足，而是产业技术落后及资源低水平利用造成的需求压力和环境负荷。现实的解决途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进步。因此，实现区域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在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条件下精益战略选择和临界战略选择的循环往复和有机结合。纵向上实现资源供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横向上满足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不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水平，并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要求，及时地完成资源结构的更替与变迁，从而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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