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理论范文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1

内容提要: 经济犯罪是罪质与罪量的统一体。我国刑法中大多数经济犯罪罪名都是以数额（数量）与情节作为罪量要素。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经济犯罪行为人可以被看作是追求犯罪“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经济人”，经济犯罪具有鲜明的定量特色。罪量要素是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并不是单纯的客观要件，而是兼具主客观两方面的性质；罪量中的数额（数量）要素不能成为定罪的绝对标准。在经济犯罪领域进行罪与刑的定量化，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应当借鉴美国《量刑指南》，在建立经济犯罪数额等级的基础上，构建罪刑数量等级，从而实现经济犯罪的罪刑定量化。

关于经济犯罪的内涵，刑法学者认识宽窄不一。[1]广义上除了包括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近百个罪名，还涉及到财产犯罪、职务犯罪。本文持狭义的观点。典型的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不同，其突出特点是，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一般都包含着“数额”、“数量”、“情节”等数量因素，它们在定罪和量刑时往往发挥着主要的或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财产犯罪、职务犯罪等罪名的构成要件中也规定有数量因素，但前者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显然比后者更加重要。为何经济犯罪会具有明显的定量特色？经济犯罪的罪量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怎样？如何使经济犯罪定量化？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认真思索和解答。

一、经济犯罪的定量内涵

笔者认为，在哲学层面，任何犯罪与其它事物一样，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经济犯罪也不例外，它是罪质和罪量的统一体。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类型相比具有典型的定量化特色，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罪质即犯罪主体的“经济人”和“理性人”的特性与其行为的经济利益性质所决定的。

1、经济犯罪的罪质与罪量。关于罪量的含义，我国刑法学者略有论述。陈兴良教授指出，“罪量是在具备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的前提下，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2]白建军教授指出，“罪量是关于犯罪严重程度的综合性评价”。[3]根据刘守芬教授的论述，罪量是影响犯罪人行为社会危害性（害）和人身危险性程度（恶）轻重强弱的各种事实。[4]以上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罪量予以合理的界定。简单来说，经济犯罪的罪量是相对于罪质的概念，后者是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属性，，而经济犯罪的罪量就是其社会危害量，而它主要是由行为对象或结果的经济价值量决定的。罪量是经济犯罪内在的数量规定性，当某种经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界限，即应受刑罚惩罚的“罪度”，就形成了经济犯罪。同时，经济犯罪的罪量也是决定某种经济犯罪罪行轻重和罪刑档次高低的重要标准，是衡量经济犯罪轻罪或重罪的度。须指出，国内外对罪量的认识是不同的。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通行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方法，根据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不涉及行为的量，因此在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中一般不规定罪量因素。当然，日本及我国台湾刑法学中也有“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主张轻微的法益不予处罚。该说基于犯罪的质与量的区分，将违法性理解为相对的违法性，从违法性的大小轻重去寻求可罚性的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程度实际上就是犯罪保持其质的数量界限即“度”。[5]与国外不同，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在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有但书的规定，刑法分则中大量罪名明确规定了“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罪量要素。但我国以往的刑法理论总体上仍然是重定性而轻定量；司法实践中往往也是只重定性而忽视定量，只要对犯罪定性准确，量刑偏差问题似乎并不重要，罪量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难以得到真正的重视。这实际上是不妥的，对经济犯罪更是如此。

2、经济犯罪的定量特色。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明确地或概括性地规定数额（数量）与情节作为构成要件的条款共118条，占所有刑法分则中涉及数额（数量）与情节条款总数的近60%。应当说，经济犯罪的数额（数量）与情节的定量特点和作用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数额（数量）就是一种情节，它们都表示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都是经济犯罪构成的数量要素。两者的区别在于，综合性犯罪情节的范围大于或包含了数额（数量），前者包括各种主客观因素，后者则仅指犯罪对象或结果的经济价值量或数量。但在情节与数额（数量）并列的刑法条文中，情节显然不包括数额（数量）。另外，但数额（数量）更具有明确性，是对犯罪的具体量化。特别是在经济犯罪中，数额（数量）最能够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作为该类犯罪的重要构成特征被规定在刑法规范条文中。而情节犯中的情节则显得比较概括和模糊，综合反映了犯罪的主客观罪量要素，是罪量的标志性规定。而即便是经济犯罪的情节犯，罪量也是判断是否达到刑法所要求的“情节严重”等综合性定罪标准中最主要的因素。然而，无论是数额（数量）或是情节，作为经济犯罪罪量要素的共性在于，由于经济犯罪行为大都涉及到经济性利益，这种经济性利益的物质表现形态都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量，是以某种度量单位的数额或数量进行衡量的。这种行为的经济利益性和经济价值量决定着整体犯罪行为的经济性（罪质）和社会危害量（罪量）。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大多数经济犯罪都是以数额（数量）与情节作为罪量要素，在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界限时都发挥着主要的或者决定性的作用。在许多传统的自然犯中，仅仅根据其罪质即行为性质是否违反了社会伦理道德因素就可区分罪与非罪，定罪的关键在于对犯罪的定性。而对经济犯罪来说，在区分一般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时，由于两者在违法层面上具有同质性，罪质并非决定性要素，关键在于罪量，罪质与罪量相比一般居于次要地位。因此，经济犯罪被认为是与自然犯相对的行政犯或法定犯，具有鲜明的定量化特点。

3、经济犯罪定量的理论根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犯罪的罪量就是一种犯罪成本。犯罪成本既是指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其中损失多少和代价大小就是罪量。犯罪“效益”是犯罪者通过其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在经济犯罪中，其行为对象或结果主要是因犯罪而获得的财产性利益。经济犯罪中的经济本身就含有理性计算、节约成本、增加效益的内容，相对于传统犯罪，犯罪人可以更加合理地被看作是具有稳定的偏好、追求犯罪“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经济人”。[6]在经济犯罪分子进行犯罪决策时，罪犯所追求的犯罪“效益”主要是经济性利益，其选择和确定实施的犯罪类型，也必然是那些具有经济利益内容的犯罪，而决不会是单纯的有关非物质性满足和发泄的伤害罪，这样就能降低其犯罪成本，使其最小化，最有效地使其所追求的犯罪“效益”极大值得以实现。当经济罪犯所预期的犯罪效益大于或等于其犯罪成本时，经济罪犯将可能最终实施犯罪。在激情犯罪、情绪犯罪等罪犯在犯罪决策时一般不象经济罪犯一样进行精确的成本和效益分析。经济罪犯在选择是否实施犯罪或实施犯罪轻重时，会按照对自身资源的最优化的原则行事，对犯罪风险、成本和收益有着充分的考虑和估算，在投机博采的侥幸心理支配下，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理性的决策。而这种经济上的分析和估算都大围绕经济犯罪的罪量来实施的。同时，要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对经济罪犯所适用的最低刑罚量对其利益的剥夺必须高于其犯罪效益，而国家立法者必须从犯罪成本与犯罪效益的对比关系中确定某种行为应否规定为经济犯罪。这种对比关系也就是罪量与刑量的对应关系。因此，经济犯罪的定量化特色就在于，不仅犯罪人在选择和确定犯罪时，而且在国家立法者在设定刑罚和司法者在量定刑罚时，都将罪量大小、罪量与刑量的对应关系作为理性的判断标准，经济罪犯尽可能以最小的罪量追求最大的犯罪效益；国家则以尽可能以最小的刑量抗制经济犯罪。当然，刑法经济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首先，它的理论基础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虽然揭示了人的经济性，却不能揭示人的社会性。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包括安全、情感、尊重、自由等。仅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或满足化作为唯一动机，显然是片面的。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天然的理论缺陷不会影响到其整体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任何科学结论都是相对和有条件的。有人还认为，对犯罪开展定量分析存在三大障碍：公开的数学资源贫乏、标准化处理能力的局限、技术手段和应用能力的不足。[7]然而，本文根据经济犯罪典型的定量化特点，在经济犯罪领域内分析和探讨经济犯罪定量化的一般规律，应当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随着人们对犯罪认识的提高，现代科学认识方法和手段的发展，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一般犯罪的量化分析和处理也并非不可能。而对经济犯罪的罪量分析正是为人们对一般犯罪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犯罪的罪量要素与犯罪构成

在经济犯罪中，数额（数量）和定罪情节作为罪量要素，与其它主客观要件一起，对某种经济犯罪起着定型化、规范化的作用。无论是经济犯罪中情节犯中的情节，数额犯中的数额，都应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这是由经济犯罪的质与量统一性以及我国刑法实际规定所决定的。陈兴良教授就提出建构一个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构成体系，主张在这一犯罪构成体系中，给予犯罪成立的数量因素以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地位，从而使之更加切合我国刑法的规定。[8]在肯定罪量因素是经济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罪量要素是否为包括经济犯罪在内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之一，具有普遍适用性，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都包含情节要求。即使是对于性质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罪、抢劫罪等犯罪的成立，同样有定量方面的要求。[9]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对于诸如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而言，在其质的构成要件即行为性质的规定中，已经包含了对量的构成要件即行为程度的确认，而没有再进行量的限定。但对于许多犯罪而言，仅仅从犯罪行为性质上难以体现行为程度的定量要求，因此立法者单独规定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及造成严重后果等量的构成要件。[10]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无庸质疑，除了经济犯罪之外，罪量要素也存在于其他犯罪中，但是刑法并不是将所有犯罪的罪量要素都规定为构成要件。反之，刑法分则中的犯罪构成未作罪量限定，也不意味就否定了犯罪量的规定性。有些犯罪通过行为性质、方式的法律描述，就直接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严重程度，况且刑法总则第13条已将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排除在犯罪之外，因此，分则对该种犯罪构成就不再进行量的限定。此时，犯罪的定量要素就不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可以说，罪量要素主要是具有定量特色的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并非所有犯罪必须具备的法定构成要件。

2、罪量要素是否为经济犯罪中独立的构成要件？有的学者认为，定罪情节不是属于犯罪构成某一方面的要件，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件，它涉及到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的内容。[11]还有学者认为，法定的数额并非数额犯的犯罪构成中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犯罪构成中某些要件的量化标准，数额只是对事物的量的标定，它不能脱离被量化标定的事物而独立存在。[12]笔者认为，罪质和罪量是对立统一的，犯罪构成的定量要件不能脱离定性要件而存在，但有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数额（数量）与情节就是反映罪量的重要因素，是相对于犯罪对象或犯罪结果的定性要件而独立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才在分则条文明确规定了数额（数量）与情节，将其作为犯罪定型化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不应仅仅把罪量要素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数字符号，而应当赋予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实在地位和内容。接下来的问题是，罪量要素是属于主观方面的要件？还是客观方面的要件？还是主客观方面的性质兼而有之？近来有学者提出罪量要素是犯罪构成中的“客观的超过要素”。认为，在刑法明文规定定量因素的情况下，在解决这些具有定量因素的犯罪主观罪过中，“客观的超过要素”的存在是普遍的。“客观的超过要素”不仅存在于“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中，刑法分则个罪所规定的反映“定量因素”的情形都应当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不但包括“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而且还包括“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情形。[12]对于“客观的超过要素”的理论观点，国内学者褒贬不一。有学者持否定的立场，并进一步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13]笔者同意否定者的立场。最基本的理由是，倡导者尽管肯定了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但是对这种客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具有认识与希望或放任的态度，还是具有浓重的客观归罪与结果责任的色彩，与西方刑法理论上“客观主义”立场并无二致。前面学者将“客观的超过要素”的存在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一切犯罪构成中的定量因素都看作是“客观的超过要素”，显然也是不正确的。罪量要素是反映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和客观危害行为的量的一面，并不是单纯的客观要素，而是兼具主客观两方面的性质，反映了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具体表现在：（1）某种犯罪的所有罪量因素中，既有主观要素，也有客观要素。有学者认为，罪量不同于罪体的客观性，也不同于罪责的主观性，就其内容而言是既有主观要素又有客观要素，因此是主客观的统一，具有综合性。[14]从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看，罪量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有的学者指出，罪量是由评价关系、评价标准、评价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评价体系（sco）。评价体系包含六个变量：被害人评价罪量、国家评价罪量、利益罪量、道德罪量、结果罪量和行为罪量；六个变量又具体化为14个子变量。[15]从以上变量因素看，都可概括为综合性的“情节”，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综合，是主观评价和客观对象的统一。（2）同一种罪量因素，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在不同状态下表现出不同性质。就数额（数量）来说，有的学者认为，在罪量要件中客观要素所占比重较大，犯罪数额就属于客观要素，也有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情节。[16]笔者认为，不能单纯地将犯罪数额当成客观要素。一种犯罪往往涉及到主客观不同性质的数额，比如在未遂状态下，主观数额与客观数额是不同的。在既遂状态下，一种犯罪数额可同时理解为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意义。

3、罪量中的数额（数量）要素是否可以成为经济犯罪定罪的绝对标准？司法实践中，“唯数额论”的观点和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而反对者认为，犯罪数额虽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其社会危害性和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绝对的标准。如有学者指出，“刑法将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将某些要件定量化，并不表明具备这些要件的行为就一定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其是否构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构成‘情节要求’的限制。如数额犯中，犯罪数额虽已达到定罪的数额标准，但综合其它情节，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认定为犯罪”。[17]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现实生活中，犯罪数额（数量）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作为定罪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成立犯罪与否，仍然要考虑其他情节因素，如果属于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情况，即使数额（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也不能以犯罪论处。因此，从立法科学性角度考虑，在刑法分则有的条文中单独规定数额（数量）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数额（数量）不能成为定罪的唯一标准而否定数额犯的存在。特别是在经济犯罪类型当中，数额（数量）无疑是犯罪定量的最佳表现。刑法规定数额（数量）为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能够比较明确和准确地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果以概括性情节规定取而代之，则反映不出数额（数量）型经济犯罪可定量化的特色，而仅仅是对犯罪定量的一个简单的标志。而这种象征性的规定已与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相互重复。因而也无必要“画蛇添足”。“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要件定量化的目的，不在于取代情节要求，而在于尽量明确地界定犯罪，缩小综合性情节要求的适用范围，限制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18]因此，在经济犯罪范围内，应当充分肯定我国刑法数额（数量）犯立法，将数额（数量）与其他能够类型化的情节有机结合起来，使犯罪构成细化、量化，有利于定罪量刑的科学化。

三、经济犯罪定量化的路径选择

所谓犯罪定量，就是通过使犯罪构成进一步细化与相应法定刑的精确化，明确地反映罪与刑的数量关系，从而实现罪刑均衡和量刑公正。对经济犯罪来说，从犯罪的定量化到罪刑关系的定量化，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至于如何实现经济犯罪的定量化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1、经济犯罪定量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犯罪进行轻重不同的定量分析的理论观念由来已久。贝卡里亚提出过著名的“罪刑阶梯”理论，[19]边沁设计了一套比较犯罪轻重的计算规则。[20]美国学者赫希也讨论了犯罪严重性的评定问题。[21]日本学者更注重实证研究，“针对某个案件，以计量的方法来查明‘平均的’裁判官所进行的量刑，其目的是方便事前预测的量刑计量化”。[22]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很早就指出，刑法中充满了数量关系，罪与刑的关系，从哲学上是因果关系，从数学看是等量等值关系。因而他提出建立研究刑法内部的数量变化关系的“数量刑法学”。[23]从刑事法律实践看，许多现代刑法国家都在按照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努力建立罪量与刑量之间数量对应关系，为法官在具体案件的裁量提供客观标准，使罪刑关系进一步精确化、客观化。相对而言，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远未达到罪刑关系精确化的程度。就一般犯罪来说，罪与刑（法定刑）只能形成一种大致上等量等值的对应关系，即“粗略”或“经验”的罪刑均衡关系。的确，性质各异的犯罪行为之间、不同心理因素之间、不同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由于在量化分析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加上实证研究匮乏，立法者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设定个罪的罪与刑、以及罪与罪之间的罪刑对应关系。司法者只能依靠“估堆”量定刑罚。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经济犯罪具有典型的定量化特色，就经济犯罪来说，无疑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它们的最大共性即经济价值性，决定着每一个罪的罪量，并且使各罪之间获得了一种可转换和可衡量的“价值”。对经济犯罪进行罪量分析可以为人们对一般犯罪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奠定基础。在经济犯罪的视野范围内，在现行刑事立法的基础上对经济犯罪的罪量和法定刑进行细化和量化，做到罪之明确化与刑之精确化，增强定罪量刑标准的可操作性，这是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根本上实现罪刑均衡和量刑公正的现实路径。

2、借鉴美国《量刑指南》构建经济犯罪的罪刑数量等级。我国不少刑法学者很早就对量刑方法和科学化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不少量刑方法。 [24]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犯罪与刑罚的量化评价系统（sco）[25]，我国少数法院开发电脑量刑软件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量刑的规范化改革。[26]这都是运用数学分析或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如何将“犯罪的严重性、刑罚的严厉性、罪刑之间的均衡性等抽象的法律概念都经过复杂的‘操作化’处理变为可比的、可测量的数据或经验对应物”。[27]针对经济犯罪，有学者曾提出了构建“经济犯罪等级数额体系”的立法构想，[28]试图突破经济犯罪数额立法中模糊概括规定的巢臼，建立犯罪数额等级，进一步对经济犯罪构成进行定量化，这种想法还是非常可取的。应当指出，仅仅规定犯罪数额等级，对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精确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在犯罪数额等级量化，加上其他情节进行调整之后，相应地配置更多档次、更加细化的法定刑幅度。犯罪数额等级体系的建立，目的是为了使罪刑等级精确化。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主张充分借鉴美国《量刑指南》的量刑模式，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实际和经济犯罪的定量特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出台《定罪量刑指南》法律文件，在经济犯罪范围内，对抽象个罪进行进一步的具体描述，对法定刑作进一步的精细划分。将所有经济犯罪罪名划分为若干等级，在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罪名都规定一个基本级，然后依据各种明确规定的情节予以加减级数。每一罪在确定经济犯罪等级之后，就在统一的量刑表中规定相应的法定刑，将法定刑幅度空间尽量限定在有限范围内。当然，《量刑指南》也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负面后果，美国许多学者及实务家批评美国《量刑指南》施行后科刑偏重、缺少弹性。[29]国内也有学者担心，我国刑法中存在的局部罪刑失衡，法官尚可通过公正的自由裁量加以微调，至少可以使部分案件仍可能实现个案公正，但是，如果法律本身罪刑失衡的同时，又用《量刑指南》之类的规范文件限制法官的裁量活动，便失去了这一实现个案公正的最后机会。[30]笔者认为，在对经济犯罪定量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刑事立法上罪刑关系的精确化与司法中法官刑事裁量权的关系，使两者功能互补，协调统一，共同发挥定量作用，更好地实现罪刑均衡和量刑公正；另外，还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收集整理和甄别大量权威性的量刑资料和统计数据，确定经济犯罪的基本级（量刑基准）和用于加减级数各种情节因素，促进量刑基准的科学化，这是一项制度设计难度相当大的课题。限于研究范围和篇幅，本文不再详论，留待以后继续深入探讨。

注释:

[1] 参见张天虹：《经济犯罪新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2] 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第276页。

[3] 白建军：《罪刑均衡的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4] 参见刘守芬主编：《罪刑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0-51页。

[5] 参见刘为波：《可罚的违法性》，载《刑事法评论》第10卷。

[6] 参见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85页。

[7] 参见白建军：《刑事学体系的一个侧面：定量分析》，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8] 参见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第276页。

[9] 参见刘之雄：《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0] 参见张明楷：《论刑法分则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1期。

[11] 参见张明楷：《论刑法分则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1期。

[12] 参见王昭振：《犯罪构成视野中定量因素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13] 参见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论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4-97页。

[14] 参见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

[15] 参见白建军：《罪刑均衡的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

[16] 参见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

[17] 刘之雄：《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8] 刘之雄：《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9] 参见[意]贝卡里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6页。

[20] 参见[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孙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7-8页。

[21] 参见[美]安德鲁·冯·赫希：《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对罪犯量刑中的该当性与危险性》，邱兴隆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2页。

[22] 参见[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联合出版，第152页。

[23] 储槐植：《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2期。

[24] 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677页。

[25] 参见白建军：《罪刑均衡的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67页。

[26] 参见汤建国主编：《量刑均衡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27] 参见白建军：《罪刑均衡的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4页。

[28] 参见欧锦雄：《论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

[29] see mary part flaherty & joan biskupic, justice by the number,wash.post,oct.6 1996,at a1.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2

一、关于财产罪与经济犯罪的关系

所谓经济犯罪，刑法理论中多有歧见。我们所说的经济犯罪是单纯立足于各国刑事立法的规定而言的，关于财产罪与经济犯罪的关系，结合各国刑法的规定来看，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只规定有财产罪，将某些经济犯罪纳入其中。比如：瑞士1971年刑法典分则第二章对于财产之犯罪中便包括对于所有权之犯罪、对财产之一般犯罪、对非物资法利益之犯罪、破产犯罪与企业犯罪以及对法人及公司之适用五节。二是只规定有经济犯罪，而将财产犯罪作为其中一部分予以规定。比如：俄罗斯联邦1996年刑法典第八编经济领域的犯罪即包括侵犯财产的犯罪、经济活动领域的犯罪以及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侵犯服务利益的犯罪。三是既规定有财产罪，也规定有经济犯罪。比如：意大利刑法典第二编第十三章在规定侵犯财产罪的同时，还以第八章规定妨害公共经济、工业和贸易罪。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曾经为社会主义的一些国家的刑法中，则往往在规定侵犯财产罪的同时规定有经济犯罪。而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一向均采取上述第三种立法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也是如此，其在分则第五章规定侵犯财产罪的同时，也以第三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笔者认为，财产罪与经济犯罪从产生和发展上看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犯罪也侵犯一定的财产关系，而这正是传统形态的财产罪得以建立的理论根据。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刑事法律对经济的保护主要是对所有权的保护，表现在严厉制裁传统的侵犯财产罪，诸如抢、偷、骗等。由于财产所有制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基本上属于静态保护。

但在市场经济社会，刑事法律对经济的保护则增添了动态内容，即在借助惩罚传统的财产罪以继续保护财产所有权的同时，还要通过惩罚新兴的经济犯罪以保护经济的正常运行。当然，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区别。从性质状态来看，传统财产罪侵害的主要是财产权利，而经济犯罪重在侵害经济秩序；财产罪属于自然犯，而经济犯罪属于法定犯，两者在主观方面应受谴责的程度有所不同；财产罪的对象一般是特定的，而经济犯罪的对象通常是不特定的。从发生过程来看，经济犯罪本身的严重危害与经济犯罪过程的利弊交织所形成的近乎两难局面，是经济犯罪独有的特点，对经济犯罪的控制措施和处罚政策均与此相关；而传统财产罪则不具有这一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在刑法中同时规定财产罪与经济犯罪似乎更为妥当。

二、关于赃物罪

赃物罪，是指对财产犯罪所取得的财产予以收受、转移、寄藏、故意买卖的犯罪。以往赃物罪被视为一种事后共犯，从而被当作本犯的共犯处理，但如今理论界中通常认为，赃物罪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它与其他财产罪不同，其成立往往以他人犯有财产罪为先决条件。

至于赃物罪是否也属于财产罪，各国立法则持不同的态度。大部分国家的刑法是将赃物罪纳入财产罪之范畴的。比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便在其第三卷第二编其他侵犯财产罪中以专章规定窝藏赃物罪及类似或相近似的犯罪。而意大利、瑞士、印度等国的刑法亦采取这一立法方式。但也有少数国家刑法并没有将赃物罪视为财产罪。比如：俄罗斯联邦1996年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五条购买或销售明知是犯罪赃物的财产罪便被纳入经济活动领域的犯罪之范畴。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赃物罪采取的是上述第二种立法方式，其第三百一十二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被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妨害司法罪的范畴。

事实上，对于赃物罪的不同归类，涉及到如何理解赃物罪的本质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概而言之，刑法理论中就此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追及权说，认为赃物罪为使被害人对其财物的追及回复发生困难或不能的犯罪。赃物罪实际亦间接侵害他人财产，因而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刑法上制裁赃物罪的目的便在于防止赃物的移转，以保护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这是日本判例所采取的学说，基本也为理论上的通说。二是维持违法状态说，认为赃物罪的本质在于使依犯罪而成立的违法状态得以存续维持。赃物罪之本犯不限于财产罪，只要侵害他人的财产权者即可。根据这一学说，赃物的范围不限于财产犯罪所取得的财物，非法狩猎所得到的鸟兽、贿赂犯罪中的财物，以及其他在民法上没有追及权的物，都可以被认定为赃物。赃物罪的成立与否，与是否具有私法上的返还请求权无涉。依不法原因给付之物，亦可成立赃物罪。此乃德国的通说，在日本也有部分学者支持。

此外，刑法理论中还存在有利益关联说、事后共犯说等诸多学说。利益关联说认为，赃物罪的本质在于追求和享受本犯的不法利益。事后共犯说则认为，赃物罪的本质是帮助本犯利用赃物的犯罪。这两种学说由于其显见的缺陷，现已为理论界所摈弃。

而各国刑法对赃物罪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是与上述不同的观点相适应的。持追及权说的国家，便会基于赃物罪所具有的财产犯罪性质，而将其归入财产罪之范畴；持维持违法状态说的国家，一般则会基于赃物内涵的宽泛性，而认为赃物罪不是严格的财产罪。

而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追及权说与维持违法状态说都只是着眼于赃物罪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因而都有失片面。根据追及权说，在民法上没有追及权的物，就不能成为赃物，这显然不合理。而维持违法状态说之所谓违法状态的内容则十分暧昧，人们难以据此确定何种行为维持了违法状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者本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被害人的角度看，赃物罪妨害了追及权；但从赃物犯的角度来看，则是维持了违法状态。鉴此，有学者提出了并合说，认为这两种学说虽然都有可取的一面，但都不能独立说明赃物罪的本质，需要根据各种赃物罪的具体情况全面考虑。

不过，单从我国1997年刑法的具体规定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刑事立法关于赃物罪的着眼点与国外立法有所不同。中国刑事立法设立赃物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才是中国刑法中赃物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危害性所在。诚然，赃物罪也的确侵害了被害人追索其财物的权利，但其主要侵害的应是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所以，我国1997年刑法将赃物罪列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应该说无可厚非。

中国人民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3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确立的切入点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犯罪,它是决定所有经济刑法立法内容的基点。而经济犯罪的概念又是认识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起点。“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对象范围的思维形式。研究任何事物,首先必须弄清其概念,这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13]研究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应科学地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这对于深化经济犯罪的理论研究,促进经济刑法立法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准确地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1.既要以现行刑法典规定的一般犯罪概念为基础,又要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为补充。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一般犯罪的立法定义,揭示出犯罪的三个本质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表明某一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特性,并已达到严重程度;刑事违法性,表明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应受惩罚性,表明违反刑法规范、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应承担刑罚处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18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9卷¹刑法学理论界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认识犯罪的概念及其本质,这种作法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有一些学者借鉴外国刑法理论中的研究成果,主张应从刑法法益角度认识犯罪的本质。本文也赞成从刑法法益角度来认识经济犯罪的本质,并以此作为确立经济刑法立法的标准。至于采用该种观点的原因,因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故不详述。最基本的属性,刑事违法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体现,应受惩罚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一个不法行为必须具备不法、罪责与应刑罚性等三个本质要素,始得经由刑事立法手段,加以犯罪化,赋予刑罚之法律效果,始成为犯罪。”[14]这是认识一切犯罪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应以此为前提。尽管经济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特殊的犯罪种类。但是,它的本质与其他犯罪是相同的。明确了该点,就能够为正确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指明正确的方向,把握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共同本质。同时,除我国现行刑法典外,我国一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了惩罚和打击某一种类的经济犯罪,也规定了个别经济犯罪的概念。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具体规定了某一类经济犯罪的概念。此外,一些民事、商事、经济、行政等法律中,也规定或可能规定一些具体经济犯罪的概念。这些都从某一方面指出了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也应考虑把这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作为认识一般经济犯罪概念的补充。只有既认识刑法典中的犯罪概念,又认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全面认识。2.既要看到经济犯罪与一般犯罪的共同属性,更要看到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一方面,如前所说,经济犯罪作为犯罪的种类之一,它具有一般犯罪的共同本质。要取得对经济犯罪的深刻认识,就不能脱离对犯罪本质的认识,而应从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入手。另一方面,经济犯罪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犯罪种类的犯罪类型,它又具有其特殊性。从表面上,经济犯罪概念是经济与犯罪的交叉和集合,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经济”一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但一般来说,它都是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活动首先是指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功能、效用)的各种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各种活动。”[15]由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也可把经济活动解释为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相应地,经济关系就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犯罪就是产生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犯罪行为。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揭示出经济犯罪发生的特定领域。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3.适当借鉴外国研究成果中的合理成份,积极吸收我国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正确看法。外国理论界对经济犯罪概念问题的探讨时间比较早,已经奠定了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研究的深化,应借助外国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不借鉴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不能有所创新。但是,外国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研究,也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例如,德国学者林德曼从刑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针对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而违犯的可罚”。[16]美国学者苏什兰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种形态,并认为“所谓‘白领犯罪’乃指受社会所尊重及具有崇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谋取不法利益而破坏刑法的行为。”[17]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经济犯罪即在正常的经济交易场所活动之人,在执行职务时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犯的不正行为”。[18]H.埃德赫兹认为,经济犯罪是“采用无形和稳蔽或欺诈手段来逃脱应付款项或使应受的钱财耗损减少,或获得商业或个人利益的一次或一系列非法行动。”[19]还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对经济犯罪的确立包括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侵害客体。狭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广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既包括经济秩序,也包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二是主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主体状况。经济犯罪总是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的所作所为,因而是在企业内部的犯罪。[20]对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外国学者关于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素材,可予以必要的借鉴,吸收其合理和科学的因素,并应克服其欠缺和不足,从而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科学认识。

(二)经济犯罪的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出现了许多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不同观点;其分歧之大,观点之多,在所有种类的犯罪概念中居于首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经济犯罪概念具有相对性。如何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首先要受到一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认为是犯罪,受着该国的国家类型、立法、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刑法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21]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犯罪的概念以及立法规定不尽相同。相应地,各国经济犯罪的概念及其立法规定也各不相同。因此,我国经济犯罪的定义,也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打击、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行为的需要出发;而且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涉及到认识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于认识经济犯罪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要概括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确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应以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以及现行的立法规定为前提,采用适宜的方法论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2.经济犯罪概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综合性。为了全面、科学地概括经济犯罪的概念,既要吸收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关于一般犯罪和个别经济犯罪的立法定义,又要吸收、借鉴和肯定前述外国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合理成份,以便对经济犯罪的本质作出高度概括,并突出经济犯罪的特殊性。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经济犯罪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予以揭示:首先,经济犯罪的客体为经济领域中受到侵犯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经济秩序。不同种类的犯罪产生的不同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种犯罪的特征。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关系中的犯罪,即经济犯罪只发生于经济领域。这是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之一。但是,“经济犯罪不等于经济领域中的一切犯罪。”[20](P8)为了把经济犯罪与其他发生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犯罪区别开来,对经济犯罪的界定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尤其应考虑经济犯罪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本质属性,但经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表现,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对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的破坏。其次,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违反国家经济管理制度,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各种行为。国家经济管理制度是国家为了确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协调、有序状态而制定的各项制度。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领域之中、严重破坏经济关系或经济活动并造成经济利益重大损害而应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这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点。

三、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意义

(一)有利于准确界定经济刑法立法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首先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性分析,即准确界定经济犯罪的内涵,它能够从质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刑法立法并不是泛泛地针对所有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活动,它并不是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关系、经济活动都纳入其全面调整范围之中;经济刑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只能是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特殊的越轨行为或活动,即经济犯罪行为或者经济犯罪活动。经济刑法立法的目的,也正是通过立法手段,采用刑罚方法惩治、预防、控制经济犯罪行为或者活动。因此,经济刑法立法的关键,就在于要正确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而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内。其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还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量分析,即恰当确立经济刑法立法量的规定性。正确确定经济犯罪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它能够从量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经济犯罪是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问题研究的焦点。通过对经济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不仅能够把握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揭示经济犯罪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能够对经济犯罪的外延、种类、范围做出准确的界定;准确地把握研究经济犯罪问题的界限,划分经济犯罪行为与经济违法行为、经济犯罪行为与财产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以及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而且经济犯罪有其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对经济犯罪做出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能够考察经济犯罪的演变历史,从而探索和总结经济犯罪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预测经济犯罪未来的变化趋势,为经济刑法立法提供科学的根据。

(二)有利于妥善解决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初期,“社会还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从而对某些经济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问题,还处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这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P9)经济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只能指立法活动,无论是进行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其主体只限于立法机关。”[22]经济刑法立法的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基于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把现行经济刑法立法尚未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在立法中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扩大经济刑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范围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中的体现。经济刑法立法的非犯罪化,是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通过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对原来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行为的内容予以修改或者重新做出规定,使某些原来被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不再是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限制、制约经济刑法立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对象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没有一个国家只进行犯罪化或者只进行非犯罪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以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的合法权益及其程度、处罚的必要性等因素为根据的。”[1](P46)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能够正确认识经济犯罪侵害或者威胁着哪些合法权益,认识对经济犯罪进行处罚的必要性,解决好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三)有利于开拓经济犯罪研究的视野,更加注重对经济犯罪预防的研究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之间尽管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两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违法往往是经济犯罪的前兆。基于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考虑,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中,在研究经济犯罪概念时,不可回避地会涉及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的联系和区别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经济犯罪概念的准确把握,不仅能够把两者截然分开,从而在经济刑法立法中能够区别对待,防止把两者混为一谈,从而防止无限扩大经济刑法立法的打击限度,避免经济刑法立法因确立立法对象不当而发生副作用,而且有利于在对两者做出定性区别的前提下,重视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把两者绝对割裂开来,把对两者的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重视预防经济违法对预防经济犯罪所起的重要作用,把预防经济违法作为预防经济犯罪的第一防线,有利于促使立法内容突出对经济犯罪惩治和预防的双重功能,而不只是片面强调惩治作用而忽视预防作用,更好发挥经济刑法立法的作用。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4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用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信用通过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控制，对违约和失信施加社会压力，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而为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社会信用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愈来愈凸显其重要性，诚实信用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润滑剂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但是目前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却出现了社会信用的严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对我国固有的社会风尚、社会道德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此，从经济领域到司法领域，对社会信用的保护已经到了需要外界力量介入以强化民众的内心确信的地步，各个学科越来越关注对社会信用问题的研究。刑罚作为社会秩序最有力的调控手段，具有其他各种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信用危机，经济、行政等手段已经无法抵御这种危害行为对现有社会信用架构的冲击，刑法作为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保护的底线，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有关社会信用犯罪处理的稳妥与否，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侵犯社会信用的犯罪是最常见多发的犯罪之一，而且在实践中此类犯罪现象愈来愈复杂多样。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成熟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在处理侵犯社会信用类的犯罪时，分歧较大，标准不一。同时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侵犯社会信用、有待刑法调整的行为，尚未被规定在现行刑法中。如此现象不能不说与我国法学界对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国刑法学界对社会信用刑法保护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一些零星论文，但是多属就事论事，偏重于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和解决，没有对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进行总体上、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即便如此，这些研究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学术成果数量也不够丰富，质量也有待提高，研究力量投入相对欠缺。至于研究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的立法规律、立法完善问题的成果尚付阙如。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关于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仍属刑法学研究的空白，诸多疑难问题亟待解决。 综上所述，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创新程度和实践应用价值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从多角度来研究对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并寻求多元对策，将我国刑法学理论对社会信用保护的研究从整体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填补我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空白，开拓新的空间，深化我国刑法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其实践意义在于，在立法上，探求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的立法规律和立法完善问题，为惩治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司法实践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理论指导，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为立法和司法解释献计献策，为司法实践解疑答惑。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社会信用刑法保护的一般问题 研究内容包括社会信用的具体含义，社会信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社会信用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社会信用的现状、发展趋势，社会信用的非刑事法律保护与刑法保护的关系，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现象的犯罪学描述，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犯罪化与除罪化等问题。 （二）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的具体问题 重点研究对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界定，诈骗罪与特殊的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关系，诈骗类的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其他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如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侵占罪，伪证罪等等）的关系，对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中外法律比较研究，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等问题。 （三）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的对策 着重讨论研究现行刑法中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整合、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立法完善、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犯罪学对策等问题。 在研究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时，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立法规律问题。包括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犯罪化与除罪化等问题。 2．侵犯社会信用犯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的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界定、侵犯 社会信用类犯罪与盗窃罪、敲诈勒索罪、招摇撞骗罪等犯罪的界限等问题。 3．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中具体犯罪的关系问题。包括侵犯社会信用犯罪中具体的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关系，诈骗犯罪与其他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关系，其他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中具体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关系等问题。 4．在司法实践中疑难问题的解决。包括诉讼欺诈行为、民事伪证行为等问题的定性和处理。 5．国外刑法中对社会信用的保护借鉴问题。例如德日刑法中的损害信用罪、背信罪以及对公共信用的犯罪等。6．侵犯社会信用类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研究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应当紧密结合当代我国的社会现状及刑事立法、司法实践，为立法、司法实践服务，关注司法实践的具体问题，着眼于司法实践的需要，为司法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进一步向公正、科学、合理方向发展，并深入我国刑法学相关问题的理论，完善理论体系。因此，在研究社会信用的刑法保护问题时，应当采用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具体来说包括： 1．在强化、深入中国社会信用刑法保护的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适当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和刑法学研究成果。引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思辩的研究范式和社会调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从价值层面去探讨分析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2．着眼于刑事立法、司法层面，为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建言，使科研成果能够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指导和参考。 3．兼从社会学、犯罪学角度着眼，力图从多学科、多视角探讨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现状、成因和刑法对策。 4．在坚持刑法学对现行立法进行注释研究的传统方法前提下，在运用社会学、犯罪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充分占有并理解当前我国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现状资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强调立法的前瞻性，对侵犯社会信用犯罪立法完善问题进行较为充分、合理的研究。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5

关键词:死刑;经济犯罪;正当性;效益性

中图分类号:D92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131-03

绪言

死刑,其存在抑或废止,在21世纪提倡人道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一个密切关注的问题。早在1764年,贝卡里亚就在《论犯罪与刑法》一书中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专制社会的刑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死刑废止论。然而其母国意大利直到1994年才彻底实现了废止死刑。可见,在废止死刑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近一半的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者在事实上不执行死刑。即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的适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1989年11月15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死刑的国际公约,进一步推动了废除死刑的发展。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死罪28个,这与世界上通行的做法不符合。但是,也应该明确一点,目前在我国,全面废止死刑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然而,在非暴力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领域中,死刑的废止,笔者认为是可行的。

一、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的理论依据

(一)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正当性

“正当性”也叫做“公正性”。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具体到刑罚上来说,应该表现在这样的方面:一、刑罚所剥夺的价值不得高于犯罪所危害的价值。二、刑罚的手段正当,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

“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向善”,著名的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他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下。只要是有正常法律意识的公民就会把生命和自由看作是最为宝贵的东西,是不受剥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一个公民不可以杀人,而一个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就可以正当的杀人呢?贝卡里亚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这个国家的安全;二、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 也就是说,国家是人民意志的集合体,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幸福的产物,它的产生注定了它要为多数人所服务。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遭到损害时,国家将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制裁这种非正义的行为,行使刑罚权。如果一部分人的行为严重危及国家或者他人的生命,或者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国家就可以正当的剥夺一部分公民的生命,来惩罚或者预防这样的结果发生。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够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生命。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

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就是要用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惩罚犯罪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和消除再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经济犯罪所造成的大量损失,在适用死刑之后,是很难弥补的,而且我们放弃了给犯罪人机会利用无偿劳动弥补这一损失的权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浪费;而对于犯罪人来讲,即便心存悔意,也没有机会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补偿了。经济犯罪的收益就是预防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

1.特殊预防

是指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剥夺和限制其再犯的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特殊预防有两种方式:一、通过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适用死刑,永远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二、通过对犯罪行为适用刑法,使犯罪人不能犯罪、不敢犯罪乃至不愿犯罪。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也就是采取第一种方式,实际存在很多问题。

经济犯罪的原因是很多的,我们在前面谈到了犯罪人的动机―牟利性,这只是一个方面,是内因。还有外因,比如社会原因、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漏洞、监管体制的缺陷、被害人的麻痹大意和执法的松懈,都可能给经济犯罪提供滋生的土壤。如果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其结果便是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完全转嫁给犯罪者给人,这对于犯罪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李斯特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因素。”

2.一般预防

是指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主要包括:(1)危险分子,即具有犯罪危险的人,如尚未得到有效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2)不稳定分子,极容易犯罪的人,主要存在于不良群体的失业者中;(3)犯罪被害人。一般预防的途径包括:一、对犯罪人判处刑罚,警告社会其他人员,使其不敢或者不愿实施犯罪行为;二、通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号召社会成员防止和抵制犯罪发生,以利于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

对受害者和其他受罚者的预防,死刑主要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满足其背心的报复愿望,防止其采取私力救济的方法惩罚犯罪人而再次触犯刑法。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经济犯罪多数时候是个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受害者往往是不确定的群体,并不像其他暴力犯罪那样明确地指向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比如说贪污罪侵害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可是被害人是国家,是全体人民,这样受害人并没有很强烈的报复愿望,所以说对犯罪人判处死刑是没有取得明显收益的。

对于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的预防,主要体现在死刑的威慑力上,因为死刑是最严酷的刑罚,人对生命的渴望是最深刻的,所以可能会使一部分人放弃犯罪的意图或者行动。然而,经济犯罪是法律规定的犯罪,并且,很多犯罪人手中握有权力或者具有高智商犯罪的条件,有侥幸心理,低估了犯罪的后果和严重性。对这部分而言,死刑的威慑力就是十分有限的了,如果处以极高的罚金或者使其有身败名裂的危险,也许刑罚的有效性会更强。

总之,任何财产的价值也无法和生命相媲美,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是得不偿失的。

二、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优点

死刑作为一种残忍的刑罚,正被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废弃。对中国而言,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比较理想的路径是首先从经济犯罪上开始。

经济犯罪中废除死刑,有三点益处:(1)从这些年引渡的经济犯罪分子来看,大多数是贪污贿赂犯罪。如果废除了经济犯罪中的死刑,有利于消除“同罪不通罚”的情况,便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2)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司法成本。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同大多欧美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并且在经济犯罪中存在死刑的最高法定刑,所以在引渡谈判时总是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废除死刑,相对要简便得多。(3)有利于巩固司法权威性。由于大量贪官外逃,使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心有所下降,因为即便在国内判了刑,却面临无法执行的问题,如果能将他们绳之以法,那么将加强司法的最高地位和可信度。

三、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的几点建议

由于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为了有效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我们因该做到加强监管措施,弥补管理漏洞等措施;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以保障刑法的公正性。

(一)加强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

1.设定不得假释及减刑的无期徒刑

一个人如果发现它将生活于自由之中的本国公民的眼下,在苦役和痛苦之中,读过许多岁月甚至是整整一生,成为曾保护过他的法律的奴隶,那么,它将把这种结局同前途未卜的犯罪,同他可能享受到的暂时成果进行有益的比较。 自由和生命是无价的,没有财产同他们等值。很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利用假释、减刑或者保外就医的机会大大减轻刑罚的效果,更有甚者,利用不法关系只承担判刑之名而无坐牢之实。那么,我们将有必要设置不得假释或者减刑的无期徒刑,来防止其逃脱法律的制裁,蔑视法律的权威。

2.提高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目前,中国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是20年,而无期徒刑一般在实践中执行的是22年或17年,这样低的处罚对一些情节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缺乏威慑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有期徒刑提高到30年,并设立不得假释和减刑的无期徒刑,作者同意这种观点。没有死刑作为最高刑的情况下,对于某些严重危害国家或者社会利益的犯罪分析,判处有期徒刑20年可能并不足以达到刑罚的目的,如果提高法定刑刑期,势必使得某些犯罪分子顾虑自己是否有机会得到自由,因为伴随而来的,是长期的劳役和精神上的痛苦。

(二)强化对经济犯罪的司法

1.坚持刑罚的公正性

从我国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加大的趋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对经济犯罪判处了很多死刑,但是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经济犯罪以及高科技犯罪日趋猖獗。贝卡里亚早在200多年前就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我们虽然提出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适用,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对经济犯罪的追究和惩治,恰恰相反,刑法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制裁犯罪和保护人民。由于司法机关只是追究了很少一部分经济犯罪的刑事责任,使得大量的犯罪分子心存侥幸,以为利用手中的职权或者高科技技术可以永远逃脱于法网之外。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经济犯罪的追究比例,构成犯罪的一定要严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论任何人都不得超越于法律之上,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2.坚持刑罚的及时性

另外,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追究犯罪,排除干扰,地方保护主义等不正之风。贝卡里亚指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是起因,把刑罚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 刑罚的及时性,一方面能够有效防止犯罪人逃往国外或者利用不正当关系干扰刑事侦查活动;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形象,鼓励人民群众同犯罪作斗争,从社会舆论和道德上给予经济法罪严厉的谴责和打击。

3.加大对经济犯罪财产刑的处罚

之所以要加大对经济犯罪财产刑的处罚,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一般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往往采取抽逃资金、隐匿财产、洗钱等非法手段逃避执行,使得国家、社会和被害人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往往是出于牟利的动机才决意实行犯罪的,为了防止其再犯和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应该对其财产加大处罚程度,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正在筹划犯罪的犯罪分子警醒过来。

四、结语

经济犯罪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对它的抑制也应该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在物质文明发展不发达、经济秩序不健全、管理混乱、法制不完善的时代,对经济犯罪处以严厉的处罚有助于遏制经济犯罪的发生。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初期,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也起到了遏制犯罪、打击犯罪的作用。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对此,我们对经济犯罪也应该采取新的策略,尤其是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更应该早日废除,以便同国际刑法相接轨,也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在我国的发扬,更能表明人权在我国的重视,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不可以以金钱去衡量,而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为本是我们国家倡导和遵行的理念,如果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经济犯罪废除了死刑的情况下再对经济犯罪施行死刑,那不仅不适合国际人权发展潮流,也与自身治国之道相背离。希望我国能早日在经济犯罪中废除死刑,并逐步全面废除死刑,在法治之路上遥遥领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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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经济学理论篇6

[关键词]　受贿罪客体　廉洁性　普适性

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犯罪客体上，由犯罪客体作出最后的价值判断。 [1]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受贿罪客体是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直接影响着该罪的正确定罪与量刑。然而理论界对受贿罪客体的具体内涵却观点不一，这导致了司法实务中对受贿罪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的混乱。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受贿罪客体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

一、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聚讼

（一）国外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进的，认为犯罪构成系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统一体。该四要件说，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说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构成要件的通说。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关于“犯罪客体”的概念。在它们的理论中，与之最为类似的就是“保护法益”。

对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即受贿罪侵犯的是何种法益。在立法形式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不论公务员所实施的这一行为是否正当合法，一旦他要求、约定或收受与职务有关的报酬，就构成受贿罪。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公正性、不可侵犯性。根据这一立场，只有当公务员实施违法或不正当的职务，从而要求、约定或者收受不正当报酬时，才构成受贿罪。[2]无论是基于哪一种立场探讨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学者之间也是意见不一。例如在日本，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就存在着以下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二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三是认为受贿行为同时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四是认为受贿行为违背了公务员廉洁的义务。[3]很明显，第一种观点与起源于罗马法立场上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相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起源于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立场之上；第三种观点则是把起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结合；第四种观点---仅是第一种观点的同义反复而已（仅是将第三种观点中的两个方面结合成了一个），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二）国内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相对于国外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学说，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表述则要复杂的多，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关于单一客体为何种客体，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该观点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赋予工作人员某种职权，是希望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利用其职权实现国家的基本职能，而国家工作人员却将其作为权钱交易谋取私利的资本，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对此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持相同的主张。[4]还有一种观点与此类似，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第四种观点是不可收买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过于抽象，它包括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认为受贿罪客体应仅指前者。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理论界关于该罪复合客体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且作为财产性犯罪的一种，它还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被众多（公务）受贿罪所证实。[7]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学者认为，“利用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是对为政清廉的否定，是对职务行为的玷污，是与廉政背道而驰的腐败行为。这种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公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之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去索取或收受贿赂，就必然使其职务行为受到腐蚀，使职务行为偏离法制的要求，使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其良好声誉受到侵犯。”[8]第四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产所有权。如有学者就认为，（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也侵犯了职务活动的公正性。“综上，（公务）受贿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同时，由于财物的所有人是为谋取某种利益才被迫或者主动交出财物，并非完全自愿，因此，（公务）受贿罪也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9]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二、关键术语的区分

在探讨比较合理的受贿罪客体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下几组关键术语进行一下区分。

（一）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刑法学理论按照犯罪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的不同，把犯罪客体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1〉三种客体的区别。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都会同时侵犯三种基本客体，但三种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①侵犯行为的来源不同。一般客体，又称为共同客体，是一切犯罪行为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来源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特定的某一类犯罪行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具体的某一种犯罪行为。②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一般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整体，而不是某些具体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各种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些犯罪侵犯的客体内容又有某些相同之处，所以人们就可以根据某些客体内容的共同性，将犯罪客体归纳为若干大类，从而形成不同的犯罪同类客体类别。直接客体是某一特定犯罪所直接侵犯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现实社会中的犯罪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一种犯罪行为不可能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同样的侵害，而只可能侵害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或者有限的几个部分。这些被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犯罪的直接客体。③功能不同。犯罪一般客体反映着犯罪行为的共同本质，是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集中表现。犯罪一般客体是否存在，是罪与非罪区分的原则界限。同类客体的存在有助于科学地区分犯罪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准确地定罪量刑。犯罪直接客体能够最直接地揭示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

〈2〉三种客体的联系。同类客体是直接客体的抽象，一般客体是同类客体的再抽象，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之间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三者之间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任何一种犯罪中都有三者的存在；三者是有机的整体。

（二）单一客体和复合客体

这是根据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不同数量所进行的一种分类。单一客体又称简单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仅仅侵犯一种社会关系，即只有一个直接客体，具有单一性、普适性。复合客体，又称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具体的社会关系，即有多个直接客体，具有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的特征。复合性要求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性要求复合社会关系在受到侵犯时必须是同时的，不能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普适性要求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同时侵犯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合客体对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存在例外的情况。

（三）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

该种分类是在多个客体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涉及到犯罪行为的立法归类，因此而进行的划分。“主要”与“次要”的划分标准，是看被侵犯的该种具体社会关系为刑法保护的重要性程度和遭受犯罪侵害的程度。程度较高的为主要客体，反之为次要客体。由于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主要的直接客体性质，去进行犯罪的立法归类的。

三、受贿罪客体的探讨

（一）各种受贿罪客体观点的评说

由上可知，关于受贿罪客体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哪一种观点更加合理呢？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各种观点中的分歧点：

〈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无论在单一客体说还是在复合客体说，都有一些学者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前者是理论界传统的观点，后者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其实，“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主要是管理活动，它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观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所以在此我们将其视作同一观点，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我们认为，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缺陷：①不具有直接性，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并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此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还是同类客体。根据前述的有关直接客体和同类客体的理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同类客体则是对直接客体的抽象。所以当我们研究受贿这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时，很明显它侵犯的客体应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不应是这类社会关系的抽象同类客体。某些受贿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它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也同样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应是该类犯罪的共同客体，而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②不具有普适性。即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受贿罪的客体，那么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都必定对这一客体造成了侵害而不能存在任何的例外。事实上，这种例外情形是存在的，有些公务受贿行为并没有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例如，在受贿后尚未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中，国家工作人员虽索取或收受贿赂的，但并没有影响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若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就无法将这些情形包容进去，势必会纵容犯罪。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也不符合受贿罪客体具有普适性的要求。

正是由于79刑法把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所以在刑法未作修改前，许多学者未区分受贿罪客体与渎职罪客体的异同，而把渎职罪的客体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直接作为了受贿罪的客体。我们认为受贿罪与渎职罪之间不存在竞合问题。 我们主张新客观要件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指受贿人实际为他人谋取的行为或结果，而是指受贿人的一种许诺，一旦受贿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同时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以满足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10]可见，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不能涵盖渎职行为，两罪是彼此独立。所以，97刑法将受贿罪及其他贿赂性犯罪从渎职罪一章中抽出，与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抽出的贪污类犯罪合并一起，设专章予以规定。

综上所述，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或其中之一都是不科学的。

〈2〉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在现有的受贿罪客体理论中，还未有学者将“公私财产所有权”单独作为受贿罪的客体，而只是把它作为该罪复合客体中的一种。但“公私财产所有权”能否在受贿罪的客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我们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不应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没有行贿行为，就没有受贿行为的产生，行贿人是自愿交付财物或提供非财产性利益的（当然索贿情况除外），用以收买他人利用其职务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可见受贿人根本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故意内容，更遑论破坏财产所有权关系。另外，在现实中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受贿对象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性贿赂。从立法趋势上看，将这类犯罪对象纳入受贿罪的对象中已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形下的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势必会对将来该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带来混乱，也是缺乏前瞻性的表现。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秩序是否是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定受贿罪为经济犯罪。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公布以后，由于该《决定》规定（公务）受贿罪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并将（公务）受贿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以刑法学界肯定说认为，（公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主要、更直接地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侵害上。我们认为，只有发生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这部分受贿罪才具有经济犯罪的性质，该《决定》对经济交往中的受贿罪作了明文规定，实际上这部分属于经济受贿罪，经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是双重的，即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经济受贿罪不同一般受贿罪，一般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3〉关于“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如前所述，有些学者认为“廉洁性”过于抽象，可分为“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将受贿罪的客体归之于“不可收买性”。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充分的。国家授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就承担了廉洁奉公的义务，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把它当作权钱交易的砝码，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同样应当看到这种受贿行为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就蕴含了其职责上、纪律上应具有的“公正性”的内容。因此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目的，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受贿行为非法获取其不应得之财物，就必然会侵犯“公正性”的内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公正性受到了侵犯自不待言，现在理论界只是对“贪赃不枉法”时“公正性”是否受到了侵犯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性”同样遭到了侵犯。“当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时，即所谓的贪赃不枉法，实际上也是用公正性在做交易，因为如果没有‘贪赃’，那么对方的正当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11]所以，将“廉洁性”分解成“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且在国外，源起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在分离了多年之后正在走向融合，我们现在再对其进行区分，也是与世界潮流相违背。“国外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不约而同地把受贿罪的性质与职务联系起来。因此受贿罪的性质应从职务入手来揭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受贿罪的客体。”[12]

〈4〉单一客体、复合客体和选择性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到底是单一客体、复合客体还是选择性客体，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或者通说。在这三者之间，选择性客体理论的缺陷是最明显的。选择性客体理论认为受贿罪客体时而单一、时而复合，不具有固定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理论很明显与客体的一般理论相违背，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应具有普适性，放之各种公务受贿行为而皆准，不能因时因地而变。就复合客体而言，复合客体应具有三性，即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在受贿罪的直接客体中能够符合这三性要求的也就只有“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这两个客体又是“廉洁性”这一客体的分解，能被“廉洁性”一个客体所包容。如前论述再对其分解而认为是复合客体实无意义。在现有的复合客体理论中，都混淆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后果的概念。犯罪后果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但犯罪后果所表明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一定就是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直接客体。例如，受贿罪中的“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公私财产所有权”等，它们都可能被受贿行为所侵害，但它们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中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并不能反映受公务贿罪这一特殊行为的特性。所以我们主张，受贿罪客体为单一客体。

（二）受贿罪客体的合理定位

综上所述，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最后，这一定位也符合了国际上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发展潮流，即起源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的融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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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776

[3]甘雨沛 何鹏.外国刑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808

[4]刘光显、周荣生.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3. 60

[5]苏惠渔.刑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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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丽欣.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执法手册[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87

[10] 张明楷.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J]. 中国法学，1995，（1）：8

[11] 朱丽欣.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执法手册[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87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1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7

内容提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破坏力影响度极大的有组织犯罪，其成因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从经济视角分析其犯罪投入和犯罪产出, 可以发现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增加现实成本中的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可以相当大比例降低心理惩处成本和预期惩罚成本, 进而从广度和深度上相当规模的拓展和垄断地下经济,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达到犯罪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动因, 更有利于预防和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一、“地下经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wWw.133229.cOM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 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 都是有理性的,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 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 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 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 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 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 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 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 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犯罪成本。其二, 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其三, 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 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 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 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 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 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 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 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 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扩大组织规模, 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 甚至枪支弹药, 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 犯罪水平不断提高, 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 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 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 相互强化了反社会的心理, 降低了责罪感。同时,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 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 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 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 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 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 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 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编制保护伞,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 开脱说情, 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 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其能够逃脱打击, 在较长时间内, 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 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 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 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从犯罪行业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 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 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 同样, 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 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 在竞争中, 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 只要有犯罪效益, 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 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润滑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 1 ]　詹姆斯•s•科尔曼. 黑社会理论的基础[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1999.

  [ 2 ]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　张　穹. 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n ]. 检查日

  报, 2001, (3).

  [ 4 ]　赵秉志, 于志刚.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j ]. 法商

  研究, 1999, (6).

  [ 5 ]　黄京平, 石磊.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刍议[j ]. 法

  学家, 2001, (5).

  [ 6 ] 徐品飞，魏佳.法律经济分析：可能性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3).

  [ 7 ] 李鹏展,余敬怀.对犯罪的经济和长效分析[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犯罪经济学理论篇8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肃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同时在政法工作中加强了刑事立法、司法工作。在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之下，由于阶级斗争和犯罪形势紧密联系，加强刑事法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犯罪研究也就应运而生。当时的研究者结合我国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经验，进行了针对犯罪现象、犯罪特点与犯罪原因方面的讨论，并将一些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概括总结，上升为理论。但是，当时犯罪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关的研究被包含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如，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被归入刑法学之中，犯罪的主观原因与特殊预防归在监狱法学之中，而犯罪的社会预防则被包括在刑事侦查学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很不系统。从50年代中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受到前苏联对犯罪学、社会学等所采取的否定、取消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消灭犯罪这一现象，就使得犯罪学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随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横行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同其他法律学科一样，不仅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建国30年之内，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犯罪研究机构，也没有开设犯罪学课程，使得这一在国际上有100多年历史、 在旧中国已有一定发展的学科，在新中国竟无一席之地。

（一）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

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犯罪现象日趋严重， 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局面，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了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报告》，并要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部门，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力争发现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与规律，更好地指导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这样，一大批有志于中国犯罪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生理学等学科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和其他犯罪问题的现状、原因、特点、趋势与治理对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此为契机，中国的犯罪学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可以说，新中国犯罪学是在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随着大量犯罪学术专著的出版，大量调查报告、论文的发表以及一大批研究犯罪学的专家和学者的涌现，新中国犯罪学学科体系逐步健全，理论日益丰富，成就日益突出。短短十多年间，中国犯罪学走过了创立到发展的阶段，正逐步走向成熟。除了犯罪学以外，还建立了青少年法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比较犯罪学以及被害人学等新的学科。各政法院系开设了犯罪学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犯罪学方向的硕士、博士，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及成就

符合中国国情的、真实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犯罪原因、犯罪现状与犯罪特点，并提出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对策的新中国犯罪学，尽管同其他国家的犯罪学相比，起步晚，时间短，但是其发展却非常迅速，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创办了有关刊物。

最早建立的全国性犯罪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团体-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成立于1982年6月，原名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1 年改为现名。该学会的分支机构有：青少年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少年司法制度专业委员会、学生越轨预防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工越轨预防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对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青少年犯罪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类型研究专业委员会、农村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港澳台犯罪问题研究专业委员会、重新犯罪控制研究专业委员会等。自该学会成立以来，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术会议，并组织力量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开展了大规律的调查，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此外，该学会还负责主办《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该学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如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边疆地区犯罪对策专业委员会、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矫正专业委员会、犯罪与矫治心理学专业委员等，另外还有几个专业委员会正在筹建之中。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把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中青年犯罪学者吸收到学会中来，目前已拥有近2000名会员。它汇集了全国犯罪学研究的精英，培养了犯罪学研究人才，壮大了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队伍。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共召开了六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于1992年在北京召开，选举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组成人员，讨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犯罪类型、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控制与预防犯罪以及改造教育罪犯等问题。1993年在浙江温州召开了题为：“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的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犯罪现象产生的规律、经济与犯罪的关系、犯罪原因以及预防犯罪、犯罪的具体对策等问题。1994年在江苏镇江召开了第三届学术讨论会，题目仍然是：“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着重讨论了市场经济与犯罪、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的关系、犯罪原因体系及其内容、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农民犯罪、有组织犯罪、社区构态与犯罪控制、流动人口的犯罪控制、社会转型期的犯罪被害和控制与预防犯罪等十个问题。1995年在河南南阳召开的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以暴力犯罪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内容涉及犯罪现状、暴力犯罪概念、暴力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以及从被害人角度分析暴力犯罪原因等。1996年在河北南戴河召开了第五届学术研讨会暨罪犯改造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主要讨论了暴力罪犯的矫治和金融欺诈犯罪的治理对策两个基本问题。1997年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学术研讨会。针对有组织犯罪和其他犯罪，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加强同有组织犯罪及其他犯罪作斗争的建议。在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和新一届学会领导集体。除了开展国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外，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还加强同国外的学术交流，1993年，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第11届世界犯罪学大会；1995年参加了美国犯罪学会第47届年会-美国国内与国际犯罪及刑事司法学术研讨会。

其他的学术研究团体及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监狱学会（1985年成立，原名为中国法学会劳改法学研究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劳改学会，1996年改用现名）、中国警察学会（1992年成立）等。一些政法部门成立了犯罪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如司法部的预防犯罪研究所、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公安部的公共安全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以及山东省监狱管理局都成立了犯罪研究所等等。另外，在一些政法院校建立了犯罪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等。许多政法院校还成立了犯罪学教研室和犯罪学系，例如，北京大学法律系犯罪学教研室、公安大学犯罪学教研室、华东政法学院犯罪学系等。

有关犯罪学研究的理论刊物，如《青少年犯罪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与法》、《犯罪与改造研究》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一定影响。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与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办的《政法学刊》已于1997年出版。同时，各类法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类别的社会科学杂志，也开辟了犯罪问题研究专栏，刊登了大量关于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2.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大批的研究论文

近二十年来，中国犯罪学成就的体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其中有多种版本的《犯罪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专著，有专门论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青少年立法与司法、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预防及各种类型犯罪的规律、特点与对策的论著和论文。据粗略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国出版、印发的犯罪学方面的专著、文集、调查报告等计200余种，论文2000余篇，译著50 余部，总字数达9000余万。（注：参见阴宝家主编：《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P12）

在大量的专著中，以下几部较具代表性：

1）《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王仲方主编， 群众出版社1989年5月版）。本书共分四编30章， 第一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论、第二编违法与犯罪的原因论、第三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策、第四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立法。全书包括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体制、信息系统，违法犯罪的现象与原因，各种具体防范对策以及立法方面的内容。附录有全国人口分类统计、公安司法机关的各类案件统计资料等。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对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犯罪学通论》（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部教材。其内容包括导论、犯罪现象论、犯罪类型论、犯罪原因论、犯罪防治论五篇四十五章，不仅阐述了犯罪学的概念、对象、沿革、类型、特点等内容，而且重点揭示了犯罪的原因、犯罪的预防、犯罪防治决策和综合治理等问题。全书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性强，应用价值高，现已成为许多法律院系的教科书。

3）《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俞雷主编， 公安大学1993年9月版）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全书共分导论、第一、二、三、四部分和附录。分别论述了我国犯罪的现状与特点、规律，我国现阶段犯罪的成因，我国现阶段犯罪发展变化的趋势，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对策等问题。附录则包括了课题研究报告提要、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等内容。本书调查资料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对中国现阶段犯罪状况、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从理论上对犯罪成因问题、犯罪治理对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比较犯罪学》（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全书共分23章，既研究了各国犯罪学发展的历史，又比较了各国犯罪现状、犯罪人与犯罪类型，着重进行了经济犯罪、法人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九个犯罪类型的比较研究；同时，对犯罪原因、犯罪预测、犯罪预防、处罚罪犯、罪犯教育与罪犯改造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介绍了与犯罪学研究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该书理论性和资料性较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5）《犯罪学大辞书》（康树华、王岱、冯树梁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共360万字，分为22个部分，近6000个辞条。 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犯罪学的思想、历史、重大事件、主要理论与学术观点等。它覆盖面广，辞条内容齐全，阐述全面系统，具有犯罪学研究集大成性的特点，对于开展犯罪学研究，推动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该书1996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同年获西北七省特别优秀图书奖。

此外，冯树梁主编的《中国预防犯罪方略》、王牧主编的《犯罪学》、阴家宝主编的《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周密主编的《犯罪学教程》、郭建安主编的《犯罪被害人学》，等等，都为推进中国犯罪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3.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犯罪学教育取得重要进展

如前所述，仅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正式会员已有近2000人，成立了若干专业委员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一大批专门从事犯罪学研究的教授、学者和专家，以及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这些都是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和专业知识，其中有很多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共同研究犯罪问题，一起促进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进步，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理论和实践。现在，一批年轻的犯罪学理论研究者正在成长，犯罪学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地壮大。

在新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者中，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康树华应被重点提及。康树华，1926年12月生，黑龙江省绥化市人。1948年在东北科学院教育学习，1949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工作，1953年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54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至今。康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起草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资询委员、司法部劳教立法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少年犯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40多年来，他著译和主编的著作达30多部，发言论文、译文600余篇，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奖。1992年， 他发起成立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并当选为会长，1997年又连任会长。他长期致力于犯罪学的研究，推动了犯罪学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80年代初，在我国犯罪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几乎与犯罪学研究起步的同时，犯罪学教育也取得了进展，一些法律院系很快开设了犯罪学课程。到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之时，不仅几所重点法学院校和公安院校先后把犯罪学作为必修课，而且其他一些院校也相继开设了犯罪学课程。现在，犯罪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政法院系招收了犯罪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律系1991年开始招收犯罪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为我国犯罪学的理论研究和预防治理犯罪工作积蓄了大批的后备力量。

4.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许多问题基本形成共识

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涉及的学科较多，而且现实生活中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对此，犯罪学研究者如何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深化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找到稳妥有效的犯罪对策，是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犯罪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许多犯罪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基本上形成共识。同国外犯罪学，派林立、各种学说纷繁复杂相比，中国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逐步完善了犯罪学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可以说在尊重和鼓励各位研究者创造性研究的同时，至少在以下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①关于犯罪学的价值：

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a.认识犯罪。学者们认为，犯罪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有害现象，在犯罪学产生之前，人们没能真正认识犯罪的原因与规律，犯罪学的产生，使人类同犯罪的斗争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从而使人们能正确地认识犯罪，并卓有成效地与之斗争。

b.引导决策。政府决策当否与社会治安状况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无业人员犯罪、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犯罪、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等现象，与就业政策、工资政策、教育政策及刑事政策中的某些失误具有一定的联系。学者们认为，犯罪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的科学决策具有指导与引导作用。

c.完善立法。深入地研究犯罪原因问题（尤其是个体犯罪原因），对于制订和完善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刑罚体系与措施，有重要意义。而完善刑罚，恰恰是完善刑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样，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其他立法也具有建议、指导及修改完善作用。

d.指导司法。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对公安、检察、法院和监狱等司法机关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帮助公安、检察机关正确分析案情，及时侦破案件；帮助审判机关认识罪犯的责任，正确定罪量刑；帮助监狱制定有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提高监管水平。

e.防卫社会。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发展，减少犯罪的危害，可以提高监管改造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从而可以防卫社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②关于犯罪学的研究范围

如前所述，关于犯罪学的研究范围，国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而我国的犯罪学研究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犯罪学应该是广义的犯罪学，它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三个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研究犯罪原因和犯罪现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出合理而有效的犯罪治理对策。通过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研究，揭露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存在，导致了绝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因此，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起动手，才能解决这些产生犯罪的社会问题，更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危害，达到治理犯罪的目的。

③关于犯罪学的体系。

体系，从哲学上讲是由若干相关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犯罪学的体系问题，国外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而我国则在10余年间就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犯罪学的体系分为犯罪学学科体系和犯罪学专著教材体系。犯罪学学科体系大体可分为：a.犯罪学基础理论，b.犯罪统计学，c.犯罪生物学，d.犯罪心理学，e.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等。犯罪学专著教材体系，一般认为是“四论”，即绪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对策论。有些专著教材则将上述“四论”作为总论，另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

④关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及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是犯罪学者们要予以解答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我国犯罪学者通过比较和研究，已在此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不必等同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因为两者研究的任务和重心不同。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因此刑法学中的犯罪是法定的，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犯罪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为什么犯罪，犯罪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及如何预防犯罪，这就不能仅局限于研究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而必须要从违法行为甚至最初的不良行为开始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犯罪的进程，防微杜渐，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理犯罪。因此，犯罪学的犯罪概念要比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上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