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范文
时间：2023-10-27 16:59:18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1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3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认识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稳定物价和就业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现下滑趋势，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回落，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综合而言，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信息化）阶段，“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党的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其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再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不唯GDP论，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重启地方竞争，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近年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宏观调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强供给，有的拉动投资，有的激励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重拳出击，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沪港通”试点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接下来，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定向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实施区间调控，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各种突发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进行到底，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促进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张俊伟.“新常态”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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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4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 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三）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5
一、正确认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特征，科学确定税收激励范围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和当前经常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它有其独特的内涵特征，正确认识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特征，是保证贯彻实施中央部署，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建立税收支持政策建立的基础。2009年11月，总理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概括为三点：一是具备重大科技创新特征；二是有稳定和有前景的市场需求；三是产业关联度大，能带动产业结构变革，是未来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从产业本身特征看，新兴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是伴随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出现的新产业，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某产业在一定时期属于新兴产业，但当该产业应用技术进入成熟期而不再出现大的突破或被其它技术更新替代后，它就不再属于新兴产业范畴。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性、创新性、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以及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央基于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发展制高点而提出的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概念，是为解决一系列重大、紧迫的经济社会需求而科学选择的特殊产业，是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举的七大新兴产业，都是围绕当前国民经济发展遇到的焦点、难点问题而提出来的。正确认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特征，也为我们科学确定税收激励范围提供了完整思路。从现行税收制度和政策分析看，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其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上，以及配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类）而实施的各项产业税收政策。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引领经济发展和科技突破创新的基础性作用看，基于整体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目标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凸显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性、明确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导向的政策体系。现行的高新技术税收优惠和产业税收优惠没有完全涵盖或替代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特别扶持要求，并且激励政策相对比较零散，针对性不强，政策力度有待加大。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发展真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遵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增强税收优惠集中度和针对性，提高政策实效性。税收优惠政策作用范围选择必须紧紧围绕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七大类创新工程，以现行国家支持软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为范例，在现有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的低税负的基础上，增强突破重点领域、研发核心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引导科技风险投资、增加科技人力资本，以及扩大消费需求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
二、突出税收激励重点，加大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力度
我国高度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运用税收优惠促进高科技研发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主要通过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优惠、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摊销、企业工资总额税前加计扣除等形式，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通过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企业进行技术成果转让减征企业所得税等形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成果应用。支持低碳、环保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主要通过免征增值税、不同程度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和先征后退、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形式，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国家鼓励的专用设备投资额在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引导企业进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根据国家产业发展需要，以及新兴产业某项具体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实施系统性促进行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进一步促进软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鼓励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应用方面都采取了积极鼓励措施并取得很好效果。今后，应在现有税收制度和优惠政策框架基础上，本着集中资源，扶优扶强，多点实施原则，统筹协调税收政策，形成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税收优惠目标机制。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方式，增强政策系统性和针对性，促进科技、产业、税收政策紧密融合。集合各税种特点和优势，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延长产业链相关企业税收优惠。从顺应产业发展要求和扶持产业快速发展的目标出发，扩大优惠覆盖面，延伸优惠政策，将其扩大到产业链相关上下游企业，提高产业关联效应，增强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提高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注重政策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化不同阶段的衔接与配合，对于不同的产业重点，应有所区别和侧重。细化税收优惠政策与新兴产业规划和项目对接，围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专项产业规划、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项目顺序，有重点地在某些环节加以特别扶持。完善税收制度，增强各税种专项配套调节作用。从以下几个税种来看：
（一）增值税方面。一是扩大享受增值税优惠的产业范围。按照国家鼓励软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思路，进一步扩大该项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全部纳入政策范围。二是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充分考虑自主创新企业研发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的行业特点，允许增值税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同时考虑将企业无形资产投入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使企业无形资产投入可以进行抵扣。三是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鼓励其开拓国际市场，对允许出口的科技产品实行全额退税。
（二）营业税方面。为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对外转让技术或非专利科技成果、特许权使用权等取得的收入，比照对科研单位实行的优惠政策，内销免征营业税，出口实行零税率。
（三）企业所得税方面。一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开发投资大、风险高的状况，在积极构建各类风险投资体系的同时，给予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支持，允许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一定比例的技术开发投资风险准备金。对发生的研发费用进行收益化处理时，可提高加计扣除数额和放宽摊销年限。二是虽然高新技术企业允许加速折旧，但高科技发展变化较快，用于科研开发的机器设备更新频繁且设备贬值速度远高于普通科技开发和一般制造业。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应大幅度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机器设备加速折旧幅度，减少因固定资产的无形磨损带来的资金损耗，增强机器设备更新改造能力。
（四）个人所得税方面。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下，可以细化对高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为鼓励技术创新，激励高科技人员科技开发积极性，对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研究开发人员以技术入股取得的股权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按股权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可减征一定额度个人所得税。二是对高科技方面知识产权转让收入或技术服务收入，可以享受与稿酬类似标准的税收优惠。三是对企业和院校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开发取得特殊成绩获得的各类省市级以下的奖励或补贴，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给予适当扣除。
（五）其他税种方面。出于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目前各地在针对列入本地发展的优势产业，普遍给予了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等地方性税收直接或间接的减征或免征照顾。如何规范，需要中央与地方进一步协调。既要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政策支持作用，又要避免任意肢解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相互重叠、重复优惠政策泛化问题。
三、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效能分析，做好政策落实的后续管理
（一）建立科技税收优惠量化监控机制为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效率，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政策产生最佳效应，防止优惠政策实施方向失控或泛化，应建立有效的税收优惠量化监控机制。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契机，探索相关扶持政策税式支出制度，将税收优惠纳入预算管理，不断加强政策应用与效果量化管理，逐步提高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透明度。
（二）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估机制每隔一定时期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全方位开展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科技效果论证和相应的经济分析。同时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变化趋势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和更新，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6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中国梦;现实启示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总结苏俄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失败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苏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深刻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为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借鉴。邓小平曾积极评价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新经济政策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苏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成功范例，对我国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首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重要任务本应该是如何使俄国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然而，苏维埃政权此时却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严峻形势之下，在这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苏维埃政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实施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农业方面，实行余粮收集制;在流通领域，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全国消费品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人贸易;在工业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国有化;在社会劳动方面，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苏俄人民的积极性，有效地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它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如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它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苏俄经济崩溃瓦解，造成经济危机;农民因利益受到极大“剥削”而;工人不满和士兵叛乱等危急情况也会出现，进而导致国内政治动乱，从而对苏维埃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
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列宁经过深刻的反思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同时，列宁开始重新认识俄国的具体国情，结合实际，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经济政策就诞生了。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己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实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用新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适应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一项粮食政策，主要是由国家强制性地、无偿地从农民手中收缴除农民必需生活供给之外的全部余粮，然后由国家直接分配给革命战争前线的士兵及其他居民。
它在革命胜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它的消极作用也随之越发明显，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1921年3月，俄共十大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确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新经济政策的开端和主要标志。粮食税的实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经济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2年11月，列宁在回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问题时，谈到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他指出，一条是准许小生产有贸易自由，一条是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列宁结合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作用和形式。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又要发展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大生产。无产阶级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和资本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无产阶级最终消灭资产阶级，从而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三）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促进城乡经济发展
列宁指出：“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充分说明列宁已经深刻认识到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加强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必须通过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利用市场，发展自由贸易，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活跃市场，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融合与快速发展。
（四）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鉴于经济遭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物资匮乏，不得不普遍实行义务劳动制度，采用实物形式的平均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苏俄社会经济状况，快速而有效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它的消极作用也随之显现，而且越演越烈，引起了劳动者的普遍不满，挫伤了其积极性，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列宁经过反思，在1918年夏，第一部苏维埃宪法果断地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度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样就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三、新经济政策对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启示
在1922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高度评价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唯一办法”。新经济政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我国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问题的集中体现。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和发展了当时俄国的国民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他却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始终坚持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今天，我国正处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列宁曾经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正基于此，列宁根据当时苏俄的具体国情，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大力促进了苏俄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保卫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目前，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该变。这就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三）坚持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观点，以人为本，重视三农问题
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坚持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三农问题，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人民最迫切和最关注的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发展，促发展，让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伟大成果。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同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密不可分的。邓小平曾特别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能不能好起来。”同志也曾有针对性地指出：“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业的比重相对小一些，但农业的基础地位没变，也不能变。越是二、三产业发展快，越需要牢固的农业基础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面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课题、新任务，我们党必须制定更多的惠民利民政策来解决三农问题，使农业得到加强、农村得到发展、农民得到实惠，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条件。
（四）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深化改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曾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我们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更应该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而且应当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改革。恩格斯曾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预示着中国将处于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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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7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 “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所有这些,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8
1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的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税额少于收集额，纳税后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大企业仍归国有，中小企业允许私营，部分的恢复私人企业，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的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1.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适应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需要的一项临时性的粮食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采用强制的手段无偿的从农民手中征收除了农民的口粮、饲料和种子以外的全部余粮，征收的粮食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直接分配给前线的士兵、城市工人和其他居民。粮食税的实行使农民能自行支配纳税后所剩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极大的高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经济，从而最终实现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1.2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四面包围，一切的产品交换关系被割断。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能采取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随着粮食税的实行，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制度所取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即把市场商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商品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给私人商业以充分的活动自由。
3.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途径。列宁结合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作用和形式。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被无产阶级国家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对小生产和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关系的特点，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也发展了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在资源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2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发挥了指导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自身需求能否被满足极大的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新经济政策探索出一条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研究新经济政策不仅是理解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改革发展出路的需要，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