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时间：2023-03-18 16:16:31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集聚 劳动力流动 收入差距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原因与形成机理，并通过这种原因与机理的解释，探讨某一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本文对国内近年来涉及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探寻出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最近研究进展。
1 集聚经济与产业集聚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造成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效应。产业集聚是指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 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将趋于明显。王晓轩，张璞，李文龙阐述了产业区聚集和扩散的历史形态，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论发展。郝寿义，范晓莉在FE 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用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
2012年，我国专家学者分别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市场潜能与城市服务业聚集程度呈正相关，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 ，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结论；
同时，丘兆逸分析并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 型关系，指出当前的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指数已经超过了拐点。何雄浪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并解释了产业空间分异的产生机理。
2 区域经济差距
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的非均质性出发，探究了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赵祥认为从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看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四个阶段性变化，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场获得是我国区域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赵文哲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两个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解释。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郑长德认为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陈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场效应在市场规模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缩减经济距离，促进集聚经济，达到区域内趋同，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 城市经济集聚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两主体模型，以往作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慢慢被学者纳入研究范围。
覃一冬研究发现中间产品投入、劳动里市场共享和技术溢出都显著影响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但后两者则呈现离心力作用。钱学锋，黄玖立等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提出应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覃一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柯善咨，赵曜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检验得出结果：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
4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张文武将异质性劳动力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多样化贸易成本同时引入空间经济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低成本约束的人力资本比高成本约束的普通劳动力流动更容易打破空间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对称均衡，促使产业空间结构稳定地向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集聚。
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种研究范式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方面也各异，对待劳动力与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及区域房价差异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进而诱发产业转移。
学者认为，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或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地区相对产业份额以及本地与国外市场接近程度。同时，地区工资对市场潜力的弹性系数在0.75-0.77之间，临近高市场潜力的地区，工资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但这种影响在地理范围上比较有限。谢长青，范剑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外来人口变量对区域城市工资存在正向影响，即外来人口引致市场潜能增加并导致区域工资上升的价格效应。
5 企业与创新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引入企业异质性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志之一。
2012年以何雄浪为代表的学者在考虑异质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生产规模、劳动生产率与本地市场需求的关系；影响地区企业效益的系列因素；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两个层面对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依次为本地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进出口总额，且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认为资本收益率、市场环境的完善、企业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增加、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间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固定成本呈正向变动关系。
在创新方面：徐海英，朱国传关注和评价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嵌入" 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进展情况，同时也对中国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做出一些思考。陈永志，张美涛认为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区位等是影响国际价值的新因素。因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中，必须加强科技研发能力，使知识尽可能大的发挥外溢效应，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 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建立激励创新制度，吸引和培养人才，丰富我国的人力资本资源。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空间格局；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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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作者简介：年猛（1983―），男，安徽宿州人；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聚集
一、 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广泛地结合。从此，“经济”这一传统概念已不再单一、单维，而是具有空间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超出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开始关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并且逐步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改变了以往只关注时间维度的问题，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扩展到了空间范畴，标志着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深化与广化。
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从理论上借助消费者行为和企业管理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对区位选择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CP模型重点关注了空间经济结构的问题，从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关系入手，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第一次从微观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研究进行了指导。该文的发表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端。
克鲁格曼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其本质上任然是研究区位选择的问题，不过其入手点却是在空间角度，重点关注经济活动与区位选的空间关系。在空间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而被经济领域越来越关注和研究的现在，克鲁格曼当时的观点具有十分明显的前瞻性。他对研究空间与区位问题的重要性曾指出：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次，在某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市场中，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可以认为是一致的，两者的界限并不明显。最后，随着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但是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却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撑。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
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新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十分综合的学科，它涵盖了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以及经济增长等领域。为了更好的研究区位和空间选择的问题，新经济地理学把多门经济学科进行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其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同时新经济地理学以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作为分析基础，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进行考察分析，对区位选择与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一些极具创新性的观点，开阔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更好地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指导。
新经济地理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但是其本质上是建立在多个传统经济理论综合的基础上的，所以它也不可能超越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对于一般均衡理论的运用，并对空间这一新经济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它也依然具有，比如，一般均衡理论的使用方法，其核心模型条件苛刻的约束，求解过程方法的争论，结论与实际现象差异的解释等。
二、 新经济地理学的缺陷
1. 一般均衡应用的不足。在克鲁格曼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创新点就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进行了问题的研究，但是很多经济学者都指出其理论的最大的缺陷也恰恰在此。他们认为克鲁格曼并没有真正运用一般均衡理论进行建模和求解，从本质上其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局部均衡的视角下的。
克鲁格曼构建和求解CP模型时，他首先假定市场上企业的个体行为并不能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或者说企业间不存在相互博弈。然后通过寡头垄断的相关理论对企业间的行为加以界定，他认为市场上的企业实际上是处于Cournot或Bertrand竞争的某种状态。所以企业自身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其他产品的价格和市场总供给。同时垄断状态下，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权利，也就是可能处于市场价格制定者的位置。对于企业自身的产品，企业具有一定的价格影响力。进而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谋取更大的利润。在这一假设下，企业边际成本是市场份额的递减函数，在超额利润的刺激下，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对区位选择进行影响，产生集聚效应。
而整个市场上企业间的非独立正是一般均衡的重要方面。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市场上任何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对其他企业与其他产品产生影响。同时一般均衡的市场上，市场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企业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单一厂商供给的任何变化都会带来市场总供给的变化，即总供给不可能为常数。显然，克鲁格曼的一般均衡视角，假设中的垄断状态，价格和总供给不变化等，在理论构成和建模过程中，仍然属于局部均衡的范畴。
2. 建模与实证的问题。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了现今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是数学模型是对实际问题的抽象化，其约束条件的存在使得模型与实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对客观存在社会关系的描述问题等，所以模型解决经济问题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CP模型也同样不能避免。
空间维度的研究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大创新点，但是咋CP模型中假设区域是同质，即认为本质上区域是没有差异性的，但是实际中不同区域因其所处的位置不同，所包含的自然资源不同，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基本不存在同质的区域。同时CP模型中，区域被抽象为一个点来进行研究，只关注了区域间的联系问题，比如区间运输距离，运输成本等，但是区域内部的相关问题被忽略了，CP模型假定区内运输无距离也无成本，但这是与实际极为不吻合的。CP模型中，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投入，这样确实便于问题的研究与解释，但是实际中存在多种其他的投入，比如土地投入。而且对投入问题的简化，也带来对土地租金，外部性等问题的忽视，使得CP模型进一步的脱离实际。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还使模型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解决，最优解存在问题；模型的一些简单假设与现实不符，但放松假设又导致模型无法处理，造成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必须修正模型但又无法修正的困境。
模型数学上的严谨性保证了模型推导过程本身的正确性，但这并不能保证结论对于指导现实的正确性和实用性。现实中的变量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表征指标，实证过程中不得不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3. 对于集聚解释的缺陷。聚集对区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古典区位论与区域科学由于完全竞争框架下进行分析，很难推导出聚集，正如斯特瑞特所认为的，城市、区域专业化和贸易在一个同质的空间经济中是不会出现竞争均衡。对于这个有点令人惊讶的原因分析和很少提到的结果是空间专业化的非凸性阻止了竞争均衡的出现。新经济地理学可以被看成是解释这个理论死结而出现的，可以通过结合贸易和区位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运用D-S框架、冰山运输成本、演化和计算机技巧成功地解决了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进而成功地解决了聚集的问题。然而，即便几个建模策略被用来研究经济聚集的出现，但是对于聚集研究的潜力还没用真正的探求出来，就连克鲁格曼（1998）自己也认为：到目前为止，新经济地理极大地依赖于D-S框架、冰山运输成本、演化和计算机建模策略。同时在运输成本足够高使得贸易不能发生的情况下，聚集也有可能发生。在Behrens（2004）看来，空间均衡的类型被移动要素与非移动要素的比率所决定，比率越高，聚集越大。因此，与一般的观念相反，聚集不是贸易的“副产品”，它有可能出现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因此，可以认为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聚集分析还存在以下几个缺点：第一，新经济地理学缺乏福利分析，第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两个区域假设来自于贸易理论，而这种假设不能解释以丰富和复杂层级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第三、与事实相关的基础问题是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型太过简单：营业利润常常支付给了熟练工人；第四，新经济地理过分依赖于新的垄断竞争模型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均质空间中，在哪里聚集这个问题也是新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拥有不完全信息的经济人彼此之间充满了对策博弈，新经济地理下的垄断竞争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环节，藤田也承认，新经济地理学忽视了个体博弈分析确实是一种缺陷这种观点。
三、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CP模型的相关方面。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对模型中的假定进行完善和约束的放松，并对最优化求解的过程进行优化，同时合理运用更加成熟的理论工具，比如区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并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模型中已经涉及的因素外。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1. 扩展研究范围。新经济第地理学对集聚问题的提出和解释是其核心之一，但是通过CP模型对集聚的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CP模型通过约束条件和最优解，对集聚的向心力进行了基本的解释，但是并不充分。而对于集聚离心力的解释就更加不能让人信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扩展研究范围，即对CP模型进行完善和优化，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垄断竞争模型。
（1）CP模型的拓展。CP模型是建立在静态框架下，因为在模型的假设中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零，对于集聚的动态性的研究不够，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对集聚的影响。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率的重新假定，对模型中加入经济动态变化因素，从时间维度上进一步解释集聚现象。对于抽象为一个点的区域，在CP模型中加入与区域内部因素有关的变量。对区域内部的运输距离与运输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加入其它产品与农产品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于区间因素的研究也要扩展，重要是需要加入对政策因素的研究。应通过某种方式将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引入CP模型，考察政策实施效果对经济空间结构，或者说对于集聚的影响。
（2）扩展垄断竞争理论。D-S垄断竞争模型可以看作是CP模型的基础。在CP模型中对于集聚的解释主要是依靠附加上的运输成本的分析。但是经典的D-S模型中，因为隐形成本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是不变的，所以均衡价格与市场空间分布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运输成本这一附加因素，作为经典D-S模型中的隐形成本，是无法对集聚产生影响，也就不可能成为集聚的原因。所以需要对垄断竞争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考虑竞争性效应，建立能够体现价格和市场环境之间关联的模型。
（3）深入研究集聚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对于集聚的解释主要针对集聚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对集聚产生的过程和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对于集聚产生的过程的研究，需要增强动态方向的研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理论框架。对于集聚未来的趋势，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区位选择的关系研究，或者通过对贸易与集聚的关系研究，来实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同时，集聚的现有解释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上的解释不足，背离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初衷。需要从微观层面上的深化建模，进行实证分析。
2. 加强实证研究。线性模型是较容易进行实证研究的，但是新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范畴涉及规模报酬递增，一般均衡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等，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这也就造成了其核心模型实证研究的不足。实证研究应该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变量的选择上入手，确定约束条件，界定因素关系，精确量化变量，明确处理方法，以进一步深化实证研究。从抽象的数学模型出发，逐步放宽约束条件，最终实现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对模型进行修改和完善。
（1）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达瑞坦和欧佛曼提出，对区位选择的实证衡量方法应该具备5个特点：在不同的产业间是可以比较的；能够控制覆盖整体经济活动的集聚水平；能够控制产业的集聚；对于规模与集聚的概念是公正的；对于最终的结果给出明确的指示。基于以上观点，有学者已经通过对产业集中化程度的地理分解性数据进行检验，研究不同的产业之间集中化水平，同时分析大城市间产业组织分层结构的现象。
（2）本地市场效应的实证研究。可以运用双重规范差异模型来检验本地市场效益的存在。比如通过对两个隶属于普通优惠性贸易区域的出口国产品的出口研究，研究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和运输成本的关系。通过对克鲁格曼模型的扩展，可以为分析跨国范围的本地市场效应创造了一种新的检验性框架，检验在多国范围内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一国的生产对其本国市场的相对大小和与国外市场的相对距离的依赖关系。同时，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跨行业数据进行检验，分析本地市场效应理论的存在。
（3）多重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累积过程与多重均衡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跨区域的经济活动分布中存在多重均衡，这些多重均衡的状态依赖于历史性的事件或预期。尽管在区域多重均衡的理论拓展方面存有较多的研究，但是目前仍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证明这种多重均衡在真实经济中是否也同样显著存在。
四、 结论
现今，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正是解决新经济地理学困境的一个新尝试。不同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同质性企业假设，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垄断竞争和企业异质性为切入点，分析企业成本差异、效率差异与集聚经济的关系，构建了新新经济地理模型。尽管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极大反响，但仍需要在本地效应，城市集聚的微观基础，组织行为与企业布局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解析异质性企业与集聚经济的微观机理，以不断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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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秉镰，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代物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伟博，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4篇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9 结论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新”新经济地理学 企业区位选择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国际间行业内贸易量快速增长、企业分布全球化、产业集聚等现象的大量出现，传统理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解释越来越无力，直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本文系统梳理了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经济学最新分支的理论脉络。
二、古典区位理论与新古典区位理论下的区位选择
将地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826）最早注意到区位对运输费用的影响，他指出距离城市远近的地租差异是决定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的关键因素。由此他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呈六个同心圆状分布的农业地带理论，即著名的"杜能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发表了两篇名著《论工业区位》（1909）、《工业区位理论》 （1914）。他认为运输费用决定着工业区位的基本方向，理想的工业区位是运距和运量最低的地点。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区位理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美国学者Isard 创立的“区域科学”和Alonso 开创的“新城市经济学”为大家所熟知。Isard （1949） 致力于将古典区位理论整合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建立一个完整的关于经济活动区位问题的分析范式，但其始终未能建立起关于区位的一般均衡模型。随后Alonso （1964） 提出城市土地竞租理论，以完整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分析城市居民和企业布局、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行为，揭示了城市内部空间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
新古典区位论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均衡与空间竞争，其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从比较静态与最优化角度分析企业区位选址问题。然而，新古典区位论的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沿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品同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这极大的影响了其理论对于现实中企业区位选择现象的解释力度。
三、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下的区位选择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CP模型），它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在分析中，克鲁格曼将D-S模型（Dixit，Stiglitz，1977）拓展到了两个区域，在两个区域对称分布的初始状态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导致流入区域市场规模增加，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入驻；企业聚集区域的商品由于包含较少的交通成本而使得价格较低，从而产生“价格指数效应”吸引劳动者流入。这两种效应产生循h累积因果关系形成聚集力。同时，由于农业劳动力不可流动，并且一个区域内企业增加会导致竞争加剧产生“市场竞争效应”，从而产生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的权衡形成区域聚集或扩散的格局，其中贸易成本是关键参数。
1999年Fujita等人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1年Brakman等人出版了《经济地理导论：贸易、区位与增长》、2003年Baldwin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这三部著作的出现标志着新经济地理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并趋于成熟。
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对经济学来说是把空间概念引入经济系统，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在C-P模型（1991）的基础之上，大量拓展模型相继出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也得以不断完善。Martin 和Rogers （1995） 的自由资本（FC） 模型、Ottaviano 等（2002）的OTT 模型、Forslid 和Ottaviano （2003）的自由企业家（FE）模型都是其中重要模型。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产业层面的异质性，然而，现实中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企业劳动力的异质性要明显得多。因此，借鉴国际贸易领域“‘新’新贸易理论”的思路，研究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的又一次突破。2006年，Baldwin与Okubo共同发表的《异质性企业、集聚与经济地理： 空间选择与分类》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端。
Baldwin 和Okubo（2006）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了自由资本（FC）模型中，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文章有两个主要结论，选择效应：由于高效率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也能够应对大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大市场总是倾向于吸引高效率企业的迁入，并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迁移至大市场的意愿越强烈。分类效应：随着高效率企业迁移至中心区，中心区市场竞争加剧，中心区低效率的企业将不得不向小市场转移以逃避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高效率企业定位于大市场和低效率企业定位于小市场的格局。
五、结论
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些研究结论与现实经济更为贴切，能够有效地说明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中国处于转型发展时期，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可以预见，新经济地理学，尤其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将是下步国内研究的一个重点。
参考文献：
[1]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3）.
[2]陈勇兵，康吉红，王艳.“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脉络梳理与展望[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边境贸易；乃堆拉山口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051—09
作者简介：李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020）；常亚青，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讲师 （上海 200237）
边境贸易是毗邻国家之间特有的一种经济贸易形式，它既是一种初始形式的国际贸易，又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世界贸易组织（WTO）把边境贸易定义为“两国边境地区居民和企业在距边境线15公里以内地带从事的贸易活动，其目的是便利边境线两边的人民互通有无”。
因此，在考察和分析边境贸易这类特殊形式的国际贸易时，必须将边境的地理因素考虑在内。由于存在“国界”，边境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一直以来被认为会受到各类非经济因素的限制。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使得边境贸易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天然联系，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和循环因果积累效应生发的重要基础。所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视域下，尽管中印边境贸易在历史上饱受挫折，其当下交易规模也不大，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印高层政治往来日益频繁，中印边境贸易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带来边境地区两国国民福祉的增进。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的边境贸易
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边境相当于一种非正式的贸易壁垒。边境人为地阻隔或增加了消费者或生产者的市场中心距离，导致运费和商品消费价格的升高，从而限制了市场规模和消费者数量，使得边境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荒漠地带。
然而，与传统经济地理理论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将边境视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天然屏障，边境贸易是推进贸易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认为，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个国家集聚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由此改变生产要素集聚的地理分布，以及地区间乃至国家间的资源分配结构，造成需求偏好、技术成本和要素禀赋的国别差异。边境贸易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上述差异累积的内生性结果。
一方面，边境贸易通过改善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以缩短贸易运输距离，从而引发消费者和生产者在边境地区集中，加强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的集聚效益；另一方面，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边境地区的竞争优势以及国家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式也将得到自我强化，形成循环因果积累效应，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向边境地区集中。由此，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和论证了比较优势在边境地区的空间整合。可见，同样是从对“边境”经济学含义的解读出发，新经济地理学从动态的和发展的视角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地理学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国地域辽阔，边境线绵长，接壤国家较多，所以边境贸易是对外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古代的丝绸之路、近代民间的马帮等都因边境贸易繁荣而形成。建国后边境贸易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延边地区的开放，边境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李光辉：《加快边境经济贸易发展 提升沿边开放水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由于延边地区多是相对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就对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增加边境地区就业、推动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的市场化、培育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李光辉、袁晓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边境贸易政策研究》，商务部课题报告，2008（11）。
中印边境贸易也是旨在改善西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中印边境贸易的历史演进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贸易往来古来有之，两国边民之间也经常互通有无，国内甚至还有少数民族跨境居住。中印边境贸易主要是以、云南为主，其中对中印边境贸易起到的作用更大。
首先，的西南部由于与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四千多公里
杨平学、张增明：《乃堆拉开放影响及对策建议》，《南亚与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页。
在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边境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建国后的1953年，按人民币计价的边境进出口总额为1387万元，1956年增长到2950万元，1957年为2878万元，此后边境进出口总额下降，1972年仅为124万元；1986年边境进出口总额有所恢复，为2876万元，1989年增长至5205万元，1993年更是跃至7760万元，1994年竟然突破了亿元大关，到了上个世纪末，边境进出口总额已接近10亿元
参见陈继东《开拓南亚市场及其特殊性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44页。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克鲁格曼 新贸易论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与新贸易理论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通过强调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并将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区位（或称经济地理）联系起来，将其引入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中。其目的在于将一直被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论的基本理论做简要的介绍。
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长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忽略了空间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讨论几乎都无法使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实中的表现，并未向世人展现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同的经济图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空间，丰富和扩大了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涵。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就是收益递增假设，这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以往这两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三者以及这三者间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领域也是传统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范畴。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将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化，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就只能将经济地理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从新的领域、新的视角得出一些关于传统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经济学家们关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带来第三次大飞跃，而被视为第四次大飞跃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发表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随后的1991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发表了《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前者是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后者则主要针对内生增长进行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山之作、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并确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地位的两篇著作，则是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一）中心――模型
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该模型展示了两个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并且解释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为何是在发达地区集中而非不发达地区集中的情形。
该模型假设前提是整个经济活动中只存在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其处于完全竞争模式；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其处于垄断竞争模式下。该模型中，一开始运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很高导致了贸易自由度低，这时这两个产业是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但随着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不断下降并降到中间水平时，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大。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业涌入该地区，因此形成了企业集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被打破，从之前两个部门（农业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以制造业“中心”、农业“”的中心――模型。这样形成的不均衡发展，在累积过程驱动下扩散到整个地区，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最高层次的影响。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地带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许多层次上都会发生，收益递增在最低层次对经济地理的影响就表现为产业的地方化。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克鲁格曼举了一个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为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战后，达尔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鲁格曼还列举了几个相类似的例子旨在说明地方化的逻辑是类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地区大量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为更多的厂商和工人集中到该地区提供了激励。由此导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潜在的资源和技术决定的，但克鲁格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和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特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偶发原因，由此引发了区位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历史的偶然”一旦产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长期的聚集结果，虽然在产业区位和聚集经济中，这种聚集结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产生的这一区域和城市模式其实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空间活动模式均衡，但无论如何，这种长期聚集的结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就会被“锁定”下来，很难发生变动。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产业扩散
1996年蒲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的模型。这一模型试图通过弱化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产业扩散的作用，提示国家间的产业扩散更可能因为劳动效率的变化而发生。原因在于，如果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由此带来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因为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导致的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抵销运输成本变动所带来的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因此，为了规避或减少工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和生产开始向周边国家的转移，来满足其最终需求。而在前向与后向联系较强的国家，即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1999年，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富国），这一国家与另外两个国家（穷国）存在着工资差异。随着富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开始向穷国转移以获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两个穷国在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相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随着两个国家内部产业联系的增强，这种均衡被打破，一个国家领先的优势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则因此而落后。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富国与穷国共存的模式。而随着产业以获利为目的由富国向穷国转移，这也使得穷国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自身产业的发展而进入富国的行列这一可能性得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产业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也都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的态势。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1996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规模报酬递增性的产业（均为制造业），解释了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的强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一模型表明：当产业间联系与产业内联系共存，而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一国的厂商而言，必须通过位于另一国的厂商联系才能获得最重要利益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国家对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实现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而贸易成本又比较高时，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也都无法实现在某一国家的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也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加，这时两个产业中的任一产业才能实现在某一国家集聚的可持续性。产业内的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
三、新贸易论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中的国家间贸易，并没有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言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同质性较高的产品贸易量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产业专业化上获利，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这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其实关系不大。在以上理论前提下，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也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国家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一样适用。新贸易理论还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使得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此来创造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能。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国家和区域为创造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主动地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空间这一地理因素考虑其中，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经济地理学，更创造性地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
总的看来，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还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的问题。因为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断在该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他们的视角及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地理学家还是不一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古典区位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聚集模型等，这些研究对于传统地理学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长期忽略了空间因素的经济学而言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以强调空间因素著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这一方面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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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8篇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世界为基础，即标准化的静态均衡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对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历史积累作用为基础的聚集经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解释空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贸易理论与厂商的区位选择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在该模型中，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①形式内生。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喜欢多样化的消费，而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产品生产的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为了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他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由此，该模型的逻辑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鲁格曼曾说“天赐神物或来自真实世界的神物很惊喜地在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独特的领域中被发现。”
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e.)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这种“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强调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与传统（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它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见表1）；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报酬递增思想、复杂科学所强调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即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中心—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等。
二、克鲁格曼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开始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能够导致收益递增。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并阐明由于处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s模型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即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由于垄断竞争的特性，其要素报酬也越高，从而越吸引劳动力的集中——如此便可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克鲁格曼在d-s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克鲁格曼(1991) 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并建立了他的中心—模型②(the core-periphery model)，认为两个对称的区域会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周边区域，从而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的内在运行机制。克鲁格曼在模型中指出有两种力量决定着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是收敛还是扩散：向心力（centrepetal force）以及离心力（centrefugal force）。向心力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分布反映在产业层面上就是产业集聚，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非常重视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中心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总是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同时并向小市场出口的趋势；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对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进而节约了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支出；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少的地区集中，也就是说，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就会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向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进；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的扩散。该模型的主要经济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②，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中心—”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人中的制造业份额。这一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中心一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经济一体化的反义）。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的力量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工资的诱惑而向集聚区内迁移，这一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后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中心—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中心—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产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中心—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货币外部性①”，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货币外部性”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1991)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货币外部性”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外部经济的重要性程度就更广泛一些，尤其是与市场规模效应变化有关的外部经济”。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货币外部性”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克鲁格曼（1991）认为，正是与供给、需求相关的货币外部性导致了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和中心——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货币外部性不产生福利影响，也不会产生动态性问题。但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假设下，货币外部性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克鲁格曼(1996)还建立一个动态多区域模型( “race track economy”model)来解释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力量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结构部分呈环状等距离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fujita venables合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产业集群模型中。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交通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克鲁格曼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①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在克鲁格曼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克鲁格曼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small accidents of early history）对经济地理形态的影响，这样，既然产业集聚是经济地理形态发生变化的主线，因此，用“历史的偶然”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集聚形成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克鲁格曼也承认制度的重要性，认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为本地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借助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增长点就会凭借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等报酬递增优势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图1总结了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的过程机制。
三、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观点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贝尔托拉(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波斯玛（boschma，1994) 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恩格尔曼与瓦尔兹(englmann and walz,1995), 瓦尔兹(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与厂商对不完全可贸易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那么仅仅因为拥有中间产品数量多寡初始条件的差异，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垂直的产业联系便会导致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沃纳斯伯尔(1996)从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促成集聚，即通过制造业中间产品“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成厂商的集中而形成产业集聚而生产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的联系作为经济集聚的机制，其背后首先是生产要素集聚，正是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一个国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内范畴的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沃纳斯伯尔(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沃纳斯伯尔与李茂(venables and limao, 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贸易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人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察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市场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对贸易方式或生产方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市场中心的位置与要素的禀赋状况无关，它是外生决定的。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cism)①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鲍德温(baldwin,1999)指出，由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产业的垂直联系，因此集聚的向心力量有两种:需求联系与成本联系，据此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复杂的集聚模型。鲍德温认为，仅仅根据前向联系的内生资本产生的需求联系效应建立的简单模型就可以分析产业集聚的许多动态问题，如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区域自由化与产业集聚等。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 & 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如果说克鲁格曼（1991）重点研究了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前提的话，henderson（1999）则对规模经济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规模经济来源于企业之间关于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信息的交流，如哪个供应商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公共产品的成本的共同承担，如果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中间产品投入，由众多企业进行分摊更利于企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开发中，相比前期研究，后继研究往往风险更大，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对企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大的规模无疑对信息分享、公共产品负担以及研究开发的联盟有重要作用，这是规模经济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此外，henderson（1999）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henderson 、shalizi和venables(2000)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2000）分析了29个虚拟群，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产业转移；NEG；解释
产业转移作为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和政府的关注。经典的产业转移理论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刘 易斯，1978）、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岛清，1987）、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1966）、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1977）和“雁行模式”理论（赤松，1932）等分别从产品、企 业、产业的角度考察了产业转移的原因。不过，上述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及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束缚，它们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把产业转 移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差异性，或者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所在地区 要素条件的不同要求。事实上，产业转移的基础不必然是“第一自然”（the first nature ）的差异，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运输成本的下降也能促进产业的集聚、扩散和转移。 以Krugman（1991）经典文献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NEG），基于集聚力和扩散 力的相互作用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并存的现实世界中产业转移现象提供了另一种发人深省的解释。［1］遗憾的是，尽 管现有综述性文献均将NEG作为解释产业转移的一种理论，［2］［3］但并没有一 篇文献全面总结NEG对产业转移现象的解释。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产业转移机制、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产业转移的 经济福利效应以及促进产业转移的主要措施及效果评价四个方面梳理NEG文献对产业转移的 解释，并希望通过这一总结对我国产业转移实践提供参考。
一、产业转移机制
在NEG文献中，与产业转移对应的概念是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①产业 扩 散（industry dispersion）、产业区位再置（industry relocation）和产业变迁（indust ry churning）。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同，NEG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D-S框架（或O TT框架）下实现了立足于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奠定 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分析的微观基础。特别地，它强调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 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②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运输成本的变化，企业的 利 润结构以及个体的福利结构也随之改变，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个人依据福利最大化原 则进行区位选择，最终导致新的区位均衡形成，这一过程往往也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过程 ，即产业转移。本质上，这种产业的集聚和扩散过程是经济活动前后向联系的循环累积结果 ，具体表现为以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所构成的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 互作用过程。
根据产业集聚和扩散具体过程的差异，现有NEG文献关于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 三类：区域要素迁移模型（CP、FC、FE、LFC、LFE）、产业垂直关联模型（CPVL、FCVL、FE VL）和要素累积驱动模型（CC、GS、LS）。其中，区域要素迁移模型将产业转移归结为要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所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变 化。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则认为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前、后向联系，在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和工 业品需求长期增长的情形下，核心和地区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核心――边缘 结构不能维持，进而发生产业扩散。要素累积驱动模型则通过引入资本形成、资本折旧以及 知识资本溢出强度等概念，认为产业转移只不过是不同地区产业份额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 ，资本收益率高的区域、知识资本溢出强度大的区域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形成而占有更大的 生产份额。
以产业垂直关联模型［4］为例，我们简单阐释NEG对 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在一个两地区（区域1、2）两部门（农业A和工业M）两要素（劳动L 和中间产品I）的模型中，工业部门为垄断竞争部门，区域内部无运输成本，区域间存在运 输成本T，农业部门收益递减，生产函数为A(1-)=[SX(]K[SX)]([SX(]1-随着L的上升，产业集聚在某一地区（地区1）的核心――边缘结构不能维持，原因是收入 增长使得工业品需求增长更快，而工业品生产集中在地区1，从而w1和 1都增加。一方 面，w1表明地区1生产成本上升，成为促使产业扩散的因素；另一方面， 1和w1都上 升表明地区1有更多的产 业集中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因而地区1的支出份额相对上升，加强了后向联系，是一种集聚 力。最终，L上升所导致的净效应取决于相对工资变化和后向联系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就是说，在相对工资变化效应大于后向联系强化效应的情形下，产业将由地区1向地区2转移 。
二、 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规律
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同，NEG把经济空间高度抽象为同质平面，从没有任何外生差异的 前提条件出发讨论产业空间布局的内生演化。因而，一方面，产业转移的NEG解释与以“外 生比较优势”为基石的传统产业转移理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另一方面，撇去表面和外生 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产业转移的特征、规律及深层次影响因素。
（一）产业转移的特征
由于NEG模型大都为非线性模型，而非线性过程与新古典的平滑连续过程完全不同，因而， 在NEG文献看来，产业转移具有与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下完全不同但更接近现实的特征。
1产业转移的突发性与区位粘性。突发性集聚与区位粘性是NEG的两个突出特性。其中，突 发性是指“当处于对称均衡且贸易自由度很小时，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区位，当 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自由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集聚”；区位粘性则被称之 为“路径依赖”，即不论何种原因，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那么在较 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会被锁定在这种模式或路径上，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支 付很大的成本或较强的外生冲击。［1］这两种特性在产业转移上的表现是，当影响 产业转移的因 素出现时，并不立即导致产业转移，只有当这类因素不断积累，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这类因 素的轻微变动则会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正因为某地区的产业具有区位粘性，这种引起 产业转移的因素必须大于原有产业布局的内生约束力，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才能改变原 产业区位。
2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与自我强化效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NEG的核心内容，也是产业转 移机制的持续动力。产业转移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论是包含市场接近效 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集聚力还是专指市场拥挤效应的扩散力都有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当地区 1的扩散力大于集聚力时，产业向地区2转移，而随着产业流入，地区2的市场规模增大、生 活成本指数下降，从而企业的利润和个体的福利都会提高，这将进一步吸引产业流入。显然 ，这一产业转移的加速过程就是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和自我强化效应的具体表现。
3产业转移的预期自我实现效应。存在不同结构叠加区是核心――边缘模型的重要特性之 一 ，它表明当人们的预期发生变化时，人们将根据变化后的预期，任意选择对称结构或核心― ―边缘结构作为其工作和居住的区位。同样，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也受人们预期的影响，这 种预期起作用的依据是有效性原则，即每个个体都认为大多数人选择的区位是有效的，否则 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该区位，因此每个个体都选择大多数人选择的区位，这样，人们的预期就 导致了产业向特定区位的转移。
4产业转移的价值链环节分离特性。Duranton 和Puga（2002）研究了城市结构从部门分工 到功能专业化分工的转变，发现这种转变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5］ 研究表明， 远程管理成本下降导致城市和产业结构均衡的变化，城市从部门专业化（总部和工厂在一起 ）到功能专业化（总部和相关的商业服务在大城市集聚，而工厂则在小城市集聚）转型。即 产业转移呈现出总部和生产环节背向转移的新特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向信息发达、对外联 系和交往密切、政府效率高、人才充裕、专业化高效服务密集的发达地区（大城市）转移， 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工资、地价、租金相对便宜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转移。
（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NEG文献不仅考虑了两地区两部门的产业转移过程，并探讨了多地区多产业的产业转移规律 。结合KFV框架③对5国7产业模型模拟分析的结论，我们将NEG关于产业转移一般规律概 括为以下方面。
1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地区转移时，一般是依次转移的，也就是说，产业会优 先 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只有当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丧失优势后，产业才会向下一个 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
2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转移，因为密集使用劳动，所以此类产业对工资差距较为敏感，因 而 最先从核心地区转移出去。而且，后转移产业的转移速度比先转移的产业快，并且转移可能 存在不连续性，原因在于首批转移的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有助于其他产业的进入。
3消费指向的产业首先从集聚体转移。由于消费指向产业绝大部分需求来自于最终需求， 而 非厂商的中间需求，因而这类产业与最终需求市场，即人口相关，而与产业集聚地的关系不 大。
4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首先转移。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很少依赖其它厂商的供给，这些产 业 的区位选择对工资差距更敏感，没有太大必要选址于产业集聚区，因而，它能较早地转移。
总之，NEG文献认为，关联度最弱的产业最先发生转移，但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过程中甚 至出现交叉反复现象；关联度最强的产业虽然转移时间较晚，但由于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其 转移的速度也最快。
三、 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
NEG文献关于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分析是建立在NEG模型基础上的，不同的模型类型其对 应的福利效应稍有差异，但大都为基准模型福利效应的拓展。从一般性偏好和功利主义的社 会福利函数出发，通过对求解所考察区域在均衡点附近产业分布的微小变动对该区域居民效 用的影响，可以推导出如下的福利分析一般框架：④
[SX(]dV[]VE[SX)]=(p-p)dm-mdp+(p-a)dQ+Q(-ax)dx+([SX(]Vn[]VE[SX)]) dn+rdK-ds
其中，(p-p)dm-mdp部分为瓦尔拉斯效应，即忽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时的效应 。它来自于产业没有发 生区位变动时，区域间贸易数量变动和初始价格差的乘积(p-p)dm与边界价格变化和净 贸易量的乘积-mdp之和，也就是说，瓦尔拉斯效应可以分解为贸易数量效应和贸易价格 效应。
(p-a)dQ+Q(-ax)dx+([SX(]Vn[]VE[SX)])dn为生产租金、规模和区位效应，它表示的 是经济系统具有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时的效应（简称ICIR效应）。其中(p-a)dQ为生产 租金效应，也就是说，如果部门中存在纯利润，(p-a)＞0，那么该部门产出的增加会提高该 区域的福利水平；Q(-ax)dx是规模效应，因为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平均成本随 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即-ax为正值，故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该地区的福利；第三项 ([SX(]Vn[]VE[SX)])dn则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效应，即多样化效应（[SX(]Vn[]V E[SX)]）和区位效应（dn），多样化效应是指生产种类的增加会提高国内福利，而区位效应 体现了产品生产区位变化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变化。
rdK-dS表示累积效应和转移效应。在NEG的CP、FE、FC等模型中，世界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存量是固定的，故不存在储蓄，在这种情况下，rdK是生产要素转移对该地区消费支出的 影响。而在CC、LS和GS模型中，所考察区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储蓄，这种情况下，资本形成 有两个相反的福利效应，其中，rdK反映的是资本存量扩大，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支出水 平。取值为正，说明资本形成的福利效应为正向效应。但-dS表示的是，要形成资本必须降 低消费。因而，它对 目前的效用具有负效应。由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知识的增长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源 泉，故累积效应又被称为增长效应，或者动态效应。
显然，NEG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关于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考察不仅全面（远远超出了 单纯的产品生产区位变动带来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当然，上述基准福 利分析框架并非完美，但其可拓展性为未来进一步考察产业转移的产业升级效应、就业效应 和城市化效应等提供了平台。
四、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
早期的NEG文献重在解释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产业转移（集聚和扩散）机制，很少涉及政府的 干预措施以及相应的福利变化。但“”地区和即将沦为“”的地区并不甘心接受“ 中心――”的空间秩序，它们采取各种措施与“中心”地区竞争产业区位，同时，国家 当局为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也采取了补贴、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进行产 业和空间规划等政策措施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因而，近年来NEG文献也对影响产业转移的 政策措施及其效应进行了剖析。［6］［7］
(一)税收优惠竞争
税收优惠竞争是区域间进行产业区位争夺的古老而又盛行的手段，目前仍 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区域的竞争中。与新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税收优惠与产业转移的线性对 应关系不同，NEG认为，由于集聚租金的存在，低于某一门槛值的税收优惠并不能吸引产业 转移，但一旦超过门槛值，微小的税收优惠能使产业区位发生突发性转移。［6］［7 ］［8］而且，税收优惠竞争的效果还受区域间运输成本的影响。此外，也有 少数学者进一步论述了税收优惠竞争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 在特定的方式下，区域间税收竞争与地区内政治竞争的互动能够产生最优的公共品供给，进 而影响产业的区位分布。［9］
(二)公共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基础设施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区域间的差距通常表 现为基础设施的差距，而且基础设施的差异通过影响企业区位分布进一步影响区域差距。因 而，为了争夺产业区位，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竞争以及区域间基础设施改善也是常 见的措施。NEG文献分别从理论和经验［10］［11］［12］两个层面分析了公 共基 础设施改善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理论分析的结论认为区域间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竞争存在负的 外部性，基础设施质量差异则有可能吸引产业，促进本区域发展，此外，投资者需求信息是 否完全对区域公共投入竞争的效应有完全不同的影响。而欧盟结构基金（the Structural F unds）和凝聚力基金（The Cohesion Fund）的经验研究表明，跨边界基础设施改善更倾向 于增加而不是降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布不均衡，不能促进欧洲的区域收敛。日本 东部地区的经验则表明，欠发达地区要能承接产业转移则需要与重要城市、或者区域内更高 层级的城市建立良好的交通网络。
(三)区域补贴
与税收优惠竞争的分析一样，NEG认为区域补贴也存在门槛效应、非连续效应 和粘性特征。Dupont and Martin（2003）更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详细地探讨了不同地区补 贴政策对落后地区产业区位、就业、收入不平等（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以及福利水平的影 响。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资金来源（国家和地区层面征税）、不同的补贴方式（税收减免、利 润补贴、一次性补贴、固定成本补贴、生产和就业补贴）对产业区位、收入不平等程度（区 域间和区域内）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时，上述所有补贴方式对产业区位的影响 较强；当从地方层面融资时，补贴能够成功吸引产业；对贫困地区制造业的补贴改变了地 区竞争和企业规模，这可能导致贫困地区该产业就业和生产的下降；如果存在产业区位调整 成本，地区补贴则可能损害贫困地区。不过，对工人技术投资给予补贴则可以增强该地区的 集聚力，吸引产业集聚。［13］
五、结 语
虽然只有极少数NEG文献明确探讨产业扩散（转移）的机制及其相关效应，但从更广义的 角度来看，产业集聚本身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NEG文献的大 多数研究都与产业转移有关。针对目前国内产业转移研究仍以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石，对 NEG采取“提而不用”的现实，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而言，NEG关于产业转移的 解释至少具有微 观基础更坚实（从生产者和消费者最优出发）、分析更全面（一般均衡分析）和深入（不局 限于外生比较优势）、与现实更贴近（规模报酬与不完全竞争）、解释力更强（政策效应的 非线性特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以NEG的相关解释作为产业转移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对深入理解我国产业转移现象，制定切实可行的推动产业转移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它与通常所指的 由中心地区（发达地区）向边缘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的方向不同而已。
② NEG中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等决定产业转移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的总和，即“冰山成本”。
③KFV框架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一书的理论框架。
④详细的推导参见：安虎森等编著，《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9年，P37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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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planations on IndustrialTransfer
Ding Jianjun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h eories, NEG expla in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henomen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creasing returnof scales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no necessarydifference in First Nature, when the space is even and identical, industrial re location also will occur, then, it gives some special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principl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s 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s ums up the NEG explanation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 t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mechanism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charact ers, laws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e economy and welfare influences of industria l transfer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romotion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NEG; Explanation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西伯利亚地区；中俄经贸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8-0042-03
作者简介：李站（1988-），山东章丘人，黑龙江大学2010级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东部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第十届学生学术科技创新项目。
一、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西伯利亚联邦区是按照2000年5月13日联邦总统令成立的。该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尤其是天然气、煤炭、石油、水力等燃料动力资源、森林资源储量丰富，均占全俄的80%以上，金属矿的蕴藏量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20世纪30—80年代，苏联时期的“生产力东移”战略使西伯利亚地区成为全苏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苏联解体、俄经济转轨后，俄资源配置及生产开始遵循市场原则进行，西伯利亚地区转向“自我发展”模式。一方面，该地区生产的大量油气和矿产资源及其衍生品作为国家可控资源和产品用于出口，为俄经济复苏提供了资金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联邦中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而且也中断了地区内和跨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该地区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在“自我发展”模式下，西伯利亚巨大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与俄西部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许多重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大大低于全俄平均水平，尤其是西伯利亚近北和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被媒体称之为“第四世界”。
二、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较大，那么对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从而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与需求相关的后向联系）。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使本地区消费品种类及数量增加，促使消费者生活成本下降（与成本相关的前向联系），实际工资的上升，这又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随着劳动力的迁入，本地区消费支出份额随之增加，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如此，形成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链”。据此，可以将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描述如下：
（一）初始条件的差异
在工业经济时期，市场容量（外部需求）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俄西部发达地区人口较多，地理上靠近欧洲发达国家，使得该地区的消费市场容量远大于西伯利亚地区，本地市场规模优势明显。此外，由于历史及地理优势等原因，西部地区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上明显优于西伯利亚地区。这就使得西部地区内部交易成本及其发展对外贸易的成本远远低于西伯利亚地区，这为西部地区开拓国外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两个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地区，由于突发的某种“震动”，一方获得优先发展，随后在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过程中，取得先机的一方发展成为核心地区，另一方则成为边缘地区。在初始条件上，西部发达地区相较西伯利亚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正成为西伯利亚地区逐渐被边缘化的开端。
（二）区域政策的作用
俄罗斯经济转轨后，联邦政府取消了对东部地区大量的政策支持，转而侧重靠市场调节发展东部地区。这使得在市场规模、资金及基础设施上不占优势的西伯利亚地区更加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支撑。当西伯利亚地区丧失联邦中央政府的“强制优惠政策”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生产要素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分配。由于初始条件的劣势，西伯利亚地区“市场规模效应”及“生活成本效应”较弱，从而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力”缺乏；与此同时，工业在自身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下，所创造出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使得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本要素和其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向西部发达地区汇集。
（三）最终结果
西部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构成了对东部地区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巨大拉力；反过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入又进一步增强了西部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二者呈现一种正反馈机制。在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过程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增强，两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四）政策的“延迟效应”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当经济系统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时，外来的一个短暂冲击不会使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立即改变，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继续原有的经济均衡状态。这就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区位的粘性，即通常所说的“路径依赖”。近年来俄罗斯联邦政府日益意识到西伯利亚地区经济振兴的重要性，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计划，如《西伯利亚1997年至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西伯利亚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2020年前）》等，这些措施使西伯利亚地区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然而，西部发达地区在初始发展中形成了生产要素的累积机制，经济转轨后市场作用更推动其快速发展。尽管近几年联邦中央开始实施东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伯利亚地区经济振兴，但由于区位粘性的存在，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没有立即得到提升，与西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
李 站：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李 站：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三、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在联邦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区域聚集力，形成良性的累积循环。
（一）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形成经济增长极
1资源开发的“带动”效应
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能源的开发与供应成为所有发展项目的重中之重。根据点轴理论，几乎所有的产业尤其是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都产生和聚集于“点”上，并由线状基础设施（铁路、航道、公路、邮电通信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聚集于各级“点”上的产业及人口等，又会向周围区域辐射其影响力，取得社会经济运行的动力，这就是生产轴线的辐射原理。在西伯利亚地区，要充分发挥能源开发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同时，在东北亚区域内，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能源优势显著，加强该地区的能源等资源的开发，不但会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全俄经济的振兴，而且还将成为带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强大的聚焦作用。
2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
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需要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使科学研究深入到该地区生产的主要环节中去，可以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根据该地区生产的需求进行科学研究，适当降低军工产品的生产，扩大轻工产品、食品等与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的生产，把科学技术用于优化该地区的经济结构，缩短产业结构升级的周期。同时政府要适当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入竞争机制，激励企业的创新研究，缩短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此外，由于西伯利亚地区距离俄罗斯国内主要市场——西部发达地区较远，发展以高技术产业为主体的运输成本较低的工业产业可以较好地解决产品运输距离问题。如俄罗斯的一些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都有意利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技潜力在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石化工业、石油加工工业、进口替代机器的生产等。
3地缘优势的“连接”效应
西伯利亚地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中间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可使该地区成为世界市场中连接欧洲和亚洲市场的中间环节，但需要在西伯利亚地区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使其逐步与国际交通运输网络接轨，以充分发挥该地区的“连接”优势。西伯利亚运输业的发展首先与远东—西伯利亚—欧洲这一运输走廊的建设有着密切联系。虽然面临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竞争，但这一运输走廊势必会对途经的西伯利亚地区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西伯利亚地区是俄罗斯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阵地。俄罗斯实行东部大开发战略不仅旨在协调全俄的区域经济，还将进一步利用东部地区靠近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及东北亚合作。
（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聚集力
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决定一区域“本地市场规模效应”与“生活成本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它制约着“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作用的发挥，从而是一区域经济自组织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要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聚集力，降低交易成本是关键。对西伯利亚地区来讲，降低交易成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1加强“硬环境”的投入
发挥西伯利亚地区资源开发这个“增长点”的辐射带动作用，需要由线状基础设施（铁路、航道、公路、邮电通信等）向外辐射。沿着主要线状基础设施（主轴）方向的辐射强度最大，从而引起或加强在该方向上较大规模的集聚。这就要求西伯利亚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辐射”作用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同时，交通运输业不仅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对俄罗斯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合作与融入亚太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构建运输走廊与重点运输线路的铺设，该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强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使生产力实现充分汇聚，实现生产力布局与线状基础设施之间的最佳空间结合，提高区域的组织水平和规模收益。
2改善投资“软环境”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资源丰富，是国外投资者眼中的宝地，然而外国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却步履维艰，投资成效并不显著。俄罗斯虽然制定了保障外商投资的法律，但是仍然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突出表现在投资法规不完善，缺乏明晰的税率和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外商纳税负担过重，特别是交通运输税过高。因此，制定稳定的外商投资政策是西伯利亚地区进一步吸引外资的当务之急。
四、结论
近年来，俄联邦中央日益意识到西伯利亚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加快了该地区经济的开发。西伯利亚经济振兴将为中俄经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我们要把握机遇，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推动中俄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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