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30 04:22:25
所谓“博弈”(Game)，是指某些个人或组织作出相互有影响的决策，它不仅包括扑克、桥牌等游戏，也包含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合作和冲突现象。博弈论又称“对策论”，研究的核心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博弈论的原始思想萌芽于2000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都充满了博弈的案例。“田忌与齐王赛马”就是我国耳熟能详的博弈实例之一，但这不过是博弈思想的雏形，现代意义上的博弈论则是20世纪的贡献了。一般认为，1944年同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发表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提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标志着现代博弈论的开始。50年代，博弈论巨匠辈出，纳什(Nash)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论，塔科尔(Tucker)定义了“囚徒困境”，从而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石。60后代，泽尔腾(Selten)将纳什均衡引入动态分析，创立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Harsanyi)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研究，随后出现了不完全信息博弈论。至此，博弈论的理论构架基本完成。
博弈论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参与人能否在行为时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达成则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强制他方遵守协议，各参与人只能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则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则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我们谈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两种划分：从参与人出场的先后顺序来看，博弈分为静态博弈(static game)和动态博弈(dynamic game)。静态博弈指博弈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非同时行动但对前者行动一无所知；动态博弈指参与人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的选择。从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知识来分析，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和支付函数有确切的了解；后者则恰好相反。将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四种类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讲的是，假设博弈中所有参与人事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每个人的行为规则，那么，在没有外在强制性约束时，参与人是否会自觉遵守协议。如果参与人自觉遵守该协议，则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其他参与人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没有人积极偏离协议规则。换言之，如果一个协议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会违背这个协议，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别战”(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论著作都会提到的纳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动态是世间万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只是一种独特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当后一个参与人行动时，自然会根据前者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选择，而前者也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点，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的影响。1965年，泽尔腾通过对动态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参与人在任何时间、地点的决策都是最优的，决策者应该随机应变，而不是固守前谋。这就推导出子博弈的概念。当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纳什均衡时，则形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战略必须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是最优的。
3.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贝叶斯纳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指的是，参与人共同行动，没有机会观察他人的选择。每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只能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他人类型依从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项目投标中各承包者的标价高低之争就是一个应用例证。
4.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观察前者的选择并获得其偏好、战略空间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断；而先行为者也知道自己行为的效用，会有意识地选择某种行动掩盖或揭示自己的真实目的。“黔驴技穷”就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例证。
国际机制理论的理性主义流派概述
当前，国际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形成冲击，引起他们持续的浓厚兴趣，并表现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对国际机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评已经成为学者们重视的工作。德国著名国际机制理论家沃科尔·利特伯格认为，国际机制理论有两种理性主义流派：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极大地影响着机制的出现、某问题领域机制的存在及其性质，特别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国家会考虑无政府状态下的相对权力，对国际机制的效率形成制约。这些观点都体现在霸权稳定理论中。利特伯格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基于权力的国际机制理论的经典理论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劳福德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新现实主义对机制产生最权威、最普遍认同的解释。（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权稳定理论的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霸权国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机制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车行为”(Free-rider)；霸权国的衰落或急剧变化，则该体系的国际机制发生相应变化。
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在过去10多年影响巨大，成为分析国际机制的主流理论。其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国家是追求绝对收益的理性自我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得失；承认权力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但认为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强调国际机制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不确定性是国际机制形成理论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国际机制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行为体相信这种安排会帮助达成互利的安排。换言之，没有国际机制，则协议无法达成。国际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是国际机制理论的主流学派，其影响也最大。该派理论用相互依赖的概念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整合意义。
博弈论与国际机制理论
在过去十多年里，国际机制理论在国际合作的分析中独占翘楚，而博弈论在分析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应用最为广泛。两种理 论都以探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为核心命题。这种平行并非巧合，因为机制理论从博弈论中借取了许多知识能量。理解促进合作的战略逻辑是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机制起作用的关键。在讨论霸权、问题联系、相对收益和相互依赖时，博弈论的解释力有目共睹。这些恰恰是国际机制理论讨论的重心问题。（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早期的博弈论分析国际合作的总体问题，其目标在于探究国际合作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发生，但对国际机制的特殊作用关注不够，国际机制在合作中的作用没有得到突出和明确的分析。克拉斯纳、基欧汉等使用博弈论分析国际机制的作用，促使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逐步成熟。
克拉斯纳用“性别战”博弈模型来描述基于权力的国际机制理论，既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所谓“性别战”是指热恋中的一对男女安排业余活动的博弈：或者去看足球，或者去看芭蕾舞。
这里有两个纳什均衡，男女二人期望在一起，但到哪儿却是需要选择的。这里有一种先动优势(first-move advantage)，即谁先采取行动。该博弈模型用以解释国际合作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该模式中，追求一致的努力使欺骗不再存在，实际上偏离协议的行为被视为非理性的。克拉斯纳指出，智力在解决合作问题上的作用下降了。而在机制形成与变迁中权力的决定性地位突出了。（注：Stephen Krasner,"GlobalCommunications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Vol.43,pp.336.）在这里，合作不是相互协调，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协调。在这方面，国际机制并未展示多少自主和弹性，但却常常是权力分配和伴随利益的关键性中介。克拉斯纳强调说，机制本身也可以成为权力的源泉。（注：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Conflict: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Berkela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7-9.）因此，即使非常弱小的国家也会对某一问题领域的集体政策施加相应的影响。例如，在国际电讯联盟中，由于实行基于平等原则的一国一票制，小国可以参与集体决策并拥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国际机制没有重要的作用，行为体也就不必为确定国际机制的内容而激烈地讨价还价，在国际机制建立之后也不会继续进行“战斗”。（注：Stephen 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Vol.43,pp.351-353.）
而基欧汉则使用囚徒困境来分析基于利益的国际机制理论，即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所谓“囚徒困境”，指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作案被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合作），则各判刑3年；如果都抵赖（合作），则各判1年；如果一人坦白而另一个抵赖（不合作），则坦白者释放，而抵赖者判4年。
在孤立的囚徒困境中，合作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行为者发现不合作是理性的。在国际合作的单一博弈中，每一方都有不合作的主导战略即背弃。如果双方放弃了自我理性的战略则结果更好，但这只能在一方期望未来合作可能性的情况下发生。机制的部分作用正是产生和促进这种期望。（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编 者 按】.46.）
基欧汉明确指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建立在独特的环境前提下：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该前提不可忽视，而正统的现实主义在批评基欧汉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共同利益，而国际政治并不完全是零和游戏，例如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和七大工业国之间就存在这种情况。当然，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合作，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合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合作意味着既有利益冲突又有互补利益。当行为体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对方的实际或期望的倾向时，就会出现合作。（注：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1988,Vol.32,p.380.）合作是互相协调作为政治协调过程的结果出现的。（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p.52.）基欧汉认为，国家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创立了国际机制。国家发现自己困在囚徒困境中，但由于机制为协议的达成提供了谈判的规则、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框架，即使自我中心主义者之间也可以相互合作。基欧汉用囚徒困境理论解释机制的作用，其出发点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国对他国的选择是不确定的，因而错过了许多达成共同获益的机会或从已经达成的协议中抽身。而机制则向国家提供信息或降低信息成本，从而促进合作。（注：Robert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45.）在囚徒困境中，监督安排的机制降低了双方的恐惧，使得合作更为顺利。机制多是在大的国际原则和规范框架中形成的，从而在问题之间建立“联系”，违背某种协定会有影响其他目标的可能。而且，机制促使政治关系的存续时间更长。所以，机制增加了环境的“反复出现”，从而使未来的期望挫败了背弃行为的发生。在囚徒困境中进行多重博弈，则合作增加。（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p.76.）
基欧汉利用博弈论分析机制试图克服的集体行为问题，认为囚徒困境抓住了国际政治中许多问题的核心方面。（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编 者 按】.44.）但是，许多学者如斯泰恩(Arthur Stein)、奥伊(Kenneth Oye)等则强调，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式只代表了集体行动问题的一种，而机制与所有合作问题有关，博弈论 的应用是有限度的。
博弈论对我们认识国际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确实存在某些问题。例如，博弈论把国家作为统一的理体，而忽略了国家内部的因素。而国内政治是在某些特定问题领域如贸易、环境、国际安全等影响国际机制的重要因素。（注：Andrew Kydd and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3.）实际上，应用到具体机制分析的博弈模型太少、太理想化。博弈论有四种基本的理论模型，对博弈过程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但用于国际机制分析的主要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它关于单一行为体、完整信息、没有错误或错觉的论述被批评家认为是错误分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方面。例如，关于完美信息的论述忽视了传播和信息，而这正是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核心方面。（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Press,1993),pp.134-135.）
从国际机制理论的角度而言，对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应用还没有挖掘出来。博弈论也有自身理论的突破，双重博弈论重视不确定性，这与国际机制理论不谋而合。国际机制理论强调机制如何通过改变对他者的信念和期望来影响国家行为，认为信息和信念是国际机制的根本。博弈论也对信息与信念的影响越来越关注。机制促进共享的信念指出适合的协调点，从而便利纳什均衡的选择。而且，机制通过培养国家之间变化的信念而创造新的均衡。反之，如果不能发展和维持适当的信念，将导致机制的败落和博弈的失败。（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Press,1993),pp.115-117.）
【关键词】博弈论；策略；纳什均衡
一、引言
博弈论又称对称论，是描述、分析策略的一种决策理论。1937年美国数学家冯·纽曼最早把对策论引入经济学。1944年，冯·纽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argebston）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把博弈论应用到经济学中，并且博弈论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产业组织理论、委托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某一经济主体的决策既受到其他经济主体决策的影响，而且该经济主体的相应决策又反过来影响到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博弈论描述在这种形势下各方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动所实现的结果，分析各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二、博弈论的概述
（一）博弈论概念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为、信息、策略、支付、结果、均衡。参与人是指博弈中选择策略与行动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决策主体，其可以是自然人或者社会组织，博弈论中假定所有局中人都是机智和理性的。行为是指参与人的决策变量。信息是指参与人在博弈中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其他参与人的特征和行动的知识。策略代表着参与者的相机行动方案。支付是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结果是博弈者感兴趣的要素集合。均衡是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合。
（二）博弈论分类
博弈论可以根据博弈者选择的策略不同、支付结构的不同、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和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等进行分类。
第一，根据博弈者选择的策略不同，博弈论主要分为两大类：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也称正和博弈，指博弈双方的利益均有所增加，或者至少其中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非合作博弈指一种参与者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博弈类型，是一种具有互不相容味道的情形。非合作博弈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决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
第二，根据支付结构的不同，博弈可以分为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常和博弈是指各博弈方的得益之和是一个非零的常数。变和博弈也称非常和博弈，是指随着博弈参与者选择的策略不同，各方的得益总和也不同。
第三，根据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可以将博弈分成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两个参与人同时选择或两人不同时选择，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动态博弈是指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并且后采取行动的人可以知道先采取行动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第四，根据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可以将博弈分成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一参与者都拥有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集及得益函数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的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一个博弈中，了解得不够精确，或者不是对所有的参与人都有精确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三、博弈论的基本原理
迄今为止，我们分析企业、个人决策的中心问题是追求效用、利润、收益或产量的最大化。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人们有时并不追求最大化，而是追求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目标。这是因为根据高风险高收益的原理，人们在追求较高目标过程中通常也会遇到较大风险，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比较厌恶风险的。因此，人们可能采取一种风险厌恶型的策略，。而最小最大原理就能够满足风险厌恶者的需要，指导人们追求他们相对满意的目标。
最小最大原理要求局中人首先从收益矩阵中找出自己的每一种策略下至少可以获得的收益，也即所能获得的最小收益，然后从这些最小收益策略中选择出收益最大的策略，即从最小收益中选择最大收益。
最小最大原理的合理性表现为不管对方采取何种策略，局中人至少可以获得这个最小值之中的最大值，因此称之为最小最大原理。最小最大原理确保某种收益而不是最高的收益，因而是一种在最小利益中求最大利益的原则。这种策略相对比较“安全或保守”，参与者想确保他起码能够获得某种数量的收益，所以，参与人按照这种原则所确定的策略也叫做稳妥策略。[1]
四、博弈论的应用
（一）博弈论在生活中的应用
生活中存在很多博弈论的身影。比如我国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博弈论，说的是齐威王与大将田忌各出三匹马，一对一比赛三场，由于齐威王的最优、次优和较差的三匹马分别跑得比田忌的三匹马快，所以田忌总是以0:3告负。后来田忌的谋士孙胺给田忌出主意，让最差的马去与齐威王最快的马比，而让最优的马去赢齐威王次优的马，让次优的马去赢齐威王最差的马，这样便以2:0取胜。
还有一个关于纳什均衡博弈论的很经典的例子就是智猪博弈。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正如上面两个博弈论例子所遇情形一样，没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最佳利益，甚至是损人不利己。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深刻地领悟到经济、社会、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2]
（二）博弈论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自从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后，经济学改变了传统经济分析地那种以个人孤立决策，其他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影响则被典型地简化为以价格信号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侧重于经济活动中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能反应经济系统的本质[3]。
如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商品价格大战。根据纳什均衡博弈论观点，各商家价格大战的结局即为一个“纳什均衡”，且价格大战的结果是谁都不赚钱。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为零。竞争的结果具有稳定性，即一个“纳什均衡”[4]。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有利，但对厂商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厂商实行价格大战意味着自杀。[5]事实上，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均衡即“纳什均衡”。
此外，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可政府却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宁愿牺牲环境，也不会主动增加对环保设备投资。依据看不见手的原理，所有企业均会从利己角度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策略，即进入“纳什均衡”状态。
五、结束语
博弈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在现实社会中被应用到各领域中去。入世以来，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采取扩大内需，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原则，如我国成功地举办了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博弈论的“纳什均衡”体现得恰到好处，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汤学俊,吴进红.中级微观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赵凌云.经济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K·F·齐默尔曼[德].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4]周林洋.博弈论与纳什均衡理论[J].金山企业管,2004,02(1):41-43.
[5]孙广毅.博弈论原理在社会有关领域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7,11(11):37-38.
罗伯特•奥曼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决策制定理性观点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他于1983年获得了以色列技术机构颁发的科学技术哈维奖，1994年获得了以色列颁发的经济学奖。本文就他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以及相关思想作一评析。
一、弈论：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
一般认为，博弈理论始于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策略型与广义型（扩展型）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博弈论大厦的基石，也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创立。
那么，什么是博弈论？奥曼认为，较具描述性的名称应是“交互的决策论”。可以看到，奥曼对博弈论的定义是十分简洁凝练的。因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将形成互为影响的关系，一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来描述博弈论是再简洁不过的了。奥曼还以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博弈论是交互式条件下“最优理性决策”，即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能以其偏好获得最大的满足。如果仅有一个参与者，通常就会产生划分明确的最优化问题。而在多人参与者的博弈论中，一个参与者对结果的偏好等级并不意味着是他的可能决策的等级，这个结果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决策。
奥曼还分析了一般和特殊模型中的“解概念”，指出，就社会科学的理性方面而言，博弈论是一种概括或“统一场论”。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参与者（如计算机、动物、植物等）。与探讨像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学科的他种方法不同，博弈论不利用个别的、特定的结构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如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垄断、国际贸易、征税、表决、威慑等等。更确切地说，博弈论发展了原则上应用于所有交互情形的一套方法，并进而探讨这些方法在每一具体应用中所导致的结果。从一般博弈论方法得到的结果与用较为特殊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常常出现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其他的情形下，博弈论方法会得出一些其他方法未能得出的新见解。
二、完全竞争经济：参与者连续统模型
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经济模型描述了一种存在着许多参与者（居民和厂商），并且每个参与者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市场情形。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状态下，每个居民或厂商的交易量相对于市场总量来说是很小的，任何一个人交易的商品数量并不会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然而，奥曼认为：“事实上，只要仅存在有限多的参与者，个别参与者对经济的影响就不能被忽视。因此，适合于完全竞争的直观上的概念的数学模型必须包括无限多的参与者。我们认为适合这个目的的最自然的模型包括了参与者连续统(continuum)，类似于一条线上点的连续统或流体中粒子的连续统。”
在经济理论中，“连续统”观点的引入对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奥曼指出，连续统可以被看作接近于存在许多但是数量有限的粒子（或经济主体，或策略，或可能的价格）的真实情形。采用连续统的粗略估计的目的是使称为“分析”的数学分支的强有力的、精确的方法得以应用，而使用有限的方法将会更困难甚至是无望的。古典经济学假定每个人接受既定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单个居民或厂商的决策不能影响价格）。为了使经济处于稳定的状态，价格必须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就是瓦尔拉斯的竞争均衡(wa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ibrium)。奥曼证明了它的存在，并用商人连续统的市场作了明确的说明。
奥曼还考虑了称为联盟的团体和它们之间以互益的方式进行的交易。竞争均衡定义假定厂商允许市场力量决定价格，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对埃奇沃思著名的“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进行概括的博弈论概念的核心，则认为这个核心由在此之上没有联盟可以有所进步的所有分配组成，它忽视了价格机制，仅仅涉及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奥曼指出，竞争分配的核心和模式与厂商连续统的市场相一致。奥曼通过精确表达完全竞争观点的连续统模型，成功地使最初由埃奇沃思提出，经许多其他模型改进的理论精确化，并从此成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准则之一。
此外，1975年，奥曼还获得了另一个完全竞争经济中竞争分配和值分配之间等价性的结果。在奥曼看来，博弈论和经济理论中最显著而独有的现象或许是竞争市场经济的价格均衡与对应的博弈的主要解概念（除一个以外）之间的关系。直观上看，等价性原理是说，市场价格的建立是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运转的基本力量自然地产生的，几乎不管我们假定这些力量是怎样运转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完全竞争分析所获得的基本观点，使对完全竞争之外的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且更加容易。在这方面，奥曼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是利用一个或更大的参与者的连续统建立的垄断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以及公共经济学基于经济活动和政治过程相互交织的税收模型，如表决、固定价格模型等。
三、重复博弈论：理论系统性的发展
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其中的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重复博弈是动态博弈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是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也可以是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奥曼对重复博弈的贡献在于对理论系统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对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完全信息博弈的最早结果出现在50年代，被称为“佚名定理”。该定理认为，重复博弈的策略均衡结局与一次性博弈中的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恰好相一致。这个结局可被视为把多阶段非合作行为与一次性博弈的合作行为联系在一起。然而，虽然所有可行的个体理性结局确实代表了合作博弈的解观点，但是它相当模糊，并且不提供信息。而奥曼认为，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相关。它的目的是解释诸如合作、利他主义、报复、威胁（自我破坏或其他）等现象。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现象，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是非理性的。
奥曼还考察了许多具体的合作行为，定义了“强均衡”概念，即没有任何参与者团体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它们的决策来获益的情形。他指出，重复博弈的“强均衡”与一次性博弈的核（更精确的是“6核心”）相一致。为此，奥曼定义和研究了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般”合作博弈，即非转移效用(non-transferable utility)博弈，这开拓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因为在此之前，仅有“单边支付”博弈被研究，即每个联盟可以任意在其成员中分享一定数额的赢得。
其次是对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研究的促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奥曼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其学生的辅助下，发展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1966年，奥曼和m.马希勒(michael maschler)在给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开创性报告中，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模型。他们指出，信息使用的复杂性实际上可以以一种出色的、简练的、明确的方式来解决。在最简单的一个重复的2人零(zero-sum)和博弈中，其中一个参与者比另一个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单边的不完全信息），拥有更多信息的参与者所使用（并揭露）的信息数量是被精确地决定的；有时是完全揭露或根本没有揭露；有时是部分揭露。这种分析被扩展至更一般的模型，即2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许多新的精深的观点和概念由此产生。例如，奥曼、马希勒和斯特恩斯在1968年引入了一个“联合控制的”(jointly controlled lottery)的概念，即没有参与者可以单方面地改变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与非零和博弈密切相关。之后，奥曼在重复博弈上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事实上，他的有关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许多重要观点已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科，诸如寡头垄断、委托人与人、保险等等。
四、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论：非转移效用与理性的假设
博弈论还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既是合作博弈发展的鼎盛期，又是非合作博弈的开创期。奥曼在该方面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为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另一方面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使之形成统一的观点。
合作博弈理论不讨论理性的个人如何达成合作的过程，而是直接讨论合作的结果与利益的分配。合作博弈的基本形式是联盟型博弈，它隐含的假设是存在一个在参与者之间可以自由转移的交换媒介（“货币”），每个参与者的效用在其中是线性的。
这些博弈被称为“单边支付”博弈，或“可转移效用”博弈(tu-games)。奥曼把“可转移效用”理论扩展到一般的非转移效用理论，发展并加强了可转移效用和非转移效用的合作博弈论。他先是界定了非转移效用联盟形式的博弈概念，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合作解的概念。他研究了不同模型中的合作解，同时，将非转移效用值公理化，这是奥曼对合作博弈论基本原理所作的贡献之一。在1985年，奥曼还成功地制定了描述非转移效用值的一个简单公理集，这不仅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非合作博弈论的重点是对个体的战略选择，即每个参与者如何博弈，或者说选择什么策略达到他的目标。与之不同，合作博弈理论的重点则是对群体，并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阐述了每个联盟的赢得，而没有说明如何赢得。奥曼通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并提炼了“什么是理性”。他认为：“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他就是理性的。”因此，一个理性人选择他最偏好的行动，当然“最”是相对于他所掌握的（关于环境和其他参与者的）知识而言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看上去简单清晰的表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当然，也有些是互相矛盾的。什么是“参与者的信息”？他知道其他人的什么情况？是他们的理性吗？奥曼在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为这些模型制订了标准。
首先，他考察了知识和信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奥曼相当精确地概括出具有常识性的概念。他指出，如果开始时两个参与者具有了相同信念，但在对于一个具体事件的较晚的信念（基于不同的个人信息）是常识的，则这些较晚的信念必然形成一致。奥曼的观点对非博弈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涉及多人情形下知识的正式概念的“交互认识论”整个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形成了许多应用范畴。从经济模型——诸如只要人们有相同的最高执行官，他们的行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交易——到计算机科学——用于分析分布环境，诸如多重处理器网络等。
其次，他假定参与者是“贝叶斯理性的”(bayesian rational)。这在一人决策论中或许是标准的，但是它在多人模型中是否也适用？奥曼引入了相关均衡的基本理论概念。相关均衡出现在经济和其他许多领域，引起了对不同交流程序和通常所说的“机制”的更重要的研究。
同时，奥曼还研究了“达到古典纳什均衡所需要的理性和理性知识的范围”的基本问题。他的观点与专业人士相反，认为答案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常识”。严格的理性是对决策者行为复杂的假设，由此产生了对边界理性模型的考察，该模型放宽了假定。奥曼指出，在交互情形下，微小的非理性是如何起很大作用的。实际上，在某些情形下，它能够导致重复博弈的合作。
五、其他贡献
奥曼在值集函数（即值为点集而非单独一点的函数）领域，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如“奥曼可衡量选择定理”、值集函数积分结果等。大部分问题产生于对不同博弈论和经济模型的研究，经济人连续统和数学理论是这些模型演化和分析的重要工具。奥曼所获得的诸如一般均衡、最优分配、非线性编制程序、控制理论、测量理论、定点理论等结果是基本的，它们被应用于经济学、数学、运筹学等许多领域。此外，奥曼把库恩(kuhn)著名的完全检索有限博弈中的行为和混合战略的均衡结果扩展为无限的情形，克服了复杂的技术困难。除了他发表的书外，奥曼多年来对许多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向他们建议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和研究的渠道，与他们分享了深层的理解，帮助并鼓励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奥曼总是引导他的学生走向这一领域，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双向反馈的相互作用，所获得的结果又被他用于塑造和提炼他的观点和理解。
六、简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奥曼对博弈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在当代的博弈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他未涉足过的领域。他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科学贡献从基本概念、学科的发现与形成到适当工具与方法的发展在分析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应用，都具有开创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奥曼的大部分研究与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联系密切。一方面，这些问题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他研究的结果产生了经济学新的见解和思维。
同时，奥曼的哲学论文和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奥曼成功地以许多不同的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了甚至是最复杂的观点。他的研究并不止是一张简单列表，而是展示了所有美丽和清晰的宏伟画面，指出了成就、需要解决的困难以及将来研究的领域。毫无疑问，奥曼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在建立并使博弈思想和经济理论思想的轮廓更加清晰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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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mann,r.j.and shapley,l.s.,1974,values of non-atomic ga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aumann,r.j.,1976,agreeing to disagree,annals of statistic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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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umann,r.j.,1995,epistemic conditions for nash equilibrium,econometrica 63.
〔关键词〕理性；博弈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5001006
一、引言
理性是经济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识中能以数理逻辑表达的思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体地说，理性是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1］。
自从经济理论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2］。在古典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角度，进一步完善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分支，分析视角逐渐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领域，并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其他科学相互交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博弈论不仅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且进一步要求“目标—手段”之间的一致性，即过程理性。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概念将现实世界中人类复杂的互动行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分析人类冲突与合作行为达到的均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领域，逐渐放宽传统博弈理论中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转而研究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动行为。理性概念不仅构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础，而且根据理性假设的不同限制产生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学科诞生以来，许多著名的博弈论学者如纳什、海萨尼和奥曼等人，在各个博弈论分支领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人类互动行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第三节分别剖析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第四节分别从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论分支的基本假设等角度，论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概念包含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的、批判的考察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途径只有两种：实证法和演绎法，“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现实是可知的。因为现实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人类从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结构。该原则将理性与命运说和不可知论等哲学观点分开。第三，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实践理性，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正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构成了传统博弈理论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为主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给定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报酬。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
1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开端于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反省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即为理性。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数学证明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有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争议上，理性主义的“自明原则+演绎”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公理方法密切相关，而经验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密切相关［4］。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是西欧近性主义演绎法的奠基者，他认为对真理的认识不用靠实践来证实，而是要看我的思想、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他还认为真理存在于理性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近代经验科学奠基人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他看到了经验科学（知识）的蓬勃生命力，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也认为，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加以解释的。
3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1文献统计分析
为了充分掌握现有网络舆情博弈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比舆情研究的整体现状，本文利用万方数据库中的知识脉络分析工具，输入“网络舆情”进行知识脉络检索，得出2005－2015年间网络舆情文献每百万期刊论文的年度命中数，因该分析工具无法进行“关系‘并’”检索，实现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分析文献与舆情总体文献的对比，因此本文通过在万方数据库高级检索中输入“网络舆情”“博弈”两个检索词进行“精确”条件下关系“并”的一般检索流程，共产生49条检索记录，因其中仍混有非相关文献，经手动筛选之后，共保留20条检所记录。图1为2005－2015年间两类舆情研究文献的对比统计图。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始于2005年，2005－2009年间文献生产量增长率较为缓慢，自2009起到2013年，文献年增长率大幅度提升，约为33．241，这与这段时期内我国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即时通讯App技术等的飞速发展，以及大幅度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13年之后，我国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因此14年的舆情文献总量虽有所增加，但增长量已大幅度降低。对比舆情总体研究趋势，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2015年6月仅发表20篇，每年发表量不超过5篇，但这些研究成果在舆情危机的应对和解决方面具有较好的导向性，所提供的舆情研究思路对未来舆情研究也助益良多。
2网络舆情博弈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将网络舆情博弈研究文献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建模两大类，然后对建模文献按照参与主体数量的不同，分两方和三方博弈进行整理归纳。此外，在两方博弈内部又按照主体类别进行了文献划分，图2为文献类别划分路线图。
2．1定性研究将博弈论引入网络舆情研究的早期，学者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舆情事件中相关参与主体及其利益的界定上。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见表1。以上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不同情境下舆情参与主体及各自利益点的识别，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给出相应的舆情危机处理策略。博弈定性分析的方式可以从深层次探究舆情危机产生的原因，把握危机处理的大方向，但其主观性较强，在具体解决方案的提出、恰当的实施时机以及方案实施程度等方面，定性分析的指导意义相对较弱，因此，需要采取数据建模的方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通过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提供舆情危机处理客观的依据。
2．2建模研究现有的以博弈建模进行网络舆情研究的文献按照参与主体数量的不同可分为两方博弈和三方博弈。传统博弈理论中对行为人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具有共同的知识水平以及博弈双方之间的互相信任。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主体的差异性，使得博弈情形不能够满足传统博弈的假设，形成一种非完全理性的博弈。
2．2．1两方博弈参与模型按照参与主体的构成，可将舆情两方博弈模型分为网民内部博弈和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a．网民内部博弈。网民以互联网作为意见和态度表达的平台，推动舆情事件及舆情信息传播发展。但其知识结构、价值观的差异及与舆情事件的弱利益关系，使其态度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群体成员有限的信息拥有程度和分析计算能力使其行为方式呈现惯性、短视的特点。基于此，现有以博弈论研究舆情生成与发展的文献大都基于演化博弈的思想。魏丽萍在探究“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在网络空间对群体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网络舆情的形成是有限理性的群体在网上心理博弈的过程。根据网民的政治态度及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定义博弈中的收益组合，继而建立网民内部演化博弈模型，以博弈均衡解作为舆情形成的解释。刘锦德等认为舆情是无数不完全信息下的同质个体在面对某一信息时在盲从与分析间策略选择的结果，以信息分析所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作为博弈动力构建两方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在演化均衡解的基础上，引入博弈方的交互利益、成本系数和记忆长度进行影响因子的仿真模拟。郭东伟，乌云娜等借助传染病模型对社交网络中的个体信息传播状态进行分类，引入传播学中的社会威慑因素构建舆情传播过程中个体与其邻居之间的非理性博弈模型。并分别在无标度网络和小世界网络背景下进行理论分析和仿真模拟。王洋，尤科本等研究同一网络社区内部及不同网络社区间，个体针对某一话题的讨论，在肯定、否定和不确定间的策略选择以及对不同意见个体的说服行为，在求得博弈均衡解得基础上结合传播算法对博弈双方数量、采纳概率、收益差及比对概率进行舆情传播的计算机模拟。魏静，朱桓民等认为舆情信息传递的过程是网络节点间信息增长和积累的过程，采用改进的Brookes知识方程说明舆情信息的网络传播条件，继而构建信息容量存在差异的网民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模型的求解和仿真实验。宋彪，朱建明等将个体网民行为产生定义为外部感知和内部状态的函数，在群集动力学背景下对个体网民行为特征进行命题假设，结合社会网络背景构建个体间的利益演化博弈模型，通过系统仿真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张芳，司光亚研究人际间的谣言传播机制，认为尽管相信谣言会带来实际的损失，但其重要性和模糊性仍会导致个体偏向于相信谣言。在这一假设条件下，通过对相信谣言和不相信谣言两类策略收益的界定，构建个体间有关谣言传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Agent仿真实验。该研究虽未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性。不同于以上对群体内个体进化策略非此即彼的假设，王元卓，于建业等认为群体的博弈过程会受随机效应的影响，提出在传统演化博弈模型中引入随机效应因子，进而探讨应用这一新模型进行网络群体行为研究的可行性。b．网民与政府间博弈。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改革的深化使诸多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其中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涉色”等问题的频发使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进入民众的关注视野，成为社会矛盾的直接当事者。谌楠，王恒山在BA无标度网络中引入改进的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将政府的社会收益与网民的参与率关联起来，研究政府与网民在某一负面舆情消息传播时的博弈行为选择，通过仿真模拟确定政府在负面舆情传播时的最佳干预时点。刘德海针对突发事件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在Stackelberg多阶段博弈中融入演化博弈思想，指出政府机会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网民群体策略演进的结果，进而结合均衡解分析其中现实的原因。韩少春等以舆情事件的不知情人(平民百姓)在知情人(政府、专家、利益集团)不同策略下的行为选择为研究对象，构建双方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舆情传播中网民羊群效应产生的可能，进一步通过仿真实验研究羊群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时间。上述研究均将网民作为参与方进行博弈研究，而张玉亮，张昊苏却将网民衍生的“社会支持率”作为舆情当事人和政府博弈争夺的对象，进行博弈建模研究，由此，博弈方的退化导致博弈类型由群体间的演化博弈转向个体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构建舆情两方博弈模型的文献认为是网民群体内部或网民群体与社会管理者彼此间的利益矛盾促成了舆情的形成与发展，这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是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的。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利益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这些新加入的个体会因为自身利益的驱使而加入到舆情的博弈中。以文献［2］定义的六类博弈主体为例，这些利益主体几乎不会同时参与同一舆情事件的博弈，但在某些特定主题的舆情事件中，部分利益主体(＞=2)会迅速形成博弈参与方展开利益的博弈。因此，部分学者尝试构建三方博弈模型，以适应特定情境下的舆情生成与演变机理。
2．2．2三方博弈参与模型在以博弈论研究网络舆情的文献中，仅有3篇文献涉及到三方博弈。按照文献发表先后顺序，魏芳芳首次打破传统的两两博弈模型，以网络空间中不法企业为谋求暴利的谣言散播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府－企业－网民各自策略空间及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以三维立体图展示不同策略组合的渐进趋势，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陈福集，黄江玲针对舆情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网络水军恶意炒作这一典型现象，建立政府－当事人－水军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策略组合下参与方的行为选择，并结合现实给出相应的指导建议。张玉亮，张昊苏认为突发事件当事人与政府除争夺第三方网民的支持外，更需要借助媒体扩大自身的影响效应，但媒体不同于第三方网民的非利益性，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它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文献在已经构建的两方博弈中引入媒体作为第三方博弈主体，以研究相关参与者的策略变化。
3现有舆情博弈研究存在问题
我国网络舆情的应对已由最初的围追堵截到积极应对再到目前的常态管理，各项研究方法也逐渐趋于成熟，特别是近年来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舆情研究与管理进入智能化阶段。但基于博弈论的主体行为研究对把握舆情实质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现存的各项研究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改进。
3．1理论分析的不足－缺乏交互性现有理论分析文献多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舆情事件弈主体的识别、主体行为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以及各主体利益点的界定。但却忽视了博弈论所暗含的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即同一情境中的参与主体是如何根据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如何在不同的策略间游动、权衡以及对手的策略选择会对自身产生何种影响。这种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析方式无法将舆情所受的主体合力表达出来，因此也无法体现舆情动态变化的特性，仅能描述舆情某一时点的静态特征。
3．2建模研究不足
3．2．1研究主题不明确现有的舆情博弈建模文献过分强调模型的构建和求解，而对舆情本身的信息关注不足，这使得构建的模型在运用时，要么仅适用于个别情况，要么需要进一步确认其具体的应用范围，分别以文献［20］和文献［8］为例加以说明，文献［20］研究当网络舆情发展存在网络推手时的情形，但其在实际行文中仅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商业企业的不正当营销行为，大大缩小了网络推手的话题炒作范围，这种对参与主体功能的部分缩减直接使模型运用受到限制;而文献［8］主要研究网络舆情传播时，政府最佳干预点的选择，但其在研究范围的确定时，仅模糊的指出研究对象是有负面影响的舆情事件，这种笼统的概括会使其模型在现实舆情的监控运用中失去针对性，进而失去实用价值。因此，前者的单一性和后者的过度概括性使这两类研究无法形成对不同主题的舆情生成原因和发展动力的深入探析，继而使模型运用受到限制，失去其固有的参考价值。
3．2．2研究阶段不明确作为网络舆情的一大研究分支，舆情演变阶段研究已取得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以四阶段演化为例，包括产生、发展、高潮和衰没等四个不同的状态。因舆情发展的动态性，其在不同阶段的参与主体、利益关系以及影响效力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在构建博弈模型时也应有所差别。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仅文献［19］明确指出构建模型的适用阶段，而其他文献对舆情演变阶段差异的忽视使其模型在理论和应用上的指导意义需进一步界定。
3．2．3部分文献模型选择不恰当在建模文献中，文献［12］和文献［17］均对博弈进行非理性假设，属于混合战略下静态博弈的情形，但现实中的博弈主体均具有知识获取和学习能力，能够根据舆情演变和其他参与者的策略进行策略调整的个体，因此舆情主体的静态博弈分析并不适用于动态的舆情传播现实。此外，在网民与政府的两方博弈研究中，仅文献［9］认识到博弈主体相对于传统演化博弈的差异，即博弈的一方(政府)由由原先分散化行动的群体参与者退化为理性的个体参与者这样一类特殊的演化博弈，进而对博弈模型作出适当的调整，而其他研究者仍沿用传统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建模研究，从而与现实产生出入。
4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舆情博弈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4．1模型运用的改进
4．1．1结合舆情主题建模模型构建优于理论分析的地方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但劣势在于对舆情宏观把握的不足。这导致在构架模型时，要么忽视模型构建背景，仅就模型谈论模型，要么是基于某一特定舆情事件进行模型构建，从而使模型适用性受到限制。此处理论与模型理想的结合方式，可以考虑面向舆情主题的建模方式，即，按照一定的主题分类标准将舆情分成若干类，对每一类主题舆情进行博弈模型构建，这样在建模时既具有简要的背景依托，同时又扩大了模型的适用范围。
4．1．2结合舆情发展阶段建模正如本文3．2．2提出的，已有的舆情博弈研究文献都未曾进行涉及整个舆情生命周期的建模研究。若能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探讨舆情在不同阶段间的演变机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和解释舆情产生与发展的本质，有针对性的制定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4．1．3涉及更多参与主体(≥3)的博弈模型构建通过本文对网络舆情博弈研究文献的分析可看出，大部分的博弈文献专注于两方博弈模型的构建，仅有三篇文献是基于三主体的研究。而现实中相当部分的主题舆情涉及到的主体数量都不限于两方，甚至是三方，如网络空间恶意谣言的传播、网络品牌或网络红人炒作就涉及到政府、网络媒体、普通网民和网络水军等在内的四方利益主体。另外，即使是单一的舆情事件，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产生博弈人数的浮动，如对于官民矛盾的舆情事件，在萌芽期博弈仅存在于普通网民和政府之间，随着舆情信息的扩散，更多网民的参与使舆情进入初步发展阶段，这时网络媒体甚至网络水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选择性的加入到博弈场域，这两者的介入会使舆情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迅速发展并进入高潮期。至此，博弈方由两方转化为三方或四方，此时，政府应急措施的采取会缓解甚至解决舆情危机，网络媒体和水军也会在获得足够的点击量和用户关注度之后，适时地退出博弈场域，即标志着舆情逐渐转入衰退阶段，这一阶段仍存在部分网民和网媒对政府的监督，博弈主体又退回至两方或三方的博弈。因此要使构建的博弈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境，需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灵活调节博弈参与主体种类和数量，使构建的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境。
4．2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化目前学者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研究都采用的是非合作博弈模型，认为舆情各参与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实是，在某些特殊的主体舆情下常常存在某几方利益主体合作共同对抗其他主体的现象。如在网络红人和企业品牌的炒作中，网络媒体会出于点击量和用户人数的考虑而和水军达成合作关系与网民进行博弈;再如当官民矛盾激化引发网络舆情时，网络媒体会以监督者、意见领袖等多重身份和网民形成合作关系，对抗政府的失职行为等。这些合作关系的产生都非偶然现象，而是博弈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理性选择的结果。且随着我国网络管理规范化、系统化的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范围的扩大以及网民网络素质、理性分析能力的提高，以社会持续、和谐和稳定发展为目的的主体合作行为会发生的越来越多，因此网络舆情合作博弈研究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趋势之一。
原书名为The Art of Serategy,直译为“策略的艺术”。从《策略思维》到《妙趣横生博弈论》,固然大部分材料是新的,但是书名的改变,主要是因为作者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事实上,两位作者写道:“在创作《策略思维》的岁月,我们还太年轻,当时的精神思潮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后来,我们才彻底认识到合作在策略情形下所起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良好的策略必须很好地把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从“策略思维”到“策略的艺术”,准确地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进步。
正如作者强调的,博弈论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理解对方的想法。人们在本性上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理解和自身的需要。但提高到“策略的艺术”的层次,那就不能囿于以自我中心,而是要理解他人的立场、他人的观念以及他人看重什么,并运用这种对对手的理解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怎样很好地把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就是一种艺术。这是我对于“策略思维”升级为“策略的艺术”的第一层体会。
大约在10年前,我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本科学生希望我给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题词。我题词的大意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济学的运用是一种艺术―科学的本领有赖于训练,艺术的才华讲究悟性和心得。”现在我感到高兴的是,作为一位教师,我的这个体会有点接近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在《妙趣横生博弈论》中对于博弈论所说的一些话。
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说:“科学和艺术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内容可以通过系统而富有逻辑的方式来学习,而策略艺术的修炼则只有依靠例子、经验和实践来进行。”“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远非完备,(所以)大量的策略思维仍然是一门艺术。”他们写作《妙趣横生博弈论》的目的,是把读者“培养成策略艺术的更佳实践者。不过,对策略艺术的良好实践,首先要求对博弈论的基础概念和基本方法有初步的掌握”。
具体来说,“面对如此之多很不一样的问题如何进行良好的策略思维,仍然是一种艺术。但良好的策略思维的基础,则由一些简单的基本原理组成,这些原理就是正在兴起的策略科学―博弈论”。他们写作的设想是:“来自不同背景和职业的读者,在掌握这些基本原理以后,都可以成为更好的策略家。”
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还告诫我们,许多“数学博弈论学者”倾向于认为,一个博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与博弈相关的各种抽象的数学事实―参与者人数、可供每个参与者选择的策略的数目,以及与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选择相联系的每个参与者的博弈所得。他们说:“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由社会中相互影响的人参与的博弈的结果,理应也取决于博弈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
在因为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就论述风格而言,1994年获奖的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和2005年获奖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可以说是这个绚丽光谱的两个端点。纳什“惜墨如金”,他的论述全部见于匿名审稿论文,数量不多,每篇的篇幅都很短,完全是数学形式的讨论。相反,谢林则以出版学术著作著称,而且这些著作多半以老百姓能够从字面理解的日常语言写出来,与时下经济学主流的论述风格大相径庭。纳什天才地提出并刻画了博弈的均衡的概念,并且在很宽泛的条件下,证明了博弈的均衡的存在性,为博弈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谢林的著述,不但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哪怕这些思想未能刻画为数学形式的经济学模型),而且为博弈论的应用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这个世界在20世纪经历了可怕的核竞赛,可是幸运地没有发生过核大战。现在许多人把核大战最终没有发生,看作过去的这个世纪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曾经几次眼看要发生核大战了,最后却还是有惊无险,从学理上说,这是因为谢林提出的思想理论说服了人们。
迪克西特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大师。他是经济学模型的高手,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博弈论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很快,但除了谢林的著述以外,几乎所有论文都采取数学形式的讨论,这使得博弈论在很长时间里都只是象牙塔里面的学科。在经济学大师的行列里面,是迪克西特教授首先认识到,“让博弈论离开学术期刊真是太有趣、太重要了”,因为博弈论的洞见在商业、政治、体育以及日常社会交往中有广泛的应用。迪克西特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身体力行,将博弈论的重要洞见从原来数学形式的理论,转换成日常语言的描述,用直观的例子和案例分析取代了理论化的命题,呈献给广大读者和广大学子。他们“想要改变大家观察世界的方式,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概念和逻辑以帮助大家策略性地进行思考”。第一本这样的著作,就是差不多15年前迪克西特和耶鲁大学奈尔伯夫教授合著的《策略思维》,出版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围赢得了读者的青睐。
就博弈论而言,可以说迪克西特教授很得纳什和谢林的真传。纳什那样数学形式的讨论,他驾轻就熟,因为他本科学的是数学。而像谢林那样日常语言的著述,使他的读者比谢林还多,因为谢林非常成功的著述,旨在影响学界和政治家,而迪克西特及其合作者则专门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生和其他关心博弈论的读者写作。如果不是迪克西特及其合作者的努力,我们真是很难想象,今天的MBA学生、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怎么能够理解博弈论的一些深邃思想和精彩篇章。
我个人与迪克西特教授的交往不多。1991年在普林斯顿向他请教一个国际贸易问题,他对于提供曲线(offer curve)的看重,对我有很大启发。2004年,也是在普林斯顿,我陪尔山与他共进午餐,他广泛的兴趣、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化素养,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更多的是从阅读迪克西特的论著中得到教益。相信广大读者也一样能够从阅读他的著作中得到许多教益。
大家都知道猜拳的“剪刀-石头-布”游戏吧。就在现在这本《妙趣横生博弈论》中,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会和你玩剪刀-石头-布博弈,而且把它升级为如果是“布”赢就得5分,因为“布”需要张开5个手指,如果是“剪刀”赢就得2分,因为两根手指表示剪刀,如果是“石头”赢则只得1分,因为只有一个端点。你说,这样的博弈论著作,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就学科范畴而言,本书的特点,是展开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的许多有趣的内容。信息经济学是与博弈论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专门对付信息不对称给人们和市场带来的新问题。例如“怀才不遇”,就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后果,原因是人家不知道你的本事。为此,你需要发送一些特别的“信号”,告诉人们你有本事这个事实,学位、证书、论著、身手敏捷、行为举止大方得体等,都是这样的信号。于是,信号发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一章。但是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进一步告诉我们,因为人们普遍在意发送自己有本事的信号,结果最有本事的人反而不做发送这种信号的事情,例如比尔・盖茨。上升为理论,那就是通过不发送信号来发送信号,叫做“反信号传递”。有人统计加州26所大学的语音邮件系统的电话留言,结果发现:来自有博士生项目的大学的电话留言中,只有4%的人会留言告知自己的头衔,而来自没有博士生项目的大学的电话留言,却有27%的人使用自己的各种头衔。本来,这些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但是向对方提醒自己拥有的学位和头衔,恰恰表明这个人觉得需要一个“凭证”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区别出来,而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教授因为已经非常有名,却无须发送这种信号。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人的名片上印着一大堆头衔,也是同样的道理。间谍故事充斥着信息不对称,自然应该是信息经济学的题材,但是以我非常有限的阅历所及,只有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会带领读者细细品味新世纪以色列间谍的故事。
[关键词]博弈机制；企业预算；预算管理[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6-0056-02
1博弈机制的基本价值
11博弈的基本理念
博弈论，其研究对象是发生相互作用的主体决策，其目的是为了尽量地追求主体决策的势力均衡，此类问题的研究就是博弈论。在一个博弈体系里，某一个主体在决策时，在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决策的同时，也势必会受到其他的行为主体的影响。由此构成的决策体系中，就存在一个均衡的问题，即需要追求最优化的决策，达到各方博弈中的均衡效益。由此可见，博弈分析关注的是如何去预测博弈的最终结果，其基本的要素可以分为博弈方，相关的策略选择，支付方式，信息和均衡方案几个方面。
12博弈的基本分类
博弈所辐射的范围很广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分类。其一，从参与者的协议共识达成与否，可以将其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类，其中合作博弈是指参与人之间的协议有着很高的执行力和约束力，而非合作博弈就与此相反，其对于协议的执行与否没有严格的约束；其二，依据参与人的决策循序有无，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其三，若是依据参与人对于其他人的信息掌握情况，可以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2博弈机制下的企业预算
21企业预算弈关系形成的原因
依据美国学者Aaron Wildavsky和加拿大学者Anthony AAtkinson的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可以这样来解释企业预算的博弈机制：“预算博弈指管理者会通过操纵信息和目标以达到个人尽可能高的奖金收入。”基于这样的理论，一旦存在责任中心的差异和平台，博弈活动就会有其产生的动机。由此，可以认定预算博弈是存在的，是决策者合理思维的结晶，对于预算管理来说，其涉及的博弈活动主要有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两种。
其一，预算管理，关键的主体有企业的委托人和人两种。其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决策时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判断和选择，他们各自的决策也会受到彼此之间影响。主要表现在，在此过程中，委托人依据自身掌握的权限去影响预算决策，而人也会依据其自身掌握的信息来作用于预算决策。基于这样的博弈机制，形成的最终结果也将是这两者之间的中和与均衡。其实质上来看，委托人和人是互补的，不仅仅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其利益的冲突可以在提高预算的准确性上作出贡献，基于这样的互补才形成一个稳定的、理想的预算体系。
其二，企业的预算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果，不同的博弈方会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预算使得个人和企业之间利益达到均衡和统一。实际情况是，经济效益和成本无法实现均衡，获得所有参与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由此，在预算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占有最大限度的话语权就成了关键点。由此可以认为这不仅仅是经济角度上的较量，更是政治上的你争我斗。只有当利益主体的决策有对于其他主体进行考虑时，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合理的预算方案。预算作为一种契约制度，同样也是多重博弈的结果。预算的博弈机制的健全，需要不断地完善，这是由于决策预算的实际条件和实际情况在发生着很大变化，不断的循环博弈就会不断地出现矛盾，为了争取新的均衡状态，博弈机制在此需要一轮新的洗牌。
22企业预算弈关系的具体表现
221博弈机制下的企业预算决策层和管理层
首先明确两者的实际功能，作为企业的预算决策者，其负责预算方案的制订以及执行过程的监督和考核。而企业的管理层，作为枢纽和桥梁，实现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沟通。在博弈机制下，其关系表现为：其一，决策层在进行预算方案的制订过程中，往往会思考其身后的管理阶层的利益，这就有可能跟决策层的整体目标出现不统一的局面，由此矛盾就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博弈。其二，管理层在进行其监督和管理的时候，由于变化因素的存在，造成不同部门不同程度的收益和损失，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很容易和决策层形成矛盾，由此，博弈关系形成。其三，企业决策层的考核和评定机制也会影响到各个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或者奖励或者惩罚，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由此博弈关系再次形成。
222博弈机制下的决策层和执行层
企业预算方案由决策层来制定，其实施是由执行层来进行的，在这样的机制下，其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其一，执行层在执行上级的决策过程中，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给予虚假的信息，虚假信息将会受到决策层的惩罚，其惩罚的力度将会导致新的博弈关系的形成。其二，在进行相关的考核和评价时，一旦决策层出现失衡，将会直接影响其后期部门的努力程度，这也构成了新的博弈关系。其三，与上述的可变因素一样，企业的决策层和执行层会因此而形成收益和损失的不同，新的博弈也就形成了。
23博弈机制下的管理层和执行层
企业预算管理执行层，其负责的内容是预算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其执行的好坏将关系到预算管理的优劣，对于此项工作的考核和评价就是管理层的工作内容。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主要表现在：其一，企业的预算管理层在进行目标制定时，需要对于不同的执行层的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一旦管理层的目标和执行层的工作出现矛盾，博弈关系就此形成。其二，企业管理层在对于执行层进行监督时，由于可变因素的存在，会出现收益和损失的不同，由此博弈关系形成。其三，企业的预算管理层会对于执行部门的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价，此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其执行层的努力程度，同样博弈关系就此形成。其四，执行层由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会使用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一旦虚假成分过多，将会影响到管理决策了，由此博弈关系形成。
3博弈机制下企业预算的策略
31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博弈机制
首先，基于博弈观点，可以在出现了重复动态博弈的情况下，以进化博弈模型，不断完善预算契约，优化预算编制。以此，委托人会收集到各方面的的信息，使得信息尽可能的实现对称，这对于建立预算编制制度有很大的帮助作用。预算编制就是说在博弈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实现预算反复论证的过程。但是我国现阶段的预算编制质量很低，在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上缺乏有效的机制来管理和监督，使得其预算信息的失真，需要在此方面做出改善。然后，积极引入科学的博弈法则，这是由于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决策层和管理层起着主导的作用，是获得理想收益的关键。由此建立科学的博弈法则，让每一位参与者理解其中的含义和影响，以追求最大的经营效果，实现企业经营效率的最优化。最后，博弈各方，要始终保持警惕，因为博弈预算管理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实际问题，需要我们不断自我分析，做出实时的调整，以优化博弈的环境。
32建立健全高效准确的信息机制
在博弈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会产生很多的不利影响。甚至是重要信息的缺失，隐瞒或者误报，都会导致预算管理上的重大偏差，难以实现预算的效益最大化。不仅如此，信息的不对称，极有可能造成博弈各方的摩擦。由此，企业要关注于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数据管理系统，对于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实行信息的基础性管理，确保预算新的客观、完整、有效，为企业预算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也是减少参与者之间的摩擦的关键措施。与此同时注重交流，强化各个博弈方的相互合作意识，不断争取其信息的对称，以提高预算管理的效率。
33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人对于基数的确定性优于委托人的程度，对此以博弈机制来审视，由委托人的基本要求，再集合人的数字，综合人的意见确定基数。在此过程中，建立奖励约束机制，即人的数字与实际的相符合度越高，其收到的奖励就会越高。这样的联合基数确定方法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在企业预算管理上有着很多的应用。它不仅仅保证了预算编制的准确性，还为事务性工作提供了证据。
34建立健全有的放矢的绩效机制
实行业绩评价系统，首先，确定具备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指标设定，保证评价指标和系统目标的一致性，这是引导其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其次，在评价方式和方法上要软硬结合，在传统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学模型，积极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技术需求最佳的评价结果。再次，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上，遵循系统性、实用性和目的性的原则，针对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特点，做出科学实际的评定。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引入平衡记分卡等先进的管理工具。最后，预算奖惩制度的健全，以科学的奖惩制度来实现预算考核的实效性，以体现出权责的充分结合，还要在此过程中强调人的重要性，积极促进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一致。
4结论
现代企业预算管理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其经营机制不断完善，功能不断强化，所辐射的范围也在不断地延伸，主要包括有控制、计划、协调、激励、评定等，可以说其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企业预算管理涉及的利益方较多，人性的渗透现象很深刻，可以说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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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飞，郭秀娟作业预算研究[J].会计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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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寿堂以目标利润为导向的企业预算管理[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博弈论；智猪博弈；利益最大化；纳什均衡理论；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博弈论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棋、桥牌、中的胜负问题，而正是发展成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初，在1928年冯·诺意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之后，从而开始宣告了博弈论的正是诞生。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分为：局中人，策略，得失，对于参与者还存在博弈结果以及博弈涉及到的均衡。
博弈论的类型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以及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经济学中的存在着智猪博弈的这么一个故事：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猪圈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原版的“智猪博弈”故事给了竞争中弱者以等待的方式为最佳的策略的启发。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弱小者未能参加竞争，所以得到的社会资源配置并不是最佳状态。为了使资源最有效的配置，规则的设计者是不愿意看见有人搭便车的，政府这样，公司的老板也是这样。而能否完全杜绝“搭便车”现象，就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是否合适了。
许多人并未读过“智猪博弈”的故事，但是却在自觉地使用小猪的策略。股市上等待庄家抬轿的散户；等待产业市场中出现具有赢利能力新产品继而大举仿制牟取暴利的游资；公司里不创造效益但分享成果的人，等等。因此，对于制订各种经济管理的游戏规则的人，必须深谙“智猪博弈”指标改变的个中道理。
经济博弈论是指在将博弈论知识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用于描述，反映经济问题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动机，以便寻找到己方的问题最优解（其实也是其他利益主体的最优解）。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消费者之间，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不断加强，以这些主体间的对抗，依赖和制约为研究前提和出发点的博弈论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例如由于信贷不断收紧，成交量低迷导致回款速度慢，资金链压力很大，房地产商已经处于囚徒困境中，开发商的态度是：“不过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好在售楼盘降价的准备，业内人士一起交流，这点共识是一致的：只要有一家公司明显降价，就像坐大堤一样，很快就会争先降价，也就是恐慌性抛盘。所以，现阶段绝对不会，也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出现的！”
实际上每个开发商都有两个选择：降价和不降价。如果大家都不降价，就可以顺应大家的心态，以最慢的速度回笼资金，等到将来可能的调控放松，还有可能获得极大利润；如果大家都降，都能回笼中等数量的资金，但市场陷入相互杀价；如果有的降价有的不降价，降价的能快速脱身，不降价的可能破产，每个人的心里都想着自己能够快速销售，而其他的销售商维持住市场价格，不进行降价。对于个体而言，无论别的销售商进行如何操作，自己最佳的策略选择都是降价。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会选择对自己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策略，开发商所提到的口头协定并不会持久坚持，最后必然会达到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理论在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
纳什均衡的重要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改变了经济学的体系和结构。（2）扩张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范围。（3）加强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4）形成了基于经典博弈的研究范式体系。（5）扩大和加强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联系。（6）改变了经济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一谈到博弈论大家提起的最多的就是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指的是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组合由所有参与者的最优战略组成，也就是说在给定战略的情况下，没有单个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虽然纳什均衡是单个人的最优战略组合，但是不是说是一个总体最佳的组合结果，从这个方面看，纳什均衡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同时，它也提示我们，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
现如今，纳什均衡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进行制度分析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一种体制的安排要使它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不然，这种体制的安排便不会发生效力。所以说不论企业还是政府一种具有纳什均衡的体制或者是制度是及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