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分析理论范文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博弈；炫耀；位置消费；理性

[DOI]10.13939/ki.zgsc.2016.32.136

1 引 言

在我国，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结构不合理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诟病，同时也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因素。怎样正确改善当前消费现状，最大限度地促进内需就成为了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习惯就展现出与国外明显不同的现象。所以，在本文中引入位置消费理论进行分析当前我国消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位置消费理论认为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下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人，其消费受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的综合影响，不仅关心个体消费中绝对量的增加，而且更关心在社会关系网中消费的地位或名次。

2 博弈论分析方法

2.1 基本假设博弈过程

正常理性的情况下，双方的收益都是a，炫耀将失去v单位收益，最终获得（a-v）单位收益，如果炫耀提升了相对地位，将获得额外x单位收益，如果由于别人炫耀降低了相对地位，将失去x单位收益。所以如果只有一方选择炫耀，另一方选择朴实，那么朴实一方的收益将是（a-x）单位，炫耀一方将获得（a-v+x）单位收益。所以可以认为v为炫耀成本，x为炫耀收益，只要x>v，那么符合位置理论的消费者就有动机选择炫耀行为，那么最终的博弈结果都是类似“囚徒困境”的。

通过第一阶段的博弈，如果x>v，那么消费者就有动机选择炫耀，最终的博弈结果为（炫耀，炫耀）。但是博弈不会就此终止，两消费者会继续博弈。除了上述假设之外，在第二阶段假设两个消费者可以选择轻度炫耀和重度炫耀。轻度炫耀是指停留在第一阶段的炫耀，重度炫耀是指在第一阶段炫耀的基础上还不满足，依然想通过炫耀压制对方而采取的进一步炫耀。这时，设第一阶段炫耀偏离最优消费量而损失v1单位收益，第二阶段损失v2单位收益，而第一阶段通过提升或降低相对低位而获取或失去的额外效用为x1，第二阶段为x2。

这时，只要x2>v2，那么消费者就有动机选择重度炫耀，而最终的结果也依然是“囚徒困境”，所以通过两阶段博弈说明，炫耀是个相互促进，愈演愈烈的过程，如果没有某种力量阻止炫耀的进行，那么社会上的炫耀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每个消费者都将获得更低的收益，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福利白白损失掉了。而幸运的是，这个阻止炫耀的“力量”在真实社会中是存在的，那就是收入水平。一个人不可能无限制地博弈下去，他总会收敛于他的个人收入。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现在社会中个人收入可能不会阻止他的炫耀，可能会收敛于他父母的收入，也就是“啃老”现象，存在这一现象的不在少数。另外，也可能存在个人借贷，即消费者可能通过亲戚朋友间的借贷来完成自己的炫耀行为。所以，综上两点，真正阻止炫耀的“力量”是广义收入，这里除了个人收入之外还包括父母收入，亲友借贷，社会借贷等。

2.2 放宽假设信息博弈过程

2.2.1 收入水平不相同

上述分析的过程都是假设双方广义收入水平相同，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对博弈对手的真实经济实力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就是上述讨论的阻止炫耀的力量是不同的，经济实力强的对手可以进行更加深度的炫耀，而经济实力弱的消费者只能进行轻度的炫耀。在这样的前提下，上述分析的博弈就将发生一定变化。

假如富人与穷人博弈，那么富人在双方都选择炫耀或者双方都选择朴实的情况下，收益都是要大于穷人的。而穷人选择炫耀，富人选择朴实，唯一一种穷人的收益大于富人的可能性，并且要求a1-x1>a2-v2+x2即（x1+x2）-v1>a2-a1，（x1+x2）表示炫耀收益，v1表示炫耀成本，（a2-a1）表示财富差值。所以，穷人收益超过富人的可能性要求穷人具有很高的炫耀欲望并且富人没有，并且穷人的炫耀收益减去炫耀成本大于两者之间的财富差值。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社会中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本身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如他人，却出于炫耀性的目的进行消费以达到超赶富人的目的，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2.2.2 炫耀成本大于炫耀收益

在第二部分中假设炫耀的成本小于收益，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一特征却未必满足，而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消费者更在乎自己的绝对消费量并不在乎“面子”，他的炫耀成本很可能大于炫耀收益。而有的消费者处处与别人相比，宁愿偏离自己的最优消费量也要在表面上赶超别人，他的炫耀成本就很可能小于炫耀收益。

假设消费者甲是“务实”型消费者，即炫耀收益小于炫耀成本，x1v1。这样，无论消费者乙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消费者甲都选择朴实。而无论消费者甲选择什么策略，消费者乙都选择炫耀。最终，两类消费者“相安无事”，各自选择适合自身的消费策略。这也就解释了浮躁的社会中依然有人可以泰然处之，不受炫耀之风的影响，安然做自己。当然，两个“务实”型消费者相遇结果更加明显，都会选择符合自身最优消费量的策略，也就是一般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两个“务虚”型消费者相遇的结果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1）通过二阶段两消费者博弈的分析得出，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阻止炫耀的力量出现，炫耀将是无穷尽的。但是好在真实社会中存在这种“力量”，即广义的收入水平，包括自身收入、家庭收入和亲友社会借贷水平。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社会上富二代阶层的极其奢靡的炫耀性消费。所以，在培养自身洁身自好的基础上也要规范子女亲友的消费观，督促他们进行符合自身条件的消费行为。

（2）通过放宽收入相同的假设，得出在穷人与富人的博弈中，只有富人采取朴实的策略，穷人采取炫耀的策略，并且炫耀收益减去炫耀成本大于贫富者之间的财富差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得穷人的收益大于富人。很好地解释了当今社会中“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在财富水平中存在差异就靠炫耀达成目的，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所以，在贫富差距明显的今天，要量力而行，不要做与自身条件不符的事情，免得身心俱疲。

（3）通过放宽炫耀成本大于炫耀收益的假设得出，只要自身更加看重实质性消费而忽视相互之间的炫耀行为，那么就可以在社会中洁身自好，达到自身最优消费量的目的。所以，在奢华的社会中，我们不能选择随波逐流的放纵，而要看清现状，分清务实消费和炫耀消费，使得自己达到最优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耿黎辉.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心理与行为研究[J].商业研究，2004（22）：84-85.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市场进入”博弈 认知层级

关于“市场进入”博弈，因参与者信息不足记忆有限，“有限理性”模型更为切实。行为博弈论的最新进展—“认知层级” (Cognitive Hierarchy， CH)理论力图构筑某种“有界理性”指数，以衡量行为人策略性思考步骤(“异质”/“聪明”程度)。它可回溯到Keynes《通论》(1936)。 Stahl (1993)和Broseta ， Costa-Gomes & Crowford (2001)表明，人们的策略性推理常只有几步，因“我认为他认为我认为他认为…” 式递进推理将占用大量临时记忆空间，过度自信会使得参与者停止推理。实验表明，初次博弈者的重复推理步数多为0～2。

标准“均衡”分析过程是，(1)参与者形成关于他人策略的信念，(2)做出最佳反应，(3)调整最优反应或信念直到相互均衡。对完全竞争的个体最优化，它大致无碍。根据Rosenthal(1981)、Krep et al(1982)、Fudenberg & Maskin(1986)等，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国际经济博弈方面，因命运相关，少数非理性者就可能引致其他理性者改变策略。因此，若要预测所有参与者的可能行为，需要某种既能顾及上述三点又能兼顾“有界理性”的分析方法。

据Camerer et al(2002)，设参与者i以逻辑反应法则选择策略，策略获选概率取决于其“吸引力”。若i有种策略，初始吸引力为。以表i的第j种策略，在时期t由i和其他参与者(记作)所选策略为和，的收益为。“逻辑反应法则”将把吸引力映射到概率空间中，

(1)

是反应的敏感度。借助参与者递推思考步骤数目和决策规则，CH模型设其分属0(或，K-1)步或K步思考者(简称“K步者”)。设后者出现频率呈Poisson分布，均值和标准差均为，故其出现频率为，可表示众数的“有界理性”程度。再设参与者可确定思考步骤不如自己者出现的绝对频率，但无法想象那些多于自己者，故须调整信念和分配所缺概率，以计算指导决策的期望收益。若参与者把较少步骤者的确切相对比例除以，则经调整的各频率之比例保持不变且总和为1。

根据调整的信念，K>0步者以下式确定策略的“吸引力”，再计算预期收益，

， (2)

和各表策略j对于K步者在时期0的“吸引力”和预测较低级别c在时期1的选择概率。

为确定CH模型的功效，可以“随机最优反应均衡”(Quantal Response Equilibrium， QRE)为参照，定义是 ，而。若趋于无限， QRE将收敛于Nash均衡;其中，K步者为“自知者”，因他们相信还存在其他K步者，而趋于无穷大 。

现讨论一下CH理论的潜在运用，譬如是否参与国际投资的决策问题。可将它视为某种一次性“市场进入博弈”。设各投资者资金相等，将人数和市场资本容量都规范化为1，以c表进入者数目占投资者数目的比重，或投入资金占资金总量的份额。再设各投资者同时决定是否进入；其准则是：仅当他相信数值低于c的某一截取值时才会进入。实验表明，此类博弈特征有三，(1)针对不同c值，进入率与(非对称)纯粹均衡或对称性混合均衡预测的进入率密切相关(即，若进入资金份额为c，百分之c的投资者将进入)；(2)若c值较低，进入者数目会略微过度，反之则进入不足;此时，许多人属采用杂乱准则的噪音者或跟风者；(3)大多数人在c低于某一截取性值时将不进入，c较高时则进入。因此，可确定最优反应: 0步思考者在期中“跟风”进入;1步者在c0.5进入；2步者因相信0步者比例为，故仅当c>0.5和，或c

实验表明，即便处在第1时期，投资者们也会合理地协调进入决策。该模型对此作了解释，并兼顾其他两个规律的合理价值。图1表明，进入者数目几乎随着c单调上升;在c值较低时大于超出它，在c较高时则低于它。根据图2，若和2，

图1 市场进入者数目随着 、数据和思考步骤的变化状况 (引自Camerer et al，2002)

进入函数N(全体)重复形成单调的“投资过度或不足”效应。模型为除2步思考之外的所有参与者确立了大致截取准则:若，0步者将作随机行动，1步者在时会全部进入， 3-4步者会使用某种“极端值”截取准则，而5步及其以上者则使用某种严格准则。若我们可衡量因c的变化而出现的进入方式，实际数据将展现此类随机性、截取性和大致截取准则的混合。

模型还有助于更多思辨。如，现已证明市场进入函数是单调的；即，随着c递增。若或1.25，则可确定，最多只包括K步者的条件进入函数将随着K的增加而加速趋于均衡。

图2 针对不同取值的Poisson分布 (同前)

此外，模型考虑了某些操作方式的影响和事关抉择的不同认知尺度，诸如反应时滞与信息获得；它还营造了各参与者的自然异质性。若假设最佳反应，此模型通常可营造出“非纯粹化结果”;即，处在任何思考层级上的大多数参与者虽都使用纯粹策略，但却会导致混合性结果。换句话说，个体的决定论行为完全可能导致随机的总体运动。其缘由就在于，参与者的思考步骤各有不同!

参考文献：

[1]J. M.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

[2]M.科斯塔-格奥梅斯等(2001)，“正则形式博弈中的认知和行为：一项实验性研究”，《计量经济学》第68期第1193-1235页. Costa-Gomes, M.; V. Crowford & B. Broseta (2001),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Normal - Form Gam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Econometrica 68:1193-1235

[3]科林·凯莫勒,《行为金融》.贺京同、那艺和冀嘉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4]科林·凯莫勒等编,《行为经济学新进展》.贺京同等译,周业安等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科林·凯莫勒等(2002)，《行为博弈理论：思考、学习和教导》，未发表稿. Camerer,C.; T.H.Ho & J.K.Chong (2002), “Behavioral Game Theory: Think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nuscript

[6]D.斯泰尔(1993) ,“n位聪明博弈者的演化”，《博弈和经济行为》第5期第604-617页.Stahl，D. (1993), “Evolution of Smart n Player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 604-617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会计信息博弈；披露；监管

一、研究背景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绿大地）创立于 1996 年 6 月， 2007 年 12 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绿化苗木行业首家上市公司。2011 年 3 月中旬，绿大地公司公告称，其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调查发现，公司涉嫌虚增资产、虚增收入、虚增利润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其实，在此之前，绿大地造假事件早已露出端倪，上市三年多来，公司频繁更换高管人员和会计师事务所。可是问题如此之多的绿大地，为何能通过层层关口上市融资，并直至三年后才被揭穿呢？

从银广厦到绿大地，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背后总有会计师事务所如影随形。本来，中介机构的任务是将真正优秀的公司输送到市场中，可事实却是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串通起来蒙骗投资者。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与上市公司串通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而一旦东窗事发，处罚却十分有限。显然，造假成本小而收益大。针对这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本文从动态博弈的角度出发，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建议。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假设的提出

在会计信息的披露过程中，有披露方和监管方这样两个参与者，其中会计信息的披露方主要指企业的管理层即经营者，会计信息的监管方指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监督管理机构（这里暂不讨论股东这个角色）。每个博弈方都有两个纯策略可供选择，对于披露方可以选择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即不诚信，也可以选择披露真实的会计信息即诚信；对于监管方则可以选择实行监管，也可以选择不监管。这里用I和H分别表示监管方和披露方的策略集合，Ii和Hi分别表示第i个纯策略（i=1，2），即I={I1，I2}={监管，不监管}，H={H1，H2}={不诚信，诚信}。同时可以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披露真实的会计信息为企业带来的效用是Y，而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为企业带来的效用是X（X>Y），其中伪造虚假会计信息的成本是a，这里a相对于X来说特别的小即X-a>Y，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企业才有可能对会计信息进行造假。

假设2：若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则监管方遭受的损失是m，若披露真实的会计信息，则监管方既无收益也无损失。如果监管方发现企业有造假行为，则企业应向监管方交纳f的罚款，而监管方在监管过程中需要付出c的成本。

假设3：如果披露方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监管方进行监管，就一定能查出该造假行为，且需满足f-c>0，否则根据理性人的假设，监管方不会实施监管。同时也假定监管方监管的惩罚力度是很大的，实施的是有效监管，使企业在被处以罚款之后的效用低于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的效用，即X-a-f

从以上假设可以得到监管方和披露方的得益矩阵（见表1）

三、会计信息披露与监督的静态博弈分析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出，在静态博弈分析中，如果监管方选择I1监管，则披露方就会选择H2披露真实会计信息即诚信；如果监管方选择I2不监管，则披露方就会选择H1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即不诚信；如果披露方选择H1不诚信，则监管方就会选择I1监管；如果披露方选择H2诚信，则监管方就会选择I2不监管。这样博弈双方就一直在博弈矩阵里循环往复下去，显然这个博弈不存在占优策略，但是纳什均衡存在性定理告诉我们：每一个有限博弈至少存在一个纳什均衡（纯策略的或混合战略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因此它必然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假定监管方的混合策略为p={p，1-p}，披露方的混合策略为 Q={q，1-q}，这表示监管方以P的概率选择监管，披露方以q的概率选择不诚信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这样就可以推出博弈双方的期望得益：

监管方选择监管的期望得益值为：

Up=q（f-m-c）+（1-q）（-c） （1）

监管方选择不监管的期望得益值为：

U1-p=q（-m） （2）

披露方选择不诚信的期望得益值为：

Uq=p（X-a-f）+（1-p）（X-a）（3）

披露方选择诚信的期望得益值为：

U1-q=PY+（1-p）Y（4）

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中，应该使得无论披露方选择哪一种策略，监管方选择监管和不监管的期望得益都是相同的，同时，也应该使无论监管方选择哪一种策略，披露方选择不诚信和诚信的期望得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等式：

Up=U1-p，Uq=U1-q

计算可以得到P*=（X-a-Y）/1，q*=c/f，，这表示监管方分别以概率P*和1-P*选择“监管”与“不监管”，披露方分别以概率 q*和1-q*选择“不诚信”和“诚信”，即监管方和披露方博弈的唯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X-a-Y）/f，（f+a+Y-X）/f），（c/f，（f-c）/f）}。从中可以得出当p>P*时，诚信是披露方的最佳策略，即q=0；当pq*时，监管方会选择监管，即p=1；当q

四、会计信息披露与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在有限理性下人们不一定有能力找到纳什均衡，每个博弈方通过把不同策略的得益与平均得益进行比较，然后逐步调整策略。这与生物进化过程很类似，在物种进化过程中，生物调整自身行为很缓慢。在这里，假设由披露方和监管方组成的大群体学习速度很慢，这样就可以用复制动态来模拟博弈方的动态调整，在整个复制动态过程中，如果出现一种适应性较高的策略，就会被大多数人采用，否则就会被淘汰。

在演化博弈分析框架下，监管方博弈群体中采用监管策略的比例为p，披露方博弈群体中采用不诚信策略的比例为q，因此，由方程（1）和（2）得到监管方群体的平均得益UI为：

UI=pUp+（1-p）U1-p=pqf-pc-qm（5）

由方程（3）和（4）得到披露方群体的平均得益UH为：

UH=qUq+（1-q）U1-q=q（X-a-Y）-pqf+Y （6）

由方程（1）、（5）可以得到监管方采用监管策略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适当提高罚款额有助于降低披露方不诚信的可能性。

上述不等式说明监管方监管的可能性和披露方不诚信的可能性是罚款额的减函数。对于披露方而言，罚款额越高，越会选择诚信即披露真实的会计信息，这与现实也是相符合的，一旦被发现会计信息造假，企业不仅要承担因虚假会计信息带来的损失，还要额外地支付罚款，这样企业将会承担更大的成本和风险，因此披露方会更倾向于选择诚信的策略。同时，对于监管方来说，他们考虑到由于罚款额上升会使披露方不诚信的可能性降低，因此他们监管的可能性也会降低；相反，较低的惩罚力度会使披露方产生不诚信的心理，使得监管方监管的可能性增强。

第二，降低监管成本可以减小披露方不诚信的可能性。

这个不等式表明披露方不诚信的可能性会随着监管成本的降低而降低，是因为较低的监管成本使得监管方实施监管的可能性增加，披露方考虑到监管方的这种心理，自然就减少会计信息造假的可能性。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发生，监管部门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降低监管成本，有效遏制会计信息造假的发生。

第三，诚信遵从的改善是缓慢的，即监管方监管的概率p*较高时，披露方处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他不诚信的概率q*较低，同时，一旦监管方觉察到会计信息造假的事件比较少时，也会放松监管，即选择监管策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样就会使得披露方偏向于选择不诚信，提高不诚信的概率q*。这就表明，提高披露方的诚信遵从度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并非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为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应该尽量使得p>p*，从而使披露方不诚信的概率q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五、总结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会计信息的披露和监管过程中的静态博弈和动态进化博弈，克服了经典博弈模型中要求参与者具有完全理性的缺点，而进化博弈正是有限理性的研究框架，降低了参与者的理性程度，更贴近现实。除此之外，动态进化博弈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并给出了均衡状态下的方程，同时将罚款金额、监管成本和造假成本纳入动态分析过程，更符合现实，还得出了降低监管成本和加大惩罚力度是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博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2）：80-81.

［2］ 徐焕章，管慧芳，刘丽华.基于博弈论的会计信息失真研究［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9（2）：126-130.

［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熊勇立.税收征纳双方的进化博弈分析［J］.税务研究，2009（5）：74-77.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4篇

一、隐匿权威、强隐匿权威与弱隐匿权威

定义一：隐匿权威指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真实知识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和揭示，导致交易置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格局中，在经验、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使得交易者的行动引起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出现增进或衰减的一种权威关系。

上文中的几个故事说明隐匿权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再完善，法制再健全，隐匿权威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隐匿权威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无关，只要存在隐匿权威关系包含的信息不对称、静态博弈的弈局等条件，隐匿权威就会存在，因为不论何种体制下的人都是“有限理性”的。而隐匿权威关系一旦出现，不可能不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等式造成影响，即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会出现增进或衰减。

定义二：强隐匿权威指私人信息拥有者故意隐藏自己关于本项交易的真实知识，利用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构造双方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格局，并以一种间接显示的方式向交易对象做出一定的信息揭示，以诱使交易对象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努力，从而改变社会分配状况和福利函数的一种权威关系。

强隐匿权威往往与寻租现象相联系，与一般隐匿权威关系相比，负面性较强，含有交易关系中私人信息拥有者的主观故意，本文中讲到的故事二往往属于此类。强隐匿权威可能导致信息理论中所谓柠檬市场的出现，使交易者的平均素质下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必然与效率低下、负面价值相联系，有许多交易的进行正得益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但强隐匿权威关系的存在却使得市场上人们对不对称信息的评价逐步降低，劣质交易者驱逐优质交易者，低效交易驱逐高效交易，降低交易频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定义三：弱隐匿权威即私人信息拥有者并非出于故意，使交易对象对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做了扭曲接受，导致交易对象采取了增进私人信息拥有者效用却可能会偏离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从而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一种权威关系。

弱隐匿权威与强隐匿权威相比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存在。通常情况下，私人信息拥有者并没有向交易对象发送有关其身份、地位的信号，也没有谋求从交易对象那里得到方便，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机会主义的，交易对象往往会歪曲地接收信息，并按照对信息的理解采取相应行动。信号的接受是扭曲的，导致其行动偏离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概率陡然增大，从而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当然，弱隐匿权威不都是负面的，在一些情况下其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二、隐匿权威的生发机制

(一)信息不对称是基础机制

信息不对称是文中所述现象出现的基础。故事一中拆迁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双方对人大代表证的信息占有数量存在差异。人大代表证件本身没有价值，却能彰显其拥有者的政治精英身份，并隐含着政治精英凭借政治体系中的投票权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而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故事二中打着领导旗号行骗的行为能够得逞，故事三中那些家庭缺乏背景的学生得以在入学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受到公平对待均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逐渐消解，私人信息拥有者无意或刻意隐瞒的信息逐渐为对方所知，事情的结果会发生变化。

(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是必要条件

博弈结构的变化会严格影响博弈参与者的得益。非重复博弈的重要特征是博弈行为的非重复性，策略空间较小，双方关于博弈的信息不完备，局中人只关心一次性的支付，从而时间折扣、回忆等因素不会对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也不用考虑报复性策略的问题。在不对称信息一次性博弈结构下，故事一中工作人员的占优策略是“积极办事”，故事二中各单位的占优策略是“提供方便”，故事三中学校的占优策略是“前排”。而如果我们将博弈扩展到动态博弈，局中人可能而且应该考虑到当期行为对未来行为及得益的影响，报复性策略有可能被选择，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及得益矩阵均会发生变化，故事一中的工作人员会由于了解人大代表证的真相而继续对老人采取敷衍策略，故事二中的受骗者可能避免损失，故事三中的家庭无背景的孩子不再会受到公平对待。

(三)抽租(rent extraction)是激发因素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人们在治理关系中对隐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是出于抽租的考虑。抽租表现为权势人物发出的要求分享租金的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如果不满足权势人物的抽租要求，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租金被剥夺。人们预期不到这种隐匿权威关系将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但为避免利益遭受强力剥夺，主动割让部分既得利益符合期望效用最大化准则。并且人们维护既得利益的想法又使得一些强隐匿权威关系的利用者得以敲竹杠。政治抽租对于隐匿权威关系的出现并非不可或缺，但的确多数隐匿权威关系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抽租的担心。

三、隐匿权威的政治控制力与经济扩展力

隐匿权威的政治控制力是本文论述隐匿权威的逻辑起点，政治控制力指这种权威关系对于政治、组织资源的影响，正是具有政治控制力隐匿权威才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拥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隐匿权威就其实质来讲属于政治权威关系的一种隐性延伸，在制度范畴内可归于非正式制度类别。隐匿权威关系无论表象为何种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暴力发挥作用的影子。虽将隐匿权威认作是政治权威关系的隐性延伸。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二，者的产生机制是不同的，权威关系发挥作用无须什么条件，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它就开始发挥作用。而隐匿权威必须具备不对称信息、非动态博弈等条件

才会出现。其二，二者的价值评价不同，权威关系作为治理交易的一种安排，是人类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是社会进步、文明跃迁的产物，而隐匿权威从来不曾以正式安排的形式出现，也不一定与高效率相联系，相反，隐匿权威却经常出现在负面的分析中。虽然具有诸多不同，但在政治控制力上二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当然隐匿权威要加入人类的机会主义、理性预期等因素。

隐匿权威的经济扩展力是研究隐匿权威问题的理论归依。经济扩展力指隐匿权威关系的得益者可以将政治控制力转化为对经济资源的占有。当我们的视域从政治域转换到交易域，隐匿权威关系背后隐藏的无非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博弈。无论是权威关系还是隐匿权威关系，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更多的不是对权力的畏惧，而是对私利的追求或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但在文明社会，权威关系又是分析问题不可绕过的，正是在权威关系的规约下人类才在对利益的追求中共同进步着，从霍布斯丛林到现代社会，人类由于依从于权威关系才不至于在争斗中走向毁灭。人们对权威关系的关心只不过是其能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

四、隐匿权威的经济价值

(一)增益价值

首先，可降低交易成本。隐匿权威利用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非重复博弈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政治或组织权威关系治理交易而替代了自由市场交易，这种治理关系转换降低了成本。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这点上，隐匿权威关系与行贿是具有相同作用的机制。只不过以行贿的方式达成交易其中起作用的是经济利益，而依靠隐匿权威关系促成交易其中起作用的是政治或组织利益。其次，会提高行政效率。政治人物的政治创租与抽租是妨碍行政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在满足隐匿权威关系要求条件的情况下，租的攫取冲动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静态博弈无法对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对比做出合理预期，此时政治人物的占优策略是不寻租。隐匿权威关系降低了政治人物的创租与抽租冲动，了政治体系的运行，提高了行政效率。最后，能动员潜在资源参加交易。资源在何种程度被投入交易是预期收益的递增函数，这一法则亦适用于政治市场。正是由于隐匿权威的不对称信息才使得潜在资源投入交易。如果资源所有者确切知道对方关于交易的信息，则其投入的资源量是对方为自己提供收益量的函数。在很多情况下，这将显著降低交易的数量。同时，静态博弈的格局内含投入与收益的不确定性，潜在资源的所有者的占优策略是“投入”，而如果博弈扩展到动态，潜在资源的所有者会获得关于博弈的更多的信息，其投入的资源量将可能下降。

(二)负面价值

首先，可能助长寻租。权威关系作为国家暴力潜能的载体与实现机制的一种，由于具有特殊的能量与高收益等相联系，因而其报酬也比其他机制高，但权威关系不是免费的，滥用权威的风险较高。但隐匿权威与之不同，它利用的是人们的信息不对称及非重复博弈的结构，在此情况下，权威关系对于寻租者来说是近乎免费的机制。对于寻租者来说，依靠隐匿权威关系得到的租金不会与依靠送礼行贿等显形式得到的租金有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刺激必然增加人们寻租的概率。其次，增大资源配置失效的可能性。隐匿权威可能导致资源与利益过分向权势网络内部人倾斜，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路径。在社会民主程度、公众意识、政治制度诸因子中，隐匿权威是一个能极大影响社会福利函数并使其产生剧烈变化的因子。隐匿权威借力于国家暴力潜能，以强的能量聚敛资源并向得益者集中，扰乱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导致培养隐匿权威的资源浪费。政治人物也未必不想利用权势维护、谋取利益，但或许慑于惩罚制度的威严，或许由于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教化导致其心智结构发生变化，以显性的形式谋求利益者毕竟只是少数。而隐匿权威既能满足当权者对隐蔽形式的寻求又能使其获得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得到一部分人的追捧。为此浪费大量资源也就变得可以解释。一些当权者假公务之便，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构织关系网络均属此类。

五、余论

总之，隐匿权威不可避免，其与意识形态、基本制度无关，不分国别，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但隐匿权威并非不可遏制。隐匿权威虽与国家基本制度无关，但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转型期国家尤为严重，这有其理论根源。其一，转型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不合理因素主要源自法律政策的漏洞、干部任免与考核制度缺陷、司法腐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这是隐匿权威现象严重的制度性根源。其二，基本制度意义上的转型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共产主义制度曾经长或短期存在过，在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与之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对制度等问题的理解、对马列经典的教条应用造成的社会悲剧、与国家转型伴生的旧观念的扬弃与新观念的接受给人们以深刻影响，这是隐匿权威广泛存在的思想意识根源。其三，软政权在转型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隐匿权威关系较发达民主制度国家会在更多的领域、更广的范围内存在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5篇

一、战略出口政策和战略进口政策的博弈分析

战略出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寡占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给予出口补贴，会使本国企业获得一种Stackelberg领导者地位，增加其在第三国市场的销售额。出口补贴所带来的企业利润增加可能超过补贴额，从而使得本国的福利水平提高。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该观点，如表1所示，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行业中有两个潜在的生产者，一个本国厂商，一个外国厂商，二者的产品均在两个生产国以外的第三国市场上销售，这两国内部无消费。括号前面的数字表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该国福利的变化，可以看作是该国政府的收益。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等同于该国福利的改善，因为超额利润可以看作是一种额外的收益，均衡的结果应该是两个厂商都进行生产，各自获得5个单位的超额利润。战略性出口政策认为本国或外国政府可以改变这一均衡结果。假定本国政府可以给予本国的厂商5个单位补贴，而外国政府不进行干预，如表2所示，均衡的结果是本国厂商进行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由于本国政府的补贴，本国福利水平提高了19个单位（这里假定补贴导致的市场扭曲损失为1）。

但如果两国政府都可以选择干预或不干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用扩展式博弈表示这一情形。图1中S表示补贴，DS表示不补贴，P表示生产，D表示不生产。第一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补贴或不补贴；第二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后外国政府的反应决策；第三层节点表示政府决策后本国厂商的反应，生产或不生产；第四层节点是外国厂商的反应；第五层节点是均衡的结果。采用逆向归纳法，可以得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本国政府补贴，外国政府补贴，本国企业生产，外国企业生产）。这是因为只包含两国厂商决策行为的从左至右四个子博弈的纳什均衡分别为（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本国厂商不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很明显，均衡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进行补贴，各自获得4个单位的福利改进。

因此，政府的干预并不像战略性出口政策所认为的那样会在降低对方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而是使两国的福利水平都比不干预的时候低；虽然如此，由于每个政府都有通过干预提高自己国家福利水平的动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干预，政府在战略性出口政策的选择上陷入“囚徒困境”。但现实中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没有像模型预示的那样广泛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是因为上述模型的假定是静态的，即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次完成的。当我们考虑政府在每个时期都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且无限延续下去，上述模型就变成一个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贴现率为1，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四种策略可供选择：A＝每个时期都进行补贴；B＝每个时期都不补贴；C＝偶尔补贴，即在某一个时期补贴，然后是否继续补贴视对方的反应而定；D＝不补贴，但报复，即自己不首先进行补贴，但如果对方政府在某一时期补贴，则在以后的每一个时期都进行补贴。如果两国政府都不进行补贴，则两国政府在每一期的收益都为5个单位，因为我们假定贴现率为1，所以无法算出它的总值，就用R来表示。如表3所示，这一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D，D），实际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没有进行补贴，各自获得收益R，“囚徒困境”并不存在。所以，战略性出口政策不仅理论上不可行，而且也不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去实施。

战略进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对进口的寡头垄断产品征收进口税，关税带来的进口价格上升会小于关税本身，这相当于政府利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其模型的假定和战略出口政策是相似的，不过把分析的对象从第三国市场转向本国市场，对本国厂商扶持的手段也就从出口补贴变为进口关税，除了需要考虑本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受价格变化的影响之外，模型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与战略出口政策都没有不同。那么，在这里战略进口政策是否可行就取决于对方国家的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本国没有同类产品向对方国家出口，战略进口政策的实施就可以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但如果对方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则战略进口政策在理论上不可行，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

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的博弈分析

Krugman（1984）提出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时候并没有把它与幼稚工业保护联系起来，但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却被看为是对传统幼稚产业理论的发展。以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为基础的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和前面的战略性出口政策的区别在于本国的厂商和外国厂商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保护，本国厂商将无法与外国厂商进行竞争，而最终会退出该行业，如表4所示，均衡的结果是本国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而国外的福利水平提高25个单位。如果本国政府对本国厂商给予保护，则本国厂商会进行该产品的生产。当然，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时外国政府也会进行保护，均衡的结果如表5所示，两国厂商都进行生产，本国福利水平降低3个单位。和前面一样，两国政府的干预降低了两国的福利水平，但这对于本国政府来说还是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因为这种福利水平的降低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本国厂商的竞争力会上升，能和外国厂商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以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为基础的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战略性出口政策在理论上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战略性进口政策的可行与否取决于对方政府可不可以采取报复手段；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是可行的，前提是要以幼稚工业为保护对象。由此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不像其理论模型预示的那样在现实中有广泛的可行性，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其它所有的经济政策一样，只是当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时，才能被采用。

参考文献：

胡昭玲. 2002. 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适用条件评述［J］. 南开经济研究(3).[JP2]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6篇

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这样的现象,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转制为民营企业,退出了竞争性行业,原先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高管也许对决策权越来越有控制欲,他们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起源于他们对自身名誉、权利、地位、高薪和其他与企业规模相关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触犯法律、扰乱市场秩序、败坏上市公司形象、损害股民利益。这正是企业的管理理论所认识的管理者,即认为管理者是根据自己的目的来制定公司决策。

二、运用合作博弈模型分析此问题

实际上,按照正常情况,股东、管理者和雇员有着共同的利益,投资人投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回报,所以他们对管理者的经营至少是关注的,这两方是有着共同的利益的。再次,雇员选择该企业可能会比在外部竞争市场得到更多收益的机会。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上诉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博弈情形。并且这三方参与者能从其拥有的企业特质性技能中获得部分谈判能力。各方通过合作获得好处,企业的唯一目的不再是追求剩余最大化,而应看到企业包含了谈判过程,特质性资源所有者的目标相互冲突,他们在一个合作博弈关系中达到均衡。下面用青木昌彦模型分析:

用N-M(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恩)效用函数表示管理者对雇员们的风险态度的主观评价。用效用函数V来表示管理者对股东的风险态度的认识。

假定在谈判过程中的某一时点τ,现有雇员的总奖金收入为Wτ。如果管理者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制定者,对应的股票价值就是S=ψ(Wτ)。如果雇员决定在生产中拒绝合作,股票价值就会下降。股东集团同样也有对称的情形:如果不能达成一份使其满意的协议,他们也可以拒绝合作。

对于股东而言,当雇员撤销合作时,股票价值设为Ŝ。如果管理者在时点τ拒绝为每一雇员增加h/N的收入,而且也没有使雇员撤销其合作,此时股东的净收益为V{ψ(Wτ)}-V{ψ(Wτ+h)}。然而,管理者无法与雇员达成协议,而且雇员撤销其合作,此时股东的损失就为V{ψ(Wτ+h)}-V(Ŝ)。

泽森:当谈判博弈中一方承担公开冲突的意愿更为坚定时,参与博弈的另一方就会做出让步。

泽森原理:()

当()式的右边为零时,谈判过程达到均衡状态,成为组织均衡。在这一状态下,任何一方博弈参与人如果不承担更高的由于另一方可能撤销合作而造成的其与其效用的损失,他就无法提高其效用水平。因此,“理性”的参与人不会为了获得更高的组织组份额而偏离这一状态。组织均衡的实现,一般要求在制定管理政策的同时,确定组织组的内部分配状况。

很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未达到纳什均衡,作为参与者的管理者以牺牲配置效率及内部效益为代价,滥用其权利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损害股民利益已成为事实,但他们的员工并没有因为公司的效益提升而得到实惠,一些员工抱怨公司总是强制加班,他们应得的工资奖金总是被扣。但是,很多员工并未作出有效的退出――辞职,他们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增加,这时股东的净收益为V{ψ(Wτ)}-V{ψ(Wτ+h)}。可是长此以往当雇员无法再忍受而撤销其合作,此时股东的损失就为V{ψ(Wτ+h)}-V(Ŝ)。股东对高管隐瞒的投资政策等不满意,也可以做出有效退出――抛售其持有的股票。

许多股东和雇员并不使用“退出机制”来表达他们对管理者的不满,这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该机制的有效性是有限的,股东和雇员被部分“锁定”在该公司。退出的雇员要承担到外部劳动力市场重新寻找工作的风险,股东也要承担损失――包括资产价值上的跌损或商业关系的破坏。一般来说,基层员工的谈判能力很弱,他们的大胆程度很低,即他们对可能因其要求提供工资福利水平所带来的组织内冲突的风险态度是规避的。如果雇员规避风险的程度很高时,合作收益归股东所有。有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机制的无效使得合作收益并没有分红给股东,而是变成高管私有。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但是,这种结构常常无效,内部监督并不能完全起效。外部监管机构也会因为利益的驱使不能依法办事。曾经遇到类似案件,中小股东很难要求赔偿。

那些高管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股东利益,雇员同样没有分配到应有的组织组。但是,根据青木昌彦的理论,基层雇员集团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了特质性技能,凡是企业特质性资源的拥有者都可以要求分享这些资源带来的组织组。在国外,有不少切实保护工人的法律和组织,这些立法不仅完善,而且执法更是严格。国外工会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集体谈判是切实可行的。所以,雇员利益没有保障,这使得他们的谈判能力很弱。

三、总结

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寻找另外的方式并运用它们来对管理者的决断权力进行控制是必须的。青木昌彦关注了“呼吁机制”、“监视机制”和“司法机制”,但是他强调除非这三种机制的内容被管理者所认同,并且成为管理者意识的一部分,变为职业伦理,否则它们还是趋于无效的。股份公司的运作建立在信托责任上,而信托责任正是现代股份制公司治理的基础所在。如果董事会、监事会和政府缺少对股民和雇员的信托责任,那么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无效的。信托责任是股份制公司得以发展的原因,如果职业经理人把这种责任通入血液,在信托责任的驱使力下,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为股东和雇员的利益着想。

我们应该将企业看作投资者、管理者和雇员形成的联盟,共同构成特质性资源,通过谈判,分享特质性资源产生的组织组,从而达到一种组织均衡,即“假设谈判一方以撤出合作博弈作为最有力的威胁,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

参考文献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价随客变；博弈；实施条件；期望收益

一、引言

“价格”被普遍认为是决定交易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买卖交易中，顾客总期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大的满足，而经营者则期望以更高的价格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而使顾客和经营者之间陷入矛盾的价格困境。在传统的价格机制中，经营？者制定产品价格，而顾客只能被动接受价格。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买卖交易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由经营者制定价格的模式依然没有改，经营者总是不断的制定价格、调整价格，以适应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既然顾客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主宰，为什么不能由顾客来最终决定价格呢？显然，这在多数经营者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其中，经营者最担心的问题在于，一旦由顾客来决定价格，自身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如果具备某些条件，使得按照顾客意愿支付价格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大利益，多数经营者将更愿意接受这一新型定价模式。在此，笔者将其称为“价随客变”模式。

现实经济中已多次出现过“价随客变”的现象：2007年英国摇滚乐队“电台司令”曾将自己的新专辑《彩虹之中》放在互联网上供乐迷自由下载，乐迷们可按自己的满意程度任意付款。虽然会有很多歌迷没有付费，但这种无门槛式的销售方式仍然吸引了大量乐迷，让乐队大赚了一笔。

2010年英国一家餐馆也推出了不设价格的菜单，由客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支付价钱，营业当天客人支付的价钱就比原先定价高出了20%还多，一个月中或许会有十几个客人不付钱，但由此却吸引了更多的客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更大利润。1985年该餐馆就曾采用过该种促销策略，那时不付钱的顾客是现在的4倍。追溯来源，从古至今民间街头艺人的现场表演也大多采用“价随客变”的经营模式。

价格策略在企业营销策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郗新明，2010）。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学者（Bensanko、Winston，1990）认为需求弹性大的产品应采取降价策略，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应采取提价策略。企业经营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针对不同层次的顾客往往采取差别定价的策略，在互联网时代，差别定价策略应用更加普遍（罗乐娟，2007）。对于时尚性较强的产品，企业往往开发一系列产品，分别制定不同的价格，从而挖掘、发现顾客的时尚偏好（熊胜绪，2006）。总之，企业定价既要迎合顾客的需求心理，又要保证企业的利益（王金桃，2008）。因此，对顾客购买行为的分析尤为重要（蒋传海，2012）。另外，对于寡头或垄断企业来说，企业对产品价格的控制力较强，因此，其产品定价策略与一般产品存在显著差异（邢明清，周明生，2006）。由上可知，企业定价问题非常复杂，将受到产品需求弹性、顾客需求层次、顾客购买行为、企业对价格控制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对“价随客便”现象的分析将重点考虑以上几个关键因素。

二、“价随客变”现象的博弈模型构建

1.参数设定与说明

R：表示顾客消费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价值；

C：表示企业经营产品的单位总成本；

P1：表示企业制定的产品价格，P1>C；

P2：表示企业不定价顾客自愿支付的产品平均价格；

α：表示企业定价，顾客消费产品未付钱被抓到的概率，0

D1：表示企业定价，顾客消费产品而未付钱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成本；

D2：表示企业不定价，顾客消费产品而未付钱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成本，D2

X：表示顾客消费产品付钱的概率，则表示顾客消费产品不付钱的概率，0≤X≤1；

Y：表示企业定价的概率，1-Y则表示企业不定价的概率，0≤Y≤1；

η：表示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η>0。

E企1、E企0：E企1表示企业定价时的期望收益，E企0表示企业不定价时的期望收益；

E顾1、E顾0：E顾1表示顾客付钱时的期望收益，E顾0表示顾客不付钱时的期望收益。

2.企业与顾客期望收益的博弈分析

总之，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公平经营秩序较好、行业需求对价格变化更敏感，且顾客消费的公平意识更强情况下，企业选择不定价策略更有益。

四、总结

根据客户营销理论，企业要创造有价值的客户，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企业以顾客为中心加大营销投入，实现顾客价值；二是通过顾客购买为公司创造价值，收回公司的投入。企业通过不定价策略，无条件的为客户创造价值，使顾客找不到可以拒绝购买的理由，从而更大限度地获取了有价值的顾客；要想进一步提高顾客购买的价格和数量，除了对社会交易的公平程度和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进行考虑外，企业还需要采取积极的营销策略，不断增强顾客满意度。例如，文章中提到的英国餐馆，除了具备上述分析的因素外，餐馆还不断改善饭菜的品种和品质，为顾客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使顾客享受到更加舒适和个性化的服务，提升了顾客的附加价值，同时也提高了餐馆的收益。

参考文献：

[1]熊胜绪.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定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3）：129-134.

[2]邢明清，王来生.不同消费者分布下双寡头产品差异化策略博弈分析.商业研究，2006（22）：5-8.

[3]王金桃.基于混合定价机制的企业收益模型研究.工业工程与管理，2008（5）：88-95.

[4]周明生.消费者歧视与企业定价行为分析.商业研究，2006（10）：106-108.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合作博弈

一、保险市场参与者的一般假设

设定保险市场中的参与人有保险客户、保险公司、其他相关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督管理机构，并且这些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某种约束下追求最优化的理性决策。

二、保险市场中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一）保险政策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保险业有了长足发展，保险行业政策也在不断改进。通过不断完善保险市场准入机制，新的市场主体在我国保险市场上相继产生，2006年就有9家新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开展业务，保险公司总数已达98家，其中包括41家外资公司，由此引入了更多的竞争。

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本意是通过增强保险业竞争迫使保险公司提高效率、优化结构，从而降低成本，促进行业发展，而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三大支柱之一，虽近年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地区差异大，总体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我国政府又势必对保险公司的产品推出与资金运作进行严格的管制。同时，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我国采取保险、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限制了保险业在产品、渠道和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创新空间。保险公司出于对成本和风险的理性控制，多采取模仿式竞争策略，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产品的设计、功能、服务、渠道，甚至公司的组织架构都基本一致。这种竞争模式在产业内的经营效率差异较大时，有助于实现成本与品质的双赢，但随着同质化倾向加剧，效率差异逐渐缩小，公司实现市场份额扩张的努力必然导致成本的增加或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形成耗战局面，陷入囚徒困境，违背了相关政策的本意，造成我国保险政策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我国保险业合理有效的竞争机制建设势在必行。

（二）保险公司与保险客户之间的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的参与各方利益始终是对立的，偏好通常不一致，即一方的得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双方的损益总和为零。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保险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地域差别。以广东、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市场供给主体多，需求量较大，竞争也相对激烈；而中西部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其保险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我国保险业地区发展失衡导致保险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发达地区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尴尬境地，企业在竞争中奋力厮杀使保险中间销售渠道和保险客户处于零和博弈的优势地位。伴随着中间渠道和客户博弈收益的上升，保险公司的收益空间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缩水。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蕴涵着更为广阔的市场潜力，潜在保险需求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要受到社会保险意识的制约。这些地区保险意识的淡漠和保险需求的单一，直接导致了保险总体需求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又制约了保险业的创新，不利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拓展。预期市场空间与现实市场容量的强烈反差在产品同质化条件下，又会加剧保险公司之间的销售成本竞争，形成公司与渠道客户之间的低效博弈，而保险公司则因未能开源又无法节流而显著处于零和博弈的劣势。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拓亟待加强。

（三）保险公司之间的常和博弈

常和博弈的参与各方的利益总和始终为一常数，各参与方的利益关系也是对立的竞争关系，一方的得益也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蛋糕”。

若将潜在市场与现有市场视为有机整体，保险公司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便是典型的常和博弈。目前，我国保险业中竞争的焦点莫过于市场占有率的竞争，而包括潜在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需求对于保险行业而言则是一个常量，因竞争而形成的保险客户流动和划分，或不同公司、不同险种覆盖市场的差异，只能是一种常和博弈的结果，即此消彼长的状况。在产业内高度同质化的条件下，如此往复，必然趋向单纯的价格战或不正当竞争等恶性竞争。

从提高社会总体效用来看，需要减弱这种博弈的效应。对政府来说，保险产业政策不仅要关注保险业市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建设，还必须从整体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高度着眼，围绕创新和激励两方面来开展，按照促进竞争、创造需求等原则，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包括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竞争与创新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应从改善竞争条件入手，推行制度创新以促进保险创新，乃至金融创新；对保险公司而言，不应仅着眼于挣抢“蛋糕”的份额，而应建立做大“蛋糕”的市场培育机制和创新机制。

三、大金融下的合作博弈

当博弈的参与各方出于共同目的，协调一致寻求利润最大化时，便会呈现出合作模式的博弈状态。

（一）混业的机遇与挑战

银行、证券和保险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企业做大做强的主流趋势。混业的制度安排能够从总体上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性与竞争力，拓展创新空间，激发创新动力，从而形成多功能、个性化的金融产品。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政策的开启，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将面临着重新洗牌，银行借助其雄厚资本以及大规模的网络、客户资源，将大举进军基金、保险、证券等行业；保险业也将借机进入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领域。

对于保险业而言，进入证券和基金管理领域的意义重大，不仅可以产生稳定、可观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投资创新能力，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公司投资管理水平，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品牌价值。而发展银行业务，则能让保险公司各业务线更好地匹配，并产生协同效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出台给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空间，外资公司也有很多机会，这些因素必将带动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银保合作领域，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很多表层合作将走向深化，银保合作应逐渐扩大到保险、资金结算、资产托管及客户资源共享等多层次领域，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我国保险业在把握进入其他金融行业机遇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银行系保险和外资保险业这些新人竞争者的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旦成立保险公司，其网点布局、客户资源、资本金规模等优势将十分突出。随着极具竞争力的替代品和新人竞争者的出现，将对保险业，尤其是小型保险公司造成冲击，加速优胜劣汰。较之以往我国保险业内的国内同业竞争，这种国际混业竞争将更有利于创新激励机制和有效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

（二）战略联盟与兼并重组

大金融下的博弈客观上要求保险业改变以往传统的竞争方式，通过战略联盟和兼并重组实现金融业的合作博弈。

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结束了入世过渡期，率先在金融领域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这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日益加快，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但我国保险业在开放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经受着激烈竞争的考验。一是保险公司发展的问题。国有保险公司改革还不到位，公司治理还不完善，一些改革措施还没有落实到基层机构；我国保险公司的产品结构不够合理，保险产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寿险保障型产品发展相对缓慢，一些险种（如医疗保险和农村保险）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二是保险公司的风险问题。化解老保单利差损的任务仍然比较重，个别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急需解决，同时在业务发展中也不断暴露出一些新的风险。另外，保险行业的诚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也对保险行业构成了一定的风险。三是保险公司的集中度问题。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公司规模小、集中度低，总资产与国际上的大保险公司相去甚远。由于集中度不够，保险公司化解风险的能力较欠缺。

因此，我国保险业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博弈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可能会成为高水平的专业公司，但这种情况由于难度较大，占比不会太多；一部分会相互联合，组成保险联盟，如寿险和非寿险的联盟、保险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联盟以及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的联盟等等；另一部分则会被大的保险集团兼并，成为该集团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保险业内的战略联盟及兼并重组的博弈不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保险公司利润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使市场承保能力得到提升，并且凭借各自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独特和丰富的资源，产生巨大的互补价值和协同效应，同时，在外资进入的情况下，能够与外资保险机构共同竞争，从而使企业处于有利地位。其次，可以缓解市场压力。并购可减少竞争对手，提高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之下，兼并重组是改善产品结构、实现产品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和跨行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保险业内的战略联盟及兼并重组还有利于实现服务多样化、满足客户需求。

（三）大金融政策的启动和协调机制

我国保险业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融入大金融的步伐明显加快。2006年6月颁布的《若干意见》首次强调：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并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提供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2006年10月，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允许保险机构投资未上市商业银行股权，将持有银行股权5%～10%及10%以上的划为重大投资类别。从此，保险业对于银行业的资本渗透，可由单纯意义上的财务投资，升级为买银行或兼并银行之类的重大战略投资。

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保险业逐步打破专业化经营的限制，向混业经营发展提供了先机。大金融政策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逐步启动我国的大金融时代。同时，为适应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重复囚徒困境模型；现实环境；博弈理论

中图分类号：O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88-01

重复囚徒困境的要求是参与者对囚徒困境的反复博弈，且能对对抗的历史进行记忆。提出“重复囚徒困境”的作者通过两次组织比赛，获知，以牙还牙策略虽简单但十分有效。在实际生活中，重复囚徒困境是一种较为广泛性的现象，“以牙还牙”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如下3种假设。

第一，参与者对囚徒困境的反复博弈，且能对对抗历史进行记忆。

第二，参与双方并不清楚博弈的总回合数。

第三，参与双方均认为自己的背叛会在接下来的回合中遭到报复。

然而，因为现实环境中的现象更为广泛，而“以牙还牙”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因此，本文针对实际生活中重复囚徒困境的策略运用，对其范围进行了延伸性探讨。

一、理性人假设不成立现象

在经济学、博弈学中，理性人假设不仅是其中的理论性基础，也是概率问题探讨的必要假设。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理性人现象通常并不存在，正是由于大都非理性人行为具有的不可预测性，才使得现实环境的丰富化和多样化。最典型性的非理性例子体现在股市。索罗斯认为，人们对经济及股市的情绪会对股市产生直接影响，人们对股市持乐观态度时，并促使集聚效应的形成，人们看好股市，股价便会上涨，反之，股价又会不断的对人们的预期产生刺激。而当人们意识到真实情况时，便会纷纷出逃，这时股价的逐渐下跌又会增加人们的恐慌，这样就会使股市出现非理性下跌的情况。这便是索罗斯的泡沫循环理论，但是实际意义产生的影响要大大低于非理所带来的影响。

二、有限性博弈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博弈行为具有有限性，人和人之间进行博弈行为在双方交集这一范围中发展的。虽然，在社交网络的进程中，六度分割理论打下了理论性基础，其认为在网络基础上，人们可以进行广泛性的互动和交流，但是，人际交往中的博弈行为重点考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性互动行为。这并不能说明，人际交流的途径变得更加广泛，在双方的彼此疏远中必会存在持续的博弈行为。

基于上述情况，投机机会在短时间内会存在：在双方利益出现交集时，互相获取对方的利益，并在分开后，会反过来继续寻求与对方的再一次交好。这也就是说，在双方存在交集性利益时，因为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会使得博弈行为也变得十分有限，对于双方而言，与之相关的利益有大有小。在此种现象下，人们有如下两种选择，一是投机，被称为投机者；二是以长远眼光在规定的范围内形事，被称为投资者。投机者会不断从对方身上赚取利益，即便面临着报复的可能，但是只要很好的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依然可以继续投机操作。然而，对投资者来说，短期性的投机行为是不可取的。就投资者而言，他们会以长远的眼光，加强对自身的形象以及信誉的维护。从长远角度出发，投资者这一选择更为理性，但是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有限性的博弈行为中，投资者优势并不明显，且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为了获得较多的投资机会，投资者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三、双方的差异性体现

在重复囚徒博弈中，存在一个并不明显的假设，那就是囚徒双方在信息资源的获取及配置上，具有平等性。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双方并不平等且具有差异性。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广泛性存在的，并不属个例。在重复囚徒困境中，隐性假设的发生具有特定性，所以，实际的重复博弈问题中，双方存在的差异性应该被纳入考虑的范围。相较于一方，当另一方具有更明显的信息资源优势时，在博弈行为中，他就可以不顾后果的选择投机行为，或更具优势的一方，完全可以利用信息资源的优势将可能会由报复而引起的损失最小化。而基于这类情况，处于弱势的一方只能选择放弃合作，而寻求更适合的发展方式。以谷歌为例，微软曾在收购谷歌时，提出的价格为20亿，遭到了谷歌的直接拒绝。但是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十年后谷歌的市值已达1700亿，并成功成为微软不可忽视的一个强劲对手。

四、结束语

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信任理论；职业经理人；博弈模型

一、理论分析

纳什均衡的定义：在博弈G=﹛S1，…，Sn：u1，…，un﹜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各一个策略所组成的某个策略组合（s1*，…，sn*）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略si*，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的组合（s1*，…s*i-1，s*i+1，…，sn*）的最佳对策，也即ui（s1*，…s*i-1， si*，s*i+1，…，sn*）≥ui（s1*，…s*i-1， s*i ，s*i+1，…，sn*）对任意sij∈Si都成立，则称（s1*，…，sn*）为G的一个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在很多的博弈模型中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在一个博弈中可能存在多个纳什均衡，这就是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然而对于大多数纳什均衡博弈来说，混合决策策略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混合策略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策略。多重纳什均衡策略的选择所依据的实际上是帕累托效率意义上的优劣关系，用这种方法选择出来的纳什均衡就成为帕累托上策均衡。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动态博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家族企业选择不信任职业经理人，相互之间可以得到的收益是（B0，I0）；第二阶段，家族企业选择信任职业经理人，此时职业经理人就可以选择忠诚与不忠诚，假如这阶段职业经理人选择不忠诚，这样相互之间的收益是（B1，I1）；第三阶段，家族企业信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也忠诚，此时企业也选择重用与不重用职业经理人，此时的收益分别是（B2，I2），（B3，I3）。见下图博弈模型。

在第一阶段，如果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相互之间都不信任，此时双方都不会合作，家族企业也不会聘用职业经理人；如果在第二阶段家族企业很信任职业经理人，此时职业经理人也会表现出忠诚和不忠诚，当职业经理人不忠诚时，企业刚开始也会聘用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也许会因为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不好、企业文化不适应、在企业遭到排挤或者是自己的因素等关系影响，职业经理人也会考虑跳槽到其他企业，此时企业会遭受一些经

济及信息丢失等方面的损失；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之后，在这个阶段家族企业非常信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也会表现出自己的忠诚，经过一段时间对职业经理人的考验，家族企业觉得职业经理人工作很出色、对企业也很忠诚，于是家族企业就会考虑给以其更大的权力或更高的职位对其重用，此时双方都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当然，家族企业也会继续考虑是否要重用职业经理人，双方之间的博弈还将继续进行。

假设家族企业甲和职业经理人乙，之间只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策略，策略 1表示双方都互相信任，策略2 表示双方不信任，则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都有两种策略可以供双方去选择，这样就可以从纳什均衡的纯策略角度去分析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支付矩阵，见下表帕累托均衡，分别为（信任，信任）和（不信任，不信任）。当然（信任，信任）这对决策时这个纳什均衡中，在帕累托最优意义上比较好的一个决策，因此（信任，信任）构成成本博弈的一个帕累托上策均衡。

以上对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系统演化的长期纳什均衡结果可能是信任也可以是不信任。从图表分析也可以看出，当信任使双方所产生的超额收益越大，或者因此所付出的代价越小，系统收敛于均衡点G的概率也就越大，意味着双方越倾向于选择信任。反之，若由于信任而带来的超额收益很少或者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很少时，系统将向O点收敛，也就意味着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就会倾向于选择不信任。

通过上面的纳什均衡分析可以知晓，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博弈的最优策略就是彼此相互信任对方，在此种策略下双方所获得的收益也最大，而对于理性的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来说双方只有都相互信任，双方的合作才能更好的进行下去，彼此获益也最大。这样一来家族企业就会重用职业经理人让其担任比较重要的岗位，而职业经理人也会对企业更加忠诚，于是在工作中职业经理人也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份工作，双方的合作也会比较长远，这样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

四、构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对策建议

1.构建信任机制，完善家族企业信任体系

信任与信誉是家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家族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构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信任的桥梁。拥有良好信任体系的家族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引入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企业信誉好职业经理人会觉得在这样的企业有干劲，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职业经理人也会放心大胆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中。

2.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发挥职业经理人才能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企业能够合法正常的运转、保护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合法权益。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管理层、决策层和经营层三层分立的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利于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的发展，此时职业经理人可以大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公司治理中建言献策，从而避免由于家族企业主一言堂造成的决策失误和引起的企业上下的不满。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上下的凝聚力，加深彼此间的感情联系，也可以丰富企业上下的精神生活，活跃气氛，创建一个互信互爱、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将企业的利益同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淡化和根除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文化，使得传统的任人唯亲的家族思想不再起作用。

在设计家族企业的激励机制时应该充分考虑职业经理人的心理感受，除了进行有关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外，还要进行相关绩效考核改革.对企业有巨大贡献的职业经理人可以通过股权激励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同时职业经理人也会感觉企业对其工作很认可，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托付终身的企业。

参考文献：

[1]宋 岩：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流失及解决对策[J].企业管理，2011（13）.

[2]白春阳：社会信任的基本形式解释[J].河南社会科学，2006（1）.

[3]王 涛 顾 新：基于社会资本的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机制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