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5 16:21:53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
换言之，农村治理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和市场的“合作”过程，是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我们知道，要在谈判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能够自我实施的，也就是说，谈判结果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从个人理性出发，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很难是“集体理性”的，即结果不会是相互合作，著名的“囚徒困境”表达了这个思想。在一个村庄当中，农户之间是否会相互合作？如果能，则农村治理容易达到所谓“善治”（俞可平，2001）的结果，否则，农村治理必将陷入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在农村治理中，宗族通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复兴局面，那么，宗族复兴是否有助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新型农村治理达到所谓的“善治”？以民间权威为主导力量的农村治理意味着农户要有相互合作的动力，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一种能自我实施的协议来约束农户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长期合作？本文的目的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村中宗族治理的产生、发展和复兴的原因及背景；第三部分引入了一个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分析合作剩余的来源；第五部分做了一个推广，分析了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农村治理中的宗族：我们知道什么
历史上，宗族曾在农村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宗族置于20世纪的历史时段，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伏着，没有正式的合法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宗族的作用凸现，但是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2001）。在新中国成立前，宗族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一直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宗族治理依靠的是农户间的相互合作（尽管有国家行为的痕迹），这就要求从长期来看，“合作”比“不合作”的收益更大。尽管乡绅和宗族势力在1949年以后都遭到了严厉打击，乡绅阶层消失了，宗族和宗法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但是，宗族势力却没有消失。在宗族销声匿迹的30年中，宗族赖以萌生的先天土壤，成员连结的血缘性和居住的地缘性相契合，在中国农村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20世纪60～70年代，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庄会的基础，宗族的关系网络成为农户寻求资源和帮助的首选对象（杨善华等，2000）。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于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意味着农户之间自愿合作的意愿加强，那么，利用农户的这种合作意愿，以民间权威为主的农村治理就可能取得成功。不过，农村的宗族为什么会出现复兴？这种复兴是否真的是农户“合作意愿”加强的表现？
唐军（1996）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一文中对宗族的复兴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委员会的设立及儒家思想的回潮，为宗族复兴提供了需求、空间、际遇和资源的结果。宗族的复兴说明，第一，由于社会还没有为回应农村家庭的求助而建立的正式的生产经营支持机构，于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最主要的方式。第二，生产经营与家庭利益的紧密联系又在不断地压缩农户可能信赖的合作对象范围，有血缘联带的宗族家庭遂成为农户最主要的合作选择对象。第三，农民委员会与原来的生产队相比，其对农户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这最终导致了农村庄区生活的组织真空，宗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宗族在农户间较易取得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第四，农村社区的很多方面缺少社会的保护、国家的干预和法律的覆盖，这也为宗族的活动提供了生存依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宗族联系的日益理性化是非常明显的。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宗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宗族的联系实际上通过市场的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刘义强，2004）。但是，这种合作只是短期的，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宗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连结机制的日渐消解。宗族和宗族意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合作（刘义强，2004）。
我们可以看到，宗族的复兴是由于农户能够通过“宗族”形式下的合作获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从生产、谈判和自我保护中得利。也就是说，宗族的复兴表明了在很多领域，农户之间存在“合作”以获得更大剩余的动力。因此，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成一个村民为获得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同样，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治理也可以看作是农户为获取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三、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本节中，笔者引入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分析农户合作的动力和背景。农户间的自愿合作意味着：①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剩余；②每个参与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即对剩余的分配是合理的。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我们必须知道的几点是：
1.博弈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或者说，村民的保留效用为多少？又取决于什么？一般而言，村民的保留效用就是不合作的时候能够获得的收益。因此，在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村治理结构以前，农户总的收益减去各种税费支出就是农户保留效用。显然，这个保留效用随着农村治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治理状况越好，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这也就意味着，治理状况越差的地方（比如公共品没有提供，公共资源不能得到保护，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农户间合作很少）越有形成新的治理结构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意愿更强。
2.合作何以发生？事实上，宗族出现和复兴的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农村数百年以来的聚居格局。而且，农户聚居的村落一直以来都是封闭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宗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宗族或宗族的边界（杨善华等，2000）。封闭的聚居格局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重要的含义首先在于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其次在于村庄是封闭的，农户不可退出村庄。因此，熟人社会的真正要义在于把农户之间的博弈从单阶段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
农户之间难于形成长期合作，与“外部世界被打开”密切相关。从博弈的结构看，农户之间进行重复博弈，意味着农户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因为他更看重长期利益，农户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使得农户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只有当合作的收益肯定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即合作是农户的占优策略时，农户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因此，总结起来，合作发生条件有两个：要么合作能够产生足够大剩余①；要么合作是长期的。
3.合作剩余如何分配？一般情况下，合作剩余总是根据谈判能力来分配的。不过，在一个农村中，村民之间的谈判能力取决于农户的保留效用，显然，农户的保留效用是以农户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越偏好劳动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
四、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合作剩余的大小决定了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1.生活保障的提供。赵力涛在分析宗族的时候指出，宗族的维持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族仪式，它在确认宗族结构、明确宗族规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日常实践，农户的日常实践活动发生在这么几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杨善华（2000）进一步强调道，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宗族意识和宗族活动，固然体现在宗族仪式、宗族象征符号及制度规范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东西，存在于农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刘援朝（1997）指出，宗族组织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认祖同宗和族人互济的功能，使同姓农户在心理上获得了保护，从而延续数千年之久。宗族具有的互助和公益事业的功能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适应方式。这些论述表明，资源的提供和农户之间的互相救助是日常生活实践主要的表现。显然，族人共济这一方式所提供的生活保障功能是合作剩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抵制外来压力。近年来，中国乡村两级基层政权负债严重，财政困难。它们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户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突显（刘义强，2004），以至于在很多地方，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责变成了抓计划生育和收农业税（费）。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乡村基层政权面临的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乡村政权不能运转，这会导致乡村政权加紧对农户税费的征收，并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有研究指出（项继权，2002），财政困难可能导致乡村民主的出现，也就是说为了抵制乡村政权对农户的剥夺，农户会联合起来要求更多的自，因此，抵制外来压力也是农户互相合作，实行农户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page_break]
3.村庄或者说农户间的合作，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提供收益，因此，随着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的日益下降，农户选择不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在很多有着强大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工业的农村，乡村工业成为吸收本村农户最主要的载体，而且，与外来务工者相比，本村农户工资、福利更高，也更多地担任管理职务，在这些村庄，村庄为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农户间合作的可能性加强。
4.生产要素、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提供。农户间通过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共享与合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对大型农具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则有助于减少农户的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
前文笔者论述过，合作有两个条件：要么合作剩余足够大，要么合作是长期的。在某个一次性博弈中，合作可能是所有农户的“占优策略”。但是，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概率不高，因此，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合作从“一次性”转化为长期的，如何把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村落的封闭性使得农户不能退出村庄，没有退出权又进一步使得农户之间的博弈从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农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宗族势力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流动增加，村落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向外开放，农村庄会正逐渐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尽管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但是农户可以退出村庄，村庄和宗族不再是农户获得资源的唯一地方，这样一来，农户间的博弈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户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变得困难。因为合作的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的参与方，只要外部机会足够好，农户就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的动力或者干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下，“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农户对农村内部合作需要程度的变化会影响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动。农户对合作的需求越强烈，农户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五、一个推广：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要保证农户间的合作，就必须保证，至少从长期来看，合作的收益比不合作的收益要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博弈是重复的，对于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人而言，合作收益通常是大于不合作受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保证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就会选择合作。不过，在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合作的达成就要困难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的情况下，分配往往是平均主义的，由于信息缺乏和合同不完备的原因，从而按贡献分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假定农户的效用函数取以下形式：
U＝a[，i]Lp[，i]＋b（24－L）
其中，L表示劳动投入时间，p表示劳动生产率。i＝1，2表示两个不同的农户。首先考虑效用函数的不同，即a[，1]≠a[，2]；b[，1]≠b[，2]；不失一般性，假定a[，1]＞a[，2]；b[，1]＜b[，2]；也就是说，农户1更加偏好劳动，而农户2更懒。此时，如果农户2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事实上，农户2几乎总是不合作，因为这样他的效用更高），与两个农户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相比，农户1对农户2的惩罚更困难。考虑一个两阶段博弈：农户1在第一阶段不合作，如果在第二阶段农户1以不合作做为惩罚手段的话，他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强，使得农户2不合作的总效用低于它合作的总效用②。如果农户2足够偏好闲暇，那么农户1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惩罚措施，但是，“彻底”的惩罚措施，比如说完全不干活，也会大幅度降低农户1的效用，因此，农户1不大可能采取很“彻底”的惩罚措施（否则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说明，在效用函数不同的情况下，（不合作）更加可能成为农户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同理，在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即p[，i]的取值随农户不同而不同），只要分配方式不是完全按照贡献进行（完全按照贡献进行意味着信息是完全的，而且农户的贡献是能够被证明的），那么也会导致不合作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如果农户间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户间也不会达成合作。因此，促使农户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边缘化不合作者？即边缘化那些具有更加偏好闲暇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更低的人？
中国农村的实践表明，公有产权往往是低效率的，因为人们无法边缘化那些不合作的“搭便车者”。这是由于公有产权伴随着的事往往是“平均分配”，而公有产权下的农户根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或者相同的劳动生产率，相反，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即便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也无法达成合作。最终的结果是在公有产权下，那些不合作者往往很难被边缘化。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户间相互知根知底，信息是完全的，只要合作产生的收益足够大，那些效用函数和生产率相近的农户就有相互合作的动力。因此，如果不是强制性的合作，农户间通过自由选择就能把那些不合作者排除在外。我们知道，要保证没有合作不是强制性的，就必须保证农户所拥有的产权是明确和清晰的。换言之，在公有制条件下，那些愿意合作者将不能将那些不愿意合作者摈弃，从而达不成合作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环境中，明确和清晰的产权是一个关键。通过边缘化那些不合作者，愿意合作的农户能够达成稳定的合作。然后，那些不合作者在被边缘化之后能够获得更低的收益，从而不得不加入合作。同时，对于那些劳动生产率低地的农户而言，加入合作组织的条件是同意对合作的剩余“按贡献分配”，而在公有制下，这是不可能的。
六、总结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尤其是要达成长期合作，条件之一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封闭式的村庄不是指地理位置和信息上的封闭，更不是指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保险。毫无疑问，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的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收入。因此，农户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
不过，由于农户依然有着加强组织，增强自身谈判能力的需要，农户依然有互相合作的需要。为了对抗上级政权的过分的税费征收以及对村庄的侵扰或者与其他村庄争夺经济资源，农户们可能联合起来，这也可能加强农户间的合作。笔者的分析表明，村庄治理的难易程度与农村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农村治理越困难，因为农户互相合作越困难；经济发展模式越是村庄主导（即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村治理（尤其是农户自治）越容易。
另外，笔者的分析还表明，即便农村社会是封闭的，从而博弈是可重复的，合作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因为产权安排会影响农户间的合作，本文认为，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中，明确而清晰的产权是题中之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对那些共有的自然资源，比如山林，水库，池塘等，要么完全由村委会管理或者上级政府管理，要么就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明确其产权。
注释：
①足够大的剩余意味着，在该剩余下，囚徒困境的均衡结构不可能出现，当一方合作时，另一方不合作所得到的收益仍然小于双方合作所得。
②比方说，在一个两阶段重复博弈中，农户1合作的效用是5，农户2也是5，在博弈的第一阶段，若农户1合作，农户2不合作的效用为6.那么，只要第二阶段农户1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低于4，农户2在第一阶段就会选择合作。不过，若在该博弈中，农户2合作的效用为4，而在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时的效用为6，在第二阶段中，若农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作为对农户2在第一阶段中不合作的惩罚，那么，只有在该条件下惩罚才是有威慑力的：都不合作时农户2的效用小于2.显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第二种情况下，农户1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有力，这也意味着该情况下合作更加困难。
「参考文献
[1]刘义强：《选举背后的村庄生活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2]唐军：《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3]刘援朝：《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4]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6]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7]于建嵘：《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8]项继权：《短缺财政下的乡村政治发展》，《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从上述这些采访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狗仔队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1.开性。新闻的价值来源于公众人物所不愿意曝光的隐私，而这类隐私是一般民众十分感兴趣的。这部分隐私往往会伤害到公众人物。
2.接性。记者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是合法的，但记者由于受到竞争的压力，不愿意采用间接的方式，获得确实的新闻。他们往往采用直接的方式，与采访对象正面接触，甚至制造一些机会给当事人，使所谓的隐私新闻正当化。这种手法在采访娱乐人物时经常采用。
3.扰性。记者本身应忠实于记录事实，而狗仔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事实，甚至制造了事实。这种强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手法是其最引人争议的。比如，1997年8月30日夜，多过7名的摄影记者对戴安娜王妃的汽车狂追不舍，最后汽车在塞纳河岸的阿尔玛桥底隧道中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戴安娜王妃身亡。③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干扰。
二、狗仔队现象所引发的争议
对于狗仔队一词，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贬义倾向，如果用狗仔队来描写某个记者，那么必然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狗仔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称谓。但不可否认，狗仔队现象不断向世界蔓延，有不可阻挡之势，正也说明狗仔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对于狗仔队现象的争议，在道德方面，它无疑受到全面的批评（这一点已一目了然，在此就不作详析）。从法律制度角度看，理论界同样对狗仔队现象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一方主要的理由是，狗仔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狗仔队采用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采访方式，破坏了他人正常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人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就出现过某明星的保镖枪杀狗仔队的案例，这说明法律上并不保护这种行为。狗仔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惹下很多法律诉讼。
我们看见对狗仔队现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统一体上，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人类社会一对相互对立的权利，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两种权利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在狗仔队现象上。本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过程。由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分析狗仔队现象。
三、狗仔队现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它产生于1710年，由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开始主要是一个数学理论，1944年被应用到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随后又逐渐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看来，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即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1.狗仔队现象是一个博弈格局
隐私权又叫宁居权，是指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当前，西方社会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隐私权已被公认为不容侵犯的重要权利。关于隐私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比如，微软开发的新软件就被欧洲批评为分割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其含义十分广泛，同样其涵盖的范围不断处于扩大中。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一个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概念密切相关的权利概念之一。
知情权的定义十分宽泛，而且其标准主观性很强。“有权”和“应该”两个词基本上无限扩大了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具有“知”的权利，而隐私权具有“守”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具有天然的矛盾。在狗仔队现象中，隐私权首先受到了知情权的“侵犯”，然后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隐私权。从上面分析看，狗仔队现象反映的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不是同时采用策略，隐私权只能在知情权对其“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所以，狗仔队现象反映了一种不合作、动态博弈。
2.博弈论对狗仔队的解释
博弈论的主要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决策、支付、结果和均衡。我们必须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虽然现实中面对狗仔队许多公众人物不能保持理性，但在博弈分析中参与人必须是理性的。对于狗仔队现象，参与人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受益人，我们把它简化为隐私权和知情权，行动主要指隐私曝光和对曝光者的法律惩罚，决策是采取行动的规则，结果是采取行动的结果，均衡是最佳策略。我们用划线法来分析狗仔队现象的博弈过程。
（1）知情权对隐私权的“侵犯”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另一种是不保护，前者需要一些成本，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成本会比较高，比如雇佣保镖等，后者虽然没有保护的成本，但必须忍受隐私被曝光所带来的痛苦。不同的人，其成本并不相同，对于公众人物，保护的成本虽然高，但曝光所带来的成本更高，前者公众人物可以负担，而后者有时是无力负担的，相对而言，对于一般民众，曝光所带来的成本大大低于保护成本，隐私的保护主要针对邻居而不是狗仔队。
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刺探并曝光，另一种是不刺探或不曝光，显而易见，前者能带来收益，后者则收益为零，但是对于不同的对象，收益不同，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会带来更大甚至巨大的收益。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1，-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0100，-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我们假设保护的成本为5，对于一般民众，曝光的收益为1，而对于公众人物，在不保护的情况下，收益为5，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不保护的隐私本身，新闻价值不高，而且新闻没有独家性，因此收益只能为10，而被保护的隐私，价值最高，达到100。上述分析没有考虑隐私被曝光后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知情权收益理解为曝光的损失，虽然其损失一般会大于知情权收益。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的策略是不保护，公众人物的策略是保护，而狗仔队的策略只有刺探并曝光。
（2）隐私权“诉讼”知情权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诉讼，另一种是不诉讼，前者需要一些成本，也会得到一些收益。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赢得，另一种是赔偿。其博弈格局可以描写如下：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5
赔偿-5，0-1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10
赔偿-5，0-10，-10
我们假设诉讼的成本为5，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知情权受益人赔偿5个基本单位，在诉讼情况下赔偿为10。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赔偿不会因人而异。而公众人物的诉讼成本远大于一般民众，因为诉讼等于将隐私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人物承担的额外损失很大。公众人物诉讼成本为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由于诉讼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放弃诉讼。
从国内外的法律实践看，基于新闻自由和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一般民众在隐私权诉讼中基本可以胜诉，而公众人物的诉讼基本无法获得胜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更加肯定了上面的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放弃诉讼。
（3）综合两个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两个博弈过程反映了在两个行动下的博弈结果，事实上，狗仔队在采取曝光这一行动时，就会考虑到诉讼的博弈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般民众，博弈的均衡是曝光时（0，0），即双方既不保护，也不刺探，以及诉讼时（-5，0）或（-10，-5），即隐私权被侵犯必然诉讼；对于公众人物，博弈的均衡是（100，-5），即双方既要保护，也要刺探，以及（0，0），即公众人物放弃诉讼，也就是说，最终达成的平衡产生了狗仔队现象。单纯从法律的观点，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但从博弈论的分析，这是合理的博弈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基本反映了这种博弈情况，这也是狗仔队现象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博弈的均衡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是其他结果在理性下效果并不好。事实上，世界上对于狗仔队的几乎没有减少过，狗仔队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被社会舆论及理论界讨论，也是因为有不断的诉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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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我们用博弈论对狗仔队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狗仔队现象有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社会上虽然对狗仔队十分讨厌，但其存在具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原因。狗仔队是新闻自由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狗仔队现象是社会博弈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采用法律手段强行限制狗仔队，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西方法律制度的调整对狗仔队的风行有很大的作用。
2.均衡博弈结果对法律调节也有影响。当前西方法律制度对知情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小，基本上对于狗仔队现象采取了宽容的姿态。这一事实反映法律受到均衡博弈结果的影响，这种法律的调整又引发了狗仔队现象在国际上的蔓延。
3.对于狗仔队现象，社会从道德的角度也应比较宽容。单纯从道德上来抨击狗仔队，并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民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往往比对狗仔队的要求高，因此，狗仔队有时行使了这种要求的权力，加强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虽然这不是狗仔队的目的。
4.限制狗仔队也是必须的，如果对狗仔队现象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秩序。狗仔队的最大界限是不能对一般民众实行“狗仔队”，法律应是这种限制的最大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众人物的准确定义。依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狗仔队的法律成本，对狗仔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狗仔队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注释：
①《新加坡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
②《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合作博弈
一、保险市场参与者的一般假设
设定保险市场中的参与人有保险客户、保险公司、其他相关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督管理机构，并且这些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某种约束下追求最优化的理性决策。
二、保险市场中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一）保险政策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保险业有了长足发展，保险行业政策也在不断改进。通过不断完善保险市场准入机制，新的市场主体在我国保险市场上相继产生，2006年就有9家新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开展业务，保险公司总数已达98家，其中包括41家外资公司，由此引入了更多的竞争。
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本意是通过增强保险业竞争迫使保险公司提高效率、优化结构，从而降低成本，促进行业发展，而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三大支柱之一，虽近年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地区差异大，总体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我国政府又势必对保险公司的产品推出与资金运作进行严格的管制。同时，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我国采取保险、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限制了保险业在产品、渠道和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创新空间。保险公司出于对成本和风险的理性控制，多采取模仿式竞争策略，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产品的设计、功能、服务、渠道，甚至公司的组织架构都基本一致。这种竞争模式在产业内的经营效率差异较大时，有助于实现成本与品质的双赢，但随着同质化倾向加剧，效率差异逐渐缩小，公司实现市场份额扩张的努力必然导致成本的增加或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形成耗战局面，陷入囚徒困境，违背了相关政策的本意，造成我国保险政策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我国保险业合理有效的竞争机制建设势在必行。
（二）保险公司与保险客户之间的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的参与各方利益始终是对立的，偏好通常不一致，即一方的得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双方的损益总和为零。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保险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地域差别。以广东、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市场供给主体多，需求量较大，竞争也相对激烈；而中西部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其保险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我国保险业地区发展失衡导致保险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发达地区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尴尬境地，企业在竞争中奋力厮杀使保险中间销售渠道和保险客户处于零和博弈的优势地位。伴随着中间渠道和客户博弈收益的上升，保险公司的收益空间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缩水。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蕴涵着更为广阔的市场潜力，潜在保险需求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要受到社会保险意识的制约。这些地区保险意识的淡漠和保险需求的单一，直接导致了保险总体需求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又制约了保险业的创新，不利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拓展。预期市场空间与现实市场容量的强烈反差在产品同质化条件下，又会加剧保险公司之间的销售成本竞争，形成公司与渠道客户之间的低效博弈，而保险公司则因未能开源又无法节流而显著处于零和博弈的劣势。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拓亟待加强。
（三）保险公司之间的常和博弈
常和博弈的参与各方的利益总和始终为一常数，各参与方的利益关系也是对立的竞争关系，一方的得益也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蛋糕”。
若将潜在市场与现有市场视为有机整体，保险公司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便是典型的常和博弈。目前，我国保险业中竞争的焦点莫过于市场占有率的竞争，而包括潜在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需求对于保险行业而言则是一个常量，因竞争而形成的保险客户流动和划分，或不同公司、不同险种覆盖市场的差异，只能是一种常和博弈的结果，即此消彼长的状况。在产业内高度同质化的条件下，如此往复，必然趋向单纯的价格战或不正当竞争等恶性竞争。
从提高社会总体效用来看，需要减弱这种博弈的效应。对政府来说，保险产业政策不仅要关注保险业市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建设，还必须从整体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高度着眼，围绕创新和激励两方面来开展，按照促进竞争、创造需求等原则，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包括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竞争与创新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应从改善竞争条件入手，推行制度创新以促进保险创新，乃至金融创新；对保险公司而言，不应仅着眼于挣抢“蛋糕”的份额，而应建立做大“蛋糕”的市场培育机制和创新机制。
三、大金融下的合作博弈
当博弈的参与各方出于共同目的，协调一致寻求利润最大化时，便会呈现出合作模式的博弈状态。
（一）混业的机遇与挑战
银行、证券和保险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企业做大做强的主流趋势。混业的制度安排能够从总体上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性与竞争力，拓展创新空间，激发创新动力，从而形成多功能、个性化的金融产品。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政策的开启，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将面临着重新洗牌，银行借助其雄厚资本以及大规模的网络、客户资源，将大举进军基金、保险、证券等行业；保险业也将借机进入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领域。
对于保险业而言，进入证券和基金管理领域的意义重大，不仅可以产生稳定、可观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投资创新能力，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公司投资管理水平，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品牌价值。而发展银行业务，则能让保险公司各业务线更好地匹配，并产生协同效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出台给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空间，外资公司也有很多机会，这些因素必将带动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银保合作领域，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很多表层合作将走向深化，银保合作应逐渐扩大到保险、资金结算、资产托管及客户资源共享等多层次领域，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我国保险业在把握进入其他金融行业机遇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银行系保险和外资保险业这些新人竞争者的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旦成立保险公司，其网点布局、客户资源、资本金规模等优势将十分突出。随着极具竞争力的替代品和新人竞争者的出现，将对保险业，尤其是小型保险公司造成冲击，加速优胜劣汰。较之以往我国保险业内的国内同业竞争，这种国际混业竞争将更有利于创新激励机制和有效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
（二）战略联盟与兼并重组
大金融下的博弈客观上要求保险业改变以往传统的竞争方式，通过战略联盟和兼并重组实现金融业的合作博弈。
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结束了入世过渡期，率先在金融领域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这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日益加快，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但我国保险业在开放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经受着激烈竞争的考验。一是保险公司发展的问题。国有保险公司改革还不到位，公司治理还不完善，一些改革措施还没有落实到基层机构；我国保险公司的产品结构不够合理，保险产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寿险保障型产品发展相对缓慢，一些险种（如医疗保险和农村保险）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二是保险公司的风险问题。化解老保单利差损的任务仍然比较重，个别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急需解决，同时在业务发展中也不断暴露出一些新的风险。另外，保险行业的诚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也对保险行业构成了一定的风险。三是保险公司的集中度问题。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公司规模小、集中度低，总资产与国际上的大保险公司相去甚远。由于集中度不够，保险公司化解风险的能力较欠缺。
因此，我国保险业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博弈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可能会成为高水平的专业公司，但这种情况由于难度较大，占比不会太多；一部分会相互联合，组成保险联盟，如寿险和非寿险的联盟、保险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联盟以及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的联盟等等；另一部分则会被大的保险集团兼并，成为该集团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保险业内的战略联盟及兼并重组的博弈不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保险公司利润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使市场承保能力得到提升，并且凭借各自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独特和丰富的资源，产生巨大的互补价值和协同效应，同时，在外资进入的情况下，能够与外资保险机构共同竞争，从而使企业处于有利地位。其次，可以缓解市场压力。并购可减少竞争对手，提高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之下，兼并重组是改善产品结构、实现产品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和跨行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保险业内的战略联盟及兼并重组还有利于实现服务多样化、满足客户需求。
（三）大金融政策的启动和协调机制
我国保险业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融入大金融的步伐明显加快。2006年6月颁布的《若干意见》首次强调：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并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提供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2006年10月，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允许保险机构投资未上市商业银行股权，将持有银行股权5%～10%及10%以上的划为重大投资类别。从此，保险业对于银行业的资本渗透，可由单纯意义上的财务投资，升级为买银行或兼并银行之类的重大战略投资。
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保险业逐步打破专业化经营的限制，向混业经营发展提供了先机。大金融政策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逐步启动我国的大金融时代。同时，为适应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企业供应链管理产生分析
据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前，新的制造技术与新的战略生产的产生，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的降低，使得企业间的竞争优势大幅度的提升。随着新的制造技术与战略生产的发展，它们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利润源泉。为此，企业将很大一部分的资源投入到了实施这些战略当中。同时，企业管理人员也认识到了，企业要想快速的发展，赢的更多的利润，就要不断的改变生产方式，不断寻找新的利润源。到了90年代，传统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企业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客户满意，满足他们的需求，企业开始将管理的生产过程逐渐的转向企业产品的而供应环节以及企业的供应链系统，由此，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产生。
（二）企业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在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伴随社会产品类型的丰富，使得企业市场的类型发生了转变。事实上，买方市场在供应链成长过程中最为理想的环境，它有利于推动企业与各大供应商之间实施长期的战略合作，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在企业类型不断的转变以及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之不断的发展，并被广泛的应用，不仅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管理模式，还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快速的发展中拥有战略管理的保障。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是在企业的中观环境以及微观环境之下发展起来的，伴随企业组织结构的不断调整，不仅可以消除原来组织结构的重叠以及臃肿，还可以明确企业管理与发展的核心，从而快速发展。
二、在传统市场环境中各大企业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行为分析
企业中的博弈行为早在传统的市场之下就已经存在，但是，在传统市场中，企业间非合作的博弈行为对企业的发展推动力很小。通常，传统市场环境中企业间的非合作博弈行为是在博弈企业发展之间，缺乏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相关协议。一般而言，博弈的结果都是会使得企业的一方收益增加，而另一方的收益相应的减少，这个过程需要企业之间不断的有经济上的往来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的到其中的重要性。从当前的企业发展模式上看，传统的发展环境以及发展模式对企业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小的推动作用，企业之间在传统的市场环境下的非合作的博弈行为更是使企业的经济只能获得极小的利润，这样一来，企业在极小的经济利润之下，发展速度缓慢，如果不及时的改变发展的状态与模式，那么必将会被当今社会的企业发展市场所淘汰。另外，各大企业间非合作的博弈行为缺少对企业发展的约束力，导致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与各大企业的联系与来往也比较少，单凭博弈行为去发展自己的企业，会将企业的发展陷入到一种利益收益较小的尴尬境地。为此，传统市场环境下的企业间非合作的博弈行为，对于企业发展来讲，势必会被淘汰。
三、现阶段在供应链环境之下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条件分析
从各大企业不断发展与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战略管理视角下的供应链环境中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是企业发展的最为理想的状态。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市场环境之下的企业间非合作的博弈行为，会使企业逐渐的陷入到一种低收益的尴尬境地。为此，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背景之下，供应链管理环境中，要求各大企业都要自我反省，自我改善，从战略管理的视角审视企业自身的发展。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企业供应链所参与的企业发展，都要以企业合作的博弈行为为主，摒弃企业非合作的博弈行为。与此同时，供应链环境之下，企业要想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必须要重充分的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即：
（一）具备一定约束力的供应链契约是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
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就是要求企业之间的合作一定要拥有一个具备一定约束力的供应链契约，在现代的博弈理论之中，认为当事人的理性决定了是当事人的行为。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企业之间以共同利益为主，从而企业之间结成战略联盟的关系，同时，这也决定了现代的企业间的合作博弈行为必将与传统市场环境之下的企业间非合作的博弈行为不同，在供应链联盟当中，每个合作的企业又是一个各自经营上独立的主体，各自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中和合作关系中，向着同一个经济目标努力，在合作之间，增加各自的收益，完成企业的发展目标。正是由于各大企业在供应链联盟中各自都是独立经营的主体，这就决定了在企业经济发展中，它们各自都具有理性经济人的一个特性，换言之，在供应链联盟中的企业中，它们都将追都以及实现自身的最大经济收益为企业决策的导向，并能够对自身所做的决策和供应链中的一些其他的成员所做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为此，当各大企业符合上述条件而组成的供应链联盟的时候，成员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也就逐渐的转化为一种具有自动协调性质的合作博弈，那么也就是说，在供应链联盟当中，通过企业成员的协商与决策，最后制定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契约来保证在供应链联盟当中的每位成员的利益追求，并在合作中实现该利益。在供应链契约形成之后以及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供应链中的非合作博弈已经不再符合供应链联盟契约，并开始向着企业合作博弈行为方向转变。为此，要实现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就是具备一定约束力的供应链契约。
（二）大量重复性的博弈行为的存在是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
在供应链的环境当中，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是在拥有大量重复性的博弈基础之上所实现的。伴随企业供应链不断的运行与发展的过程中，供应链企业黄子健的博弈行为拥有一个较为重要的特征，即无限重复的特征。在供应链企业间的博弈行为当中，如果贴现系数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此时的博弈双方就会处于对未来收益的关注，而放弃在传统市场环境之下的纳什均衡，重新的选择出对企业经济发展有利的合作策略。我们假设两个企业中，在第一个博弈阶段的时候，它们所采用的定价策略为低于市场价格，那么如果在后续阶段依旧采用这个策略，就要求对该策略做出一定的调整，否则必然不符合两个合作企业之间的有效收益。如果博弈合作双发，在不断的合作博弈当中都去选择这个低价策略去维持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那必将会用低价定价的策略来推动两个企业之间的合作。一旦合作双方之间出现乙方采用了高架的定价策略来发展企业的经济，那么合作的另一方必将也会将价格太高，进行高价定价策略作为一种报复，维护自己企业中的利益。为此，企业之间的大量重复性的博弈行为的存在是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
（三）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
当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有效的信息沟通对于供应链环境企业间的合作博弈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效的信息沟通不仅可以为博弈双方的协商提供了又一种沟通渠道，同时也为具有约束力的供应链契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环境，为博弈双方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发展经济的沟通机会。伴随现代的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有效发展，为供应链企业弈双方的沟通提供好了更加大的平台，供应链环境之下的企业间合作的博弈的实现，对所得信息的准确性、实时性、以及有效性都有着较高的要求，随着信息行业的技术革命的开展，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的更新与推广，这就决定了供应链环境之下的企业之间可以用最低廉的成本进行信息沟通以及通信，为企业合作博弈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信息平台，不仅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之间的供应链下的生产效率，还能够降低供应链之间的运作成本，缩短订货以及供应货物的周期，最大程度满足客户的服务要求。
（四）各大企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是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条件之一。
要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又一个条件就是企业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与传统的市场环境之下的博弈不同，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被认为是企业合作博弈的前奏。原因是当两个供应链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一条供应链无法在与另一条供应链竞争当中获胜，那么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缺乏生产效率的企业供应链，这时就会导致该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趋向于负数，所有企业主体在这条供应链中无法得到有效的收益，也会使得每个成员自身的盈利能力被削弱，最终会出现这条供链逐渐的走向崩溃的现象。而竞争获胜的一方则会为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参的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收益，不仅推动了改供应链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各大企业个体之间的经济快速发展。就目前基于战略视角供应链环境中企业间的合作博弈行为来看，供应链环境之下的企业间的合作博弈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在竞争激烈的企业市场环境当中，如果各大企业都忙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忽视供应链对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的推动作用，那么企业的经济发展必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脚步不相符合，同时，如果继续沿用企业间非合作的博弈行为，使得各大企业在发展中得到很小的利益，使企业的经济发展陷入到一种收益较低的尴尬境地。另外，企业合作间的博弈行为的实现，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存在，决定了供应链环境之下的企业合作的各个参与主体，在拥有共同的约束条件下，逐渐发展其自身企业的经济，各大企业在合作中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而努力，以各自的信任为基础，将企业内部的协调机制作为保障，而约束机制作为管理企业之间合作博弈行为的重要手段，在供应链环境下，推动各企业经济不断的发展进步。
四、当前供应链环境之下企业合作博弈行为可持续发展分析
当前，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以及企业之间战略联盟关系的发展的背景之下，使得企业供应链环境中企业间博弈行为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为企业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间合作博弈行为留下了一定的隐患，需要企业采取有效的措施给予解决，确保其可持续性。
（一）各企业之间要建立信任机制
如今，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那么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在供应链环境之下的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要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企业与企业之间就要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换言之，在供应链环境当中，企业之间建立信任机制是企业合作的基础。通常将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机制分为三种类型吗，一种是过程型、一种是规范型、另一种则是特征型，这三信任机制的种类型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企业间合作博弈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保证供应链中企业间合作博弈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建立信任机制，并将信任机制作为基础，推动其可持续性发展。
（二）完善协调机制
在供应链环境中企业间合作博弈行为对各大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企业间在合作的过程中没有利益冲突。实践表明，各企业之间虽然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但是它们各自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利益冲突是必不可免的，它们在供应链中经常会遇到利益协调问题，这个问题给企业间的合作带来很大的影响。为此，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于供应链中的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对企业的设计能力、流程构造能力等进行一定的管理协调，还可以通过对企业的协调节约一定的成本，控制产品的价格，确保企业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交货行为与销售。供应链环境中的博弈行为之所以可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中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为此，要保证供应链环境下的企业博弈行为可持续性发展，就要在企业中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以推动可持续性发展。能够保证供应链环境下企业间合作的博弈行为能够可持续性发展，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就是在企业间建立一个约束机制，任何的合作都离不开约束机制，各企业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也会由于彼此间的利益冲突而发生一些矛盾，避免不了会给合作双方带来经济损失。为此，约束机制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
五、结语
当前，在企业之间的竞争市场不断加大的过程中，供应链环境不断扩大的环境之下，企业内部的发展实施战略管理已经尤为重要。企业中的博弈行为已经越来越多，它不同于处于传统市场环境之下的企业博弈行为，企业合作的博弈行为的特征与在供应链环境之下的企业博弈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存在着基础的关系，还在供应链环境下企业之间从战略上合作中所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研究生；学术道德；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1-0054-02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各个高校的招生人数急剧增长，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一方面我们为培养出更多的高层次人才而欣喜，另一方面也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问题感到有些担忧。而其中高校研究生普遍出现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显得尤为突出。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简介
所谓学术道德是指从事学术性研究活动的主体，在进行创新性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学术道德失范”是指从事学术性研究生活动的主体用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手段去实现社会的价值目标。[1]而具体到“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失范”应该是指研究生用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手段去实现学位的授予或者奖优的确定等价值目标。目前研究生在学术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有：引用他人的学术成果不标注；将他人的论文照搬、拼凑改造成自己的论文；一稿多投；请他人论文等。
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失范会造成低劣的学术成果的产出，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会大大减弱，势必会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因此，根除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迫在眉睫。
二、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博弈论解析
1.现代博弈论简介。在竞争过程中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必须考虑对手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即要研究采取对抗其他竞争者的策略，这就是对策问题，又称为博弈问题。对策或博弈就是决策者在竞争场合下做出的决策。研究对策或博弈的理论与方法，称为对策论或者博弈论。任何一个博弈现象，都包含着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局中人；二是策略及策略集合；三是局势与支付函数。除了上述三个基本要素外，现代博弈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假定每一个局中人都知道他自己和别人的策略。[2]运用博弈论在解析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失范问题，其根据在于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其实是研究生与社会、学校、用人单位、学术期刊、其他研究生等之间的一场博弈。根据博弈论，在这场博弈中，上述各局中人，相互博弈，相互对决，彼此都会一套行动规则采取的策略，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具体体现为：研究生能否顺利毕业或得到学校的某些奖励；通过规定的硬性规定，高校能否据此提高科研学术水平；通过招聘过程中设置对毕业生在读期间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能否录用到合适的人选；各类学术期刊能否获取到更多的版面费。
2.研究生与学校之间的博弈。目前研究生所发表的学术期刊的数量和层次，是衡量研究生的学术、科研能力的主要依据。因此，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是目前各高校的通行做法。就本人所在的学校来说，学校规定：博士研究生三年在读期间，要求发表核心期刊1篇，省级期刊2篇；硕士研究生三年在读期间，要求发表省级期刊2篇。高校关于的规定，其出发点是希望借此规定，激发研究生的科研兴趣，促进研究生科研的主动性。但是，未曾考虑到此种做法会滋生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浮躁情绪。在面对高校的这种硬性规定时，研究生与高校之间就开始了博弈。一方面，很多研究生自身的知识存储、科研能力较低，导致他们完成不了在读期间的任务，另外部分研究生读研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以后从事科研工作，而是为了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高校又规定了研究生在读期间的的硬性要求。因此，部分学术水平较差的研究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就在网上下载别人的论文生搬硬凑，更有甚者，直接照搬照抄原文。情节更为恶劣的是，个别研究生通过各种途径，找别人、代，甚至包括学位论文。
研究生和高校之间的上述博弈，造成了恶性循环，研究生出现学术道德失范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3.研究生与就业单位之间的博弈。在招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为了招聘到所谓的优秀人才，他们依据筛选理论进行招聘，即提高应聘条件，如要求学历越高越好，具有突出的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学术科研能力等。由于用人单位在短时间内很难挑选出真正素质高、有能力的应聘者，因此，相应的数越多、获得证书越多的毕业生就容易被用人单位选中。在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为了毕业能找到所谓的好工作，顺利实现就业，部分研究生们则会做出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一方面，用人单位不断提高论文成果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迫于就业压力，研究生们会想方设法尽量多发文章，但是又由于自身学术能力有限，至少储备有限，只能拼凑、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研究生与用人单位的上述博弈，使得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
4.研究生与学术期刊之间的博弈。一方面，研究生在与学术期刊的博弈中，面临着版面费“出”与“不出”的抉择。如果选择“出”，则会需要支出相当可观的费用；如果选择“不出”，论文被期刊主动录用的几率又很小，论文迟迟不发也有可能面临无法按时毕业的风险。而如果研究生选择出版面费，则就会显得很容易，也就是出现“给钱就发”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学术期刊业存在着版面费“收”是“不收”的选择。如果“收”，明显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有可能会被查处，但是，“收”也会给学术期刊带来可观的利润；如果选择“不收”，期刊的利润肯定就没有了，一些影响力很小的期刊社可能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可想而知，有的研究生会选择出版面费，而有的学术期刊会选择收版面费。有的研究生通过出版面费，很快完成了的任务；有的学术期刊通过收取版面费，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显然，在有偿交易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的论文质量就很难保证，有的学术期刊由于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会对粗制滥造的论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解决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相应对策
1.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从博弈论角度来看，要有效解决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必须使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处于高风险、低收益、高成本的环境下，从而被摈弃。一是开设学术规范教育专门课程，加强学术诚信教育。外因总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任何外在的约束，最终必须通过主体的内心认知才能产生作用，高校通过开设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对研究生实施系统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让研究生从内心里对学术产生敬畏之情，不会随便抄袭别人的论文。二是可尝试建立研究生个人信用档案。可借鉴社会个人信用系统，由高校、用人单位、学术期刊社联合，设立研究生的诚信档案，用于记录其学术活动的主要环节与内容，该信用档案可视情况，存入该生人事档案中。如此一来，通过实施该措施，增强学术道德规范的威慑力，避免学术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2.高校应改革并完善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当前，绝大多数高校为了自身的排名，都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规定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方能毕业。可是只能反映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一个方面，上述学校的规定导致的结果就是几乎成为评判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唯一标准。因此，高校在学术成果的评价方面，一方面，应改变片面量化的学术考核方式，应尊重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兼顾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研究生，设置不同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例如对于博士研究生的期刊的层次，可以要求高一些；而对于硕士研究生的期刊的层次，可以要求低一些。另外，也应该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
3.用人单位应修正其选人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机制。众所周知，只是学术科研能力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完全地展示和代表研究生的真正的学术能力和其综合素质。因此，用人单位在招聘、选择人才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学历、证书及的数量，更应看重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不要以多发了几篇学术论文，或拥有较多的证书就认为该生优秀。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标准，切断引发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的诱因，从而促进研究生端正科研的态度。
4.规范学术期刊的市场行为。首先，学术期刊的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对部分期刊收取论文版面费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查处，破除在某些地方存在的“给钱就发”的潜规则，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学术氛围。其次，充分利用市场规律，优胜劣汰。当前的学术期刊市场，收取版面费的大部分是档次不高、经营效益较差的期刊社。因此，对于档次不高，出版的学术论文质量较差的部分期刊，国家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情况，让其淘汰。同时，国家可以采取有关措施，扶持一些有发展潜力，能够坚守学术道德底线的期刊，达到优化配置。再次，要呼吁期刊社转变发展观念，摒弃靠收取版面费为生的现状，期刊所刊登学术论文的质量才是期刊社的生存之本。
四、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生与高校、用人单位、学术期刊等之间的博弈是造成当前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利用博弈理论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的解决措施，才能有效地铲除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还学术研究一片净土。
参考文献：
[1]胡蕊.研究生中的学术道德失范问题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0.
[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止一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泽尔腾一个人也许早就可以收获两个甚至三个诺贝尔奖了。
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生于1930年，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一位新教徒。1942年，泽尔腾的父亲去世；1944年，泽尔腾被迫中断学业。在苏联军队到来之前，他与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逃到了奥地利。
生命早期的经历对泽尔腾意义重大。由于从小就作为“少数派”的一员而备受鄙视，迫使他很早就学会了密切关注政治事务。尤其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同意绝大多数人表达出来的政治观点，因此必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从不相信官方宣传或所谓的公共舆论。这对泽尔腾的智识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兴趣，也使他在高中时就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与约翰・纳什一样，泽尔腾也首先是数学家。他于1951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数学系，1957年和1961年分别获得数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泽尔腾修读过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很多课程，还辅修了数理经济学，这些对他的学术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泽尔腾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目的都是对合作博弈的值进行公理化，但是后来他对博弈论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在非合作博弈领域。这很难得。因为当时合作博弈才是潮流。另外一个难得之处是，那个时代通行的博弈表达形式是策略型博弈，而泽尔腾在研究时所利用的却是当时几乎没有其他人考虑的扩展型博弈。由于对扩展型博弈非常熟悉，泽尔腾比其他学者更早关注到了博弈的精炼问题，最终导致他提出了“子博弈精炼”“颤抖手均衡”等对博弈论至关重要的概念。
获得硕士学位后，泽尔腾担任了最早在德国倡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海因茨・萨尔曼教授的助手。泽尔腾本来的任务是研究决策理论在厂商理论中的应用，但是他却迷上了经济学实验，决心利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寡头垄断行为。对经济学发展趋势有很好的直觉的萨尔曼支持他这个想法。在当时，作为一门学科的实验经济学还没有出现。1959年，泽尔腾与萨尔曼合作发表了《一个寡头实验》一文。
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泽尔腾受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的启发，提出了“渴望水平假说”，他的目标是构造一个有限理性的多目标决策理论。对有限理性理论的研究占了泽尔腾很多时间，他相信这将引发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经济学家普遍把人视为完全理性的，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泽尔腾坚信，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人的真实经济行为，而且由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必须通过很多“痛苦的实验”才能了解经济行为的真正结构。
1972年，泽尔腾来到比勒菲尔德大学，直到1984年才转入波恩大学。在这12年里，泽尔腾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1975年发表的论文《扩展式博弈精炼均衡概念的重新考察》，它提出了著名的“颤抖手均衡”概念。比勒菲尔德大学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这令泽尔腾非常欣喜。他与生物学家讨论演化稳定均衡概念，与政治学家研究国际冲突的博弈论模型，等等。加盟波恩大学后，他还曾经于1987年10月至1988年9月回到比勒菲尔德大学主持了“行为科学中的博弈论”学术年活动，与来自经济学、生物学、数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一起讨论，并于1991年出版了四卷本的《博弈均衡模型》。
当然，令泽尔腾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有限理性理论。他组建了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简称“Bonn EconLab”），这是欧洲最早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也是全球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重镇。泽尔腾的目的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分考虑人们行为有限理性的决策理论和博弈理论。
实验经济学界素有“史密斯派”和“波恩派”一说。前者的旗帜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后者的领袖当然是泽尔腾了。史密斯曾说，泽尔腾因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而应再获得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罗斯也说，泽尔腾不但是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先驱，而且一直是这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是的，非合作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说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最显著的发展，现在都已经蔚为主流。但泽尔腾在当初介入这两个领域时，在一定意义上却是一种反潮流的举动。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壮大，反潮流的有限理性理论也有渐成主流之势。泽尔腾，这个从小饱受磨难但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无疑是学术弄潮者的最佳典范。
泽尔腾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与妻子伊丽莎白・兰格勒特就因世界语而相识相爱。1991年，泽尔腾夫妇一起确诊患上严重的糖尿病，伊丽莎白因此而下肢瘫痪，且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但是他们仍然非常自信和快乐。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近年来财务理论界广泛关注盈余管理并普遍对其进行否定批判。本文从经济学、会计准则的视角分析了盈余管理存在的合理性，指出应该理性地、科学地对待盈余管理，提出了减少盈余管理负面影响的途径，引导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走向规范。 论文
【关键词】经济学；盈余管理；会计准则；理性对待 论文
一、引 言 毕业论文
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盈余管理成为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更受到中外经济界、会计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对盈余管理的看法，从总体看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居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一种“会计造假”，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私利而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是一种误导报表使用者的欺诈行为，因而主张将其消除：另一种则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在会计准则或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运用各种手段作用于对外财务报告，以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披露管理行为。 论文网
笔者认为：将盈余管理视为洪水猛兽是不可取的。本文即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分析盈余管理存在的合理性，主张应该理性地、科学地对待盈余管理，并引导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走向规范。 论文网
二、盈余管理存在的合理性 毕业论文网
(一)基于经济学的分析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1.产权理论与盈余管理 作文 /zuowen/
产权理论认为，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了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相互分离。实际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管理层并不拥有剩余收益的索取权，因此，他们不会有动力去利用他们的权力追求股东收益的最大化，而更在意如何使他们在聘任期内自身收益达到最大化，盈余管理行为便应运而生了。 论文
2.契约理论与盈余管理 作文 /zuowen/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由于缔结契约的各方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不完全一致，加之契约本身具有刚性和不完备性，各利益主体，即各契约关系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即契约摩擦。这时契约关系中能够影响和改变会计信息的企业管理层会产生管理会计盈余数额来影响利益分配的冲动，以使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朝着有利于自己或企业的方向发展，因此管理者必然存在机会主义，采取盈余管理手段。 作文 /zuowen/
3.委托理论与盈余管理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委托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就使得所有者(股东) 无法观察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过程，获得的信息一般局限于由财务报告对外披露的部分。且现行财务报告具有相当的缺陷，如无法量化，无法或很难用货币计量的信息通过现行财务报告进行披露很不完善。而通过私下交易获取的信息又相对有限，且成本很高，故他们显然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管理者控制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并拥有企业内部的各种信息，拥有信息优势，由此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由于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一般为人，即企业管理当局)通常比会计信息使用者(委托人或利益相关者)了解更多的企业内部信息，同时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人会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盈余信息过程中，做出对自己有利或对自己和委托人均有利的盈余管理行为。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4.博弈论与盈余管理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博弈论认为，只要存在通过博弈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或者说只要破坏协议的收益大于遵守协议的收益，就一定会发生盈余管理。会计原则、会计准则、其他相关经济法规等实质上是有关管理机构与企业管理当局达成的协议。从博弈论的角度讲，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博弈双方都有破坏协议、不遵守协议的动机。因为会计准则和其他相关经济法规等是在特定条件下达成的协议，条件变化后，博弈各方原先的利益均衡状态会发生变化，理性的经济主体在计算遵守或破坏协议的收益后，会做出遵守或破坏协议的选择。而条件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企业管理当局为实现特定利益目标而选择盈余管理的博弈行为，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作文 /zuowen/
(二)基于会计准则的分析 毕业论文网
1.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空间 毕业论文
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有原则导向模式和规则导向模式。为满足资本市场发展之需要，融入国际资本市场，2006年我国制定了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顺应了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潮流。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无疑留给论文联盟了会计人员等管理层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相关经济事项的确认、记录和计量更多地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如《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首先判断资产是不是存在减值的迹象。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运用丰富的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判断是否有迹象表明该项资产发生了减值。如果存在减值迹象，还需要进一步对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在计提坏账准备时，根据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损益，以免高估资产。而在减值测试时需要更多地运用职业判断。无形资产研发费用的处理、金融资产分类、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选择、或有事项和商业实质等也需要大量运用会计职业判断，这无疑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空间。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共品博弈；囚徒困境；合作；强互惠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 Nash.J，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o.36，1950
[3] Nash.J，Non-cooperative games.Annals of mathematics，54（2），1951
[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5] 张维迎.从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经济学》，1985年第6期
[6] 李子江.《关于纳什均衡点的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7] Kahneman.D，Beatty.J，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Science，1966
[8] Kahneman.D，Beatty.J，Pollack.I，Perceptual deficit during a mental task.Science，1967
[9] Fehr.E，Schmidt.K.M.，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Altruism――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Munich Discussion Paper，2005
[10] Cardenas J.C.，Carpenter J.，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Lessons from Field Lab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
[11] 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13]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14] 姜树广，韦倩.信念与心理博弈：理论、实证与应用.经济研究，2013
[15] 唐兵.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
[16]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
[17]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
[18] 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20] Rand.D.G，Dreber.A，Ellingsen.T，Positive interactions promote public Coop- eration.Science，2009
[21] Croson.R，Theories of Commitment，Altruism and Reciprocity，Evidence from Linear Public Goods Games.Economic Inquiry，2007
[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
[24] Boyd.R，P.Richerson，Punishment Allow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or Anything Else）in Sizable Groups.Ethology Sociobi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1992
[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26] Deuervain.D，U.Fischbacher，V.Treyer，M.Schelhammer，U.Schnyder，A.Buck，E.Fehr，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Science，2004
[27]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a）选题
选题应该能够解释关系较多人利益的现实活动，如用激励理论研究中国农业问题。
解释范围太狭隘的选题写作意义也不大，但可以作为小品文，如研究清华北大占位问题， 复旦大学门口的小吃摊问题。
[参见：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b）内容
利用简单而深刻的经济学模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利用分析证明自己的观点。（c）写作形式
形式规范，内容才能规范。如必须有理论综述部分，就要求确实要了解该领域目前的研究进度。必须有模型的假设，就必须设计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有规范的实证检验，就不能随便罗列一些数据，而必须找到确实能够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二、经济学论文写作的思维方式
一切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构造主要主体的利润函数和约束条件，求最大化解。三、典型的三段式经济学论文
（a）基础理论，包括理论综述、现实意义
手段：具体钻研某一特定领域。
（b）模型，包括假设、界定函数式、求解均衡解、模型的推广如何提高模型：经典模型，了解其思想精髓。
手段：《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
（c）实证分析
手段：《计量经济学》四、写作建议
（a）选题：知道现实的问题，然后给以经济解释。建议了解实际，最好工作两年；或者了解学术前沿未解决的问题或者加工完美那些已经存在但还粗的模型。建议修博士学位。并且要具体钻研某一特定领域，个人认为至少需要3年时间，樊纲认为需要10年。注意不要选错了领域，人生可没有太多的3年可用于“试错”。
（b）学透《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三门课程，估计要花3年时间。
（c）一个工具只用于解决一个目标（丁伯根法则），保持文章的主线。一篇论文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如果要解决所有问题，就不会有论证力度，也不会有学术性。其实，一篇好的经济学论文，一定是用最少的篇幅，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信息。Skywalker:脱离经济学研究来谈论经济学论文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论文可以看成是对目前研究工作的一种总结，即便不是最终成果也应当是阶段性成果。当然上述定义排除了两类经济学论文，一类是反映前沿研究的论文，另一类是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论文。如果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学研究，或者尚未做好任何准备，那么就尚未具备撰写论文的条件。现在的问题就转移到怎样开展经济学研究，我推荐一本书《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该书对于怎样开展经济学研究有详细论述，并且还附有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论文出处(作者):
优秀论文的五大特征
博弈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摘要：本文在梳理经典博弈论理论体系及其应用领域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分析显示：经典博弈理论按其发展的脉络来划分，主要包括静态博弈、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对称信息博弈等几大理论体系；其应用领域主要涉及管理学中的激励问题，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甄别、信号传递和社会学中“合作与冲突”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其发展方向表现为扬弃“理性假设”条件下的行为博弈。
关键词：纳什均衡 信息经济学 激励理论 行为博弈
经典博弈理论体系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英文名称是Game Theory，是研究一些个人，一些团队或组织面对特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制约下，依靠所拥有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行动，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支付的过程的理论。博弈论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研究博弈各方的行为特征，即各决策主体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的决策特征；以及何种情况下采取哪种策略，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即决策主体决策后的均衡问题。
博弈思想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但一般认为，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形成了现代博弈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标志着系统的博弈论初步形成。上世纪50年代，数学天才纳什明确提出“纳什均衡”这一概念，使经济学中的均衡问题发生了质变（从“瓦尔拉斯均衡”突破到“纳什均衡”）。“纳什均衡”的提出抓住了问题研究的关键，为博弈论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纳什均衡”描述的是行动双方的均衡问题，即“如果一个博弈存在一个战略组合，任何参与人要改变这一战略组合都可能导致降低自身的效用水平（或只能保持原有的效用水平），因而任何参与人都没有积极性去改变这一战略组合，这一战略组合称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实现了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转化，但纳什均衡是“基于一个时期的模式”而非“动态模式”，纳什均衡没有考虑自己的选择行为如何影响博弈对手的战略，且允许不可置信威胁战略的存在，经常遇到一个博弈中存在多个纳什均衡，难于预见哪个均衡会发生等问题。为了弥补纳什均衡的上述缺陷，泽尔腾发展了动态的博弈。泽尔腾动态博弈模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6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一个具有需求惯性的寡头博弈模型》一文之中，在该文中泽尔腾对“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给出了正式的定义。其基本思想是：“在扩展型博弈中的任一决策点，现行局中人利用其先行优势及后行者必然做出理性的反应这一事实，来进行选择以达到最优的纳什均衡，有限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求解可采取倒推归纳法”。泽尔滕定义“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中心意义是将纳什均衡中包含的不可置信威胁战略剔出出去，使均衡战略不再包含不可置信的威胁战略。它要求参与人的决策在任何时点上都是最优的，决策者要随机应变，向前看而不是固守旧略。由于剔出了不可置信的威胁战略，在多数情况下，精炼纳什均衡也缩小了纳什均衡的个数，这也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优点所在。
纳什均衡严格依赖于现实博弈环境难于满足的“完全信息”假设，即“所有博弈参与人均知道博弈的结构、博弈的规则和支付函数”，针对纳什均衡中“完全信息”假设的缺点，哈萨尼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拓展了纳什分析的应用范围。哈萨尼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是在纳什均衡的基础上吸收了贝叶斯研究成果，以贝叶斯定理为出发点，对纳什均衡作了广泛拓展。哈萨尼在其论文《贝叶斯参与人完成的不完全信息博弈》中提出了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还证明如何把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转化为完全但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使得博弈模型易于处理，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哈萨尼提出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是指在静态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参与人同时行动，没有机会观察到别人的选择；由于每个参与人按照贝叶斯原则仅知道其他参与人类型的概率分布而不知道其真实类型，且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其他参与人实际上会选择什么战略；但是能准确地预测到其他参与人的选择是如何依赖于其各自的类型；因此参与人决策的目标就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别人的类型依从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即“给定自己类型和别人类型的概率分布的情况下，每个参与人的期望效用达到了最大化，也就是说没有人有积极性去选择其他战略组合”。而应用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的概念是“精炼贝叶斯均衡”，这个概念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精炼纳什均衡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均衡的结合，泽尔腾、克瑞普斯和威尔逊及弗登伯格和泰勒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要点在于当事人要根据所观察到的他人的行为按照贝叶斯原则来修正自己有关后者类型的主观概率，并由此选择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是一个数学上的“不动点”。即满足：给定每个关于其他参与人类型的主观概率的情况下，参与人的战略选择是最优的；每个参与人有关其他参与人类型的主观概率均是按照贝叶斯法则从所观察到的行动中获得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运用现代随机分析方法解决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下的决策问题，由此发展起来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使博弈论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更加紧密。
博弈论的主要应用
就博弈论发展而衍生的信息经济学而言，除哈萨尼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之外，维克里和莫里斯也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做出了重要性贡献。维克里上世纪40年代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制问题的思考：“收入均等化并不能解决理想税赋结构难题”，因为这一方案没有给个人努力工作提供激励，因而不会产生社会效率最大化。莫里斯通过设计递减税率回答了维克里的税制难题，并致力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隐藏行动理论方面的研究。莫里斯上世纪70年代的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委托-理论模型框架，并确立了激励相融契约必需满足的两个约束前提。其一是参与约束：委托人所选的效用函数必须使人因接受合约而获得的效用不小于因拒绝合约而获得的效用；其二是激励相融约束：合约缔结后人在所选行动上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1970年，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在《经济学季刊》上刊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该文研究了一种商品市场，其中出售者对商品质量的了解比购买者要多，并以二手车市场为例进行说明。由于文章阐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普遍化思想，并因得到应用广泛而产生重大影响。阿克洛夫在该文中对具有逆向选择这一信息问题的市场进行开创性分析，指出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该市场崩溃，或者只有劣等产品充斥其中。“柠檬论文”解释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低效率，同时该文的另一个独到见解是经济主体有强烈的激励去抵消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
继阿克洛夫之后，斯彭斯着重研究如何改善信息不对称以提高市场效率问题，即信号传递模型。信号传递模型描述的是信息富有的一方如何可靠地将信息传递给信息缺乏的一方，以减少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交易的达成、提高市场效率。斯彭斯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研究得出只有当信息富有者的传递路径产生的费用绝对高于其它传递途径产生的费用时，该信息富有者的信息传递才具有效率。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商标、广告、教育文凭等信息传递问题。为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提供操作上的理论依据。
在斯彭斯之后，运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信息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1974年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构建了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为前提的新模型，描述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运行机制的变化。他通过对保险市场、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考察，证明了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说明在这样的市场中，传统的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从而对以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模式（即“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质疑。其中，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温斯合作发表的文章《信息不对称市场的信贷配给》堪称当代信贷文献的典范，该文详细论述了信贷过程中不同阶段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该文创立的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对分析金融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
继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以以色列博弈论专家奥曼与美国国防经济学者谢林为代表的博弈论推崇者则努力运用博弈论来解决“合作与冲突”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社会问题，使博弈论由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奥曼与谢林分别从数学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关于人类交互作用的博弈分析范式。谢林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交互作用机理的理解，而奥曼则发现一些长期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运用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进行深入分析。
博弈论发展趋势
博弈论以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主要决策因变量导致经济学从“瓦尔拉斯均衡”突破到“纳什均衡”的质变，经典博弈论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信息完全到信息不对称博弈均是在放松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使博弈理论分析与经济社会现实更加接近，以增强其实用性和对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经典博弈理论作为经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其共同秉承的“理性人”假设、不可观测的效用函数假设和主观概率假设是经典博弈论的主要局限，上述假设的存在使经典博弈被戏称为“研究‘天才’决策的理论”，现实经济社会中也出现过很多经典博弈理论无法解释的异象。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典博弈理论自然而然遭受到行为学派的挑战，考虑参与者“有限理性”、“情感”、“环境”、“经验”、“制度文化”等现实因素的行为博弈论成为近年来博弈论的发展方向。
与经典博弈理论比较，行为博弈论的最大特点是考虑了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其研究目的是研究博弈参与人实际做出了什么行动，可以说行为博弈论是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博弈论近年来在“囚徒困境”模型重释、投资博弈模型、可置信威慑的议价博弈模型、大陆分水岭协调博弈模型及选美比赛博弈模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很好地解释了经典博弈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但行为博弈同样面临“有限理性”中“有限”度的量化，“经验”因素中参与者的“学习”问题以及“学习”如何及何时影响博弈均衡结果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形成了行为博弈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学习过程中的自利行为和利他行为怎样导致社会偏好的变化；二是在重复博弈中，随机最优反应函数的地位如何，参与者关于博弈对手和环境的信息信念如何变化；三是组织、团队乃至企业的博弈行为将在何等程度上与个体博弈存在差异，引发该差异的机制是什么，社会认知空间的变化对博弈行为有何影响等等。
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领域的至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偏爱博弈论领域的集大成者。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分别于1994年、1996年、2001年和2005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典博弈论的杰出贡献者纳什、泽尔腾与哈萨尼，博弈理论的实践人、激励理论创立者维克里和莫里斯，博弈论衍生的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及集大成者阿克罗夫、斯彭斯与斯蒂格利茨，博弈论应用领域的拓展者以色列数学家奥曼和美国国防经济专家谢林；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领域的卓越贡献。博弈论领域的多次获奖彰显博弈论对现代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交易理论的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斯蒂格利茨，沃因，韦坎德.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John Chahes Harsanyi. Game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Played by Bayesian Players Parts I, II and III. Management Science, 1967
4.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ty Press.1944
5.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