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

摘要：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国家；社会；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5—0131—05

前言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思维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框架，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深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日益发展壮大，导致了原先以国家“全能主义”为主导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正如李景鹏先生所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用“后全能主义”模式来概括。但是，“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模式仍然坚守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都是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张力极化的思维模式之产物。”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所在，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只有超越二元对立和单向度思维的“零和博弈”走向良性互动的“正和博弈”，真正实现两者双向适度制衡的互动关系才是现实之最佳选择。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态势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国家奉行的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一直被限定在市场的“守夜人”的“最小国家”的限度上。这种机制使生产相对过剩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来临。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使这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彻底陷入了困境。1933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新政”的成功，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显得合法化。美国的经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效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使国家一反“守夜人”的传统形象而扮演一个强大保护者的角色。但当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家主义面对危机的无力解决最终遭到了人们的广泛而深刻的批判。哈耶克最早举起了批判的大旗，他认为西方国家政策的“左”转必将导致国家权力无限膨胀，侵害公民的人权。因此，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不是万能的，国家这个“有形之手”也不是万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众多利益集团、民间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是否与国家相分离，而是社会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人们据此认为国家与社会是竞争和博弈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特点，代表社会的一方一般是“由国家组织的”，“在各相关领域享有代表权的群体，它们与政府各部门进行定期的谈判”。美国学者施密特这样描述这种新型模式，它是“一种利益代表机制，在其中选民团体组织成为有限数目的、单一目标的、强制性的、等级制的和功能分化的不同范畴，通过国家的再组织或认定（如果不是创造的话），并由国家为其保证在各相关领域的特殊的代表权的垄断地位。作为交换，这些组织在其领袖的选择和需求与支持的活动方面遵循（国家）的某种控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中间路线”的实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转型的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之间除了相互制约之外，还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人们逐渐冲破了国家与社会两极对立思维的束缚。以埃文斯、米格代尔、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在社会中”、“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超越了传统二分法对国家与社会单方面的片面强调，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对国家和社会认识的转变。

二、零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

不可否认，“国家第一性还是社会第一性”是所有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也是所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当代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理论研究范式，即“国家社会化”（洛克范式）和“社会国家化”（黑格尔范式）。尽管两种理论研究范式呈现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都不是指向未来的理想化的“国家一社会”模式。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所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国家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第一，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国家权力具有的强烈排他性和扩张性，会使国家日益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形成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公共资源和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国家化”从表面上看，这种“总体性社会结构”里国家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但事实上，经济停滞、政治窒息、社会封闭、民众愚昧成为其无法解决的顽疾。在这种“总体性社会结构”下，社会组织体系严重蜕化，社会自我调控能力日益削弱，国家阻滞了公民社会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和环境的生成。

第二，国家经常背离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本质上是非人格化的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从应然的维度看，国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在人类政治实践中，国家背离公共利益的事件屡见不鲜，这充分表明，国家有着与公共利益不相一致的特殊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并不会自觉地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对背离公共利益的主要体现有：政府机构谋求部门利益、背离公共利益；政府官员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权利之实；政府服务于特殊的利益集团。

第三，国家面临合法性危机。合法性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可以分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前者主要表现为较为广泛的政治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直接危及国家权威的存在；后者则潜伏在现存的政治秩序之中，而在事实层面并不没有广泛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但存在危及国家权威的潜在可能性。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家始终会不同程度的面临各种各样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如果这种合法性危机不能及时得到弱化、消解，必然会日益加剧、激化，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相反，如果国家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将有助于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的建构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议题，许多公民社会论者倾向于将公民社会视为自由、民主和解放的象征。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公民社会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第一，公民社会的成长未必通向民主政治。大多数学者在探讨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时都有一个理论预设：公民社会独立就意味着公民社会已经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如果公民社会真正是独立的，那么公民社会的运行就不会依赖国家，其功能也就不会是国家所赋予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公民社会组织都有可能被政治国家所创造、支持、操纵和镇压，并有可能被误导，离开政治权力的中心。”公民社会组织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组织，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对待民主政治的态度上存在很大差异，有些组织不会涉足政治，有些则会宽容甚至支持权威主义统治，当然也有一些公民组织会支持和培育一种自由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未必一定通向民主政治。

第二，公民社会极易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致力于培育公民的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但公民社会所倡导的平等是起点平等与机会平等，它们在实践上极易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乃至社会两极分化，且这些问题是公民社会自身所解决不了的固有的问题。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它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并把它提高到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

第三，公民社会容易滋生个人主义。公民社会让个体摆脱了国家的束缚，使个人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主体，致力于鲜明的主体性价值追求。但公民社会的主体性也有可能滋生个人主义。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价值和自由置于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价值和自由之上，把自身作为目的，把他人或社会仅仅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相伴随的是集体感和社会凝聚力的丧失，由于把他人、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看做是外在于个人甚至是与个人相对立的存在，人的社会性就被忽视和遗忘了。托克维尔曾精辟地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对自己的偏激的和过分的爱，它使人们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久而久之，它会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使一切公德的源泉干涸，最终沦为纯粹的利己主义。

三、正和博弈：“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建立“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借鉴问题。公民社会作为一个“西方化”的概念，它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具有异质性，致使部分学者对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存在忧虑，甚至有学者认在中国通过构建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以实现现代化的观点是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还有学者主张以西方公民社会为蓝图，走自由主义的道路，即构建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模式，自然，这一思路由于忽视了东西方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传统的差异，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追求最终只能是缘木求鱼。所以“西方化”的公民社会理论对构建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理念的层次，而不是实践操作层次，正如郁建兴教授所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不能在“反对国家”的路子中达成”。基于这一建构理路，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模式成为现实最佳选择。

基于我国目前国家权威性不足和社会自主性缺乏的基本国情，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真正走向“正和博弈”，应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初步考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推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能力是以国家自主性的预设为前提的。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权力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独立于社会权力。国家能力的强弱并非反映在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广度和深度，国家自主性要求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因为公共利益充当了衡量政府表现的判断标准，这促使政府决策人接受与他们的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决定。”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国家的能力依赖于它的合法性。“一个缺乏法治、行为难测、专断而随意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缺乏人民信任的政府。”缺乏人民信任的政府必然会缺乏对人民的号召力，没有号召力的政府，仅仅依靠大棒来驱使人民的政府，很难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约翰·豪的判断是正确的：增加国家能力。

第二，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强国家、强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可以共生共强，两者的利益整合在于形成共同的收益空间。但如果没有对国家职能范围的严格限制，同样存在发展至无所不包的“全能国家”的潜在危险。因此，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严格界定国家职能，尽量避免国家的越位、错位、缺位。一方面，根据“法定权限”原则，实现公权力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现代政治的使命就是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制约，把国家的活动引向它所服务的人民认为是合法的这一终极目标上，并把权力的行使置于法治原则之下。”这表明，国家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相应的权力，而且国家行为应当受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与责任应被严格地限制在公共领域，国家权力不能渗透到社会私域，即那些社会成员以自治为基础和以自愿为前提，按照契约性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那些社会成员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

第三，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从长远看，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有利于增强公民社会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在社会治理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在某种意义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之一。当前，应当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空间，逐步解决草根社会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并创造条件发挥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不重视社会组织培育及其能力的建设。当公民社会自身具有广泛的、高度的组织能力时，可以替代国家的部分职能，这既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也有利于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减少腐败。因此，党和政府应当从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把我国公民社会中蕴藏的强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强国家、强社会”建设的动力和源泉。

综上所述，在传统模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双方在彼此独立、遵循不同规则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零和博弈”的话，那么“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则着重强调在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与协作，从而实现一种“正和博弈”。也就是说，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各自限度的克服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朝着“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能力不断增强，行政力度加大；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在国家的支持和许可下不断地壮大，社会自治空间得以不断地扩展。实际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上看，都有可能求得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的“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主要不是对立和冲突，而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