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分析法范文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1篇

一、博弈论思想与纳什均衡

“博弈”，为“对策”之意。具体而言，博弈就是一些个人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关注决策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及决策均衡问题，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局中人的决策都会受到其他局中人行为的影响，反过来他的行为也成为其他局中人决策的基础。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协议。美国数学家、经济学家纳什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种比较满意的均衡，即如果所有的参与者都预测到某个均衡会发生，所有参与者都不会故意去违背它，没有愿望不去遵守它，体现了战略博弈行动的稳定状态。

二、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的提出

（一）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的内涵。博弈论是一种方法，一种观念，可以将博弈论思想及纳什均衡应用到审计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分析研究上，于是便形成了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法主要用来分析审计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组合以及决策组合的均衡问题，即一个审计决策主体是如何影响其他审计决策主体以及又是如何受到其他决策主体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审计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能否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及其条件，以及当达到一种有利的均衡状态时如何维持该均衡状态。

（二）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的基本程序。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的基本程序分为五步，具体如下（基本程序的运用本文在后面将给出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一步：定位审计问题（审计矛盾或冲突），判断并描述博弈特征；第二步：在约束条件下给出支付矩阵；第三步：进行审计博弈均衡计算结果；第四步：给出审计博弈分析结论；第五步：针对该审计问题（审计矛盾或冲突），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的应用

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审计研究方法，对于审计工作、审计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和视野来分析和研究它们，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下面笔者以审计监管问题为例，采用审计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审计监管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解决监管问题的合理化建议。

（一）模型建立与分析。加强审计监管，可以从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博弈、会计师事务所与监管机构博弈、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博弈中进行分析。

1、基本假设。建立模型成立的基本假设，具体有：

（1）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监管机构均为理性的经济人，均追求利润最大化。

（2）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监管机构的行为和政策，可假设会计师事务所有足够的能力发现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即不存在着审计风险。所以，在被审计单位舞弊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有两种可能的策略，即合作与不合作。

（3）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与监管效果正相关，即监管机构花费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监管效果越好。监管机构有两种可能策略，即高度监管和低度监管。

（4）只有当上市公司存在着披露虚假财务报告的企图时，会计师事务所才有可能默认其造假行为或与之串谋进行造假。

2、两方博弈模型

（1）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假定会计师事务所有足够的能力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当局舞弊。会计师事务所可能的做法就有：合作和不合作；被审计单位（上市公司）有两种策略：舞弊和不舞弊。

设P为监管机构发现的概率，q1为监管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罚款（或处罚），q2为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罚款（或处罚），r为被审计单位的贿赂，W为被审计单位支付的审计费用，d为上市公司的舞弊收益。（表1）

可见，在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中，会计师事务所的行动取决于舞弊、合作下的得益：w+r-p×ql。如果它的得益大于w，即：w-w时，上市公司会选择舞弊，即纳什均衡为（舞弊，合作），而这是监管机构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种情况下：w0

从这种分析中会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与上市公司的贿赂、监管机构发现舞弊的概率的大小及惩罚力度有关。而上市公司当舞弊收益一定时，他的行为受到贿赂的多少及监管机构发现舞弊概率的大小及惩罚力度的影响。因此，一个自然的想法便是加大监管的力度及惩罚量。

以上的模型是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当注册会计师较为注意长期的利益，而且会计师事务所还考虑诚信带来良好声誉的收益，那么上面的模型可变化为表2。（表2）

表2中的B代表注重长期利益，良好声誉所带来的收益。

如果w+B>w+r-p×q1时，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不合作这个上策，上市公司便会选择不舞弊，新的均衡将为（不舞弊，不合作），这是监管机构所愿意看到的。

但是，如果w+B-w时，上市公司便会选择舞弊。

这种情况下：w+B0

从这种分析中会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与上市公司的贿赂、监管机构发现舞弊概率的大小及惩罚力度和长期形成诚信的良好声誉的收益有关。而上市公司当舞弊收益一定时，他的行为受到贿赂的多少及监管机构发现舞弊概率的大小及惩罚力度的影响。因此，与前面相比，除了加大监管的力度及惩罚量还可以引导社会及会计师事务所对诚信的认同度，从而通过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自律来防止合谋。

（2）会计师事务所与监管机构。在这种博弈中，会计师事务所的策略有：串通和不串通。监管机构的策略有：高度监管和低度监管。这里假设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与监管效果正相关，即监管机构花费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监管效果越好。那么，高监管下，发现舞弊的概率P1较大，但是监管成本C1较高；低度监管下，发现舞弊的概率P2较小，但是监管成本C2较低。同样假设q1为监管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罚款（或处罚），r为被审计单位的贿赂。（由于无论何种情况，会计师事务所总可以得到一份稳定的审计费用收入w，故在此可简化令w=0）。那么，会得到以下的博弈矩阵。（表3）

这时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他的策略选择受r-q1×p1的影响（这里注意到r-q1×p10，那么也有r-q1×p2>0，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上策，他会选择串通，而如果q1×p1－C1>q1×p2－C2时，监管机构会选择高度监管，因此他们的均衡为（高度监管，串通）；如果q1×p1－C1

如果r-q1×p2>0（有r-q1×p1

如果r-q1×p10，那么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上策。这时如果q1×p1－C10，且r-q1×p2

综上所述，会计师的行为受到管理当局的贿赂大小、监管机构罚款以及监管机构的效率（发现错误的概率以及监管的成本）的影响。并不像我们平时所认识到的高监管就会不串通、低监管就会串通。

（3）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与监管机构的博弈类似，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的博弈表示为表4的博弈矩阵。还是假设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罚款（或处罚）为q2，r为被审计单位的贿赂，d为上市公司的舞弊收益。这里仍假设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与监管效果正相关，即监管机构花费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监管效果越好。那么，高监管下，发现舞弊的概率P1较大，但是监管成本C1较高；低度监管下，发现舞弊的概率p2较小，但是监管成本C2较低。（由于无论何种情况，上市公司总要支付一份稳定的审计费用w，故在此可简化，令w=0）（表4）

与上文分析类似，对上市公司而言，他的行为受到舞弊的利益、贿赂的费用、监管机构罚款以及监管机构的效率（发现错误的概率以及监管的成本）的影响，并不像我们平时所认识到的高监管就会不串通、低监管就会串通。

（二）提出建议

1、加强监管机构在博弈中的力量。一种做法是增大罚款的金额，那么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事务所都会采取合法的策略。还有一种做法是提高监管的效益，在一定的成本下，努力提高监管机构发现舞弊的概率，这对监管机构要求较高。这就要求我国提高监管机构的整体素质，采用科学合理的监管手段。也可以同时采取增大罚款金额和提高监管效益的做法。

2、提高监管机构监管的动机。给予监管机构一定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设法主动改变博弈中他们不利的地位，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设法提高监管的效率及效果。比如，如果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一方运作不合法时，可以给予监管机构一定的压力，使他们不会安于现状。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监管机构的职责，给予他们一定压力；同时，给予监管机构一定的认可，从而增加博弈中他们在上市公司不舞弊时的得益。比如，当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都良好运作时，可以对监管机构的努力给予一定的社会认可。

3、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自律能力，教育及采取一定的激励手段，使得他们合法运作。可以引导他们注意到长期的利益，例如良好的声誉会带来社会的认可，带来业务量的上升等，从而使得在博弈中他们的上策是不合作。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道氏理论；价值投资法；技术分析法；主要矛盾

价值投资法认为证券的价值由其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决定，证券的价格总会向价值回归。技术分析法则认为交易群体的心理对价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普遍的交易观点或者将技术分析法与价值投资法对立起来，两者水火不能相容，或者主张在具体的交易操作中将两者结合起来，但是在理念上依然认为这两种方法相互独立，互不相关。本文将从股票的二元属性切入，结合对道氏理论的深度解读，推论出以道氏理论为基石的技术分析法其实包含着价值投资法的理念，技术图形的长期趋势是反映基本面主要矛盾的。

一、股票的二元属性

股票是股东权利的代表，体现了股东对公司实体经济的所有权。公司实体经济的经营状态越好则股票所代表的价值也就越大，这也正是价值投资法的基本理念，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决定了股票的价值区域。但是，当股票可以上市交易流通以后，实体经济将不再是影响股价的唯一因素，即使在短期内公司的基本面状况不变，交易群体的预期与情绪也会对短期股价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股票既具有实体属性也具有虚拟属性。

二、股价驱动模型

价值投资者立足于股票的实体属性，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股票的价值，技术分析人士则偏重于股票的虚拟属性，想方设法判断其他参与者对股价的看法。无论是价值投资者还是技术分析派，所有的股票投资者都是根据自己对基本信息的理解来做出决策的。交易者根据对基本面信息的理解形成预期，预期指导着交易者的行为，行为则指挥资金与股票的流动，资金与股票的博弈产生了股票价格。从而我们推理出股价驱动模型“基本面—群体预期—群体行为—股价”，基本面信息的变化将影响交易者的预期，交易者根据预期做出行为判断，从而对股价施加影响。无论价值投资者还是技术分析派都遵从着股价驱动模型做出判断，只是对信息的筛选、理解的理念不一样而已。

三、股价反映一切信息

一般的主流观点认为技术分析是没有意义的，个人以前也认为技术分析是以历史来推断未来，而股市随机漫步的特征决定了以历史图形推断未来走势是人类对于股市不确定性的自我安慰。但是在真正理解了股价驱动模型“基本面—群体预期—群体行为—股价”以后，对于技术分析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为技术分析的基石，道氏理论将股价的波动分为主要趋势、次要趋势和短暂波动。这种分类方法貌似平淡无奇，实则寓意深远。股价的波动就是千千万万的投资者以其资金表达其对基本面信息的理解，这种信息的反映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循序渐进的，在凌乱无序的博弈中股价吸收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大大小小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短暂波动和次级波动中被摒弃、被消化，从而形成了主要趋势。主要趋势充分反映了股市对于基本面信息的理解和预期，并从所有的信息中筛选和抽绎出最主要的信息，最能够决定股价走势的信息——主要矛盾。

短期股价是资金与股票博弈的结果，所以呈现出随机漫步的形态，当给予股市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其吸收的信息，那么中长期的股价则呈现出一定的趋势，股价趋势的背后则是股市对主要矛盾的反映，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是当之无愧的。

四、趋势将延续下去

道氏理论的三大基本假设分别是：股价反映一切信息；趋势还将延续；历史会重演。我们已经解读了“股价反映一切信息”，并推论出股价在波动中筛选信息，从而反映主要矛盾，形成主要趋势。

基本假设第二条是“趋势会延续下去”，个人给予的解读是只要主要矛盾（从基本面信息中抽绎出来的核心预期）不变，主要趋势就会延续下去。第二条基本假设不是孤立的，而是第一条基本假设的延伸，“趋势会延续下去”是因为主要矛盾的持续，是因为股市吸收了一切信息，并从一切信息中抽绎出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当前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反映，这种客观存在会被股市放大，因为股市是人的股市，群体的股市，群体的预期与情绪是影响股价的重要因素。根据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当预期被股价实现后，现实会对群体预期推波助澜，此时虚拟经济的属性就会在群体情绪的推动下大放异彩。群体心理对趋势起到了强化作用。因此，“趋势将延续下去”的假设一方面是对主要矛盾延续的判断，另一方面则是对群体情绪强化的认知。

五、人性会重演

道氏理论的第三条假设是“历史会重演”，虽名曰假设，但是它是历史的提炼，是人性的高度概括。一般的技术分析人士将这一条假设理解为技术图形的历史位置对行情的发展具有参考作用，比如重要的压力位、支持位，个人认可这种理解，但是更进一步的正是因为群体情绪的强化与叠加才使得技术图形的历史位置具有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历史会重演，重演的或许不是形态，不是压力位、支持位，重演的是群体的心理，是思维的逻辑。“历史会重演”应该是“以史为鉴”的道氏语言，重温成功投资的经典案例，投资操作的手法一再的翻版；回放股市历次的大起大落，群体的恐惧与贪婪反反复复；回望整个金融史，历次金融动荡的内含、本质不都是似曾相识吗？历史的重演即是人性的重演。

六、道氏理论中的价值理念

道氏理论以三大假设为理论基础，将基本面信息融合到技术图形中去，开辟了技术分析流派，从主要矛盾决定主要趋势的逻辑推理中，我们看到道氏理论并不排斥基本面分析方法，相反，道氏理论更尊重基本面分析，对基本面分析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价值投资法的核心是寻找价格偏低于价值的股票，但是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被界定为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那么价值将受到企业运营、产业趋势、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正是技术分析法不能忽视的，也正是影响主要趋势的因素。况且，价值投资法重在企业估值，而企业盈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影响主要趋势的那个主要矛盾。技术分析法不但没有排斥价值理念，而且将群体预期对企业的影响（反身性）也纳入了思考范围，更符合现实股市的运作。

技术分析法以道氏理论为思想源泉，发展出了诸多技术工具，K线图形的背后是交易群体对基本面信息的反馈过程，均线、MACD等指标是对以其对主要趋势的描绘反映了主要矛盾，压力位、支持位则是交易群体心理纠结的体现，板块指数表达了对产业趋势的看法，综合指数则全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经济总量、股市制度等更多的信息。此时，技术分析法不是简单的教条，它是辩证的，灵动的，富有哲思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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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oh J，Kim Y G.Knowledge Sharing in Virtual Communities：an E-Business Perspective[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04（26）：155-166.

[3] s翰・斯科特，著.社会网络分析法[M].2版.张鸽盛，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4] 程业炳.SNS虚拟社区个体隐性知识共享研究[J].情报科学，2013（4）：45-50.

[5] 石艳霞.SNS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0.

[6] 雷静，基于社会网络的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研究[D].东华大学，2012.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4篇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

埃尔斯特指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收益与损失必须用“期望效用”来测定，其效用计算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源于合作的收益，用“所有人都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下个体的收益与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条件下的个体收益之间的不同”来定义。二是搭便车情况下的收益（免费乘车效用）。这表现为以下的不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集体行动，但他自己不参加时他个人的收益，与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想、这样做时他的收益。三是单独行动的损失——这是“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他的收益与他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少数参与者之一情况下的收益”［1］351-352之间的不同。在上面的博弈中，b-a代表合作的收益，c-b代表搭便车收益，而a-e代表单独行动的损失。理性的人会认识到，无论别人怎样选择，弃权都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我就能通过弃权获得搭便车收益，而如果每个人都弃权，我也能通过弃权避免单独行动的损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推理，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弃权，理性的人进行理性选择却得到非理性的结果，失去了源于合作的收益，出现“囚徒困境”；而且革命的集体行动不会实现。

由上述分析可见，个体在是否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如果纯粹从物质利益考虑，他会选择“弃权”，革命运动常常会遭遇搭便车问题的阻碍。所谓搭便车问题就是不参加革命（不付出代价）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众多个体经不住“搭便车”的诱惑，集体行动就不会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受到挑战。只有个体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革命、合作，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详细分析了这一行动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找出了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二、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仔细研究发现，上述革命的囚徒困境博弈及搭便车的均衡结果，蕴涵着特殊的逻辑假设。它包含三部分：博弈只进行一次；每个人都按所获、支付孤立地行事；并且他们都是理性地行动。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囚徒困境必定出现，革命必定无法成行。［1］360

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即：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激发人们行动的支付并非完全的物质利益；行动并非完全理性。在所有这些条件下，革命行动就会成为可能。［1］360如果按照假定的新规则进行博弈，合作将是博弈的解。

考虑第一种情况，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在重复博弈中，这一刻人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其他人下一刻的选择，因此，威胁或承诺成为可能。这些可形式化为下面这一互动策略，即：“在博弈中，总是选择与对手同样的策略”，以弃权报复对方的弃权，用合作回应对方的合作。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所有的人都将采纳这一策略，结果可能是集体稳定地反对叛逃者，搭便车收益将不会引诱到个体从而破坏集体行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变得相互关心，因此，在支付结构上出现一种被动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依赖性足够强，这种倾向会将囚徒困境博弈转换为保险博弈，其中，合作将是这个博弈的解。

这一方案存在某些限制：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考虑第二种情况：外在因素的影响。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会失败可能有两种理由。一方面，信息要求可能没被满足；另一方面，主体可能没有受到外在性的充分刺激。如果不是参与人太多且彼此间太疏远，而是参与人相互有充分的时间交互行动，他们能够因相互了解而变成互相关心——那么，无论是信息要求，还是动机要求都将会被满足。当然，这条方案的应用也存在例外，如：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受到相互关心的利益的驱动；而且，延长相同个体间相互作用，也有可能将差异变成相互敌意而不是达到团结。

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仅仅是以其他人参与为条件的，合作从来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别是，二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前者假定人们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后者假定物质利益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作为个体行动的动机。在埃尔斯特看来，前一种方案具有了两大优点：在方法论上，说人们受物质利益所驱动（利己主义）的假定比将他人的奖励带到自己的行为动机中（利他主义）的观点更易接受；在内容上，它不仅可解释工人阶级的行为，而且能解释资产阶级的行为，资产阶级的行为除了用自私性动机外很难用任何其他假定来解释。埃尔斯特暗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依赖于在重复博弈中的自私理性，而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更多依赖于效用函数上的外在性因素。

考虑第三种情况：个体行动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的行动，或者行动本身是非理性的。埃尔斯特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非理性本身是个有待解释的术语，但在有些情况下也是有效的。一方面，它符合现实。在囚徒困境博弈的长期重复中，博弈人会选择合作，甚至在终止点是已知的情况下，尽管从结果看仍是失败。这一点也可解释为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的试验结果一致。在试验中，当被问及各种设想情况下的选择行为时，主体都以下面的假设作答——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特定群体中的典型代表，我将倾向于断定“如果我行动了，别人也会像我一样行动”。而且这种倾向会逐渐转换为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是某阶级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也会很轻易地相信通过自己选择合作会魔术般地带动其他人选择合作。也就是说，主体极易混淆原因和预期结果，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行动。

纵观所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革命理论，实质是在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法对“阶级革命”进行另类阐释。我们发现，通过模型分析所揭示的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途径，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法对阶级革命史的经验总结。领导人的信息传达作用、以往革命成功的激励作用、革命信仰的非理性力量，这些都是革命运动中十分关键的因素。现实的革命运动十分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绝不是以上某一种模式就能解释的。正如埃尔斯特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某一单个的个体层次行动模型在所有集体行动的情况中都是最好的”，并且“相信将来研究中最好的策略是一种混合策略，70%的努力致力于探索宏观联系，另外的30%致力于建构提供微观基础的模型”［1］366。在阶级革命问题的探索上，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案，提倡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统一。

三、评论

阶级与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经典理论认为：阶级是随着所有制建立而自发形成，阶级革命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可见，所有制完成了阶级的划分；基本矛盾既作为革命的动力，也成为支配革命运作过程的潜在因素。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过于简略化。他们坚持，社会现象的宏观解释需要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进程作用机制的解释所提供的理论支持，支撑社会变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个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依据其客观物质利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指出，阶级是众多的人类个体组成的利益集团，阶级革命是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而，阶级的形成与阶级革命除了受到宏观社会因素如所有制、基本矛盾的影响外，还是主体参与的过程，具有个体层面的微观运行机制。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博弈论工具引进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分析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路子，具有方法论创新的意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采用历史分析法阐述阶级社会的阶级革命学说，但分析马克思主义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还须有更微观也是更基础层次的模型分析方法的说明，即在阶级社会人性的基本假定下得出的阶级理论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它避免了社会理论研究上的特设性。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相得益彰才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恰当姿态。同时，博弈论强调有目的、有理性的行为，表明人类不是规律的奴隶，这一点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这种方法论创新也带来了内容上的创新，如革命实现问题上的个体层次解释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从博弈论视角把握革命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新中间阶级的诞生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马克思设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形成冲击，关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之争也异常激烈。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博弈论阶级革命论缓和了冲突，在破除劳资对立的同时为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建立了模型。在实践中，把握阶级革命的博弈结构，以行动主义精神为实现群众的集体行动提供借鉴，对工人阶级认识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把握革命形式的发展时机，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现实动力。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5篇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的理论基础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本质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故在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中所遵循的理论也有一定区别。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成本价格优势理论、技术优势评价理论、科研开发优势评价理论、市场优势评价理论等(王明夫，2001)。(1)成本价格优势理论强调成本优势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成本优势是指企业所有价值创造活动的累计成本低于竞争企业的成本水平，相对较低的成本是价格优势的源泉，这种价格优势将为企业创造超额收益做出贡献。该理论主要着眼于成本的各项驱动因素，将各种驱动成本的因素予以分析和综合，从中寻求降低成本的最佳途径即企业核心竞争力。(2)技术优势评价理论强调技术优势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技术变革和进步对产业结构变革和新兴产业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技术优势是巩固企业在竞争中处于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但单纯从技术优势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存在重大缺陷。在利用这一理论评价核心竞争力时，要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综合考虑生产、经营、管理、企业文化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评价。(3)科研开发优势理论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科研开发的投入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但科研开发投入的多少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单纯用科研开发的投入来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其评价结果并不全面。(4)市场优势评价理论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市场占有率的多少来衡量。但市场占有率高，可能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强。因此，单纯用市场优势来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也不完整。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有因素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层次分析法、对比差距分析法、内涵解析法等(张建学，2007)。(1)因素分析法是处理经济多因子变量、并显示其相互关系的一种科学的经济数量方法。该方法认为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可以采取“由表及里”的因素分析方式，即从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属性人手，逐步深入到更为内在的属性和因素。因素分析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尽可能地将决定和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种内在因素分解和揭示出来。(2)模糊综合分析法的理论依据是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具有模糊性。通常将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4个等级，但很难界定每个等级的标准。这种等级的分类也只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分类本身就有“模糊性”。在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中，一些因素因具有模糊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分数来评价。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采用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做一定量的评价。模糊评价法有单因素的模糊评价和多层次的模糊评价两种方法，由于核心竞争力受多因素的影响，宜采用多层次的模糊评价法来评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利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法进行核心竞争力评价，首先评价级指标。其评价结果相对于一级指标构成一个模糊评价矩阵，与一级指标权重集相乘得到企业竞争力模糊评价的最终结果。(3)灰色多层次评价法的依据在于企业竞争力评价系统是一个灰色系统，由于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太多而且复杂，人们在评价时只能选取有限的主要指标来进行分析；其次，所选取的评价指标的数据，有些可以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获得，有些指标的数据无法从统计资料中获得。因此，该系统具有信息不完全即“灰色”的特征。鉴于该系统的灰色特征，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来评价也非常适宜。

以上所述的各种方法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上也不相同。胡铭(2001)认为，核心竞争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归纳为市场层面、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其中市场层面包括核心业务、核心产品两个方面；技术层面评估核心技术能力；管理层面评估企业的成长能力。许国齐等(2003)认为，由于知识是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故在知识维度上设计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并从技术系统、管理系统和价值观系统三个方面进行评价。由于核心竞争力的许多指标不能用数值确定，即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评价程度的高低，因此，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价。吴玉鸣、李建霞(2003)认为，核心竞争力应从核心技术能力(优势技术与专长)、核心生产制造能力(核心产品)、核心组织管理能力(成长能力)、核心企业文化(价值链)、核心市场营销(开拓能力)、经济绩效和战略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采用因素分析法进行具体评价。吴晓勇(2007)从无形资产构成的角度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笔者以为，上述评价方法在指标设计上的差距很大，而且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因为所依据的理论不同，缺乏一个较一致的、能全面解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理论。由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竞争特性，从本质上讲，可以理解为企业的博弈竞争能力，因此可以从博弈理论的视角来构建评价的指标，并且可以适用于所有企业，弥补不同评价结果不可比的不足。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博弈论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博弈特性　核心竞争力是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由许多不同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从本质来讲，核心竞争力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合理评价不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须对核心竞争力加以分解，通过不同指标进行评价，这就是核心竞争力评价理论与评价实践的矛盾。因此，在进行核心竞争力评价时，必须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分解度量与整体把握有机结合起来。企业若想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即整合性、延展性、难以替代性、核心性和持续性等方面的特征，能使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领先于竞争对手。要想准确评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该考虑按照核心竞争力的最基本的特征来构建评价体系。笔者以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性就是其竞争特性，可以用博弈论来研究核心竞争力评价。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博弈论定义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即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选择的影响时，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张维迎，1996)。这种相互作用经常是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发生的，博弈论试图将理性个体之间的冲突模型化并预测其结果。从博弈论看，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作为博弈参与者的博弈能力。博弈由参与者、信息、行动策略和利益支付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参与者是主体，利益支付是目的，信息和行动策略是实现目的的条件和手段。对于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每个参与者而言，博弈的目的就是在既定的信息条件下选择最佳行动策略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支付。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博弈能力)就是其博取最大化支付的能力。然而，由于各参与者的利益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冲突，每一方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要以其他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为条件，因而博弈各方的博弈

能力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是与其他各方的博弈能力相联系。只有当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各方的利益才能确定。此外，参与者的博弈能力与其策略构造和策略选择能力有关，而策略构造和策略选择又依赖于其信息条件，博弈能力也必然与参与者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以下简称“信息能力”)有关。因此，博弈能力是由支付函数、策略能力和信息能力这三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能力。笔者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竞争特性，也遵从于这一博弈规律，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构造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模型。即：

博弈能力=信息能力×策略能力×支付函数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博弈评价模型指标构建

企业的博弈能力由企业主体、企业信息能力、企业策略能力、企业支付函数构成，根据博弈能力公式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博弈评价模型。即只要找到了企业信息能力、企业策略能力和企业支付函数的测度方法，就能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

企业博弈能力(核心竞争力)=企业信息能力×企业策略能力×企业支付函数　(公式1)

如前所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需要根据“信息一策略一支付”三要素评价体系对以往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重新整合。

(一)企业信息能力指数构成　具体包括：

(1)企业员工素质

指标1：员工文化水平，学位比例(本科及以上)――本科学位以上的员工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

指标2：员工参加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

(2)信息技术条件

指标3：每十人的internet用户数，考察企业员工是否上网，是否有跟踪、处理及反馈新技术的网络系统。

指标4：每十人计算机数，表示信息反馈能力，对顾客需求、市场趋势及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及预测的能力。

(3)信息制度安排(信息自由程度)，信息是否公开、言论是否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信息交流和利用效率。

指标5：职工持股比例。

指标6：企业股权的集中度。

指标7：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数。

(二)企业策略能力指数构成　企业策略能力指数指企业提高收益能力的手段，表现在科技进步能力、核心产品制造能力或业务能力、制度安排能力等方面，每个项目内的子项目分别为：

(1)科技进步能力，主要包括核心技术与技术创新能力。

指标8：研发费用投入比例。

指标9：科研人员比例――科研人员，员工总数，反映企业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才状况，比例越大，技术开发能力越强。

(2)核心业务能力

指标10：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企业核心产品或业务的获利能力。

指标11：产品市场占有率――企业的产品销售量/同类产品市场销售量。反映企业产品的稳固市场地位及对市场的渗透能力。

(3)制度安排能力

指标12：战略管理能力――战略实施的成功率。

指标13：制度协调能力――管理授权的层级。

(三)企业支付函数指数构成　将企业经济博弈的支付函数确定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财富”，净资产收益率或经济附加值回报率是衡量企业财富获得量的最主要的指标，因此可将这两个指标用于衡量企业支付函数。

指标14：生产率――企业产品总产值/员工总数

指标15：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指标16：EVA回报率――EVA/总资本成本

经济附加值(EVA)反应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计算的是主营经济附加值(REVA)。其中资本成本等于资本总额乘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主营业务EVA=税后主营业务利润一全部资本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债务资本市值/总市值)×债务资本成本率×(1-33％)]+[(股权资本市值，总市值)×股权资本成本率]

(四)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数的合成　根据上述指标数据和公式1，经过下列步骤后可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

第一步，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在选取样本后，接着就是数据处理。为了便于指标的合成与比较，用下列方法将所有指标无量纲化：

指标的标准值=指标的实际值/指标的样本最大值(公式2)

第二步，各指标的赋权法。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根据各指标的实际观察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一般适用于综合评价指标数目少，各指标对综合评价值确定的重要性容易区分，并且各指标间相关性较小的情形。当很难区分指标的重要性时可选用客观赋权法。利用各指标实际观察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提供信息量越多的指标所赋权重也就越大，反之，提供信息越少，所赋权重就越小(卢福财，2002)。在博弈评价模型中，设置的各项指标满足主观赋权的条件，再参照其他评价指标处理办法，因此采用主观赋权法(见表1)。

第三步，企业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合成。按照博弈评价思想，先分别算出三项构成指数的大小，最后计算合成的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

(1)企业信息能力指数=(1/2企业员工文化素质)+(1/4企业信息化程度)+(1/4)企业信息自由程度

其中：企业员工文化素质=(2/3员工文化水平)+(1/3员工参加职业培训时间长短) 企业信息化程度=(2/3每十人的intemet用户数)+(1/3每十人计算机数)

企业信息自由程度=(1/3职工持股比例)+(1/3企业股权的集中度)+(1/3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数)

(2)企业策略能力指数=(1/2科技进步能力)+(1/4核心业务能力)+(1/4企业制度安排能力) 其中：科技进步能力=(2/3研发费用投入)+(1/3科研人员比例) 核心业务能力=(2/3主营业务利润率)+(1/3市场占有率) 企业制度安排能力=(2/3战略管理能力)+(1/3制度协调能力) (3)企业支付函数指数=(2，3生产率)+(1/3投资回报率) 其中：投资回报率=(1/2净资产收益率)+(1/2EVA回报率) (4)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数=企业信息能力指数×企业策略能力指数×企业支付函数指数

四、结论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按揭贷款制度;研究方法;法学经济学;社会学

按揭贷款制度在我国发展已有三十余年，对其的研究方式众多，其中涉及诸多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对按揭贷款制度的研究应该着力于建立一个以信息不对称性为核心的风控制度的运行体系，由此笔者不仅需要运用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还涉及包括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

1.1 问题导向法

对按揭贷款制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强调问题意识，这一点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在行文阶段应该注重文章整体与文章核心思路之间的关联。按揭贷款制度的研究方向是各方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最终的结果是建立一个融入整个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动态模型。因此，对问题有关问题的研究应该从基本的市场制度开始，继而通过对有关市场制度的介绍分析其在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从而总结出制度体系的核心思路，并在这一核心思路的基础上建立整体的体系框架，经过各种分析后最终得出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运行状态，最终得出文章的结论。因此可以说问题导向法是全文的整体思路。

1.2 比较分析法

按揭贷款制度是一项具有长期发展历史的制度，在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制度背景。对按揭贷款制度的研究不仅应该立足于对国内制度的介绍，同时也应注重其与西方发达国家制度之间的比较，这一比较的目的并不在于由制度论制度，其目的在于分析什么制度才是真正适合于我国的。包括按揭贷款在内的大量制度改革开放后被快速引入，但问题在于这些制度并非必然适于我国。诚然，按揭贷款制度的引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但同样也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过快与泡沫经济的蔓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一项制度的发展必然是伴随着其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但我国却主要通过制度来拉动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会造成市场与制度之间的不匹配，而通过与国外市场经济情况的比较，则可以进一步明确我国的制度缺陷在何处，应该如何发展。

1.3 规范分析法

虽然对于制度具体内容的分析不是按揭贷款制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是对于制度目的的分析却必须通过对制度具体内容的分析来实现。在按揭贷款制度的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入了有关制度的核心规则，通过对这些规则的分析继而找出规则的运行机制与作用。通过规范分析法，可以找出佐证本文论点的各种依据，继而使本文建立在对立法现状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说问题分析法确立了本文的框架，则规范分析法就是本文得以开展的基石。

2 经济学分析方法

2.1 博弈分析法

对按揭贷款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分析应该使用经济学中的博弈分析方法。博弈的精要在于分析各方可能的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找出最终的均衡状态，在本文中同样使用了这一思路来分析制度的有效性。制度为何会有效？在于市场对其影响力的认同。法律在规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同时通常会规定违反规则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其实即是在与规制对象之间进行博弈，规制对象固然可以选择违反规则，但对其来说违反的后果将是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因此只有在其收获小于成本之时这一行为才可能被限制。同样的原理也可以被用于制度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两方主体对市场安全都负有责任，政府外部监管加强的后果是银行内部风控的下降，因此应该思考如何找出一种机制可以使两类主体更好的发挥作用，由此必须对两类主体的风控职能进行重新定义，而其思路主要从信息不对称性方面。

2.2 运筹分析法

运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奠基人钱学森教授，主要研究如何对一项工程进行合理安排以使其获得最大的效果。在对于制度体系协调性的研究中，笔者同样注意到了对于制度体系建立所可能付出的成本，本文最终的结论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即分析法律应该是如何的，而是找出具有合理性的制度发展趋势，因为市场本身的发展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静态的立法建议在笔者看来都可能最终变得过时，只有对制度趋势的研究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长期价值。

3 社会学分析方法

3.1 历史分析法

对按揭贷款制度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对社会背景的研究。按揭贷款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根据市场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按揭贷款制度并不能称之为风控制度，只是一种银行业务开办的形式，之后的表外业务实际上也只能说是逐步向风控制度转变，只有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制度才真正的确立了风控问题在按揭贷款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按揭贷款在我国发展已有十余年历史，在这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制度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因此对现有制度体系的研究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开展，研究其当初制定之时的市场背景，继而分析其在现有市场背景、制度背景下的合理性。

3.2 实证分析法

对按揭贷款制度之研究同样需要有关的经济数据进行支撑。目前有关按揭贷款之研究，大都运用了实证分析法分析现有制度与市场环境之间的不契合，同样也通过对市场环境的分析找出制度所应然具有的状态。通过实证分析，最终需要得出制度体系如何才能够适应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当然如果市场环境在未来发生了新的变化，则有关的结论也必将做出调整，在笔者看来有关经济法领域的市场风控制度，没有永恒的合理性可言，今日合理之结论当市场发生变化后就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制度的核心在于解决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因此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力图对现有规则与其市场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继而得出一个符合现实情况的风控体系发展模式。

3.3 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其观点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现代按揭贷款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对其规则却长期沿用了计划经济下的思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即是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经济基础，继而造成了对经济效率的损害。事实上，从按揭贷款市场的风控职责分析，此处所要求的并不是政府限权，而是要求政府将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逐渐转为对市场的间接干预，因为目前很多市场的基础制度尚未成形，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而银行则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承担其市场的风控职责，因为与政府相比，银行对按揭贷款的风险控制具有直接、快速的优势，可以大大的提高其效率，而我国银行由于政企不分等矛盾的长期存在，实际上很长时间都将解决信息不对称性的职责交给了并不适合这一职责的政府。

上述研究方法的使用在于确定按揭贷款制度的发展架构。固然，对于按揭贷款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重视研究方法而忽视研究内容，但是只有首先把握好研究方法，才能确定如何提炼、深化具体的研究内容。

项目基金：2013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经济法分析”（ZZzq12004）;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项目“我国按揭贷款风险监管法制研究”（20131001）。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7篇

引言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1.2 系统选择博弈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四、进化博弈理论的应用

五、传统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5.1 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法的缺陷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六、结论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从两个简单的博弈例子出发，以通俗的语言全面介绍了进化博弈理论的理性基础及其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部分应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博弈理论 ①及进化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并特别强调了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的均衡观、时间观、均衡选择观及方法上的特殊性。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既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又是经济学直面现实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沉默互动；社会互动；进化稳定策略；模仿者动态；均衡分析法；局部动态法

引言

为什么同样一项经济制度在某个地方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另一个地方对经济发展却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为什么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中介在一些地方会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却不能出现？为什么同样的管理方法在一个地方显示出高效率而在另一地方却不具有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均衡分析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均衡分析法的最大缺陷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不能把其所考察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该方法完全忽略了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对参与人行为的影响，单纯考察某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之间行为互动关系纳入到了模型之中，但依然没能跳出新古典均衡分析法的基本框架，并且由于其对理性赋予更强的假定，使得该理论更加脱离现实。进化博弈理论则一反常规，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及社会问题，它所提供的局部动态研究方法是从更现实的社会人出发，把其所考察的问题都置于一定的环境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现实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进化博弈理论属于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该理论从其理论框架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其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对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对进化博弈这样的前沿理论更是知者甚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进化博弈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应用，让读者对该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给出进化博弈理论的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二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第四部分概述进化博弈理论的有关应用；第五部分论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第六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及理论前景进行简要的说明。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为了下文说明的方便，本文先给出进化博弈理论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给出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假定一个生态环境中有老鹰与鸽子两种动物，它们为了生存需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或生存空间等）而竞争。老鹰一般比较凶悍，必要时在斗争中直到重伤。鸽子一般比较温驯，竞争时在强敌面前常常退缩。竞争中获胜者得到了生存资源就可以更好地繁衍后代，重伤者则不利于其后代生长，即会减少其后代的数量。如果群体中老鹰与鸽子相遇并竞争资源，那么老鹰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全部资源，而鸽子由于害怕强敌退出争夺，从而不能获得任何资源（当然不会受伤）；如果群体中两个鸽子相遇并竞争生存资源，由于它们均胆小怕事不愿意战斗，结果平分资源；如果群体中两个老鹰相遇并竞争有限的生存资源，由于它们都非常勇猛而相互残杀，直到双方受到重伤而精疲力竭，结果虽然双方都获得部分生存资源但损失惨重，入不敷出。假定竞争中得到全部资源为50个单位（该数字也可以表示为生物的适应度、繁殖成活率或后代数量）；得不到资源则表示其适应度为零；双方重伤则用来表示。于是老鹰、鸽子两种动物进行的资源竞争可以用一个对称博弈来描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操作依赖于该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果初始时，该宿舍有多于4人使用操作系统，那么该宿舍所有学生最终都会使用该操作系统；否则所有学生最终会使用操作系统。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该理论从否定传统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出发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结合了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出发来分析参与人的资源配置行为。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经济学自从古希腊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别差异的原因。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是需要人的参与，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演变为关于经济中参与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地方去的问题，强调个体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中参与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作出的，为了更好地从微观个体行为来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中“理性”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过程进行了抽象的假定。然而，理性一词用于经济学时却对其含义的理解与哲学中对其含义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哲学中的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用以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认知能力，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人类理性即认知能力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则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即是经济中参与人对其所处世界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润的能力。

经济学家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凭借理性就可以完全地认识自然与社会。经济学中对理性的含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就使得经济学能够充分运用数学理论发展的成果来进行分析。为了应用数学工具并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传统经济学家们从偏好，信念及理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经济主体的特征，其中信念就是个体认为不同结果将会出现的基于个体所获信息之上的条件概率。偏好则是基于不同结果的信念之上的序。理性是根据上述偏好及信念，个体获得最优决策的程度以及个体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其信念的能力。这三个特征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现实人转向了理想化的对象，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现实。

由理性概念而引致的缺陷首先表现在理性人具有无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的均衡观，认为经济系统常常处于均衡状态，非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受到外生因素扰动而使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会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均衡，这种机械式线性反应的均衡观来源于牛顿力学，由此而得出的比较静态分析法完全忽视了系统受到非线性扰动及连续因素的影响。其次表现在由全知全能的理性人而引致的均衡跳跃观，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或者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是不需要时间的，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即经济变量与物理学的变量一样，只要条件相同系统的均衡也就相同，市场和经济对于过去的记忆是短暂的或者是没有的。这种应用经典牛顿力学分析方法来分析高度复杂的参与人经济行为使得其预测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表现在其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上，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分析法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假定经济系统只受到外界一个个相互独立、互不重叠的冲击的影响，或者当一个因素的影响消除之后，下一因素才开始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可能相互独立，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各因素对最终目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静态法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企图通过比较不同均衡来找出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得不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学家对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近来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主流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及其基本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相继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在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分析有着非常曲折的历史。事实上，斯密、马歇尔、庇古、费雪尔和凯恩斯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都仔细地分析了偏好和信念的心理学基础。但从1940’s开始，一方面受到萨缪尔森及希克斯等新一派基于理性假定经济学家的影响，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慢慢地被降低了；另一方面理性模型也遇到了许多如Allais(1952)悖论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经济现象。于是1960’s开始，许多微观经济学家再次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异常现象，宏观经济学也把经验法则和适应性预期纳入到其模型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Simon(1957)提出了其著名的“有限理性”概念。然而，1970’s初随着Robert Lucas等人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Selten、Kreps等倡导的强调正确信念及贝叶斯修正的博弈理论及Stiglitz、Spence等研究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相继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界再一次掀起了排除渗透在经济学领域中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热潮，心理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几乎无立足之地，严格理性假定席卷整个经济学界。行为经济学的发起者Amos Tversky在经济学界根本找不到志趣相投者。1970’s末期，随着心理学家Amos Tversky与Kahneman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原创性文章，如1974年他们在Science发表的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1979年他们合作在Econometrica发表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慢慢消除了经济学界中存在的对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偏见，此后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见诸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之中，心理分析方法也渐渐地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进入1980’s，随着经典博弈理论、生态理论及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心理学家西蒙把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经济分析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激励着经济及社会学家从现实人行为出发来解释经济及社会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并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其中“感知秩序”是指人的理解力、知识和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其次表现为个体通过学习所达到的理性程度的有限性，组织学习个体学习行为的整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理性结构”，个体理性便会在一个累积性的组织或制度环境中得到塑造和提高并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行为总会受到组织、习惯和文化等制度性的限制和影响。西蒙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有着心理的临界极限，人类进行推理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推理也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另外决策者决策时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免费获得的，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大量成本的。考虑到参与人有限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推理能力、有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非总是最大化的结果，其决策受到参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过去的经验、日常惯例及其他人相似情形下的行为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由于参与人无法免费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参与人即使获得了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也可能由于有限的计算能力而无法得出最优决策。因此，参与人只能采取模仿、学习等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进行决策。人类的决策结果受到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影响，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即使给出相同的条件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即决策结果受到认知过程的路径影响。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过程及行为结果并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在1979年，他与有着深厚数学及哲学背景的心理学家特韦尔斯基（Tversky）提出了震撼经济学界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他们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对获奖者过去成就的肯定，更主要说明了获奖理论将会成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丹尼尔·卡内曼标志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经济人”转向现实的“社会人”，经济学直面现实。如何从有限理性出发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许多经济学家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在这些理论之中影响最大且受到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即进化博弈理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源于对生态现象的解释，1960年代生态学家Lewontin就开始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思想来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学家从动植物进化的研究中发现，动植物进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概念来解释。然而，博弈论是研究完全理性的人类互动行为时提出来的，为什么能够解释根本无理性可言的动植物的进化现象呢？我们知道动植物的进化遵循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进化理论，生态演化的结果却能够利用博弈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种巧合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掉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要求。另外，1960年代生态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并日趋成熟，进化博弈理论具备了产生的现实及理论基础。

进化博弈理论应用于研究经济学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理性假定。当时由于理性概念在经济学界已经根深蒂固。多数人认为利用研究生态演化的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动植物行为是完全由其基因所决定的，而经济问题则涉及到具有逻辑思维及学习、模仿能力的理性参与人的行为，因此，借助于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远比动植物复杂的人类行为显然是行不通的。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并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大量出现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了。尽管如此，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还是需要对该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去掉参与人偏好、信念及理性假定等条件，那么参与人是如何作出决策的呢？进化博弈理论在处理有限理性参与人决策问题时，常常假定参与人遵循某种比贝叶斯法则更简单的行为规则，这种行为规则应该告诉如何采取行动及如何根据经验来改变行为选择，这样参与人只要知道什么会发生，而不必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970年代，生态学家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结合生物进化论与经典博弈理论在研究生态演化现象的基础上而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gegy ESS），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进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进化博弈理论的诞生。此后，生态学家Taylor and Jonker（1978）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首次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至此，进化博弈理论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

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固有的缺陷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有限理性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加之进化博弈理论在解释生态现象时获得的巨大成功，特别是经济学界于1992年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进化博弈理论学术会议，正式确立了该理论的学术地位。一大批如Larry Sameulson、Ken Binmore、Peyton Young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进化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并使之逐渐转化为描述经济行为的理论。目前，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相当粗糙。因此，它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该理论提供了比传统理论更具现实性且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并预测参与人行为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该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已经为时不远。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进化博弈理论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及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并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之中，并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

进化生态学与博弈论的结合至少已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初看起来使人觉得奇怪，因为博弈论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基因和其他的演化载体常常被假定是以一种完全机械的方式运动。然而一旦用参与人群体来代替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个人，用群体中选择不同纯策略的个体占群体中个体总数的百分比来代替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那么这两种理论就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形式上达到了统一，但进化博弈理论与经典博弈理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在进化博弈理论中每个参与人都是随机地从群体中抽取并进行重复、匿名博弈，他们没有特定的博弈对手 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既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直接获得决策信息，也可以通过观察在相似环境中其他参与人的决策并模仿而间接地获得决策信息，还可以通过观察博弈的历史而从群体分布中获得决策信息。对参与人来说，观察群体行为的历史即估算群体分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群体分布包含了对手如何选择策略的信息。其次，通过观察群体分布也有助于参与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策略什么是不好的策略。参与人常常会模仿好的策略⑤ 而不好的策略则会在进化过程中淘汰，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行为不仅以说教的形式传递下来，而且也容易被模仿。参与人由于受到理性的约束而其行为是幼稚的（Naive），其决策不是通过迅速的最优化计算得到，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人会受到其所处环境中各种确定性或随机性因素影响。因此，系统均衡是达到均衡过程的函数，要更准确地描述参与人行为就必须考察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过程，动态均衡概念及动态模型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模型按其所考察的群体数目可分为单群体模型(Monomorphic Population Model)与多群体模型(Polymorphic Populations Model)。单群体模型直接来源生态学的研究，在研究生态现象时，生态学家常常把同一个生态环境中所有种群看作一个大群体，由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基因唯一确定的，因而可以把生态环境中每一个种群都程式化为一个特定的纯策略。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整个群体就相当于一个选择不同纯策略（纯策略集的数目就相当于群体中的种群数）的个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两两进行的都是对称博弈，有些文献中称这类模型为对称模型（Symmetry model）。严格地说，单群体时个体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博弈是在个体与群体分布所代表的虚拟参与人之间进行。如第一部分的老鹰----鸽子博弈，该生态环境中有两个种群老鹰与鸽子，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纯策略，用进化方法进行处理时认为该生态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策略即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此时的博弈并不是在随机抽取的两个个体之间进行，而是每个个体都观察群体状态（选择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个体数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给定此状态它就可以计算自己选择不同策略所得的期望支付（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期望支付，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仍然借用该概念）进而确定选择哪一个策略不选择哪一个策略，对物种而言这就意味着种群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多群体模型是由Selten (1980)首次提出并进行研究的，他在传统单群体生态进化模型中通过引入角色限制行为（Role Conditioned Behavior）而把对称模型变为了非对称模型。在非对称博弈个体之间有角色区分，此时可以从大群体中区分出不同的小群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两两配对重复、匿名非对称博弈，有时又称之为非对称模型（Asymmetry model）。如果我们把系统选择博弈中的宿舍变成学校（整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大群体）而把十个人变成十个班（每一个班看成是一个小群体，且同一班的同学无角色区分即与单群体情形一样），每个班的学生都有多种选择，此时该校学生所进行的计算机系统选择博弈就是非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模型并不是对单群体博弈模型的简单改进，由单群体到多群体涉及到一系列的如均衡及稳定性等问题的变化。Selten(1980)证明了“在多群体博弈中进化稳定均衡都是严格纳什均衡⑥ ”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多群体博弈中，传统的进化稳定均衡概念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了。同时，在模仿者动态下，同一博弈在单群体与多群体时也会有不同的进化稳定均衡。

按照群体在演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确定性的还是随机性的，进化博弈模型可分为确定性动态模型和随机性动态模型。确定性模型一般比较简单并且能够较好地描述系统的演化趋势，因而，理论界对之进行较多的研究。随机性模型需要考虑许多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影响，一般比较复杂，但该类模型却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系统的行为，近年来理论界对之也进行广泛的探讨[对随机动态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这方面的经典文献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1993)]。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⑦ [文献2、5有详细介绍]是由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1974)在研究生态演化问题时提出来的，其直观思想是：如果一个群体（原群体）的行为模式能够消除任何小的突变群体，那么这种行为模式一定能够获得比突变群体高的支付，随着时间的演化突变者群体最后会从原群体中消失，原群体所选择的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系统选择进化稳定策略时所处的状态即是进化稳定状态，此时的均衡就是进化稳定均衡。下面给出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对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此后本文称之为原初定义），用符号表示如下：

说是进化稳定策略，如果，存在一个<，不等式对任意都成立。其中A是群体中个体博弈时的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称之为侵入边界（Invasion Barriers）；表示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群体与选择突变策略群体所组成的混合群体。实际上相当于该吸引子对应吸引域的半径，也就说进化稳定策略考察的是系统落于该均衡的吸引域范围之内的动态性质，而落于吸引域范围之外是不考虑的，所以说它只能够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至于系统是如何进入吸引域的原初的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要准确地理解进化稳定策略概念就必须正确理解突变者和侵入边界的含义。我们可借助于前面的两个例子来理解。在老鹰、鸽子博弈中，当该生态环境中只有老鹰（或只有鸽子）时，这时系统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但它们都是不稳定的均衡，因为这两个均衡都可以被突变者侵入。开始时，假定该生态环境处于老鹰均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进入鸽子时，那么随着时间的演化，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就会稳定于一半为老鹰一半为鸽子的状态，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进化稳定的。这说明该博弈中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当系统处于纯策略所表示的状态时，只要存在突变者系统就会离开这种状态，所以它们都不是进化稳定的。相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却不一样，即当系统处于一半是老鹰一半是鸽子时，如果由于某种因素使得系统偏离该状态，那么系统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另外，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突变者、侵入边界就更为明显，所谓突变者即是指选择进化稳定策略以外的策略者，且侵入边界与不同的均衡有关。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前一个均衡所对应的侵入边界就是，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数的比例大于（即学生数大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该群体中，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的比例小于（即学生数小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会侵入到该群体中而原来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会转而学习操作系统。

最初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有比较苛刻的条件限制，如单群体、群体中个体数目无限大、系统只受到不连续且互不重叠冲击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大大地限制该定义的应用，随着学术界对进化博弈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最初定义进行了拓展，如Selten 198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多群体均衡的定义；Schaffer 1988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有限规模群体的均衡定义；Foster and Young（199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连续随机系统的均衡定义等等（有关对进化稳定策略进行拓展的讨论见文献[5]）。最初定义是在解释生态现象时提出来的，如果进行经济分析，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在分析生态现象时，把每一个种群的行为都程式化为一个策略，因此进化的结果将会是突变种群的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遗传基因唯一确定的）。如果用于经济分析，那么进化的结果将是那些选择突变策略的个体最终会改变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模仿等来改变自己所选择的策略）。

经典博弈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即是指一种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下任何个人单独偏离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描述系统的动态性质，用数学语言来说它是动态系统的不动点，纳什的成功就是在于他应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性。进化稳定策略必定是纳什均衡策略，它是纳什均衡的精练，文献[3]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在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中引入突变者及侵入边界使之能够更好地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第一部分的两个例子中，按照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无法得知两个系统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均衡，但利用进化稳定策略却可以说明系统最终会稳定哪一个均衡并可以分析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选择问题。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进化博弈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研究，该理论基本上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待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一般的进化过程都包括两个可能的行为演化机制：选择机制(Selection Mechanism)和突变机制（Mutation mechanism）。选择机制是指本期中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在下期被更多参与者选择；突变是指参与者以随机（无目的性）的方式选择策略，因此突变策略可能获得较高支付也可能获得较低支付，突变一般很少发生。新的突变也必须经过选择，并且只有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才能生存（Survive）下来。进化博弈理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描述群体行为的这种选择机制和突变机制。博弈理论家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于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的研究重点也就不同，因而提出了不同的动态模型，如Weibull(1995) 提出的模仿动态（Imitation Dynamics）模型，认为人们常常模仿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能够产生较高支付的行为；Börgers and Sarin(1995，1997)等提出并应用强化动态（Reinforcement Dynamics）来研究现实中参与人的学习过程；Skyrms (1986) 引入了意向动态（Deliberational Dynamics）模型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进行了讨论；Swinkels(1993)提出了近似调整动态（Myopic Adjustment Dynamics）；Borgers and Sarin(1995)提出了刺激—反应动态（Stimulus-Response Dynamics）等等。到目前为止，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应用得最多的还是由Taylor and Jonker(1978)在对生态现象进行解释时首次提出描述单群体动态调整过程的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所谓模仿者动态是指使用某一策略人数的增长率等于使用该策略时所得的支付与平均支付之差。下面就给出Taylor and Jonker（1978）提出的模仿者动态的微分形式：

化的而且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现象，要更准确地考察参与人的行为就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把参与人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经典博弈理论则在理性人假定的基础上把参与人行为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进一步考察了参与人的决策问题。在我国，对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田赛马的故事，但作为一种正式理论提出来，一般认为是始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1944）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直到纳什（Nash 1950）在研究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才使得博弈论成为一门完整的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994年，三位杰出的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泽尔藤（Rechard Selten）和海萨尼(John C. Harsanyi)获得了经济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博弈论的研究热潮。经典博弈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其应用相当广泛。在信息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1996年诺奖得主Mirrlees等、2001年诺奖得主Akerlof等都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充分说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可见一斑。

经典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就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在研究非合作博弈时提出来的。纳什均衡即是指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单独偏离均衡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显然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均衡概念。经典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的互动行为引入到其模型之中，并认为现实中参与人不是孤立地作出自己的决策，每一个参与人的决策不仅依赖于其自身所面临的条件及其所拥有的信息，而且也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决策选择。但该理论却面临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首先，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⑨ ”，这种互动不允许参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即假定参与人都是一个个只会理性计算的孤立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一旦引入社会互动，许多博弈都无法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经典博弈理论中的互动并不“社会互动”而是孤立的“沉默互动”。其次，博弈论的基本均衡概念纳什均衡要求博弈各方都是理性的，并且理性是共同知识，博弈时如果某一方选择了非理，那么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特别地该理论在利用后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练时，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参与人的行为满足序贯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要求。这一比理性更强的要求使得博弈论更加远离现实人。再次，在处理参与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不仅要求各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状态，而且要求参与人知道每一种状态所出现的概率，并且给定一个先念信念，当出现任何新信息时，每个参与人都能够应用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也就是说参与人不但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而且能够在一个大的状态空间上应用贝叶斯法则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实中多数情况下，参与人并不都具有这种计算、推理能力。最后，博弈论碰到了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多重均衡的处理，当博弈出现多重均衡特别是多重严格纳什均衡时，尽管许多理论家提出了一些方法（Selten（1965）提出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概念，Selten（1975）提出的颤抖手精练纳什均衡，Kerps—wilson(1982)提出的序贯均衡，Schelling（1960）提出的聚点均衡等）来处理多重均衡问题，但始终没能获得一致认可的结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经典博弈理论虽然在其模型中纳入了行为的“沉默互动”关系，但该理论给出的研究方法仍然没能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这种只注重结果而忽略达到结果的过程的分析方法依然把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因素都看作为一个个孤立因素，依然认为影响因素与决策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依然没能把参与人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因而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其结论也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政策含义。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进化博弈理论利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得出参与人个体的行为。进化博弈理论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完全理性参与人能够对环境的任何变化作出迅速的最优反应，因而，经济系统是常常处于均衡状态的，分析参与人的行为只需要研究均衡结果，并以此来预测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比较不同均衡结果来寻找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这种处理方法为了数学上处理的方便而撇开现实中“因素互动”而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均衡的影响，使得理论更加缺乏现实基础。进化博弈理论则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中非现实的“理性人”假定，直接从有限理性参与人群体出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局部动态法。局部动态法把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结果的过程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均衡结果依赖于达到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路径依赖的，它与混沌经济学完全动态的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法并没有纳入因素互动关系并且理性计算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得出经济系统常常是均衡的结论。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参与人的决策过程时间及因素互动的时间纳入到其基本模型之中，强调系统达到均衡的过程，并认为经济系统由于受到各种互动行为及互动因素的影响，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系统可能无法达到均衡。时间因素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均衡分析法无法考虑宏观经济政策中“时滞”使得许多实施时有效的政策在发生作用时却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结果。时间是度量政策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有些政策可能很有效率，但纳入时间因素，一些需要太长时间才能使系统达到意愿均衡的政策可能根本就没有效率。进化博弈理论把时间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并充分应用数学中的相图来描述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的路径，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控制经济系统使之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也有利于决策者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系统向意愿均衡转化的因素，使系统尽快达到有效率的均衡。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有理性就有均衡，然后在既定均衡下通过对不同均衡的比较来寻找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即比较静态法，最后结合条件找出希望达到的均衡，因此，该理论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均衡选择问题。经典博弈理论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其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多重均衡问题。如老鹰与鸽子博弈及系统选择博弈中多重均衡问题。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引入突变因素就能够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在老鹰与鸽子博弈中，尽管全是老鹰（全是鸽子）都是均衡的，但这两个均衡都极不稳定即都不是进化稳定均衡，一旦有鸽子（老鹰）突变者进入该系统就会使系统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得系统趋向于混合策略进化稳定均衡即一半鸽子一半老鹰（该均衡是一个全局吸引子）；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经典博弈理论无法解释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局部动态法引入了突变因素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了均衡选择问题，即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即路径依赖。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均衡描述的是当经济系统一旦进入到某一均衡的吸引域内时，系统就会对其他的突变策略具有一定程度（即在突变边界内）的抵抗力。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博弈理论均衡分析法都是以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参与人的最优决策行为，并由此研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它们却碰到了如何由个体行为转化到群体行为的困难，因为这种转化过程涉及到各种互动因素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典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博弈，在该博弈中两个囚徒都从个体理性出发，但得到了集体非理性均衡的结论。也就是说，均衡分析法根本无法实现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的过渡，在此框架内寻找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则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利用系统论的处理方法来看待参与人的决策行为。该理论直接以参与人的群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考虑到影响参与人行为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民族习俗及个体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群体中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互动关系，很巧妙地避开由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转化问题，因而能够更加真实地反应现实人的决策过程及其决策结果。

六、结论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它来源于对生态现象的研究，虽然该理论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时间不长，但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方法，较好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假定及多重均衡的困难。并且，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经济系统能够获得比传统理论更准确的结果，能够更加现实地解释经济现象，因而在短期内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入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来分析经济中参与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

注释： ①本文把源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经纳什发展而成的博弈理论称之为经典博弈理论。 ②即无性生殖，这样假定的意思就是说后代继承其母体的策略，并且永远不改变，当然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时，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③所谓近视调整即是指参与人不管未来怎么样，只知道使当前的支付最大化 ④ 经典博弈理论中每一个参与人都有特定的博弈对象，并且，在重复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理而利用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然后，在此信念下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支付的策略。 ⑤好的策略即是指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 ⑥所谓严格纳什均衡即是严格占优纳什均衡。给定对手选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通过选择严占优的策略而组成的纳什均衡。 ⑦事实上，这与Selten提出的颤抖手均衡概念具有相似性，所谓颤抖手均衡是指一个战略组合，只有当它在允许所有参与人都可能犯错误时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的组合时才是一个均衡，其严格定义可以参阅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其中的颤抖或者犯错误与进化稳定策略中的突变因素有差不多的含义，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⑧由模仿者动态方程进行支付变换，可得。 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一个著名的捐款----回赠实验中看出，募捐者要求每一个人都自愿捐款，最终募捐者以3倍于捐款总额的钱平均分派给每个捐款者，为了使得博弈能够分析下去，募捐者要求自愿捐款时每个人都不得与其他人讨论，否则该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本文称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而非社会互动。这个实验充分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单个个体的行为而排除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性。参考文献

[1] 王则柯（1999）：《博弈论平话》，中国经济出版社。

[2] 张维迎（1999）：《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

[3] 张良桥，冯从文（2001）：《进化稳定均衡与纳什均衡：兼谈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经济科学》，3，103-111。

[4] 张良桥（2001）：《理性与有限理性：论经典博弈理论与进化博弈理论之关系》，《世界经济》，8，74-78。

[5] 张良桥（2003）：《论进化稳定策略》，《经济评论》，2，70-74。

[6] 张良桥，郭立国（2003）：《论模仿者动态》，《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

[7] 杨小凯（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青木昌彦, 奥野正宽(1999):《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魏加宁等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9] Allais, M., (1952): The foundations of a positive theory of choice involving risk and a criticism of the postulates and axiom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in expected utility hypotheses and the Allais Paradox, edited by M. Allais and O. Hagen, Dordrecht: Teidel.

[10] Börgers, T. and R. Sarin (1997): Learning Through Reinforcement and Replicator Dyna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7, 1-14.

[11] Börgers, T. and R. Sarin, (1995): “Learning through Reinforcement and Replicator dynamics”, Mimeo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2] Conlisk, J.(1980): Costly Optimizers Versus Cheap Imita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0, (1): 275-293.

[13] Cowen , Tyler, and Randall Kroszn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onet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7, (95): 567-590.

[14] Crawford, Vincent, P. (1989): “A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of Van Huyck. Battalio, and Beil’s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Coordination,”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5]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1979):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47), 263-291.

[16] 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Stochastic 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38): 219-232.

[17]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Evolutionary Dynamics with Aggregate Shoc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7): 420-441.

[18] Jones, 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of Ex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 (84): 757-775.

[19]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1974) :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1124-1131.

[20]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1979) :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291.

[21]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 (1993): Learning, Mutation, and Long-run Equilibria in Games, Econometrica, 61, 29-56.

[22] Kreps. D., and Wilson,(1982):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50, 863-894.

[23] Lewontin, R. C. (1960):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 382-403.

[24] Maynard Smith, J. and G. R. Price.(1973): “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s”, Nature, , (246): 15-18.

[25] Nash, Jr. John F.(1950),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26] Nash, Jr. John F.(1951), Noncooperative games, Annals Mathematics 54.

[27] Schelling, T.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8] Schelling, Thomas(1960),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 Press.

[29] Selten, P. (1978): The chain store paradox,Theory and decision 9, 127-159.

[30] Selten, R. (1980): A Note on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in Asymmetric Games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84, 93-101.

[31] Selten, R.(1975), Reexamination of the Perfectness Concept for Equilibrium Points in Extensive Ga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4, 25-55.

[32] Selten, R., (1965): Spieltheoretische Behandlung Eines Pligopolmodells mit Nachfagetragheit, 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2, 301-324.

[33]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99-118.

[34] Skyrms, Brian (1986): Deliberational Equilibria, Topoi, 5, 59-67.

[35] Smith, V. L. (1979): Indirect revelation of the demand for public goods: An overview and critiqu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 183-189.

[36] Swinkels, J. (1993): Adjustment Dynamics and rational Play in Gam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 455-484.

[37] Taylor, P. D. and L. B. Jonker.(1973):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and Game Dynamics,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 (40): 145-156.

[38]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1992):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5, 297-323.

[39] Von Neumann, John and Oskar Morgenstern(1944),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U Press.

[40] Weitzman, Martin(1984): The Share Econom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1] Young, H. P. (1998a):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Social Rationalit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2): 651-663.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8篇

结构解读，目前市场运行在1541

点新上升结构的三浪延长结构中。具体说，它运行于12月11日2084点开始的某个上升结构中。从结构必须完整完成所有组合角度出发，目前尚处于1541点上升结构中的曾孙子辈结构中，即使调整也是对1541点上升以来的子孙辈结构的调整，何况至少孙子辈结构还处在延续之中。因此，大盘无忧。

均线系统中，短、中、长期均线继续正向有序排列。注意，每波行情均有其主要“依靠”的均线，即多次依托此均线再返身保持原趋势的那条均线。这波1541点上升以来的“依靠”均线为20日均线。只要此线不破，1541点开始的行情不会结束。均线提示，大盘无忧。

我们分别从8月21日1558点至9月26日1704点、11月14日1841点至11月29日1992点、12月11日2084点至12月22日2321点画出编号分别为l、2、3的3条趋势线，我们会发觉，这3条趋势线越来越陡。这里透露一种分析窍门：三种斜率不一致的趋势线，意味着3个不同级别的结构。在此，3号线表明的是一个孙子辈的结构，2号线演示的是一个儿子辈的结构，而1号线呈现的是老子辈的结构。目前，孙子辈的3号趋势线尚未破，大盘仍可无忧!

能量指标显示，日线以上级别无背离迹象，但分时级别上已产生明显背离。因此大盘总体上仍然安全，但存在分时级别的调整要求。

综上四维空间分析法，从不同角度确认了市场并无大的风险，这里提示今年1月17日前后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螺旋结构节点。会否对次等结构产生调整，须有所警觉，但至少目前仍可持做多观念。 有跟踪笔者分析的投资者疑惑，为何用四维空间分析法能对大盘运行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四维空间分析法的客观和公正性。

下面我们从理论和实战角度对四维空间分析法作出阐述。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利益博弈场。这个性质决定了它的复杂性，甚至是黑暗残酷。因此它的走向绝无可能是X+Y=Z。任何线性分析手段用来对这混沌的市场做分析均是徒劳且危险的。那么混沌是否杂乱，黑暗是否无章?非也!从一个更大的概念来讲，混沌也有秩序，黑暗亦有章法。它会在一个更高层次――概率理念上体现规律性和统一性。因此，我们不要对市场用单一和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分析判断。

再次重申，任何市场分析都是建立在概率理念上的，它不是精确分析。它需要依据市场出现的新的信息随时纠正自己的判断。笔者的四维空间分析法，正是从多角度、多方向、多层次去观察、理解并描述这个市场。我们是在理解了每一维分析方法的深刻含义(如结构是市场运行的生命阶段，均线反映成本，能量是运行的健康状况，等等)，真正做到用此之长，补彼之短。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跨境交易；信用评价体系；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20

1 文献综述

Troy J.Strdaer和Mihcael J.Shaw（1997）研究发现在信用问题在电子商务市场中，依然十分严重的存在，不利于电子商务更好地发展。但是对于信用问题影响电子商务增长的途径并未完全得到澄清；Roberto Gorrieri和Fabio Marginalia（2006）通过GNDC系统对信用做了详细解释从而证明了电子商务交易信任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严格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但其仅局限于研究国内的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并未对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做出解释；洪涛等（2013）以我国B2C跨境电子商务的现状为例，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信用问题并提出几条应对的建议和措施。但其研究对象主要为B2C电子商务，而延伸到跨境领域，对其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少之又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跨境电子商务本身所具有的创新优势，势必将突显出来。而在跨境电子商务实务中，各国或各地区的信用标准尚不能统一，致使各国的信用管理体系难以在该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而且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未来的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2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2.1 基于交易成本论的跨境交易信用评估分析

科斯认为：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1975，1979，1980）等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了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是一种由于经济主体之间知识、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如果企业没有察觉到其在交易时的失信行为所带来的成本损失，那么失信行为就会愈演愈烈。交易成本论将交易作为其进行经济探讨的目的，通过成本――这一重要的分析解释问题的工具，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具体的商业运营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于经济活动进行了分析。

2.2 基于博弈论的跨境交易信用评估分析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游戏理论或竞赛理论，它是研究博弈情境下，参与各方和理选择的理论。通过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与商家的行动动机，确定交易的绩效，得到各自双方最佳的策略选择，达到效益最大。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境外买方通过浏览卖方的网页来获取相关信息，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构成了博奕。在只有消费者和商家参与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且符合理性人假设。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购买”和“不购买”两种选择；对于商家来说，同样也有“诚信”和“不诚信”交易两种选择，消费者购买因商家诚信交易而获得的收益为A1，此时商家也可以获得A2的收益；当商家不诚信交易时，消费者因购买而遭遇的损失为-A3（A1

此时综合商家交易的期望收益为：

E=（p×A2）-（p×A4-B）=p×（A2-A4）+B（1）

由于不知道p×A2和p×A4的大小关系，所以很难对商家所选择的策略做出具体判断。由于A2远远小于A4，则此时商家是否选择诚信交易取决于其若选择不诚信经营所面临的损失B，只有当B足够大时，商家才会选择诚信交易。

3 基于AHP-多级模糊综合评价下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评价体系构建

3.1 研究思路

采用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思想，分析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的评价可以从企业基础信用、企业的跨境经营情况、跨境交易动态信用情况与财务信息四个方面，通过建立各级评价指标对于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进行研究，如图1所示。该交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以及29个三级指标组成。

3.2 1-9标度法确定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综合评价的关键，而层次分析法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确定系数的方法，是一种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简单方便而又实用的方法。它通过对相互影响并联系该评价主体的多种因素进行有序有层次的分析，而得到清晰有条理的结果，这个方法再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后，得到在内容界限不明确条件下的判断评价与隶属结果。在这里，我们通过1-9权重标度法确定指标权重。

3.3 确定因素集和评价集

通过对于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建立因素集：

通过之前对于隶属度的分析，通过各个级别分数的平均值来辅助构建跨境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模型，进行综合打分。分别为95、85、75、65、55、45、35、25和10。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最终得到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理论的跨境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模型：

结合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解释，其中v1企业在实际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企业的基础信用、跨境的经营情况、跨境交易动态信用情况以及财务信息四项指标在AAA等级的隶属度，则951表示企业在实际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在这四项指标的AAA等级得分，分别将企业实际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在九个等级的得分加总后，最终产生跨境电子商务的综合信用得分，从而根据最终得分确定企业的信用级别。

4 总结

本文通过对于新常态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优化研究以期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一些建议性意见，从而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走向世界，为我国的外贸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实现跨境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Strader，Troy.J.& Shaw，Michael. J.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s[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1997，（21）：185-198.

[2]RGorrieri，F.Martinelli，M.PetrocchiStrader，A Formalization of Credit and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GNDC Schema[J].Electronic Notes in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2006，157（3）：61-78.

[3]洪涛，王维维，王亚男.规范有序发展我国B2C跨境电子商务[J].全球化，2013，（11）：82-93.

[4]王成，曾庆梅.交易成本与诚信的关系探究[J].经济师，2012，（11）：29-30.

[5]袁庆明，刘洋.威廉姆森交易成本决定因素理论评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9）.

[6]张照贵.经济博弈与应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7]范如国，韩民春.博弈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8]霍海涛.高科技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60-65.

[9]叶悦清.跨境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

博弈分析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竞争情报 理论来源 军事情报 情报学 理论演化

〔分类号〕G35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ang Zhiji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en Weiju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hich the authors think are strategics,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theor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e paper also explains the evolvement proces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eory by a flow chart and concludes tha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 evolvement follows two main clues, one is originated from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combined with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in its practice, and the other is from information science, as one of its branch.

〔Keywords〕competitive intelligencetheoretical originmilitary intelligenceinformation sciencetheory evolvement

竞争情报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持，军事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情报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可以说，竞争情报是各学科理论相互交融的结果，而且在引进新理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着自身理论内涵、方法和技术。竞争情报的理论来源是该学科的理论研究起点，并对学科整体发展提供宏观的指导和理论支持。

1军事学理论

军事学理论来源主要体现在军事情报理论上。从传统意义上说:情报就是指军事情报。我国《辞海》的早期版本将情报释为:“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1979年的版本释为:“情报是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军事与情报长久的理论渊源，军事情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专业人才和技术、方法的支持。

随着军事情报活动的深入，对intelligence理论的研究也日趋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交战双方都认识到胜利的取得，不仅需要来自战地环境的情报，还要掌握对手的经济、资源、技术、决策意图等战略情报。二战后，研究人员结合当时的经验对组织的intelligence功能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了政府在军事政治领域情报工作的规律，这些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情报活动[1]。专家们较为认同的是:竞争情报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军政情报力量向经济技术领域转移，以及军事原理、方法和思想的移植，如C3I(通讯、指挥、控制和情报)原理、孙子兵法思想等的应用。

冷战结束后，政治、军事情报战转化为经济情报战，世界各国政治、军事情报机构及其情报人员大部分转向经济、技术领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许多前政府情报人员或直接进入企业，为企业建立竞争情报系统，或开办培训学校，为企业培养情报人员，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发展。比如，曾在法国、柬埔寨和越南为美国招募和培训间谍的W. 德根纳罗、在中央情报局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了12年的美国西媒小组(West Media Group)战略情报主任托马斯、美国国防情报署的前主任J. 威廉斯都从政府情报部门转入了企业情报部门或企业情报人员培训机构。苏联解体及克格勃解散后，成千上万的前克格勃官员以自己的情报专长创办私人情报机构，对外称为“保安公司”，经营安全保障、情报咨询、情报合作、反经济间谍等方面的业务[2]。在其他国家，很多从事竞争情报的专业人员也是有着军方背景的，他们以特有的职业敏感、良好的专业素养给这个产业增色不少。从竞争情报实践发展来看，有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情报背景的竞争情报从业者所起的作用引人注目。情报力量和技术的“民”对竞争情报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企业竞争情报借鉴了许多军事情报的思想，虽然两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军事对抗是一种严格的竞争关系，你输即我赢，我赢即你输，利益不可调和，而商业的目的更多的是创造利益，从这个意义讲，军事情报手段用于企业竞争情报更显得游刃有余。竞争情报目前较为活跃的方法，如:著名的竞争情报循环赫灵模型、OPSEC方法、竞争情报作战室方法、战争游戏法等都是军事领域的经典方法。

2管理学理论

竞争情报说到底是一种管理活动，对信息、人、流程的管理，因此必然涉及到计划、控制、组织、协调、绩效等管理问题，涉及到效率、投入与产出。工商管理、市场学、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都为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可以说，推动竞争情报理论发展最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无疑应该是战略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着手重视战略管理，以哈佛商学院为渊源的一股战略研究热潮风行美国，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日益丰厚。此外二战后美国大批高级军官进入企业决策层，在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维特质亦随之移植于企业经营过程，这些具有战略管理界背景的竞争情报从业者是推动美国竞争情报发展的主力。所以有人认为美国竞争情报发展是战略管理推动型的，可见战略管理在竞争情报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战略管理属企业高层管理活动，其核心是战略决策。战略决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战略管理的基础[3]，无论是战略的制定，还是战略的实施和评价，都需要对企业的竞争环境、竞争对手与竞争战略进行基于信息的搜集、研究及分析。从这一意义上说，竞争情报也是企业的一种战略管理行为。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将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不仅从战略管理的思维上，更是不断借鉴战略管理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丰富与充实竞争情报理论的宝库，如战略分析阶段的战略群体图分析法、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SWOT分析法;战略选择阶段的波士顿矩阵(BCG)分析法、战略地位和行动评价模型(SPACE)分析、行业吸引力分析法(竞争能力矩阵分析)等和模型都成为竞争情报分析的基本技术与手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先后发表了三部经典性的竞争研究专著，即:《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国家竞争优势》(1990年)，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理论引入战略研究领域，实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的创新性兼容，拓展了战略管理研究的全新视角，成为战略定位学派的集大成者[4]。这三部著作被认为是与竞争情报关系最为密切的竞争理论的研究成果。目前，世界上对于波特的竞争理论虽有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在竞争领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竞争情报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波特的竞争理论可以归纳为产业结构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竞争情报是为企业创造与维持竞争优势提供服务的，创造竞争优势的竞争战略是竞争情报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归宿。波特关于竞争战略的选择理论成为竞争情报策略研究的主要依据，他还为竞争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分析技巧和工具，广泛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如“五力模型”、“竞争对手分析框架”、“价值链分析”等。他还曾提出建立竞争对手情报系统的必要性及系统设计框架，为竞争对手分析、竞争情报系统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波特的防御、报复、还击等竞争反攻防御理论，为反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提供了观念与方法上的指导。

1990年，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和哈默(G.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公司的核心能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开创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能力理论，被认为是战略管理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进展，并很快风靡全球，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核心能力理论从企业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企业竞争力，提出能力是决定企业异质性的根本，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那些稀缺、不能被其他企业获得、模仿和替代的资源，尤其是无形资源[4]。核心能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独特资源、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与整合的过程。核心竞争力理论给竞争情报研究者以更大的启迪，他们开始在研究中将核心竞争力分析作为竞争情报分析的关键内容;并认为含有高智能和知识的竞争情报是企业独特的无形资源，从而将竞争情报能力看成企业的核心能力之一;更有学者提出竞争情报力的概念，力图借鉴核心能力理论提升企业情报竞争力，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3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竞争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经济学竞争理论往往从竞争环境、政府作用、产业结构等宏观角度来探讨竞争的本质，缺乏对企业竞争实战的指导性。但是能够对竞争情报从业者从竞争内涵、本质上来理解和认识企业竞争、竞争战略提供指导，并为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方法的创新提供源泉。事实上，战略管理学家也正是通过吸收经济学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能从微观上指导企业竞争战略可操作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也是竞争情报发展过程中极好的参考资料。

如对竞争情报有较大影响的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与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5]。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将竞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其结果，更重要的是研究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什么样的竞争行为、竞争方式以及竞争的过程如何。在竞争活动中，博弈参与人之间传递的信息有时就是竞争情报，在没有获得竞争情报以前，参与人只能用概率来估计对方的行为，获得竞争情报则可大大提高决策的成功率。竞争情报活动的对抗性和争夺利益的本质决定了竞争双方的竞争情报与反竞争情报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博弈，决策主体为了利益和生存空间必须通过信息的获取与分析选择最优战略。用博弈论思想研究竞争情报和反竞争情报，能够对竞争行为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因此博弈论成为竞争情报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

再如有学者尝试将西方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理论引入竞争情报领域，指出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外部条件的限制使人们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在竞争情报收集、分析、提供和利用时会出现偏差，也使竞争对手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预测。在竞争中了解自身和竞争对手的有限理性，对于有效地进行竞争情报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4情报学理论

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活动主要始于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计算机的问世促进了科技文献工作的产生和开展;此后文献检索理论、标引理论、情报组织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科技情报学的基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等不断被引入，20世纪50年代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性质开始显露。

早期情报学主要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信息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促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科学。此阶段，在大情报中情报泛指有用的、能用于决策的知识，涉及到的工作包括文献资料工作(知识组织、情报检索)和情报分析工作。它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情报产生、加工整理、贮存、检索、交流、开发利用的效率，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现代情报学愈来愈关心情报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科领域的应用，特别重视研究情报在微观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情报又可细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军事情报、社会情报等，但情报学主要关心其共性问题。

也可以说，竞争情报是情报学(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Science)的重要构成，是情报研究的重要发展。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的核心是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既有中文情报的含义，即经过分析的信息，又有智能的含义，即智力和谋略。因此，从广义上来讲，Competitive Intelligence包含着竞争信息和竞争谋略两大部分[7]。而情报学对竞争情报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竞争信息的收集、组织、处理、分析、传递和提供利用等方面。目前，情报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法、文献计量统计法、系统分析与评价法、历史的研究法、德尔菲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也被广泛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

情报学作为竞争情报理论的来源在我国体现的尤为突出，图书情报界人士是推动竞争情报发展的主力，他们基于自身特有的情报敏感和情报能力，将其研究与实践中的理论、方法应用于竞争情报。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工商领域、企业界推动有着明显的不同。

5竞争情报理论的演化

从上述竞争情报的理论来源中，可以归纳出竞争情报理论的演化过程以及与情报学的关系(见图1):

图1竞争情报理论演化过程

可见，竞争情报的演化沿着两条主线:①军政情报理论应用于工商企业，与企业实践中的管理学、经济学理论的融合，促成了竞争情报理论的产生与发展;②在情报学与企业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在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为情报学的一门分支。因此，竞争情报的研究者主要也由这两类学者和实践者所构成。仅凭情报背景难以“同化”经济学、管理学和军事情报学的研究成果，而经济管理的研究者也需要在研究中加强情报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借鉴情报学相关理论。只有从军事情报方法、经济竞争理论和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中取经，再结合情报学的信息收集、存储与检索、情报分析技术，才能促进竞争情报理论的发展，更好地实现对实践的指导，也才能使竞争情报理论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沈丽容.竞争情报――中国企业生存的第四要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7.

[2] 陈维军.企业反竞争情报研究.天津:南开大学,2003.

[3] 王曰芬,邵凌,丁晟春.基于信息集成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构建研究.情报学报,2006,24(3):371-376.

[4] 陈红星,温兴琦.论新时期波特竞争理论的局限性.商业时代,2006(23):7-8.

[5] 毛军.博弈论和企业竞争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22(4):290-292.

[6] 曾忠禄.有限理性与竞争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2006,29(1):29-32.

[7] 包昌火,谢新洲.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作者简介〕 王知津,男,1947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50余篇,出版专著1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