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19 08:00:20
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1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20-07
一、生态文明与文明形态转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应当包含文明形态转换的内涵。先从一些基本概念谈起。
（一）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进文明概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除了经济学专有概念之外，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引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形态”等概念。本文要谈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引进：文明，以期围绕这一概念表述相关重要内容。
“文明”这个概念分别用于道德伦理和社会历史两大领域。在道德伦理领域，文明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生命、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二是自律。这套包含两层含义的系统思维和规则，就是文明在道德领域的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世界和自身所创造的进步成果的总和。
笔者在《“科学发展”理论探索》一书中写到：“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本书认为文明概念包含三重含义：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能力，协调社会冲突的方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水平。当这些能力、方式、水平升级时，我们可以说社会更‘文明’了。”[1]比如，为什么说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文明？从上述三重含义来看：能力增强了，方式改进了（例如，相对于原始社会处理战俘的方式），水平提升了。当然，从道德层面看，人际关系有倒退之處。社会进步往往是进三退一。
（二）文明形态和文明类型
理论界已基本认定，文明概念分为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该系列概念属于文明的类型；另一个系列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个系列概念属于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概念分别用于两个系列，既用于文明类型，又用于文明形态。
1.文明形态是纵向概念。所谓纵向概念，是指其用于反映历史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分期中，按基本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上述划分不应绝对化。不是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必定沿着这五个阶段来发展，跳过某些阶段是可能的。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也不是泾渭分明，一些中间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也会存在。这种划分方式，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标准。社会是复杂的，除了经济基础，还有多方面的构件。所以，仅以基本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对于考察人类历史阶段是不够的，还得从其他角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在多角度历史发展阶段划分中，文明形态的划分，就是最重要的一种。
2.为什么要从文明形态划分来体现人类历史阶段？笔者认为，它至少起到如下作用：（1）更综合地反映生产力的发展。从文明概念的含义当中，就包含“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能力”，这个内容超出了原来的生产力概念的含义，对现实社会发展更有意义。（2）更紧密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创建这些概念是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而以文明形态这个概念来体现人类历史阶段则将其综合起来。（3）将人性特点、人类行为都纳入到历史架构的分析中，更好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个文明形态包括了五种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生产、精神生产。（4）对生态文明这个未成为现实的未来文明形态的分析，从经济制度来分析历史进程是强有力的支持及很好的补充。从文明概念的视角来分析，将展现这样的铁律：不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形态就实现不了，换句话说，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
（三）呼唤生态文明，争取文明形态转换
从文明形态的视角，历史经历了文明前的阶段以及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当今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阶段。
农业革命将人类推进到第一个文明形态：农业文明。这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跃，是征服自然的重大成功，人类从野蛮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革命将人类推进到了第二个文明形态：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特点，是能够在生产中更多地使用自然力，以化石能源为基本来源。当前，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后期，所谓“后工业社会”，大工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又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分为：资源危机（包括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土地空间危机、物种危机、人口危机。正因为生态危机的加剧，世界呼唤着生态文明。人类从20世纪中叶之后开始逐步警醒，走上努力争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成就可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都在发展。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还不能说能够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至今还是人类的理想，这个理想实现的障碍来自人和人类社会自身。
生态文明由工业文明发展、更新而来。作为历史形态的生态文明，继承了工业文明的成果，同时又有重大变革。作为一种未来理想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强调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自身的和谐共存。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体现着这样的“三个代表”精神：一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社会生产力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需要社会生产能力更符合人的目标而受到调节控制，更有选择地具有先进水平，因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有新的突破，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追求高尚、和谐、积极向上的精神目标，因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人们的活动从全体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护地球家园的生态系统平衡，保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因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新时代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九部分专门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展现了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方向。
在观念上，工业文明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在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的生态环境需要。要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党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其主要方面就是用新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加上新材料，将根本改变传统工业生产的“黑色”形态，呈现出生态文明中的“绿色”外观。
在生产方式与技术模式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了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展现了生态文明中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消费革命，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与工业文明下的商业文化提倡多购物、多消费是对立的。预示着人类将革新自己的生活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多种国土建设举措：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这是一类不直接取得经济效益而是获取生态效益的建设工程，反映了未来我国为长远利益进行生产的类型在社会总生产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环境治理体系、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物物种保护网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体现了社会迈向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
上述内容，昭示了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工业文明形态转向生态文明形态。
三、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绿色发展
中国人民盼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一愿望已经不仅仅是在工业文明视角下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体现了人们期盼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辉煌中国》表明了相关观点。其中的绿色发展，正是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
我国早在1994年就制订了《21世纪可持续发展议程》，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整个社会都要进行生态化改造并带动各方面相应的改进。例如，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物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发展规划中增加生态建设的经济项目，包括新能源开发、植树造林、环保产业、江河治理、田间工程建设、节水灌溉工程、农村能源建设、“三废”处理工程、水土灾害防治等。
绿色发展是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平衡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基础作用与目标性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构筑兼顾经济增长与改善生态的发展方式，形成两类新的产业形态。一是低碳经济，以节能、节材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为代表；二是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降污减排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为代表。以此来减轻物质资料生产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负荷。
绿色发展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如下问题：
一是转变生产方式。在高新技术的支撑下处理企业生产的“三废”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节能节材，这关系到成本、收益、市场的问题。解决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车船的废气废油排放，成为企业生产的必要环节。要分析构建循环经济城市、低碳经济城市涉及哪些经济关系。
二是经济发展有客观规律，不认识客观规律就会造成发展的盲目性。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盲目追求西方国家的数据目标，追求加快降低农业、农村的比例，破坏了农田及农村生态环境。克服这种盲目性需要全社会的经济理性。
三是政府的政绩追求是否牺牲生态环境。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将土地资源更多地作为经济资源而不是作为生态资源来管理。例如，官员为了政绩，片面追求城市亮丽，频繁地进行拆除和重建，将建成仅几年的宏伟楼宇拆掉，另建一栋更宏伟的楼宇，对于开发商或业主来说因地价增值在经济上划算，但却有损于社会的生态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楼宇平均使用年限，可成为我们城市建设是否“拆旧建新”的借鉴。
四是部分不良企业对经济利益的掠取。有的企业推行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盈利项目，对矿产资源搞掠夺性开采，过度追求微观短期经济效益而损害宏观长远经济效益，开发当中“挑肥拣瘦”；或是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矿产资源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废水废渣排放过量。对这类行为要严格执法，更要通过讲清利益关系来调动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五是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生活习惯。要推行的最大的循环经济是生活排泄物处理与农业生产用肥相结合，高标准地建立城市的“静脉产业”，处理全城的生活垃圾和人粪尿，将其中有机物全部转化为肥料。为此，应建设好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这类系统性公共工程，包括贯穿所有城市居民区的排水管道、粪池及有关设施的建筑系统。城市的“静脉产业”一箭双雕：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部分替代化肥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清洁卫生，大量城市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人粪尿可以用最符合生态经济的原则得到处理，不再成为污染水源及占用土地的沉重负荷。这项建设在产业设计和生产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全社会要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新习惯、生活新习惯。居民能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才便于生活废弃物的处理。
上述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科技能力提升、社会性的经济理性形成、行政权力行使受制约、经济利益追求合法而规范、生产和生活习惯转轨。
绿色发展需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时意味着兼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并综合成为生态经济调节机制。国家一方面要培育绿色消费、绿色需求、绿色市场；另一方面要运用财政投资及行政等手段加强调控和管理。例如，通过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制，进一步将发展锁在生态经济指标的笼子里，接受资源供应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约束，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明建设是全社会性的工程。社会主义之前的文明建设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历史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严格地说是有文明“发展”而没有文明“建设”。资本主义社会，在高度社会化条件下，人对社会的有意识调控能力大大增强，出现了各类文明建设的雏形。但系统的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发生。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概念中分离出来，与更早提到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相并列。该领域涉及的经济理论包括：
（一）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双重任务
第一重任务是针对经济不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许多欠发达地区同时就是自然障区，例如，北方干旱区、沙漠戈壁区、黄土高原中的水土流失区、各地山区中的穷乡僻壤、华北平原中的盐碱黄沙区、青藏高原高寒区、西南大石山区等。这些地方本来生存条件困难，在经济生活中又有长期靠掠夺自然资源来解决温饱问题的错误取向。一旦人口增殖超过传统生产方式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被迫加剧掠夺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酿成更多自然灾害。这里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要以良性互动方式来开展。在扶贫事业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生态建设是发展基础，而人的发展是关键。结合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来促进人的发展，提高当地群众选择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能力，抛弃依靠掠夺自然的种种生产模式，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开创兼顾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子。
生态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变，即以更多智力资源运用来代替自然资源消耗。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包括全体劳动者身心健康、素质提高、人才增多、社会文明程度增进。
第二重任务是针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工業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这方面的任务是要进行产业的生态化改造，发展生态型生产技术，并同时配合以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化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旧的生产习惯、思维习惯的原因，更有片面追逐利益而罔顾科学的原因，需要政治经济学关注并提出解决办法。而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应鼓励在日常生活中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努力创新，不断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新能源、新材料、新品种、新产业等方面取得生态经济的进步，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应关注的问题。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领域包括：产业结构生态化、技术发展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这五个领域的进展都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1.产业结构生态化。市场需求和生产模式的生态进步是推进产业结构生态化主要的动力。市场需求出现绿色化趋势，消费者对商品劳务的绿色需求日益增长，天然、有机、环保的商品为购买者所青睐，这将有力地推动供应方的生态取向。生态意识增强，科学知识普及，为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提供理性基础。生产模式方面，商品经营者在生产中致力于资源循环利用、在节能减排基础上降低成本、顾及商品生产对环境和使用者产生的生态效果，就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社会经济管理的环境法规、绿色标准、广告管理、质量检测等机制，都将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人们的经济行为从只顾及经济增长转变到生态与经济兼顾，生态追求不断提升。
2.技术发展生态化。技术生态化包含两个目标：一是创造新科技以解决生态问题。二是正确认识技术发明产生的生态效果。现实生活中存在技术生态化倒退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科技进步”片面瞄准赚钱目标而危害社会，比如：更多科技手段用于掠夺受保护的鱼类、鸟类、濒危动物、珍稀植物等自然资源。越来越多迎合人性弱点的消费需求但会带来身体受损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用于逃避环境检测、质量检测以起到掩盖生态破坏的作用（奶制品中的三聚氢胺就是一个典型）。部分社会成员头脑更“聪明”了，心灵更邪乎了，更善于利用科技手段来从反生态中获取暴利。社会要有新的治理措施来解决矛盾。技术生态化要达到集成应用、工程化、产业化。以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技术、有机肥料生产技术为例，相关技术要综合配套成为城市“静脉产业”及有机肥料生产的综合产业，同时建成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人粪尿的环境卫生工程及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的工业生产工程，这需要人们在高度生态意识之下协力推进。
3.生活方式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要求在社会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的趋势当中，注意防范奢侈浪费、讲究排场、暴殄天物的非理性消费，追求健康、朴素、节约的生活。未来的文明发展水平不是仅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还要以精神财富、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的和谐来衡量。
4.思想观念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包括社会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群众性的生态理念，人们自觉地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资源，重视生态平衡。每个人的生态意识增强又要转化为社会性的生态氛围增强，能够切实形成以节约资源、与环境友好为荣，以及以奢侈浪费、制造污染为耻的风气。
5.管理制度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是指国家在发展的大政方针上确立生态导向和生态约束的制度保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不同领域的环境有逐步完善的管理规则，建立健全含有生态内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使之覆盖城市、乡村与小城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靠立法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正确认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制度落实要靠执行者有专业水平且忠于职守。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人类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改变人对自然的行为方式的过程
人对自然生态的利用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但是对自然生态必然会有一定破坏，大自然往往很快就会恢复。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是一种自然循环运动。如果人类的破坏程度超过了自然恢复的能力，自然生态就难以循环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正常循环，人类要通过生态建设，做到在对自然的利用当中，尽可能以较少的破坏来达到更高的利用效率，力求将破坏控制在自然能够恢复的限度之内，尤其要防止一味的利用而不顾破坏的后果。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人对自然的超限度破坏，损害人对自然的利用。从长期和短期的生态效果来看，具有长期眼光就会控制破坏程度。人类从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眼于长期效果、调节短期行为的传统。但是，以长期眼光来引导人类行为与为了短期利益来行动两者的矛盾一直存在，且形式不断变换。在当代世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呼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而资本的增值冲动、政绩的诱惑、物质享受的蛊惑，造成人类处处可见的只顾短期、不顾长期的行为。在人的发展中，出现了理性认识的进步与实际行为的倒退这一矛盾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言语和行为相分离的双重人格者。我们需要借助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个矛盾中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落实成为主导的方面，避免生态文明新形态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生态文明建设，人要成为与自然互动的高度自觉的调节者，能够给自然以正确对待从而换取自然对人类的持续优惠。
五、文明形态转换的方向
（一）向生态文明形态转化的两个条件
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从内容上看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而从其发生与解决的角度看，必然包括社会关系与人的自身的问题。
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行为方式的变革，从文明形态上向生态文明演进，需要在文明类型上从物质、精神、政治、生态上综合努力。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改变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按照生态化的规范做到：一要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不要因过多迁就人的物质欲望而不顾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二要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向并不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生态产业、生态产品上，全面追求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效益；三要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讲究符合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标准的消费质量，在消费内容中融入合理健康的社会、生态内容，提高生态消费的比重；四要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将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多地从生态学知识来考虑，培养人与自然平等、互利、博爱的精神价值。
行为方式的变革，会有难以逾越的阻碍。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的动力导致了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2]资本主义生产为财富这种外在目的而撇开人自身的发展这一内在目的本身。在今天的社会，为追求更多利润、刺激豪华消费的广告铺天盖地，诱惑手段层出不穷，导致人的物质欲望膨胀在历史上达到高峰，片面追求物质增长而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不断刷新纪录。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动，减缓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但治本之道，还是在于社会经济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变革。
于是就转到第二个条件，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相关联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一部分人对它的过度使用，必然影响另一部分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一部分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损害，必然波及所有人的环境权益。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资源环境需要越紧缺，人们相互之间对此的争夺越激烈；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的状态下，人类社会中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矛盾越大、解决的方式越粗暴（例如，通过战争、破坏），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越高。人类社会不能以合理公平的方式解决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就不能共同承担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风险，自然生态系统就不能得到合理的维护。要完全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拯救地球，解救人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走向新的文明形态，迎来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人的存在形态（即具有新的人性的社会主体）。生态文明的实现必定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建立在对这一经济制度的变革基础上。只有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从财富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历史跃迁。
（二）文明形态转换的三个领域
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集中在两个领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提高。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到一定时候又会反过来促进前者。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涉及到第三个领域：人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保證了物质财富的丰裕，从而满足了人的多样化需要，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不再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物质财富仅仅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足够之后就是多余，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不能因为追求多余的财富而耗费资源与环境。
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人们无须成为剥削者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人本身的巨大改变，这个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性。其一，已经成为剥削者的贪欲是不可满足的，已经出现剥削的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只有在生态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无须成为剥削者而过上美好的生活”才能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推力。其二，剥削者本身维护其经济、政治地位的权力会独立化，他们要的似乎不再是“过美好生活”这样的目标，而是为此而倚仗的权力与地位，因此，就会有脱离任何终极目标盲目追求权力地位的人群。而这样的人不消失，生态文明就会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存在条件，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依托和载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人类社会的各种历史形态也就是人的发展的各种历史形态。社会科学通用的“人性假设”概念可用来代表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为此，我国理论界在21世纪初提出了“生态人”概念，以便与西方崇尚的“经济人”概念相对立，并推进生态文明的研究。
所谓“生态人”，就是从本质上超越经济利益的束缚，能够从内心自觉地遵循社会通行的生态要求和生态规则，其生产劳动与生活行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针对“经济人”概念而提出的概念。“生态人”的主体性生成标志包括：一是人类生态意识的升华。二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重构。三是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变。这些特征的完成，必须有相應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人类的人性假设主要以“生态人”为特征的时候，表明全社会有牢固的共同利益基础。
“生态人”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不是简单地应付这一特殊生存境遇，而是变革自己的生存原则，树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发展观。
生态文明要求人性的转变，“生态人”人性将取代“经济人”人性。“经济人”人性在市场经济下是合理的，但从人的本质来看，它包含着人性的异化和扭曲。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经济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应用的障碍。而转变“经济人”的人性，就必须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社会经济中的自由人，摆脱利益最大化的精神枷锁，无障碍地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正如马克思在概括社会未来的发展特征时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总之，向生态人转变是制度变革、科技进步与生态觉悟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态危机单靠科技水平提高是解决不了的。人的生态觉悟也不单纯是科学认识的问题，制度变革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前提。
现实的条件包括：其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正在探索，要寻找适合的、完美的实现形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继续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公有法人控股企业进行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二，私有制经济还有生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成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需要借助私人经济。但私人经济也要有内部的改革，要提高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其三，混合所有、混合经营、公有私营以及共享经济都在出现，总体的客观效果，就是积累公有制的元素，抑制“经济人”的本性，为向“生态人”转型创造条件。
从生态文明的规定性看，进入这个文明形态将把人的素质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是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进步。它使人类不仅能动地改造自然，开创文明，而且还能理性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共生共荣。
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2
关键词：建筑经济；生态经济；互动机制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源于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所以在这种高水平的经济体制下，人们更加追求自己的居住环境，更是想要将生态概念融入建筑领域里。所以在建筑领域中加入了生态经济也给建筑从建筑设计到建筑施工和最后建筑验收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在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和建筑验收个阶段都坚持生态、环保、可持续的概念，既达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做到统筹兼顾。在这种新概念下的建筑风格和形式都有很大改变，也节约了各种资源，都是促进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所以将建筑经济和生态经济结合得到了普遍肯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1.建筑经济的构成和生态经济的理论
对于现代环境下的建筑，人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会越来越多的将居住环境考虑进去。居民在考虑该建筑的时候就会更多关注建筑的健身设施、环境、舒适性等。而作为施工方则更多的会考虑施工成本、施工时间和质量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于环境的保护，所以现在的建筑往往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和建筑时间等。建筑经济的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考虑到建筑本身，也融入了生态经济的概念。
对于生态经济这一概念，在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也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所以就提出要在重视经济个方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生态环境。而要将生态经济的概念融入建筑经济时，那就要考虑不仅仅建筑本身要环保，更要考虑建筑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比如对资源的使用，对建筑周边景观的影响等等方面。
2.在生态经济下来分析建筑经济的特征
2.1在生态经济的背景下更加重视优化和智能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现代化的工具被发明出来，优化和智能的概念被人们关注的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新的概念就可以应用到建筑中去。在建筑设计时就可以将设计优化，在施工过程中要更多的时候节能的材料等。如果能够在建筑始终贯彻优化和智能的概念，那么就能达到建筑经济生态化的、目标。
2.2 在生态经济的背景下更加的重视环保以及生态
当今的建筑设计中已经融入了很多的生态经济的概念，所以就要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建筑时人们要时刻谨记重视保护生态和环境，在进行建筑材料选择时要选择健康环保的建筑材料，对于建筑本身要尽可能去利用建筑周边的环境。对于建筑施工时，要尽量减少给周围环境造成破坏。进行室内装潢时，尽量选用环保健康的材料，也避免给人体造成伤害，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2.3在生态经济的背景下更加的重视自然和节能
现在的生活中，大家越来越重视对资源的循环使用。比如，家中使用过的水就可以用来充厕所等等，让一些节约资源的举动越来越多。而在建筑经济中，也要注重这一方面。虽然可能在建筑方面达不到可以循环使用的程度，但是要尽量做到可以对资源的使用做到物尽其用。在使用之前要做好详细的规划，尽量减少在使用过程中的浪费。
3.实现建筑经济和生态经济间的良性互动
3.1 构建起生态经济和绿色建筑之间的体系
众所周知，如果想要两个事物相辅相成，能够彼此相互作用，那么就需要两者之间有个合理的体制。对于要实现生态经济能够和建筑经济良好的结合在一起，那么也要需要两者之间有个相互联系才行。该体系必须能偶对现代经济做出概况，也要对未来建筑中加入生态的概念有个设想，可以起到指导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对一些具体的制度有详细的说明，以便在实施过程中一个参照，有理有据。
3.2 对于环保型建筑的要求和内涵应该要比较明确
对于人们口中经常被提及的环保建筑，有部分人可能就清楚这种环保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有以部分人对于这种环保的改变和要求只是知道概念而已，并不清楚到底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而要实现生态经济和建筑经济之间的互动，那么就要让两者相互了解，相互融合。只有清楚了在建筑中怎么做才是达到生态的标准，这样在实施过程中才能切实做到环保，才能让建筑达到绿色建筑的要求。
3.3建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不论是什么方面的改革，对于该领域原有的传统概念来说都是一项挑战，也都有着远大的意义。而在建筑设计中加入了生态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建筑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改革。不论是在建筑风格的设计还是在建筑施工时的习惯上，都是需要做出改变的。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生态经济并不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达到绿色建筑的目的。更完美的结合时可以从各个方面都能做到节约，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在建筑经济中加入生态的概念。
就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建筑兼顾到生态经济，并且效果不错。由此可见，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经济和生态经济的联系必将越来越紧密。所以就需要建筑设计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更多的考虑生态经济，要更多的考虑到节能、健康、环保等概念。在进行建筑施工时也要始终贯彻生态经济的概念，节约各种能源来达到绿色建筑的目的。总而言之，要用生态经济来促进建筑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筑经济反作用于生态经济，二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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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3
关键词：生态概念;文化生态;人类智慧;教育生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04-05
收稿日期：2015-06-3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文化生态学研究”（XJK011ACD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课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与逻辑”（BJA1130096）;省级教改一般项目“回归生态：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黄正泉（1952-），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教育哲学研究。
一、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体系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由一串串概念构成。思想体系中的概念如同地球层次累积，单独的概念无法构成思想体系，概念与概念之间是一种逻辑关系，逻辑关系就是文化生态关系。概念的内涵是她的本质规定，概念的外延是她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既是文化生态体系，也是教育生态体系。教育生态是文化生态实践之学。文化生态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态体系，语言符号是精神价值“生态”的道体。文化生态学中的概念如同一环套一环的链条，一个概念的外延成为另一个概念的内涵，一个概念的内涵又成为另一个概念的外延，如人概念成为文化生态的内涵，文化生态内涵成为人概念的外延。概念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一种“生态”关系，生态关系是教育关系，教育学就是文化生态学。
1.人。人是文化生态存在者，或者说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人与其说是文化动物，还不如说是文化生态动物。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蕴含了所有概念的内涵，人不仅存在生物性基因，还有文化性基因。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其生理结构具有上述特征，带着这些特征经过教育进入到文化生态环境中，在“人”与“文化”的信息交流、融合之中，人就成为了文化生态存在者。教育培养人，培养的是“生态人”。文化生态是人的存在与人存在的生态，人怎样存在着文化生态就怎样存在着，文化生态怎样存在着人性也就怎样存在着，教育实现“生态人”的存在。
2.文化。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是一个核心概念。从“人”存在进入到文化中，文化概念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是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语言符号化系统，文化本身具有生态意义，文化是人与生态的中间存在。文化是人生存的场所，文化由物质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构成，文化现象的生存-转换在文化生态中，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传统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的生存-转换。人是语言符号化的文化动物，人的文化由本能（物质）无意识、文化（历史）无意识、社会（制度）文化意识、内在（自我）自由意识等构成。这些文化现象的转换-生存在人性中，是人的自然性、历史性、社会性、自我性的转换-生存。文化四个层次与人存在四个层次是“A是A”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教育关系也是由教育来实现这些关系。
3.文化生态学。所谓文化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的存在与怎么样的存在。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内涵：一是指文化的相互作用;二是指文化是一个整体;三是指文化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四是指人的生存环境。总之，文化生态学不是“文化”+“生态”，而是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是一种关系，关系是文化，“生态”与“文化”天然地凝结在一起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关系之学。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既相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差异。生态文化是“体外器官”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文化生态是整个“体外器官”的关系系统。文化生态包括了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文化生态学是人的存在与“怎么样”存在之学，是人生存的智慧。
4.反文化生态。人有向往、追求和谐的理性精神，同时也有不自觉的“破坏性”的非理性精神，理性有时也具有破坏性。人是双极性符号动物，一极创造自己，一极破坏世界。人的破坏性是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生态的破坏性。人的破坏是“反文化”的形成，反文化在文化生态中是有意义的文化。反文化不是政治上的反动，而是文化的属性。反文化并不就是破坏，反文化也并不就是反对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一条历史长河，在这条长河中有的文化会成为反文化，有的反文化又会成为主文化。反文化存在于亚文化之中，如青年文化相对于父权文化就是亚文化，也是反文化。这些反文化并不是反文化生态，反文化的集合、凝结同生态一道构成才是反文化生态。所谓反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异质的存在，是文化生态存在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各种反文化的集合、凝结就是反文化生态。反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合理的存在，文化生态是“A是A”的关系。
5.和谐。人有追求和谐的天性。和谐，宇宙之大法，社会之根本，人生之追求。和谐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态理想，一种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智慧。和谐是文化生态的本质规定。在文化生态学中，“和谐”不是抽象的概念，和谐是人自己心灵的和谐，有了人自己的和谐才有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不是实在，和谐只是文化的属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谐一词的本义是语言（音）上的和谐，和谐来自音乐。“和”和“谐”是分开的，“和”来自社会生活，“谐”来自声音（音乐）。“和”与“谐”又是相通的，“谐”就是“和”。在中国文化生态思想史中，和谐不仅是天人合一，和谐是文化生态的存在状态，和谐是教化、和谐是心境、是境界。
6.社会。社会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符号化的秩序系统便称之为社会。人与文化关系构成社会。人、社会、文化是统一的。社会的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其次是人与文化关系的存在，最后是人与文化生态交织在一起非虚非实、非实非虚的存在。所谓社会是一座大厦，这座大厦是虚无的、无形的存在，又是实在的、有形的存在，社会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文化生态关系。人构建了社会，社会在哪里？没有一个抽象的社会，社会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个机构。社会不是由物质层面、历史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等构成，这些层面是文化生态的构成。在文化生态中抽象出一个“社会”概念，这个概念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才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又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有了文化生态的形成才有社会的形成。社会是人的存在，是人生存的精神家园。
总之，这些概念具有生态性，由这些概念构成了精神价值生态系统，即构成了文化生态。概念构成精神价值生态离不开教育，教育使概念构成了精神价值生态。文化生态学是研究生态概念之学，离开教育就没有文化生态学。
二、文化生态学的体系结构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是一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相融合的新兴学科。自从美国文化人类学新进化学者斯图尔德（Julion H.Stoward）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著作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主要是关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问题，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文化生态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还没完型。国内外至今还没有文化生态学的专著问世。文化生态学从何处开始，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体系，怎样研究文化生态，这些问题都是文化生态学所面临的问题。
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既然是人生存的世界，文化生态学就应该从“人”的存在进入，从人的存在展开，从教育使人成为人开始。人与文化关系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关系，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就成为了文化生态学中的第一概念，从而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结构体系与方法。人自己就是文化生态存在者，人自己生存的家园只能由自己来构建。文化生态学“第一句”就是人自己，从人自己进入文化生态，这是合乎生态逻辑的。正如法国汉学家朱利安认为的，“进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句也是如此，甚至更有代表性。它的运作就像拉起舞台幕”[1]（P28）。他认为“中文第一句是《易经》的首句，该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书，也是中国基要之书”[1]（P35）。《易经》的第一句是“元亨利贞”。第一句是“进入思想之门”的。文化生态是思想之门，文化生态是生存的家园，有家就有“门”，有“门”才有“家”，才能进入家中。第一句是学科之门。文化生态学第一句就是人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其实不然，我们是生活在文化生态圈中，我们知道自己要有生存的家，其实不然，我们没有家而在路上”。“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自己是自己的逻辑”[2]（P1）。从人自己的存在开始“进入”文化生态，从教育开始使人自己“成为”文化生态存在者。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就是人自己，自己就是研究的对象、内容，就是自己的逻辑，就是自己教育的对象。
人创造文化是“生存-转换”，文化造就人是“转换-生存”，生存是创造，转换是互动，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凝结成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人与文化的生态关系。生态关系是互相作用的整体关系，文化生态关系不是简单的“文化”+“生态”，而是人、文化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矛盾关系。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是文化生态“第一句”的具体内容，这既是文化生态形成的方法，也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方法。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是贯穿文化生态的主动轴，是教育生态的功能，是文化生态学的根本思想。
文化生态是“片片思想构成精神之家，串串诗文筑造栖居之所”。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就是筑造，筑造的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一书的上册研究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是什么，文化生态是怎样形成的，文化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人存在，文化生态就存在。文化生态存在，反文化生态就必然存在。生态是有序与无序问题，没有“无序”就没有“有序”，反文化生态就是无序的体现。文化生态自身包括了反文化生态，“反者道之动”。各种反文化现象集合就构成了反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与反文化生态是一种矛盾关系，矛盾“张力”推动文化生态的发展。《文化生态学》一书的下册研究文化生态怎样运行，文化生态的发展变化遵循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功能耦合―本土发展途径，这个“途径”也就是文化生态发展变化的存在状态。文化生态的存在状态是文化生态的动态，动态就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过程。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和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功能耦合―本土发展是统一的。这是文化生态学运行的基本问题，也是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文化生态学重在实践，文化生态学的实践是教育，教育生态学就是文化生态实践之学。
三、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内容
如果说哲学是对世界的研究，文化生态是对文化的研究;如果说哲学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研究，文化生态学是对人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如果说哲学研究“我”是什么与怎么样，文化生态学研究我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与精神价值生态的构成，然而这些研究都不可能离开教育。文化生态学不是哲学，文化生态哲学也就是教育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不是抽象地研究人与文化的一般关系，也不是简单地把人、文化、生态等装配在一起形成文化生态学，更不是简单地对生态危机进行批判，而是从文化生态存在者与存在者的文化研究文化生态，进行文化生态教育。
文化生态学从生命之门进入到人。人的身体的特性需要文化的补偿，由于文化的补偿人便成为了文化生态存在者。人与文化生态是一种“缘构”关系，缘构即文化生态的构成。人不是抽象的人，人成为人已经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文化生态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补偿的文化生态，即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文化生态;人自身存在的文化生态，即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文化意识、内在自由意识构成的文化生态。人自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是人的存在。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才能构建文化生态。教育培养人，人由教育造成文化生态存在者，所以说“教化不仅对人成为人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使文化生态得以形成与流传。教化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执行，教化使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过程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2]（P754）。没有教化就没有文化生态，教化是文化生态的教化，文化生态的存在使教化得以执行。
人生活于文化生态中，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世界有一条巨大的裂缝，人从裂缝中爬出来，人创造文化生态使这条裂缝被铺平。自人的出现文化生态就开始出现。古希腊文化中就已经开始了文化生态的思考。人类文明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但有了文明就有了文化生态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两河流域，需要更多的证据，而希腊文化中孕育了文化生态思想则是可以肯定的。柏拉图将森林的滥伐使自然成为“一幅多石的空架子”，比作一个因疾病损耗而骨瘦如柴的躯体。西方文化生态哲学之根可以概括为：巫术禁忌―民主―进步―自然法则。西方文化生态思想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生态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中华民族文化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缘起论”、“大千世界”等，都是原始文化生态永恒的现代的生动表述。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从来没有中断，就在于这种文化生态适合人的生存发展，文化生态成为心灵的内容，成为了适合人性发展的文化生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文化生态的基本关系。人的开始并非就是人，是文化造就了人。文化造就人离不开教育，教育生态造就了文化生态存在者。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也就是社会性的存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是生态，总和是文化。人的身体是社会性的身体，人没有发育全，人还有一个社会母胎的生长期，人的身体还需要文化的补偿，是教育使之补偿。人的身体是向文化而存在着，教育则将文化灌入身体。人身心结构的文化化，即文化与生理、心理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人就成为了文化生态存在者。文化生态化的存在也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也就是个体的存在，社会性的形成也就是个体的形成，社会相对个体而言，没有个体就没社会。个体的形成也就是自我的形成，自我是一种意识束丛，自我是内在的文化生态。社会文化意识、自我意识与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构成了人内在的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世界，人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物理世界也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两个世界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既是人自己的存在，也是人生存的世界，两个世界的分化是文化生态危机的出现。两个世界的分化是人自身的分化，所谓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精神失落、人口激增等等，只是生态危机的表现。文化生态危机是文化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问题，是文化无法“生存”也无法“转换”产生的危机，即分化产生了危机。现代文化在转型，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文化生态危机是必然的。
现代文化生态建设首先是都市文化生态建设，乡村城镇化，城市田园化建设，这只是文化生态建设的表现形式。文化生态是精神价值生态，文化生态建设是民族精神价值生态的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价值生态？应包括以下几种：人与自然关系―器道互融的疆域建设;人与历史关系―秩序和传统的和谐建设;人与人关系―友、爱、和睦的三元建设;人与自我关系―身心和谐的自我建设，这些精神价值生态建设就是文化生态的建设。怎样建设？其路径包括：（1）政府推动―文化生态保护路径;（2）制度建设―文化生态的治理路径;（3）生产发展―文化生态发展路径;（4）科技发展―文化生态支撑路径;（5）城乡统筹―文化生态协调路径;（6）多元发展―文化生态开放路径;（7）弘扬传统―文化生态继承路径;（8）改善条件―文化生态优化路径。路径就是策略，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策略。文化生态建设应从数字化建设开始，数字化是生态符号化。生态符号化使生态图景得以形成，文化生态成为人的存在，人既生存在生态图景中，生态图景又是人的存在。数字化才是真正的头脑化，头脑化才能构建出文化生态理想图景。头脑中生态图景建设离不开教育，教育才能建设头脑中的文化生态图景。
四、结语
文化生态学是人类生存的智慧之学。人是语言符号化文化生态的存在者，文化生态由语言符号构成，语言符号在人们的交往、传播中构成生态关系。语言言说是交往、传播，交往、传播是真正的教育，教育使人成为文化生态存在者。文化生态是一座由语言符号构成的福堂庙宇，而这座福堂庙宇是实在的又是虚幻的，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她是现实的存在着，却又在未来;她是生活的场域，却又在高高的山巅之上;她是高山之巅的福堂庙宇，却又是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走在通向这座庙宇的路途上，路途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之路，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关系耦合―本土发展构筑成文化生态之路。路途不仅遥远而且困难重重，只有教育我们才能走在路途之上。文化生态时代的到来，我们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有着伟大的梦想，只有教育才能使梦想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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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 文明体系；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05 — 03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的相继提出，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一轮热潮，大量成果纷纷涌现，新提法、新论断陆续进入读者视野。在诸多新观点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或文明系统）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类型日益增多的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概念并作出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内容。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文明”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的提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初步形成。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十二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理论上的创新如同其它各方面的创新一样拉开了序幕。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两个文明的概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79年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这是我们党的文献第一次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历史篇章。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精神文明。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阐发两个文明的观点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已经初具雏形。
（二）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发展。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十二大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铺开，全方位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也取得大发展。这一时期，尽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高频词，两个文明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诸多文明形态的提出，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使得两个文明的观点动摇。
之所以说这20多年是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政治文明的提出。1983年，王正萍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和当前我国的现实紧密结合》的论文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学者陆续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如《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了肖君和的论文《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第5期发表了范贤超，周建平《政治文明初探》一文。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3〕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2002年他又在“5.31”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上进一步提出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通过决议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载入修订的新。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在党的文献中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建构的重大发展。二是生态文明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问题引起全球高度重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理论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如1990年李绍东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一文。1992年谢光前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一文。纵观整个90年代，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理论成果，不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成绩都比较突出，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三是其它文明形态的陆续提出。除上述两种种文明形态外，制度文明、法制文明、商业文明、社会文明、生育文明、人口文明等的提法也进入读者视野，极大地充实了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内容。
（三）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完善。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十七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完善阶段。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命题，自那以来，和谐社会、社会建设成为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和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一些眼光敏锐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文明（这里的社会文明指的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对应的、狭义上的概念）这一新命题。学者们认为社会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之一和题中应有之义。《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刊发肖君和《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关于“社会文明”的思考》一文，该文可能是理论界最早提出社会文明的论文。2007年于建荣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研究》这一专著。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提出使得人类社会的四个基本形态齐备，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成熟完善。
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5
通识教育起源于美国，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反思。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CJ．B．Connant）在《1945年哈佛报告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的目标———有效的思考、思想的沟通、恰当的判断和分辨各种价值。我国的通识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识教育的研究重点由课程介绍向理论探讨转移。1999年，李曼丽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标志着我国关于通识教育理念的探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通识教育的内涵得到不断充实。同时，在对以往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人们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出现了“素质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等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生态文明通识教育也应运而生。所谓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就是借助教育手段使专业背景不同的学生认识环境、了解生态环境问题、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理念、增强生态道德意识，并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遵循生态环境伦理法规和行为准则，从而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主动性。
二、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理念框架是和谐统一的。但是，二者的出发点是有所差别的。与重视个体能力开发和职业发展的专业教育不同，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品德，旨在使学生的品性、公民意识和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我国高校的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所以仅在少数综合性大学的非生物、非生态专业开设了生态类选修课。这也导致我国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计、授课教师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一）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目标不具体
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让非生态学专业背景的学生了解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并通过剖析当前的各种生态学问题，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环境行为。但是，近年来，一些导论类、概论类课程在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领域占据了主流，高校开展的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只是简单的概念教育，对“什么是生态文明”“怎么开展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则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所以目前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缺乏具体的教育目标、清晰的实施方案和量化的考核指标。这直接制约了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发展，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二）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有欠缺
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形式主要有专业选修课和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2种。专业选修课对选课学生的专业会有一定的要求，而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则是面向所有专业学生的。因此，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是开展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重要平台和主要途径。但是，我国高校在设置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时，大多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而且科目教学大纲与大学教育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也不够明确。甚至于部分高校把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让文科学生多学点生态、环境科学方面的知识，让理科学生多学点自然文化、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所以认为开设一些生态类、环境类课程供学生选修就算是完成生态文明通识教育任务了。至于这些课程是否能够体现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要义、是否有合适的教师开设，以及教师是否能够按照通识教育课程的标准进行教学等问题，则几乎不作全面的考虑。这最终导致我国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
1．课程内容单一、重复率高
目前，高校开设的全校性生态类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大多仅涉及生态学的相关概念，而很少涉足与生态问题相关的环境科学领域。同样，高校开设的全校性环境类选修课的教学内容也仅仅是围绕环境学的基础概念展开，而无暇顾及生态学领域的相关知识。因此，虽然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包含了与生态学和环境学相关的知识，但是存在关注面窄、可应用性差、知识点单一且重复率高以及知识缺乏体系等问题。此外，目前高校规定全校性选修课的课时一般为30学时，学时非常有限的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要让学生在掌握生态、环境领域知识精华的同时还能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更是难上加难。
2．课程教学方法缺乏互动性
水污染、雾霾、全球变暖等问题，是大学生普遍关心、非常感兴趣的环境问题，理应成为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重点关注的内容。但是，目前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大多只是围绕生态学或环境学的知识点和基础概念进行理论讲授，在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教师很少针对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这不仅使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枯燥无味，也使选课学生对授课内容失去了兴趣，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学生选修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只是为了获取学分或者容易获得较高的课程成绩，而不是受课程本身魅力的吸引。同时，目前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环节，传统的“一言堂”教学方式不仅导致师生之间缺乏沟通，而且不能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思考，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导致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可见，传统的“灌输式”课程教学方法已成为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瓶颈”。
3．课程考核方式不能服务于培养目的
目前，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考核主要采取开卷考试和论文考核2种方式。这2种课程考核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掌握课程所讲授知识的情况，但是由于文字反映的是一定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所以这2种课程考核方式不能有效地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此外，由于大多数学生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对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考核存在敷衍的心理。例如，在应对开卷考试方面，学生大多只是在考前将教师讲课用的课件和各类参考书准备齐全，而很少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复习。这就导致考试结束后学生往往很快将课程教学内容忘记，有的学生甚至考完试连考题和答题内容都没记住。在应对论文考核方面，大多数学生只是围绕论文题目搜集相关的文章，然后进行简单的拼凑，而很少真正基于某一具体问题展开分析。由此可见，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采取的单一的缺乏量化的考核方式不能有效地衡量通识教育的效果，也没有起到促进学生加强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作用。
（三）生态文明通识教育授课教师的能力不足
我国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一般都是一位教师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复杂庞大，涉及的领域较多。这就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目前在高校承担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师大多为讲师，他们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时间尚短，科研实践经验不足，授课技巧以及与学生沟通交流的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授课教师受自身专业背景的影响，很难对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复杂庞大的内容体系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以只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相关领域了解不深。这导致授课教师无法开展更加全面、深入的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也无法将专业知识更加通俗化，从而影响到课程教学的效果。这也正是一门课程的教学只由一位教师承担的弊端所在。此外，即使有些高校由教授承担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但是由于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高校发展战略使“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在大学不断蔓延，再加上高校对教师业绩的考核指标赋予科研的权重远远高于赋予教学的权重，所以教师的精力都集中在科研上，缺乏对教学工作的热情，更不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跨专业领域的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中。更有甚者，有的大学出现了教授整日忙于“跑项目”的怪象。这都势必会导致教学活动走过场、教学质量下降。
三、提高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质量的建议
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的重任，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高校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学生生态环境素质养成的需求以及大学各专业课程与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之间的联系等，合理设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方式，并采取措施提高授课教师的教学能力，从而使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明确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目标
通识教育具有通用性的特点。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就是将通识教育的通用性与生态学和环境学等专业教育相结合，通过相应的课程内容的设置与整合，使大学生切实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与自己所学专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增强他们的环境意识以及相应的环境保护技能，以期达到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目的。因此，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要基于通用性和专业性2个特有属性，大力开展专业知识和基本概念的普及教育，加强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的培养。例如，保护生物学是为了解决人类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威胁的问题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新的综合学科。随着生物多样性危机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很多高校将“保护生物学”作为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为全校性A类选修课程，并规定“保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保护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基本概念，了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物种及其生境所面临的威胁及其原因、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意义、保护物种的具体措施等。
（二）完善课程设计
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从生态环境问题出发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增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加强学生的环境保护能力。因此，生态文明通识教育有一个复杂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课程的内容通常会涉及多学科领域。这就要求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在课程内容、课程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等方面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对所涉及的复杂庞大的知识体系进行整合和优化，使课程教学大纲紧紧围绕大学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
1．合理整合课程内容，优化相关课程的设置
在对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进行合理整合的基础上，高校要对相关课程的设置进行重新调整。首先，要设立一些全校性的生态环境类必修课，普及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础知识。其次，要在相关的德育课程中增加森林文化、生态哲学、环境伦理、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文明发展史”和“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最后，要加强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与实际问题的结合，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并适当增加全校性生态文明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学时，以充分发挥生态文明通识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
2．丰富授课方式
高校要推动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方式的改进和完善。首先，要积极倡导热点问题辩论、专家讲坛和事件追踪报道等多样化授课方式的运用，以提高大学生对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大学生能够主动了解和学习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其次，要鼓励授课教师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完善教与学的过程、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例如，通过采取案例教学法，让学生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调查及其产生原因的探寻过程中；通过广泛邀请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到高校举办有关生态文明与环境问题治理的讲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3．完善课程考核方式
通识教育使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为大学生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学习提供了知识准备，同时增强了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因此，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应建立概念与方案考核相结合的多指标、多样化的课程考核方式，通过闭卷考试方式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通过提交调查报告的考核方式检验学生对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通过主题汇报的考核形式全面考核学生应用基本概念分析生态环境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运用所学理论提出治理措施的能力，以加深大学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强化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三）组建教学团队，提高授课教师的教学能力
高校要重视发挥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通过组建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团队，完善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体系，从而帮助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之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观，进而实现高等教育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推进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首先，高校要组建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专业背景丰富的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团队，尤其是要吸引更多的教授加入教学团队承担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其次，高校要重视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和开发，使青年教师能够适应生态文明通识教育的不断发展。例如，建立为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授课青年教师配备导师的制度，加强青年教师的师德教育，帮助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同时充分发挥导师“传、帮、带”的作用，向青年教师传授科学的教育思想，培养青年教师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最后，高校要加强对生态文明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的指导，通过试讲、旁听、观摩等手段对授课教师的备课情况、课堂教学、课程建设等进行检查；尤其是要在各个教学环节对青年教师进行强化训练，帮助青年教师学习和掌握正确的通识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120－08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研究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活跃的领域，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当前学术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念的探讨；既有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又有对当前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理论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原则性规定都是由他们确立的。尤其是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意识形态才引起世界范围内如此广泛的关注，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论争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是探讨其意识形态思想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此，俞吾金等提出：“总起来看，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否定性的概念，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P.C.罗兹也坚持类似观点，他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指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
杨生平等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性说，即相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利益的观念反映：“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则是指思想家们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后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其本身并无褒贬之分。
侯惠勤则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综合说，即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表达不同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三种含义，即作为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意识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既有中性用法又有否定性用法。英国学者汤普森则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概念、副现象概念、潜在概念，通过分析其具体使用时的特定理论背景，来说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此外，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出其他解读。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远不清晰，这一概念的很多重要部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则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使用有矛盾之处，整个看来，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去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一定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意识，认为其反映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社会存在。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反映出我们仍然没有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观念，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至少表明，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看法，譬如‘意识形态’一向只是一个借以攻击论敌的标签或工具，譬如马克思著述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含混不清晰的，譬如他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只是‘顺便提到的’、他‘从未进行系统的论述’，等等，这些‘成见’并不能成立”。
(二)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历史分期及每一阶段的历史定位上尚有分歧。
俞吾金的三阶段说是：1845―185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质和基本特征；1857―1870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深化阶段，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1871－1895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得到完整论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捍卫并发展。杨生平认为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缺乏系统分析，他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5-1856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时期，1857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化时期，而19世纪70年代到1895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化时期。
张秀琴则依据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及概念表述的完整性，认为1840年到1844年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的萌芽时期，1845年到186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正式形成时期，1867年之后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发展时期。
英国学者Jorge Larrain则将马克思、恩格斯分开，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实际上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来看待。
当然，在这种主流的“三阶段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解读。葛晓梅就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形成与确立、深化与拓展的长期过程，它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于1845年至1856年间，在1850年至60年代末得到深化，于1871年至1895年则得以继续拓展。王宏伟则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将这一过程分为哲学批判阶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时间上大致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移居伦敦为界。
(三)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探讨
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学者们大都认为是与他开创的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并以之为哲学基础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地位与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等问题。但是就各个具体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周宏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分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握、对意识形态起源和基础的探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描述、对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阐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主要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渊源、历程、原则和方法。
林国标在认真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分析了意识形态产生和消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方法―_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人们的真实生活过程，通过实践改变其社会基础，最后则分别对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维护功能及文化发展功能作出了阐释。
张秀琴将实践性作为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线索，基于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发展和历史；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起着“软国家机器”作用，一方面是各种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实践为自己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指导；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载体的意识形态，承担人类文化发展重要场所或载体的角色。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包括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批判及全面的批判。
二、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在列宁时期确立的，但是由于列宁去世太早，他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充分，主要局限于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上。
还在上世纪90年代，俞吾金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并根据时代需要对意识形态含义作出新的说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强调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主张对工人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强调了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任务，强调发扬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后来，郑永廷等人研究得出结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基础上作出新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新概念，阐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原理；列宁把理论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阐明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周宏强调了列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主要内容包括列宁对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林国标认为，列宁一方面继续坚持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含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不同性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强调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重要能动作用，提出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及原则；在批判文化建设中的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
直到最近两年，包毅才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索，认为列宁依据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他认为列宁通过提出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灌输论、意识形态继承与批判等，开创了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为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邹放鸣则对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列宁晚年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文化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社会主义胜利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认为，列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正确对待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和国外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建设。而列宁晚年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文化建设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应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大环境出现新情况发生新变化的需要。胡映兰撰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她认为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很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对其四个基本层面内容的新丰富，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路径的新探索。
杨海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大众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和作用是学术界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姜国俊、李建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包括思想引领功能、文化创新功能、共识凝聚功能、利益整合功能以及制度调适功能。乔法容、赵增彦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富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具有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和创新功能。高静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因而在社会发展中有导向和规范功能、调节和协调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定向整合功能。卢岳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所在，它
在解决人们精神迷惘、加快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中，能够积极发挥导向凝聚、主导控制、兼容整合、规范自律、教育矫正和支撑保障等诸多功能。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其某一方面的功能进行专门论述。比如，石国亮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余乃忠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吴晓璇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网卢凤菊则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嘴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则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李建华、牛磊等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认为在准确抓住社会思潮的本质、把握“引领”的正当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张晓永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方法，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教育社会思潮传播主体，规范和发展社会思潮传播载体。顾红亮则在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问题，将“一致而百虑”看作主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地理解作为“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作为“百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王秀阁则进一步从机制建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她指出，有效的引领机制应该具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同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抗御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应该是一个纵贯引领始终、关涉引领各方的复杂系统，在机制建构上要注重其各项基本条件：充分认识其必要性、制定具体完善的政策、提高引领队伍素质、探索有效的引领方式等方面。
最近一年多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有学者以公民道德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性研究，主要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世界局势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这种创新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这一方面出现了不少比较优秀的成果。王永贵等人的专著《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在阐述全球化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探索和构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发展思路和实践形式，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保证，加快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支撑。
明栋才研究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极大挑战，甚至遭遇危机，资本主义借机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打压。在此情形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存在”的意识形态格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流地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
马振清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力量的竞争引起的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战略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政治导向策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刘霞、杨菲蓉则梳理了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哲学理路，要求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普世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二)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在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关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吴玉荣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遵循与传统意识形态建设不同的原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且呼吁适应网络发展，要探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在虚拟空间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顾洪英全面地分析了信息网络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即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建立规范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杨立英、曾盛聪在《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中，在分析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对网络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分析了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挑战，探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和自身发展之道，探寻了网络化境遇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念与方法，认为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性转换。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黄传新、吴兆雪等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中，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性，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艺术性，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许多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二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杜敏、李英田研究认为，从理念价值意义上讲，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综合，着眼于
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须在目标定位、内容任务、方法途径等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肖应红则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挑战，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王勇桂、邱斌一方面强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李方祥撰文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并且探讨了新条件下对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与创新，论述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规律。
也有学者专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探讨。张艳新等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王翠芳明确地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刘梅则对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探讨。另外，吴俊清、刘瑞贤对和谐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想文化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代玉启则总结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相关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着可以继续发掘的余地。
第一，现有的研究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但其中最具前提意义、最具基础作用的问题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却很少有人探讨，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将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相关研究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都有着共同、清晰的理解。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各种具体的讨论、争鸣中往往会出现自说白话的情况，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学术界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第二，一般介绍性研究较多而比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反思性研究较少。在涉及到对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的探讨时，往往只就意识形态本身进行叙述性研究，比如一般性地进行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研究。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却鲜有人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由此总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般地叙述，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其中的发展变化和经历过的曲折进行重新的认识，难以对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三，由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涉及，某些历史时期或历史人物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有待探索。如第二国际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古巴和朝鲜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受掌握原始材料的局限，至今学术界少有人涉足。
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7
【关键词】数学思维;多媒体演示;理念更新
1.站在授课者视角对课例“正态分布”品课
教学片段一 引导学生观察小球从高尔顿板上方下落过程
师：投放小球前，知道小球落在哪个槽中？生：不知道
师：给槽编号，落槽中小球堆积高度反映什么？生：落槽内球频数.
师：如何用所学知识研究落在各小槽内小球分布情况？生：无回应
师：是否记得在必修3中，如何研究居民人均用水问题的吗？
生：哦，用频率分布直方图.师：你们真棒！
教学片段二多媒体演示必修3居民用水问题频率分布直方图
师：如何用样本频率分布直方图估计总体分布密度曲线？
生：用频率分布折线图.
师：很好，当样本容量越来越大，频率分布折线图有何变化趋势？
生：越来越接近总体分布密度曲线.
师：答得很好.实际生活中，常用频率分布直方图及频率分布折线图，研究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规律.如可用频率分布直方图研究各种高考成绩分布规律，预测高考分数线？
多媒体演示：2013年某中学高考数学成绩频率分布直方图及折线图.
师：居民平均用水量及高考成绩频率分布直方图，有什么共同特点？
生：他们频率分布直方图皆具有中间高，两边低特点.
师：观察得很好，下面我们再借助高尔顿板试验观察一下，当试验次数增加，或组距不断缩小时，频率分布直方图及频率分布折线图有什么变化？
片段一二品课 授课教师了解正态分布邻近种概念是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种差是离散与连续差异.欲跨越由离散到连续认知障碍，须从学生已知的离散型分布研究方法入手.借助实验及数形结合方法，按照回顾旧知――动态生成正态分布密度曲线――数形结合探究密度曲线特征――实际应用正态分布性质的顺序，设置问题主线.逐步引导学生揭开概念抽象面纱，探究其本质.教师寻找学生认知熟悉点：必修3中居民人均用水量及高考数学成绩分布问题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教学片段三 教师借助几何画板演示：引导学生思考当试验次数增加或组距不断缩小时，频率分布折线图有什么变化特点？
师：试验次数增加或组距不断缩小时，频率分布折线图像什么？生：象编钟.
师：这条钟形曲线就是正态分布密度曲线.十八世纪数学家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应用求导、对数、无穷级数、数学积分，变量代换等数学方法，推导出其函数解析式：
φμσ（x）=1σ2πe-（x-μ）2σ2（其中μ与σ是参数，是样本估计的均值及标准差）
片段三品课 教师借助高尔顿板演示.引导学生直观感受：①频率直方图共同特征.②样本容量增大，频率折线图逐步逼近连续光滑“钟型”曲线.帮助学生跨越由离散到连续认知障碍，从形上感知正态分布密度曲线，并激发学生探究欲望，何种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正态分布密度曲线有何特征？
教学片段四
师：小球很小时，如何更具体刻画小球位置呢？生：无回应.
师：去掉高尔顿板最下边球槽，沿高尔顿板底部建立水平坐标轴，刻度单位为球槽宽度，若用X表示小球第1次与高尔顿板底部接触时坐标，则X是何种随机变量？生：连续型随机变量.
师：如何计算小球落在区间[a，b]内概率？生：无应答.
师：如何用频率分布直方图计算概率？生：算面积.
师：好，在高尔顿实验中，如何算小球落在[a，b]内概率？生：算曲边梯形面积.
师：当试验次数增加或组距不断缩小时，如何用钟形曲线计算概率？
生：算定积分.师：很好.
片段四品课 形象感知正态分布“钟形”曲线后，教师设问，引导学生抓“联系”搭建脚手架，在学生无回应时，演示去掉高尔顿板最下边球槽，沿高尔顿板底面建立水平坐标轴，刻度单位为球槽宽度. 若用X表示小球第1次与高尔顿板底部接触坐标.小球很小，可视为质点，由小球落下的随机性，引导学生认知X是随机变量，可以坐标方式研究小球分布，引导学生搭建第一个脚手架：坐标系，以坐标轴上点稠密性，帮助学生跨越离散到连续认知障碍.紧接着启发学生类比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计算，算曲边梯形面积，进而算定积分来研究连续性随机变量在区间[a，b]上概率.引领学生搭建第二个脚手架：算定积分.为构建正态分布概念做好铺垫.
授课者在学生认知最近发展区域内，引领学生搭建脚手架，并根据概念逻辑结构，创设激发学生认知冲突的教学情境，提供大量与新概念相关事例及种属概念，巧妙借助于多媒体演示，数形结合由特殊到一般，具体到抽象，已知到未知，引导学生感受概念形成过程，观察、分析、辨别、揭开新概念抽象面纱，突破教学难点，这是本节课亮点之一.恰当教学情境创设及教学方法选择带来和谐顺畅师生互动氛围，促进了教学目标实现.
教学片段五
师：正态分布中参数μ和σ可以用样本均值和标准差去估计，正态分布完全由μ和σ确定.两个参数对正态曲线有何影响呢？
多媒体演示：引导学生观察：若σ固定，图像随μ值的变化而沿x轴平移.
若μ固定，曲线的形状由σ决定：σ越小，曲线越“高瘦”表示总体分布越集中.σ越大，曲线越“矮胖”表示总体分布越分散.
师：当μ=0，σ=1时称x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记X～N（0，1）
片段五品课
借助多媒体演示，形象直观引导学生观察出μ与σ对正态分布密度曲线影响，了解μ与σ两个参数真实意义，促进学生对正态分布本质深入了解.此处可为数形结合突破教学难点之亮点.
课例品课 从五个教学片段可见，教师设问目的性明确，设问方式恰当，能适时引领，但给学生的思维时间较少，对所产出现的疑惑问题直接给出解释，学生始终被老师牵着走.这也是这节课无思维创新的原因. 从教学呈现品，结构清晰，主线明确，授课者语言精确简洁，板书设计突出概念关键点.多媒体使用恰当，能帮组学生跨越认知障碍，理解概念本质，把握正态分布曲线特征，对实现教学目标起到辅助作用.从课程性质品，学习目标符合教学大纲及学生特点，教学内容尊重教材，容量过大.学习目标检测以习题呈现，留给学生思考时间少，教师对反馈评价少，多直接给答案.但也只能如此，才能在一节课内完整呈现正态分布概念，此处值得同行商讨.教师适时应用正态分布曲线特征，进行德育渗透是本节课一亮点，反映授课者具有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及综合素养的教育教学理念.从课程文化上品，授课者设问皆能激发学生认知冲突，指明探究方向.其中教学片段六中设问，激发认知冲突最激烈，课堂氛围热烈和谐，学生探究兴趣很浓，教师评价也及时，但当再度设问学生困惑时，教师没深入引领而直接解释，学生失去产生创新思维机会，传统灌输法教学使课堂合作探究氛围消失.这是教师受时间限制，对课堂预设外问题处理不当的结果.本节课问题环环相扣，反映授课人逻辑思维严谨.能多次激发学生认知冲突，反映授课人熟知学生认知特点，善于引领学生思考.数形结合，成功组织合作探究是本节课特色.
2.站在学生视角对课例品课
教学设计片段：正态分布是学生在学习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基础上，高中阶段唯一所学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学生学习正态分布内容有三个认知障碍：①由离散型随机变量到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认知飞跃.②生活中何种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③正态分布曲线有何性质？如何帮助学生成功跨越认知障碍，理解正态分布概念，已成为一场挑战.
片段品课： 从教学设计可见，授课人对学生已有认知、概念生长点及认知特点做过充分研究，为后面选择教学情境及方法做好铺垫.
课堂反馈练习：①若随机变量X～Nμ，σ2则px≤μ=_______
②设随机变量X～N2，32若p（ξ>c+2）=p（ξ<c-2）C=_____
学生视角品课：学生大多能在三十分钟内注意力集中，并参与课堂活动，积极思考，合作探究.但记笔记同学不多，这恰是多媒体演示造成的弊端.在概念探究活动中学生没提出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是教师设问面较全，二是学生无足够时间思考并提出问题.教师对预设外问题处理有不当之处.课容量大，学生无自主学习时间.借助多媒体演示，学生对正态分布曲线特征把握比较顺畅，困惑仅在于对称性理解.这说明数形结合有助于学生把握概念本质，但概念本质理解离不开数学分析推理论证，而这恰是学生能力的弱项，有待训练提高.学生从本节课中学到了数形结合探究数学概念本质的方法.但由于留给学生课堂练习时间不足五分钟，故对练习中错误，教师无时间破释，仅给出答案.从学生错误可分析出，学生对正态分布曲线特征缺乏变式运用能力，此能力的锻炼提高.离不开构建概念变式习题串.如何培养学生构建概念知识网及变式习题串的能力，值得同行进一步探究.
3.站在听课者视角对课例品课
本节课教学程序合理，问题主线明确，层次清晰，巧用多媒体演示实验，数形结合，帮组学生跨越认知障碍，理解正态分布概念，把握正态分布曲线性质.板书设计突出关键词.教师成功引领学生合作探究，课堂氛围和谐热烈，但学生完全被教师思维所引领，缺乏足够独立思维时空，学生没提出预设外问题，仅是困惑后被灌输，无创新思维.整节课容量大，时间紧，练习少，学习方式及学法指导方式有待改进.课中教师提倡“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但苦于时间限制，无法尽善尽美，前半段教学体现新理念，后半段回归传统教学.其原因令同行深思：一节课是确保数学概念完整呈现重要，还是留给学生足够探究时空重要.这恰是同行值得探讨之问题.
4.我的积累及理念更新
品课活动有利于教师教学艺术及综合素养迅速提升，学校应将品课活动与教学检查同时进行，列入年度教学计划，每学年开展一次，并将品课材料汇编成册，留于教学研究及校本资源研发.
【参考文献】
[1]宋运来编著.什么是最有效的教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篇8
关键词：概念设计，桥梁工程，创新性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the bridge concept design features,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design of the concept of the bridge evolution, and then discusse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concept design bridge development trend. For the next bridge concept design research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Keywords: concept design, bridge engineering, the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U4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桥梁概念设计特点
桥梁概念设计特点桥梁概念设计牵涉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由建筑师、环境工作者、景观工程师、地质工作者、环保工作者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合作的结果。
1、创新性
创新性即桥梁结构体系和造型设计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创新是桥梁设计的灵魂，是桥梁发展的动力。设计人员不仅应具有创新的意识，还要有创新的能力，要勇于突破定势思维，打破传统观念和经验的束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设计人员应具有扎实的力学知识，在寻求创新的同时，还应实现结构的合理。除了创造力之外，设计者还应具备创造精神和创造人格。设计者应该对人们不断变化的观念有敏锐的洞察力，并能较准确预测桥梁概念设计发展趋势。
2、协调性
桥梁建设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专业人士合作的复杂过程，桥梁与自然或人工环境、人文环境等得协调一致。因此，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仅需要考虑桥梁建设、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还需要考虑桥梁达到使用年限后的问题，各种因素应该在概念设计阶段就提出来，并协调好各因素问的关系，不能等问题出现后再想解决的办法。
3、适应性。
桥梁与环境相互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情况：桥梁与环境相互融合，桥梁成为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桥梁凌驾于环境之上，这种情况适合地势平坦、单调的环境，或桥梁起路标和象征作用的情况；将桥梁隐藏于环境之中，这种情况适合周围环境非常优美时，而桥梁的介入会破坏优美的自然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当桥位近有已建桥梁时，新桥概念设计必须考虑到已建桥梁，新桥与已建桥梁是相互补充、互为印证的关系，不能形成彼此独立的局面。当既有桥梁使用价值和概念设计价值较高时，新桥概念设计应从属于旧桥，无论在结构形式、色彩及建设规模上都不应该有明显差异。
4、可行性。
一座成功的桥梁不仅需要好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案、结构体系和造型创新，还需要有优质的建造技术和施工质量。无论设计方案多么美观，还要考虑所做设计是否能由工程实现，否则概念设计只能沦为纸上谈兵。因此，保证施工质量，使桥梁最终建设效果与设计图纸相符是成功的关键。选择一支高素质的设计团队、勘测团队及施工队伍，加强施工监控量测作用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关键。
二、概念设计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结构设计理论综合影响，桥梁概念设计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概念设计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
1、古代桥梁。
古代桥梁大致指19世纪中叶以前所修建的桥梁，建桥材料以天然的或加工过的木材、石材为主，即竹索、藤索、铁索、铸铁，乃至锻铁。这些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完全依靠建造者的经验，没有力学知识的指导。在桥式方面，有梁、拱和索桥三大类。当时技术落后，工具简陋，不会修建深水基础，施工周期也长。因此，这一时期的桥梁不存在概念设计的问题。
2、近代桥梁。
随着冶炼业的发展，18世纪中期开始采用铸铁建造桥梁。由于铸铁性脆，受拉强度低而受压强度高，故铸铁主要是用以修建拱桥。在19世纪，钢铁等高强材料的大规模使用，导致产生了新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原则。在混凝土技术的应用方面，19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园艺家蒙耶发明用金属条加固混凝土制成钢筋混凝土的方法，后来法国工程师尤金・弗兰西涅(1879年-1962年)发明了预应力混凝土技术。随着铁路和汽车的相继出现，陆地交通运输对桥梁有了更高的要求。桥梁的跨度变大、桥面更宽、承载能力也更大，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选择建桥材料和跨越体系，于是有了桥梁选型的最初实践，从工程技术角度为桥梁概念设计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3、现代桥梁。
近年来，桥梁概念设计在标志性桥梁方案比选和人行桥的造型设计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随着桥梁作为建筑的美学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概念设计更加广泛，作为桥梁前期设计的重要阶段逐渐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可和应用。在国外，瑞士的圣尼伯格桥、德国斯图加特市的内森巴赫山谷高架桥、丹麦的大贝耳特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韦伯桥、美国波士顿的邦克山桥、西班牙塞维利亚的Barqueta桥、日本熊本县的牛深桥等，均经历了桥梁概念设计阶段。在国内，桥型方案竞赛已成为许多桥梁招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天津的大沽桥、昆明草海大桥等。
三、桥梁概念设计趋势展望
创新是桥梁设计的灵魂，是推动桥梁事业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好的桥梁概念设计构思必须以结构合理为前提。
1、耐久性设计理念。基于结构耐久性设计的新概念设计理念认为桥梁耐久性的保证是需要桥梁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各个阶段共同努力的结果。桥梁的使用期成本一般远远高于其初始建设成本，因此初始建设费用虽然较高，但使用期费用较低的设计方案应当被重视。长期以来，我国桥梁设计中对于耐久性仅作构造上的考虑，而没有进行专门的耐久性设计，这样做既与国际结构工程界日益重视耐久性、安全性、适用性的趋势相违背又不符合结构动态和综合经济性的要求，并且导致了当前结构使用性能差、使用寿命短和工程事故频发的不良后果。我国正处于桥梁建设的高峰期，桥梁耐久性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生命期内的结构必须具有可检性、可换性、可修性、可控性、可强性和持续性。
2、桥梁生态设计理念。桥梁生态设计利用生态设计的思想，在桥梁规划和设计阶段，综合考虑与桥梁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设计出既满足人类需求又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桥梁。桥梁生态设计的本质就是运用生态思维，将桥梁的设计纳入“人一桥一生态环境”系统，进行优化设计并最终得到与环境成为有机结合体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特性的桥梁。
3、桥梁全寿命机制。传统设计方法以桥梁在施工和成桥状态时的安全性为设计依据，而忽视其正常使用寿命的保证，即耐久性、可修性和可换性。全寿命设计理念将设计的时间参数拓展到桥梁的整个生命周期(规划-设计-施工-使用-拆除)。使桥梁的全寿命性能(安全、适用、耐久、经济、美观、生态等)达到最优或优化。寿命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实施具体的工程措施之前，将后续寿命周期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工程内容进行系统规划和全盘考虑，以达到预期的最优目标。该设计理念对于提高桥梁的耐久性和使用性能、降低全寿命总成本、促进桥梁技术水平的进步，具有现实意义。
4、多目标优化在桥梁概念设计中应用。变厚度法其基本思想是以基结构中单元厚度为设计变量，以结果中的厚度分布确定最优结构形式，是尺寸优化方法的直接推广。优点是方法简单，一般用于处理平面弹性体、受弯薄板、壳体结构的拓扑优化问题，但不能用于三维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均匀化法基本思想是在拓扑结构的材料中引入微结构，其形式和尺寸参数决定了宏观材料在此点处的弹性性质和密度，利用Bensous.an等人发展的一套基于摄动理论周期性结构分析方法，来建立材料微结构尺寸与材料宏观弹性性质之间的关系，具有较严格的数学基础。变密度法基本思想是人为地引入一种假想的密度可变的材料，材料物理参数与材料密度间的关系也是人为假定的。该方法在多工况应力约束下平面体结构、二维连续体结构、结构碰撞、汽车车架设计等问题上得到成功应用。优化时以材料密度为设计变量，这样结构形式优化问题被转换为材料最优分布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