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11:29:13

生态文明论文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1篇

1.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现实需求。物流生产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包括仓储、配送、包装、运输、装卸搬运等诸多生产环节,这些环节涉及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迁移,与环境的接触是全方位的,这些物流系统构成要素的运动会对空气、水、土壤等产生污染,物流设备发出的噪音也会烦扰居民,从而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使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

2.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内驱动力。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任何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公德允许的范围内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因而企业的发展深受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过去的粗放外延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企业的自觉实践,政府的积极推动,都是我国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驱动力。

3.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国际诱因。绿色壁垒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绿色壁垒从短期看的确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但从长远来看,严苛的环境标准可以转换成企业的一种竞争压力,进而推动各企业实行低碳绿色生产和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型物流。

4.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外拉动力。生态文明型消费是一种低碳、绿色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视角考量削弱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有益于人的安康和全面发展。公众的生态文明型消费和企业的生态文明型生产对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发展都具有巨大拉动作用。遵循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通过制定有利于生态文明消费的法律法规、标准、认证制度等,利用宣传和教育培育公众的生态文明消费观念,是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型消费进而拉动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举措。

二、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基本发展模式

1.物流循环化模式。循环物流是指基于循环经济的“无害化”,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为原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经济、资源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集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为一体,以节约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系统。循环物流体系的构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社会物流循环体系、产业物流循环体系、供应链物流循环体系、企业物流循环体系和生活物流循环体系五个层面,涉及到政府、行业、企业和公众各级主体。

2.物流减量化模式。物流减量化的内涵蕴含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其经济内涵就是降低物流的经济成本;而生态内涵则指为减少对自然物流的损害,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尽可能采用能够减少物的人为流动的方案或方式,减少自然物流转入经济物流的资源量和由经济物流系统进入自然物流的废物量。物流减量化包括物流实物量的减量化和物流价值量的减量化,两者缺一不可。物流减量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物的流动总量和必要物流成本的最小化。具体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实现物流的总实物量下降;采取供应链管理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着手促进物流减量化;通过改变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进行适度消费等重要举措来实现物流减量化目标。

3.物流绿色化模式。绿色物流是指在规划和实施物流的各个环节中,利用先进技术、绿化的理念,充分净化物流环境,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实现物流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倡导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绿色物流主要从供应链管理和物流运作的绿色化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供应链管理层面的绿色化,包括对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逆向物流等的管理,使之绿色化。二是运作层面的物流功能环节绿色化,主要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物流信息处理,物流绿色化要求对这些功能环节进行绿色化运作。

4.物流低碳化模式。低碳物流是在低碳经济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物流模式或者物流系统运行模式。其核心思想是依靠科学技术和低碳理念的介入,使物流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对环境的伤害降到既定的范围,并促进有效物流资源能够获得更为高效的利用,提升物流的绩效。物流低碳化模式主要从能源“低碳化”方面去实现物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同最优化。可从物流动力源上实现低碳化,研发可再生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等技术,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动力源上占的比重,优化物流能源结构;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合理布局货运网点、配送中心,包装的大型化和集装化,建立智能运输系统;从物流末端上采取补救措施等。

三、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保障路径

(一)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

生态文明型物流具有跨行业、跨区域、涉及利益主体众多的特征,只有通过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才能从源头上消除破坏生态环境而牺牲社会利益的不合理现象。首先,加强生态文明型物流相关法规制定。政府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出发,制定符合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规律、适应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绿色产业政策及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彻底扫除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障碍。对当前不够严谨、有明显缺陷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及时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同时根据物流“新常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其次,构建和完善生态行政机制。政府要强化生态意识,树立生态文明执政理念。政府在依法决策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有效遏制行政不作为现象;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估机制及相关配套制度,贯彻生态文明的政绩观。再次,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资源的低价或无偿使用是造成物流粗放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促进物流运作的减量化、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应明确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产权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价格体系,以价格机制推动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降低物流运作各个环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制定并实施促进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各种政策。一是实施绿色税收政策。对企业排放污染物、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对居住环境和城市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而对改善环境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实行绿色财政政策。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形成以强化社会环境责任为主体的绿色财政政策体系。在政府间关系层面,形成以强化政府环境责任为主体的绿色财政政策体系。在区域协调发展层面,形成建立在主体功能区基础上的绿色财政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绿色信贷制度。契合绿色价格机制与生态产业政策,为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提供融资保证。

(二)注重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化建构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是由物流节点(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公共信息平台、车站、空港、码头、各类企业的仓库与货场等)和物流线路(公路、铁路、航线、信息和通信线路等)有机配置而成的能够提供物流服务功能的场所或设施的实体网络。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及其落实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与各类企业。中央政府首先要做好全局性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规划,保证其整体空间布局合理,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配套。各级地方政府应在遵循中央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一步细化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既要提高现有物流资源的整合和设施的综合利用率,也要强化规划新建设施的宏观协调和功能整合,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水平,提高物流基础设施的运营与网络化服务能力。政府按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建设时要尽量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避免造成资源浪费。企业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规划时主要体现在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做适当的补充建设,关键是与其他物流组织配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对物流基础设施资源进行网络化重组、整合和优化使用,提高物流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一定是通过自己建立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来实现物流运作的目的。

(三)深化科技共同研发与协同创新

科学技术日趋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驱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亟需持续地科技创新,尤其生态化技术体系是其关键支撑,它可以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要注重生态化基础技术创新。生态化基础技术是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技术基础,它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低碳技术等。生态化基础技术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牵引和整合各方力量,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为生态化基础技术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提供体制保障,加强财政投入对生态化基础技术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功能,强化生态化基础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注重生态化物流技术创新。生态化物流技术涉及物流设施、设备、工具及物流经营管理等领域,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物流信息、供应链等技术的生态化。一是进行物流标准化体系建设。它包括物流术语、技术标准、计量标准、数据传输标准和管理标准等。物流的各种相关技术标准的统一并与国际标准接轨是提升物流效率、削弱物流对环境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也是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所需要的。二是物流技术与信息技术有机融合,构建物流信息网络系统。完善的物流信息网络系统是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重要基础和保证。要通过广泛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条形码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电子数据交换等,发展物联网,使物流与信息流实现在线或离线的高度集成,使物流装备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实现物流运作的自动化与透明化。三是把生态化技术应用于物流管理实践。这不仅要求物流管理人员精通物流管理技术,掌握供应链管理运作的综合知识,还要熟悉生态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并能够借鉴循环、绿色、低碳物流管理先进经验,提高生态化技术在物流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水平。

(四)强化宣传教育与人才培养

生态文明型物流是现代物流发展新阶段的重要形态,其本身又有多种表现形态,公众对其认识模糊不清。这都表明我们对生态文明型物流宣传教育力度不够。政府部门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树立生态文明型物流观念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普及生态文明型物流知识,让企业知道承担负外部性的成本是应尽的义务;让消费者懂得离开生态文明型物流就无法保证绿色健康消费品的获得。其次要加大政府为推进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所出台政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那些激励性政策要让企业、公众知晓,充分发挥政策的溢出效应。在物流系统中,人力资本是最核心的资源,它是物流系统要素的整合者,是系统优越性的创造者,是系统功能的决定者。人才是任何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与创新源泉,因此我国在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过程中,要勇于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深化物流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加大对现代物流人才的培养力度,破解我国现代物流人才匮乏的难题。根据上海、武汉、深圳三地的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物流从业人员的学历偏低,59%以上的人员为技校、职高或中专学历,高职高专以上学历的只占22%左右,具有大学物流管理专业学历的人数很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数众多的农民工在从事仓储等物流业务。当前,在国家作出总体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战略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出台激励政策,采取举措调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官产学研精诚合作与相互促进,深化研究绿色循环低碳物流理论,加速把相关理论应用到生态文明型物流实践。同时,要加大对现代物流教育的投入力度,多层次培养一大批能够满足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为我国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而是贯穿所有文明形态(从渔猎社会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始终的一种基本结构。智能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只有形成新的生态文明,智能社会才是可持续的。

在谈论到生态文明的时候,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试图用生态文明来取代或代替工业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实践上,它有否定工业化和信息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价值之嫌;事实上,从农业的产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不可跨越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它有混淆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之嫌;事实上,工业文明是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智能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结构)。正像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明等文明结构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科学走向智能文明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建构新的生态文明。

一、社会形态是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依据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实践的事情,这样,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类型的单位)就成为科学划分文明形态(文明总是处在一定发展阶段或一定类型的文明)的科学依据。

社会形态是一个由多层次的结构构成的整体。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是统一的。在唯物史观那里,社会有机体说明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整体,突出强调的是社会构成的系统性。社会形态说明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由此,可以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社会形态的总体规定。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规定,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推动、反映和表达着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这样,在反映社会形态构成的具体性、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以下具体概念:(1)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2)技术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生产力尤其是科技进步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与此相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知识文明或信息文明)就成为基本的文明形态。(3)政治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政治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层面(阶段和类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根据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无阶级的社会)、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了的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4)文化的社会形态。这是具有特殊规定的文化发展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文化层面(阶段和类型)。马克思根据由普遍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情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以民族的或地域历史为基础)和“世界文学”(以世界历史为基础)两个阶段。此外,唯物史观还根据人的发展状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几个阶段,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的划分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都是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智能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随着以信息化为中心和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将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入智能文明时代。(1)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在信息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劳动对象出现了软化的趋势,知识和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加工对象。不仅信息产业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电子信息),而且生物产业也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DNA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样,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从物料和能量的层次进入到了信息的层次。(2)智能机器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在大工业时明的工具机和动力机的基础上,新科技革命使电子计算机等人工化、智能化的控制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反馈就能运转的,而智能机器有传感器吸收周围的信息、侦察各种变化,然后相应调整机器的运转。显然,信息化实质上是生产力的革命。(3)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将成为制约劳动者素质的主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对产业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程度将决定工作的绩效。劳动者就业结构尤其是其知识结构的集约性的提高,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将开辟人的智能进化的新方向。(4)知识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知识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比较起来,知识经济具有物耗低、能耗少、污染轻的特点,但它创造的经济价值却远远大于农业经济产品、工业经济产品的价值。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1](P103)显然,智能文明与工业文明同属于技术的或产业的社会形态,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

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尽管生态文明概念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1)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不仅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危机,事实上,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即使是在渔猎社会时代,也存在着物种资源丧失等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文明也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的时代。玛雅文明的灭绝其实是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的。当然,只有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才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如果人类行动出现失误的话,也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文明是一项永恒的事业,而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具体的文明形态。(2)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标志技术基础。科技进步是文明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标志。一般来讲,“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P210)如果说弓箭、铁犁和机器分别是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电脑只能是智能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如果将电脑看作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就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等同了。当然,人们在使用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遵循生态化原则的问题。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再先进的工具也会成为最具生态破坏力的罪恶手段。作为生态文明的科技基础的生态化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这里,通过科技的生态化形成的生态化科学技术是一种软科技,主要强调的是科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转型问题;而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等都是硬科技,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产业技术形态上的具体发展程度。(3)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层次。一定的文明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的。物质变换存在着物料、能量和信息三个层次或三种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层次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渔猎社会和农业文明主要是在物料层次上展开的;随着物质变换扩展到能量的层次上,就从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工业社会时代;而随着物质变换深入到信息的层次上,就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显然,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如果将信息变换作为生态文明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同样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混同了。当然,在物质变换的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按照生态化原则实现这种变换的问题。总之,工业文明属于技术的社会形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不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而不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

尽管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它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结构,而这是由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影响一切文明产生的自然物质条件。自然界由于自己的内在矛盾存在着一个进化的序列,形成了一系列的物质运动形式;而在自然进化链条上通过劳动诞生的社会运动就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人类文明之花就是在自然运动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绽放的。因此,自然运动是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运动一旦产生就将自然运动包括在社会运动当中了,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了社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这样,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进行物料、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物质变换,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就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冲突和对抗的自然发展和人为激化都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因此,保证人的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存在和进步、保存文明的果实和演进都需要人类自觉地人性地理性地调节这种关系。今天,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和系统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两种运动的和谐、协同和统一也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有可能在整合、嵌套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功能和属性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物质运动形式——社会生态运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指“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就是要承认“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就是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P384)这一规律是由于人类实践及其水平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谐和统一的一种表现。显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切文明形态得以产生的宏观的一般条件。如果违背这一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是不可持续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需要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尽管物质文明是在满足人类需要、实现人类目的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就不可能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物质文明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P373)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只是一种手段,而只有自然是满足人类需要、保证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从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身体的无机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种的再生产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产品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生物需要、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从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都是意识的对象,从而既是科学研究和认知的对象,也是艺术表现和欣赏的对象。自然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272)所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恰好反映的就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物质变换,说明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变换把人和自然结合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生存基础和生产条件的自然、作为人的需要满足和本质确证的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以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形式的社会就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成为一个具有生态学特征和要求的复杂系统。这样,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状况就成为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对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否则,人类既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况是影响一切文明存亡的基本变量。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1)地理基础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基础。“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3](P731)这里,地理基础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已经是人化自然。(2)自然生态系统是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社会)对自然的依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不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自然始终是文明发生的前提和文明存在的基础。“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586)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中介,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展,要求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断全面化。这样,生态文明事实上成为伴随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向。(3)自然条件是形成文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相同的经济基础就会形成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文明形态。“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4-895)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然条件特点的不同,必然使其自然需要也不同,这样,就使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就具有了多样性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同一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和同一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关系。这样,就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必须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更新和可承载的范围内。因此,生态文明是作为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基础性的文明结构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生态文明结构。生态文明不是存在于文明形态之外或之上的一种文明结构。事实上,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变迁、进化过程,就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从弱小到强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生态文明就是在这些特殊性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要求。(1)渔猎社会的生态意识。自然崇拜通过宗教的形式不仅反映和表达了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际的生态联系,从而有助于自然保护。“因此,这种通过宗教禁忌来起作用的自然保护,逐点来看,近似于现代在自然纪念碑或自然保护区上规定的自然保护。”[6](P92)当然,在这种意念中,也包括人类试图同化自然的企图。(2)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农业文明中就开始了生态文明的现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这是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7](P399)这样,就要求人类要在学习和模仿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农业生产。中国古代的有机农业模式(都江堰、桑基鱼塘等等)就奠定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的经济技术物质基础,而“天人合一”(就自然之天而言)、“民胞物与”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成果在自然观和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3)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不具有终结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对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状况这个“变数”来说,大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P76-77)因而,没有必要的大工业的支持和支撑,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工业文明中已经孕育着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可能和形式。现在,在工业文明内部中展开的一切修补和完善、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绿色思想和绿色行动,就是现实的生态文明。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环境运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等。显然,试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不仅犯了逻辑错误,而且迷失了现实方向。当然,只有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基础上,生态文明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理性的行动。这就是生态文明演进的真实进程。

总之,正像每一种文明时代都有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

三、走向新生态文明需要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

尽管智能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如果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违反生态化的原则,同样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走向人与自然的新的科学的人道的和谐,必须对社会形态进行总体的变革。

政治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政治保证。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文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在不触及政治社会形态的条件下来建立新的文明形态或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都是改良主义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技术的社会形态只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其运行是要受到整个社会形态尤其是政治的社会形态的制约和影响的。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剥削者的私人利益与作为公共利益保证的自然物质条件的矛盾和对立。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危机的具体表现。“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P104)这里,大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通过总体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埋葬。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彻底铲除资本家私人利益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全实现,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极明白而合理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信息化和生态化,这样,才可能在技术的社会形态上从工业文明走向智能文明,才能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开辟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具有破坏性的工业文明和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经济原因。因此,当用智能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候,还必须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只有智能文明和产品经济的结合,才能形成适宜新生态文明生长的土壤。当然,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同样是不可跨越的。即使在向未来的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5](P686-687)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根本上是与人的发展实际逻辑相一致的。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自然经济。在物的依赖性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就需要产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有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才能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在现阶段,只有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前提下,将信息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信息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机遇和条件。

文化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思想条件。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其实,德文的“文学”(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以将之看作是“文明”的意思。这样,在文化的社会形态的层面上,可以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地域文明)和“世界文学”(世界文明)两种形态。因此,只有与世界文明结合起来,智能文明才能成为新生态文明发展的起点。这就是要通过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和交流,来建构生态文明。但是,目前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事实上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过程和产物。这样,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引领全球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前提下,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目前,主要是要防范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陷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历史资源、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的主动的开放意识。这就是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避免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生态治理经验,在包容和开放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今天,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把它作为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考虑的重大原则。因此,文明多样性原则同样是建设新生态文明的科学的文化视野。总之,只有在社会形态的总体变革的过程中,智能社会和智能文明才可能在发挥自己的生态功能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式,否则,智能社会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事实上,生态文明就是随着文明形态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自觉地建构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3篇

有些学者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界之所以遭到人类的破坏,根源在于非人类生物没有被赋予像人那样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非人类生物应该像人一样成为道德关怀和考虑的对象,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而人类则应当尊重非人类生物,遵循自然界。应该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饱含了对非人类生物的深切同情,对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乃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是极其荒谬的,论证也是十分虚妄的,而且还存在着实践维度的严重偏失,导致其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忽视人的中心地位,单纯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学者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不可否认,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当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过多地看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质量。但是,说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有些言过其实,甚至是无稽之谈。当追究生态环境恶化的缘起时,我们发现,正是历史上那些追逐群体或个体的特殊利益、满足自身不合理需求的利益主体的不正当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进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而这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过错的利益主体,则基本上出自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才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它们今天国内生态环境的整体良好,完全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种族主义,转移污染,进而毒害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且“先破坏了自然的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把解决生态危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总之,基于后现代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于当前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类整体及其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才真正有可能建设生态文明。

二、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就是要实现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向强调“人—社会—自然”是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及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危害,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建立健全以保护和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规范。也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有助于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事实践活动的生态文明制度,才能保证人们的行为方式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已是公认的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共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包括“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内的若干重大决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些足以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当人们致力于从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两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一个原本缘起于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又具有了相对独立性的问题———生态非正义问题,成了横亘在通向生态文明大道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生态非正义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系列生态不平等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的非正义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非正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生态非正义现象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要人与人之间发生以生态资源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生态非正义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坚持的具有生态负效应的工业发展理念、强制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强制消费的消费方式,终究难逃自然界的报复———生态危机。为了应对生态危机,更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真正危机,即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不限制资本嗜血增值本性的前提下,将剥削、掠夺的对象指向了内部的贫困地区和外部的落后国家,借以转嫁危机,保持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维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发动资源战争、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种族主义,西方发达国家达成了他们的预期,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基本达成也貌似在一国或一地区保护了生态环境。但对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和外部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慢慢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俨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和垃圾推放地。遭遇最惨的是当属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奥康纳就指出:“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往往是那些乡村的穷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没有土地的人,生态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

生态非正义问题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也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大多只能依赖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过掠夺和破坏生态资源来获取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至于人类整体、子孙后代的利益则太遥远,甚至都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和考虑范围。因为“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拉丁美洲深处的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他们的畜群驱赶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变成荒漠……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而对于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又往往急于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急不择路地沿袭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结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但原本已经非常糟糕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蛋糕确实做大了,但由于忽视了社会公平分配,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除了急于摆脱贫困或盲目求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是引起发展中国家出现生态非正义问题的原因之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生态非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不仅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和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弱势群体,而且也造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生态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以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在我国,“此地经济得到发展了却把环境危机转移到了异地;此地排污异地受害;此地环境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异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却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扩张的侵蚀,工业企业相继在农村落户,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农村转移和排放等原因,导致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等。”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危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并非是生活品质的问题。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非正义问题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集中地体现在它们的缘起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非正义问题是一国或一地区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牺牲他国或他地区生态环境的结果。而当生态非正义问题产生以来,它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生产关系的无序或失控状态,生态非正义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坚持以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不仅标示着人际之间生态权责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也标示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也意味着当代人及后来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以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赖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要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生态非正义,实现生态正义。

三、实现生态正义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出路,生态文明标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协调。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基本上都是由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起的。换句话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关于利益这个价值性概念,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当中,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它在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可见,“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斗争,乃至战争的动因、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首先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物质的、经济的利益是引起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起因和最终根源,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重要社会现象,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始原因。”这就决定了,要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正义,即经济关系正义,生态正义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实现生态正义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在试图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为实现生态正义,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根本的保障,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第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在讨论如何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之前,有两点需要明确。其一,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看似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鼓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罢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从根本上变革它的所有制形式,就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强调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但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当然,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制经济存在,是由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毕竟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是直接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它还在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然会引起生态非正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既想保留私有制又奢求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是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话,就应该消灭本国的私有制,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督促他国也消灭私有制。而对于那些亟需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着两难抉择。一方面是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迫切地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不同层次的需求发生矛盾时,以满足最迫切的第一层次需求为准,特别是生存的需要。如果当代人都无法生存了,哪里还会有后来人和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为充分理由,完全不顾及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任何经济形式都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哪怕它已经取得了丰收的成果并让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资本的负效应,特别是生态负效应,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前文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导致生态非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决定,实现生态正义内在地要求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获得平等的尊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势在必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之所以会导致生态非正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有它们即意味着获得了无上的权力,相应地可以占有更多的生态资源、获得更多的生态利益、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承担更少的生态责任。也正因此,当今的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会挖空心思地维护、巩固、加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那些原本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则会想方设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获得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用刚性的制度强制约束权力,使权力真正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即便是做到了在社会成员间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结果也无外乎是换汤不换药。之前不占有而现在获得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开始招摇过市,而那些之前占有现在丧失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则慢慢销声匿迹。因此,要实现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效能,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是关键。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真正将权力关进牢笼,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兼顾不同人群的劳动付出,建立健全有助于产品公平分配同时又可以避免或缩小贫富差距的利益分配制度机制。作为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物质资料,产品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本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直接生产者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然而,自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劳动者并不能直接占有他们的创造物,因为产品是社会成员集体合作的产物,产品的分配也只能采取社会集体分配的形式。也就是说,劳动者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分配才能获取他们集体创造的产品。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何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劳动产品”的问题。实际上,当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时,按需分配的产品分配形式会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自己所需的任何方面、任何程度的物质产品。这一时期,如何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劳动产品,不成其为问题。但在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或不足、物质资料紧缺或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劳动产品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为了给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起点优势,每个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生产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多获得一部分产品。当每个人都这么做时,社会集体分配秩序会混乱不堪,社会稳定也会因此而岌岌可危。为了维持社会分配的有序秩序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为了奖勤罚懒、激发社会成员的工作热情,采取按劳分配的产品分配方式不失为一种阶段性的良策。但是,按劳分配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先天差异和后天差异,本就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劳动能力,如果再将资本、技术、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也纳入按劳分配中“劳”的范围,那么如何保证每一个社会人员都能分配到与其劳动付出相对等的劳动产品,同时又能避免或缩小贫富差距,就会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对策,兼顾不同人群的劳动付出,建立健全有助于产品公平分配的同时又可以避免或缩小贫富差距的利益分配制度机制都必不可少。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4篇

提高认识,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改革开放后珠江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沙漠化等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提高认识,讲究生态文明,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念。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做起。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改善珠江口生态环境,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是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前提,也是珠江口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推手。

1加强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

珠江口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是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一要加强海洋环境监测机构队伍能力建设,强化各地监测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统筹规划与部署,形成全面完整的珠江口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二要建立珠江口海洋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构建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实时系统,注重开展环境现状及趋势性评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三要实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近10年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表明,海洋环境质量主要受陆源入海污染物排放影响,在2008年的珠江椅湾底栖生物调查中甚至出现无生物区,加之珠江口沿岸河网密布,点污染源众多,因此有必要开展珠江口海洋环境容量研究,实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2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水生生态系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净化环境和缓解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水生生物是水生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重要的食物蛋白来源,增殖放流是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改善生物种群结构,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通过增殖放流可以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的群体,改善生物的种群结构,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尤其是濒危物种,可在短期内实现资源量的快速恢复。增殖放流不仅可以改善水质和水域生态环境,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人们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珠江口增殖放流,一是要注重放流品种的选择,应以当地的经济鱼虾类和濒危物种为主,如黄鳍鲷、鲻鱼、刀额新对虾、锯缘青蟹和黄唇鱼等,避免巴西龟和雀鳝等外来物种的误放;二是要注意放流鱼苗的规格,鱼苗规格要在体长3cm以上,保证放流鱼苗的成活率;三是要注重宣传,强化社会参与,可通过开展增殖放流知识展览、举办休渔放生节、建立放生主题公园和提供社会认捐等多种渠道和形式,为社会参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搭建渠道,使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3建立珠江口禁渔制度,促进渔业资源恢复

为保障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部《关于在南海海域实行伏季休渔制度的通知》,于每年6月1日零时起至7月31日24时止,禁止所有拖网、围网及掺缯在南海区规定水域作业。为加强伏季休渔力度,南海区伏季休渔10年后,农业部将南海区伏季休渔的时间延长半个月,调整为每年5月16日12时至8月1日12时,扩大作业类型,除单层刺网和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均在休渔之列。南海区伏季休渔制度,对遏制珠江口渔业资源衰退,保护物种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珠江口是我国南方水生生物资源的基因库,咸淡水渔业的生产基地,也是中华白海豚、黄唇鱼和鲥鱼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索饵场和繁殖地,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休渔制度。由于产卵期间单层刺网、钓具同样对渔业资源造成较大损害,且在伏季休渔期间,部分单层刺网、钓具渔船存在非法携带三重刺网作业的现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此珠江口海域可实行禁止一切作业类型作业的禁渔制度。由于珠江口鱼类产卵与繁育多数在每年的4—7月,禁渔时间可定为4月1日12时起至8月1日12时止,既照顾了珠江口鱼类的生长规律,又与南海区整体休渔时间和珠江流域禁渔时间很好地衔接起来,方便了统一管理。

统筹规划布局,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海洋开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全方位推进,海洋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东莞市为例,2010年全市海洋产业总产值估算为534亿元,占该市当年GDP的12.6%。然而,由于海洋国土观念淡薄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缺失等因素,海洋开发仍处在粗放型阶段。海洋生物资源、环境资源、岸线资源的本质表明了海洋资源一旦受到严重破坏,短期内将难于恢复,甚至是不可逆的,因此海洋产业要统筹规划,优化布局,实现资源粗暴利用型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

1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珠江口东、西岸空间布局,推进珠江口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特别要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如,广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重点开发小虎岛石化基地、南沙港深水码头、万顷沙生态旅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圳、珠海要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沿海及海岛旅游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明的新特区,东莞市要充分挖掘海洋历史文化资源,优化虎门港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山市要做大做强养殖业,在实现标准化养殖的基础上,注重优、特水产品种的推广,建立全国标杆。

2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据不完全统计,珠江口海域现有拖网、掺缯、刺网、笼捕和钓具等各类作业渔船500余艘,作业渔民约1100人(不含渔民家庭其他成员),处于超负荷状态。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和作业成本的增加,这些渔民大多生活在贫困边缘。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通过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减轻珠江口渔业资源承载量,促进渔业资源恢复;利用珠江口特有的海洋属性资源,发挥渔民专业和特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①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提高鱼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利润。②结合特色养殖发展渔家乐,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渗透。③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以渔业为载体,承载游客出海,领略海上风光,体验渔民生活,集合了旅游观光、海上捕捞体验、品尝海鲜风味、社交洽谈和娱乐于一体,渔业资源得到恢复,渔民收入得到增加,海洋文化得到传承,可谓一举多得。

3打好海洋文化牌,做强海洋文化产业

当代社会各种产业利润主要靠领先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实现,而文化产业正是自主创造和技术含量高的一个门类。海洋文化产业是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文化产业之一,其产品是与日俱增的消费热点,其资本盈利率也相对较高,可以说海洋文化产业是“绿色生态产业”。珠江口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曾经的鱼米之乡,疍家文化源远流长,做大做强海洋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可利用珠海横琴岛和虎门威远岛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建立海洋主题公园、博物馆、展览馆和科普教育基地,在中山、广州和东莞沙田等曾经的疍家人聚集区举办以疍家文化为主题的水文化艺术节,依托当地动漫产业园,加强以海为主题的动漫影视产品开发等,主打海洋文化牌,带动整个区域服务业发展。

4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5篇

一、认识生态文明的内涵

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日益破坏、社会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况,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理念。他们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处于战败一方。”[3]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引起经济崩溃、社会紧张和政治敌对。……它们在数量上快速地积累,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虽然它们不能总是直接地导致冲突的爆发,但是,它们能够加剧这个世界的不稳定。”[4]从以上可以看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由于人类忽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任意破坏自然界所引起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物质的满足,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而向自然界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和索取,对自然环境进行不负责任的任意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紊乱。因此,生态危机并不只是自然界本身所发生的单一的异常变化,不单单是单纯的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生态危机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是由于人与自然界发生相互冲突而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人类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努力祛除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过程中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以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类自身、经济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从狭义上说,生态文明,是指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并列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我国,所建设的生态文明,一般是指这种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都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即生态平衡意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公正合理的制度。当生态文明逐渐发展,备受重视,并成为人类的主导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模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时候,生态文明也就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当然,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要阻止经济发展,而是主张在维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使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所包含的内容有:一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保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关系,人类要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对自身活动加以限制。三是人类不仅要注意自身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近期影响,而且要注意给自然界造成的长期后果;不仅要关心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有利变化,而且要关注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对自然界不利的变化。四是人类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保障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具有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丰富生态文明思想

亨廷顿认为,文明“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5]它“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5]而“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5]从这一观点看,生态文明的实现,与其说是一个社会政治及其它制度的建构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固有观念的过程。因此,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在整个生态文明构建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6]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生态文化的社会传播过程,也是人类通过自我学习和自觉实践逐渐将生态观念融入到历史、习俗、体制、道德等人类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生态思维模式的过程。实现生态文明,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寻找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经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注意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以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形式来表示对大自然的尊重。西周时期,就有了从制度上保护生态的措施。《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就是强调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

儒家思想倡导的“天人合一”、“仁爱及物”思想,核心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庸》中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地”就是指自然,“与天地参”,是说人在地位上与“天地”并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自然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人类更加趋向于回归自然,过一种质朴、田园般的生活。随着科学艺术的发展,人们不断追求纯科学的精神,强烈地希望探求世界的本原。他们开始从自然界本身的运行、发展中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对自然的认识更趋科学。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社会走上了一条“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界”的道路,人类成为“万物的尺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这在康德先验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培根的关于人类可以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思想中得到深刻体现。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生活环境,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环境保护运动越来越多,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政党得到建立并越来越有发言权,各种生态保护的会议不断召开,相关的规章制度不断得到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著述。马克思早在论述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来支配和改造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7]因此,人类要爱护自然,要与自然保持协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而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三、根据生态社会化规律培养生态文明意识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在表层操作方面包括公民对于生态文明知识的知晓和认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与评价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预期与参与程度;在深层的理性认知方面,应该包括公民对自身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社会角色、承担的社会责任、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对社会基本规范所持有的认知与观念。”[6]因此,要在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的这些优秀的生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人的思想行为发展规律,通过生态社会化的过程,传播生态文化,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

第一,通过教育学习,实现对生态文化由理性认知向思想观念的转化。事实证明,知识是人类认知的前提,没有生态科学的知识背景,人们就很难对生态环境的状况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把握生态科学知识,人们就不会对生态危机的严重危害有深入理解,更谈不上生态危机意识的培养。因此,普及生态科学知识是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前提,也是生态文明教育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科普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科学知识竞赛等方式,传播生态环境科学知识,使人们了解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状况,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方法等,使人们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自觉地学习和接受生态知识,自觉地提高思想认识,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

第二,优化欲望、情感、信念、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发挥主体在生态文明意识养成中的积极作用。个体的学习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但也摆脱不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个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使得非理性因素的个体差异性和层次性愈发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人格特征和社会价值选择。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公共选择,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接受和内化。当个体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态价值选择保持一致时,能够促进生态意识的社会认同;当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态价值产生冲突时,生态意识的社会认同速度就会减缓,此时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文明教育去调整这种关系。生态文明教育通过教育社会个体优化非理性因素,激发和活跃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促使生态保护意识为个体所接受和认同。一是要加强对欲望因素的疏导和调节。欲望是个体需要的一种渴望,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原始动力和价值追求,是行为的直接动机,也影响到个体价值选择的趋向。合理的欲望作为正当的行为刺激,能激发人们进行一定社会行为的热情。因此,要通过对欲望因素的科学疏导和有效调节来满足个人的合理要求,通过生态价值选择的引导获得社会的认可,实现人类行为的生态价值趋向。二是要加强对情感因素的引导和激发。

个体接受教育,首先是一个情感认同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要学习和接受知识,首先要在情感和理念上认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是自己所需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产生学习的动力。对生态文化的情感认同,有利于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可和接受,有利于将生态观念融于内心,形成指导行为的价值观念。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培养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情感认同,培育人们热爱生命、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心情感,是增强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效方式。三是创造良好社会氛围,促进人们形成正确的意志和信念。社会氛围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具有熏淘感染的作用,能够使人们对生态价值和生态行为作出一定判断,使自身自觉地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而社会环境的改变却有可能造成生态选择的背离。意志和信念因素可以促使个体保持积极的行为动机,改变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保障生态文明意识的传播和学习。加强生态文明教育,要通过对意志和信念的调节,实现个体在生态价值目标接受过程中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鼓励和自我监督,促进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6篇

(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因为,资源总量有限、环境容量有限,所以,我们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应该充分借助市场作用,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

(二)要加快环保法律法规建设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及时展的需要,现阶段应在完善现有环境法律体系,加快环境法制建设上面下功夫。

(三)要完善政府的激励和监管制度

在国际上,各国政府对企业及经济组织的监管和激励机制,主要有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各级政府需要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纳入到党委、政府及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通过建立和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生态行政能力,打造生态型政府。

二、大庆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法规的缺失

长期以来,大庆油田由于受“地上服从地下”政策的影响,重地下、轻地上,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来看,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大多是以部门立法为主,像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主要由本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导致大庆市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缺乏上位法应有的规范和指导。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大庆是以资源开发为主还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这与基本立法相关制度的缺失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生态管理上大庆还主要是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重视的是经济效益,对环保工作不重视,随着政府对企业管理的弱化,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企业的生态环境政策措施可能会起不到预期的效果。环保工作涉及的部门很多,环保、土地、林业等部门在管理职能及业务管理上有重复交叉,在工作中审批、收费、发证、解释、处罚等权限对本部门有利益,成为各单位争夺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影响部门利益的工作没有部门愿意负责,这样出现问题就很难找到解决的途径,使大庆市环境保护工作难以有效的开展。环保队伍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环保监管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不适应。

(三)机制不健全

环保工作中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以及政策保障机制。对于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企业及个人都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政府也不能例外。但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来看,都缺乏对管理者不履行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其结果造成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在违反生态保护的规定时,不承担什么法律后果,这样很难去约束企业和个人。

三、大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

(一)抓紧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

《中共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全国性的法规对地方的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性、针对性不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大庆市亟待制定有关适应油田方面的地方法规。同时,要注意地方生态环境的立法要突出地方特点,弥补国家在环境立法方面地方特点不突出的问题。并且,要克服生态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以地方法规或条例的形式制定详细的绿色GDP标准,尽快落实绿色GDP标准。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纳入法治轨道,使我们在环保生态制度建设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是当前的迫切需要。要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大庆特点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实现大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从改变生态环境到实现生态文明,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制度上加强创新,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为了使大庆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有效地开展,必须合各方之力。制定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由一个专门的部门对大庆区域内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的确权登记,在源头上明确产权关系,建立产权制度并对用途进行管理,以禁止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建立资源环境监管机构统一且独立开展行政执法。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严守资源环境保护红线,建立制约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制度。研究制定符合国家标准的地方环境控制质量标准作为生态治理的依据。对功能不同的产业项目,要实行不同的市场准入标准,对达不到环保标准的企业严格控制,对企业的违法和不达标排放行为零容忍。要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三)完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完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保障。建立严格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违法者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对于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行为,由其负责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领导更应该加强约束,如果任职期内,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中出现重大失误,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要记入档案,在任用提拔时作为重要参考。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灾难般的破坏。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国先后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在此前提下,十七大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表明了我国改变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决心。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从环境伦理学视角出发,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至少涵指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在以往的农业和工业文明阶段,自然生态不在伦理之中。生态文明使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人要对自然环境讲道德。

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在旧文明阶段,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尊重而是征服、掠夺、破坏和践踏自然,将自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在今天的新文明阶段,无论是文明的生态化还是生态的文明化,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对生态规律应有的尊重,对环境应有的珍惜,均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生态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文明,倡导人们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的支配者、主宰者,而是与其它生物同属于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管家”,其目的是使人更好地与自然协同进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意味着自然价值不仅要面向单一的个体,而且要面向多元的个体;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世代人的利益。

四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应以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数量的越多越好、规模的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二)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必然带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就其伦理特征而言,生态文明将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新的伦理特点,笔者认为至少将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的伦理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人际伦理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由单一的人际伦理走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伦理关系。当人们面向自然时,主体不仅要思考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人际道德,而且要考虑是否与生态道德相一致;不仅要追求生态的文明化,而且要力求文明的生态化。人们的行为只要缺少任何一种关系的制约,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鼓励和推进人类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伦理特征。第二,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化。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将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人们普遍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意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成员,必须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中那种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理念,将得到真正实现。

第三,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将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生态文明行为由自发转向自觉。在思维方式上,生态有机整体意识和环境道德理念成为指导人们生态行为的生态理性。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自觉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建立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追求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生态文明时代,伦理的绿化将成为社会的道德流行色。正如学界所说,21世纪将是生态化的世纪,21世纪的伦理、21世纪的文明同样烙上生态化的印记。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

生态文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此举对于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有着转折意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地平线上,借鉴全人类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称为“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久的哲学命题,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精神资源。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生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顺从、友善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儒家在主要关注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生活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肯定人道本于天道,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其他生物的生命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用有节,物尽其用,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材料,崇尚勤俭节约,不浪费。

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由此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即反对以人力加之于自然,追求返璞归真。这也是对道家“无为”的真实反映。虽然道家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看来过于消极,但是却为今天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佛教对生态文明的最大影响是“尊重生命”。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无生命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因此,无论无生命物还是有生命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主张善待万物与尊重生命。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即人们要对所有生命慈悲,这就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

上述生态智慧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以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源于工业文明时代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问题而产生,如“公害”等表现出的人口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总体来说,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促成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因此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这一理论将“人类”一词个体化、集团化,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少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以致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生态哲学的强烈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物中心论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也就是它把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界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它依然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很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生态中心论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对生物中心主义予以了超逾。它将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二者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唯一有主观意识的生物存在,只有从道德上关心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才能做好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尽管评论不一,尽管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但是,它所提出的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对旧文明的批判,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劳动是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2]。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料,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断的矛盾与协调中。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最初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以免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双和解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调整。先后经历了从制定“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融合了中外古今的生态智慧,并从中国现有国情出发,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破解危机、拯救文明的重任。当然,生态文明的提出仅仅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如何找到一条可行的建设路径,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一)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正是民众长期在“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下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确切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造成的。因此,转变人们以往无知无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唤醒民众尊重自然等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方式主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如,在全社会发起生态文明的理论讨论,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画册,给民众以视觉和知识上的冲击,认识到以往对待自然的无理与粗暴,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自觉转型;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研究,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避免宣教工作的盲目性与延迟性。如果中国13亿民众具有了生态意识,认识到自然的价值与权利,明白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就有了可能,同时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

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理论,一般以概念、范畴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一定的伦理体系。它们以理论方式反映着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一定的道德关系,反映着社会对人们的一定的道德要求,以及以一定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需要新的伦理体系的支撑。环境伦理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伦理观念的一场革命,其本质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伦理体系的构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就是必须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体系,即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体系、生态道德内容体系和生态道德实施体系,以及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在合理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支持下,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调整生态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是指人要以道德来制约人的生态行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不致破坏生态环境而危害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制定人类的道德规范,寻求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社会约束与评价机制。

环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相对于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有效的调节作用。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环境伦理精神和环境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需要人们具备生态道德自觉,需要人们以生态道德责任感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需要以生态道德规范来评价和约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生态文明的道德评价标准,总体上说,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善的,凡是有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恶的。当然,自觉遵守环境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底线伦理标准,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积极践行生态伦理的行为可以容许有多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就是“生态慎独”,即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有无监督,总是以生态道德规范自己,自觉兼顾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繁荣,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2]吴慧娟.浅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J].社科纵横,2006(12):27-28.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8篇

1.1政府未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政绩考核依据2011年出台实施的《海西州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励办法》中7个单项奖里没有直接涉及生态文明的奖项。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因素仍占据着主导,以增长率论英雄的传统还在继续,对企业环保准入却没有特别关注和严格把关,一些污染企业继续在城市“合法”存在。

1.2资源无序开发,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矿山开采留下严重的生态隐患矿山开采,出现了难以修复的成片裸山、巨坑、渣山、渣滩。近年来,进驻柴达木的矿山企业为攫取经济利益,在生态敏感区域内违规开发现象屡见不鲜。———据海西州环保局资料,2014年初,分布在柏树山脉的15家石灰石开采企业因其剥离式开采方式,致使柏树山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累计破坏山体面积达4.44hm2,随意堆放的废渣量约为1181.7万m3,治理难度较大。虽然大部分企业已转移旺尕秀矿带,但其开采方式依旧,破坏依旧。———2014年7、8月间,多家媒体披露了青海木里煤田个别企业擅自变更开采方式并越界开采的问题,庆华集团破坏高原湿地等行为。政府要求的矿区采坑回填、渣山治理、植被恢复等工作难以落实,据报载,木里煤矿最大的“巨坑”面积达40多hm2。

1.3生态恶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1.3.1柴达木盆地荒漠化程度加剧据海西州林业局最新资料,全州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6处,有9个保护区尚处于待批阶段,现有保护总面积63.5万hm2,占全州面积的1.1%。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全州局部小灾年年发生,极端天气逐年增多。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从根本上未得到改观。

1.3.2高原草甸鼠虫草害、荒漠化、水土流失依然严重以天峻县为例,因草场严重过牧等因素,全县以黑土滩为主的退化草场面积达33.3万hm2,超过全县草地总面积的20%;全县土地沙化面积达3.4万hm2,潜在沙化面积有近4.7万hm2;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干旱、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于靠天养畜的草地畜牧业构成严重威胁。

1.4草原盲目灭鼠、农业过度依赖化肥、农药,为生态持续改善埋下隐患

1.4.1草原盲目灭鼠导致后患无穷2014年6月,《南方周末》报载《欧美前车之鉴,中国仍在重蹈覆辙,三江源灭鼠,半世纪的错误?》报道中写道:“这场由地方政府发动的‘赶尽杀绝’的人鼠大战已持续约半个世纪,耗资巨大,但鼠患却难绝。而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种被视为‘草原害兽’的高原鼠兔,其实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关键种群,不应人为地灭杀。”学术界一致认为:鼠兔只是草场退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它对于维系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海西州毒饵灭鼠仍然是“保护”草原的重要手段之一,几十年来鼠患不绝,甚至有局部反弹迹象。

1.4.2水土“过肥”,农作物过度依赖农药,环境与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风险后果有资料显示,“我国在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却施用了占世界30%的化肥。”据研究,大量使用化肥会引起土壤氮磷的大量积累,从而会引起土壤化学性质恶化、环境功能退化,引发作物养分吸收利用障碍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据了解,全州2万hm2枸杞地里有近千名专门从事施化肥、打农药的务工人员,平均每公顷地的化肥和农药成本高达6000多元。这是全州各地水土“过肥”的一个缩影。长此以往,直接后果将是作物免疫力快速下降,发病率大幅提高,为暴发毁灭性、大面积的作物病虫害埋下隐患。进而酿成环境与食品安全无可挽回的高危风险。

1.5城乡环保与生态基础公共设施规划滞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如:排污管网、污水处理厂、休闲公园、河滨绿廊、标准化道路、公厕、垃圾房建设等等基础设施不健全,生态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发展滞后,亟待完善配套,生态和环保基础公共设施规划滞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1.6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产业比重居高不下,减排压力大据海西州政府门户网站资料,“十二五”期间,由于我州结构性污染突出,工业污染源治理距全面达标还有差距,全州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将进一步加大。循环链接、综合利用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基础性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一批基础性工业项目将相继开工建设和陆续建成投产,高耗能工业企业所占比重势必不断增加。能源消耗、“三废”排放必将明显上升,而节能降耗空间十分狭窄,能源消耗总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将进一步增长;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迅速,对全州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

1.7政府部门和公众生态意识滞后根据调查问卷,绝大多数公众简单地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水平、气候环境画等号。殊不知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程度,包含人本身对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水平、生态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等等内容。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没有从思想上对生态建设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

2对海西州创建生态文明先行区的几点建议

2.1制定科学的奖惩考核机制,政府正确引导经济发展方式工作考核内容直接影响着各级干部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因此,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势在必行。此外,政府要通过统筹生态建设、政策建设、健全法律制度、提高生态保障和发展生态科学等职能行为,强化对企业和公众行为的约束和引导。

2.2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提高公众参与度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任务,而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应当有保护生态的态度,并自觉身体力行。要加强生态立州重要意义的宣传。确立高度的全民生态忧患意识,坚持将公众参与视作生态文明建设最可依靠的力量。

2.3加强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覆盖全境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覆盖所有官员的生态责任追究、生态绩效考核制度体系、覆盖全空间和全流程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等等。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因此,要尽快在制度建设方推出有利于环境的一系列政策;以法律形式确保可持续的经济生产模式。

2.4优化产业结构

2.4.1提高传统优势产业,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在油气勘探开发和加工,盐湖化工等优势产业领域注入新的发展模式,做大高原特色生物产业链。大力推动太阳能产业、设施—流的煤基多联产项目、世界先进的盐湖提锂生产工艺以及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2.4.2着力构建循环性产业以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为契机,着力构建高原特色生物、有色金属(镍)等六大循环型产业链,并辐射带动循环性农牧业、服务业产业体系,提高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2.5矿产资源有序开发、依法治理

2.5.1立即叫停违规企业不顾牺牲自然环境的无序开发加快划定祁连山区域生态红线。木里煤矿、庆华集团在青海湖水源地进行违规开采活动,是进驻柴达木盆地矿山企业无视生态后果无节制开发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要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制止。树立起保护好生态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的思想意识。按照新环保法的要求,对祁连山区域加快划定生态红线,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5.2加大开采区的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在生态修复上做到还清旧账,不欠新账引导开发企业树立高度的生态良知与生态正义感,并以负责的态度处理好矿床的生态修复,煤炭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实行井工开采,杜绝出现新的裸山、渣山和巨坑。对于个别违规企业,按照青海省政府《木里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责令其如期完成整改,并加大环保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做到开发和保护并重。

2.6强化措施,缓解生态系统超负荷压力要结合地方实际,通过全面推进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生物净化、工业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源治理等方式和手段综合施治,逐步缓解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超负荷压力。

2.7纠正农牧业发展中的错误做法

2.7.1按照“绿色环保”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思路,大力推进农业有机化种植大力提倡柴达木绿色无公害农牧业发展,坚决纠正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片面追求产量的错误做法。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的教训有史可鉴。枸杞、肉苁蓉等产业在为地方经济注入强大活力的同时,还带动了区域气候的改善,凸显了耕地的生态价值。为此,各级党政部门要尽早确立“绿色环保”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思路,实现农业绿色有机种植,引导农民普及化肥和农药的相关知识,使他们能够合理、适量使用化肥、农药。创立柴达木有机农作物品牌。

2.7.2以更加科学和为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纠正牧业发展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要敢为人先,果断作为,立即全面叫停毒饵灭鼠破坏生物链、效果不明显,在农业科技领域尚存在异议的做法。积极探索有效的草原鼠害治理方案,借鉴世界各地治理鼠害的成功做法,树立敬畏自然的工作态度,采取恢复生态链的方式控制草原鼠害。以防招致更加严重的生态灾难。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9篇

(一)生态文明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传统工业文明的特点主要是掠夺和征服自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人类对人地关系的反馈感知,并积极寻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环境质量,为共同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奠定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升低碳经济资本效率

发展生态文明不仅反映人们关注环境建设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主张多样化资源的发展性存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对于一种资源,低碳经济资本投资也应该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节约意识,最终促进低碳经济的资本利用效率增长。

(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发展生态文明综合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将转型为关注绿色因子。一直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导致积极有效的竞争力减弱和环境保护趋于不利。结合中央政府的自主创新战略,目前我们需要大力开展低碳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只有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增大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潜力。

(四)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企业,金融机构也应遵循市场规律,它的职责同样应当是建设生态文明。除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外,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它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实现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增加在低碳经济上的投资,显然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建议

发展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协调工作,如共同制定开发计划,宣传教育的政策措施和系统安全方案等。此外,积极协调软件和硬件的建设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快速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编制《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生态水平对中国的文明建设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划和更详细的实施方案的实施是加强巩固生态文明的根本。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二)充分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加强生态文明观宣传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媒体需要把普及生态知识、推广生态文化为己任,成为传播生态文明观的主流平台。首先,媒体需要与环保部门合作,他们可以成立通信联合会议。第二,媒体应当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主要思路和实施步骤,以及达到生态文明基本要求的多种途径。第三,媒体需要扮演生态文明建设信息交换媒介的角色。媒体应该传达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和部署,并同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广大人民的建议。

(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学术组织探讨和研发的能力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应该开展生态文明研究。我们建议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并和相关的学术机构积极组织生态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当实施生态文明获得一定成就后,要逐步推广生态文明的成果,鼓励相关机构———学校,企业和社区能够采纳这些成果,这样他们可以起到引导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培养大众生态意识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企业合作平台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企业合作,还要由政府部门引导。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政府部门则具备这个独特的优势,因此政府部门必然需肩负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结构,企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分子,尽管要追求利润,但在社会责任的驱动下,企业要与政府部门联合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我们提出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使其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杠杆的作用。

(五)建立生态文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绿色技术着重介绍环境因素,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实现企业价值。没有绿色技术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下的生态文明,如绿色科技人才系统,投资体系,研发体系,市场体系和资本制度等等。

(六)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资本的支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然而,虽然绿色金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要达到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应的金融服务力度仍旧严重不足。为了提高生态文明的资金支持,要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系统,包括绿色信贷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系统,分散、发行证券和绿色技术支持的制导系统;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则主要针对绿色节能产业等。

(七)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我们建议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绩效评估系统,根据政府部门的特点,评价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贡献。评估体系包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经济,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果等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立实施惩罚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行为的制度,并要奖励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部门。总之,建立生态文明指标性能评价系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八)加强生态文明的立法

加强立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力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可授予其法律效力,并把所有的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防止肆意的行为。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民主,在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程序的基础上,扩大公民参与立法的幅度,使立法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参与过程,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法律法规的质量。

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优势形势喜人湖南山清水秀、水资源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57.34%,14个市州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是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长株潭、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各个市州“两型社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国家批准湘南地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地区31个县(市)列入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已经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成为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湘东6个县(市)列入国家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规划,初步探索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融资规划“四规合一”。近年来,湖南围绕“天蓝、地绿、水净”,以治土、治水、治气为重点,建立全省环境质量平台和重度污染应急机制,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大力实施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氮氧化物减排、重点湖库水环境保护、农村环境集中整治等十大环保工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和湘江水污染整治取得实质性进展,湘江风光带长株潭段建设顺利完成。加快清洁低碳推广技术的项目建设,组织实施了300个重点项目,建立绿色信贷机制,科技创新和清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长沙获得“全球绿色城市”,株洲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二)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湖南经济产业链条长,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大,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比较成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近年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合理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2013年湖南呈现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质量稳中向好,民生保障持续改善。[1]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统计表明,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千亿产业,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15%,占GDP的比重约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从2008年起,湖南省经济总量连续六年、工业增加值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十强。[2]随着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湖南各地推行效能革命,先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和设备,着力打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版。全省新增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湿地公园、6处省级森林公园,全省森林旅游产业增长31%。

(三)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专业人才洼地逐渐形成湖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大,人才资源储备量较大,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批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军人才日益增多,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逐渐增多,人才结构逐渐合理优化,增强了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持续发展的竞争力。目前,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生态学、生命科学二级学院,设立了林学、生态学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对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梯次队伍,集中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员,全省80%的高层次人才。这无疑为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大湖南颁布实施《湘江保护条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出台了16个两型标准、23个节能减排标准和43项两型地方标准,探索形成了两型标准体系。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改革,《2013年湖南省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推广绿色建筑机制改革,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湖南《关于开展城市绿荫行动的通知》,规划2年内7成县市道路建成林荫路。完成了《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订工作,强化水资源保护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绿色湖南”建设全面铺开,26个省直涉绿部门相继推出十大绿色行动、十大环保行动、十大低碳技术等。探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目前长沙县和长沙市望城区建立了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行绿色采购改革,《湖南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引导和推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上述政策措施为湖南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全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可以说,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仍然是制约湖南两型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衔接不够湖南城乡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支柱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单位GDP能耗较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低,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难以支撑环境资源承载力。2013年,全省人均GDP为3676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在全国处于第19位,排在中部地区第2位。[3]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长期以来,湖南形成了以重化工型、资源加工型、投资主导型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全省大中型企业中60%分布在重化工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化工业增加值超过60%,产业结构处于U型微笑曲线的底端。[4]目前,湖南对林业产业资源管理缺乏长期的林业生态战略规划,即只有对林业3-5年经济效益进行了估算,而缺少对林业长时段综合生态效益进行充分评估。林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尽合理,林业的综合效益有待提高,林业生产低效利用明显。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压力加大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将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治理环境和减排任务十分艰巨。[5]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任务十分繁重,湖南省还有2000多万亩的石漠化地和200多万亩重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900多万亩坡耕地需要退耕还林。由于城市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不少城市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忽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一些新建的城市公共建筑、商业场所、住宅小区缺乏适量的公共绿地和必要的地下停车场,行人过道被车辆挤占,城市居民缺乏绿色安全。一些老城区商业中心地段高楼林立,交通拥挤,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过分追求硬质景观建设,却忽视对乡土植物的种植和推广,导致城市建设缺乏地域景观特色。不少老城区原有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物风貌特色遭到严重破坏。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湖南能源资源储存量约束日趋紧张湖南自身能源资源禀赋不足,能源消耗总体较高、能源供需缺口较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人多地少、水资源紧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等,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者超过极限。湖南在资源约束方面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生态能源紧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0.32公顷,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淡水资源虽然相对丰富,但也存在水量减少、水质变差、水灾增多等问题,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凸显。有的风景区生态旅游服务功能布局不合理,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未能跟上,干扰和破坏了风景区地域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环境约束方面,湖南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有限。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以上,超过26%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60%的人口、70%的经济总量,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比如,株洲化工厂重金属污染程度深,面源污染广,污染治理的任务艰巨。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制度保障不足对于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法律措施,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立法滞后,脱离实际情况,造成司法不力,有的立法缺位,成为不法犯罪分子寻求法律保护的“港湾”。环境保护、林业执法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行为存有渎职行为,个别执法人员甚至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选择性执法有时成为有关职能部门的常态。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够畅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对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城市规划部门因利益驱动,随意变更、修改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的人为扩大公共建筑物和商业住宅楼的容积率,有的将本应种植园林植物的公共园林面积变成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用地。有的园林管理单位随意砍伐城市道路风景林、公园植物等,引发了城市“热岛效应”和硬质景观。司法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惩治力度亟需加大。林业生态补贴及生态建设基金制度保障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衔接配套措施亟待加强生态文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畅通、科学化程度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现行的环保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能力不强,环保监督效果不明显。部分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的体制机制仍需理顺,特别是在项目申报、政策支持、资金扶助、经济指标统计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具体困难。有的地方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本质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功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等缺乏系统思考和科学论证。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的项目设计存在主观臆断,随意决策等问题,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策略缺乏充分论证。有的地方对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缺乏前瞻性研究和实证调研,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力,破坏了整个地域景观的文化特征。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对生态文明的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

三、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参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弘扬生态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的绿色湖南。

(一)以弘扬生态文化为主题,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弘扬生态文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当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广泛宣传和讲解生态知识、生态理念,深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弘扬生态伦理道德,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在党政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打造以政府为主,社区、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网络格局,把生态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增强全民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政府和企业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

(二)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重点,提升“绿色湖南”绿化美化水平要严格划定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管好国有林和生态公益林,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候鸟保护,巩固和扩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成果,重点建设好3处国际重要湿地、10处部级湿地自然保护区、32处国家湿地公园和18处省级重要湿地。[6]重点加强以湘江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与治理,实现对涉重企业、行业和重点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把林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尽快构建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采伐管理新机制,保护好林地和林业。统筹考虑湿地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积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推广绿色建筑、建设低碳社区,多建湿地、公园,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城市示范带。深入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护好林草植被和河湖、湿地,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着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整治,严格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资源规划编制等管理措施,实施更加严格的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排放标准。推进湘江风光带建设,把湘江风光带建设成为具有明显的生态良性循环特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走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建设秀美村庄。

(三)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线,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要大力推进过剩产能化解,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强化节能、土地、环保、安全等指标约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上项目。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攻方向,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壮大绿色产业,改造提升食品加工、现代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与清洁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快形成节约环保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株潭周边城市要围绕产业布局特点,加快实施工业对接和配套,湘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珠三角相关产业转移力度,打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产业新洼地。大力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强化绿色发展,将环境容量作为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将环境标准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将环境管理作为推动湖南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湖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民族风情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康疗养生和农业休闲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物流、会展等绿色服务业。大湘西地区在保护本地生态资源环境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林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品、绿色食品等产业,促进旅游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山区农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深度融合。推行节约、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

(四)以健全制度体系为根本,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两型改革试验相关规划,推进各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编制完善,完善城乡环境同治、交通互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等专项规划。加快洞庭湖保护立法步伐,落实《洞庭湖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规划》,在全省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管理,着力抓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森林碳汇功能。制定完善两型社会在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生态建设、简政放权等重点领域的配套政策,加大对两型产品、技术、产业、标准等发展和推广的引导支持力度。二是建立健全经济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体现生态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和湿地面积。加快水利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推动财政政策的生态化调整,改革环保收费与环境价格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改变过去唯GDP论的主要考核指标,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将机关事业单位节能考核纳入机关事务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全过程节约管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五)以完善配套衔接为保障,打造生态环境建设整体合力明晰环境保护、林业执法、园林管理等部门的权力边界,实行权责一致。整合环保局、林业局、园林局等相关部门之间的执法资源。必要时,组建各个县市区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强化对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和领导。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逐年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环境民事责任,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加强对生态补偿、环境保护责任追究、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的监督检查。构建政府主导、民间融资的多元投入机制,依据污染者或破坏者支付、保护者或受害者受补偿等原则,积极探索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环境损害司法救济途径,尽快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负有环境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责中损害或危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违法行为,依法督促其纠正,同时在无人或当事人无法的情况下,有权代表国家将该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提交人民法院予以审判。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主动及时公开环境信息,畅通公众参与环保渠道,对涉及群众利益的环保规划、政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职能作用。大力倡导节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开展整治环境违法企业专项行动,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司法强制、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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