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1篇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论文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绿色开发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全球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进行绿色开发,变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谢志强.企业污染控制与绿色经营实务全书(第4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2]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思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4]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2篇

现目前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逐渐严重，农村生活中的污染正在加剧，面源的污染已经大幅度的加重，工业、矿区污染提高，人们的饮用水也存在了安全隐患，农村环境保护呈现出“小污易成大污、小污已成大害”的特点。而造成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不健全

首先，需要提的就是目前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对于农村也建立出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有关规定。但是农村的污染和城市的污染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因为农村人口的分散性，造成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污染的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其次是农村生态污染面源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最后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污染不易监测性。这与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污染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农村环境保护污染就形成了难监控、难防治的一种局面。在现行的法律当中虽然有《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保护法》，但是针对农村的环境保护管理的考虑还不够充分。

（二）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保护财政投入较少，造成污染治理不力

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保护财政投入不够，具体的体现在城乡的分治战略之上，导致农村与城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直以来，我国对于污染防治都侧重于考虑城市以及工业化的城市，但是对于农村的经费就缺乏了必要的管理。但是，现在的城市污染已经伸向农村，但是农村相应环境保护经费保护的财政资金渠道却得不到保护，申请专项治理的排污费难度也较大。

（三）农村人口较多，就造成了生态与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

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但对农村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在地区偏僻、教育较差的贫困地区，其人口、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发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四）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深入的进行宣传，使得农民缺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总体上来说，中国对于环保的宣传设计的侧重点都是在于城市，在农村开展力度不够深入。农民文化水平较低，造成农民对农村污染危害的严重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大多数的农民认为只有那种像工厂、工业区排出来的污染废水才会形成污染，而对于农家使用的化肥、粪便以及农药都不属于污染的一种。另外，农民往往看重的都是经济利益，忽略了环境保护问题，普遍的农民认为只有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力提高了，就能够将所有的问题一一的解决好。大多数农民的环境保护保护意识淡薄，这也是农村环境保护受到破坏的原因之一。

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解决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保障体系

想要较好的处理目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需要的是一套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来说，需要对畜禽、化肥、农药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规定。此外，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惩治力度不足、立法的内容相对滞后等等问题。所以，对于法律体系，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其一，将农村污染主体的责任范围明确。不仅仅是对于当地政府和乡镇有关企业，更多的还是需要将农民纳入到范畴之内，从而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其二，增强农村农民的环保意思；其三，深入了解农村有关环保问题，针对问题修改现有的环保立法，加大惩治制度，其中主要的是乡镇企业。

（二）改变农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

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农业能够顺利、正确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找寻源头，从源头上来阻止农业生态污染的继续蔓延。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原理，并且是以农业可持续性的发展作为其核心基础，从而促进生态与经济能够得以平衡发展，再将农业的安全生产与人们的身心健康摆放在第一位，才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集成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如何改变农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呢？其一，应考虑具体农业每一个区域的特点，实施生态防治技术、平衡施肥，从源头开始抓好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其二，结合农业生产的节水灌溉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灌水利用以及化肥使用率。

（三）政府需要加大投入

政府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保护的财政投入，给予物质保障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入手，其中一方面，政府必须做出不能将排污费当做环保部门管理经费的严格规定；还有就是各级政府应确保环保部门的行政开支有稳定的来源。

（四）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加大对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

要减轻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必须在农村大力推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减少总需求量的增长。同时，还应当在加大对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在农村多开展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知识普及活动，多让农民了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恶劣的现状，从而提高农民的危机感、责任心等。逐渐让农民自觉的形成环境保护保护意识，促使农村人口、环境保护与经济三方面能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3篇

为了解暑场乡村生态旅游开展的情况及社区居民的服务和管理能力等信息，云南云龙天池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云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RDS）合作，针对暑场村开展乡村生态旅游的社区组织、管理能力，旅游发展前景，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等进行了调查。笔者采用文献阅读法收集二手资料，采用半结构访谈、座谈与访谈的方法对暑场村村民及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游客进行调查，采用实地勘察法对暑场乡村生态旅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

2结果分析

2．1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理念

为确保暑场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旅游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开展乡村生态旅游时，将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作为重要的提升旅游品质的手段，不仅有利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发展，缓解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压力，而且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体现在对游客和村民的环境教育方面。游客可以直接参与到署场村民的农耕生活中，深度体验农作物种植与采摘，了解暑场居民与大自然的相处状态。

2．2暑场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现状

根据云南大学农村发展中心监测团队的实地调查发现，暑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现状令人担忧。（1）暑场乡村生态旅游才刚起步，许多基础设施跟不上旅游发展的步伐。目前，暑场乡村生态旅游管理委员会组织增添了一些生态座椅，生态卫生间和生态垃圾篓等。但是，环境设计不太理想。生态卫生间离水源地较近，且无排污系统，可能会影响整个村庄的饮水安全问题。（2）游客管理松散。暑场对游客的管理较松散，CRDS监测团队在实地探勘发现仍有许多游客随地乱扔垃圾，不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任意停车等。（3）暑场村民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意识差，能力弱，需要外界力量的支持。暑场在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只是由于暑场村民文化水平不高，在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存在意识差和能力弱的特点，所以暑场需要外界力量的支持。通过外界力量的支持，可以对暑场村民进行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能力培训，或是对暑场提供决策与资金支持。

2．3暑场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方式

2．3．1严格控制环境容量

任何一个旅游点都有其相对应的环境容量，并不是游客越多越好。为了避免蜂拥而至式的开发模式，暑场应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减轻生态环境荷载，走“中高端”乡村生态旅游路线。与一般的大众旅游相比，暑场的中高端乡村生态旅游首先保证给游客提供的是高品质的观光体验和旅游服务；其次，要求游客严格遵守相应的游客守则，做到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无破坏；然后，严格控制每天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在草场生长恢复期和森林防火期等特殊时期。

2．3．2对游客加强管理，特殊时期加强戒备

对游客加强管理，严禁乱扔垃圾，污染水源，不规范用火和随意采摘等一切有违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为。因为暑场与天池自然保护区毗邻，所以暑场在开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必须把森林防火纳入到日常的管理和经营中。针对森林防火期，严格禁止游客携带火种、使用明火等，防火等级较高的时段禁止游客入内。

3措施和建议

3．1具体措施（1）合理设置关卡，控制游客数量，并对游客进行环境保护和旅游服务的介绍。在进入暑场的必经公路上的合理位置设置关卡，严格控制进入暑场的游客数量，同时对游客进行环境保护宣传和旅游服务介绍。（2）向游客分发循环利用的环保袋，让游客以捡垃圾换取门票或优惠券。工作人员在关卡处为每一批游客提供相应数量的环保袋，并以垃圾回收换取门票或优惠券的优惠政策激励游客不乱扔垃圾，注重环境卫生。（3）对暑场进行合理规划，尤其是停车场规划。划定合理的宿营区、烧烤区、旅游服务区、农产品采购区、餐饮区等区域。为了保护好暑场的关键旅游资源———大浪坝草场，避免游客随意将车辆开到大浪坝草地上，应合理规划停车场的位置，将停车场规划为沿路停车场和宿营区停车场。做到既方便游客出行，又不影响暑场整体的生态环境和游客的旅游体验。

3．2建议分析

3．2．1适当宣传，强调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对暑场的乡村生态旅游进行适当的宣传，把握整体定位。建立暑场乡村生态旅游网站，一方面为游客提供方便的渠道了解暑场的相关信息，一方面全面地介绍暑场乡村生态旅游情况，强调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同时避免因宣传不到位而引起纠纷。

3．2．2走可持续生态旅游发展路线

摒弃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旅游发展模式，坚持走可持续生态旅游发展路线。做到生态环境最优，游客满意度最高，乡村生活依旧宁静，收益分配最适用等。

3．2．3积极寻求各界力量的支持

基础设施缺乏，经营管理能力有限，资金缺乏等因素使得暑场在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道路上比其他地区更艰难。但是暑场居民对乡村生态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较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暑场应该积极寻求各界力量的支持。尤其是政府层面的支持，还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4篇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土壤中的有机物，可以提高土壤的孔隙率，增进水的渗透性，促进微生物的活动，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采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法，会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导致土壤的保水能力下降，容易发生土壤的侵蚀，造成农地的荒漠化。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5篇

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起步较早。这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同。澳大利亚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举措如下:

(一)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吸取了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教训,从20世纪30年代起,联邦政府就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政策,提倡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在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采取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如特别注意从欧洲带来的有蹄动物对资源的破坏以及草场的退化,注意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政府每5年对全国生态环境开展一次全面普查,做出系统评估,并向议会提交详细的环境评估报告。由于环境保护起步早,在澳大利亚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对负债少,遗留问题不多,从而大大降低了发展成本。尽管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但国家不断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为减轻环保给就业带来的压力,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积极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了国家战略。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间建立了体系健全的机构和职能,三级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遗余力,职责明确,分工协作。联邦政府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生态环境的统筹规划和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主要职责由州政府承担,市政府受州政府的指导和干预,在州政府发展框架下制定和执行本市范围内的环保规划。各级各地政府之间密切合作,制定规划,强化措施,确保政府生态环保职能的履行和生态环保权益的实现。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每年的环保投资都接近10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每年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占全年财政预算的10%以上,州一级政府财政投入占到了20%以上。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可靠保障。从1836年开始到现在,澳大利亚建有世界自然遗产2处,国家公园600多处,自然保护区1000多处。此外,还有自然遗迹保护地、古迹保护地、天然动物园等277处。受到保护的国土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很快,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环保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澳洲的新兴产业。许多环保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环保技术。一大批环保和清洁生产服务公司活跃在世界各地,并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本达到了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依法治理。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环境保护的立法比较完善,理念先进,自成体系。既有单项立法,又有综合立法;既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澳大利亚的联邦、州、市三级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联邦的环境保护立法有50多个,如“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碳税法”、“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法”、“大堡礁海洋公园法”等。联邦政府还有20多个专门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各州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则多达100余个,如维多利亚州的“规划与环境法”、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运营保护法”、昆士兰州的“规划法”、“石油天燃气法”等。通过立法,澳大利亚基本上把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纳入了法治轨道。澳大利亚生态环保立法大多以预防为主,每个法律法规的条款规定得非常细,便于掌握,操作性强。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保护法律,有17章201条,加上附件共有约15万字。澳大利亚环境保护执法是十分严格的,无论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只要违反了有关环保法律法规,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查处。工程开发项目如果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法规要求,就会受到若干处罚。工厂违法排污将会受到重罚。在澳大利亚如果对原住民的文化进行破坏,就是最大的犯罪。对古建筑物进行改造必须符合遗产保护法。在动物保护区私自喂食野生动物都属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很少见到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心,因为食品安全的立法和执法非常严格。企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轻者关门停业,并终身不得从事食品行业。重者要承担刑事责任。澳大利亚各州都设有“环保警察”,负责环保执法。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有很大的环境执法和处置权。

(三)倡导多元治理,扩大社会参与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公民生态环保意识比较强,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自觉性高,参与环保活动积极主动。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公民在环保中的作用。通过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公民参与环保。通过购买服务、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互动机制,实现政府、企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相互合作和良性互动。特别是注重公民对环保立法的参与,在制定有关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时,都要把有关法律法规草案散发给公众,广泛征求意见。环保部门还开办了一些辅导课程,帮助居民普及环保知识和技术。很多州都有系统完整的环保网络系统,介绍各州的自然生态系统、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环保知识技术等。澳大利亚城市绿化和园林管理是开放式的。学校、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都广泛参与到各种环保活动中。城乡居民都自觉参与植树、绿化、清理垃圾、维护园林等活动。城市居民房前屋后的花园和绿地,都按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由居民负责种植、管理和维护。政府为居民维护园林提供必要的设备,并有专人负责指导。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昆士兰大学GregSiepen教授给我们介绍,在城市园林维护和管理上,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政府专门规划了一些学校园林作为中学生的实践课堂,专门开辟了一些城市园林供退休后的老年人种养花草蔬果和社交休闲场所。而且在近10年中,澳大利亚这种市政园林有很大增长。很多学校不但把这种园林管理作为学生生物、自然、美术课的实践课堂,而且作为筹集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很多老年人则把园林维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休闲方式。澳大利亚还有人数众多的志愿者参加各种环保行动。如布里斯班近年实施的两百万棵植树造林计划,很多任务都是志愿者完成的。澳大利亚政府在城市园林的管理和维护上,特别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环保,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在很多环保项目上,政府注重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在澳大利亚,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如布里斯班南岸公园,就是在1988年世博会结束后,政府与企业利用世博会的场地合作开发的项目,该项目严格执行环保标准。2000年悉尼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后期开发所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污水,也都是由企业负责处理的。

(四)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生态化澳大利亚城市建设有严格的规划。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规划把各部门统一起来,分工负责,协调一致。城市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单元来进行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设计,围绕社区建设和居民生活需要来展开,而不是围绕产业布局来制定规划,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如墨尔本致力打造20分钟生活圈。总体规划超前并执行严格,有的坚持百年不变。社区详规在充分调查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变化情况每两年调整一次,完善功能布局,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各项城市规划和管理政策、法律出台,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城市新开发项目,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澳大利亚的城市建筑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规定可持续性指标,由第三方机构绿色建筑委员会负责评估。近几年来,随着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居民住房需求量增加,房地产不断升温,建筑业发展很快,大量的建筑垃圾、噪音和扬尘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为了减少城市建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州都将房屋建筑的施工许可由政府转到议会,提高门槛。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建筑可持续发展规范,强力推行工业化建筑作业,有效解决环保难题。任何单位和个人建房,必须按照该规范提出申请,报州议会审批。申请表内容涉及建筑规模、地点、格调、性质、功能、工期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邻居的态度、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意见等,稍有不实,就会被否决。目前,澳大利亚的建筑工地基本上都采取钢架结构,改变了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垃圾大大减少,建筑噪音也比较小。在澳大利亚,基本没有见到城市大拆大建情况,城市都保留了不少旧建筑,档次虽不高,但留有城市记忆。澳大利亚城市公共设施功能配套,简单实用。城市街道不宽,但干净整洁、四通八达、人车分流、公交先行、设自行车道。政府通过对停车场建设的高税收,鼓励居民多坐公交出行等。城市排水系统非常完善,基本做到雨污分流,饮用分开。在很多城市都建起了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分“白、灰、黑”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在澳大利亚很多建筑物上和地下都有雨水回收系统。一般的建筑物和单位没有围墙,办公、购物、休闲融为一体,遍布花草的绿地随处可见,开放式的公园古树参天。乡村建设基本与城市接轨,绿树成荫,路网发达,出行极为便利。

(五)尊重自然规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澳大利亚非常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注重对自然生态链的维护,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生态链进行环境治理,尊重自然规律,是澳大利亚近年来环境保护的一个鲜明的做法和特点。如在再造林、河道修复、植被管护等工程项目中,他们根据不同的土壤环境、气候条件、水文地质和生态系统,选择不同的树种,强调树种和生物的多样性,并模拟自然界植物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修复和改造。比如布里斯班市近些年推出了200万株造林计划,就是根据不同土壤、水文条件,栽种不同的树种,并形成生物链,以保证造林效果。在河道修复方面,澳大利亚很少见到水泥河岸与堤坝,基本上是保持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链条的特征,考虑的主要是如何保持河岸的自然特性,如何有利于动植物繁衍和生长。在维护自然生态性措施方面十分有力,对本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力度很大,对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十分重视,动植物检验检疫极其严格。近年来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开发,提倡家居安装太阳能,州政府给予补贴。当然,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狭隘的利己主义,比如澳大利亚环保技术较为先进,但往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设置种种障碍。近年来,澳大利亚推动产业升级,把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环境负担。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产自中国和越南等国。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生活用纸浪费很大。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桉树最多的国家,生活用纸都用桉树制造,但澳大利亚不直接生产桉树纸,而是出口桉树到发展中国家造纸,再进口生活用纸。澳洲粮食种植和畜牧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农畜产品出口大国,为了提高产品品质,澳洲大量使用太平洋岛国的鸟粪作为肥料,给这些岛国带来了生态危机。这种狭隘的做法,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不利的。

二、经验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虽然我国国情与澳大利亚不同,但澳大利亚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要实施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起步早。因为起步早,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负债少,经济发展成本低,这与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不同的。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环境问题却十分严重。这种反差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上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很大的,而且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恢复代价很大甚至不可逆转。因此,必须下决心走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发展路子。指出:“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政府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承担起环境保护责任。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环境保护优先的观念导向、政策导向和工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降低发展成本。

第二,要构建全员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员参与的环境治理体制,明确主体责任,协调利益关系,形成互动机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最大掌控者,如何科学定位其职责担当规范其施政行为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环境保护上应承担主要责任。要把环境保护的考核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落实政府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同时,应树立大环保理念,扩大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化进程。要按照“谁使用谁付费、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确立企业在环境保护上的主体责任。要采取多种形式,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环保。要把环境保护教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持久的生态环境教育,逐步把生态环境知识列为中小学的一门课程。环境保护离不开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反思人的观念,提供人的素质,改变人的行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要在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要发挥民间组织在保护环境上的作用,促进环境保护新兴主体的成长。

第三,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是做得较为成功的。政府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有基本的政策对接、统一的规划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生态理念和科学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加重视,但在生态建设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不衔接、不协调的状况,影响了环境保护的统一秩序和工作效率。因此,要增强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的原则,科学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真正做到规划先行,以科学规划统领科学发展。要在坚持生态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础上,力求生态建设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处理好近期建设和长远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要重视生产、生活、生态互动共赢体系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要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联动机制,确保生态建设的区域统筹。

第四,要建设生态城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在城市建设规划起点、规格、标准等都相对较高,但在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的建设标准上,则相对较低,与澳大利亚存在很大差距。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各级政府工程建设投入大幅增长,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深入研究城市建设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认真处理好工程建设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在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施工、运行管理等各个阶段都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要积极探索工程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调度和使用模式,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营效益的同步提高。要严格执行城市建设规划,实行城市精准管理,减少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建设生态城市关键在人,关键在人的生活方式。“激发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是市民自身生活方式不断生态化生出的内在需要。”要通过转变市民生活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市民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第五,要坚持依法治理。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已有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执行也不到位。因此,要强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坚持依法治理环境。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之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和操作性。完善执法体制,加强基层执法力度,严格环境执法。特别是要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必须严厉打击捕猎、盗伐、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严厉禁止捕杀和贩运野生动物,切实管住市场,管住餐桌。保护好野生动植物资源,就能维护生物链条,促进生态平衡。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6篇

(一)水污染触目惊心

目前，我国仍有3亿多农村人口饮水达不到安全标准，其中因污染造成饮用水不安全的人口达9000多万人。有相当比例的农村饮用水源地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我们的饮用水50％以上是不安全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最新检测报告(2005年6月份)称，我国七大水系，水质达到I~III类水体的占49.2％，IV－V类(受污染水质，不能用作饮用水源)水体的占28.5％，劣五类(已丧失直接使用功能)水体的占22.3％。湖泊水库中满足Ⅱ～Ⅲ类水质的湖库有7个，占26.9％；Ⅳ～V类水质湖库有9个，占34.6％；劣V类水质湖库有10个，占38.5％。

(二)土壤污染严重

全国约25％的土壤处于警戒状态，污染比较严重的约5％。蔬菜中农药污染问题更为严重，农产品已经缺乏安全保障。由土坡污染引发的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群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有关部门进行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江苏调查区蔬菜和稻米的铅超标率分别达到60％和46％。广州调查区的蔬菜样品中，七氯和异狄氏剂醛的检出率都在85％以上，而硫代硫酸盐的检出率竟然高达94％。一些地方的稻田土壤因渗入镉废渣而被泻染，致使稻米中的含镉量超标，无法食用。因土壤污染，全国每年粮食减产1000万吨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约125亿元。

(三)固体废弃物污染蔓延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由此带来生活垃圾量的迅猛增长，并且因城市垃圾向城郊和农村转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据测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2.8亿吨，生活污水约90多亿吨，人粪尿年产生量为2.6亿吨，绝大多数没有处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随意倾倒、随地丢放、随意排放。畜禽粪便年产生量达27亿吨，80％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没有污染治理设施。在一些地区，畜禽养殖污染成为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二、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原因

(一)污染型产业向农村快速转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污染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一些农村，为承接污染型产业和引进这些企业，地方政府许诺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表面上看，引进这些污染产业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而且给当地村民一些就业机会，有些地方为了回避国家对土地的管制政策，采取“以租”的办法非法占用农民的土地。有些地方根本不考虑国家的环保政策，违法违规建设。由此对村民造成的危害是长远的。

(二)农业化学品的过量使用

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已达4700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此外，仅从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来看，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的氮就达300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还导致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现象。

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6％。过量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利用率仅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了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地下水污染。

(三)农村土地布局不合理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直接污染的危害。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明显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综上所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向西部和落后农村地区转移；同时，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对企业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的不合理布局，农田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过量是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主要原因。

三、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镜污染日益严重的状况，我国在起草污染防治政策、立法、标准体系时，有必要借鉴美英先进经验。第一，由于各生态要素相互关联的特点，在研究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农村环境保护条例，建立农村环境监测、信息统计、质量评价等标准、方法体系时，应注意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综合协调，同时应对现有的这些法规中已有的一些制度进行完善；第二。在立法中应强调预防体系的健全，并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第三，在立法上应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确立公众参与制度，充分发挥公民个人、NGO等环保组织以及社区的作用，让他们积极参加到污染防治工作中来；第四，建立污染整治基金制度、污染整治市场体系和环境污染风险责任保险制度，促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整治向市场化发展。

(二)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有着举足轻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阶段，政府应采取“发展导向”模式。(1)政府应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健全有利于提高执法效能的长效保护机制，用制度来监督环境。环保系统应该实行环境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2)建立宏观综合决策机制，健全中央—地方协商制度。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示。环境保护政策要同部门发展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合作均衡。(3)进行有效管理，促使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情况，因而通过政府来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管理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政府可通过征收“屁古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制度。

随着发展，政府应逐渐转向“秩序导向”模式。强化公共资源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建立起合理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利益关系。

(三)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要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健全监测指标体系和信息系统，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环境监测。加大农村环境监督执法力度，严格查处小造纸、小化工、小冶炼、小水泥等高污染行业违法排污行为。对长期超标排污的私设暗管偷排偷放的、污染直排的，应停产关闭。对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未经验收擅自投产的，应停产停建。对治理无望的企业和生产能力，应关闭取缔。严格环境准入，禁止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农村地区立项。加强自然保护区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采矿和开展旅游等破坏生态的行为。要充实农村环境保护力量，保证必要的监测、执法装备、经费等工作条件。

(四)增强科技对生态环境管理的贡献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农村环境保护，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农村环保关键和适用技术。围绕农业面源污染形成和消除机理、污染土壤修复、水体自然生态修复等重要课题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展科技攻关。加快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有效防治农村污染和生态破坏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分类指导、试点示范、教育培训等方式，建立新型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环保适用技术的应用。

摘要：在对我国农村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剖析的基础上，在“重发展，轻环保；重生产，轻生态”的思想影响下，分析了造成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原因，最后，结合当前农村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的实际问题。提出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7篇

我国的环境立法注重在行政管理领域对环境保护制度的构建，但对包括检察机关实施监督在内的环境司法保护制度的确立却颇为不足，最高司法机关同样也面临规则贫困的问题。在最高法院已经颁布的司法解释中，与环境案件审判相关的极少，而且针对的也主要是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涉及的更少。相对检察机关环保监督职能而言，现有刑事规范与环保法律法规的相互渗透尽管令人欣喜，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如环境污染犯罪的相关规定刑罚宽泛，处罚偏轻，常陷入适度性把握的困境，与《环境保护法》中侧重针对超标超量排污、未进行建设项目环评、未履行环境信息公开等制度的规范不同，目前的刑事法规更多地将视角投向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等行为的制裁。在量刑幅度上，虽规定视具体情形而定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相对于行为可能和已经造成的危害度，实际刑罚却显得过于宽泛。司法实践中，基于环境刑事案件客体的特殊性，偏重从轻处罚，即使是造成巨大损失的重大环境污染案件量刑也较轻，处以重罚的并不多见，相对于危害行为本身其刑事责任显得非常轻微。但是，环境权益不同于一般的权利，其客体具有特殊性，它涉及的水源、森林、大气等环境元素属于公共物品，需要通过许可证或规定限额等方式来管理，一旦超出合理限度就给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则又显得处罚过于严苛。尤其是以“生态立本”为理念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领域若抛开对轻微污染环境犯罪从轻从宽的处理政策则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和司法困境。

二、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提升环保监督意识

1．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对大气、水源等涉及民生的污染有所认识，但对于哪些情况涉及到犯罪还不清楚或是比较模糊。因此，检察机关要结合自身职责，与有关单位配合，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深入到企业、社区、乡镇等宣传和引导了解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相关问题，通过以案说法、发放宣传资料，判决书上网、典型案件报道宣传，定期公布一些生态环境资源案例等形式，进行有关法规及有关环境保护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树立环境保护司法意识。每一名检察人员要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责任和环境保护法制观念，并贯穿整个司法实践活动中。检察机关应会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深入环境保护一线执法部门，宣传环境保护中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教育和引导环境保护监管人员严格、公正、高效、廉洁地适用法律，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观念，提高环境保护监管人员的司法意识。

3．拓宽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环节、多领域，贯穿于整个社会。要实现全民治理，参与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这个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环境保护监管方面，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积极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监管，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环境整体状况令人担忧，如水源、大气污染等等，这就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保护我们的环境。检察机关应密切与人大、政协、环境保护等部门配合，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畅通公众参与举报、揭发环境资源犯罪的渠道，让环境违法犯罪付出巨大成本，以提高全社会的法制、环境保护意识。

(二)建立机制，提升环境保护监督水平

1．建立环境保护监督机构。目前，检察机关针对环境保护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应结合司法改革和各地实际，考虑建立与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对接的机构。在环境保护问题突出及案件量大的地区，检察机关内部应成立专门环境保护的监督机构，全程负责此类案件。其他地区检察机关成立非常设机构，建立一套涉及环境保护案件近似于“绿色通道”的制度和工作流程，每个部门都确定专人具体负责，以提高处理环境保护犯罪行为的工作效率。

2．强化环境保护监督责任制。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检察机关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机制建设、人财物投入、犯罪案件办理情况及管辖地区的环境状况等指标予以量化，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进行奖惩和作为晋升提拔的依据之一，对违反相关规定造成一定后果的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环境保护工作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年度的评先评优资格，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以提高环境保护实绩考核制度的权威性。

3．落实环境保护监督公开性。环境保护监督的公开性就是保证其合法、公正，增强环境保护监督的透明度，把工作置于阳光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增强全体工作人员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全面推行环境保护监督的政务公开，向公众公开环境保护监督的依据、政策界限、具体程序等，建立环境保护案件的回访制度，多方面、多渠道征求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以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监督的知情权、参与权。

4．加强环境保护监督队伍建设。加大环境保护监督投入力度，在人财物的投入上向环境保护监督工作倾斜，改变环境保护监督工作能力弱，装备差，侦查监控手段落后的现状，增强环境保护监督队伍的执法能力。加大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招录环境保护法学专业人才，积极开展专题培训，努力培养一批精通环境案件办理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在人民监督员中选任具有专业知识或业务背景的人员参与检察机关办案。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家、技术人员组成专家委员会，帮助解决检察工作中遇到的专业性、技术性难题。同时，要加强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建设和廉政建设，严把“人情关”、“金钱关”和“权力关”，杜绝环境保护监督人员与环境违法企业有金钱来往或在执法过程中的现象，将环境保护监督队伍打造成一支敢作敢为、敢打硬仗、善打困难仗的强兵。

(三)发挥职能，加大环境保护司法监督

1．依法打击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活动。在查处环境保护领域违法行为过程中，单凭某个部门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公安、环境保护、国土、林业、农业、交通、工商等职能部门应整合执法资源，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健全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配合、共同预防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制度，形成合力。作为国家赋予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其检察职能几乎贯穿于查处违法犯罪整个过程。如何有效地发挥自身职能，是打击环境保护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掌握本地基本情况，围绕项目建设审批、环境保护监管等方面，排查案源。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损失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及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要积极履行批捕、职能，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对于督办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引导侦查，提出取证意见。同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在案件移送标准、证据收集审查、犯罪数额认定、法律适用、管辖设置等方面达成共识，统一执法尺度和证据标准，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执法效果。

2．查办和预防环境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当前，检察机关在查办环境保护领域职务犯罪时，要结合本地实际，重点查处和严惩国土、水利、环境保护等重点部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在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应当研究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发生的重点领域、部位、环节、人群、案发特点和规律，查找相关政策、规定和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监督管理存在的漏洞，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此外，环境检察工作也要坚持“惩防并重、综合治理”方针，发挥预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重点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在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方面，环境检察预防工作应当密切关注有关开发行为的行政规划和审批环节，开展专题调研，找准此类环境问题症结，提出预防对策，督促落实检察建议。

3．开展对环境保护领域犯罪案件的诉讼监督。检察机关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需要内部反污、反渎、侦监、公诉等多个部门紧密配合，依法运用立案监督、检察建议、查办职务犯罪等手段，督促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加强对涉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同时，充分发挥追捕、追诉职能，切实解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加强对审判活动和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监督，依法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涉及环境领域侵权案件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依法支持人民法院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执行工作，规范执行行为，促进判决裁定的有效执行。

(四)完善法规，健全环境司法保障

1．在刑法中扩大行为犯，增设危险犯、过失犯的刑法责任追究。由于有的危害环境行为与其危害结果之间有空间与时间距离，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则无法挽回。如果刑法只是惩治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的行为而不惩治危险犯，则会削弱刑法在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的作用。为了有效地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在环境刑事立法中，对一些诸如污染环境罪、破坏自然资源罪等罪名，以行为犯来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发生了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行为，不论是否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只要危害行为属实，达到一定的持续时间、数量或程度，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便更加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并已造成严重结果的行为进行制裁，还要规定处罚危害环境的危险犯。

2．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现代化生产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的严重危害，加之证明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主观罪过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加困难，可改变传统刑法中“无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借鉴英美一些国家将“无过错责任”引入环境刑事立法中，确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种行为或造成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结果，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特殊性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应在环境资源保护相关刑法中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建立刑事严格责任制度，以适应现实需要。

3．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幅度。鉴于我国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应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幅度，以提高刑罚的威慑力来阻止犯罪。我国刑法也应明确罚金刑的标准和数额，达到足以威慑环境犯罪的强度，使那些通过危害环境攫取不义之财的违法者感到一旦受到刑事处罚就会得不偿失。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8篇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总之，减少西部牧区人口的重要途径在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发达地区或大中小各类城市转移，毕竟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维护广大西部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9篇

1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现状

丹江口水库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2004年2月，南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人员在丹江口水库随机取出样品水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25项指标除了总氮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外，其他24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其中，铜、锌、镉、硒、砷、铬（六价）等14项指标在国家规定监测方法内未检出（也就是说完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PH值8、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溶解氧、氨粪大肠菌群，完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总体上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

但是，随着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库区生态环境正在恶化，影响水质的潜在因素正在凸现，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需要艰苦的努力。

1.1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根据2000年全国第三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资料，南阳市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强度流失面积446.8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中度流失面积1369.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1.5%，轻度流失面积1552.44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4.5%，三者合计3369.0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5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990万吨，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938吨/平方千米，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从自然因素上看，一是地形，该地区山地和岗地面积广大，其中坡度25。以上的坡地就占到山地和岗地总面积的52％。二是成土母质，该地区的成土母质多为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沙砾岩，一旦遭遇强度大的降水，极易造成土层坍塌，泥沙顺水而下，形成泥石流。三是植被，由于库区居民大规模的垦林开荒，地表，提供了大量的泥砂源，同时，部分山区特别是丘陵地区植被稀疏，土壤凝固力差，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四是降水，库区处在夏季降雨的中心，每年5—9月份暴雨频繁且强度较大，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动力因素。

从社会因素看，丹江口库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是该区水土流失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建设对木材的巨大需求。当地政府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由于对木材的采伐缺乏计划性以及对再生林的培养缺乏更新性，使得森林资源面积越来越少。仅在西峡县，国家就设置了三个国有林场，先后采伐了2万多公顷的原始森林，而属于死保护区的林区，现在也所剩无几。第二，农业用地对森林植被的强夺。丹江口库区90％都是生活在深山的农民，当地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43公顷，靠这仅有的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又不能从农业之外的产业中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只好把矛头转向林地，不断地伐木毁草，不断地开辟土地。这种农民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生态陷入“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砍光了就去山上开荒”的恶性循环，使得森林面积急剧减少。除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锐减，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肆意地开山炸石，任意地弃渣置物，都会造成库区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雨季泥沙俱下，大量的泥沙在库底淤积，使得水库的库容减少，工程效益降低。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1988年20年间，丹江库区淤积泥沙达12.1亿吨，已占水库库容的8％。即使按着这样的淤积速度，水库的使用期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泥沙携带了大量的养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进入库区水面，使水库水质富营养化，加剧了水体污染，这将严重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运行。

1.2水质污染

丹江口水库入库干、支流汉江、堵河、天河、浪河、淄河、神定河、泅河、官山河、剑河、老灌河等河流的沿岸城镇废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库，库区已受到了汽车制造、机械加工、化工、建材、造纸、食品、采矿、制药等多行业的污染。据估计，库区城、乡和工业企业向丹江口水库年排污水量达1亿吨，加上不适当使用化肥、农药，使库区局部有富营养化发生的趋势。

据南阳市环境监测站对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多次连续监测，综合数据表明：丹江口库区总磷总氮明显超标。其中总磷浓度为0.02—0.05毫克／升，总氮浓度为1.48—1.60毫克／升，分别超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和劣V类，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类水质和调水水质的要求，有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库区近年已检测出微量有机物达200余种，从历年库区底质检测还发现有含量极微的毒害物及重金属。由此可见，丹江口库区的生态环境开始出现退化。水体一旦富营养化，就很难治理和控制，势必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质量，这样投入巨资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

（1）工业废水污染

丹江口库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业门类不多，且多以污染大、耗水多的重工业为主，而缺乏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轻工业。例如浙川县的造纸厂、化肥厂、冶炼厂，都是排放污水的大户，由于这些企业的治污技术和设备比较初级，致使大量矽废水、污水无处排放，只好顺流而下，汇人丹江，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就会造成水体的严重污染。

（2）城市生活污水污染

仅以丹江所依托的淅川县县城为例。浙川县城区人口约有8万多，年排放生活污水1314万吨，污水中含有的COD、N、P等多种有机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河道污染呈加剧趋势。

（3）农药化肥污染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丹江口水库的辐射区域都是重要的农耕区，农民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因经济利益驱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化肥农药，未经作物吸收利用的农药、化肥，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透等方式，进入库区水体，从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丹江水体的污染。

2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近两年来，已经关、停了部分严重污染的企业，各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也开始进一步实施。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2.1没有库区生态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综合变化趋势信息。

到目前为止，参与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大多在独立行事，根本没有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大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整个库区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少库区生态环境、水质等的综合数据，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

2.2当地居民生态意识淡漠

生态环境效益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效益。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即期的回报，就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理。因此，生态环保意识难以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也就缺乏其内在的动力。尤其是在经济落后、耕作业为主的丹江口库区，当环保意味着限制耕地、减少采伐而牺牲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从地方各级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就都没有了环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退耕还林、还草这些直接恢复生态环境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长远意义，但在短期内却解决不了水源区260万居民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花大力气把生态环境恢复了，也还会再度破坏。

2.3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较差

丹江口库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毁林、开荒、围库造田、乱捕乱杀，使得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农药、化肥、污水的滥用乱排，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由此可见，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库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较差。

2.4环境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丹江口库区有关部门在对排污企业的现场检查时，虽然多次监督排污单位污染防治的运行，但缺乏完整的监管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队伍，致使这些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排污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

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民族风俗习惯

分住在从江县城南6公里处月亮山麓天然林的5个寨子里，土地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长期居住着村民400余户、2000余人。走进岜沙，随处可见茂密的森林。他们以稻作为主，狩猎为伴，尽管已经“无猎可捕”，但是，这里的男人仍然保留着标准的“背枪配饰”。这里箐黑林密，鸟道蚕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千百年来极少有外人进入。“岜沙苗寨”面积不大，建于山梁坳口及面向都柳江一侧的半坡上。整个“岜沙苗寨”木楼古朴、简单，四周则为密林环绕、环境幽雅。“岜沙苗寨”全系苗族，衣着极为传统，发饰极为奇特。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人对树木特别崇拜，把树木当神祭拜。岜沙人普遍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看待生死十分坦然，他们非常朴素的认为，人从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让四季常青的树木延续人类的生命。在岜沙每出生一个孩子，家人都要为降临人间的小生命种上一棵树，并对这棵树进行料理保护，祈望这个孩子像这棵树一样健康成长。岜沙人的丧葬习俗是神奇的，岜沙人没有在生前就准备棺木的习惯，一个棺木，择地埋葬后，即在墓穴上同样种上一棵树，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让生命在自然中继续延续。岜沙人把生命融于自然，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大树，形成了岜沙独特的树葬风俗习惯，因此，在岜沙，只见古树参天，森林密布。禁止滥伐树木，很早就成为村规民约:只要发现有人盗伐树木，就要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猪肉供全寨人吃，以示警告。村民们因生活所需，上山拾柴都自觉保护幼苗和树干。占里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城东北25公里，全村不足800人。是一个长时间保持人口低增长的侗族聚居村，这里古木参天，流水潺潺，景色迷人，民风淳朴。应该说，占里侗寨是一个深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村寨。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而占里人自觉格守着古老的盟誓，维护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独特的生育观，数百年来人口几乎零增长。任凭外界如何变化，这里依旧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对树木的崇拜也是占里人世代不变的信仰。神秘的树葬，更是一道独特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村寨、乡镇所组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自然要受到各种习俗及规则的制约和影响。“岜沙苗寨”与“占里侗寨”人们的生活方式，充分说明了从家庭—家族(家支)—村寨(族群)的演变及放大的过程。也就是为了维护从个人到家庭、家族、村寨直至一个民族的利益。个人的生存就像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风俗习惯确实又把个人利益同家庭、家族、村寨以及民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民族风俗习惯对于个人的制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习惯彰显智慧的体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的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律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制定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1］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指的就是风俗与习惯法，通常讲，风俗是“自动运行”的，而习惯法是强制实行的，具备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类共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实际又始终贯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是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观察自然。他们认为，他们天然就存在于世界与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总是以人为尺度去观察、体会世界和自然，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相当盛行，时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其中以树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就是对树木无限崇拜最为鲜活的例证。岜沙人对树木的崇拜，听说起来让人难以自信，从古到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尽管321国道已于60年代修通过境，可就是没有汽车到岜沙拉走过一根木材。岜沙人绝无仅有的砍树“行动”的例外，是发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踊跃投工献料。岜沙人怀着对无限敬重的心情，毅然决定将全寨一棵视为林中大神、直径1.2米的千年香樟树敬献给，用于修建纪念堂。尽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的标准。但是他们从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树木。而占里人则流传有种种植树造林的传统，其中“嫁妆树”的习俗最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一百株衫树苗，作为儿女成家的嫁娶费用，甚至有的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树”，预备嫁娶费用。作为经济欠开发、欠发达、欠开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是相对发展滞后的，但是，大家共识的贵州，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素有公园省之称。同时贵州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42.53%的省份。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根据贵州省林业厅2012年的统计，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地处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东南州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达68.24%，同样也高于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贵州有70多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目录，绝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东南州都有生长分布。当然，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高的原因可能因历史、环境、地理、地貌、气候、经纬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渊源一般可分为法的正式渊源和法的非正式渊源。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法的特征看，习惯显然不完全具备规范性、国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但是，习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强制性，其规范作用、社会作用是明显的，通常讲，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是规范作用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手段主要就是习惯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自觉地创建新的社会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适当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习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规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他们对树木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的村规民约。若有违反者，将受到处罚。2．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迹。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其表现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现为政策、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灵世界里习惯时刻调整和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调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强于国家法。习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社会秩序自然地维系与调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村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设定，对树木的栽种和对擅自滥伐树木的惩罚，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证习惯得以完整的实现。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可持速发展的目的。不容讳言，尽管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当地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和继承，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尽管从效力上而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没有神话传说和现行法律那样高效力，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远远不及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包括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什么使得一种风俗习惯能成为习惯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强制性以及长时间的规律行使，而是相关规定的社会伦理内容，是针对共同福祉的。”［3］但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毕竟不是习惯法，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将习惯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因子视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当然，我们对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也存在不断认识、挖掘、整理的过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守护

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强制性规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贵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对水土的保持及气候的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速发展。他们通过习惯有效的解决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正因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特别是禁止滥伐树木，普遍融入县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及新型农村建设规划等等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当地绝大多数村规民约的制定，尽管侧重面不一样，都将禁止砍伐树木作为村规民约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自然生活习惯以及天然的立体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各类有识之士的目光。当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旅游名片，占里侗寨还入选“2013年中国最美田园”的美誉，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保护民族村寨，特别是岜沙苗寨，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态博物馆”，已经成为贵州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人们到“多彩贵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处。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岜沙人、占里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打理着以家庭为主要特色的“农家乐”，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展原生态旅游，成为他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径之一。可以预见，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已经成为日益兴旺的原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提升，必然会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超常规的为当地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是多彩贵州、神秘贵州的一朵奇葩，表现为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奖励补偿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的法理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今岜沙人、占里人生活的贵州省从江县经济建设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小，按照国家的政策标准核算，贵州省从江县仍属于部级贫困县。我们说，部级贫困县没有歧视的含义。尽管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大都属于国家政策限制开发和限制利用的范围。从一定程度上讲，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对自然、植被、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诸多方面，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的。谁都不会否认，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们经济建设发展的成就，经济实力有了大副度的提升，国力大为增强，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我们国家的西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换取东部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西部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换取东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二者相互依存，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离不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从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后，无疑应该返哺西部地区。在我国“封山育林，禁止砍伐”，当下已经成为国家的政策所导向的基本内容。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已经全面实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的奖励和补贴政策措施，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可以说“功不可没”。作为长期栖息在西部贵州的少数民族村民，他们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风俗习惯，理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经济的、法理的层面讲，也应该享有适当的奖励和补贴，以解决他们温饱之忧，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增添“助推器”。

当然，我们讲，对少数民族村民，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风俗习惯给予适当的补贴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若依赖当地政府的经济条件来实现补贴，解决他们温饱之忧，显然是做不到和做不好的。应该在国家统一管理的层面，制定鼓励、补贴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从长远看，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全人类，只有非常重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建设才可能持速发展，只有经济的全面发展，才可能有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发展。总之，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崇拜大自然、崇拜树木的风俗习惯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渊源，我们对它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单一的。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非常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认识、整理、挖掘、研究。